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高超的谋划总是“得道多助”的，蕴涵着能够承担责任的智慧，开启着新的力求辉煌的时代。
克段于鄢的深沉策略
大概他是有史记载的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春秋人物，他看懂了权力是什么，空有其名其位和无权无势都没有用。作为事情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在阴影中不能自拔。被权力绑住自由的翅膀．便会在豪华的苦难中失去快乐。
郑庄公寤生是为周幽王抵抗犬戎而死的大将郑伯友的孙子和打退犬戎的郑掘突的儿子，这位国君出生的时候，其母姜因难产而受惊，从此不喜欢他，对后来生的段倍加爱护，曾经试图使段得到王位，母子之间就有了隔阂。郑庄公接替了父亲的职位后，继任为周平王的卿士，姜氏要求庄公把制这座城封给段，遭到庄公的拒绝，后来又要求封段于京城，郑庄公无奈只好答应。姜氏知道庄公并不情愿如此，于是提醒段早做准备，否则置身于京城迟早会出事。
到达了京城的段被封为太叔，他紧锣密鼓地招兵买马，严加训练军队，并且大修城墙。郑庄公表面上不以为然，实则留意弟弟的作为：“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此后，太叔段要西部和北部边境的城镇暗地里投靠自己，接着更是明目张胆地将之划归己有，并且准备好了步兵和兵车。郑庄公仍然不动声色，“做不义的事情，就不会得到大家拥护，越是地广人丰，越是罪孽深重。”当对方就要采取非常手段时，郑庄公偏偏到周王那里办事，姜氏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可以推翻庄公让段继承王位，遂告诉太叔段偷偷打开城门，以便里应外合。
殊不知，郑庄公并没有去办事，而是占据了战争的主动权，暗暗地埋伏在太叔的信使必经的路上，截断了姜氏与段之间的联络。他派一些士兵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混进城去，瞅准时机在城门的楼上放火，继而一举攻占了京城。太叔段只好逃到鄢，此后为郑庄公及公子吕追击，最后走投无路而自杀。庄公闻讯立刻跑去抱尸痛哭，这个精通韬略的君主也是个表演艺术家，明明是自己设计杀害了弟弟，又跑去表达自己的悲痛，这个举动很让周围的人们感动，大家都说他是“仁者”。
大概他是有史记载的最早能够成功运用虚伪之术的春秋人物，他看懂了权力是什么，空有其名其位和无权无势都没有用。除掉弟弟的整个过程都十分“仁厚”，紧接着，他把那封信送给了姜氏，并将母亲安置到城颍：“不到黄泉，我是不会见我的母亲了。”这个做法并不尽善尽美，因为将母亲放逐毕竟说不过去，郑庄公也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只是感到左右为难，维系母子之情，则破了当日的誓言；始终不见母亲，则又很难挽回名誉上的损失。沽名钓誉的他很愿意使用“春秋笔法”，使得原本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令思路不复杂的人莫名其妙。好在有个管理边界的小官颍考叔提示他，还特意为其挖掘隧道，把姜氏接了进去，使得庄公得以在“黄泉”与母亲相互原谅：“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郑庄公就任周王的卿士之后，权势进一步扩大，引起了周平王的警觉和不满。位于河南洛阳一带的郑国与周王室之间产生了矛盾，但是周王在礼节上又与其相互交换儿子做人质，这使周朝的脸面无存。周平王之后的周桓王对郑庄公的专横跋扈非常不满，并采取强硬措施缩减其权势，双方的矛盾逐步扩大。庄公派人割掉了王室的麦子，大有挑衅的味道，周王干脆罢免他的卿士职位，郑庄公也就不再去朝见周王，周王率陈、蔡、卫等国军队前去讨伐，却被一箭射中了肩膀，最后大败而归。当晚，郑庄公派人问候周王及将士，并且愿意与王室及诸侯和好。
这个过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仁者”郑庄公运用的是“欲噬者爪缩，将飞者翼伏”的阴险“忍”术，以权力欲望而产生的残酷搏斗令人震撼，使中计者无怨言，也使旁观者没有谤言，最终走上了“成功”之路。其实，周王是一步步走上被动的道路的，而这正是郑庄公引导的结果。从此，周王“受天有大命”、“辅有四方”的威严就彻底垮掉了。在纵横捭阖的局势中，郑庄公始终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其才能和作为实在不容忽视。让周王名存实亡的他又采取联合齐、鲁夹击宋、卫的“远交近攻”策略，对付东边的宋国和北边的卫国，后来又征伐许国，将之一分为二，再后来更是全歼了来犯的北戎，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
郑庄公的策略实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能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确实值得同时代人叹服。作为问题的另一方面，沽名钓誉的他终于没有为自己迎来好的名声，历史决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儿。郑庄公的智谋策略告诉我们，人的权力欲望应该得到限制，至于人性的弱点更应该避免，这样才能发展自我完善人生，否则就可能在荒诞的阴影中不能自拔，被权力绑住自由飞翔的翅膀，最终在豪华的苦难中失去最起码的人生快乐。
强硬改革的得与失
商鞅有奇才谋略，他的变法使秦国富强，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的取信于民是封建时代的必然，很有成就感的他却没有迎来自身的乐观结局。但是他的法令并没有因为他的被车裂而结束，秦国仍然沿用其法，并逐渐强大。
封建中国的改革总是由某个当权者提倡，又被另一个当权者加以制止，其中实施者处境不妙，商鞅的境遇可以佐证。这位卫国国君的本族公子曾经在魏相公叔痤府中任中庶子，以智谋和勇魄得到公叔痤的赏识。公叔痤临终前，魏惠王前往探视，问其去世后的治国大计。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这个中庶子虽然年轻，但是身上有奇才谋略，对于魏国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魏惠王应该举国而听之：“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
