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的领袖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先进的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政治组织即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封建主义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阶级斗争的领导人物和集团。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需要一个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与卓越的领导才能的领导集团。
苏联演变、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出在苏共党内，而苏共的主要问题则在于它的领导集团。纵观苏共的历史，可以看出有两种领袖。一种是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带领布尔什维克党成长壮大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组织，把落后的俄国发展壮大为世界上最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种则是以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为代表，他们从世界观的蜕变开始，逐渐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给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他们表面上信奉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背离、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篡改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最后公开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结果酿成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第一节 苏共领导集团的信仰
无产阶级的领袖，首先对马克思主义要有坚定的信仰，坚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忠实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
一 列宁、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870年4月22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青年时期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为了追求真理，他多次遭逮捕、被流放，后来流亡国外。艰难的革命经历，坚定了他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的决心和意志。
1887年秋，17岁的列宁进入喀山大学学习。不久他因参加一次反对警察制度的学生抗议大会而遭逮捕。被捕后他曾同押他走的警察分局局长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小伙子，您干吗要造反啊？要知道您的面前是一堵墙。”列宁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一堵墙，不过是一堵朽墙，只要一推就会倒的。”[750]那时的列宁决心要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在被拘留好几天后，列宁被遣送至喀山附近的一个村庄。
1888年秋，当局批准列宁随家人移居喀山。在租来的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他顽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钻研《资本论》第一卷，积极热情地向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成员宣讲马克思主义。此后几年，他先后移居到萨马拉、彼得堡等地。一面继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把《共产党宣言》由德文译成俄文；一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他还深入调查俄国社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俄国社会的问题，思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从富有革命激情的热血青年，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真正革命者的转变，走上了一条通向真理的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893年春，列宁在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中，对俄国农民经济的现实状况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揭示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和过程，指出村社农民已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894年春夏，他又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这部重要著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全面批判了民粹主义者的唯心史观，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还首次论证了俄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出俄国社会经济制度既然是资产阶级社会，那么“要摆脱这个社会只能有一条从资产阶级制度本质中必然产生的出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751]。他还坚信，俄国工人阶级一定会率领广大人民群众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肩并肩地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
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俄国社会、俄国革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贯穿于列宁一生的思想轨迹，也确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忠贞不渝的信仰。列宁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象纷繁复杂，“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752]他还进一步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753]1908年2月，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中指出，“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754]
列宁不仅信仰，而且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他的一生是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坚决斗争的一生。在斗争中捍卫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主义，是从无产阶级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也是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乃至第二国际内部逐渐泛滥起来。尚在流放期间的列宁，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没能及时地了解到最新情况，但他还是设法搞到了伯恩施坦的著作。他读后立即斥责修正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深信“它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 [755]并坚决地投入到反对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的斗争中。
1908年，是马克思逝世25周年。为纪念这位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列宁在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全面剖析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的理论体系，深刻揭露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阶级根源、特点和实质。指出，修正主义是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这个派别“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756]
正当同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还在继续、其流毒远未肃清的时候，第二国际内部又出现了以卡尔·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他们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表面上也反对伯恩施坦，但实质上执行了一条与修正主义一致的机会主义路线。他们迷信经济斗争，沉溺于议会斗争，梦想用合法手段来“消灭”资本主义。由于这伙人以“中派”面貌出现，考茨基又是第二国际领袖，他们的观点迷惑了不少人。
为了抛弃第二国际的整个武库中“一切生锈的陈腐的东西，锻炼出新式的武器”，也为了不使无产阶级在新的革命搏斗面前陷于“武装不足甚或完全没有武装的危险境地”， [757]1917年8 ～9月间，列宁写成了《国家与革命》，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揭去了考茨基反伯恩施坦主义的伪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758]
1918年8月，考茨基又抛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恶毒攻击列宁的十月革命道路。为彻底揭露考茨基的背叛行径，同年10～11月间，列宁撰写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深刻揭露了考茨基的无产阶级叛徒的嘴脸，指出考茨基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宣扬超阶级的“纯粹民主”，鼓吹和平的议会道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考茨基“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如果“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要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759]
