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分少一寸，结果都会偏离预定的目的地，而要在惊涛骇浪中游刃有余，则要机敏睿智地对世事的走向作出判断。他们让努力具有变通的意义，也丰富了时代的眼界。
智臣：幽默的劝谏，迂回的悲哀
不能把为扭转局面而付出巨大努力的晏婴忘记，他能“致君尧舜”．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不得不令人为之叹服。莫忘其因智慧而被称为晏子，尽管其说有所诡辩，却也不失其风度。
有的人能使国家闻名，有的人能使自己闻名，两者大概是能臣和智臣的区别。管仲、魏徵都属于能臣，晏婴则属于智臣，尽管他的劝谏也无时无处不有，但国家的整体态势逐渐衰落，他只有以幽默的方式不断巧谏。这种迂回是他的悲哀，朝廷已失去凛然正气，预示着齐国不再是“五霸”之首，人们不能把为扭转局面而付出巨大努力的晏婴忘记，至于他背后依靠的齐国则不再是人们乐于称赞的历史对象了。
很多事情都可以为晏婴的智慧佐证。齐景公是贪图物质享乐的人，曾经请鲁国工匠做了一双以黄金、白银、珠宝和玉石为原料的鞋子。晏婴看他穿这么重的鞋说道：“古圣人做衣服，讲究冬天穿着轻便，夏天穿着轻便而凉爽，君王的鞋不符合生活的常理，是鲁国工匠不懂得冷热、轻重之量，让诸王笑话圣明君主，还浪费了大量的财物，应该被拘捕以期处置。”景公觉得那个工匠值得怜悯，晏婴不同意好坏不分的做法，最后是那个工匠被逐出齐国且失去重返的权利。
诸如此类的劝谏中，“踊贵而履贱”最为闻名。当时的景公多次赠金于晏婴，都遭到了拒绝。晏婴穿着简朴，住房条件非常简陋，景公于是劝他改变生活条件：“卿之宅近集市，嘈杂而潮湿，应该搬到宽敞、干燥之处居住。”晏婴再次拒绝：“我觉得已经很奢侈了，尚且觉得配不上这样的住宅，更何况，靠近集市方便了采购。”景公便取笑于他：“你知道物品的贵贱吗？”晏婴说自己当然知道，他觉得自己赶上了巧谏的机会，当时景公滥用法律，很多犯人被砍断了脚，晏子的回答是：“集市上的假肢贵于履。”景公知道自己进入了晏婴的圈套，只好减轻处罚犯人的程度。从中可以看到，晏婴的智慧发挥之恰当实属难能。这个个子不高的智者“致君尧舜”，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不得不令人为之叹服。
语言本身也具有智慧，善于表达也能获得某种力量，晏婴自然是这种有力量的人。据说景公的背上曾长了毒疮，高子和国子前去问安，他们说景公的疮如火一般热，颜色如同没熟的李子，大小如食器豆，瘪进去的地方如同旧鞋的断裂之处。后来晏婴来了，同样地形容毒疮之状，回答的效果实属迥异：君王之疮如同太阳一般火热，如同青色的玉石，大小和瘪进去的地方都同玉的不同形状相似。景公感慨颇深：如果未见到有道德修养之人，实在不知道粗鄙之人的愚笨。
善于言谈的人往往都是有智慧的人，因为思考不明白的问题肯定解释不明白，言语表达往往是对思考的重新梳理。晏婴因为智慧而被称为晏子，当时的晏子在诸侯国之间已经有较大影响力了，当他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打算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智慧。他派人绑着一个人来到宫廷，故意在晏婴面前经过，楚王问发生了什么事，回答是这个齐国人涉嫌偷盗。楚王于是发问了：“难道齐国人擅长偷盗？”晏婴随意答道：“我听说出产在江淮的甜橘子到了江南就变成苦涩的枳，这是因为环境所致，齐国人不在齐国偷盗，．却在楚国偷盗，就是这个道理的深刻证明啊！”
为了嘲笑晏婴个子矮，楚王让晏婴从城门旁边的小门出入，晏婴遂对接待者说此举很不妥：“如果出使狗国，确实应该从狗门出入，如今出使楚国，如何从狗国之门出入？”结果是晏婴走过大门。楚王非常气愤，问其貌不扬的晏婴道：“齐国难道没有人才吗？”明知楚王是说自己不配出使，晏婴佯装糊涂：“齐国仅临淄就有三百间，大家举袖即成帷幕，挥汗如雨，摩肩接踵，如何说没有人才？”接着说的话就有点儿不客气了：“齐国派遣的使者依才德为标准，贤者出使贤国，不肖者出使的当然是不肖之国，我是不肖之人，当然有责任出使楚国。”
齐景公的心爱之马被马官杀死了，景公欲杀马官，晏婴说不要操之过急，应该数说马官的罪过。景公不知道他的深意，晏婴操戈而逼近马官：“你为我们的国君养马，却把马杀掉了，实在是罪不可赦免啊。但你是幸运的，因为你是使我们的国君因为马被杀而杀掉的人，能够使我们的国君因为马被杀而杀人的事情传遍四邻诸侯，且使国君蒙受了不仁的名声，这也是一种能力啊！”景公恍然大悟，为了不至于损害仁德，自然收回了原来的决定。
纵观其智慧作为，晏婴的很多应答和语言的设计确实有诡辩的成分，但这样的诡辩毫不失其风度，倒使很多正面劝谏的语言在迂回的道路上获得活力，这样的智慧虽非大智，却也值得流传久远啊！
精于谋国，疏于谋家
霍光很愿意做忠臣，尽管也做了奸臣的事，他对待政敌的态度是非常果断的。他的治家有很多问题，诸多问题导致悲剧，“害之者多矣。”生前的他还是安稳的，死后的他因为家人遭到世人的唾骂，他在治家上的分寸把握远不如治国。
据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兼容“善”与“恶”两种可能，渴望入仕的封建知识分子无法摆脱忠贞和奸佞的纠缠，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了人们对其富有倾向的评判，比如说秦桧是个奸臣，不意味着他一无是处，至少他的书法很不错。而我们说谁是个忠臣，也不意味着他处处都经得起推敲，只是他的有良知有责任有爱心超过了他的贪婪、庸俗或残暴，而其“善”超越“恶”的程度也决定着人们对其认可或否定的程度，比如说谁谁真是个大奸臣或大清官。