可是，魏惠王不以为然，后来商鞅听人说秦孝公在招募贤人，因为这个西北边陲的国君受到各诸侯国的歧视，只有通过开放式改革才能够振兴国家，这对于商鞅来说，确实是难得的机会。他通过孝公的宠臣求见孝公，在不了解孝公的真实打算之前，他在晋见时试探地谈及帝道、王道，都没有引起对方的兴趣，甚至使孝公昏昏欲睡。这时，他才提出了自己的法家思考，谈到了以强国之术为内容的霸道，秦孝公与之谈论了三天三夜，进而决定任用商鞅实施变法被封为左庶长的商鞅具体制定了变法律令，他恐怕百姓不遵守新的法令，于是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树立在国都的南门之外：将此木移到南门的奖给十金。很多百姓对这种举手之劳就获厚赏的事感到奇怪，因而都围观而无所为，商鞅见状又说：“有能将此木移到北门的给五十金。”终于有人移木于北门，并获得了赏赐。商鞅通过这个办法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本是强国富民的改革，却要煞费苦心地争取百姓的信任，从中我们似乎能够较为清楚地看到秦民、秦法和商鞅的关联。
正如同是改革家的王安石诗日：“自古趋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其主要内容是：颁布法令，制定连坐法，以重刑治政；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是垦荒；重赏军功，禁止私斗。该法令颁布后，其改革取得初步成就，秦国的发展开始加速。商鞅也被提升为大良造，其可控的权力大抵等同于相国兼将军，当时的他一定感觉非常良好，因为确实很有成就了。
大权在握的商鞅在第一阶段变法成功的基础上又开始了第二阶段：迁都咸阳，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征收军赋。平抑赋税；统一度量衡，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当时的咸阳有“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良好的战略位置，商鞅的变法极有远见，他大概从一开始便有逐鹿中原的考虑了。很多村落、乡邑被合并为郡县，此举使全国的政权和军权得到集中，封建集权的政体得以确立。“废井田、开阡陌”设置了全新的封疆，“初为赋”、“訾粟而税”极大地让利于农民，缓和了阶级矛盾，同时保证了国库收入，避免了诸多社会弊端，巩固了封建统治。
变法很快使秦国富强，“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为后来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步步为营的计划的逐步实践过程中，秦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大量失地，商鞅也被封于商地，得到15座城邑，并且号之商君。由于他执法非常严格，很多律令严重地损害了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戈大强，诸侯畏惧。”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让贵族们极度怨恨其改革，但有秦孝公的支持，贵族也无可奈何。
秦惠文王即位后，商鞅的处境大为不妙，贵族联名状告他有谋反的企图。秦惠文王并不认为这是诬告，并且派官吏逮捕他，商鞅只有逃跑。但他自己的法令规定，住宿要有身份证，无证之人要遭到逮捕。处于困境的他的身份证是不能够使用的，他便打算逃到魏国去，可是却遭到对方拒绝，因为他的离开魏国和在秦国的努力让魏国极为反感，他最后只能负隅顽抗，在自己的封地组织民兵力量，结局可想而知。
寡不敌众的他被惠王车裂而死，遭到灭族惨祸。但是他的法令并没有因为他的被车裂而结束，秦国仍然沿用其法，并日益强大。商鞅的失败在于没有看清楚秦朝统治阶层的权力格局，他的方式也过于强硬，似乎缺少必要的环节。没有看重教育的力量，也即没有更好地调动起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没有指出变法的近期艰难和长期意义，以至于新上任的国君无法信任他，当然，这也是中国封建宫廷出于自身安危考虑的过而不当的非常举措的结果。
奇货可居，政治上的风险投资
封建商人的地位总是不乐观，这让经商致富的吕不韦很难过，他决定大规模地进行政治投资。他看透了有发展空间者的欲望，指导他们满足欲望，自己从中渔利。他的商业气魄惊人，不仅跟商品做交换，更同国家、命运和未来做交易。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事实尽管是如此，但封建商人的地位总是不乐观的。这就让经商致富的吕不韦感到难过，这种难过与其同父亲的对话有关，他曾问：“耕田之利几倍？”父亲回答说：“十倍。”他又问：“贩卖珠宝玉之利几倍？”答案是百倍。他再问：“若扶立一人为王，掌握山河，其利几倍？”父亲说：“安得王而立之？其利千万倍，不可计也。”这时的他决定大规模进行政治风险投资，他有胆有识也有眼光，结识了在赵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
他认为“奇货可居”，一方面用金钱帮助异人，一方面又为异人争得继承王位的资格。时值秦孝文王主宰朝政，其宠妻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之弟与华阳夫人熟识，他极赞公子子楚的才高德著：“华阳夫人是子楚的精神依靠，日夜泣思父王及夫人。”华阳夫人听后觉得很有面子。吕不韦适时指出：“臣闻以美色而得宠幸，及年老色衰时即不再，今夫人侍奉太子，若趁此选出继承之人，则国君在位时尊宠，国君百年之后，其所举荐之子为王，则永不失尊宠之势，真乃一句话而得百代之利啊！倘不在幸时为身后做好准备，等到色衰爱弛，虽进语又安能使国君言听计从？诸公子中数异人最贤孝，还愿依附夫人。”华阳夫人自然明白他要说什么，后来异人顺利地即位，感恩戴德地任吕不韦为相国。
吕不韦这件事做得确实漂亮，他看透了华阳夫人和异人的发展空间和他们的欲望，他的意义在于指导他们如何满足欲望，自己从中渔利，因为合作属于长期的，所以吕不韦的要求肯定会得到满足。为了巩固这种联盟，吕不韦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其所娶的邯郸诸小妾之中，曾喜爱某位容貌姣好且能歌善舞者，该妾还因之怀有身孕。但这样的美妾被异人看见了，一见钟情而产生爱慕，甚至请吕不韦把美姬赐给他。异人这个要求是非常混蛋的，“朋友之妻不可欺”，恩人之妻更加不该求。看中了异人之位的吕不韦太热爱“江山”了，丝毫没有“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气质，于是把美妾拱手相让。美妾未把怀孕的事告诉异人，后来生下子政，对吕不韦自然很亲近。
年幼的秦王政继位后，亲切地称吕不韦为“仲父”，吕不韦确实有“欲以并天下”的愿望，他对秦朝的变革并非无所作为。比如说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对于文化史就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儒墨先起，黄老继之，进而有名、法、兵、农各家，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时，吕不韦要门人综合百家九流之说，畅论天地万物古今事。该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特别注重儒道两家，对法墨两家观点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诸子之位兼有之”，可以看见其“杂家”的意义。