列宁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批判，在当时的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中，旗帜最为鲜明，态度最为坚决。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部分社会民主党领袖公开背叛社会主义，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1917年，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议，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件“肮脏的外衣”，恢复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为共产党。这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彻底决裂的宣言。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
列宁还同国际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渗透及其变种作了坚决的斗争。列宁主义在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困难时刻最能考验人信仰真理的坚定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事业遭遇逆境时，必须抱有必胜的信念，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列宁正是这方面的典范。
1924年1月28日，斯大林在一次演说中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在1909～1911年，党被反革命势力打败，处于完全解体的状态。这是人们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一部分工人也纷纷退党的时期；这是人们否定地下活动的时期；这是取消主义的时期，瓦解的时期。当时不仅在孟什维克中，而且在布尔什维克中也有许多派别组织和派别思想，而且大部分都是脱离工人运动的。大家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了要完全取消地下组织而把工人组织成为合法的自由主义的斯托雷平党的思想。斯大林说：“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高举着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来收集党的零散残部，猛烈攻击工人运动中所有一切反党派别，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毅力来捍卫党性。”[760]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坚韧的党性。不因失败而灰心，不因受挫而气馁，不因困难而后退。这一坚定的信念，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源于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抱有必胜的信念。
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内外敌人的疯狂反扑，列宁更是显出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应有的沉着与坚定。在他的坚强领导下，党和苏维埃政权彻底粉碎了14国的武装干涉以及国内的反革命叛乱，胜利地捍卫了革命的成果。战争结束后，党面临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处理严峻的国内矛盾等复杂的任务。在困难面前，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依然没有退缩，积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稳固了人民的政权。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也是一位具有坚定革命信仰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生于1879年12月21日，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与列宁和其他革命者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主要政治斗争经历是在俄国国内，残酷的斗争锤炼了斯大林坚强的性格。1902 ～1913年，他曾8次被逮捕，7次遭流放，6次在流放中逃脱。1903年斯大林与列宁通信相识，后在列宁的关心与领导下，成长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之一。
列宁去世后，党的中央领导集团需要一位新的掌舵人。当时，可能人选有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斯大林。在大多数党员和党的领导人看来，托洛茨基没有完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建设成功。布哈林有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套方案和计划，但缺乏组织才能。季诺维也夫则在理论和组织才能两个方面都不突出。斯大林尽管有许多缺点，但他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组织能力和运用组织的才能更是胜人一筹。
从参加革命之日起直到去世，斯大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没有过一丝动摇。他执政的出发点和立脚点，都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裕。
列宁在世时，他积极支持列宁制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列宁逝世后，他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此后，他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英勇斗争、浴血奋战，打败了法西斯侵略者，并在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由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与列宁一样，斯大林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和党内外的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论列宁主义基础》、《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论列宁主义几个问题》和《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等重要著作，批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新老反对派的错误观点，继承并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38年，斯大林又发表了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首次发表的。这部哲学著作的意义在于：它用通俗简明的语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并紧密联系当时的实际，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前后连贯的逻辑体系。
在这篇堪称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典范之作中，斯大林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761]
斯大林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人类社会，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指出：“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762]
斯大林还指出：“既然发展是通过内在矛盾的揭露，通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对立势力的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就很明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这就是说，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执行无产阶级的不调和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使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相协调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政策。”[763]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在一国进行建设的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方针，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国家与执政党建设等问题。1952年他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全面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当然，斯大林的某些论断偏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有时甚至还很严重。但是，作为一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为苏联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不容抹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764]连赫鲁晓夫这样疯狂反对斯大林的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无论他的行动具有怎样的主观倾向，他的作用依然是积极的”，“在通往历史的主要道路上依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是一个忠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他竭尽全力，为的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事业的胜利”。[765]
