这就如同中国的古币，在矛盾的结合中体现着事物的规则，对两种形状的使用顺序大有学问。聪明人不会在该“方”的时候“圆”，因为智慧本身也是有形状的。
韬光养晦亦是方圆之道
楚庄王这招儿也挺绝，他以蒙蔽的状态查验臣子的态度，以期将来能一鸣惊人。他知道很多事情应该有姿态，很多事情不可过分，很多事情得讲究时间和火候。该“方”的时候不能“圆”，该“圆”的时候不能“方”。
“长第挫吴豕，雄图竞周鹿。万乘重沮漳，九鼎轻伊洛。”唐初名臣李百药的《郢城怀古》说的是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洛水的气概，而这番气概的激昂着实经历了长期过程，其间体现出方圆之道的意义。登位三年的他从来不发号令，终日郊游围猎沉湎于声色中：“有敢谏者，死无赦！”晋国趁机把附楚的国家拉了过去，有个叫伍参的大臣实在忍不住了，冒死进谏的他见庄王左拥郑姬右抱越女而坐于钟鼓之间。伍参请庄王猜谜语：“有鸟止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
楚庄王心里明白他说的是谁，便悠然地答道：“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过了一段时期，楚庄王仍然没有动静，大臣苏从又去劝说。庄王抽出宝剑要杀之，苏从无所畏惧地劝谏，庄王终于罢淫乐而亲理朝政，伍参、苏从得到了重用。楚庄王这招儿也挺绝，他以自己蒙蔽的表象来查验周围的臣子到底是什么态度，以往奉承拍马的人都被撤职。“国人大悦，是岁灭庸。”鉴别清浊，整饬吏治时应该预设环境的，没有这种出奇的手段，不可能“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制造武器，操练兵马，收服南方成为楚国真正振兴的具体步骤。
为了彰显楚国的兵威，楚庄王特地在洛邑郊外举行大检阅，挂名的周天子很担忧，只好派大臣王孙满慰劳楚军，楚庄王问王孙满周王宫的九鼎轻重如何，似乎已经暗示他要夺取周天子的权力。王孙满机智地应付道：“国家的强盛主要靠以德服人，不必打听九鼎的轻重。”楚庄王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没有灭周的条件，为了更好地发展国家，他请楚国名隐孙叔敖当令尹，从此开垦荒地，挖掘河道，奖励生产。国家强大就有了说硬话的资本，楚国逐渐平定郑和陈的内乱，和中原霸主晋国发生了冲突。结果是晋国遭到惨败，人马或死或逃到黄河，因为争抢而大都入水，楚庄王没有把晋军赶尽杀绝，因为已经一鸣惊人了：“楚自从城濮失败以来，一直抬不起头来。这回打了大胜仗，总算洗刷前辱，何必多杀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攻打庸人之时，由于当时的粮食匮乏，楚庄王曾经“振廪同食”，士卒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这个懂得方圆之道的人知道在很多事情上应该有姿态，特别是不可过分，还得讲究时间和火候。遭庸人抵抗后，楚庄王用的是七战七佯败的办法，使敌人放松警惕而最后遭到大败。正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所说的：“灭庸而楚内乱夷矣……楚之外援固矣，灭庸以塞晋之前，结秦以挠晋之后……早知其有窥觎周鼎之志矣。”说他有“窥觎周鼎之志”，似乎并不矫情。
这只“三年不鸣”的“大鸟”终于开始展翅高飞了，他所任用的孙叔敖提倡法制，注意缓和国内矛盾，使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为取得向西北发展通路，庄王曾7次进攻郑国，乘胜攻灭萧国，彻底地包围宋国……这番努力是不能够缺少耐心、修养和胆识的，而这种素质的背后是拥有能够运筹帷幄的智慧，楚庄王的韬光养晦很是说明了方圆之道的意味。该“方”的时候不能“圆”，该“圆”的时候不能“方”，事情的成功关乎适宜的方式及其所对应的恰当的内容。
宋国投降楚国后，楚国和晋国南北并霸，楚国攻打鲁国的时候，晋国不敢干预，完全丧失了霸主地位。楚、鲁、蔡、许、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鄫等14国在蜀结盟，正式推举楚国主盟，楚庄王成为中原霸主，从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到楚庄王，前前后后的“春秋五霸”大都是方圆之道的高手，这种方圆之道对于民族精神中圆融意境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方”是“圆”的重要补充，“圆”是“方”的洒脱的前提。
观察不同的事物，我们往往会采用不同的标尺，这正如不同的角度会得到不同的判断结果。多元的判断方式也体现了思考的辩证态度，楚庄王的最大成功在于能够在最恰当的时间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而对这种判断的结果又采取了不同的实现方式。感觉低迷的时段可能正是磨练自己的机会，有志进取者在短暂的困惑期运筹的是如何东山再起，他们不会把困难和挫折当做事业的天敌。“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蜇，以求存也。”这正如战国的金虎纹，仅仅图案本身就是虎，圆虎也是虎，虽然虎的状态可以改变，但是虎性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变的。
屡败屡战易，大胜从容难
以卑微姿态麻痹对方；以精致美女沉醉对方，直至对方长醉而不醒。隐忍与姿态成为方圆的两端，对方不信任的时候，所有麻痹的企图都难以成功。还是史家评论得精当：“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
勾践的灭吴为后世津津乐道，人们大概为这位能够卧薪尝胆的勇士而感慨，而忽略其复国报仇的必要步骤。步骤是不能省略的，因为正是具体的环节赋予卧薪尝胆的意义以认可，成为方圆之道的两端。勾践有两个具体步骤：以卑微姿态麻痹对方；以精致美女沉醉对方，当对方已经醉得都醒不过来的时候，突然发起攻击，最终大获全胜，他的这两个步骤的实施还是按部就班的最初的步骤确实很难，也让勾践暂时付出了人格的代价，将30多名死囚犯的人头敬献于对方，发起突袭的他成功地将吴王阖闾造成重伤，以至于阖闾之子夫差“不敢忘”父仇。这位有志者也有所为，终于把勾践撵到会稽山躲起来，勾践对全军发布号令：“凡我父兄及全国百姓，能够助我击退吴国的，就同他共管越国政事。”文种在这时进谏说：“贾人夏则资皮……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
文种随后到吴国求和：“越国派不出有本领者，派我这样无能的臣子，不敢直接对大王您说，越军不值得大王屈尊再讨伐，越王愿意把金玉子女奉献给您，以酬大王的辱临。并请允许把越王之女做婢妾，大夫之女做吴国大夫之婢妾，士之女做吴士之婢妾，越国的珍宝、军队都归附大王。如果您认为越王不能被宽容，我们将烧毁宗庙，把妻子儿女捆绑起来，同金玉一起投到江里，然后再以仅有的5000勇士决一死战，结果不免使越国人财俱损失，这样一来，大王您岂不是什么也得不着了吗？”这番话说得何等巧妙！吴王夫差准备接受文种的意见，同越国订立和约。而伍子胥觉得不对劲：“吴越两国是世代仇视攻伐的国家，三河环绕着两国国土，两国民众都不愿迁移到他地，吴越势不两立的局面无法改变。您可不要后悔莫及啊！”