霍光就是这样的忠臣，至少他很愿意做忠臣，尽管也做了奸臣的事。汉武帝的晚年不乐观，好在他临终前还挑选弗陵即位，当时弗陵才8岁，得有人对其加以辅佐，武帝担忧弗陵之母钩弋夫人乱政，遂决然地将其处死。他觉得霍光和一个胡人官员能托以大事，胡人在服众上有难度，霍光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霍光对昭帝弗陵的辅佐恭谨忠诚，言行举止有一定之规，对昭帝的教导很精微，他的正直是出了名的，国家的发展从此走上稳定的轨道。
由于能长期得到皇帝的信任，霍光的权势越来越大，当权位上升的时候也可能是最迫近险境的时候。有人举了吕雉任用宗族专权的例子来说明推崇刘氏宗室的重要，霍光深以为然，很快封元王之孙刘辟强为“宗正”。昭帝12岁的时候，霍光的亲家、安阳侯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打算把自己6岁的女儿送进宫中做皇后，霍光一口回绝。上官安只好求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帮忙，孀居的盖长公主与门客丁外人同居，丁外人答应帮上官安，事情还真就给办成了，这让霍光很不快。‘而上官安很快就成为车骑将军，他劝说霍光封丁外人为侯爵，霍光亦不答应。上官桀亲自上门也无功而返，如此不给面子，让盖长公主极为反感，不快之事愈积愈多时，他们决定除掉霍光，燕王刘旦、桑弘羊的子弟这时的角色是充当外援。
同大权在握的霍光作对，毕竟不是轻松的事情，上官桀们不能保证事变成功，为了万无一失，他们以刘旦的名义上书弹劾，说霍光如今图谋不轨，我们愿意立刻回宫保卫皇帝，以免奸臣得逞。昭帝觉得不太可能，不仅没有治霍光的罪，还下令查找上假书者：“大将军是当今的忠臣，先帝嘱托他辅佐我，如有人再敢妄说是非，便即处斩。”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上官桀只好联络盖长公主，假意拥护刘旦称帝，结果事情泄漏，上官桀和桑弘羊被诛，刘旦和盖长公主自杀。
昭帝21岁就死了，霍光起初确立年轻的刘贺做皇帝，荒淫无度的刘贺毫无人君之态，朝野深以为忧，霍光以突然的方式将刘贺废除，继而迎立18岁的刘病已登基。宣帝刘病已对霍光礼待有加，霍光也确实非常会把握分寸，宣帝要大臣凡事都通报霍光，再由霍光来通报自己，聪明的霍光自请归隐，君臣的谦让可见一斑。
善于治国的霍光在治家上却有很多问题，随着其权势的增加，他的儿子霍禹、他哥哥的孙子霍云、霍山等在宫中盘踞，尤其是他的继室霍显为了让女儿当上皇后，竞让自己的相识混人太医院，将许皇后毒死，民间都说霍家很歹毒。
霍显之女后来确实成了皇后，“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原本“小心谨慎”，“为人沉静详审”的霍光如今在人们眼中成了另一个样子。宣帝要立自己在民间时的儿子刘爽为太子，霍显要女儿毒死刘爽，以期外孙能成为未来的皇帝，此事没有成功，宣帝就加倍谨慎了。霍显越来越不遵礼法，与俊仆冯殷私通闹得是满城风雨，直至其做法引起公愤，宣帝才逐渐撤去霍禹等人的兵权。霍云、霍山等见状不妙，打算借上官太后的名义废除宣帝，此事不慎泄漏，霍家倒霉的日子到了。这时的霍光已经病逝，生前的他还是安稳的，死后的他因为家人的胡来而遭到世人的唾骂，这与他没有善后有关，他在治家上的分寸把握远不如治国。
霍光较之辅佐成王的周公远远不如，但也基本上做到了尽心尽力，他的被人怨恨、痛斥甚至唾弃往往跟当时的情势有关。很多事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没有顾及身后的家族败亡则是不折不扣的失误。事情其实大都很明朗：继室霍显是个不知深浅的人；其子孙多是轻狂之辈；以外戚身份盘踞朝廷很可能导致危机；多年执政的积怨并没有消除；毒死皇后的事情没完……尽管他没有料到子孙竟会谋反，但上述任何一条都可能使其家族瞬间败亡！他的辞世没能摆脱家族败亡的命运，原因在于治家的失败，这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有失分寸的。
恃才负气，性格决定命运
有才华和名气的人往往都是很有性格的，孔融也是如此，他不缺少脾气和架子。孔融的方式过于率真，经常找茬儿讥讽和挖苦曹操，不免让对方很不舒服。他的刻薄还转到政治路线上，这就让曹操忍无可忍，最终不得不起杀机。
孔融是孔子第20世孙，据说儿时便聪明而懂得礼貌，“孔融让梨”的故事使这位名门之后得以妇孺皆知，时人称其“神童”，可见其智商确实不低。还有故事可以为此佐证：10岁的他跟着父亲到洛阳去见当时的权臣李元礼，当时要结识李元礼的读书人非常多，李元礼不堪应酬之苦，声明只接见亲戚朋友。这个类似于逐客令的声明并没有吓跑孔融，他告诉李府守门人说：我们是李大人的亲戚。李元礼觉得有趣，要知道这“亲戚”二字从何而来，便接见了他们。
孔融言语有礼地解释：“我的祖先孔子曾经问礼于您的祖先老子李耳，老子也算是孔子之师，我们应该算是世交了。”这番话真让李元礼赞不绝口，但是李元礼的宾客却讥讽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立即反驳道：“看来您小时候一定很了不起了。”那位宾客被他驳得满脸通红。儿时的机敏似乎也预示了他未来的聪慧和话语的锋芒毕露。这样的大智之人在38岁当上了北海相，当时正值董卓当政，此后又被曹操特意请到许昌，命其为国家建设部长，在御前会议上做主要发言人。
有才华和名气的人往往都很有性格，孔融也是如此，他不缺少脾气和架子。虽然以礼闻名，但是却有话直说，博学多才的他尽管广受尊敬，也委实得罪了不少人。当曹操打算公报私仇地杀掉袁术的亲家杨彪太尉时，孔融觉得不妥，引用《周书》中“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的话来说明曹操的错误。曹操见他有理，只好说是皇帝的意思。孔融并没有为其搬出来的牌位吓倒，而又引出成王要杀召公，周公焉能不知的历史来说明滥杀无辜对曹操的事业不利，而且话语铿锵有力，杨彪和袁术连兄弟都算不上，也就更不能“加罪”了。孔融还暗示得很清楚：你若执意做无礼的事，我明天就罢工了，要是上班就不算好汉。人才重要啊！“万人敬仰、聪明豁达、处事公正”的曹操见状也就不得不放弃最初的打算了。
