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之路

    一天晚上，毛姆在书房里看书，卡斯德尔斯太太打电话来，说她约了两位朋友来吃晚饭和看戏，可是其中一位爽约了，问他是否愿意帮她去陪陪客人。毛姆正闲来无事，而且他也很想去看戏，于是便答应了。毛姆换上衣服，来到了卡斯德尔斯太太家，在那里，他看见了西莉·威尔康太太。

    西莉身材娇小，姿色动人，有一双褐色的眼睛以及一张能言善道的嘴，她的家庭是来自威尼斯的一支家族，父亲是位知名医生和大慈善家。西莉在22岁的时候嫁给了比自己年长二十多岁的威斯康星州一家成功的制药厂的创建人——亨利·威尔康，生了一个智力不太健全的孩子。几年过后，二人婚姻破裂，并一直处于分居状态。

    虽然两人曾在一次午宴上见过，但那次碰面都没给对方留下太多的印象，而这个晚上，毛姆觉得32岁的西莉楚楚动人。晚饭时，卡斯德尔斯夫妇去接电话，西莉眨着晶亮的眼睛，声音低沉地对毛姆说：“真希望我们不必去看这出戏，我宁愿整晚听你讲话。”看完戏之后，在送西莉回家的路上，她对毛姆说：“我们很快还会见面的。”当两人再次见面的时候，就开始直呼对方的名字了。

    在西莉之前，毛姆也曾为其他女士倾倒。1906年，《主教的围巾》一书出版。这部小说是根据毛姆的一部未曾上演的戏剧《面包和鱼》改编而成。毛姆后来坦言，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赚够钱好款待一个嗜好奢华的贵妇。然而，书完成以后，他以为永远能维持不灭的炽热情感却消失了。他不再想把钱花在女人身上。

    然而在当年的4月里，毛姆却遇见了毕生最爱的女人。在一次夏日午宴中，毛姆遇见了埃奎琳·希尔维亚·琼斯。当时琼斯穿了一件衬衫，戴着一顶草帽，她身材婀娜，有着淡淡的金发和碧蓝的眼睛，她迷人的微笑瞬间俘获了毛姆的心。那天以后，他就经常同她见面。他在《一个作家的札记》中，这样描述她：

    一位成熟而魅力十足的女人，有着玫瑰一样的脸颊和金色的头发，眼睛碧蓝如夏日的海潮，身材丰满匀称，就像画家笔下不朽的美人海伦。

    后来毛姆写《寻欢作乐》，就以她为原型而写下了无忧无虑、到处留情的萝西。琼斯是一名演员，14岁时便在父亲的一出戏剧里登台，并曾演出莎士比亚剧。她曾嫁给一位戏剧制作人，后来以离婚收场。遇见毛姆后，二人相恋了。

    毛姆不只是做她的情人，他还帮忙找些角色给她演。琼斯曾在毛姆的一出喜剧中饰演一位侍女。但是美丽迷人的琼斯却用情不专，这令毛姆十分苦恼。在其中一个版本的《寻欢作乐》中，毛姆曾在序言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年轻时，曾与本书中我称为萝西的青年女子过从甚密。她犯了严重而疯狂的错误，然而她美丽而诚实。这段关系不了了之了，但是有关她的记忆，却年复一年在我心中萦回不去。我知道有一天，我终究会把她写进小说里。

    此时毛姆与琼斯依然交往甚密，不久前还帮她在一部电影里找了个角色。如今毛姆年近四十，而且拥有了金钱和名望，是时候该安定下来了。毛姆觉得琼斯热情爽朗的个性，正好平衡自己的多愁善感。

    1913年9月，琼斯要动身去美国拍电影，毛姆也正要到美国去参加他的一部作品《可指望的土地》的排演。他决定到了纽约之后就向琼斯求婚，为此，他还去选购了一枚订婚戒指。琼斯抵达的当天，毛姆早早来到码头接她，却看见她和一位俊美的青年谈得正欢。琼斯告诉毛姆，她要直接去芝加哥，不能在纽约陪他，让他留在纽约好好排演。等到毛姆终于能趁着空当赶到芝加哥时，已经过去三四个星期了。琼斯也似乎很高兴看见他。

    “琼斯，我到芝加哥来是要请你嫁给我。你愿意吗？”毛姆自信地等待着他预想中的答案。

    “不，我不会嫁给你。”琼斯说。

    “为什么？”毛姆惊讶地问道。

    “我就是不要，”琼斯说，“人家都说我很有潜力，将来一定会大红大紫。”