得到8位越同美女的吴太宰说：“听说古时攻打别国的，对方屈服就算了；越国如今已经屈服了，还要求什么呢？”夫差采纳太宰的意见，文种顺利地回到越国，勾践的谋略开始实施。勾践埋葬好士兵尸体，对有丧事者亲自吊唁，远出还家者亲自迎接。凡是百姓所憎恶的事都清除，凡是百姓渴望的事都及时办好。此后的他粉墨登场了，自居于卑位侍奉夫差，亲自给吴王当马前卒，能让敌人到如此地步，吴王应该满足了。
跟着勾践前往的是其夫人和范蠡，夫妇二人住在阖间大坟边的石屋里，范蠡跟着当上了奴仆。勾践大概是百依百川页，据说他曾经扶生病的夫差去大便，勾践查看并闻过粪便的味道。说大王的病气已经排出来了，不几天就会痊愈了。不久，夫差果真痊愈了，立即放勾践等人回国，越国遂开始厉兵秣马。立志报仇的勾践惟恐让安逸消磨了满腔的志气，在吃饭之处挂上苦胆，每逢吃饭时尝尝苦涩的味道并自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用柴草当做褥子，以让自己不忘记网苦的生活。勾践亲自参加耕种，夫人织布鼓励生产，范蠡也训练人马而救济贫苦。
此后10年不征收赋税，越国百姓家中都储存有3年口粮，过上好日子的父老兄弟都请求报仇，勾践说暂且不要作战，范蠡让两施到达吴国去麻痹吴王。吴王哪里见过这么美貌的女子，立即青听计从，美人让吴王攻打鲁国等强敌．以期“大展宏图”，吴王觉得有理，正当他四面树敌之时，越国又过来借用粮食。次年越国还粮，还的都是煮过晒干的，吴国播种时颗粒无收。西施又吹起枕边风，说伍子胥不是好人，结果是忠臣被逼自尽，吴国的城池“十卒分散，城门不守”。
夫差确实不懂方圆之道的妙处，大概他在倒霉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判断的失误，无原则的仁慈是注定要倒霉的。勾践用的招数都非君子之道，尽管在非常时期曾经起过作用。他实质上是利用了吴王的仁慈，最终靠西施的美貌甚至是爱情骗取了吴王的信任，这似乎是非常卑鄙的。当吴同被打败的时候，勾践却没有夫差仁慈，他的隐忍、逢迎和决断都表明他是政治家的材料。司马迁较为客观地评价说：“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还是范蠡看得清楚，他带着西施泛游五湖，经商致富悠哉游哉地过好日子去了。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
他是靠绝对的创作实力而闻名的诗人，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毫无疑义是了不起的：没有得到重用的他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忍不住触及权力，甚至流露出造反思绪，不久以叛逆罪遭弹劾。尽管承诺动人。他还是遭遇火中取栗的结局。
诗人的创作总是“斯痛久已忍”的爆发，也即总要迫近极端的，但如同谢灵运这样同权力阶层公开对抗的极其罕见。这位处于东晋与刘宋之间的著名诗人是历史上因为淝水之战而闻名的赫赫名将谢玄的孙子，因为他袭爵封康乐公，后世就习惯地称他为谢康乐。这位贵族出生后不久就寄养在了钱塘杜家，青年时代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其才识很为叔父赏识，他与从兄弟谢瞻及谢晦等都是其家族的精英。年轻时代出任大司马行参军，次年又做了记室参军。此后，北府兵将领刘毅和刘裕对峙抗衡，其叔父由于支持刘毅而被刘裕杀害了，但刘裕对谢家仍然以礼相待，还提升谢灵运做太子左卫率。
但是，刘宋王朝仍然对谢灵运有所怀疑，他见自己得不到重用，就跟刘裕次子庐陵王义真往来密切。义真本来有可能当皇帝，可是刘裕死后，置身王权争夺中的他被杀死了。此后的谢灵运就开始不断地辞官，出入于深山幽谷之间，纵情于自然奇胜之中。要不然就纠集众人非议朝政，由于其“唯以文义见接”，宋文帝义隆让他出任临川内史，令他撰写《晋书》。但是总觉得不被重用的他没有完成，因为把心思都放在因为才能名望远不如他的人都身居要职而愤愤不平之上。
他的文采确实惊人，“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他是靠绝对的创作实力而闻名的诗人，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毫无疑义是了不起的。更何况，他还是极有名望的豪门中人，在极其重视门第的当时无疑是重要的资本。“学而优则仕”，按照这个逻辑，那学而极其优则应当做大官。没有得到重用的他终于耐不住寂寞了，忍不住触及权力，当然，太子的承诺极其动人，“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谢灵运终于流露出造反的思绪，不久以叛逆罪遭弹劾，流放广州之后被杀死，时年49岁。
这位处在宫廷斗争中的诗人遭遇的是火中取栗的结局，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这固然与其家族的背景有关，但是其矛盾的人格也对命运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阅读他的诗歌能够感受到自然流畅的环境美，纵情山水也能得到旷达的境界。我们不能忘记，谢灵运的山水诗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尽管他本人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消极影响，但以景启情浑然一体，从其中可见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精神面貌。其艺术实践为后来的李白、杜甫、孟浩然等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热心政治的他早年曾经信仰道教，后来又转而奉佛，其间曾广泛结识佛徒，而且精研佛理，长于史学书法。谢灵运还曾经注释过《金刚经》，也和慧严、慧观等人润饰过其他的佛经，比原译远为流畅优美，与原本的北本对称南本。
可是他却“自谓才能宜参权要”。这似乎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当权者认为他“多愆礼度”，说白了就是觉得他不安全，可是他的文化能力又是明摆着的，又不能让他无所事事，于是也就给了他个闲职干着，这样对谁都说得过去。可谢灵运偏偏看不起这个闲职，当主管门卫的官员时又犯了错误，接着就被逐出了京城。天真的诗人绝不是职业政客的对手，其实，在南北朝这种政权变幻多端的时代，皇帝就是“兵马强壮者为之尔”。大诗人谢灵运应该知道与皇权有杀叔之仇的他对朝廷是有威胁的。如果为报叔仇，起兵反抗刘宋的统治也很好，但是他并没有这种权力要求，或者说并没有这种权力支配的能力和可能。
