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
苏维埃政权自建立之日起，就引起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遭到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疯狂破坏和捣乱。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一开始就发誓，一定要把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
西方敌对势力最初采用的是赤裸裸的军事干涉手段。军事干涉破产后，又转而采取军事包围、外交孤立、经济封锁、收买代理人进行策反、在苏联国内制造民族矛盾和冲突等多种形式。比如，苏联成立不久，德国驻外间谍机构就派人到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中开展活动，目的是要使格鲁吉亚实现德国庇护下的“独立”。又如，1932 ～1943年间，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被英国情报部门招募，领导这一策反行动的，就是当年发誓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的丘吉尔。他的儿子拉多尔夫亲自担任迈斯基的“接头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国家对法西斯德国实行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借助法西斯势力根除所谓的“布尔什维主义瘟疫”。但是，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方的所有阴谋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国力大为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这种新形势下，通过和平演变瓦解苏联共产党，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便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二战后对苏战略的首选目标。
一 和平演变苏联是西方势力固定不移的战略目标
“和平演变”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术语，最早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在1947年7月提出的。他预言：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最终将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
早在战后初期，杜鲁门政府国务院外交政策顾问、和平演变政策的始作俑者福斯特·杜勒斯就公开宣称：“我们是唯一一个物质和精神都完好无损的大国，应当由我们来领导世界，恢复作为行为准则的原则。”在他看来，“苏联共产主义的信仰与机制，与西方民主政体大相径庭。其官方信条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政府形式是极权主义，经济生活是极端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不仅对美国形成“全面的、全球性的挑战”，同时还对“基督教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挑战”。[855]1946年6月，杜勒斯分两期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思考与如何应付》一文，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苏联社会制度和内外政策的仇恨，同时也相当鲜明地阐述了要对苏联进行全面遏制的冷战思维。
杜勒斯主张对苏联进行全面遏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通过思想渗透、广播宣传等和平手段，“日益加深苏联共产党的内部困难”。1950年，杜勒斯口述《战争或和平》一书，提出“必须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他认为，同苏联打交道的关键力量是实力，但实力不仅包括军事实力，也包括经济力量和其他一些无形的东西，诸如对人们的行为作出的道义判断以及世界舆论。因此，杜勒斯在这本书中明确提出，要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一场思想战争”。
曾经担任英国战时首相并与苏联领导人进行过有效合作的丘吉尔，战后很快恢复了反共政治家的阶级本性。1946年3月5日，他在美国富尔敦发表震惊世界的冷战演说，攻击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政治，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他宣称，对于美国、英国这样一些“安全”、“幸福”、“自由”和“进步”的国家来说，它们的“责任不是用武力去干预那些我们不曾征服的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要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856]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不仅道出了西方对苏遏制政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为杜勒斯对苏和平演变思想作了最好的诠释。
那时，美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反共歇斯底里之中。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发表被视为“杜鲁门主义”宣言书的国情咨文。他声称，要在所谓的“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面前作出回答，并“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在这篇反共檄文中，杜鲁门诡称，战后世界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其中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对个人自由的保障、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和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则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的。它所依靠的是：恐惧和压迫、报纸和广播受到控制、事先安排好了的选举和个人自由的压制。”在这样一个世界面前，“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必须帮助各国自由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他声称，支持“世界各国的自由人民”，“以维护他们的自由”，这个“伟大的责任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857]
1953年，杜鲁门又提出全面遏制苏联影响的所谓“解放政策”。这时，他批评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太无知了”。他认为，苏联就是“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的方法达到了这个目的的”。因此，他满有信心地表示，“他们能完成的，我们也能完成”。
用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文化战等诸多和平方式对苏联施加影响，“不战而屈人之兵”，促使苏联自行演变，不仅是美国总统和政府对苏政策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美国所有政治家的共同诉求。1960年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一份题为《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研究报告。报告十分明确地将苏联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社会的内部。报告论述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后变质，主要是取决于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奋斗结果。可以从外界采取的特别能助长这种变质的行动是有限的。”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一方面要坚持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应实行民族原则的主张，以便鼓动东欧国家脱离苏联，从而瓦解苏东阵营；另一方面“还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以“促使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为此，报告向美国统治集团建议：“我们的政策应当能促进与形式上的来往迥然不同的真正的来往”，即“设法同共产主义集团中的知识分子，最后同中上层政治家建立广泛的联系，以期逐渐影响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拥护”。
美国的政治家还非常清楚地看到，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光靠意识形态渗透也许是不够的。因此，报告建议美国的决策者，必须制定一个能阻止共产主义的积极的全面的政策，综合利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经济优势这样一个决定性武器。因为美国经济不断增长，可以证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说法是虚假的。[858]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和分析，经济手段，亦即利用经济优势压住苏联发展势头，在长期的经济技术竞争中拖垮苏联，在美国对苏和平演变政策中的作用明显上升。
20世纪60年代末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人尼克松，在鼓吹对苏和平演变方面比其任何前任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尼克松清楚地意识到，美苏较量主要表现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但双方“敌对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而美国在同苏联的意识形态较量中“握着王牌”，因为“我们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如果我们在思想战争中输掉，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对外援助以及文化纽带都将无济于事。”[859]
尼克松把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与希特勒控制下的法西斯德国、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并称为三大“独裁政权”，认为它们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意日取消了专制制度，唯有苏联的专制制度“却极大地强化了”，“它对自由与和平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必须战胜苏联。但由于苏联已经拥有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军事潜力和战争能力，尼克松也不敢轻言战争，而是主张对苏联“寻求没有战争的胜利”，这种胜利就是“自由思想对否定自由的极权统治思想的胜利”，“没有政治压迫的全人类人权的胜利”。[860]简而言之，就是和平演变思想的胜利。
尼克松对苏联必须实行和平演变的思想，源于他对西方国家反苏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他看来，20世纪人类发生了三次而不是两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苏联挑起的冷战，是苏联对“自由世界”进行的四十多年的战争。他分析说，苏联与西方斗争的主要手段是宣传、外交、谈判、对外援助、政治手腕、颠覆、隐蔽活动以及通过代理人进行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苏联的斗争，“是极权文化与自由文化、是害怕自由的国家与崇尚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斗争”。因此，美国对苏斗争的手段就应当是反其道而行之。80年代后期，当戈尔巴乔夫出现在克里姆林宫、苏联内外政策全面调整时，这位老谋深算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终于看到了苏联和平演变的现实前景，垂暮之年写下《1999不战而胜》一书，不遗余力地为其后来者搞垮苏联出谋划策。
尼克松确曾主张美苏之间进行“和平竞赛”，但他所说的“和平竞赛”实质上是和平演变的代名词。他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直言不讳地表示，“只有鼓励苏联集团内和平演变，才能真正减少美苏冲突的紧张状态”，“真正的和平才有可能”。[861]可见，尼克松并不希望美国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真正的和平竞赛，共同缔造人类和平，维持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他的最终目的，是要以和平方式彻底演变苏联及其影响下的东欧国家。在他眼中，和平演变是美国以最小的代价战胜苏联进而主导世界的最佳选择。
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协定”签订以后，西方国家进一步公开地以“关注苏联人民的人权状况”为名，向苏联施加压力和影响，企图以西方的价值观把苏联套住，同时对当时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持（包括鼓励在莫斯科和苏联其他一些大城市成立“监督苏联履行欧安会文件条款公众小组”一类的组织），从而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进一步扩大。
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是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一个高手。1982年6月，他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西方世界20世纪后期的主要使命就是“既维护和平也维护自由”。为了“把自由和民主的思想逐渐发扬光大”，西方国家“必须采取行动”，帮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所谓“民主运动”。具体而言，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培植民主的基础结构”，建立“出版自由、成立工会、组织政党、开办大学的制度”，因为“这种制度允许一国人民自行选择本国文化、通过和平手段调和自己的分歧的办法”。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主张苏联和美国“在和平和对等的基础上进行”所谓“思想和价值观念的竞争”。他表示相信，“自由民主事业在向前挺进途中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同时，他还没有忘记告诉人们，他所提出的任务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所能完成的。[862]
二 和平演变的策略和手法的种种表现
西方国家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是坚定不移的，但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和手法却是灵活多变的。随着国际形势，特别是苏联内部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东西方关系，首先是苏联同西方的关系起落跌宕，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的策略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总的说来，万变不离其宗。各种因素综合运用，不同策略相互配合，是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的最基本、最常见的手法。
第一，利用广播宣传长期进行“宣传战”和“攻心战”。
美国统治集团十分重视大众传媒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诋毁社会主义声誉、败坏共产党形象、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所能起的特殊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虽然出身职业军人，但熟谙宣传工具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的特殊作用。他曾经得意地说，美国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1977年上台的卡特总统，同样重视宣传工作，他赞扬“美国之音”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里根政府也很看重宣传舆论的巨大作用， 1983年曾拨款10亿美元扶持广播事业的发展。美国国会在当时的一项文件中声称：“电台广播是足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863]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历来都把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敌对广播视为开展反苏反共宣传战的主要工具。这些工具中最主要、影响较大的当属“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英国“BBC”电台等。
“美国之音”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各国进行反共宣传、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这个建于1942年，最初属于战时情报局，后由美国新闻署管理的广播电台，到50年代初已拥有上万名工作人员，每天使用各种语言广播5小时，每年花费上亿美元。[864]1978年，“美国之音”改由美国国际交流署管理。1982年，国际交流署改名为美国新闻署，直属白宫领导。从此，“美国之音”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上升。台长要由总统任命，重要部门的第一把手均由外交官担任。自1982年起，“美国之音”设立了社论部，社论的编写要与美国国务院、白宫、国防部等部门交换意见，以便准确反映美国政府的立场和声音。据美国人自己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之音”在苏联拥有3000万名听众，占当时苏联全国人口的10%以上。1987年12月，里根在“美国之音”建台纪念时亲自致贺，赞扬它是“巨大的非军事力量，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黑暗中点火的力量”[865]。
“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是美国为对付苏联而在欧洲设立的两家大型电台。其中，“自由欧洲电台”建立于1949年，由美国的“自由欧洲委员会”组建，以东欧国家听众为主要对象，旨在瓦解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自由电台”成立于1951年，由美国“解放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组建，最初称解放广播电台，专门从事反苏宣传。这两家电台名义上是独立的，其实都是由美国政府严格控制并资助的。到苏联解体前夕，这两家电台共有1740多员工，大部分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美国国际电台管理局为这两家电台的拨款已多达1.95亿美元。[866]那时，“自由欧洲电台”除了用中东欧各国语言每天播音19小时外，还用苏联的少数民族的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进行广播，每天播音3小时。“自由电台”每天用俄语和苏联11个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每周播音共46小时。尼克松曾经赞扬说，单是“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就防止了苏联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完全灌输给苏联和东欧人民。