    毛姆单膝跪在地上，把订婚戒指递过去。“真漂亮！”琼斯说着，又递了回来。

    毛姆请求琼斯收下，但她没有，于是毛姆站起来，吻了她，把戒指放进口袋，离开了。

    求婚不成，毛姆回到纽约，埋首于《可指望的土地》的排练工作。这出戏要在圣诞节那天在纽约公演。1914年1月，毛姆返回伦敦排演《可指望的土地》。有一天，毛姆在看歌剧时遇见了西莉。西莉邀请他来参加自己举办的宴会，毛姆也给了她两张《可指望的土地》的首演票。

    首演那天，西莉迟到了，当她到达戏院时，大幕已经拉开，毛姆很不高兴，决定不去参加她的宴会。可是他又不愿在跟她闹僵之后的首演之夜孤零零一个人回家，结果还是去了。在西莉的宴会上，人人都向他贺喜，西莉还与他共赴舞池，大伙已经把他们看成一对情侣了。接下来的日子，他们顺其自然地相恋了。

    战争与婚姻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毛姆正和朋友们在卡普里岛度假。战争并没有搅扰他的兴致，他们一起游泳、打球，过得悠闲自在。当他们回到英国后，四处弥漫的硝烟激起了毛姆的爱国热情。但因为毛姆年纪太大，不够入伍的资格。但毛姆觉得英国需要他，便写信给已经是海军部首要大臣的丘吉尔，请求丘吉尔对他有所派用。没过多久，在等候回复的时候，毛姆听说红十字会正要派遣救护队前往法国，于是，便申请以翻译的身份加入。他没有以医生的身份申请，是因为自打从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就从未行过医。

    10月，毛姆穿上军服，与救护队渡过了英吉利海峡，他所在的救护队被派往法国去救治伤病的官兵。这期间毛姆发现救护车驾驶员比翻译更为紧缺，于是便请假回英国学习了两周驾驶。再次返回法国后，他被编入法国部队，开往前线附近。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毛姆透露：“当地的气候苦寒，雾雨迷蒙，不是跑断了腿，就是枯乏得无所事事。”

    毛姆的工作是极具危险性的，救护车在晚上出行，驾驶员必须避开满地的弹坑。德军的照明弹与枪炮的火光照亮了夜空。当伤患被抬上担架送进救护车后，驾驶员必须把这些伤员当成易碎品看待。毛姆总是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救护车，尽量在让他们不发出痛苦呻吟的情况下被送进医院。

    有一次，毛姆的救护队转移到敦刻尔克附近的圣马洛，毛姆收到了《人生的枷锁》校样，他的室友——文学批评家麦卡锡注意到毛姆的校样中改动的地方很少。毛姆告诉他说，在稿件送去印刷之前，他就已经仔细核校过了。麦卡锡感慨道：“他处理小说就像剧本一样精益求精，这种对完美的渴求，一定会令销路大增！”当麦卡锡仔细读过书稿之后，他的看法又变了，他称《人生的枷锁》是“当大批的近代写实小说沉入河底时，仍与《老妇的故事》《战地春梦》《巴比特》等极少数作品一样，能够随时间的流逝而一直漂行于水面”。此后，毛姆一直受到麦卡锡的评论支持，麦卡锡还将毛姆称为“英国的莫泊桑”。

    毛姆随着战事到处迁徙，一路上见证了战争的惨烈和沉重。路上遇见抬着棺木的送葬队伍，路人便纷纷脱下帽子低头默哀，军人则举手敬礼。在前线，毛姆遇见了他终生的挚友——杰拉尔德·赫克斯顿。

    二人相遇时赫克斯顿22岁，中等身材，留着八字胡，褐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面部有几处痘痕，这位很在意自己外貌的小伙子时常会擦些化妆品来掩饰它们。毛姆也时常对赫克斯顿说：“快去，把脸上的痘印擦掉吧！”在毛姆看来，赫克斯顿是位长相俊美的青年。但是其他人可不这么认为，见过赫克斯顿的人曾经评价他说：“他的五官中没有一部分称得上好的……他吊儿郎当，流里流气，看起来就诡计多端。”

    赫克斯顿常让毛姆在他身上花许多钱，做冤大头。他酗酒、蛮横、粗鲁、不诚实又不可靠。说来奇怪，这个寡品无行的人竟然如此吸引毛姆。也许是赫克斯顿正好弥补了毛姆的孤傲吧。

    就在此时，西莉那边传来了消息，说她怀孕了。毛姆劝告西莉，这将是一场漫长的战争，此刻不是养孩子的时候，可她就是不听。无奈之下，毛姆再次请假回到伦敦，忙着处理西莉的事情。