他渴望的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当个好官，殊不知，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缺个好官大概要比多个可能的乱臣有意义得多。失望的他后来也就“称病不朝”，领着一大帮子人游山玩水去了，而“陪游者”达200人之多惊动了地方，以为来了群山贼，可是，诗人的骄横j千妄使得他不买地方官的账，于是人家就说他“谋反”，他也就真的有了“逆志”。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大诗人谢灵运只是中看不中用的美丽点缀，可以装点门面，却不可以重用以举事，他的任务主要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殊不知，“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古诗源》对其品德和政治态度作了精辟的评点，结合诗人的身世经历，深刻剖析了其政治思想实质，之所以谋反在于其权力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其“叛逆”归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和倾轧，至于说谢灵运自比为恢复汉国而终生努力的张良和反对秦国吞并四处出谋划策的鲁仲连，似乎是欺人之谈，无非在于要粉饰自己。
才子的政治
跟陈后主们不同的是，这位风流才子懂政治，只是没有李世民般用全部精力抓政治。有始有终的皇帝不多，爱得彻底实属难得，甚至爱屋及乌。当“圆”的艺术令人陶醉时，“方”的世界似乎乏味，但这种乏味正是“圆”存在的理由。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长恨歌》而感叹。这个复杂的人物不仅能够开辟光耀古今的开元之治，还有类似杨广、李煜、赵佶等的文艺才华。李隆基是大唐的光荣，武周后期黑暗统治结束以后，韦后乱政，太平篡权，社会长期处于混乱中，这个20来岁的年轻人毅然而果断地挑起了匡扶基业的重担，使原本颓唐的李唐皇室重新振作起来，这绝对不是闹着玩儿的。
这样的李隆基还是让人佩服的，他的决然有种身临其境的振奋，仿佛在说大唐又出了李世民式的传奇人物。但跟李世民不同的是，他精通数种乐器，擅长指挥作曲，有“曲有误，李郎顾”的听音本领。艺术和政治总是截然不同的，跟陈后主、李后主们不同的是，这位风流才子还是懂政治的，只是没有如刘邦、李世民那样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拿出来抓政治。陈后主、李后主们遇到政治问题空有无限才情，李隆基却能琢磨出法子，但他的能力没有全用在这上面。因为铁的力量不能被内化到他的惟美的细胞中，他还有柔情值得挥洒，也还有明眸值得灿烂。
历史让他感到很朦胧，年号换作了“天宝”，励精图治、重振李唐都已成过眼云炯。因为他见到了千娇百媚的杨玉环，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对音乐的投入。她跳霓裳羽衣，他奏霓裳羽衣，其间的默契几乎超越了爱情。她是他的知音，爱他的“善骑射”、“通音律”、“好八分书”，倾慕他的以开元盛世而笑傲古今。他则惊讶于她的美貌，大概只有这样的美人才能配得上自己，以至于把还是儿妃的她唤于自己的床榻上。这绝不是简单的冲动，历史上能有始有终的皇帝不多，能爱得这么彻底则实属难得。甚至爱屋及乌，让大舅哥胡作非为，用歌舞升平迷惑昏庸的朝政中人，掩盖暗暗潜伏的危机，连奏平安无事的时候，靡靡之音恰恰飘散在百姓背井离乡、死里逃生的叹息声里，安禄山、史思明之流已经开始磨刀霍霍、厉兵秣马了。
江山和美人是他的逻辑两维，这种“方圆”仍然在矛盾的意义上相互作用，当“圆”的艺术让生命为之陶醉时，“方”的世界便令人乏味，殊不知，这种乏味正是“圆”的存在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还是李敖说的有道理：“如果有来世的话，杨玉环千千万万不要再和李隆基，因为他实在是个极不负责任的男人。”
李隆基不会这样去考虑问题，因为安全之类的事情对他来说似乎是“庸人自扰”，其实他属于“庸人不扰”。这事儿也难怪，谁会料到大舅哥能把自己唬得如同傻瓜？
“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的日子曾经过得很好。他们的感情超越世俗，因为世所罕见的作曲家和舞蹈家都是音乐天才，他们并没有孤芳自赏，而是以音乐家的身份将音乐大众化。据说他们从不鄙视江湖艺人，还愿意与之“切磋”，这哪里还有权力差别的味道？但听音乐不能吃饱饭，隆基的最应该在意之处在于对国计民生的重视，而不是让安史之乱如狂风席卷而来。他从令人景仰的帝王沦落为大唐的罪人，是唐朝历史由盛而衰的标志。“旁求宏硕”、“讲道艺文”的他突然明白，未来的日子可能会风雨飘摇。
由于杨国忠的存在，杨贵妃已经变得不能被原谅，跟江山社稷的大浩劫比起来，美女和音乐到底又有多重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总之，杨玉环在马嵬坡香消玉殒，李隆基觉得自己陪着昔日的爱妃下沉，让知音活在记忆里，这时的他已经还原为皇帝之外的男人，这个自然的角色逐渐飘远了，再回头的时候，大唐王朝已一蹶不振。“圆”因为不“方”而不“圆”，失“圆”的时候求“方”是错位之举。在位半个世纪的他曾让社会高度繁荣，以聪明才智挽救世风，而封建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也在他手中结束，怎么能埋怨他呢？130年的超级强大的唐朝已经走入下坡路了。
如果说男人真是女人的依靠，就得以稳固的事业提供舒适的爱情生长环境，否则便等于不负责任。如果说女人不把男人当依靠，男人也更应该自觉地加深自己在事业上的投入程度，以期来装点这个世界的美好。而在“方圆”的罗盘上，双方都是不能够缺席存在的，因为事情的两端总不能在独立的意义上找到存在的根据。李隆基这位大才子似乎怎么也不会料到自己的结局，他应该为大唐日薄西山的事实悔恨的，只是机遇、年龄和时代不饶人。
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对抱负的毫不遮掩透露出真的性情和真的可爱：他不是书呆子，懂得粉墨登场的舞台在哪里，也知道该在舞台上表演什么：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放达的他俯身捉月，以浪漫方式终结自身：
普通人和真正的诗人之间似乎总是有种难以消除的误解，前者无法理解后者的孤傲、癫狂和痴顽，后者却不得不为前者的不智感到悲哀、遗憾和愤怒。“矜才使气，纵横驰骋”的李白的矛盾应该说介乎普通人与大诗人之间，这位青莲居士李太白出生在如今的吉尔吉斯境内，5岁时随父迁居到四川，少年时代好剑而博识，20多岁时诗名远播，他的浪漫主义情愫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对抱负的毫不遮掩透露出真的性情和真的可爱。
佯狂的他也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太定，海县清一。”他不愿如一般人那样，参加科举以获得官位，企图以广泛的声誉获得赏识。“少年落魄楚汉问，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肝雪胸臆。忽梦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由此可见，诗J，．OO渴望已经酝酿在得意之中了。