二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世界观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在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父母都是淳朴的农民。青年时代他做过乌克兰的矿工。1929年，在莫斯科工学院学习期间，赫鲁晓夫结识了斯大林的妻子。斯大林通过她了解到赫鲁晓夫，便让时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卡冈诺维奇提拔他。随后，赫鲁晓夫先后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1939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卫国战争时期，他还在前线几个方面军中任军事委员。战后，赫鲁晓夫先后担任了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联共（布）中央书记兼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在领导工作中，赫鲁晓夫尽管犯过严重错误，受到斯大林和党中央的严厉批评，但始终得到斯大林的信任和重用。1952年10月，在斯大林逝世前夕召开的苏共第十九大上，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中央书记，成为由五人组成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核心领导成员，地位仅次于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贝利亚。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在一段时期内强调“集体领导”。但赫鲁晓夫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处决了贝利亚，扳倒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铲除了政治上的“异己”，到1957年苏共中央再次形成了赫鲁晓夫个人集权的局面。
赫鲁晓夫虽然成长于波翻浪涌的大革命时代，经受过卫国战争的战火考验，但在思想和行为准则上还有另一面。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太差，又善于搞权术，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缺少坚定的信仰，在世界观上是个实用主义者。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基本理论。然而这个被列宁誉为观察人类社会规律的“指导性线索”、判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在赫鲁晓夫那里变得一文不值。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从一知半解到模糊篡改，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领袖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缺点，难免会犯错误。无产阶级领袖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和群众了解自己的领袖，才能保持党和工人阶级对领袖的信任，并把每个领袖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但决不能因为领袖有缺点和错误，就站在敌对的立场上，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领袖的一切，全盘否定领袖的历史功绩。而是需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领袖的功过是非，作出符合实际、顺应民意的结论。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完全违反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同时也有严重缺点和错误。对于这样一个在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本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他的一生及他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客观、慎重的全面评价。然而，赫鲁晓夫出于个人的目的，一反常态，未经中央委员会集体讨论，在苏共二十大上搞突然袭击，在秘密报告中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他把一切错误包括未经核实的错误，完全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斯大林，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乃至辱骂。他不是从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具体制度与体制上寻找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而是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开始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把“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所谓“三和”思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认为这样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这不是阴谋和欺骗，起码是荒唐可笑的。这在当时国际上依然存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
在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又公然推出所谓“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把苏共的性质从无产阶级的政党改变为“全民党”，从而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国家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政党都是有阶级性的，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任何政党的性质不可能具有全民性，所谓的“全民党”是不存在的。国家是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实现阶级压迫的工具，所谓的“全民国家”也是不存在的。只有当一切阶级彻底消灭后，政党才会随之消失，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国家，即无国家。
毫无疑问，共产党在执政以后，既要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要代表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甚至还要兼顾其他非劳动人民的利益，这对于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建立一个和谐和睦的社会是完全必要的。但共产党所代表的利益主体的群众性与广泛性，并不能抹杀它的阶级性。恩格斯说过，工人政党“除非具有明显的工人阶级的性质，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个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766]
在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被取消了，代之以抽象的人道主义，并认为这个新纲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文件”，贯穿着“各国人民之间和平与兄弟情谊的思想”，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充满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767]众所周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家以人道主义作为武器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起过积极的作用，当然其历史局限性也很明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新祭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亡灵，不加区别地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甚至把人道主义当做党要实现的纲领，看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目标，则是一种唯心史观，一种历史的大倒退。
赫鲁晓夫提出的上述言行，搞乱了苏共党员以及苏联人民的思想，为戈尔巴乔夫大搞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全面否定斯大林以及苏共的历史，开了恶劣的先河。可以说，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共产党逐渐脱离、背离乃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使苏联开始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成了后来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理论渊源，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种下祸根。
1964年10月14日，从休假地返回莫斯科的赫鲁晓夫主持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主席团成员同样用他当年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时的手法，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他在内外政策上所犯的各种错误进行了激烈的指责和批评，并迫使他同意“自愿退休”。赫鲁晓夫不得不在为他准备好的辞职声明上签了字。