第二，利用人员交流大搞思想渗透，腐蚀苏联的下一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采取严密的封锁政策，苏联与西方世界的人员交流相当有限。二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也大为提高。随着苏联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不断扩大，同西方国家的各种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起来。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政府的最高权力、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旗号全盘否定斯大林、苏联出现所谓的“解冻”之后，苏联对西方交往出现了近乎于“不设防”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美国政治家看到，通过人员往来对苏联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也许是在这些国家“播撒自由的种子”的最便捷的方式之一。1956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同苏联展开大规模的“人民对人民的交流”的构想。1957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美苏关系骤然升温。这一年，就连极端反共的杜勒斯也认为机不可失。他兴高采烈地表示，美国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后代身上，因为这些领导人“要有孩子，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据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到1958年，他“曾研究并草拟了一个建议，要求美苏大批交换留学生——其人数远远超过我们每年通常派出或接受的少数人，其总数可达一万之多”。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他同老一代的苏联共产党人打交道已经厌烦了，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会在苏联掌权，他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1960年1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研究报告曾公开鼓吹：“为了促进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1963年10月，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也提出：“从长远来说，打败共产主义的道路在于用我们的思想来打入共产主义国家。”[867]
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人并不是白费苦心。他们通过大量吸引苏联年轻人赴美留学，在苏联年轻人中大力进行反共宣传，终于培养出一批亲美亲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卫国战争时期曾在前线负过伤、战后深造于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的亚·雅科夫列夫，就属于这批人之列。据他说，他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去美国的，虽然后来回来了，但“头脑里已经扎下了关于人的自由的思想”，“思想问题上已经向右转了”。从这时起，他开始了“世界观改革”，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梦想自我了结的时刻，社会主义思想的动员能力自我耗尽的时刻迟早将要到来”。[868]正是这样一个被美国和平演变的政治变节者，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前期竟成了苏共中央宣传部的高官，而后又担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他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甚至被西方人称为苏联的“改革之父”和“民主化之父”。1990 ～1991年，当苏共因改革失误风雨飘摇时，身为苏共领导集团核心成员的雅科夫列夫先是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而后又正式宣布退党。此后，他由一个公开而狂热的党内民主派，变成一个顽固而极端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共分子。
第三，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内政，大力支持“持不同政见者”。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人权问题在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各国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为了在对抗苏联、颠覆东欧的政治角逐中用好“人权”这张牌，打好“人权”这一仗，战后历届美国总统无一不绞尽脑汁。例如，1961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明确表示，美国和西方国家要“充分利用人权问题发挥道义上的影响力”。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法案，直接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移民政策问题与国际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1975年，美国公开宣称，人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此后，美国国务院正式成立人权事务局，利用人权问题干涉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特别是干涉苏联内政的力度明显增大。
这一时期，由于西方势力的大力扶助，同时也由于苏联自身的原因，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活跃。这些人不仅有崇尚西方民主的知识分子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还有党内的自由派，其中包括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人称苏联“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院士。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任何人都不难看出，西方对萨哈罗夫的奖赏不在于他的学术成就，而在于他的政治活动，在于他建立了一个深受美国和西方喜欢的“人权委员会”。从这时起，诺贝尔和平奖也成为西方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的一个工具。
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明确宣布，“道义原则是行使美国武力和扩大美国影响的最好基础”。人权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特别是处理对苏关系时的作用进一步突出。卡特上台不久，就亲自接见流亡西方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为他和苏联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打气。与此同时，他还致信萨哈罗夫，毫不含糊地向他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
为了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所谓“人权事业”表示支持， 1979年4月，美国以“保护人权”为幌子，用它所拘捕的两名在联合国活动的苏联间谍，交换了金斯伯格等5名“持不同政见者”，以此来败坏苏联的声誉。这年12月，卡特政府还搞了一个所谓的“人权周”，一方面向全世界显示美国推进人权的理想、信心和决心；另一方面也是要向苏联施加压力，为苏联国内日趋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造势助威。
1981年里根上台后，人权外交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继续上升。这时，就连一些美国人也看出美国当局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挥舞人权旗帜的真实意图。一位名叫劳伦斯·肖普的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美国推行人权外交，“实际攻击的目标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它具有强烈的反共和恢复意识形态上的冷战的倾向”。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人权运动的最终目标是试图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869]
第四，广泛利用非政府组织，在苏联内部制造破坏性力量。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和平演变行动规模更大，也更难防范。从这时起，西方不再满足于仅仅支持零散的、各自为战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同时把目光投向方兴未艾的非政府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推广西方生活方式、声援苏东国家内部反对派、配合本国政府对苏联和东欧实行和平演变方面不但非常活跃，而且还特别易于得手。
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促进民主化运动”的著名演说。当年10月，国务卿舒尔茨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以“共产党国家民主化”为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寄希望于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势力。为了让美国所谓的内部势力对那里的共产党政权施加足够的压力，美国政府除了要“在行动和言论两个方面谴责共产党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外，还“需要新的工具、新的力量、新的重点”，“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支持共产党国家民主的出现”。
此后，美国国会于1983年底通过全国争取民主赠款法。次年，一个名为“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组织在美国应运而生，其成员包括美国商会、劳联—产联等各种各样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团体。美国国会每年都要为这个具有特殊背景、负有特殊使命的基金会拨款。据统计，在东欧发生剧变的1989年，美国国会拨给该基金会的款额已经达到2500万美元。英国一家媒体当时披露说，美国国会为该基金会拨款的主要目的是“用于发展民主”，“在共产党国家里，这包括支持为扩大开放和恢复文明社会而努力的独立组织和报纸”。为了使这笔钱用到实处，拨款“往往违背共产党政权的愿望通过地下组织和流亡国外组织进行”。据说，美国国务院对该基金会的活动相当满意，认为它是美国“同当地组织进行联系中有用的催化剂”。[870]当时，美国还有一个以纽约为基地的“民主中心”，也属于非政府组织之列。这个组织与“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性质相似，也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向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书籍、计算机和美元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还特别热衷于鼓励和支持苏联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尼克松曾专门谈到，俄罗斯人同苏联境内其他民族的关系是“克里姆林宫围墙里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西方“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苏联中央政府与相互间差异很大的苏联各族人民的区别”，“必须设法扩大西方与苏联人民的联系”。因为从长远看，“与西方自由人民的接触必然会使苏联政府受到更多的国际压力，迫使它允许它的人民能更多地支配自己的生活”。[871]
美国和西方各国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扶持苏联内部的反动势力，始终是以瓦解和颠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美国“全国争取民主基金会”的刊物《民主杂志》两主编之一拉里·戴蒙德曾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和西方国家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人权”和“民主化”，就是要在这些国家“建立文明的社会”，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首先是要突破统治党和政府在新闻、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继而要创建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等团体和其他组织，扩大自由活动的政治领域，缩小政府的权力”，“然后，由民主分子发动一场分享权力的运动并最终接受权力”，“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成功地进行活动接掌权力”。[872]
对此，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中说得更加露骨。他表示，美国和西方要经常地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和东欧国家中“支持美国目标的个人和团体提供资金”，以“支持这些国家内的政治民主运动”。此外，美国还需要“向那里的工会、报纸提供资助”，以坚决实行“里根主义”，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自由战士、反共革命者”。
第五，利用经济手段施加压力，迫使苏联经济陷入困境。
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贸易、技术转让和信贷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但西方国家却把这些作为引诱和迫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手段。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利用1949年11月秘密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和贸易限制，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对于这一点，西方政界是从不隐讳的。1964年3月14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中说，“拒绝贸易或鼓励贸易都是为了促进我们的国家目标”，使共产党国家“蒙受最大可能的经济压力”。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说：“我们必须把工业化民主国家的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以便我们能够从东方集团取得政治上的让步，作为我们提供经济合作的交换条件”；“增加贸易和接触，能够促进苏联集团内部的和平演变”。
西方这一策略突出表现在同苏联发展经济合作问题上。早在1935年，即美国同苏联建交后不久，美国就批准给予苏联以贸易最惠国待遇。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便撤销了给予苏联的最惠国待遇。1972年，在美苏关系大为缓和的情况下，美国又批准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但在197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含有“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和“史蒂文森修正案”的贸易改革法案和进出口银行法案。前者规定，苏联要求获得最惠国待遇，必须放弃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对犹太人移居国外的限制；后者则规定，在4年内，美国进出口银行每年给苏联的信贷不得超过3亿美元。[873]尽管苏联一再表示抗议，但美国无动于衷，始终加以坚持。结果，苏美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苏联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
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出版《胜利——美国政府对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秘密策划瓦解苏联的内幕。为了搞垮苏联，里根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雇用一大批专家，其中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苏联的“软战争”战略，一方面大力推进核军备竞赛，提出星球大战计划，逼迫苏联片面发展军事工业，进行军备竞赛，借以消耗苏联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压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借以大幅减少苏联的外汇来源，迫使苏联陷入经济困境。有材料说，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从每桶3.01美元涨到1980年的每桶32美元以上。随后，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又一路下跌，到1985年前后始终徘徊在每桶13.17美元上下，而苏联出口的石油价格最低曾跌到每桶6美元。
第二节 苏共应对和平演变的态度和做法