起初确实如其所愿，因为受到玉真公主等的推荐，他被召人长安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贺知章见其文赞叹其为“天上谪仙人”，他的状态可以从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看得清楚：“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当时的李白还是很有办法让皇帝高兴的，“玄宗宴诸学士于便殿，顾谓李白日：‘朕与天后任人如何？’白日：‘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这样的好话，多情的李隆基是肯定愿意听的，能够说出好听的话取悦皇帝，说明李白不是书呆子，他懂得自己粉墨登场的舞台在哪里，也知道自己该在舞台上表演什么。
“处事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春风得意的李白的日子应该不错，但当时正值口蜜腹剑的李林甫把持朝政，政治也日益趋于黑暗，浪漫的李白仕途不畅。其《古风》等59首诗对唐朝后期的腐败广泛地加以批评揭露，把自己比作是“中天挫折”的大鹏鸟，对政治抱负不能实现感到遗憾。他愿意以战同时代的鲁仲连为榜样，不受爵禄而飘然引退，因而“一醉累月轻王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的不少诗篇都表现了对人民的关心和同情，渴望过上宁静的生活，对残害生命的战争给予尖锐的批判，龚自珍说李白的诗歌熔屈原、庄周于一炉，这个说法是较合理的。
李白的矛盾在出世人世之间，有政治抱负的他不能与腐败者同流合污，于是也就得罪了权贵。做了不到两年的官，竟然辞职不干了，皇帝没有对他的出走表示足够的遗憾，当然这也促成了其诗歌创作趋于成熟。只是浪迹江湖的他还渴望被任用，甚至参加了与自己的政治愿望并非一致的政治集团的幕府工作，以至于获罪而被流放到了夜郎。追求的失败使得诗人转而为悲愤之鸣，作为生活境遇的折射，李白诗中的洒脱飘逸涵盖着忧愁烦恼，他大抵只能在浪漫主义精神中自由地遨游。
毫无疑问，这个多产诗人在用创作消解等待的烦恼，纵观今存其诗900多首，内容丰富多彩，比如说感慨妇女的生活痛苦，描绘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实景，这种关怀颇值得称道。李白“一生好人名山游”，他的诗中有“白浪如山”的长江、“咆哮万里”的黄河、“百步九折萦岩峦”的蜀道及“回崖沓嶂凌苍苍”的庐山，展露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胸襟。他还有很多歌唱爱情和友谊的诗篇，运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意境、自由的体裁和朴素优美的语言表现热烈奔放的感情，很能够打动读者。他反对雕章琢句之风，诗歌流畅而浑然天成，韩愈、李贺、苏轼、陆游、欧阳修、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大诗人都从中汲取过营养。
李白的终结自身也是浪漫的，《旧唐书》说他死于醉酒，民间传说则认为他泛舟于江上，误以水中月为天上月，纵身跳人冰冷的水中，终结了他的名誉、他的抱负和他的创作。两种说法都给后世诗人很多想像的余地。其实怎样的结局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矛盾值得避免，他的矜狂能够超越。
光荣的道路总是狭窄的
跟李白的洒脱比起来，杜甫的诗歌创作生涯，纠缠着政治才能不得施展的无奈。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以“宾客”身份获得资助，这种痛苦使其认识了社会实情。对社会情状的白描，是其情感的深度爆发，沉郁的意境力透纸背。
“文章憎命达”，据说生活舒适的人往往是做不出什么好文章的，因为没有坎坷的经历引发创作激情。王孙公子也可能有吟和之乐，但大都给人附庸风雅的感觉，能创作出漂亮文章的机会于是就都给了命运多蹇的人。比如说屈原、司马迁、苏东坡……这里要说的是著名诗人杜甫。这个曾经居住在长安城南面的少陵的湖北人7岁时就能作诗，20岁之后在吴、越、齐、赵等地漂游，过着“裘马颇轻狂”的生活。后来创作了《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作，展露了非凡的艺术才能，透露出青年时代的气概及抱负。
由于生长在书香之家，杜甫汲取了很多创作的营养，而后在洛阳与李白相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跟李白的洒脱比起来，杜甫的生活似乎有点儿无聊，为了能在长安获得一官半职，竟然引经据典地以诗歌颂扬王公大臣及地方官吏如何贤明，而申诉自己如何贫困，这样的作品的格调可想而知。几乎面对着同样情况，李白曾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甚至在真真假假的狂醉中让宠宦高力士为其做仆役般的服务，这是杜甫无法企及的。纵观其诗歌创作生涯，融就百姓生活苦难的关怀中，似乎也纠缠着自己政治才能不得施展的无奈。
在长安居住的10年间，杜甫的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唐玄宗祭祀老子、太庙和天地的时候，杜甫以三篇“大礼赋”奉之，得到了李隆基的赞赏。已经让皇帝重视的杜甫仍然没有太好的运气，李隆基让宰相考察杜甫的文章，以按特长分配其工作，因种种原因毫无结果。这个有着平民情怀的大诗人又不断写诗投赠权贵，期望得到他们的推荐，最后终于当上了右卫帅府胄曹参军，也就是看管兵甲器仗的小官，尽管他仍然感到不满意，但毕竟有了梦寐以求的官场身份了。
起点尽管不高，但机会可能不少，如果适时地引起高官贵戚的足够重视，也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杜甫的命运可能是真的不好，对于才能的施展而言，他赶上了安禄山叛乱的爆发和李隆基晚年的穷兵黩武，人民的租税与兵役日益繁重。这个被后世称为“少陵野老”的“诗圣”的生计一度成了问题，担忧民众疾苦的他无能为力，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以“宾客”身份获得资助，这种矛盾生活的痛苦更使其客观地认识到社会现实。“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家庭生活实录是他长安生活的反映。
诗人在乱世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尊重，置身于叛乱中的杜甫曾被叛军截获，在“贼中”待了将近半年。他是受过正规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知道在“贼中”待着不是好事，看到庄严的京城一片荒凉的他后来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到肃宗临时驻地受任为左拾遗．后来又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了。由于经常奔走在途中，可以直面人民的日常苦难，很有道德责任感的他完成了组诗《三吏》、《三别》，此后对政治感到失望，辞官回到成都建筑草堂。在安史之乱之后，杜甫唱出了几乎是其一生中最快乐的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可这样的希望未转化成现实就化作泡沫，吐蕃又大举入侵，长安一度曾为之所破，杜甫又不得不感到深深的忧虑。