    毛姆决定带西莉去罗马，她可以在那里把孩子生下来。他们在当地找了栋房子，毛姆写作、打高尔夫，日子过得安详静谧。在没什么社交活动的那段日子里，两人大部分时间都是朝夕相对。西莉对毛姆讲述自己曾经的生活，包括她的情史，毛姆便以此为素材来充实自己的剧本。此时西莉与亨利·威尔康尚未正式解除婚姻关系。这真是尴尬！

    1915年9月，西莉终于产下一女，取名丽莎，这是毛姆第一部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丽莎很可爱，但毛姆却因为她不是男孩儿而感到失望。西莉生下孩子后，医生告诉她，说她再也不能生孩子了，她伤心地哭了。三星期后他们又回到伦敦。之后，毛姆的朋友给他寄来喜得爱子的请帖时，毛姆写信给他说：“我恭贺你很容易，但像你一样再得个男孩儿却不容易……我除了一个女儿之外，再没有别的本事了。”

    毛姆没有再回救护队。机缘巧合，毛姆进入了陆军情报部，由于他通晓数种语言和欧洲各地的情形，便被派往日内瓦去接替一个受了惊吓的情报员。而此时西莉的丈夫亨利·威尔康却突然向西莉提出离婚。在这场离婚官司里，毛姆成了与有夫之妇发生婚外情的被告。因为与丈夫闹翻，西莉失去了生活来源，过惯奢侈生活的她没过多久便债台高筑。

    离婚案成了毛姆的丑闻，此时他则需要前往日内瓦述职。1917年5月，毛姆在新泽西州与西莉结婚了。西莉的愿望终于达成了，而毛姆却在《回顾》里，将西莉塑造成一个诡计多端、需求无度的悍妇。对毛姆来说，娶了西莉便是给自己又套上一层枷锁。

    婚后不久，毛姆再度接受训练，进入情报局工作。在纽约的英国情报头目是威廉·怀斯曼，他与毛姆家是世交。英政府恐怕苏俄会出现局部和平的局面，毛姆的任务是协助克伦斯基阻止俄国的战势。毛姆在战争中所过的生活真是耐人寻味，有时他轰轰烈烈地参与战事，有时却又抽身去办自己的私事。一些激进的爱国分子指责他是惺惺作态的懦夫，但依照当时的规定，毛姆年龄已经太大，不宜参战，因此责怪他不服从命令是不公平的。

    毛姆在瑞士工作时曾感染肺病，在前往俄国以前，他还出现了大量出血的现象。本来他很可以光明正大地逃避这次任务，他告诉怀斯曼恐怕自己不能胜任这次任务，怀斯曼向他保证他可以做得比任何人都好，于是，毛姆起程了。

    只可惜，金钱和毛姆的辩才都阻挡不住俄国的战势。

    尽管意义不大，但毛姆还是十分严肃地进行着他的情报工作。他相信自己若是早到六个月，应该很可以阻止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的，而相反的结果终于无可避免。他对克伦斯基性格的分析清澄明澈，令人赞赏，而他的电报对苏俄战势的估测也坦白直率。在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前数星期，毛姆离开圣彼得堡，身上携有克伦斯基致英国首相路易·乔治的私函，信中希望获得英国的援助与谅解。毛姆恐怕自己的口吃不能确切地传达克伦斯基身为领袖的气势和口吻，便把要说的话写了下来。他由挪威转道回国。

    见到路易·乔治后，首相对毛姆的戏剧非常推崇和赞赏，可是毛姆要求为克伦斯基提供援助后，路易·乔治说：“我办不到！”

    毛姆返回了旅店，他又病又急。毛姆的病经诊断是肺结核。英国最高法院院长想派他到罗马尼亚去进行另一项秘密任务，毛姆并不介意自己的健康问题，愿意再为英国效力，可是院长得知他的身体状况后，便要他安心养病，把任务交给了其他人。于是毛姆进入一家疗养院，在那里休息了三个月。

    在疗养院休养的这段日子里，西莉从没有来看过他。枯燥无味的日子并未使他沮丧，他不断地阅读并写作新剧，同时，他也和往常一样地写笔记。他的病恢复得很快，数月之后他便回家了。这时他们住在英格兰东南部的萨里郡，这里有着令人愉快的社交生活，这段时间里，毛姆笔耕不辍，每天清晨起便埋首于编写《恺撒之妻》和《月亮和六便士》。有一天，他和朋友骑马外出，被狠狠地摔了下来，当时在旁的人记录道：