孔融的方式过于率真，与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璃、应场合称“建安七子”的他恃才负气而刚正不阿，经常找茬儿讥讽和挖苦曹操，以发泄政治上的不满，这不免让曹操很不舒服。曹操攻破邺城之后，曹丕将袁熙的妻子甄氏抢来做妾，孔融致书曹操：当年武王伐纣，把妲己赏赐给周公了。曹操还以为真有此事，问他这段历史的出处，他则抛出一句不冷不热的话：“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当时的曹操一定会为之脸红。为了节省粮食，曹操一度颁令禁酒，说酒可以亡国。孔融也表示了不同意见，说天上有酒星，地上也有酒泉，人中还有酒德，酒是不必禁的，更何况，从古至今，都有女人祸国的事情，干脆禁女人吧！这话让曹操更不舒服，但是又不好发作，只好暗暗地找机会，“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
正如曹丕所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跟这样的人辩论很难，让这样的人的观点占据上风，然后流于民间，后果非常不妙。而孔融的参政也是多方面的，他的刻薄还转到政治路线上，这就让曹操忍无可忍。他几乎反对领导的每个决议，而当时的曹操恰要用兵荆州，孔融对刘备的感情很不一般，曹操不得不起杀机。但是孔融毕竟是名流，随便就拿去砍头是不合适的，曹操特意派与孔融不合的郗虑当检察长，主要搜集孔融的罪证。郗虑的工作效率很高，有个叫路粹的举报孔融曾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者“刘”也，这是谋反之罪，其妻儿都要受到株连。
然而，曹操的杀孔融却还有其他意义，因为孔融还说过两句很不中听的话。一是父子无恩，子母亦无爱，都是情欲发作的客观结果；二是若逢饥荒，父亲不慈不爱，就可以拿去喂别人。这很让曹操抓住了把柄，认为比谋反还要恶劣：“融违天反道，虽肆市朝，尤恨其晚。”这样一举两得，既可除出隐患，又可匡正风气。以礼闻名的孔融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死在无礼上，而且还成了世人的反面教材。这位名门之后的《临终诗》写得很不错：“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室。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这个不懂政治的封建知识分子死得很冤枉，却也非常典型，他的机敏和才智临终时都已化作“万事毕”的“长寝”，不必在纷纭世事中“多所虑”了。
才子多傲，傲便是不才
祢衡处于“乱世”，却总是口出狂言、恶言，是很难有美好前景的。他的自高自大毫无意义也毫无内容，只是一种神经失常的膨胀罢了．祢衡的悲剧似乎并不值得同情。
祢衡的才干几乎是人所公认的，“淑质贞亮，英才卓烁”。“目所一见，辄诵之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连曹操也承认：“祢衡文章，播于当今。”可就是这个“少有机辩”的人很让人反感。刚愎自用的他总是愿意唱反调，而且话语间非常随意，孔融的两条罪名据说就是他随口传播的，因为他们是挚友，彼此无话不谈。而祢衡的认识曹操，全是孑L融举荐的结果，曹操当时正笼络士人，听说祢衡之才，也有容纳之意，只是这样的开始将祢衡的张扬推向了性情和悲剧的极限。
仅仅因为曹操没有给他坐位，他便仰天长叹：“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继而将自己的不满发泄到满朝文武身上：“荀壝可使吊丧问疾，荀悠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诏，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板筑墙，许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点名辱骂了14人，其余只用几个不堪的词汇就概括了，他的出场是注定以令人极度反感为第一印象的。
在他的眼中可以“击鼓鸣金”的张辽当即建议曹操：“此人出言不逊，何不杀之？”别着急，曹操还没有听他骂完，至少还没有涉及曹操，接着的话也就更难以入耳了：“曹操‘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其处事与世俗如此格格不入，殊不知，“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祢衡处于“乱世”，却总是口出狂言、恶言，是很难有美好前景的。
面对他的过激的评价，曹操大怒而问日：“汝有何能？”祢衡毫不客气：“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这样的狂言换来的是“鼓吏”的身份，祢衡以其人之道还致其人之身：“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耳！欲成王霸之业，而如此轻人耶？”他的鼓敲得确实不错，只是没有穿上工作服，还当着曹操的面，把自己脱得赤身裸体，“坐客皆掩面”，他则扬长而去。