值得一提的是，回到成都的杜甫还当了几个月的检校工部员外郎，因为不习惯这种幕僚生活而回到草堂。此后开始流浪，甚至于居无定所，这样的不洒脱造成了其更深的苦闷，最终死在从长沙到岳阳之间的水路上。他把诗歌看作是终生的事业，在艺术追求上“语不惊人死不休”，创作态度非常严肃。又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其民族责任感对后世读者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对战争创伤的厌恶，对借兵于回纥的隐忧及官兵力主收复两京的难忘，对久别还家时家人凄惨状况的感叹……太多的不如意构筑了杜甫诗歌特有的忧郁情怀。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种对斯时斯地社会情状的白描，确实是主体情感爆发的感喟，沉郁的意境力透纸背。在这个意义上，称这位从未得到重用的封建知识分子为“诗史”似乎也是不过誉的，因为他在深刻地反映现实的同时，表达了自我对社会的深度感受，浸透着对于时代政治、经济、军事等的真情实感。他的诗歌最终走上了极有责任感的道路，尽管命运的坎坷仍然加剧着，但“光荣的道路是狭窄的”，莎士比亚的这句话似乎也能构成对他的某种安慰了。从读者的角度，渎其诗可以“知其人”、“论其世”，丰富的生活经验加上充分的政治热情，其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独立人格的“叛逆”与勇气
这样的放达情怀大概不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商人世家子，厌恶管柬的他是主张“功利”的。但家境悲惨之状使李贽精神上深受打击，早已“无宦意”，却仍坚持己见。他追求独立人格，可是缺乏苏格拉底式的创造力，及蒙田抑或休谟式的怀疑精神。
李贽是当今公认的晚明启蒙思潮的旗帜，为了铲除他这个“异端”．万历皇帝给了他自刎在皇城监狱的机会。“超出于千万劫之世人”的他要“手辟鸿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这个被利玛窦称为“中国人中罕见的典例”的知识分子“求之近世，绝罕其俦”。“七十老翁何所求”，临终时的他展露了骨子里的放达。“如今男子知多少，却道高官即是仙”，在打着圣教招牌以文伪、售奸、谋私的晚明，他却自悔“五十年前真一犬也”，公然背叛千年道统和纷繁多样的造神运动。
这样的放达情怀大概不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商人世家子，厌恶管束的他是主张“功利”的，“三十而立”之年的他走人官场。“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万里。”因“不得不假升斗之禄以为养”．“不容不与世相接”，但他除“拜揖公堂”之外，一意“闭户自若”以读书。官场不是书斋，他注定处处与上级官僚发生冲突，“在百泉五载，落落竞不闻道”，这就有遭罪的味道了。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时，李贽“夜行昼伏”，他的三十口之家“几无以自活”。通过抗倭斗争，他更加看清明朝的腐败无能，后来尽携眷属奔北京，因处境艰难而做数月教师。
补北京国子监博士后，他同样很不走运，不久跟同事发生抵触。其祖父和次子都病逝，因为经济窘迫，完全依靠妻女田间劳动和卖花织布所得。由于荒年歉收，“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天死。”悲惨之状使李贽精神上深受打击。可“回首天涯”时，又“不胜万里妻孥之想”，只好“复抵共城”。这时他仍视“闻道”为最大快乐，“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后来在南京任员外郎的他有收获也有痛苦。痛苦还是因为老毛病，收获是原来优势的积累所致，看来这位知识分子是坚持己见的。
他主张以德化人而“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同时又对官吏的所作所为“即装聋哑，何须细问”，“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辞官已经是早晚的事，李贽实在是太固执了，最后连曾经与自己“最相知”且“最好有能有守”的人都“不免成触”，只好“谢簿书，封府库，携其家”，放弃加官晋级的机会。官府却不愿意看到他太清静，这个“漂流四外不归家”的学者“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全不知身在何方”，而即使同其他钻研学问的专家在一起，李贽的性格仍不能改。
他追求独立人格，却缺乏同样追求独立的苏格拉底式的创造力，及蒙田抑或休谟式的怀疑精神。他曾孤身入麻城龙潭芝佛院，与僧无念等“日以读书为事”，因为忘我钻研而至头发秽不可闻。这成了他剃发的理由。“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他毫不畏惧地站在“异端”的立场上，以“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的气概，置身哲学和历史的阵地，同专制社会“搏斗”。这样的放达绝非常人所能及。在不断被驱逐、迫害的生活中，李贽完成了《说书》、《焚书》和《藏书》，结果是遭到了封建卫道士所雇用的流氓对其詈骂、围攻和恐吓。
民众对他的“叛逆”和“异端”认识很感兴趣，“无论通邑大都，穷乡僻壤，凡操觚染翰之流，靡不争购，殆急于水火菽粟也已”，这种畅销大概是如今很多媚俗小说所不能比拟的。甚至“咳唾间非卓吾不欢，几案间非卓吾不适”；“全不读四书五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专门上特疏劾奏，说76岁的李贽在芝佛院“挟妓女”，“勾引士人妻女”。皇帝不问青红皂白：“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
李贽从病床上被拉出，用门板抬入京城治罪，放达的他在狱中做诗读书自如。听说要勒令他回原籍时，这位大学者视死如归：“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趁侍者为他剃发之时，夺刀自刎，于两日之后方气绝。而在他的放达的背后，黄仁宇先生看得清楚：“李贽并不缺乏勇气，但是通常来说，这样类型的作家如果发现了崇高的真理而愿意为之牺牲自己，他的文字中间就会表现一种燃烧的自我满足和欣快。这些特点不难在李贽的著作中见到。”
方圆艺术的智慧操控
少年即位的康熙似乎是天生的政治家，他被称为“圣祖”，主要源于仁政及才略。他的除鳌拜、平三藩、开世风，靠的都是高超的智慧及方圆之道的操控本领。培养出大量高素质的皇子的他晚年解决立储问题的方式，也展露出方圆之韵味。
少年即位的康熙似乎是天生的政治家，不到8岁就嗣位，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辅政。这4位顾命大臣曾经承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可这个承诺并没有得到长期的坚守。特别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对小皇帝视若无物，经常当众斥责．这很让年少有为的康熙觉得没面子。当时鳌拜羽翼丰满，稍有不慎，就可能引起叛乱，康熙采取的是稳住敌人、欲抑先扬、积蓄力量以求突变的办法。