    我们安闲地骑在马上散着步，大家沉浸在有趣的话题里，毛姆的那匹黄棕色带白点的马突然跌跪在地上，把它的骑士摔了出去。毛姆的前额撞击到路面，摔得头破血流。大伙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危险吓傻了，等着几乎昏过去的毛姆恢复过来后，又重新上马。他表现得很坚忍，没有一声抱怨。他就是那种越是感受痛苦，越要咬紧牙关挺过去的人。

    而在新居所的布置上，西莉则屡屡展现出自己在装潢和审美上的天赋，她曾引领潮流地率先把房间布置成白色，这在那些不必亲自动手清理房间的人们的眼中，还真是时髦、漂亮。

    生不逢时的作品

    战争并没有影响文艺界的活动，相反，这期间的出版界更加活跃了。1915年，《人生的枷锁》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相继出版。在加拿大，这部书不算畅销，而且因为篇幅过长，印制费用十分惊人，后来经由一位年轻的审稿人大力推荐，才得以出版。

    《人生的枷锁》第一版在大西洋两岸共印5000册，打破了毛姆以往出书的纪录。毛姆写这本书原本是想解除过去悲伤记忆对自己的束缚，但在三十年之后，有人请他为盲人朗读并录制这部书的第一章时，他却因为悲痛过度而不得不中断。看来这部书的出版并没有令毛姆释怀。

    毛姆所采取的是德国19世纪时教育小说的方式，故事的主人公从童年开始，经过了各种遭遇与经历，在重重挫折之后，终于改头换面，成为上层人士。这是毛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卸下面具。爱德华式的绅士不见了，机智的戏谑不见了，为博取名媛浅笑的俏皮话也不见了，这里有的只是残酷和痛苦的现实生活。在现实中，有的只是没有快乐的成功、伪善的宴会邀请、毫不关心的喝彩，还有各种枷锁——身体缺陷的枷锁、生长环境的枷锁、女人情爱的枷锁。小说的主旨便是他要挣脱枷锁，解放自己。

    《人生的枷锁》的问世真是选错了时间。由于战争的关系，英国已经很凄惨了，前线的那些战士们此时并不需要这类沉重的作品，此刻他们要的是轻松的读物。批评家们似乎也觉得，在大家需要毛姆的时候，他却让人们失望了！他本应继续发挥令人发笑的特长，而不是用悲戚冗长的故事来叫人难过。还有一些杂志和报纸批评书中男女主人公的个性令人不敢恭维，或责备作者过分强调“现实中灰暗而卑鄙的一面”。

    而美国出版界对它的评价也并不高，称它是“一个可怜的傻子感情用事地自我奴役”，甚至有人批评它“不健康……口味病态”等。

    幸好有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西奥多·德莱塞拯救了《人生的枷锁》。德莱塞称《人生的枷锁》为“天才之作”，说毛姆是位“杰出的艺术家”。他说：“这是一部完美的作品，我们喜爱它，但一时又无法理解，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是艺术品。”自出版以来，《人生的枷锁》就不曾停版过，并且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这本书之所以吸引人，在于主角敢于承认自己的弱点，这个弱点是大部分人都有的。毛姆也认同这是他最好的一本书，同时很高兴它在许多教育机构中被列为指定读物之一。毛姆小说家的名声又重新确立了。

    有人问毛姆：“为什么你不写另一本《人生的枷锁》呢？”

    “因为我只活过一生。”毛姆回答。

    1916年，毛姆开始了他的南太平洋之旅，这是他头一次到西半球之外的地方去旅行，这次旅行又增长了毛姆的见闻。他游历了火奴鲁鲁、斐济岛和塔西堤等。在一处总是阴雨连绵的岛上，他根据一位汤普森小姐构思了《雨》这个故事。

    为了写有关高更的书，毛姆在大溪地搜集资料，无意中在野地里发现了一处茅屋，高更曾在此住过，病后曾在此作画。

    毛姆从租用的车子上下来，沿着窄路走到屋前。五六个孩子正在门廊上玩耍。有个想必是他们父亲的人从屋里走了出来，毛姆把来意告诉了他，他便请毛姆进去。

    屋里有三扇门，每扇门的下部都是木板，上部的玻璃则以细长的木片固定在一起。这儿的主人告诉毛姆，高更曾在玻璃板上画了三幅画，但是有两扇门上的画已经被淘气的孩童毁掉了，这剩下的画是裸体的夏娃，手中拿着苹果。毛姆问男主人是否愿意割爱。