苏联党和国家的早期领导人列宁、斯大林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在一个经济文化很不发达、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腐朽没落阶级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并且长期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建设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执政党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始终面临着蜕化变质的可能性，面临着因内部生变与外部破坏交互作用而导致党和国家瓦解的巨大压力。为了解决这一重大历史难题，成功应对这个生死存亡的历史性考验，列宁、斯大林提出一系列反腐防变的重要思想，并为实现这些思想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后人留下许多成功的经验。苏联党和国家后来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虽然也或多或少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甚至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但没有及时地向全党敲响警钟，没能提出抵制和平演变的明确思想，更没有制定周密的、系统的、行之有效的反和平演变的政策和策略，留下的只是巨大的隐患和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一 列宁、斯大林对西方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保持高度警觉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俄国各种反动势力就预言，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会造成千万种灾难，并说最好是让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然后再把他们打垮。列宁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讲究实际的策略家和实践家。他坚信布尔什维克不但能够夺取政权，而且能够在“环境非常复杂”的条件下，“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总进攻”，巩固自己的政权，管理好新国家，组织好新生活，建设好新社会。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当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界正千方百计地暗中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这一严峻的现实，列宁立即开始考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如何管理国家、领导国家，工人阶级的执政党如何建设政权、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1918年春，在思考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时，列宁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874]
列宁精辟地分析了苏维埃政权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指出，革命胜利之初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防御力量非常薄弱，“处于极不稳固、十分危急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客观条件的凑合给我们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肌体的极其严重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875]可见，在当时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执政党面临的任务千头万绪的情况下，列宁把发展经济，壮大实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看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社会主义政权被颠覆和瓦解的首要条件。列宁提醒刚刚执政的党和工人阶级，“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一方面是从外部进行活动……搞阴谋和暴动……不断造谣污蔑”；另一方面是“从内部进行活动，利用一切有害分子、一切弱点来进行收买，来助长无纪律、自由散漫和混乱现象”。[876]列宁认为，这两个方面的破坏活动都是非常危险的。
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带领全国军民与帝国主义为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进行了浴血奋战。1920年3月，在国内战争行将结束、和平行将到来时，列宁在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及时指出，“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西方国家“想把和平的经济建设变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和平瓦解。帝国主义者老爷们，对不起，我们是有戒备的！”[877]
国内战争结束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环境逐渐得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渐趋巩固。在这种新形势下，列宁反复强调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在同敌对势力所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理论上的任何不彻底或软弱和实践中的任何脱离群众，都会有直接增加资产阶级推翻无产阶级政权的危险，资产阶级明天就会利用今天在近视的人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的东西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抵御外来侵略威胁、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消极影响的过程中，列宁还深入思考了如何在资本主义包围中长期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适时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战略思想。1919年9月，列宁在致美国工人的信中提出，历史上将会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878]同年10月，他在《答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问》中又表示，苏维埃俄国政府保证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也“完全同意同美国（同一切国家，但特别同美国）达成经济协议”。[879]1920年2月，列宁接受美国世界新闻社记者提问时，更加明确地表示，苏维埃俄国要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根据列宁的这些建设性思想，苏维埃政府1922年3月15日就热那亚会议即将召开一事发表照会，庄严宣告：“俄国政府从不掩饰各苏维埃共和国同各资产阶级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上存在着根本差异，然而同时认为，双方要为在经济领域进行有成效的合作而达成协议无疑是可能的……各苏维埃政府将派代表团前往热那亚出席会议，并决心打算同一切保证互不干涉内部政治与经济组织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880]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导师和政治领袖，列宁从来都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一贯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是简单对立的关系，而是交往和发展的关系。他早就说过，“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881]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权如果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取得的文化、技术成就，那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内战争胜利后，随着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考虑得更深、更远，社会主义必须继承和发展包括资本主义的成就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思想更加成熟。他曾经说过：“苏维埃的历史使命是充当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整个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882]列宁还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说明他的思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883]如果把列宁的这个公式简化一下，那就是：苏维埃政权＋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社会主义。
斯大林作为列宁所开创的伟大事业的继承人，领导苏联党和国家长达30年之久。尽管在斯大林领导下最终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许多问题，斯大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有过许多过失，甚至犯过重大错误，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斯大林为防止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遭颠覆，不改变颜色，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实践中付出了巨大努力。
首先，斯大林清楚地看到，西方国家用军事手段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图谋失败后，可能用其他各种非军事的手段继续进行遏制。早在1928年他就指出，只要“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从前国际资本想用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种尝试没有成功。现在国际资本竭力设法而且今后还会竭力设法用隐蔽的、不总是可以察觉的、但是相当强大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国的经济实力”，“这里的一切都和国际资本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密切相连，根本谈不到什么偶然性”。[884]就此，他提醒全党要对来自国内外的非军事的干涉和破坏活动保持“最高度的警惕”。
其次，斯大林敏锐地发现和平发展时期党的干部麻痹大意、丧失斗志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当时，苏联已经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也已转入相对稳定时期。于是，苏联党内慢慢产生一种和平麻痹思想，似乎社会主义事业可以一帆风顺，就像坐在特别快车上，不用换车就可以沿着轨道一直走向社会主义。斯大林对这种所谓的“自流”论、“碰运气论”、自然而然“一切都会搞好”的想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某种懈怠、消沉情绪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这些思想情绪不利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他提醒全党，决不能认为自己有100万党员、200万团员、1000万工会会员就以为保证能够最终战胜敌人，决不能自我安慰。他还特别告诫全党：“就是最大的政党，如果它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如果它不时时刻刻加强本阶级的战斗准备，也可能陷于突然受敌的境地，也可能遭到灭。”[885]
特别是，斯大林十分重视加强党内外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借以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这一点在二战以后表现得尤其明显。二战期间，苏联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暂时被敌人占领的地区，有几百万人被希特勒匪徒押往德国，还有很多军人被俘虏，他们受到希特勒匪徒的思想毒化和影响。在苏联红军胜利反击的过程中，又有一部分武装力量在资本主义国家驻扎过，他们也受到西方反动势力处心积虑的思想侵蚀。所有这些，使某些苏联公民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一定的幻想，从而有可能为帝国主义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策略提供条件。面对这种新的情况，苏共在二战以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同时还重建了党的教育系统，组织大部分干部到各级党校进行进修，使广大党员和群众进一步提高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水平。与此同时，苏共还严厉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强调反对“世界主义”。苏共中央不仅对文艺领域的许多问题作出专门决议，还举行哲学、生物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专题讨论。不可否认，苏共在这场思想教育运动中也有一些失误：一是缺少实事求是的分析，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点和成就；二是无限上纲，把一些学术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并用行政命令手段来加以解决，结果挫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造成不良后果。尽管如此，这场思想教育运动在抵御西方和平演变方面的作用应当加以肯定，它说明当时的苏共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有着高度的警觉。赫鲁晓夫时期尽管大批斯大林，但当时出版的苏共党史仍然肯定地说，通过这场斗争，“世界主义和其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苏联文化的思想水平已经大大提高，因此有可能把苏联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提到更高的程度”。[886]
二 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应对和平演变的严重失误
赫鲁晓夫执政之初，时逢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不久。当时，苏联的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综合国力大增，国际声威大震，国内呈现社会平稳有序、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的新局面。然而，苏联党和政府忽视了对广大党员、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的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因此，苏联社会上的某些阶层，特别是青年群体便表现出与社会主义道德生活准则不相容的思想倾向和生活行为。他们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有时还有直接的反苏表现。然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苏共二十大后，思想文化战线出现以“非斯大林化”为特征的所谓“解冻”思潮，许多文学作品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招牌，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赫鲁晓夫还公开赞赏某些歪曲卫国战争历史的文学，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思想混乱。1956年10月发生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后，苏联国内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为此，苏共领导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企图制止一些极端现象，扭转混乱局面。1957年2月，百余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理由是他们进行“反共政治活动”。但是，用这种简单粗劣的办法对付年轻人的思想异动，效果并不好。同年3月，苏共中央处理了《历史问题》杂志，包括主编在内的10名编辑人员被解职，理由是他们只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不坚决谴责“修正主义倾向”，屈服于“资产阶级的客观性”。不久，《星火》杂志由于“不积极阐述党和政府的任务，不反映人民的劳动，相反却大量发表没有意义的作品”而受到苏共中央决议的批评。然而，这些针对具体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并未阻止所谓的“非斯大林化”的恶性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多多少少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57年夏季，苏共中央先后召开作家会议和文学艺术工作者招待会和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试图重新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提醒我们，对于敌视社会主义的各种反动势力的阴谋，如果不从政治上加以监视，采取无原则和无主见的态度，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公开表示，在苏联的艺术中，“除了苏维埃派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派别”，不能让一小撮投靠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人“在我们国内组织他们肮脏的派别”。[887]1962年，苏共多次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会议，研究讨论思想战线的问题。赫鲁晓夫承认，在意识形态领域，苏共的过错在于没有及时发现艺术界某些不健康的现象，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这类现象的蔓延。他声称，要对所有这些领域进行整顿。[888]1963年6月21日，苏共中央在一个决议中又提道，“目前条件下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保证苏共纲领的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人，提高政治警惕性，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人们思想中的旧残余发动全面进攻。”[889]
事实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西方国家当时正在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企图以此搞垮苏共和苏联。但赫鲁晓夫对此始终缺乏警觉，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要么麻木不仁，要么应对乏术。赫鲁晓夫有时也用尖锐的语言批判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正在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友谊”，“美帝国主义者每年拿出一亿美元来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颠覆活动”。[890]但这些都是官样文章，赫鲁晓夫并未认真加以对待，也没有组织力量对西方的思想渗透展开反击，更没有采取加强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实际措施。因此，久而久之，苏联党内和社会上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东西长期潜伏下来，高层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以及广大党员和普通民众的人生观逐步发生变化，一批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掘墓人”也悄悄成长起来。这就为西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准备了肥沃的土壤和有利的条件。