取代赫鲁晓夫的新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年12月19日出生于乌克兰卡缅斯克镇的一个工人家庭。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度过了少年时代，在斯大林时期完成了学业，并从事农业和工业的技术管理和领导工作。卫国战争中他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经历了整个战争年代，战争结束后一直在地方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在赫鲁晓夫成为苏共领导人后，他因支持赫鲁晓夫而平步青云。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3年再次担任苏共中央书记，成为党内二号人物。赫鲁晓夫下台后被推举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勃列日涅夫虽然调整和修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错误，在某些领域实行改革，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但由于他平时不读书、不看报，马列主义修养太差，不仅缺少共产主义的信仰，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差。他对重大问题提不出创见。在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他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赫鲁晓夫的偏离，但基本沿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1977年10月的苏联新宪法，依然写入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些虚假的概念，还认为“苏维埃国家已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它已成为全民国家”，“苏联共产党——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增强了”。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异常复杂，有时还十分尖锐。国际上，西方国家正加紧对苏联的演变与渗透，苏联国内也出现了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之中的一些为首者积极配合西方的行动，崇尚资本主义制度，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当时苏共内部最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特权，肆意挥霍国家钱财，严重脱离群众，逐渐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这些隐藏在体制内的腐化变质者，他们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有时还为它唱赞歌，但其内心一直在窥测方向。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原形毕露，公开反共反社会主义。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就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了颠覆苏共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
这时，苏共领导人的共产主义思想逐渐变得淡薄。他们安于现状，反对改革，在理论上墨守成规，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在其执政后期，虽然在口头上时常强调苏联共产党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的利益，要为苏联人民服务，但这只是一些时髦的空话。勃列日涅夫本人就是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阶层的最高代表。这样，苏共就更加脱离群众，并进一步丧失了它的先进性，从而失去了它的执政基础。
三 彻底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戈尔巴乔夫
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苏共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过渡时期。到了1985年3月，最高领导权转移到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届领导人手中。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于北高加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毕业于国立莫斯科大学，长期从事党务工作。1966年，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197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并受到勃列日涅夫的赏识。在勃列日涅夫的安排下，1971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1978年任主管农业的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任命戈尔巴乔夫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身份主管意识形态的工作。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后，契尔年科任总书记。年老体弱的契尔年科，经常让戈尔巴乔夫代行总书记之职。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3月11日，苏共中央举行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农民出身，从政后官运亨通，直至爬到权力的巅峰。一方面，他是那个被他称之为“极权主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这个制度并没有给他留下好印象。他的记忆中只有成堆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彻底摧毁这个制度，才能实现心中的政治理想。这一看法由来已久，贯穿于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心路历程。这个看似矛盾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童年适逢苏联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据戈尔巴乔夫自述，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清洗”运动，波及了他的家族成员。一位是祖父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回乡务农。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他拒绝集体化，一直是个体农民。1934年春天，他因没有及时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州伐木，后因在劳改营里表现不错，于1935年提前释放。还有一位是他的外公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他是联共（布）党员，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当地的集体农庄主任。他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迫害并被逮捕，理由为他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后因证据不足获释。获释后的戈普卡洛能正确对待，没有责怪苏维埃政权，仍然努力工作。1939年重新当选为集体农庄主席。他1953年去世，那年他59岁。[768]
爷爷和外公的政治遭遇，在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外公被捕以及被捕后邻居及邻居小孩像敌人一样看着他的家庭和他，“这一切都使我感到震惊，而且终生难忘”。[769]这些事情也影响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成长，成为他在大学入党时需要解释的历史问题。他回忆道：“入党前我面临一个问题：履历表中关于受到清洗的外公和爷爷怎么落笔？外公潘捷列伊虽说未受审判，却蹲了14年大狱。爷爷安德烈也是未受审判即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他不得不“在党委会上，后来又在列宁区党委会上长篇大论地解释外公和爷爷的全部经历”。[770]家族成员的这些坎坷经历，自然影响到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时期农业集体化、“大清洗”等问题的认识，影响到他对斯大林以及那个时代的评价。
1950年中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被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录取，开始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这是斯大林逝世前后的一个酝酿着变动和转折的时期。当时西方加紧推行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利用大众传媒大肆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和价值观念。在苏联国内，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一些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有所增长，他们要求改变现状并主动接受西方的思想与观念。
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阅读各种过去读不到的书籍，开始接受西方的观点。他还参加各种大学生的集会，在会上发表宣扬自由民主和抨击时弊的言论，而且措辞激烈。他是这样评价当时的大学教育体制与内容的：“当时的气氛是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全国各地一样，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奉为圭臬的公式大行其道，被当成科学思想的准则。看来教学过程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之免受独立思考、分析、对比的诱惑。思想上的禁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讲课、课堂讨论和学生晚会的辩论之中。”[771]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他说，“最先使我对向我们传授的‘终极真理’之颠扑不破产生怀疑的作者，竟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但确乎如此。”“我愈是仔细地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就愈加深入地思考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与我国现实生活之间的（是否具有）一致性。”[772]“活生生的现实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学习生涯之中，连那些书籍里所宣扬的社会观在这些现实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一触即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各种各样的历史的横断面也了解得愈来愈清楚，因而，我的疑问也随之渐渐扩大。”他后来直接说道：“期待和发起改革运动的动机，也是出于‘想把现实与理想变得一致’！修正‘社会主义的变形’！这是在学生时代就在我们这一代所产生的一种憧憬与祈愿！”[773]
苏共召开二十大时，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戈尔巴乔夫25岁，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赫鲁晓夫提出的各种错误理论，给正处在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动摇乃至瓦解了他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有着独特家族史的他，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党的历史的秘密报告领会更深，思想转变也更快。他说，“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赞成二十大后我国社会中唤起的期望，认为这是我自己、我的同龄人新的重要机会。”“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指赫鲁晓夫。——引者注）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774]不过，也有令戈尔巴乔夫最不满的地方。他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否定得还不彻底，没有从制度根源上去批判这个“极权主义者”。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更坚定了戈尔巴乔夫要结束苏联的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虽然是帮助戈尔巴乔夫走进克里姆林宫的重要推手，但这位总书记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于是他决心要改变和推翻这个制度。