这件事连孔融也看不过去了，着实责备了祢衡一番，并再三言明曹操的爱才之意。祢衡便答应再见曹操，曹操也为之大悦，可是一直等到午后，祢衡才不紧不慢地走到营门。这次出场干脆就是找茬儿来的，他穿着单布衣，头戴粗葛巾，手上一根木棍，骂得抑扬顿挫。这回着实惹恼了曹操，他怎么会让一个丝毫不懂得礼数的人扰乱政治清明呢？刚烈的他当时就表态：“祢衡小儿，算什么玩艺！孤要除之，若斩一麻雀耳！”祢衡实在是咎由自取，他不仅不知道自己是谁，还把好朋友孔融弄得里外不是人，他的自高自大毫无意义也毫无内容，只是一种神经失常的膨胀罢了。当时有人建议他跟陈群、司马朗等名流多交流，他说自己是不可能同杀猪卖酒的人打交道的，而好朋友孔融在他眼里也只是“大儿子”而已。
曹操不愿意亲手杀他，大概是怕失身份，而且愿意嫁祸于人。祢衡很快就被推荐到了刘表那里，因为刘表有宽和爱士的好名声。但曹操也说得明白：“祢衡辱吾太甚，故借刘表手杀之。”送行的人们端坐不起，祢衡放声大哭：你们已经在死柩之中，为什么不哭泣？众人这时终于回敬他：就算我们将死，可你已成了无头狂鬼。祢衡见到刘表后，虽然表面上歌功颂德，实则是刻薄的讥讽，刘表焉有不知，他也看出了曹操的别有动机：“使我受害贤之名。”他又假手于极其暴躁的黄祖，某日两人大醉，“才非长者俦”的黄祖想在这个名士的口中讨得几句好听的话，谁知祢衡旧病复发，不知死活地说：“汝似庙中之神，随手祭祀，恨无灵验！”被说成是“土木偶人”的黄祖顿时恼羞成怒，借着酒力杀了祢衡。
祢衡死的时候才26岁，本来会大有作为，竟因为对别人的极度轻视而招来杀身之祸。这样的悲剧似乎并不值得同情，或者说并不算悲剧，因为他的孤傲和狂妄很难说是“有价值的”。正如《菜根谭》所云：“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琐屑；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这样才能恰到好处游刃有余，而祢衡的结局是“腐儒舍剑，乃自杀矣！”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祢衡的际遇可当为戒。
能臣：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
魏徵的直谏基本生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他认为忠要有理、有术且有效，不能成为“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庸吏。而这样才能够“子孙相传，流传千古”。魏徵之“能”源于其大“忠”，这样的能臣何等有益于繁华的时代！
魏徵出生于破落的书香之家，童年时代的家境十分不宽裕，可是刻苦读书的他立志要做出一番大业来。当时正逢乱世，时局的动荡加重了他发展的艰难，奔波辗转之后，38岁的他参加了李密的瓦岗军，当时起义的声势浩大，起义军已经占领了隋朝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赈饥的举动很是赢得了百姓的欢迎。当时的魏徵在军中没有发言权，看到很多问题的他主动进谏：义军不宜同敌军硬打，当前应该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撤兵时再追击敌兵，注定大获全胜。
这个建议没得到采纳，决定速战的李密惨遭失败后，瓦岗军也彻底覆灭了。魏徵随着李密残部投奔李渊，李密与李渊闹翻之后，又在洛阳起兵，后来兵败被杀。魏徵看到了李唐政权的前途，建议李渊收编李密旧部，并以国礼葬李密，将李密评价为项羽式的英雄。太子李建成听说他颇有才华，便让他在宫廷做图书管理员。并没有受到重用的他建议太子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此举既可以建立军功，又有机会结交豪杰。太子采纳了这个建议，果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李世民“玄武门之变”成功之后，立刻召见了魏徵，问他为什么建议太子杀害自己的弟弟。魏徵据理力答：“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了，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觉得他的话句句在理，即位之后就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并让他随侍左右，可见对他的重视程度，从此成了君臣交流的佳话。魏徵确实是个能臣，他建议李世民尽快拨乱反正，“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这其实指明了“贞观之治”的可能出路。
魏徵的直谏基本生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其谏议的内容很广泛，从帝王的生活起居到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他认为忠要有理、有术且有效，不能成为“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庸吏。跟简单的忠臣比起来，良臣和君主都有好名，“子孙相传，流传千古。”这位能臣确实做到了，当李世民决定建洛阳宫之时，魏徵同意皇甫德的反对意见：“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原因在于炀帝大肆修建楼阁，以使百姓苦不堪言，难道如今要步隋朝的后尘吗？”李世民表示放弃；当公卿大臣请求李世民登泰山封禅时，魏徵明确表示不妥：“目前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是粮仓仍然不丰实，远方部族的要求仍然不能满足，全国的道路交通状况仍然不乐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这件事情遂得以搁置。