必须指出，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领导不仅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视若无睹，而且在这方面犯了许多极为严重的错误。
一是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使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怀疑、否定乃至诋毁苏联共产党，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混淆视听的奇谈怪论不胫而走，从而助长了西方和平演变的攻势。西方敌对势力则借此丑化苏联共产党，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在全世界掀起大规模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使苏共和苏联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应该说，正是赫鲁晓夫“授人以柄”，为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弹”，而且能够在长时期内反复使用。
二是否认苏联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使苏共和广大群众丧失应有的警惕。赫鲁晓夫违背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革命传统，在理论上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苏联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强调：“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891]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又说：“帝国主义想要使资本主义制度复辟、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的希望日益破灭。”[892]这种理论观点的流行，导致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社会上已经不再有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因而不再有任何阶级斗争的观念，也失去了对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以及对西方和平演变的任何警惕。
三是在对外关系上，片面鼓吹“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为西方国家和平演变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列宁、斯大林时期东西方形成了相互隔绝、彼此对抗的两个平行世界。形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奉行敌视、封锁乃至武装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果，他们对紧张的国际局势负主要责任。然而，赫鲁晓夫在西方没有作出任何承诺或让步的情况下，单方面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搞对抗，两种社会体系要实现“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和平，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而在于当时有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条件与可能。在西方已经启动并加紧推行对苏和平演变的背景下，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幻想。而当幻想变成不切实际的实践，产生危害也就难以避免。尽管赫鲁晓夫在碰壁后吸取教训而有所收敛，但这一外交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瓦解苏共的思想武装的作用，从而对西方缺乏必要的防范，进而为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找到了突破口。
四是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否认在核武器条件下国际阶级矛盾的存在，鼓吹国际阶级合作，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提出对外关系“新思维”的重要理论依据。赫鲁晓夫提出两种社会制度国家间要“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国际关系，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规律。这是赫鲁晓夫在国际问题上的理论核心。他认为，在核武器出现以后，已经没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别了。“原子弹是不会辨别帝国主义者在什么地方，而劳动人民又在什么地方的，它轰击成片的地方，所以消灭一个垄断资本家，就会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就必须放弃革命。“任何一个小小的‘局部战争’都会成为引起世界大战的火灾的星星之火”；“现在，任何战争，即使由普通战争、非核战争开始，也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这样，“我们将会毁灭自己的诺亚方舟——地球”。即是说，面对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世界革命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选择屈服，不能抵抗，因为核战争会导致人类的毁灭，“要是丢了脑袋，原则还有什么好处呢？”。[893]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后来被戈尔巴乔夫直接借用作为他提出国际关系“新思维”的理论基础。戈尔巴乔夫就是以核武器出现为由，主张把所谓“全人类利益”放在首位。他在“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的指导下，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彻底解除了苏共对西方的思想武装，不但自己成了西方和平演变的俘虏，而且在西方敌对势力步步紧逼下，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苏共与苏联逐步走向瓦解和覆灭。
五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为西方的和平演变孕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内应”力量。从苏共二十大开始，赫鲁晓夫陆续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全民国家”、“全民党”等一整套错误理论。它在许多方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再加上猖獗一时的“解冻”思潮的配合，其消极作用极为严重，乃至影响了苏联整整一代年轻人。许多年轻人对苏共的革命传统并不熟悉，缺乏革命实际的锻炼，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似懂非懂，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尚未树立坚定的信念。这些年轻人就是在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以及“解冻”思潮的强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后来被称作“二十大的产儿”，或者叫做“60年代人”。戈尔巴乔夫就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产儿”，是所谓的“60年代人”。而正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等一批“二十大的产儿”中的骨干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国内发生的激烈斗争中，充当西方资本主义的“代理人”，充当苏共和国家政权内部迎合西方和平演变的“特洛伊木马”，成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总之，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在应对和平演变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其教训极为深刻。
三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应对和平演变的成败得失
总体上说，在抑制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势、防范党和社会变质方面，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认识远比赫鲁晓夫时期清醒，警觉性比以前增强，这方面的工作主动性也比以前提高。这首先表现在对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对抗的尖锐性有较高的认识，特别是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事件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兰国内形势恶化后，苏共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有关部门猛烈抨击“团结工会”的“反革命倾向”。另外，苏共对西方势力利用民族主义在苏联国内制造民族矛盾和冲突、分化瓦解苏联的战略图谋有一定的认识和警觉。1972年苏共中央关于筹备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的决议中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反共思想家、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以防止西方势力利用民族主义来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894]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西方反共势力进一步利用所谓“民主”、“人权”等问题攻击苏联，干涉苏联内政。正是由于西方势力的插手，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各地活动起来，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在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苏共中央对此还是比较重视的，并采取过一定的应对措施。例如，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跑到西方后，出版回忆录揭露苏联领导层的黑暗面，在苏联内外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此，苏共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又如，人称苏联“氢弹之父”的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后，西方大做文章。为防止萨哈罗夫现象扩大，《共产党人》杂志专门发表社论，谴责萨哈罗夫“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联合起来”，另外还动员四十多名院士和三十多名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抨击萨哈罗夫“歪曲苏联现实和蓄意指责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敌人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与此同时，苏联还就人权问题与美国进行多年的外交周旋，坚决反对在“保卫人权”的幌子下干涉苏联内政的企图。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对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的态度比较鲜明，分析也比较透彻。1976年春，正当许多人为东西方缓和所陶醉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报告中提醒人们：“我们应当警惕地注意着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及时揭露和制止颠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做法。”1977年秋，安德罗波夫又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敌人今天仍然不想放弃颠覆新制度或者为它的前进设置障碍的企图，尽管他们已经不能用武力消灭这个制度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及在特工机关搞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特殊领域进行着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他明确地告诫人们说：帝国主义特工机关“极力要破坏、动摇苏联人的共产主义信念，把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和道德强加给我们，最终妄图在苏联社会实现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变化”。1979年2月，安德罗波夫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题为《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是帝国主义的有毒武器》，其中两次强调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破坏活动”的危害性。他说，国际局势缓和了，两种对立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深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大大加强”，在这样的条件下，苏共“更应当进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使我们摧毁意识形态破坏行动的措施更加有效”。[895]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苏联社会总的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反对和平演变的应对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苏共领导人立足点不高，只限于事务性的行政手段，没有从长远斗争的战略着眼，再加上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成熟性”估计过高，特别是对传统体制改革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行动，因而对西方势力和平演变策略所采取的措施是软弱无力的。同时，苏联党和社会中又积累了许多消极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容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成为搞垮苏联共产党、搞乱苏联社会、彻底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破坏性因素。这些消极有害的东西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收效甚微，许多党员干部丧失理想信念。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花费了很大气力。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开办了数不清的党校和干校，专门培训党务干部和各个领域的管理人才。每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后，会议精神都要迅速传达，并在全苏范围内组织学习。但这些工作收效甚微，干部队伍的政治素养和道德水平并未明显提高。很多人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说的是一套，在餐桌上、娱乐场所说的又是一套；在领导和同事面前说的是一套，在亲朋好友圈里说的又是另一套。“两面人”的大量出现，表明党的干部队伍已开始蜕变。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更多。不仅如此，有的领导人自己的理想信念也麻木了。例如，据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国后写的回忆录《我丢在身后的世界》中说，到60年代后期，勃列日涅夫“已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896]
第二，青年人政治冷淡情绪增长，玩世不恭的一代初步形成。
“克格勃”196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当时许多大学生“对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缺乏兴趣”，学生们“参加节日游行不是真正自愿的”。有些人不愿学习马列主义，认为“马列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但“偏爱西方广播电台”，特别是“美国之音”和“法国浪潮”。而在收听西方电台的青年中，1/3以上的人形成了“思想上敌对的观点”。许多大学生“与党格格不入”，认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没有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一些学生对“反对党”问题发生兴趣，认为成立反对党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人谈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苏联重演的可能性。一些政治表现“不良”的青年成立了“纳粹青年党”、“骑士十字会”、“第四帝国”等怪异的组织。有些青年人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俱乐部、创作联合会之类的小组织、小团体，发表政治上有害的言论。还有些人结成流氓团伙，号召以“嬉皮士”思想为基础，“为自由和社会的民主而斗争”。1976年，上述机构向苏共中央提交的相关报告中尖锐地提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侦察机关中专门建立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青年的分部”，“苏联青年被敌人看做思想上进行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对象”。这种现象表明，作为党和国家的未来，苏联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已不具有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苏共的青年工作严重失败。
第三，对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渗透阻遏无术，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进攻反击力有限。