    “那我就得再买一个新门了。”男主人说。

    “你出个价吧，200法郎怎么样？”毛姆说。最后毛姆以200法郎的价格买下了那扇留有画作的门。怕那家主人反悔，毛姆和朋友当即将门卸了下来，装到车上拉走了。这幅画画得很轻，只是草图而已，但是很令人喜爱，后来毛姆把它装饰在伦敦的写字间里。

    毛姆常在极不舒适的情况之下旅行，他对乡野村夫的言语的热心程度不亚于他对大人物的注意。名流们谨守着自己的隐秘，小心着自己的言语，而南太平洋的居民却无所顾虑地畅所欲言，他们甚至不知道还有“害羞”这回事。

    1919年年底，毛姆再度前往南太平洋，途经芝加哥，在当地与杰拉尔德·赫克斯顿会合。在芝加哥时，他去参观了屠宰场。在一本新读的小说中，毛姆首次感受到，在火车车厢中的中西部人是可以了解、可以接近的。杰拉尔德·赫克斯顿已经成了毛姆的秘书，对毛姆而言他真是个不可替代的伙伴。赫克斯顿享用着毛姆的金钱，帮毛姆打稿子，对于打听丑闻特别有一套。他不只机灵，同时还有一套自己行事的方法。他们一起前往中国、马来诸邦与中南半岛。英属殖民地的人们对他们非常欢迎，当地的人们在单调的殖民种植生活中也能找到很多乐子来兴高采烈和狂欢作乐。毛姆后来在书中对许多当地的人物进行一些负面的描述，人们因此痛斥他对于殖民地的热情接待不知感恩。

    严肃小说家

    1919年4月，《月亮和六便士》出版，毛姆对女性的看法在这部小说中暴露无遗。他认为女性使男人衰弱，在作品中发泄着对女人的怨恨，称她们是“没有理解能力的”“寄生的”。毛姆的观点遭到了一位英国女作家的抨击，过了很多年后，毛姆终于找到机会回敬了这位女作家：

    她被人捧上天了，她本不是什么天才，只是文友力捧，加上当时英国短篇小说缺货的局面，于是，她便粉墨登场了……若是她想写些有分量的东西，则总是写到一半就搁浅了，因为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她的文思。

    无论如何，《月亮和六便士》还是备受欢迎的，它的出版更确定了毛姆严肃的小说家的地位。

    1920年，毛姆在世界各地走动，其中包括中国。年底时毛姆回到伦敦，因为有两个他最喜爱的演员的戏要演出。后来，毛姆出了本《在中国屏风上》，这是他在中国游历了四个月后写出的一本旅游书籍。

    1921年，《周而复始》一剧推出，同时出版了故事集《一片树叶的颤动》。同年，毛姆再度回到南太平洋。他和赫克斯顿去游览婆罗洲时，与一干罪犯乘船逆流而上，这时一阵大浪将船掀翻了，毛姆与众人落入水中，眼看快要被淹死了，赫克斯顿不断地在旁边鼓舞着他不要放弃划动，最后他们和几名水手爬上了一块漂在河中的床垫，奋力地划到岸边，捡回了一条命。上岸之后，赫克斯顿心脏病发作了，只好静静地躺着。不过他们很庆幸，不一会儿，有人划了独木舟来解救了他们。然后他们在戴亚克土著人的长形屋里过了一夜。这件事提供了他写一部讽刺小说的灵感，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在船翻了之后，背弃自己的伙伴，不顾他的呼救，只顾自己逃命去了。后来他惊骇地发现那位朋友并没有死，最后愧疚情结导致了这个懦夫的癫狂。而事实上，那位朋友对于自己曾被遗弃一事毫不知情。

    在遭遇危险的时候，背弃伙伴的念头或曾在毛姆脑海中闪现过，于是他把这个事实转化为讽刺性的故事，这正是他具有警觉性、不空想的最佳例证。

    这位严肃小说家在这一时期还写了唯一的一篇儿童故事《九月公主与夜莺》。故事情节轻快但寓意深刻，足能与其他作品相较。

    戏院一直给毛姆带来大笔的收入，同时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公开的讲台，只是在这个讲台上他必须讲述众人所爱听的事。他是个十分具有商业价值的剧作家，为好多戏院经理赚进了大笔的钱财，却并不是每部作品都找得到人来支持。后来，他便是根据平庸腐朽的中产家庭生活而写成了《刀锋》。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的这些严肃题材的作品并不是很好卖的商品。

    1923年，毛姆曾前往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和缅甸游览。当时在那里的大多数的英国人满身大英帝国的骄纵傲慢，他们誓死不与当地的土著接触，心胸狭窄，对于周遭的世界抱着没来由的轻蔑，毛姆觉得这种行为十分无知和肤浅。在毛姆看来，当地土著有趣而又开放，而东方最大的负担反而是白人。