这是为秦朝的统一六国加以理论论证的，书稿的质量不错，吕不韦是非常满意的，“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而其历史意义在于启开两汉，当然这是后话。吕不韦的发展道路大概开辟了“官商”的先河，把政治当做商业买卖来经营，这种思路也是独到的。而在封建中国，社会人的职业分别尽管清楚，但其牵涉的职业范围则广泛，吕不韦的商业气魄就很惊人，因为他不仅在跟商品做交换，更是在同国家、同自己的命运和发展未来做交易，其间的机敏灵活和对于时机的把握都能够恰到好处。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秦王政随着年龄增长，对权力的渴望也越来越直接，当他即将亲政的时候，吕不韦意识到了要发生相权和王权的矛盾。
他的这种判断很准确，但是从多方面做的准备很愚蠢，吕不韦也很不老实，他又跟赢政之母私通，事情尽管有历史的起承转合，但传到赢政的耳朵里，毕竟是非常难堪的。吕不韦的办法是找个合适的替身，这个替身尽管让太后过得快乐，却没有吕不韦的智慧，甚至打算废掉赢政而以自己的儿子取代，这就很讨厌了。每当与人发生争执时，他都气愤地说：“我是国君的假父！”这个人后来终于出事，他要在赢政加冕的时候发动兵变，而这场兵变很快就被平定了。
在追查事件的过程中，吕不韦被赢政罢免了相国的职务，将其迁往蜀地，这时的吕不韦看到大势已去，感到人生的意义缺失，遂以自杀身亡的方式为人生落幕。他应该感到满足了，自己的儿子毕竟有了“龙”的待遇，他大抵也算是“龙种”的传播者，尽管这种父子之间的关系在纷纭变化的封建官场没有浓厚的人伦内涵，更何况，他的投机方式据说还在近代得以应用，比如所谓的“烧冷灶”。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面对文武百官的敬重，深知智慧这玩意儿能够当饭吃。他还是清醒的：“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一度纵横捭阖的他节节败退，因长期失去独立人格而不知道何去何从。
经由坎坷波折的努力而达到目的，最后又回归甚至低于起点的人生经历总会让人们有某种领悟，李斯的感觉正是如此。在蒙受腰斩的耻辱时，他轻问一同奔赴黄泉的儿子：“牵犬东门，岂可得乎？”话说得从容而洒脱：当时尚未发迹的他带着几个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去猎野兔，这样的闲情逸致大概是不可能再有的了。不仅仅不可能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而且生命即将结束，他的狂狷、智慧、勇敢、执著、理智都随着这句大彻大悟的黑色幽默成为昨天的历史。
当这个河南汉子看到仓库的老鼠时，感慨还是非常真实的，“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人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日：‘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尔。…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带着老婆烙的大饼出发了，在兰陵郡的名儒荀卿学塾里，他渴望取得好成绩，好在楚国政府里当个公务员。同学韩非的开放思维很让他茅塞顿开，而他接受时尚事物的能力比韩非还强。领悟了不少关于国际形势的观点后，他向苟卿辞别：“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他的目光确实很独到，而秦始皇也从善如流，从他的《谏逐客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而当秦始皇表示要委以韩非重任时，他深知自己的谋略、深度和修养都不及昔日的同窗，于是“提醒”赢政：“陛下不要忘了，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哥，是有家国的人，早晚都是要面对自己的故土的，圣明的君主，你要做出聪明的判断。”这番话让秦始皇很是皱了皱眉头，他知道不任用韩非，就得让韩非人间蒸发，因为这个谋士的能量很可能成为秦国统一六国的障碍。而这个决断恰恰是李斯所渴望的，他还给昔日为自己启蒙的同学送上了一碗鸩药。
而对于秦国的大一统，李斯确实是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也做出了很让秦始皇感到欣慰的事情。他是《大秦律》的制定和执行者，辅佐秦始皇一统江山，使秦国发展成强大的封建国家，他在骊山坑掉数百名儒生时连眼睛都不眨。这时的他还记得自己发迹之前，只是个毫无富贵可言的仓库管理员，平时有工夫跟在猎狗的后面追野兔。如今的他已经是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面对文武百官对他的礼貌有加，他应该深知智慧这玩意儿还是能够当饭吃的。
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曾经“喟然而叹”过：“嗟乎！吾闻之荀卿日‘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间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为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根据唐代学者司马贞的解释：“税驾犹解驾，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贵已极，然未知向后吉凶止泊在何处也。”这个出身农家的河南汉子还算是清醒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他依附的那张皮化为乌有的时候，他这根羽毛也就难以着落了，事实果真如此。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我们简直不能明白，这个才思敏捷、能言善辩、精明老道的人如何能栽在智商、情商都不够高的赵高和白痴胡亥手里。历史告诉我们，秦始皇在沙丘驾崩后，赵高领着胡亥发动宫廷政变，一度纵横捭阖的这位大知识分子竟然事事被动、处处挨打、节节败退，曾经没把赵高当回事儿的他尴尬得捉襟见肘。他只知道听皇帝的话，当皇帝重用他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政治生命的青春不老；当皇帝不在意他的时候，长期失去独立人格的他不知道何去何从。