据当年的“克格勃”统计，60～70年代西方对苏联进行广播的无线电台最多时达41个，每天播音共253小时，其中12个栏目中有7个专门针对苏联青年。在对苏联青年进行渗透的过程中，出国学习、进修或旅游的苏联青年成了西方国家搞“思想瓦解”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学术交流、学生交流等渠道占有重要位置。与外国人私下接触和通信联系，也对某些苏联青年形成“敌对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西方的有害宣传，许多苏联青年还在宗教方面表现出不良行为，有些人则具有明显的反社会行为。苏共领导人当时发现了这些问题，但始终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许多情况下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此外，在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下，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和某些政治流亡者的回忆录在地下广为流传，在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造成极大影响，严重地扰乱党心和民心，其巨大危害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下子全部显现出来。
第四，在有关人权问题的外交斗争中策略失当，为向西方妥协而付出了沉重代价。
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倡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加大倡导欧洲安全的力度。经过多年的争斗，苏美等国终于在1975年8月签署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在这一过程中，人权问题成了问题的焦点。当时，苏联为使西方承认战后边界，实现雅尔塔体系固定化，接受西方提出的关于在人道主义和其他方面合作的主张，同意与会国可以在人员、组织和机构之间“自由交往”。会后，西方国家十分看重最后文件中有关“人权”、“自由”的规定，经常利用其条款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施压，苏联无可奈何，步步退让，不再敢对本国“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任何行动。这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终成大患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解体后，许多专家都认为，在人权问题上向西方作出重大妥协，是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中的又一败笔，也是苏联在强势外交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失误。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妥协与迎合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苏联确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也需要作出适当调整。苏共呼唤改革，人民期望改革。可悲的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是思想上成熟、政治上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改革家。他所发动的改革，从指导思想到最终目标，从行为方式到实施手段，自始至终都是相互矛盾、杂乱无序的。他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不但没有出现党、国家、社会、民族关系的“全面革新”，没有使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处境得到根本改善，反而为西方对苏联全面推行和平演变开了方便之门。
西方国家抓住苏联进行改革的机会，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弱点，精心策划，步步进逼，在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对苏联发动和平演变的全线进攻。面对这种形势，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不仅没有丝毫警惕，不作任何抵抗，反而采取妥协和迎合的态度，配合西方的和平演变，一步一步地把苏联引上毁灭的道路。在西方对苏联发动和平演变攻势的整个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起了“内应”的作用。在思想上，戈尔巴乔夫宣扬的“国际政治新思维”和“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全社会放松了对西方和平演变图谋的警惕；他宣扬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西方对苏联的和平演变策略创造了政治条件和舆论环境；他打着消灭“历史空白点”的幌子，恶意歪曲党和国家的历史，为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全面否定十月革命的选择和社会主义方向打开了绿灯。在政治上，戈尔巴乔夫弱化党的领导，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多元化，为最终使西方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并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铺平了道路。
一 对西方和平演变攻势的妥协与迎合的主要表现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不仅毫无警惕，而且主动迎合。这是与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密不可分的。他对西方对苏和平演变采取妥协和迎合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主要反映在以下一些问题上。
第一，放任西方传媒渗透，推行意识形态多元化。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是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大举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美国在西欧专门设置的大型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也分别用40种和35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些大型电台担负着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任务，其重点是否定苏共的革命历史，把苏联东欧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无限夸大，煽动人民的不满，并把这种不满指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慷慨资助有关研究机构设计了一个“哈佛方案”，计划打掉苏联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情结，使丑化和反对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充斥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并设法使俄罗斯民众接受将列宁遗体易地安葬等。他们还别有用心地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支持其削弱、取消苏共领导和背弃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乘机宣扬西方所谓的“美好生活”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谈到美国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时不无自信地宣称：“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897]很明显，西方世界十分注意用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来影响苏联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
面对这一宣传攻势，戈尔巴乔夫不仅丧失警惕，不注意对苏联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反而鼓励民众去接受西方的熏陶。他在1985年8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苏联人必须同外国人直接接触。不用害怕，让他们彼此来来去去吧……一些人会看到，世界真大，五彩缤纷。”[898]1987年7月14日，他在会见报刊和文艺界负责人时说：“让我们的言论多样化一些吧！让全社会都参加，让社会主义的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多元论”，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了苏共党内外的思想，使资产阶级思想得以自由泛滥。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停止对过去视为反动电台的多家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899]随后，戈尔巴乔夫又以法律形式固定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利用总统的职权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实行“新闻自由”，“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同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宣布国家电视和广播“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900]，从而剥夺了苏共对宣传舆论工具的领导。这一切，都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由于苏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敞开大门，1990年前后，苏联社会中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人选择了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不少政治势力决定走一条所谓的“彻底革命”之路，背弃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这就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令中给“最有效的宣传”所下的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认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
第二，迎合西方“民主”攻势，照搬西方政治模式。
西方历来谴责苏联是“专制”、“独裁”国家，并用西方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作为武器，对苏联发动猛烈攻势。1988年11月4日，美国总统里根在苏联《国际生活》杂志发表文章说：“全世界盼望看到苏联变革的迹象，看到苏联采取增大自由的措施。”[901]1989年5月13日，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发表讲话说，西方的政策是“鼓励苏联朝开放社会演进”，为此要求苏联“同西方合作”，“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尊重人权”。[902]历次苏美高层会晤，美国也都把“人权”、“民主”和“自由”问题列入会谈的议事日程，对苏联领导人施加强大压力。
西方首先把“人权”问题作为“突破口”。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美国就通过多种渠道，反复要求苏联尽快释放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影响很大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西方看来，“人权”问题是苏联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利用这个问题做文章，迫使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作出重大让步，既可以败坏苏联共产党的形象，又可以促使苏联领导人改变自己的政治理念，自觉不自觉地改变国家的社会政治进程。因此，美国高层官员每次访问苏联，都要利用机会接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鼓励他们坚持斗争。1987年10月22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访问苏联时接见40名“持不同政见者”，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并说，尽管苏美关系有所改善，但“人权问题仍然是个主要问题”。[903]
面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戈尔巴乔夫最初试图抵挡一下，甚至拒绝西方的指责，但随后不久便妥协退让。其中的典型事例就是为萨哈罗夫恢复名誉。萨哈罗夫本是苏联的“氢弹之父”，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主张使苏联全盘西化，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此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十分活跃，经常会见西方记者，发表不同政见，还建立一个所谓“保卫人权”的组织。1980年初，萨哈罗夫因公开反对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强制迁移到高尔基市居住。但在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美国的压力下，亲自打电话把萨哈罗夫请回莫斯科，鼓励他从事政治活动，还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904]萨哈罗夫则提出要求，让苏联释放其他政治犯。随后，苏联赦免释放了140名“持不同政见者”。[905]但萨哈罗夫对此并不满意，他进一步提出一个名单，要求苏联再释放200名政治犯。他在与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会见时，竟敦促美国“不要放松对苏联的压力，以释放所有在押的政治犯”。[906]此时的萨哈罗夫，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在苏联的代言人。戈尔巴乔夫则不但允许他与美国方面频繁进行接触和联系，而且鼓励他从事各种政治活动，甚至还给他以特殊的照顾。在1989年3月选举苏联人民代表时，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而落选。但戈尔巴乔夫随即给苏联科学院增加几个名额，使萨哈罗夫终于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后来，萨哈罗夫和叶利钦等人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联合近300名议员，建立一个“跨地区议员团”，并使之成为强烈反对苏共的反对派党团。对此，戈尔巴乔夫从未表示谴责和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做法，被人称之为“放虎归山”，实际上为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大肆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创造了条件。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因病去世，戈尔巴乔夫表示无限悲痛，声称这是“重大的损失”。[907]由于戈尔巴乔夫这一“鲜明”立场与态度，苏联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更大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很快公开化、合法化了。
在此期间，西方的“民主”攻势转向支持苏联国内的各类反对派，大力扶植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当时的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口号的推动下，数以万计的“非正式组织”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据1987年12月28日《真理报》社论披露，当时苏联的“非正式组织”已有3万多个。其中，有一大批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它们有纲领，有组织，有群众，有出版刊物，还得到西方的大力支持。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却采取放任自流甚至支持鼓励的态度。他在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说，“体现多种多样的社会利益的社会团体迅速增加”是改革的“显著特点”；“总的说来，这是人民的首倡精神的出色表现，它值得大力支持”。直到1989年7月18日，他还在全苏各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强调，这些社会组织“绝大多数主张深化改革，主张进一步民主化……它们的积极目的与改革目的客观相符”，因此应“同它们对话和协作”。其实，这些“非正式组织”起初是政党的萌芽，后来则发展成为真正的政党，为苏联实行多党制打下基础。戈尔巴乔夫原本表示反对实行多党制，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妥协退让，宣布赞成多党制，并在1990年2月的苏共中央全会正式提出实行多党制的建议。不久，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修改苏联宪法，规定在苏联实行多党制，取消苏共的法定领导地位。一年后，到1991年2月，苏联便出现全国性政党20个，共和国一级政党500多个。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实际上是迎合西方的“民主”攻势，鼓励国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组织起来，结成政党，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当时的情况，诚如法国《费加罗报》1990年7月23日的文章所说：苏联“日常生活中的民主建立了”，“清规戒律都废除了，人们可以随意攻击党和军队”；“反对派运动获得允许，并得到鼓励”；“党和军队70年来一直是社会的支柱，如今均遭指控”，“党的威信扫地”；“昔日‘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似乎成了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祖国”。[908]