魏徵的谏议总是能够切中要害，他建议李世民注意道德修养，“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不愿意“覆舟”的李世民立志做“明君”，却也时而对魏徵的严厉感到反感。据说他曾经得到一只绝好的鹞鹰，有一天，架着这只鹞鹰去打猎，远远地看见魏徵来了．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魏徵老远就观察到了这个细节，明知鹞鹰在皇帝怀里，故意长时间奏报公事，直至鹞鹰憋死时才离开。唐朝原定18岁以上的男子才能服兵役，当紧急征兵戍边之时，李世民要求16岁以上的男子即可应征，魏徵表示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无异于杀鸡取卵，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壮大声势，把年幼的男子叫来充数？这是失信于民啊！”李世民的脾气不好，要说不感到不舒服，那一定是假话，他曾经气冲冲地对长孙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魏徵之“能”，“忠事不忠人”，这样的能臣在封建官场何等不易，对于繁华时代又是何等有益啊！
魏徵年老病重的时候，李世民亲自送医送药，还让太子到这位能臣家中探望。这对君臣还成了亲家，衡山公主和魏叔玉喜结良缘，能臣在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魏徵去世之后，李世民命朝中九品以上官员前去吊唁，并亲自为之撰写碑文，他常常对身边的大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正是有了如同魏徵这样的谏议能臣，唐朝的社会风气才极其可观，正如长孙皇后所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子，魏徵的正直敢言，正是皇帝的英明所致！”
在盛唐的辉煌气势中，凌烟阁上的功臣和明主共同成就了彼此，他们作为最佳搭档的象征而令后人不断称道，能拥有唐太宗的度量并不容易，能受到如魏徵般的荣耀也可以无憾了。
升显位，老成才能谋国
博通经史的他一身浩然正气，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不畏权责，刚直不阿而老成谋国。他用自己的艰苦努力减少腐吏和酷吏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他知道把国家治理好比什么都重要。也只有与女皇达到深度默契，才能在国家大事上有发言权。
狄仁杰是武则天的老乡，应该誉之为极其杰出的侦探、廉政的法官和成熟的政治家，历史上具有他这般能力和品质的官吏非常罕见。博通经史的他一身浩然正气，真正做到了爱民如子不畏权贵，刚直不阿而老成谋国。《狄公案》使他的名字具有了国际意义，荷兰作家高罗佩也为他的侦探水平的传播付出了自己的文学努力，据说在当大理寺丞时，他到任一年就处理了17000个疑案，公正的判决和明达的风度使得他深受百姓的爱戴，名字被民众刻在石碑上加以纪念。
越王李贞谋反被平定后，武则天派狄仁杰就任豫州刺史，负责追查谋反的余党。到任后的他看到宰相张光辅已经拘捕5000余人，涉及到近700个家庭，他果断地释放了“反贼”，对武则天的交待是：这样的拘捕肯定有很大失误，而太后的隆恩不应该因为这种失误而有所减少，宽恕非常必要。武则天批准了其奏章，死里逃生的人们为他树立了功德碑，并且焚香礼拜：狄公给了我们生命啊！得到礼拜的狄仁杰却不得不因此付出代价，被贬为洛州司马的他的心情一定非常复杂。
正是这位足智多谋的法官后来成了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在其当政的9年中，远见卓识而机敏睿智地展露了高超政治家的风貌。他的善政得到很多人的赞赏，’也得到过别人的诋毁。武则天问他要不要知道诋毁他的人都是谁，他说不知道比知道好，因为不会妨碍彼此间的交往，这份度量让女皇为之折服。即使这样，他也没有避免经历诸多波折，比如说其间曾被来俊臣投人大狱，被捕的他立即招供：谋反属实，我是唐臣，甘愿就死。这个态度让来俊臣放松了警惕，以至于他悄悄托人送给女皇一封信，陈说自己的遭遇。女皇看后动了恻隐之心，要来俊臣核实审判程序和结果，来俊臣不明就理，竟然伪造了狄仁杰的谢罪表，双方对质之后，立即真相大白，狄仁杰并没有谋反，来俊臣稀里糊涂地开始走下坡路了。
可女皇的侄子武承嗣觉得杀狄仁杰利大于弊，因为这位机警的谋臣实属危险分子。武则天虽不愿意让武承嗣难堪，但她也清楚地知道，包括武三思、武懿宗在内的她的三个侄子都是没有太多政治头脑的平庸之辈，极力举荐自己当太子的武承嗣更是让武则天非常失望，可这个望之不似人君的无德无才无智谋的家伙总是觉得绊倒几个大臣对自己有利，于是就有了对狄仁杰的诋毁。武则天的折中办法就是将狄仁杰贬为彭泽令，此后又恢复了其职位，并长期得到武则天的信任和爱护，其意见也大多被接受，因为老练的武氏深知这位政治家对社稷有利。狄仁杰的当政固然有其机警权变的素质原因，也在于赶上了好时候，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他和武则天都明白，若要青史留名，就得同心合力地办成几件造福社会的好事。
狄仁杰的确是难得的栋梁之才，这位比武则天大17岁的宰相从来没有反对过女皇，即使在武氏滥杀无辜的时代。他的努力就是劝说女皇改变主意，并用自己的艰苦努力减少庸吏和酷吏们给国家带来的损失。聪明的他知道，把国家治理好比什么都重要，皇权也并非是皇帝家族或皇后家族的私有财产，谁能当好就来当好了，而他的职责在于辅佐。而也只有与女皇达到深度的默契，才能在诸多国家大事上有发言权，更何况，武则天驾崩之后．李唐王朝的复活也不是没有可能。