当鳌拜称病不朝时，康熙亲自前去看望，躺在床上的鳌拜的脸色有异，经过卫士检验，发现他的被中藏有锋利的匕首，气氛顿时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在不动声色之中给鳌拜吃了定心丸。当他可以亲政的时候，鳌拜已经成了绊脚石，康熙挑选了很多身强力壮的贵族子弟到宫中练满族人喜爱的摔跤，还不时去观看，甚至窥得了门径，没有人知道此举的深沉动机。作为麻醉剂，康熙连连给鳌拜升官，让这位“一等公”渐紧张起来。康熙见状似未加在意：“随身携带匕首是满族的风俗，渐放松警惕。当他的“娃娃兵”可以成事之后，康熙暗结侍卫索额图，让鳌拜单独进殿奏事，结果不难预测，鳌拜集团被一网打尽。这位少年英主历数鳌拜13大罪状，为曾经遭受他迫害的人士平反，真可谓“一鸣惊人”。
平定“三藩”在当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吴三桂在云南不断招兵买马，迟早要出问题。康熙的态度非常明确，决不能姑息养奸，当然，他也不会蛮干，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当尚可喜请求撤藩时，康熙立即批准，吴三桂也不得不上书“仰恳皇仁，撤回安藩”，实际上加速了谋反的准备工作。康熙看出了对方的真实用意，临危决断，“三藩”之乱被平定时，康熙只有28岁，却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成熟政治家了。
此后，康熙又消灭了台湾郑氏政权，驻兵屯守以准备抵御北方殖民者的侵略。有国际眼光的他两次发起雅克萨反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沙俄侵略势力，并派索额图、佟同纲等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之间的东段边界，继而亲征准噶尔部，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满族进关时兵力只有5万多，以这样少的人力统治泱泱大国，不能缺少高明的智慧。而严格的政令锻造了纪律严明的队伍，义无反顾地表达泱泱大国的尊严。康熙被称为“圣祖”，主要源于仁政、才略和方圆之道的高质量操控能力，比如说继承了汉文化，尊孔崇儒，设置满汉官吏的比例。极有才华的他精通多种语言，这大概就不是如今某些知识分子能达到的。兢兢业业的他还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进行全国土地测量，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绘制，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妥善治理黄河的水患，保证了大运河的畅通。
康熙方圆之道的操控是多元的，比如说在立嗣问题上。他有35个儿子，其中有15个夭折了，这位勤政的皇帝看不起明朝养尊处优的皇子，放手让成年皇子参与朝政、处理政务和军务，皇子们犯了错误也要受惩罚，打了败仗也蹲在城外，听候处罚时谁也不能进德胜门。结果大多数皇子都精明能干，康熙觉得这样可以保证清王朝江山永固。但是，立储问题却一波三折，起初，太子是皇后赫舍里之子，也是康熙皇帝的嫡子，由于皇后因生产而死，康熙对太子格外宠爱。按照传统礼法确立其为太子，但由于其性格乖张、残忍、贪婪、刚愎自用、骄奢淫逸且暴戾不仁，当了33年的太子蠢蠢欲动，以至于被废除。
在太子空缺的时候，大皇子有了即位念头，竟然请命代父杀太子，买通蒙古喇嘛巴汉格隆施行巫术，妄图咒死太子。康熙得知后愤怒、鄙夷，认定大皇子为“乱臣贼子”，其实，当时有很多皇子渴望有朝一日继承皇统，素来为儿子们感到骄傲的康熙皇帝不得不为此颁令：“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这是“圣祖”晚年遇到的最大的难题，当太子有结党之势时，康熙只好将立储问题计划得颇为周密，他将“圆”的关爱蕴涵在“方”的严苛中，临终前的他看到自己以往对待臣子过于宽纵，应该有个干练的王者整顿已经有所疏散的世风，终于确立“朕亲抚育”而“幼年时微觉喜怒不定，至其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勤恳切，可谓诚孝”的四皇子为君，这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莫将他做等闲皇帝看
聪明的雍正蒙着温情的面纱，因为“天威莫测”，他是要成就大事的，即位之后的他撕去了温情的面纱，对他的政敌主要是他的兄弟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他真是方圆之道的操作专家，做到“用人不嫌其短，使之各得其所”，也实属不易。
封建宫廷里总会衍生出很多扑朔迷离的传说，比如雍正的死因。他的暴卒没有得到明确记载，只是说前几天处理了很多军机大事，尽管“偶尔违和”，但是“听政如常”，以至于遽然去世时，张廷玉感到“惊骇欲绝”。历史学家早已做出明确判断：雍正死于中风或中毒，总之是吃了什么伤身体的药，或者因药致死，或者因药引发其旧疾而致死，决不是民间的所谓被吕四娘刺死的猜测，也不大可能是作家二月河所认为的自杀，这个坚强的“冷面王”是不能有什么轻生的念头的。
之所以被很多人怀疑，跟雍正皇帝的为人不无关联，而且他的继承皇位就很引起了人们的猜测。因为无论是按照当时的竞争格局，还是传统文化的安排，他都不可能成为“圣祖”的法定继承人。但是康熙的遗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让人们怀疑是否因为矫诏，让这个不事张扬的四阿哥莫名其妙地就继承了皇位。其实这也说明了他的即位的悲剧性质：如果没有父亲的安排，他不可能有机会当上让很多兄弟羡慕的皇帝；也正是父亲的安排，让他的出场很不顺利。
客观地体味雍正被康熙选中的事实，不能不承认他是个有城府的人，至少对谋储的事情表现得很不当回事儿。这种不热衷不可能发自肺腑，大家在一起公平竞争，凭什么主动认输呢？但他看到不能因为在竞争中做得过分而失去康熙的信任，他的弟弟八阿哥就做了这种蠢事，甚至当康熙试探地说大家可以投票推荐时，竞到处拉选票，以至于震怒了康熙．他当即表示：我担忧以后有人看中这位八阿哥的好处，逼我让位于他，真要是那样，“朕惟有含笑而殁己耳。”康熙当然不会筹到“含笑而殁己”的时候，言谈间已经让八阿哥的努力化为徒劳。
聪明的雍正则蒙着温情的面纱，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要不出错，就能衬托出八阿哥等人的失误，即使康熙看出他的政治智慧，也不应该反感，而应该暗暗赞赏，因为“天威莫测”，说话办事总能让人轻易地琢磨出意图，是无法成就大事的。康熙也看出了他的大致打算，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使之不至于四面受敌，给了当时为很多人所看好的十四阿哥一个含糊其词的职务，要他做“大将军王”，这个职务到底是个什么级别，谁也说不清楚，猜来猜去，大家也就忘记了雍正。