赵高就不会这样，因为跟这位贵为丞相的大人比起来，他这个小人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政变成功了，便可以哄着傻瓜皇帝控制国家；政变失败了，有皇帝为自己殉葬，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忍无可忍的李斯后来连忍的机会都没有了，“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夷三族。”不仅被黥，被劓，被斩左右脚趾，被枭首，被菹其骨肉于市，还被拦腰斩断。这个很残酷很丑陋很缺德的法律是他亲手制定的，这杯苦酒又轮到他自己喝了，更何况，“父族、母族、妻族”也都跟着遭殃，好几百条生命跟着他共赴黄泉。这个时候的他对自己曾经深深迷恋的权力感到深深的厌恶，突然又记起当年领着孩子追野兔的闲情逸致来，这种体验道出诸多封建知识分子可能的人生感喟。当统治者看重他们时，他们懂得体味权力带来的快乐；当遭到统治者遗弃时，他们往往感到很后悔，从不考虑独立人格缺失的后果。还是伏契克说得明白：“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几乎没有计谋出于他的运筹；几乎没有战斗由他亲自指挥，但他能将大家的智慧凝成合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刘邦的高明之处。他是细节的把握专家，能够容忍部属的弱点，继而在韬晦之间扭转了乾坤。
刘邦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履历，父辈也没有承继到多少家当，这也就决定了他的童年始终与布衣为伴。他的父母被称为刘大叔和刘大妈，都是“无名之辈”，“无名之辈”给他起的名字是“刘三”，可见也是可以浑叫的。年幼的刘邦没有得到太多的父爱，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怀疑他是个野种。据说某日刘大妈曾经睡在湖边，当时电闪雷鸣，刘大叔看见有条龙伏在妻子身上，后来就生了刘邦，他的长相自然跟父亲有很大差距，让刘大叔看着很别扭。二是刘邦“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平时打扮得如同无赖。尽管后来当了个当时很麻烦的村官，仍不考虑形象，经常赊酒嫖赌，刘大妈只好到处还债，这让刘大叔很没面子，崇尚勤劳本分的人家出了这么个怪物，是怎么也不会让他感觉良好的。
不读诗书的刘邦却有着远大的抱负，当他在咸阳办差途中，遇到秦始皇的车队时，不仅喟然叹息：“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得非常实在，他对“大丈夫”有自己的评价标准，而且还相当讲究过程，这种发问较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气从容，自然缺乏必要的品位，但却非常实际。后来，当他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时，并没有天真地坚持当初的规定：“先入咸阳者王”，而是乖乖去当汉中王，听任项羽去威风八面，他知道实力比原始的规定要灵活得多，也真实得多。
刘邦没什么诗意或豪放的魅力，身上也没有贵族的血脉，支撑起事业的是他的管理能力。在进退攻守的紧要关头，几乎没有计谋出于他的运筹；几乎没有战斗由他亲自指挥，他最常说的话大概是：“为之奈何？”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却非常多，因为大家可能更觉得这位领导礼贤下士、平易近人。再者说，他手下的谋臣能力确实很强，张良懂得运筹帷幄；萧何精通镇抚之道；韩信能将百万之众，刘邦将大家的智慧凝成合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刘邦的高明之处。
由于他是“一无所有”地攻城夺地的，因而出手也非常大方，谁攻破的就赐给谁，这让将士们的热情非常高涨，也使得投奔者越来越多。他是细节的把握专家，在打败项羽的过程中．给他带来成功机会的都是项羽不注意的细节。比如说在鸿门宴上，刘邦说自己与项羽合力灭秦，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入关了，今天才与老朋友见面，实在太快乐了，只是担忧小人离间我和将军，造成不好的误会。项羽听后立即说道：还不是你们那儿的曹无伤说的，要不我怎么会无端地怀疑你？
疏忽之间就把朋友给出卖了，这样的傻事刘邦绝对不会做。他的度量也非常大，能够容忍部属的弱点，比如说有人举报陈平“盗嫂受金，反复无常”，刘邦并不在意，因为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这种宽容是项羽所做不到的。正是陈平设计，使得项羽失去了对范增的信任。当项羽的使节到刘邦军中时，刘邦用盛宴款待，接着又仓皇失措地说：还以为接待的是范增的使者，原来是项羽的，那就不必这样费事了，于是撤掉盛宴，以粗劣的食物打发。这种粗劣的伎俩竟然也能射中项羽，迫使范增告老回乡，并在路上抑郁地死去。
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刘邦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他对韩信的逮捕就很能说明道理。早在韩信攻城夺池时，就曾经派人告诉刘邦，自己打算在齐地做“假王”。当时刘邦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与项羽决战，听到韩信的要求便火冒三丈，对使者发火道：整天等着你们来参加会战，却跟我要个什么“假王”，随即觉悟，马上改口说道：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做出一番大业，那不就可以做真王嘛！韩信这事做得不地道，后来又有出卖朋友、图谋不轨的勾当，刘邦的惩罚顺理成章，而他的办法仍然是按部就班，起初是打发他到楚地，接着又让他当淮阴侯，后来也不亲手杀功臣，更何况，韩信的被杀似乎还大快人心，舆论基础该不必担忧。
刘邦是高明的政治家，他的领悟力、洞察力、判断力等都是一流的，表面随和而实则老练，他知道若要开辟帝业，就不能时刻计较暂时的得失，应该积聚世间“第一宝贵”的人才，并恰当地做换位思考，以图长久之计。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他能够把个人发展同国家远景规划统一起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善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是他超越项羽的性格因素，除了有很多年少时残存的习气之外，也算是拥有一番英雄的气度。他的很多举措都尽可能按着客观规律冷静地运作，避免过多的情感因素，继而开创了汉朝基业。
以柔克刚的汉光武
仁者刘秀以“柔道”来发展国家，儒道政治运用得当，恰好补足了暴政与酷治的误区。他善于从别人身上找到优点，并且及时地加以表扬。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隐忍地保全自己，赢得良好的环境支持，为日后霸业创造条件。