契尔年科去世以后，在苏共中央全会进行选举的前一天夜里，即1985年3月10日，戈尔巴乔夫开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家里后，对他的妻子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根据赖莎的回忆，当时他说，“明天召开中央全会，可能提出让我领导党的问题。”说完陷入了沉思，继而喃喃自语：“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多年，到莫斯科这儿干了七年。任何宏伟重大的成熟了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仿佛有一堵墙。生活早就提出了要求！”最后他说：“不，再也不能这么生活了。”[775]戈尔巴乔夫也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他同妻子的那次谈话。[776]这一番内心表白说明，这个一直想从内部破坏掉他所憎恨的制度的人，对自己多年来无所作为感到不满，对这个制度下的生活已无法忍受。他觉得时机要到来了，他要付诸行动了。
这个行动就是他在就任总书记后，要着手有步骤地毁灭社会主义制度，而举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是既能骗人，又能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最佳途径。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 [777]“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与其有关的一切东西”， [778]“几十年来强加给党和社会的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779]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局限性”，列宁“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作为苏共唯一的指导思想。他还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严重“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曲解了的社会主义”[780]，是“极权的”、“专制的”、“官僚的”社会主义。因此，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彻底摧毁这个制度，在苏联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如果说在担任领导职务时的戈尔巴乔夫，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态度，还有所顾忌、有所遮掩的话，那么他在卸任后就露骨地袒露了他的心迹。
1993年起，戈尔巴乔夫在一年半时间里，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进行了多次对谈。在谈话中，戈尔巴乔夫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781]“从本质上来看，我所理解的所谓共产主义的根本的意义，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并且完全的平等思想，特别是经济上的平等。阶级的消灭、克服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市场以及商品=货币关系，这所有一切都是列宁常说的，从总体的并且‘完全的’平等思想中引导出来的一种理论上的结果。”“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多年从事政治活动，因此，我也非常明白地理解到完全并且绝对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从那以后，我的社会主义观也发生了变化。”他还说“俄国的悲剧，就在于西欧在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782]
1991年12月14日，在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落地前夕，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时代》杂志记者说：“仅就我的工作而言，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实现。我感到安宁。”[783]后来，戈尔巴乔夫又进一步谈到他的生活目的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看法。[784]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竟然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是令人震惊的。这样的领袖，自然不能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自然就要背叛党、背叛人民，就要沦为人民的敌人，成为历史的罪人！
第二节 苏共领导集团的理论素养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仅要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和追求，同时还要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且善于结合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家，应是这样的理论家：他们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并解决本国历史中、革命中乃至建设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应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时代赋予领袖的责任。
一 列宁、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列宁堪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不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而且顺应时代的潮流、革命的需要以及实践的发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他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把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到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阶段。
1899年，在《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785]他还说，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一国胜利论”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提出的所谓“超帝国主义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考茨基幻想只要国际金融资本组成为全世界统一的托拉斯，就能“消除帝国主义矛盾”，实现“持久和平”。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超帝国主义论”，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完全掩盖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786]历史嘲讽了考茨基的一相情愿，也验证了列宁的科学创见。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内外敌人的夹攻，同时面临着恢复秩序、发展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任务。这是全新的实践，在马、恩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列宁牢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自己的学说的态度：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1917年8月，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一文中指出：“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这是痴想。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千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千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787]
同年12月，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列宁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788]
1918年7月，在《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中，列宁指出：“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789]
1918年11月，列宁在《在莫斯科党工作人员大会上关于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的报告》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背硬记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我们一直这样说，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是适当的，我们从来没有陷入机会主义，而只是改变策略。这决不是背弃学说，决不能叫做机会主义。”[790]
列宁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791]