在苏联国内的反对派中，西方最感兴趣并给予大力支持的是叶利钦。叶利钦起先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干将，被从外地调来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重任。但随后不久，他就反对苏共中央的改革方针，同戈尔巴乔夫闹翻，并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早在1987年夏天，美国驻苏联大使就已同叶利钦进行接触，叶利钦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和联盟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反叛行为。奇怪的是，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也相当照顾，在撤销其党内领导职务之后，依然任命他为国家建设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部长级）。1989年3月，叶利钦放弃部长职务，竞选苏联人民代表，而且取得成功。但他在同年5月27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最高苏维埃代表时，却失败落选了。于是，戈尔巴乔夫再次伸出帮助之手，破格允许一名已经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让位”给了叶利钦。[909]随后，美国两次邀请叶利钦访美，给予高规格的接待和大力的支持。一次是1989年9月，叶利钦仅以苏联人民代表的身份访问美国。另一次是1991年6月，叶利钦以新当选俄罗斯总统的身份访问美国。为了帮助叶利钦反对苏共，美国的保守思想库“胡佛研究所”在1991年4月作出决定，派专家定期赴苏充当叶利钦的顾问，提供免费咨询。在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总统时，有5位美国专家围绕在他身边充当顾问，由美国人支付报酬。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同叶利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其会晤叶利钦的次数比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要多得多。在美国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多次与叶利钦“联手合作”。7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时向他表示祝贺，强调叶利钦的当选是“改革带来的民主变革的结果”，并呼吁加强中央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和相互理解。[910]在随后发生的“8·19”事件中，戈尔巴乔夫更与西方国家和叶利钦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当时企图力挽狂澜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宣布解散苏共中央，使苏联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
应该说，叶利钦等人对美国的知遇之恩是很感激的，而且投桃报李。“8·19”事件前夕，苏联著名反对派人士波波夫用纸条密告美国大使，说有人正在策划一场重大阴谋活动。“8·19”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两次与叶利钦通电话，稳定其情绪，鼓励其斗志；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立即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叶利钦，并宣布冻结一切对苏援助计划。1991年12月，叶利钦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密谋解散苏联时，也首先向美国总统通报情况，并取得美国支持。
在此之前，西方还直接支持苏联国内的社会动乱。1991年3 ～4月，苏联近百万矿工举行罢工，造成极大损失。3月22日，美国驻苏使馆的两位工作人员竟参加顿巴斯煤矿罢工工人的代表大会，表示对罢工的支持。美国的“劳联—产联”也公开表示支持苏联矿工罢工，并提供物质援助。对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都表现得十分宽容，不闻不问，不置一词，从未因此而同西方国家进行交涉。
总之，西方在对苏联发动“民主”攻势、插手苏联内政和支持反对派方面，做了很多坏事。但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加以反对和抵制，相反还迎合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在苏联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实行三权分立、议会民主、自由选举、多党制和总统制等，把苏联的政治生活搞成一团乱麻，最后导致“亡党亡国”。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这么做，说到底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内心深处来说，他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所以，尽管他起初强调“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后来的结果却是“民主”越来越多，从而走向绝对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而社会主义却越来越少，最后走向彻底毁灭。
第三，容忍西方“分化”苏联，放任联盟走向解体。
西方对苏联推行的和平演变策略，实际上是用双管齐下的做法，除了发动“民主”攻势，促使苏联走上“西化”道路外，另一个重点就是挑拨民族矛盾，进行“分化”，促使苏联解体。当时的情况是，苏联长期存在的民族矛盾，因为戈尔巴乔夫实行所谓的“族际关系民主化”而充分暴露并激化起来，造成严重的民族对立和冲突。西方国家则趁火打劫，一方面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为苏联的民族分裂运动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派人到各种民族主义组织中去开展活动，为他们出谋划策，鼓劲打气。面对西方的“分化”图谋，戈尔巴乔夫缺乏警惕，应对失误，抵制不力，在民族关系方面步步退让，无可奈何地看着苏联走上解体之路。
当时，西方“分化”苏联的重点攻势首先指向地处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西方国家历来认为，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是“不合法”的，是苏联侵略扩张的结果。1989年12月1日，美苏两国元首在马耳他举行会晤时，美国总统布什向戈尔巴乔夫施压，声称美国从不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兼并，并警告戈尔巴乔夫不得用武力对付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然而，苏联的民族分裂运动最早就是从波罗的海三国开始搞起来的。从1987年开始，每年的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都在西方的煽动和支持下爆发大规模群众性游行示威，借1939年签署苏德条约的周年日之际，抗议苏联“吞并”自己的国家，并提出要求独立的口号。1988年10月，波罗的海三国相继成立“人民阵线”组织，旨在进一步推动民族分裂运动。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三国有200万人跨越边界，手拉手组成600公里的“人链”，掀起“波罗的海之路”运动，并提出“打倒苏共”和“脱离苏联”等口号。[911]同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以850票对180票通过决议，宣布独立，脱离苏共。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以91票对42票通过决议，宣布独立，脱离苏联。随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国的最高苏维埃也通过恢复独立的宣言或法令，把民族分裂运动推向高潮。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当时是反对立陶宛等国宣布独立的，而且为此曾采取某些严厉措施，因为他不愿看到苏联在自己执政时期走上解体的道路。1990年3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说，立陶宛宣布独立是不合法和无效的。随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相应决议，宣布立陶宛的独立决定“没有法律效力”。驻扎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则进行军事演习，显示武力，对立陶宛施加压力。3月21日，戈尔巴乔夫发布总统令，责成苏联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苏联的主权，并要求立陶宛公民七天内交出火器。随后，100辆苏联军车从正在开会的立陶宛议会大厦旁边隆隆开过。同时，苏军占领立陶宛党中央大楼和检察长办公室，并关闭立陶宛通向外国（波兰）的唯一边界通道。4月13日，戈尔巴乔夫警告立陶宛领导人，如果两天内不撤销独立文件，苏联将“停止供应”产品。随后，苏联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封锁，停止石油供应，减少天然气供应。在此期间，立陶宛坚持独立决定，但表示不再通过新的独立文件，并要求与苏联进行对话。西方国家也对苏联施加强大压力，美国总统布什公开表示支持立陶宛的自决权，警告苏联不得动用武力。于是，立陶宛同联盟中央的对抗陷入僵持状态，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开始软下来，他在5月24日会见立陶宛代表，表示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并说：“你们的行动是公正、公开和合乎情理的，但这需要进行谈判。”[912]
1991年1月，立陶宛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发生流血事件。其实，这次事件是戈尔巴乔夫授意搞起来的，他企图利用当时的形势变化来控制立陶宛的局势。1月7日，立陶宛政府大幅度提高食品价格，引起居民不满，大批群众包围议会大厦，导致政府辞职下台。随后，当地反对民族分裂的共产党人组成立陶宛“救国委员会”，要求恢复苏联宪法在立陶宛的效力，并企图进行夺权。戈尔巴乔夫则亲自接见来自立陶宛的16个公众团体的代表，听取代表们希望在立陶宛实行“总统治理”的要求。联盟中央向立陶宛增派了军队，一批空降兵迅速进驻维尔纽斯。接着，苏联内务部队应“救国委员会”的请求，占领维尔纽斯原属苏共中央的出版社大楼，并前往控制国家电视广播大楼，同守卫大楼的民族主义分子发生武装冲突，造成14人死亡，150人受伤。于是，美国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苏军在立陶宛进行“挑衅”，要求苏联“停止恫吓，回到谈判中来”。美国代理国务卿和驻苏大使分别约见苏联驻美大使和苏联外交部官员，向苏联表达美国的强硬立场。布什本人也亲自出马，一面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向他施加压力；一面向他发出密函，要他履行曾经对西方作出的不对波罗的海三国使用武力的承诺，否则美国将停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苏联国内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等反对派也发动大规模群众示威，抗议苏联军队“进攻”立陶宛，表示声援立陶宛人民。叶利钦则同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主权”问题上相互支持，还公开指责苏联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在此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立即改变态度，实行妥协退让，声称联盟中央并未下令开枪，宣布要用政治办法来解决立陶宛问题，同时下令从立陶宛撤走军队，“救国委员会”也宣布解散。[913]于是，苏联完全失去了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控制。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实际上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突破口”，此后，全国各地的民族分裂趋势越发不可收拾，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也奋起效尤，纷纷宣布独立，苏联的解体危机越陷越深。
需要指出，美国挑拨民族矛盾、“分化”苏联的破坏活动绝不仅仅限于波罗的海三国。1989～1991年，当苏联各地的民族分裂运动全面高涨时，美国驻苏大使几乎跑遍全苏各地，不仅到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进行煽动，还到乌克兰、摩尔达维亚（现称摩尔多瓦）和中亚地区进行活动，到处会见并积极支持所谓的“民族主义活动家”。其中，乌克兰成为西方实施“分化”策略的又一个重点对象。乌克兰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鲁赫”的领导人被频频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1991年夏季，美国总统布什在访问莫斯科后专程对基辅进行闪电式访问，强调乌克兰的未来要由乌克兰人来选择，表示美国对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在西方的大力推动下，乌克兰的民族分裂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当年8月24日，乌克兰议会通过决议，宣布独立。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批准了乌克兰的独立。乌克兰是苏联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共和国，它的独立实际上是导致苏联解体的致命一击。
戈尔巴乔夫面对西方的攻势和国内反对派的抗议，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步步后退，放任民族分裂势力进行猖狂活动。最后，他只是希望通过签订新联盟条约来维持一个邦联制国家，但由于他已经犯下种种严重错误，这种希望也变成无法实现的梦想。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关键时刻，竟然如此软弱无力，一味妥协退让，实为世界各国所罕见。有人认为，即使在“8 ·19”事件之后，只要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苏联解体仍可避免。这种意见，后来得到很多人的支持。1994年7月5日，俄罗斯议会就成立独联体问题举行听证会。会上，戈尔巴乔夫竭力推卸自己的责任，说苏联的崩溃是其他人的政治错误造成的，并不是他推行改革的结果。卢基扬诺夫当即反驳说，当时并没有任何重大原因会导致苏联必然解体，苏联之所以被断送掉，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行动。他说戈尔巴乔夫只要“动一下手指头”，就能阻止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签署成立独联体的条约；如果戈尔巴乔夫采取行动，这三个人“会别无选择，只能逃往国外”。[914]对比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虽然社会制度已发生根本变化，其领导人叶利钦和普京却能采取强硬立场，坚决顶住西方的压力，不理睬国内反对派的抗议，严厉镇压民族分裂势力，为此不惜发动了两次车臣战争。
第四，乞求西方经济援助，接受西方各种条件。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的“加速战略”，效果并不明显，经济改革也基本上是“空转”，进展不大。后来，戈尔巴乔夫把改革重点转向政治，强调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结果导致社会动乱愈演愈烈，民族冲突此伏彼起，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居民生活明显下降。1990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二战结束以来“破天荒”的负增长，开始陷入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使戈尔巴乔夫慌了手脚，于是他急切地、低三下四地向西方国家乞求经济援助。西方则乘此机会提出各种要求和条件，加紧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于是，苏联便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进行“改革”，迅速走上“亡党亡国”的道路。
当时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制定“哈佛计划”。问题的缘起是， 1991年4月，苏联政府新总理帕夫洛夫主持制定的“反危机纲领”，遭到美国的否定和不满。为此，戈尔巴乔夫对帕夫洛夫提出批评，然后亲自打电话给美国总统布什，说他已命令亚夫林斯基制定新的经济改革方案，并决定派他到美国当面汇报。布什立即表示同意。亚夫林斯基是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他在1990年时反对苏联政府总理雷日科夫主持制定的“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改革方案，奉叶利钦命令与沙塔林院士一起制定一个“500天计划”，准备在短期内使全国完成向市场经济的闪电式过渡，并对70%的国有资产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经过激烈争论，戈尔巴乔夫把上述两个方案折中，形成一个“总统方案”，但他此前表示，他“更欣赏”亚夫林斯基等人制订的方案。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在经济改革方面对亚夫林斯基是十分信任的。据后来透露，亚夫林斯基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委托，率领一个七人小组，于1991年5月中旬飞抵美国，要求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七国集团组织进行会谈，寻求西方援助，并同美国哈佛大学的专家小组一起商谈，制定关于苏联依靠西方援助进行改革的计划。6月中旬，两国专家制定的“哈佛计划”经修改后正式出台，题目叫“共同面对机遇”。随后，亚夫林斯基带着“哈佛计划”飞返莫斯科，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进行汇报。戈尔巴乔夫对“哈佛计划”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将是苏联和西方国家经济合作的“历史转折”。叶利钦对“哈佛计划”也表示满意。然而，“哈佛计划”的核心内容却是把苏联的改革同西方的援助联系起来。计划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允许各民族自决、削减军事力量等。还规定，西方的援助要同苏联的改革步骤相联系，每半年协调一次。也就是说，苏联必须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按西方要求进行彻底改革，才能换取西方的援助；苏联改革多少，西方便援助多少。按当时的说法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西方的意图是明白无误的。当年6月2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披露了西方援助的目的。他说：“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促进建立民主政府、市场经济和俄罗斯及非俄罗斯民族实行自决。”[915]所以，“哈佛计划”的出笼说明，戈尔巴乔夫已决心配合西方的和平演变，打算彻底搞垮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苏联国内关于经济改革方案的争论仍在继续。因为苏联政府的“反危机纲领”与亚夫林斯基等人的“哈佛计划”有着明显的不同。两个方案都提出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的任务，但前者主张保留30%的国家所有制，其余70%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而“哈佛计划”主张以私有制为主。两个方案都主张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前者主张要保持国家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后者则主张立即放弃国家干预；前者主要依靠本国力量进行改革，后者则主要依靠西方援助实施改革。在激烈的争论中，戈尔巴乔夫否定两者的原则区别，又把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一个“总统计划”，企图以此争取西方的巨额援助。然而，西方的所谓“援助”其实只是一个“钓饵”。当时，参与起草“哈佛计划”的美国人费尔希就说：“西方不会拿出大笔款项来换取诺言。西方将开始一个进程。我们将在进程结束后（如果是成功的）才提供大量援助，我们要拥有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916]后来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当年7月16日，戈尔巴乔夫带着自己的“总统计划”飞赴伦敦，会晤西方七国首脑，参加“7 ＋1峰会”，向西方七国首脑汇报苏联改革方案，企图以此换取西方巨额援助。但结果却大失所望，西方七国当时并未承诺任何援苏款项，只批准苏联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准会员国”。尽管“哈佛计划”并未真正实施，但戈尔巴乔夫的用心已经暴露无遗。后来，他依然沿着“哈佛计划”的思路向前迈步，在继续争取和等待西方援助的同时，使苏联的改革按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市场化”、“私有化”和彻底“民主化”的道路，他特别强调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917]，以加速走向资本主义，彻底毁灭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