以柔克刚或以弱胜强，是很多封建士人的处世理念，他们总是以温柔的力量打败对手。东汉开国君主光武帝刘秀的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赤眉、绿林起义爆发时，宛人李通遂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说刘秀起兵。这位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也抱着恢复刘氏统治的目的，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的地方豪强，组织武装部队“舂陵军”，拥立刘玄建立更始政权，他担任太常、偏将军，并与绿林军约定“合纵”。昆阳之战使他重创莽军，其武装势力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
面对刘秀势力的发展，很多起义将领都劝说更始帝杀死刘秀的哥哥，更始帝觉得应该如此。为了获得农民军的信任，刘秀赶赴宛城佯装谢罪认错以自保，后被派往河北镇抚州郡。诛灭了称帝邯郸的王郎之后，他被更始政权封为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率宗族、宾客、子弟纷纷归属于他，成为其政权的有力支柱，这时刘秀开始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了。当迫降和收编铜马、高湖、重连等农民起义部队后，他被称为“铜马帝”，继而与农民起义军彻底决裂，在群臣拥戴下称帝河北．不久定都洛阳，用3年时间打败起义军，控制了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
经过12年艰苦战斗，刘秀削除了地方势力，完成了统一大业。为了稳定和巩固统治，他致力于整顿吏治，并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鉴于西汉“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失误，这位颇有谋略的军事家“退功臣而进文吏”，禁止功臣干预政事，限制诸侯外戚的权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本人。他还加强监察制度，强化自身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封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又采取措施安定民众，恢复残败的社会经济，一度废除了更役制度。
这位仁者以“柔道”来发展国家，柔道政治运用得当，“仁”与“谋”似乎是有缘的。人格的修养之于统治社会大有裨益，而这也恰好补足了暴政与酷治的误区，因而王道政治的发展前景为历史上很多人所钟爱。智者刘秀的“柔道”在收编铜马起义军时表现得极为突出，不仅“封其渠帅为列侯”，还命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骑马到铜马操练将士，从而得到了深切爱戴。在对待俘虏的问题上，他的做法更加高明，能够善于从别人身上找到优点，并且及时地加以表扬，善于思考问题的他还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纠纷，使他们结交成为好友。
他从未忘记以往功臣，“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将领征讨时被刺身死，他能够乘车带着白布，前往吊唁。这种仁政无疑得到部属支持，怀柔政策避免了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使得“军政齐肃，赏罚分明”。在进军陇西完成国家统一时，他所率大军遭到围困，颖川、河东发生叛乱，急于赶回的他在临走时留信给岑彭，指出抓住时机的重要性，“既平陇，复望蜀”，拓宽发展的视野，后来此事当做典故流传至今。
这位仁君“在上不骄”，做事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经达到2100多万，历史上称“光武中兴”。因为素以“柔道”治理朝政，他扶植和保护了世家贵族利益，分化和镇压农民起义。在精神层面“宣布图谶”于全国，以儒家学说和谶纬神学为治政武器，用以加强统治的力度。他的温柔实质上是寓刚于柔。“江山重归汉，天下再姓刘”，为了完成恢复刘氏政权的“中兴大业”，他做了毕生的努力，因为事半功倍的“柔道”，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刘秀从制度上改革了以往的弊端，达到由乱而治的局面。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以柔克刚”的理念发挥到成功境界，其中妙处非常人所能够理解。正所谓“以刚克柔者多，以柔克刚者少，刚者多胜，柔者多败”，其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刚”的资本的时候，能够以“柔”的方式掩饰其目的，这种隐忍往往能够保全自己，赢得良好的环境支持，为日后霸业创造条件。
命世之才的格调和品位
物欲横流的时代是不能容忍精于格调的精神贵族的登场的，曹操遇到的不是“治世”，那他大抵只能做“奸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资本是他不能丢弃的旗号，也注定了他无法称帝。这位“奸雄”实是“真豪杰”，其格调和品位已经写进了正史。
曹操不是曹参的后代，其父只是曹腾的养子，而曹操的祖父母也“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来历不明”的曹操成长于“桓灵之间”，这应属历史上君昏臣恶的时期之一，要做个贤良是极难的。耳闻目睹都是外戚专权、宦官擅政、军阀称霸的新闻，社会风尚也很不客观：“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物欲横流的时代是不能容忍高贵的登场的，要么做曲意逢迎的无耻小人；要么做改变命运的乱世豪杰。曹操属于后者。