90多岁的时候，狄仁杰仍然精力充沛地当着“国老”，上朝的时候可以不拜，这在唐朝及短暂的大周朝廷仅此一例。暮年的他干了两件漂亮事儿：立李氏为太子；荐忠臣以谋国。为此，他不仅联合王方庆、王及善、吉顼等人，甚至还联络武则天的两个男宠共同努力，终于使得曾经被废的中宗得以回宫，武则天让这个窝囊儿子做了储君，并要“国老”扶持。而张柬之、姚崇、敬晖、袁恕己、桓彦范等都因为其举荐而担当要职，他很清楚张柬之等人的政治能量，只要时机成熟，他们会在宫廷政变的波涛中重振王朝的。
狄仁杰不愧为大侦探和名法官，他已经侦察清楚并断定了国情和未来的发展态势，在瞑目之前就预知了后来的结局。他也曾经暗示夸奖过他“敷正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的女皇，大周王朝难以巩固，因为女皇千秋万岁后，总得以帝王母得祭祀。而“皇姑”的名分不可取，武则天或者正是因此让位于儿子。正如林语堂所评价的：狄仁杰的“冷静，他的耐性，他的智慧，他的眼光，都不弱于武后。他正是武后的克星”。当这位谋臣去世之后，武则天不禁失声痛哭：“‘国老’突然离去，让人感到殿堂似乎空无一物，这真是天夺我‘国老’啊！”
正真不可缺，处事才能从容大度
用12年时间成为宰相，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是少之又少的事情，吕蒙正的可贵在于尚存独立判断的能力。他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不是他想固执，而是不想讨好皇上贻害国家。因为正直而处之泰然，处事洒脱大度，皇帝甚至也为之叹服。
刚正不阿和封建官场的关系似乎只在理想的层面存在，真正落实到操作层面，刚正不阿总是被深谋远虑、明哲保身、机智敏捷等代替。或者默默无闻，无法跻身为历史所铭记的风毛麟角的行列，只能看着极少数成功者的背影越来越远。在这种品格的意义上，宋代名相吕蒙正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判断实属不易，尽管这种刚正得以认可与他的机遇有关。这个发展曲折的封建知识分子是很好的关注对象，关乎他的成长经历，早已有说唱艺术版本使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据说他的父亲有好几个宠妾，对原配夫人也即吕蒙正的母亲刘氏长期疏远，不堪受辱的刘氏和吕蒙正被赶出家门。离开吕家的刘氏发誓不再嫁，领着儿子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直至吕蒙正考取进士，这个坚强的女人才感到扬眉吐气。知识价值转化为仕途的机遇，吕蒙正过上了好日子。这时的他并没有对生父加以羞辱，或者以显赫的身份和排场回到老家，或者以怀旧的方式张扬自己的能量，他没有计较父亲早年的行为，而是将其接来与母亲异室而居．这种做法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道。
吕蒙正赶上了好时候，赵匡胤突然去世之后，赵匡义的登基让群臣感到有点儿不对劲。为了获得某种切实的支持力量，宋太宗赵匡义大规模开科取士，数量之多也算得上前无古人，吕蒙正正是在这时成为进士第一名的。这个状元郎当然得到宋太宗的特别重用，很快就让他做监丞、升州通判，授予他直接奏报皇帝的权力。此后的他当过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左仆射等，大抵用了12年时间成为主宰国内大事的宰相，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实在是破天荒的事情。
皇帝如此栽培，按理说他应该惟皇帝是从的，吕蒙正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尚存独立判断的能力。有个事情可以佐证：有次元宵灯节期间，宋太宗感觉不错，很有在群臣面前感慨一番的必要：“‘五代之际，生灵涂炭，周太祖从邺率军南归，百姓惨遭劫掠。当时地上有水灾，天上有彗星，看到这些的人都感到十分恐惧，纷纷说天下不会再有太平之日了。今朕亲理政务，万事和谐，常常感念上天的赐福。”接着他话锋一转，“但如今国家安定，人民生活富庶，朕才知道治乱全在于人，并非在于天矣。”这番话也道出了当时的部分实情，但周遭的大臣都以沉默作为回应，吕蒙正的反应是干脆地反驳：“天子所在的京城，聚集世间的人才物产，所以以繁华构成全貌。但是京城之外，还有多少人因为饥寒交迫而死，还有多少人不得饱暖，天下如今还未达到陛下描绘的繁荣景观，愿您放远目光，戒骄戒躁，励精图治，让百姓看到真正的福分降临。”吕蒙正这番话肯定是让宋太宗反感的，其实皇帝也知道实情，只是不愿意体验自讨没趣的尴尬。
吕蒙正的固执在当时大概是出了名的，皇上问他为什么固执，他仍然固执地回答道：“不是臣固执，而是陛下没有体谅到臣的良苦用心，臣不想讨好迎合皇上而贻害国家。”尽管他的本意是好的，但还是因为直言敢谏而一度遭到罢免，而遭到罢免的他却处之泰然。吕蒙正从来都不运用权力报复他人，即使有人对他加以诋毁、谩骂甚至迫害，他都尽可能地做到视而不见，洒脱大度地就当很多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这件事连皇帝也深为叹服。他的廉洁自律也很值得称道，据说有个要升迁的人向他贡献特殊的古镜，自称能够照见方圆200里以内的事情，他淡然地说道：“我的脸也只有一只碟子般大，要照见方圆200余里的镜子何用？”人的面子其实不是照出来的，而是通过智慧和勇气凝成的正直的力量透射出来的。