后来，雍正果然当了皇帝，即位之后的他撕去了温情的面纱，对他的政敌主要是他的兄弟们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首先是夺了十四阿哥的兵权，这位早已经失宠的“大将军王”很不识时务，在拜谒的过程中很让雍正下不来台，雍正已经不必容忍。他取消了这个弟弟的所有权力和职务，将其长期地加以软禁，打发到遵化去守皇陵。至于说拥戴八阿哥的几位阿哥都没有好下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不臣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等雍正亲笔书写的碑文就很能说明问题，“八爷党”也随着八阿哥的莫名其妙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雍正是方圆之道的操作专家，这个很有魄力的皇帝很会用人，从李卫、田文镜、鄂尔泰的受到信任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听到群臣的异议时，雍正明显地予以袒护：“李卫之粗率狂纵，人所共知者，何必介意？”当人们明确地诋毁田文镜的时候，雍正指出了他的优点：“察吏安民，惩贪除弊，殚竭心志，不辞劳苦，不避嫌疑”。至于鄂尔泰，也大抵有如此境遇。因为雍正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卫的勇敢值得赞赏，田文镜的勤劳值得大家学习，鄂尔泰的把握大局非常重要，臣子们应该看到他们的长处，何必拿着他们的“粗”、“刻”和“愎”而不依不饶呢？用人不嫌其短，使之各得其所，是雍正用人的高明之处所在。
雍正对于文化的贡献在于尊孔和谈佛。他的尊孔超过了前人，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尊贵的地位。他常到学校“拜访请教”，以表达对知识的尊重，这样的人不可能不得到士人的拥戴。他曾经问参加考试的举子们：礼义廉耻到底是什么？然后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理解的“大义”。他曾在宫中举办法会，亲自说法，还收了14个门徒，自号破尘居士抑或圆明居士，他觉得自己虽未出家，但是修行已经超过了很多和尚，比腐儒和愚僧不知高明多少倍！
他的执政改变了康熙时代的弊端，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很多经济问题，他的办法很多，比如把官吏们的亏空追回来，让亏空国库者还钱，继而在制度上加以严厉控制。他的思路和措施都非常到位，但终究改变不了清王朝衰败腐朽的命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历史是无情的，他最终也不是赢家，尽管他自觉不愧于汉唐宋明之主，但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曾经的泱泱大国走的已经不是上坡路了。
盛世皇帝的“文治”
乾隆在位的时候，“文治”较“武功”更被看重，他本人也好附庸风雅。他知道文化人不老实，尽管身份不独立，但抵抗往往非常激烈。他提倡的是为清帝国服务的“圆”，当“圆”不受约束的时候。他则是不能够容忍的。
盛世的皇帝可以稳稳当当地搞“文治”，尽管没有太多军事征伐以资宣扬，却因为文化的介入而多了这样那样的传奇。比如说雍正曾经在热河打猎，几箭射倒梅花鹿，喝过鹿血后不能自持，随便拉住身边宫女发泄一番，宫女怀上了“龙种”，在草房里生出了乾隆。还比如说他是浙江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陈世倌与雍亲王家常有往来，两家夫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孩子，雍亲王让陈家把孩子抱进王府，送出来的竟是个丫头，陈阁老只能忍气吞声，抱人皇宫的孩子就是后来的乾隆。
据说他去江南的主要目的是探望父母，曾经有4次在陈阁老的私家园邸暂住，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便采用此说。乾隆多次说自己生在雍和宫，但随他郊游的当朝官员管世铭曾经说承德避暑山庄说得非常清楚：“皇父乾隆生在山庄，其中缘由不可思议。”据说军机大臣在撰写嘉庆遗诏中，又提到乾隆的诞生地，而且说成是避暑山庄。道光皇帝则令人六百里加急，把遗诏追回加以改正，世间百姓遂议论纷纷。
无论如何琢磨，乾隆外的狮子园是皇帝降生之地，即使嘉庆也认为他生于热河，而且话的生母是满族人钮祜禄氏的档案证据充分，更多的无聊之谈大抵源于江南文人对这位风流皇帝的厌恶。乾隆在位的时候，经过康、雍两朝的经营，满清国力强盛而财政富裕。清初的文治武功都达到鼎盛，准噶尔贵族、维吾尔族首领的叛乱都得到剿灭，“文治”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开博学鸿词科，并招收文人编著书籍，比如说《四库全书》。包括历史、地理、法律、农艺、天文、巫卜、拳击、书画、音乐、装饰、烹饪、哲学、佛道……更有海阔天空之文不可分类，凡宇宙问题多有记载，极富知识、趣味和传奇的意义，收集保存本来面目的著作36275册。这件事情做的确实泽被久远，很多著作都得以传世，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起承转合大有裨益。
他本人也好附庸风雅，经常赋诗应对以唱和，尽管专业水平不可观，但是在倡导世风上很有作用，每逢郊游到旅游胜地，也必然要留墨宝于石上。比如说在游长白山的时候就做过好多诗，这里不妨摘录两首：“吉林真吉林，长白郁嵌岑。作镇曾闻古，钟祥亦非今。玢奇经处远，云雾望中深。天作心常忆，明锗志倍钦。”“滚滚遥源出不成，大东王气起龙潜。劈空解使山原折，接上那辞雾雨添。两岸参差青嶂印，一川萦缪碧波恬。地中呈象原檐鼓，石板支机敦是严。”
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他又大肆镇压有反清嫌疑的文人，所设文字狱之多远远超过康、雍。到江南也是意在加强控制，他对江南“勾魂妖术”的清除，面对的就是江南的官僚集团。美国汉学家孑L令飞先生指出：“江南问题是关键。危险来自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并正沿着运河两岸朝北蔓延。在弘历看来，南方是汉族官僚文化的罪恶渊薮：腐败顽固，朋党比奸，懦弱虚伪。强健的旗人可能会陷入江南的魔咒；弘历会用最严厉的语言斥责受到江南文化蛊惑的满洲官员……术士们窃取人们的灵魂，腐败的汉文化则窃取满洲的品德，哪种危险对他更为真实呢？”