第五，屈从西方外交压力，甘当美国“小伙伴”。
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外交，虽在纠正过去扩张争霸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又走向另一极端，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完全否定国际范围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配合西方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一边倒向西方。
一是积极推动东欧剧变。二战以后，西方对东欧地区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深感不满，因此使用一切手段，千方百计地对东欧各国实施和平演变，力图推翻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西方终于取得成功，使东欧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剧变。东欧剧变虽然是西方努力的结果，但戈尔巴乔夫在其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和配合作用。首先，他通过鼓吹“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论”等，搞乱了东欧国家的思想，助长了这些国家的反共势力。当时，东欧国家的反对派正是打着“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旗号，甚至叫着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和语录来掀起社会动乱和进行夺权的。其次，戈尔巴乔夫直接支持和插手东欧国家的剧变。他针对东欧各国领导人对“新思维”改革的不同态度，采取或表扬，或批评，或施压，或将其搞垮的办法。在匈牙利，正当匈党内部波日高伊等人要求实行多党制，而总书记格罗斯尚犹豫不定的时候，苏联却公开宣布，东欧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实行多党制，匈牙利实行多党制“对苏联没有威胁”。格罗斯顶不住国内外的双重压力，终于在匈牙利首开先河，宣布实行多党制。在波兰，戈尔巴乔夫表示支持搞“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实验，并建议波党向团结工会让步，让团结工会组阁。事后，波党许多党员责骂戈尔巴乔夫“出卖了统一工人党”，“帮助了团结工会”。在保加利亚，他支持姆拉德诺夫把不赞成“新思维”改革的日夫科夫搞下台。在民主德国，他支持党内外的反对派把抵制“新思维”改革的昂纳克搞下台。在罗马尼亚，他甚至通过“克格勃”支持罗马尼亚军队中的反对派，直接参与搞垮齐奥塞斯库的事件。而在齐奥塞斯库被杀之后，苏联最高苏维埃还于1990年1月26日宣布剥夺原先授予他的两枚列宁勋章和一枚革命勋章。[918]最后，戈尔巴乔夫又公开表示欢迎和正面肯定东欧剧变。1989年11月17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和法国议长时说，东欧的变化“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12月2 ～3日，他在马耳他同美国总统布什会晤时说：“对于东欧所发生的进程的方向性，应当表示欢迎。”12月9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说，“今年是以东欧出现重大变化而著称的一年”，东欧“改革的最明显特征就是民主化、社会主义革新”，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合乎规律的结果”。又说苏联对东欧形势的“原则立场”是“欢迎积极的变化”。12月16日，他在发给德国统一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的贺电中，就民主德国的剧变公开声称，“发生了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919]
总之，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配合西方的和平演变，葬送了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也使苏联失去了许多盟友，失去了广阔的战略空间和缓冲地带。这当然符合西方的利益，戈尔巴乔夫为此得到西方的高度赞扬。1990年1月1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用俄语发表广播讲话，向苏联人民祝贺新年，她说，东欧发生剧变要“感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主席理应因席卷欧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而受到特别的称许”。2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接见《华尔街日报》记者时称赞戈尔巴乔夫说：“就他如何处理或鼓励东欧的和平变革而言，我们对此当然是赞扬的”；“我认为，他所做的工作的结果便是东欧发生了和平变革，这种变革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预见到的”。[920]7月6日，法国《快报》周刊发表文章说：“巨大的震动使东欧集团在几个月内发生了爆裂，而这一震动完全是源于莫斯科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引爆的火星来自莫斯科”。[921]
二是听任西德吞并东德。德国的一分为二，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后来，苏联始终主张保持战后形成的分界线，反对两德统一。这种立场一直维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1989年。但是，面对东欧的剧变和西方的压力，苏联的立场在1990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戈尔巴乔夫对西方步步退让，在两德统一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反对统一到赞成统一，由主张慢步统一到接受快速统一，由反对两德统一后加入北约到不反对它加入北约。结果，两德很快就在1990年10月3日实现了统一。苏联为此所提出的条件，则是越来越少，越来越低，而且匆匆忙忙地撤走了军队，听任西德“并吞”了东德。苏联最后得到的东西，一是统一后的德国保证裁减军队、承认战后欧洲边界、制止纳粹势力抬头等；二是德国承诺向苏联提供50亿马克的贷款，并在苏联从德国东部地区撤军后提供130亿马克的补偿费用。西方当时还当面答应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德国统一后北约不会东扩，但这个诺言不久也被事实所粉碎。总之，苏联领导人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西方的要求。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说：“我们应该感谢戈尔巴乔夫，他的改革政策和外交政策中的新思维，是使德国和欧洲的深刻变化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而戈尔巴乔夫呢？直到1997年初，他还对德国莎西埃德出版社的编辑说，关于德国统一，“我们以最佳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922]同年11月，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甚至恬不知耻地说：“对德国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确是统一之父。”[923]
三是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一边倒向西方，支持和追随美国。尽管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外交，放弃对抗，力求与西方改善关系和加强合作，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坚持它们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到处伸手，扩张霸权，挤压苏联的战略空间和势力范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竞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我们最优先捍卫的应该是我们的切身利益”；“为了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动用海军陆战队”。[924]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核战争，为了“全人类利益”，便放弃斗争和抵抗，一味退让和屈从，去迎合西方，使苏联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成为美国的“小伙伴”。例如，戈尔巴乔夫在裁军、军控等问题上迎合美国，步步退让；在热点地区问题上讨好美国，宣布要撤走驻古巴的苏军，甚至容忍和附和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占领科威特，引起严重的海湾危机。9月9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随后发表联合公报说，“伊拉克的侵略行径是不能容忍的”，美苏将确保对伊拉克实行“制裁”。11月19日，美苏两国首脑再次在巴黎举行会晤，双方认为，不能排除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可能性。[925]这说明，苏联已决定放任并附和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戈尔巴乔夫的这一退让，几乎可同当年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时的退让相“媲美”。国际舆论指出，这标志着苏联中东政策的重大转变。众所周知，苏联在中东地区历来具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不容许西方在这里为所欲为。若是五年前，苏联定会严正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决不会去同美国达成一致意见，更不会同意美国在这里发动战争。苏联现在改变态度，显然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向西方妥协退让的结果，也是苏联因内部危机重重自知无力阻止美国动武的无奈选择。随后不久，美国就在1991年1月发动打击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从而表明美国已开始成为无须顾忌苏联反应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第六，经受不住西方糖衣炮弹的诱惑。
戈尔巴乔夫在金钱面前并不是毫不为之动容的，有人甚至说他“爱钱如命”；而通过美元把一些领导人拖下水，正是西方国家在推行“和平演变”策略中的惯用伎俩。1990年，戈尔巴乔夫被授予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奖金86万美元。当时，他对副总统亚纳耶夫说，如果把70万美元捐出去，自己留下16万美元怎么样？亚纳耶夫回答说，这样，社会上的反映会很好。后来他又问亚纳耶夫，如果捐出去10万美元，而把其余的76万美元留下来怎么样？亚纳耶夫没有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的心态。再一个事例是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问韩国期间，韩国总统卢泰愚给了他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并相信他会收下的。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也收到了10万美元。戈尔巴乔夫问他的大秘书博尔金，怎样处理这20万美元？博尔金回答说，先放在保险柜里吧！“8·19”事件后，博尔金被捕，保险柜连同上述美金完全落入戈尔巴乔夫之手。还有一个事例是据说德国政府为了酬谢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柏林墙倒塌和德国统一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特意在德国南部疗养胜地巴登为他购买了一处价值1300万美元的豪华别墅。从上述事例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不会平白无故地把巨款、别墅和像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荣誉”送给戈尔巴乔夫一伙的。它们的目的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二 指导戈尔巴乔夫对西方妥协与迎合的外交路线的思想基础及其实质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和平演变攻势采取妥协与迎合的路线，除了他贪欲金钱、被西方收买等因素外，最为根本的是由于他个人世界观的蜕变，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原则立场，看不清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的实质与本质，因而在重大外交与国际问题上放弃原则，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一味地妥协、退让，推行了一条实质上是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这条外交路线客观上起到了解除苏共思想武装、迎合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需要的作用，是西方直到四十多年后才得手的主要原因。
支撑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西方国家关系的路线的思想基础，就是“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他的改革和对外关系“新思维”的核心。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他认为主要有两条依据。
其一，当今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国际社会各国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一国无法单独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也越来越多。世界性的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他说现在世界各国人民“恰似在山坡上的一队拴在一起的登山运动员。他们或是一起向上攀登，登向顶峰，或是一起摔下深渊”。因此，“在20世纪，在这个紧张的世纪的末期，人类应该承认，迫切需要把全人类利益置于时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926]
其二，戈尔巴乔夫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认为在核武器条件下，战争会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而人类如果不存在了，也就谈不上阶级、民族、国家等具体利益了。因此，人类的生存要放在首位。他说，自从人类在进入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世界局势可能出现政治家无法控制的局面”，“它将受偶然性左右”。“随着大规模（普遍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战争，而是自杀。”因此，从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后果看，在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文明免于毁灭”。[927]人类要学会在世界上和平地生活，就需要制定新的政治思维。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马克思主义指导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关于阶级的观点、关于国家的学说就过时了，就不能成为指导苏联对外关系的思想基础。取而代之的则是超越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对立，从人的本性出发的人性论、人道主义。
戈尔巴乔夫说，在对外关系中，政治立场应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不应把意识形态分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使对外政策服从于意识形态分歧，因为意识形态可能是完全对立的，而生存和防止战争的利益则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928]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迫切要求我们要有国际关系“新思维”，“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929]他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应当以和平、合作、协作、进步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苏联要从意识形态中消除对西方国家的“敌人形象”，宣布国际关系中不再有敌人。
从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非意识形态化出发，戈尔巴乔夫提出全人类不分阶级、民族与国家“迈向大合作”，要排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抗，实现这两大社会体系的“一体化”。这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外交纲领。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核武器的威力决定和改变着一切，决定着人类生存与灭亡的命运，改变着人类的相互关系和思维方式；既然世界是“相互依赖的整体”，需要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那么，就不能把一些国家同另一些国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就应该“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必须限制在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的范围内，谁也不要把对方当做敌人；必须“准备作出相互可以接受的妥协”，并把对话和相互谅解而不是把对抗作为目标。总之，在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之间的所有矛盾都服从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正是在“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外交思想与外交纲领的指导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执行了一条从屈从到投降的外交路线，给苏联的国家利益乃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其实，支撑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是不成立的。它不仅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而且也严重脱离了国际斗争的实际。