年少时的他“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父对此并不太在意，“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他遂能够“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但这位“命世之才”也决非“不学无术”之辈。当时的著名评论家许劭在每月初一发表“月旦评”，对曹操的评价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遇到的不是“治世”，那他大抵只能做“奸雄”。早在负责洛阳治安时，他就名震朝野，因为用五色大棒打死了皇帝宠宦蹇硕的叔叔，“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从而使得“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这时的曹操还渴望成为“能臣”，或者说他对时政并没有绝望，但是他的上书总是如“泥牛人海”，他的肃清吏治的努力没能扭转时局，而未遭到杀身之祸大抵都是因为有权重一时的父亲做后台，这个问题想明白之后，他对做“能臣”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他毕生最漂亮的举动大概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掌握了汉政权，“朝天子、佐王室”的他这样就可以“兴义兵、诛暴乱”，于是就有了讨伐董卓，征讨袁术，伏杀吕布，平定乌桓，剿灭刘表，驱除孙权，袭击刘备……“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资本是他不能丢弃的旗号，也注定了他无法称帝。
曹操对这个问题看得非常透：“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他不愿意步袁绍、孙策、刘表等人的后尘。正义的旗号和过硬的军队是他成功的基础，他知道自己的资历、地位和实力比不上很多人，当时“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他只能是“求贤若渴，爱才如命”，这或者也是他“机警，有权术”的重要表征。终于等到了“谋臣如云，武将如雨”的局面，他的优势逐渐增多，因此当部属建议他登基之时，他的回答意味深长：如果天命真在我身上，那就做个周文王吧！
成事的他开始报复，以往让他不舒服的人都要遭到麻烦。在报杀父之仇的时候，他在敌人的都城“坑杀男女数万口”，泗水都被尸体堵得不能流通，顶撞过他的人也大都没有好下场，对有“伯夷之风”的崔琰以“腹诽心谤”的罪名杀了；对“神童”“义士”孑L融以“违天反道，败伦乱礼”的罪名杀了；对意气用事的祢衡以流放的方式借刀杀了；对“才思敏捷”、好耍聪明的杨修以“露泄言教，教官诸侯”的罪名杀了……宁可负天下人的他似乎总是让倒霉的人死得不明白。
这其中其实大有道理。崔琰的“贫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的态度令“朝廷归高，天下称平”，却随意说出“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话，曹操不愿意“变”，于是以暴力抵制“诽谤”；孔子二十世孙孔融之死全在于刻薄而攻击时政，对他的诛杀也有匡正风气的意义，因为以“清流”标榜的人是不会认同“不孝”的；祢衡的倒霉全都是咎由自取，他的狂悖无礼是极其遭人讨厌的；而杨修的被杀似乎因为受到曹植的牵连，曹操要以这种方式让世人感到“天威难测”。
这位“奸雄”实是“真豪杰”，他的哭郭嘉、照料背叛并追击自己的陈宫之妻儿等都是真性情的流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没有真的豪情，如何能吟出如此歌咏？他还非常洒脱，当西征马超的时候，很多士兵在战场上争先恐后地看他，他也毫不客气：“曹操和你们一样，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是比你们多点智慧！”
曹操的深沉并不是一本正经，那样会让人觉得不可亲不可近，他的挥洒真是丝毫也不做作。将韬略和率真融合起来，确实难能可贵，也让境界在“灿烂”“星汉”中得到提升。比如丁夫人因为养子的阵亡而离去，让他很是伤感，为此专门到岳父家拜望。丁夫人只顾织布，对他的到来表情淡漠，他爱抚着她的背温柔地说道：
“跟我回家好不好！”以他的地位拥有这番柔情实属不易。据说他临终时，嘱咐让婢妾和艺妓们住铜雀台，让宫女学着编丝织品，不要在祭祀之时浪费……还专门要曹丕照顾最小的弟弟曹干。这时他已经九泉含笑，其格调和品位也被写进了正史。
改革不能不周知社会
王安石的经济眼光与今人接近，主张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稳定国库的总收入。其改革之所以遭遇诸多困难，在于不周知社会，不具备基本的商业经济条件。这位具有超前目光的人很悲哀，改革的高明设计者未必是成功的改革者。
历史上一厢情愿的改革总是以失败收场，比如说王安石的变法。王安石“属文动笔如飞”，“议论高奇，能以辩驳济其说”，20岁中进士的他在地方任上兴修水利且改善交通，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开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得到百姓的爱戴。如此才华横溢且务实的他得到欧阳修的推荐，宋仁宗当政期间，虽然任用过范仲淹、包拯等正直的大臣，但是国家因为没有改革而衰弱。20岁的宋神宗是个有为青年，决心改变国家不景气的情况。周围老臣已暮气沉沉，改革的得力助手难找，当时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很有见解，得到神宗称赞，韩维告诉神宗：“我的见解源于王安石。”宋神宗遂将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使之成为御前顾问。
当接到宋神宗召令时，王安石感到机会来了，刚到京城就进宫谈话。神宗问他要治理国家，如今应该从哪儿着手？王安石从容不迫地说：“起初要改革旧的法度，继而建立新的法制。”当晚就写了详细的改革意见书。神宗认为其意见很合自己的心意，遂对王安石多加提拔。此后，王安石被提升为参知政事，大张旗鼓地变法图强。此举几乎遭到满朝重臣的反对，神宗为此特批年轻官员协助其工作。“反改革派”或贬或退，能与王安石合作的韩绛、吕惠卿等此后都被称为“小人”。
王安石的经济眼光与今人接近，主张刺激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稳定国库的总收入。他逐渐放开手脚改革，设立了专门机构，主要贯彻的是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在变法过程中，政府鼓励地方开垦荒地，民户服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服役。按贫富等级纳免役钱，以往可以免交的官僚地主也被取消特权。此举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政府还核实土地数量，防止大地主隐瞒田产及人口。按住户抽取保丁，在农闲的时候练兵，有战事的时候编入军队打仗。