    1923年至1929年的这段时间里，毛姆十分苦闷。1924年，毛姆在一次午宴中遇见了劳伦斯夫妇，毛姆与劳伦斯彼此看不顺眼，毛姆觉得劳伦斯对他满怀敌意。但劳伦斯的夫人倒不像她丈夫那样，她曾根据此次相遇评价毛姆：

    我为毛姆感到难过，他看起来闷闷不乐又酸气冲天，依我看来，他的生活似乎毫无乐趣……他既不能接受狭窄的社交世界，又不相信更宽广的人性世界……

    劳伦斯也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他（毛姆）厌恶这里（墨西哥），就算他去犹加敦（墨西哥的一处美丽的岛屿），他也会厌恶那里的。我不喜欢他。

    劳伦斯同样也不喜欢毛姆的作品，他曾就毛姆作品中的内容痛加批评。

    1925年，毛姆新出了一本《彩巾》，这部小说情节的铺排重于角色的刻画，在毛姆的小说中，这是唯一手法不同的一本，也是唯一一部他写了几年才完成的小说。《彩巾》写的是殖民地的生活，故事背景原在中国香港，由于香港政府的助理秘书提出抗议，因此书中所有的“香港”全部更换为虚构的“清源”。接着，在这本书付印期间，与书中主要人物同名的一对夫妇向毛姆提出控诉，说要控告毛姆使用他们的姓名，并影射他们的私生活。这时有好些批评家已经拿到了还没来得及上市的书，一些聪明的书评家还竟然奇货可居地不肯把书交还书店。最后，毛姆只好给了这对夫妇250英镑，并将“莱恩”改成了“费恩”，才算是摆平了这件事。因为《彩巾》在付印之后又作了很多修改，间接导致了这部书在英国重印了5次，累计印了2万多册，这下毛姆可高兴了。

    这部小说的情节简单而富戏剧性，对于已因《月亮和六便士》而建立起严肃小说家名声的毛姆而言，这部作品太过戏剧化。虽然《彩巾》颇受大众喜爱，却谈不上创意和深度，批评家的反应毁多于誉，说它陈腐、做作、缺乏真诚。

    毛姆对美国出版商推销《彩巾》的方式很不满意，责怪他们“像包茶叶似的”随便就把它推出，他在抱怨的信上强调，他关心的是书的“独树一帜，而非金钱”。虽然大西洋两岸的出版商人常使他顿足不已，他却不轻易更换他们。

    1926年11月，毛姆的剧本《装聋作哑》在美国的克利夫兰首演，这是一出有趣然而又稍嫌晦涩的喜剧，首演糟糕得一塌糊涂，女主演竟然忘了台词，于是她“灵机一动”地搬了些别的剧本里的台词来凑数。这还不算，在第一幕里，她将第一幕与第三幕里的好些剧情演混了。事后，毛姆怒气冲冲地冲到化妆室去责备她。而这名女演员却说：“噢！亲爱的，我把你美丽的剧本给毁了，不过，它会演上一年的。”结果，这出戏演了两年。

    虽然人们批评他憎恶女性，的确，他笔下的女人大多是虚荣而贪婪的，但是毛姆也塑造了一些贞洁、坚定、理智的女性。1973年，《装聋作哑》再度被搬上伦敦舞台时，女主角康斯坦斯由英格丽·褒曼饰演，这个康斯坦斯以令人赞赏的机智和冷静来对付误入歧途的丈夫，她设计了一场漂亮的报复，而其中却不夹带半点怨恨及恶意。与其说这是对女性的一种评议，倒不如说是对理想女性的看法。也许这也是毛姆对理想妻子的看法。

    艺术家的城堡

    1926年，毛姆由西贡乘船去法国的马赛，路上疟疾复发，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疾病令他思乡情重，想马上回到自己的家静静休养。此时，他却收到西莉寄来的信，说她利用毛姆出行的这段时间，将房子出租了，房客要两星期后才能搬走。这已经是第二次毛姆旅途劳顿想要回家时，西莉让他无家可归。毛姆觉得受够了，他要拥有一幢仅属于他自己的房子。后来，他购买了位于里维埃拉的一栋城堡式别墅。

    此时，西莉也想在伦敦西南部的一个文化区买一幢房子，她要毛姆把他们正居住的房子卖掉，再用这笔钱给她买文化区的房子。毛姆答应了，条件是保留毛姆自己卧室里的家具、书籍、舞台画以及他旅途上所搜集的各式艺术品。他打算日后将这些家当运往里维埃拉的别墅。