首先，从理论上说，存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不存在抽象的高于一切的全人类共同利益。在各国联系与交流日益密切的时代，世界确实存在诸如核威胁、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带有全球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国际社会及有关责任国，重视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高于一切。
在还存在阶级、民族与国家之分的人类社会里，依然还有阶级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其中阶级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基础。国家在表面上是代表全社会成员的利益，但它只是个“虚幻的共同体”，在本质上仅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各国政府，在认识和处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时，总要服从本国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本民族、本阶级的利益，并以此作为制定内外政策的根据。西方大国不愿意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不愿意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不愿意承担相应的环境问题的责任，就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仍然服从阶级利益的具体体现。这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本质的反映。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如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
其次，就核武器、核战争威胁这个问题而言，核武器、核战争固然可怕，但核武器是人类自己研制的武器，核战争有人发动才能打起来。关键要看核武器掌握在谁的手里。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美苏等国积存了大量核武器，存在着核战争的危险，这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这种核毁灭、核威胁问题的产生，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全球战略与政策的结果，也有苏联方面与之争霸的因素。面对核威胁，世界各国人民需要反对超级大国间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主张裁减军备和禁止核武器，防止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这场斗争关系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但不能因此认为，在核威胁下，一切阶级间、国家间的矛盾与利益冲突，都会消失或被排挤到次要地位。即便核战争打不得，并不意味着其他非核战争的战争手段和非战争的斗争手段都不能使用。
再次，在资产阶级政客发誓要消灭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复杂而尖锐的时代，戈尔巴乔夫提出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人道主义化，无异于自我解除了思想武装。自从地球上有了马克思主义、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来，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就一天没有停止过。在武力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不断增强而变得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不得已采取和平演变这一手“软”的形式，但资产阶级要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由它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战略目标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在国际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甚至还加紧推行对苏和平演变的国际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提出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人道主义化，实质上是去阶级斗争化、去马克思主义化。他无视国际政治舞台上长期存在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现实，不采取任何反渗透、反颠覆的防范措施，使得苏联面对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而自缚手脚，苏联在外交政策上向西方妥协退让乃至屈服投降也就不足为怪了。
戈尔巴乔夫在国际问题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其后果连西方的资产阶级政要都看到了。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指出：“阶级斗争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就随之消失。”他说：“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在这一理论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930]
我们丝毫不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应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与一切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加强经济、技术上的合作与交流，对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要性；但这也丝毫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放松或放弃对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和平攻势的警惕。“树欲静而风不止。”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具体的经贸往来、外交实践中总会体现出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事实上，与戈尔巴乔夫的做法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但没有淡化两种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与对立，搞所谓的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反而强化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与功能，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等种种手段积极推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最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体系之间虽有交流、合作的一面，但两种社会制度有着原则的区别，本质上是取代或被取代的关系，决不会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趋势。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一方面要看到资本主义因发端早、历时长，在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借鉴吸收的人类文明成果，对资本主义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否定物和替代物出现。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逐渐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在对外关系上既要和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同时也不能放弃原则。要清醒地看到，在“资”强“社”弱的国际舞台上，两大阶级、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依然存在各式各样的矛盾与斗争，有时斗争还很激烈。在资本主义试图包围并消灭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更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
然而戈尔巴乔夫面对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格局，却主张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实现两大社会体系的“一体化”，实质上是要社会主义的苏联主动融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这是背叛苏联国家利益、背叛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的叛徒行径。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最终被戈尔巴乔夫通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这座桥梁被资本主义一体化了。
总之，片面强调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共处、合作，完全忽视甚至否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在本质上的对立与斗争，这在西方加紧推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和平颠覆的险恶形势下是非常危险的。
三 西方和平演变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及其历史教训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西方的和平演变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有不少人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苏共在反革命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打了败仗。比如一些美国学者就认为，苏联覆灭是“共和、民主两党总统富有远见和领导坚强的结果”。
不仅如此，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也把苏共亡党、苏联瓦解归因于美国对苏联和平演变的结果。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认为，里根在“社会主义必败，美国必将更强大”的信念支持下，抓住苏联当时集中精力发展军事力量，而其他方面薄弱（如物质基础）的弱点，通过发展所谓的“星球大战”计划，最终拖垮了苏联。她还说，正是“里根打了并且打赢了冷战”，“他是根据一种深思熟虑和精心制订的原则来设法降伏苏联人的”，“最终导致这个邪恶帝国垮台的就是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931]
1991年12月25日，亦即苏联宣告终结的那个圣诞日，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在电视讲话中说：“四十多年来，美国领导西方同共产主义及其对我们最珍贵的价值观的威胁进行了斗争……这种对抗现在已经结束……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念道义力量的胜利。”[932]
把美国的领袖、把里根主义、把西方价值观的胜利，看成促使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不免言过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外因虽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终究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就西方的和平演变而言，它在苏联剧变中所起的作用固然重大，但终究只是外部因素。
在西方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手段中，和平演变相对于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的武力颠覆而言，它必须依靠隐藏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强大内应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其实，帮助西方国家打赢这场针对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主要角色，是隐藏在这些国家内部的内应力量。在苏联主要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派，以及在他的改革中壮大起来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民主派”。正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搞垮了自己的党，同时与西方相互勾结，里应外合，才有了和平演变战略的得手，才有了西方敌对势力以最小的代价赢得的最大胜利。
苏共亡党的教训是惨痛的，也是深刻的。从警惕西方和平演变这个角度来看，最根本的就是要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配合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需要的内应，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行之有效的干部选用机制，造就经得起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干部队伍，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变色的关键所在。苏共的崩溃既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也是苏共自我演变的结果，问题主要出在最高层。早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就敏锐地提醒过：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当时国际共运处于深刻分裂状态，苏共没有也不可能听得进这一忠告。他们长期忽略高级干部的选拔、培养、使用和监管，不时地将平庸低能、僵化保守的人推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甚至将党和国家的命运交由病入膏肓者去摆布。当老人当政、病夫治国的局面难以为继时，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这样一批无原则、无信仰的政客、投机家甚至个别的阶级异己分子，便乘机进入或混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
第二，必须高度重视党的基本理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地与时俱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应当充分认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局面下，在警惕不能重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同时，也必须牢记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因而仍然不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虽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它的基本矛盾和本质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和西化、分化战略也不会改变。因此，必须防止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阶级斗争熄灭论等错误理论和思潮对党的侵蚀和影响。
第三，必须坚持不懈地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开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坚定全党全社会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这是抵制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和防止党和国家政权变色的重要条件。为此就必须不断加强党对大众传媒的领导和引导，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导权，特别要高度重视党的理论战线和意识形态领域领导班子的配备。苏共的历史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大众传媒对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特别是对青年一代的思想行为的影响力是抵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保障。苏共的重要教训就在于，停滞年代的社会舆论千篇一律，改革时期的社会舆论一片混乱。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多样化和所谓“公开性”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毫无节制地舆论开放，听任各种各样的错误和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和言论在党内外广泛传播。这就必然给西方推行和平演变策略造成可乘之机。
第四，对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必须进行有效监管，严防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它们兴风作浪。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一元化领导，不能容许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团体和组织对它的领导地位和指导作用提出挑战。早在20世纪70年代“赫尔辛基进程”开始后不久，苏联国内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秘密出版和散发形形色色的出版物以诋毁苏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苏共对此虽有惩治，但始终不够得力。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大量非政府组织（当时称非正式组织）在“民主化”的旗帜下应运而生。一开始，苏共虽曾表示反对多党制，但对此类组织大量出现并积极活动熟视无睹，对它们与国外反苏反共势力相互勾结不闻不问，结果养虎遗患。这些组织有的发展成为外部势力在苏联的“第五纵队”，有的联合成为可同苏共和苏联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强大反对派。在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放任和纵容之下，自以为不可挑战的苏共最后被搞垮、被葬送、被和平地演变掉了，那些通常被人看不起的“小人物”和由他们的非法结社形成的社会集团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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