由于他的改革“太锐”，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处境也就渐渐不妙了。很多人说他不守祖宗的规矩，而且不怕天变，这让宋神宗感到为难。王安石对此却很坦然：“陛下认真处理政事，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地方的意见，也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只要我们做得合乎道理，又何必怕别人议论呢？至于老祖宗的规矩，根本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该用好的方法加以取代。”宋神宗还是动摇起来。后来，河北地区大旱，断粮的农民到处逃荒，有个官员趁机画了“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盖因王安石变法而起，恳请圣上将王安石撤职查办。曹太后和高太后也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变法，王安石只好上书辞职。
王安石的改革之所以遭遇诸多困难，在于不周知社会，不具备基本的商业经济条件。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先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和垄断”。仅仅具有超前眼光的王安石是悲哀的，辞职后的他到江宁府去休养，次年被召回京城做宰相。谁知刚过几个月，天空中划过了“扫帚星”，这种被时人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又使神宗慌乱，保守派趁机攻击变法，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王安石再次辞职。
这位大学问家是改革的高明设计者，却不是成功的改革者，他劝勉宋神宗“因循末俗之弊”，措辞切直且极有分寸，而洋详万言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事书》也被梁启超认为是“秦汉以后第一大文”，惟有贾谊《陈政事疏》“稍足方之”，笔锋锐利而寄意深远，敢于批评当朝的腐败，且直接主张“改易更革”。在得到变法契机之后，使得“心哀此黔首”的感情化作实践的力量，而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但正是这种激进改革，触犯了当时很多贵族的利益，又没有得到足够理解，很多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举动没有得到当朝者的积极肯定，其拥护者也遭遇困境。只有一件事情可以使他感到些许的安慰，那就是承受“靖康耻”的宋徽宗曾经使之配享孔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只是那时候金兵已经过河了。
事情往往只有得到广泛支持，才可能迫近预期目的，否则再好的创意也可能因为反对的声音而流于苍白。发生在11世纪的王安石变法过早地触犯权贵，无疑为变法的发展带来极大的不利，而在循序渐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尤其是为他所忽略的，应该设置好法律和情感的价值标准，法律是强制和防范的，而情感则是抚慰的是倡导的。尤其是在法律权威缺失的封建社会，忽视循序渐进的过程，可能在情感的失衡中遭到惨重失败。当然，北宋政府难以成为重视商业的典范，这是失败的历史原因。
能力卓越，力专政
他的与众不同在于谋划能力的卓越，在抓军队战斗力的同时注意发展生产，登基之后便暴力专政。尽管促进了皇权巩固，但屠戮范围过大。其杀戮没有阻止政变的发生，其四子正是用类似手段奠定了明王朝200余年的统治根基。
在安徽凤阳给地主做牧童的朱元璋是很辛苦的，这个出身卑微的放牛娃在乱世人皇觉寺避难，后来见机参加红巾军，因勇敢多智得到重用。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谋划能力的卓越，富有远见的他率领的军队战斗力很强，作战纪律严明，抢劫妇女、钱财及烧毁民房者杀无赦。当时的军队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加盟，比如说宋濂、刘基等名儒都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常遇春、汤和、邓愈等也多加辅佐，朱元璋的军事力量越来越雄厚。攻破南京之后，他着意发展生产做长远打算，从根基上巩固根据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拓宽了自己的发展视角。
当时周围有韩林儿、陈友谅和张士诚政权，冷静分析时局后，他制定出积极的对策：“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缜密谋划的结果是，“先攻友谅”，“陈氏灭，张氏囊中物矣。”事态的发展如其所料，沉着应战的朱元璋北伐中原，势如破竹而连连得胜，逐渐地消灭了残余力量。两年后，明朝的历史开始了，他力改元政之失，严明律法而整肃吏治，奖励垦荒且普查户口，并减轻对工匠的奴役，社会发展获得较为平稳的空间，人民生活水平也较前有所提高。
朱元璋确实殚精竭虑，衣食起居也十分节俭，可崛起的新官僚巧取豪夺、恃权自专，严重伤害了农民利益。朱元璋为此采取了诸多措施，比如说改革官制、建都察院、实行特务统治、加以舆论控制等等。但这些措施的火候不好掌握，很有可能误伤了好人，加之朱元璋识字不多，对文字的态度也就更加苛刻。据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起草的《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句子，就很让这当过和尚的皇帝愤怒：“‘生’者，僧也，此乃骂我曾经为僧；‘光’则秃也，说我曾是秃子，‘则’似乎隐喻‘贼’，大抵是我做贼的经历。”这个教授夸得很不好，说什么也不会料到，自己竟在拍马屁的时候遭到横祸。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位皇帝非常担忧有文化的人变着法儿骂他，只好封住他们的嘴。
这种粗鲁的办法倒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统治，而他的最得意的举措似乎还在于对胡惟庸谋反案和蓝党案的处理，通过这两次惊天大狱，将近5万人遭到诛杀，朝廷官员曾一度空白，谋臣和功臣都没得到好下场。以一介平民而至开国帝王的朱元璋性格尖刻，很不满右丞相李善长的骄矜，遭到刘基的反对：“换丞相若换殿中之柱，必得用大材。小材或遭折断或仆倒。”朱元璋问他胡惟庸如何，刘基正色道：“不可！区区小犊，一经重用，必至辕裂犁破，祸且不浅啊！”
朱元璋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胡惟庸为相之后，立即陷害刘基及其子，此后肆无忌惮，对于官员呈送的奏章，总是先行拆阅，凡不利于自己的就藏匿起来，势力之人都成了他家的座上客，而指责朱元璋过错的忠臣大都遭到了迫害。胡惟庸还算是懂得朱元璋的，他知道自己早晚没有好结局，不如将遭到朱元璋惩治的人组织起来，着力招募兵勇，这家伙连后路都找好了。他派人去东南沿海联系倭寇做外援，一旦事情败露，可以到边远的地方卷土重来。结果是朱元璋大难不死，胡惟庸遭受凌迟之苦。从此警醒的朱元璋觉得仅仅处理胡惟庸没有足够的震慑力，不如将有关官吏的亲属、朋友、老乡统统连坐，3万多人因此丧命。