    在文化区的新居里，毛姆的书房被安排在顶楼，那里同时还是男士们的衣帽间，在举办宴会的时候，毛姆不得不把写作的东西全部收起。西莉建议他自己另租个小房间来工作，他不肯，于是咬牙忍受着种种不便，只等着里维埃拉的别墅整建完成。

    毛姆自与西莉结婚以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她曾在诺曼底附近一处时髦的海滨胜地买了些土地，并且在那里建起了房子。1927年4月《装聋作哑》在伦敦首演，为了缓和与丈夫的关系，西莉举办了一场首演之宴，并邀请了毛姆的几位朋友来新居做客。宴会举办得比首演的戏剧还要成功，只是毛姆夫妻俩有点闷闷不乐。毛姆承认西莉是个令人赞赏的女主人，她亲切、活跃、美丽，但是他却觉得自己已经领教够了，现在打算要做最后的决裂。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毛姆在自己的卧室看到一张洗衣店的账单，原来西莉把客人的衣服都送进城里去洗，然后每人送上一张账单，毛姆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早饭时，宾客们围坐在客厅里阅读着当天的报纸，突然听见毛姆和西莉的卧室里传来吵架的声音。他们听到毛姆说：“拜托不要吼！不要让大家看笑话啦！”

    不一会儿，西莉打扮了一番，来到客厅，注意到有张扶手椅移动了位置。

    “谁动了这张椅子？”她挑衅似的问。

    “是我。”赫克斯顿说。

    “那么请你把它搬回原位。”西莉面带笑容，但语气毫不客气。

    赫克斯顿起身准备去挪那把椅子。

    “坐下，杰拉尔德，”毛姆说，“它挪了位置之后，这房间才看起来舒服一点。”

    “舒服？”西莉说，“现在房间看起来又土又俗气！杰拉尔德，劳驾您把椅子搬回去！”

    “我倒觉得是你把这个地方搞得粗鄙土气，你要客人们自己付洗衣费，难道你把这里当成寄宿公寓吗？我想不久我们便会收到每周食宿的账单了。”毛姆气得声音发抖。

    毛姆话刚说完，西莉就转身冲出了房间。

    这两个极不合适的人，为了彼此的便利而结婚，长年累月地相处并没有使两人更加亲近，反而是更加疏离了，以致最后的决裂。一直以来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只维持着薄薄的一层表相，而即使是这样，毛姆都觉得难以持续。他需要婚姻带给他尊敬，就算是离婚，也该由西莉先提出，这样他才可以说，他一直在设法维系这段婚姻。

    与西莉的关系破裂以后，毛姆一直住在里维埃拉的别墅里，他为别墅起名为莫雷克斯。20世纪20年代后期，里维埃拉几乎成为成功的英、美作家们躲避尘嚣的理想圣地，他们在这里都有着各自的城堡，而莫雷克斯便是毛姆的城堡。毛姆在这座城堡里度过了后半生，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离开过。毛姆殷勤地对待住在这里的客人，不过客人们也必须谨守城堡的规矩。

    新居落成后，毛姆便邀请西莉来做客。他带西莉四下参观，并请她吃午餐，最后毛姆开车送她回住处。这一行令西莉颇为感激，于是她决定解除对毛姆的束缚，提出离婚。毛姆问她是否愿意在不引起舆论喧哗的前提下离婚，她同意了。1928年秋，西莉向法院诉请离婚，理由是彼此不和，获批准。

    从此以后，毛姆只见过西莉几次。离婚之后，毛姆对西莉的憎恶有增无减，或许他不愿离婚，只要分居即可，但西莉非离不可。西莉不准丽莎去莫雷克斯与父亲相聚，理由是毛姆的坏朋友会影响到孩子，此外，西莉到处宣扬他是同性恋者，但在一些宴会上，西莉会说自己仍然爱着毛姆。

    莫雷克斯在海岸边上的别墅不算是最漂亮的一座，但却位于最优美的风景所在。在这里人们可以随意地活动，玩网球、游泳、打桥牌，悉听尊便。据说毛姆拥有一流的私人厨师，住在里面的人可以随意传唤任何点心和饮料，甚至满满一桌子美味佳肴。毛姆对客人的照顾周到而细心，每位宾客有男、女仆佣各一位，他还为客人精选了很多可供阅读的书，开辟了美丽的园艺供客人欣赏。在这里，毛姆不单是个慷慨的主人，还是个体贴的雇主，他订下一条规则，他的仆人可以和客人们享用相同的餐饮。毛姆仔细训练他们，把他们训练得个个聪慧敏锐，然后与他们斗智斗勇。仆人们都愿意留在这里。一位管膳食的仆人时常宣称“这次真的不干了”，而这句口号在莫雷克斯里回响了25年。贵胄名流们更是将这里当成度假天堂，出入这里的人包括温莎公爵夫妇、丘吉尔等。