年迈的他回到洛阳颐养天年，当时正值宋真宗当政，在祭拜宋太宗的永熙陵途经洛阳时，宋真宗两次到前宰相的家里看望，他问政于吕蒙正：“你的几个儿子中，谁可以担当大任，为国家发展有所作为？”身居高位的吕蒙正确实有识人之明，也确实具有“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任人唯贤”的风度。他说儿子们都不中用，但有个叫吕夷简的侄子具有宰相之才，这个判断后来确实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还有个叫富言的人要吕蒙正看看他儿子富弼的才华，吕蒙正与之交谈不久，便吃惊地说道：“这孩子将来的名位和我一样，而功勋会远远超过我。”斯言不谬！富弼两次为相，很是有一番作为。准确的判断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他的对于国家的刚正和对于有德者的提携为后世封建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榜样。
明察秋毫的政治设计
张居正的政治才能和人格魅力在明朝实属罕见，他不能容忍摆在自己面前的“石头和僵尸”，其努力赢得了可观的群众基础。他的自由度成就了他也毁坏了他，因为过多地将政治设计完全施展在世风日下的明王朝，很难不遭遇难题。
张居正是万历的老师，其政治才能和人格魅力在明朝实属罕见。明察秋毫的他曾是高拱的副手，高拱的骄横无礼让成熟的他脱颖而出，也让有好人缘的张居正谨慎地完成了两次政治交锋。起初由宦官冯保帮忙，他与万历的亲娘达成了秘密的合作计划，在得到皇权照拂的同时，让万历的亲娘与嫡母能够两宫并尊，孤儿寡母遂对这位“元辅张先生”有着特别的尊重；加之隆庆皇帝去世时，冯保将高拱在哭灵时说的“十岁的孩子，如何治天下”改成“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传到后宫，伴随着张居正的安排，在某个不太温暖的清晨，高拱突然被通知出京，交原籍官员严加管束，张居正的声音渐渐代表了当时的朝廷态度。
有着勤王保驾功劳的他开始受到“万人称颂”，万历的御批基本上等同于对张居正的“票拟”的描红，人事大权操持在这位元辅的手里。也正是这种对人事大权的把持，让他遭到政敌的攻击，还使他一度递交辞呈。年幼的皇帝见状竟不知所措，表示要严惩异议之人，张居正却适时地展露了自己难得的宽容，恳请万历不要体罚大臣，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方算了，这个不知出于何意的主意让万历感到了“古大臣之风”，殊不知，遭到流放的官员大都莫名其妙地死去。
当然，权倾一时的张居正做了很多力图富国强兵的努力，但他的“变法”运作得很不顺利。他曾经以万历的名义责令地方将欠交的税收补足，这个看似没有问题的决定其实很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因为当时的1100个县的情况不同。富裕地带的收入是贫困地带的数百倍，这个巨大的差异很让贫困地带的人们想不通，他们实在没有能力纳税，富裕地带的生产者也没有多缴的意思，他们这时候更看重一视同仁，于是，国家的税收总是在约定俗成的一拖再拖中处境尴尬。
更何况，在法定的纳税之外，粮米运送过程的损耗也要由地方承担。这种被称为“米耗”或者“火耗”的“常例”往往是地方官巧立名目的通道。视“灰色收入”为“石头和僵尸”的他是不能容忍这种腐败的行为的，他觉得当官者应该“仁民爱物”，但事情并不简单，其责令不仅没有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在地方政府感到压力沉重的同时，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因为严苛的执政没有推广上古的道德，竞使得部分官吏将百姓鞭笞致死，社会稳定似乎有成为问题的可能。
他的似乎具有某种理想气质的改革更不得人心之处在于制定了“考成法”，改变了原来的关于官员考试、录用、提拔等规则，让很多知识分子不知何去何从。他让年幼的万历在全国两万多官吏中选拔贤良，这很让皇帝感到为难，因为他根本认不全那么多人。权力便因为“推荐”而渐渐分解，很多官员发觉这真是极好的腐败机会，“乡谊”、“年谊”、“姻谊”等便很是派上了用场，由于政局变化无常，这样的考核自然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或紧或松，而真正要有所作为的人可能因为举措的积极而遭到周围的弹劾，其考绩水平便不可观。不愿意含糊的张居正面对着某种尴尬，他的判断同当时官场的习惯有太多不兼容，以至于诸多官员指责他“图谋不轨”，这时的他积劳成疾，由“腹疾”而病情加剧终于不治。
在他去世前9天，他成了明朝历史上惟一的太师，可他已经没有时间来凭借这个职位做更多的工作了。这时全国耕地的丈量统计工作还没有开始，未到长寿之年便辞世的他一定是抱恨终天的，却并不妨碍很多人额手称庆。在其去世半年之后，来自多方面的检举揭发使他获得了欺君害民、卖官鬻爵、结党营私、居心叵测、企图篡位等罪名，在遭到抄家的同时，其长子因为遭到“追赃”而自杀，他的其余两个儿子也被充军，这个结局应该不是他能够想到的。
无论如何，张居正为明王朝的强盛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明朝难以扭转的腐败。他的更多自由度成就了他也毁坏了他，因为过多地将自己的政治设计完全施展在世风日下的明王朝，很难不遭遇难题。讲求务实的他的“变法”损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诸多“官迷”的旁门左道的发展成为泡影后，他也成了官场中不受欢迎的人。应该说，他在政治上的讲求分寸并不是均衡的，有的角度游刃有余，有的角度又举步维艰。而其“变法”的弊端也就成了导火索，点燃在他辞世之后，就连皇帝的诏书也说过去丈量的土地体现出很多不法行为，曾经是张居正的拥护者们如今都成了倒霉蛋，而曾经对元辅言听计从的万历也感到非常窝囊，他简直觉得自己也是个受害者。
可怜无补费精神