12年之后，武将蓝玉惹来了大祸，他曾经劝谏太子提防燕王朱棣，太子病逝之后，朱棣对朱元璋说：“在朝诸公，有人纵恣不法，如不处置，将来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时的蓝玉不识时务，因为没有得到重用而说怪话，即使陪朱元璋吃饭时，也丝毫不收敛，见朱棣乘舆远远经过时，他竟随意地说：“这个乘舆的人已经怀疑我了。”话说出来就收不回了，朱元璋正愁没有借口，这时正好“顺理成章”。加之锦衣卫罗织罪名，说张翼、陈垣、曹震、朱寿、何荣、詹微、傅有文等人曾同蓝玉密谋造反，朱元璋亲自审问，即使与蓝玉说过一两句话的人也不能幸免，15000余人因此丧命。
此外，还有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遭到赐死，不多的几个开国功臣也早已不问国事。血淋淋的事实带给明朝的更多的是恐惧，孟子曾经说过：“不嗜杀者能一之。”朱元璋的杀戮并没有阻止内部政变的发生，他所欣赏的四子朱棣正是使用类似手段登上皇帝宝座，奠定了明王朝200余年的统治根基，这或者是善于使用棘杖的朱元璋始料未及的，这是他人的暴力推翻了他的暴力的直接结果。
龙蛇之蛰，以求存也
建文帝是正统，但正统得有人承认，朱棣这样的大人物如果不承认，正统也就有点儿尴尬。别忘了，朱元璋起初还只是个跟正统挨不上边的放牛娃。朱棣实际上是逼也反，不逼照样要反，只是何时反和以什么理由反的问题。
封建帝王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渴望帝业能够传于子孙，然后千代万世不竭，这种打算又无一例外地总是落空。因为权力处于流变中，帝王对于权力的占有只是相对的一段有限的时间，其问要面对外族的可能征伐，还要提防内部势力的可能颠覆。前者的结束大都源于极度的腐败造成的衰弱；后者往往是君王过于宠信奸臣过于偏听谗言过于自我感觉良好，总之，正是这样的原因，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纷纭变化的改朝换代，不同的统治者登上历史舞台，做独特又不独特之事。
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为了确保朱明王朝千秋万代的基业，想方设法加强皇室力量，分封诸王分驻全国战略要地，通过他们来屏藩王室。“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藩王势力的膨胀构成对中央政权的重要威胁，事态的发展尤为剧烈，未及数世而强烈爆发。后来，朱元璋确立朱允为皇太孙，朱允即位后，对诸藩王不满而商量削藩对策，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令监军密切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此举迫使朱棣终于起兵反抗。
建文帝是正统，但正统得有人承认，特别是得有朱棣这样的大人物承认。他如果不承认，正统也就有点儿尴尬，别忘了，朱元璋起初还只是个跟正统挨不上边的放牛娃。面对建文帝的积极削藩态度，老谋深算的朱棣觉得可以让孩子玩玩，等到弄乱了过家家用的玩具，再找茬儿打孩子的屁股，让孩子知道过家家是不应该的。这位一度装疯的叔叔知道自己比侄儿有力气，至于陪孩子玩的孩子和大人都要为过家家付出沉重的代价。朱棣的反叛看起来是被逼迫的，实际上，他是逼也反，不逼照样要反，这里只是何时反和以什么理由反的问题。
朱棣的理由很是到位：“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他凭着朱元璋的这番话，称自己的举动为“靖难”。建文帝派大将军李景隆征讨，他“寡谋而骄，色厉而馁”，兵将不适霜雪气候，粮草不足而求胜心切，智信不足而仁勇俱无，最后“乃弃兵粮，晨夜南奔”。这时的朝廷极度恐慌，急忙调兵遣将，后来改派将领获得战斗的暂时胜利，燕军夺得的城池曾得而复失。但朱棣奋不顾身，能打瞬间战也能打持久战的他“不惧生死，打败敌手”。他知道自己安插在宫中的间谍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果然，宫廷奸细太监及时地送来了南京城宜直取的情报。得到这样准确的情报，朱棣胸有成竹，一举打进都城。建文帝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议和，遭到他的拒绝，“靖难之役”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燕王进京后，建文帝下落不明，或日于宫中自焚而死，或云由地道出亡而落发为僧，或日后来又回到宫中，总之是没有统治政权的能力了。当“权力高于一切”时，“朱棣仿效朱元璋的做法，实施合法屠杀，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他让曾经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及不肯迎附的文臣武将深刻地体验到什么叫做悲惨，齐泰、黄子澄、景清等整族被杀掉：“命赤其族，籍其乡，转相扳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此外，还榜其名日奸臣，大行屠杀，族人无少长皆斩。有“读书种子”之称的方孝孺因为不肯给这位以暴力夺权的事实皇帝撰写即位诏书而导致九族全诛，其朋友门生也作为一族全部杀掉，十族共诛873人。
这次大屠杀极为残酷，共有数万人惨死于屠刀之下，“其女发教坊司，姻党悉戍边疆”，“靖难之役”给明代初期刚刚有所恢复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直接遭到战争践踏的地区尤为严重，“淮以北鞠为茂草”实当为真言。朱元璋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刚刚去世不久就祸起萧墙，发生了叔侄争位的历史闹剧。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燕王成为明成祖，是避祸的被动之举，却也是主观称帝的军事必然：“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交堕，乃是将易黄屋的预兆”，他是不甘于放弃玉玺的威严的。以深沉心机等待权变的他“清君侧之恶”，大肆屠杀反对甚至不支持自己的士大夫，其残酷屠杀的彻底骇人听闻。
当然，屠杀本身不是他的目的，他要通过这种残酷的方式稳定朝政。实实在在地说，懂得震慑有二意的封建士人的朱棣还是有所作为的，登基之后的他恢复了建文时改定的全部成法和官制，声明起兵目的在于对祖训的坚守。此后的北方不再有强番存在，意气风发的朱棣又改革了中央行政机构，继而迁都北京，中央集权由此得到进一步加强。他的归宿还算是光彩的，成功反叛的他死于北征回师途中，可谓将生命挥洒在战场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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