    虽然这里的客人们终日闲逸悠游，但是他们的主人却一直笔耕不辍。每日清晨，毛姆都在自己朴素无华的书房里写作，这间房堆满了书籍，一扇能望向海边景色的窗子被遮了起来，因为毛姆只想在这里务实地工作，而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做白日梦上。

    这一时期，美国的文学界涌现出一批作家，他们改变了传统，创造了新的写作态度和风格，掀起了文学界的新浪潮，可是这股浪潮却对毛姆没有多大影响。他欣赏海明威和辛克莱，常被美国朋友们机敏的话语逗得哈哈大笑。然而，除了从辛克莱那里得知美洲中部的情形，在纽约的舞台上享受成功，喜爱美国的鸡尾酒和美国的杰拉尔德·赫克斯顿之外，他仍是个道道地地的欧洲作家。

    毛姆常遭人批评写作有法国味儿，可他却认为自己写作简明，事实上，他也很喜欢用些古怪的小字眼和句子，叫人看着觉得眼生，有时它们还是错误的，直到最后读者才发现那些竟是一种法国式的用法或是句法文！毛姆一直受着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影响，他认为这两人一直是最清新、最具创意的作家。

    战后，毛姆的剧本中反映的是一个改变了的社会，可是却未反映出在戏剧观念上有任何的改变。毛姆不喜欢传统，却以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的不喜欢。毛姆在50岁时就离开了英国，虽然他精力旺盛地各处游历，但各种奇特、美丽的事物和情境却不能取代社会环境。他疏远社会，疏远现实，最终，他的世界缩小了，任他如何地走遍各地也不能弥补。当他本人不在英国，便意味着他与那里的新事物失去了接触，不管他如何地勤读报纸杂志，自他离开本国的那一刻，他在本国文化方面已经是一个落伍的人，他的词汇变得过时，社会态度也变得僵化了。

    1928年，毛姆的《阿申登故事集》出版了。这部书虽然自成一格且颇具影响力，却看不出他有使用新方式来叙述故事，或对故事的含义有新的挖掘。劳伦斯对这部书做了一番冷峻、精辟的评议，最能说明毛姆不能达到最高的水准的缘由：

    做一只活着的脏狗也比做一只死了的狮子要好，阿申登先生说，也许对阿申登先生而言是这样。但是这些作为“严肃”故事的故事，却都是虚假的。毛姆先生是个很了不起的观察者，他十分高明地把人物和地点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可是等到这些被观察入微的人物必须活动起来时，却都变成了虚套。毛姆先生只是幽默地推了他们一两下……让他们成为自己偏见的傀儡罢了。既然作者偏爱“幽默”，却为何叫人读一连串低落、陈腐的故事，这未免太让人难堪。

    1930年，毛姆出版了《寻欢作乐》，这部书的构思缘于托马斯·哈代。1928年，哈代以88岁的高龄去世，满足他个人与全国的意愿，遗体被分成了两部分。他的心脏葬在他首任妻子的墓旁，其余部分则埋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身后事可谓极尽哀荣与风光。这场盛大的安葬典礼使毛姆有了《寻欢作乐》的构思，因此他根据自己的怀念与记忆来描写：一位著名的小说家，他有个用情不专的妻子……小说家后来娶了自己的秘书，她守护着他并使他成为大人物。这本书一开始便是以活泼而口语化的语调带入。一个感性、敏锐的青年，进入了一个他所不了解的复杂而痛苦的世界，成长之后，了解到生命原是空幻虚无，而名誉与美好原本一瞬即逝。

    《寻欢作乐》造成了轰动，毛姆后来辩称书中的角色全是依据自己的个性而塑造的。批评家们对它的反映十分热烈，他们赞赏它，称它是杰作。这部书的成功不只是因为其中有令人惊异的真实的丑闻，而且是由于其中有着田园般质朴的风味。《寻欢作乐》中的反讽是为了润饰过去而不是贬损过去。书中所透出的一种哀婉的语调耐人寻味。

    这部书可以说是毛姆写作事业的巅峰之作，而他受人们喜爱的程度也有增无减。假使毛姆仍然不能被列为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部分应归咎于他一直太多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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