他处事一丝不苟，他的谦和是很有名的，他要在务实的追求中感受崇高。其高明之处在于看到人性的“阴”“阳”两面，与其严厉批判人们的“阴”，莫不如更多地展露美好的“阳”。“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他的失意有历史原因。
申时行的发迹属于封建知识分子仰慕的标本，他是明朝殿试的状元，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年幼的万历在练书法的时候，赐给他“责难陈善”四字，这应该是他渴望创造“万历之治”的情感起点。大概是海瑞、张居正等人的认真态度所致，他的处事也一丝不苟，比如说要求君臣保持早朝的传统。尽管有很多人抱怨说，早朝实在是某种折磨，白色脸孔的冻成大红；红色脸孔的冻成漆黑，但他的逻辑是，这样的锻炼大有好处，还能促进政治清明，何乐而不为呢？
而申时行成为首辅，似是意料之外的机缘促成的，张居正的继任者张四维因父亲去世而离职丁忧，在即将回朝的时候又一病不起，当时的资深重臣马自强和吕调阳都已病死，担子也只有担在申时行身上。申时行的从政态度较为温和，既没有高拱的飞扬跋扈，也没有张居正的“自由”，他的谦和是很有名的。因为他看到张居正的失败在于忽略了政策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实施，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屡遭艰难，就要考虑调整的问题，否则再完美也只是空中楼阁。
在其就任首辅的岁月，全国官吏达两万余人，官吏的团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速度。不损害自己利益之时，能够帮帮忙说说话的场合总有他的身影，这也为他的正义感的张扬提供了舞台。当死后的张居正遭到“万人唾骂”时，他没有加入“唾骂”的队伍，而是提议实事求是地对张居正的功过加以评价。这个建议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提升百姓对于朝廷的信心，也尽可能放松官僚之间的紧张空气，可在当时提出来是要有几分勇敢的，尽管此举也有报恩于当年栽培的含义。
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看到了人性的“阴”“阳”两面，也即私人的谋算和公认的追求。将“阴”完全剔除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很多士人都不能摆脱做官而赢利的打算，而当务之急并不是改变士人的追求目标，而在于竭力地帮助年轻的万历创建出一番大业。与其严厉地甚至不近人情地揭露、批判、处理人们的“阴”，不如更多地让他们展露自己的美好的“阳”，这样还会造成阳盛阴衰的感觉，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名垂青史的机会，应该能够得到所有官吏的欢迎。
事情却并非如此，他的这种很有诚意的处事方式竟然被指责为“首鼠两端”和“左顾右盼”，甚至干脆不抬眼皮地说他的办法跟张居正如出一辙。更有人具有充足资料说他曾经营私舞弊，理由是张居正的4个儿子中有3人人了翰林院，而申时行是当时的会试主考官之一。进而还弹劾他的近臣，礼部尚书徐学谟就是因为和他是亲家而被迫去职，或者是海瑞、张居正等营造的罢官风尚所致，感到疲惫的申时行也曾经有过11次罢官的经历，万历皇帝的态度也非常明确，首辅对于时政有重要的意义，参劾者全部遭到审查。这时的申时行又表现出自己的首辅风度，他建议不要过于追究提出批评意见的官吏，还曾建议将其中的能臣晋级。此举再次稳定了时局，官吏各安其位，也都交口称赞首辅的老成持重。
其实，稳定和波折永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始终存在于封建官场。尽管他尽力在官吏之间以及官吏与皇帝之间做出必要的调和，而且还有客观的成绩，但是诚意并不是攻讦结束的理由。而万历经由张居正，已经“吃一堑长一智”，不会给申时行过大的自由度，他在等待时机的好转，以真正让所谓的“万历之治”在历史的河流中光照后世，但漫长的等待并没有告慰他。而在万历立储的问题上，申时行让很多渴望动荡的士人找到了极好的口实，他真的感到安度晚年的必要了。
其实，他已经没有能力影响当时的舆论，直至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也没对他产生某种同情，长江后浪推前浪，似乎没有哪位官吏愿意把推荐太子的功劳放在他这个老臣身上，他的威信已经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成过眼烟云。“可怜无补费精神”，在分寸的把握上，申时行要超过张居正，这跟他所处的时代和际遇有关，但也恰恰是这个机遇和时代，构成了他的以“回籍调养”为结束的从政经历的深层原因。
“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这是他关于自己无能的谦虚表达，也是他的痛哭无奈的失意流露。只是他还有深深的困惑：“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他对万历年代及其后的国家发展不放心啊！他多么渴望时局能够“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民众欢呼而趋事”，但世事偏偏不遂其愿，“寿终正寝”的他的结局并不孤独，但无疑也不无遗憾，那时的明朝几乎无药可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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