乾隆提倡的是为清帝国服务的“圆”，当“圆”不受约束的时候，他则是不能够容忍的。他知道文化人不老实，尽管身份不独立，但抵抗往往非常激烈。即使在编定《四库全书》的时候，也删掉了很多南方文人反抗的内容，正如鲁迅所说，该书“是天下士子阅读，永不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更何况，“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南方的汉族知识分子抹不掉的痛，他们不会在痛苦中不思反抗的。杭世骏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他极其狷傲，得到六下江南的乾隆的接见。汪曾唯所辑《轶闻》记载：“皇上南巡，在籍文员，迎圣驾于湖上。上顾杭世骏而问日：‘汝性情改过么？’世骏对日：‘臣老矣，不能改。’上日：‘何以老而不死？’对日：t臣尚要歌咏太平。’上哂之。”这段看似幽默的对白，品味起来还是挺恐怖，乾隆告诉对方自己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果然，龚自珍记载道：“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日：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好个“是夕卒”，对付还没有叛意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坚持己见的书生了，“方圆”的操控不能够过犹不及，这大概正是乾隆该反思的地方。
倚天照海的谨慎智者
他深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味，以德和善的力量聚集了很多能人，他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非常独特。他看到治世在于招贤能、安百姓、正风气，得将精力投入到锐意发展的道路上来。“一句话，要有力量。”
曾国藩是在祖父期待的目光中入塾读书的，28岁中进士的他没有忘记祖父的话：“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位自视极高的人始终向古圣贤看齐，十年之内连升十级，官运亨通之余，也较为专注地研究了古典文化。但他决不会沉浸书斋，当时的国内局势也不允许他固守书苑，能写出“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诗句的他是要尝试去体验自己对机关重重的大局把握的能力的。
科举出身的曾国藩深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味，晚清时代的他的分量是难以被替代的，以德和善的力量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很多能人。他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的方法非常独特：“求人之道……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遮九得一而可得其余。”也就是说，要人才之间相互吸引结伴而来，这样的策略让他聚集了李鸿章、李续宾、左宗棠、王闿运、李元度等社会名流，他的幕府几乎成了晚清高级人才的大本营，几乎在各方面都有纵横之才。
他在处事上极其谨慎，宁肯“打脱牙齿和血吞”；在交友上以“仁孝”和“血诚”为标准，愿意同“崇实黜浮，力杜工巧之风”的人交往。而在厚厚的三卷本《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元辅的常人情怀，无论是论述道德、健康还是繁琐的家事，可谓娓娓道来，即使在匆忙的战争风雨之中，也不忘点点滴滴地叮嘱弟妹子侄，要他们真正撑得起做人的脊梁。他讲求“理财之道”，很能从地方豪强的包裹里拿出急需的军费，但却不愿意积攒私财，他觉得门第太盛会闹出事端，主张不要把财产留给子孙后代，因为无论是纨绔子弟还是有志男儿，都不可能在承继的金钱上获得太多的好处。
曾国藩之于晚清的价值体现在对内忧外患的改变上。他看到治世在于招贤能、安百姓、正风气，并建议提高士兵的作战素质。而同太平军比较起来，清军实在是不堪一击，这位谙熟历史的儒将把湘军发展成只听从自己指挥的特殊力量，此后率领该部队东征，开始与太平军之间长达10余年的对垒。“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没有上方宝剑的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起初是“屡败屡战”，后来出现转机，这时的他占领了九江、安庆、南京，手中有清朝的半壁江山。
朝廷有理由怀疑他，王闿运明确地以韩信为例来说明自立的好处和不自立的弊端，事态的发展多半都符合了他的预测。但曾国藩哪里是韩信能比的，他太善于安排后路了，因为他明白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招来祸患，于是就佯装糊涂地对部属的提议含混而过。他觉得王闯运的打算过“妄”了，他自有一番难得的洒脱境界：“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自减羽翼的他摆脱了朝廷对其重兵在握的忧虑，“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此举意义深远。
让后人叹惋的是曾国藩在对待列强问题上的态度，在积极发展洋务事业的同时，他因为“天津教案”而成为“卖国贼”，声名一落千丈，因为他或杀或流60人为20余位殖民者抵命，且赔偿白银49万两。其实他“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对于列强的进攻歹意，他不可能不了然于胸，晚清政府根本没有保护自己的实力，要有图强的长远打算，就得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民族经济、提高军事作战能力的事业上来，仅仅有激情是不够的，“一句话，要有力量。”
努不努力在己，成不成功在天，曾国藩的智慧算是“苦”出来的。他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深刻地领会到：智者之所以能够成为智者，不是因为其生命过程的长短，而是源于洞穿古今的思辨力。因此，苦就是福就是乐就是有慧根，“山因势而发，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得。”实实在在地经历了晚清衰败过程的他在“思”中体会了世事坎坷，逐渐在分寸的把握上恰到好处，以至于后来袁世凯自立所暴露出诸多弊端时，人们才发觉他的先见之明，那时他早已“千夫所指，无病自亡”了，61岁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的他，实在不是长寿之人。
从左宗棠、李鸿章和李元度的挽词中似乎更能得见这位顽强元辅的风貌：“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吾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记人元戎亩，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谈笑中。未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能让人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确实非常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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