这就是列宁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这就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对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的郑重态度。正是在这种伟大精神和科学态度的指导下，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着伟大的实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为打退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捍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发挥了巨大作用。适应新的变化而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及时扭转了复杂的国内局势，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首次尝试，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乃至改革事业，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斯大林是这样评价列宁的：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即机会主义者，只限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但不愿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更不想实行马克思主义；而真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承认马克思主义，而且结合革命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他们不以解释世界为满足，而以改造世界为目的。这一派的组织者和领袖是列宁。[792]列宁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杰出的理论家和实践家。[793]列宁主义不仅复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更进一步，在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关于列宁主义的全部真理。[794]
布哈林也曾这样说：“列宁不仅是一个铁腕人物，熟悉历史的脾气，驾驭着历史，指导着历史飞速奔驰的方向。列宁还是一个最伟大的思想家。”[795]“列宁像战略家那样成功地完成的所有这些大转折之所以能够完成，都是因为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理论家，他能完全清楚地分析特定阶级的阶级力量对比，估量他们，作出理论上的概括，由这些理论概括作出相应的实践上和政策上的结论”，“他本人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非常锐利的武器，同时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它作为在一定环境中判明方向的工具”， [796]他是“纯熟地掌握了马克思的抽象方法的第一流的理论家”。[797]
列宁逝世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依然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面前摆着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但在一个国家内是无法建成的，尤其是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鼓吹“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论”的托洛茨基，根本不相信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也不相信工人阶级能够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他抓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结论不放，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还想当然地认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将发生“敌对的冲突”，“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798]在他看来，只有通过世界革命和依靠世界革命，才能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最后建成社会主义。
季诺维也夫也认为，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能不能在一个国家中，况且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我们这样的农民国家中最后建成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呢？我们用不到争辩，在一个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799]
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还纠集同伙，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反对斯大林。这就不是一般的争论了。
在此紧要关头，斯大林严厉抨击了这种“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有能力有本领”建成社会主义的悲观理论。他指出，这是“曲解列宁主义”和“不相信社会主义事业”。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都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800]
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建成：“这就是可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这就是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801]没有这种可能，社会主义建设就是没有前途的建设，就是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的建设。要是不相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不相信我国技术落后并不是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条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否认这种可能就是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离开列宁主义。
苏联有能力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表达了苏联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把它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和坚强决心，也反映了苏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与规律，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一国建成论”坚持并发展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这是斯大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那个时代所作出的卓越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与组织处理，列宁的一国胜利学说得到捍卫和发展，斯大林的正确思想也得到维护。正是在思想认识统一的基础上，苏联拉开了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帷幕。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1936年11月，斯大林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802]以后，斯大林还领导苏联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保卫和壮大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宣布苏联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但当时生产力水平依然落后，工农大众的生活水平依然低下，人均生产和收入有些指数甚至还低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这表明苏维埃政权依然面临着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繁重任务，需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更快更好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说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为时尚早。这表明斯大林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认识还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当然，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及时宣布苏联已经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在当时对于鼓舞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信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1952年，斯大林在晚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系统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阐明了经济规律的性质及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仍然存在矛盾的理论。虽然书中的论述不完全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依然起作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着重大的影响。
1958年11月，毛泽东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谈话中，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理论贡献。他说，“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他号召党的干部“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不可否认，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一方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弊端。即便在依然发挥作用的时候也是如此。斯大林执政后期，这个模式的弊端逐渐开始暴露。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国内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直到1950年，苏联经济才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在难得的和平建设时期，斯大林也开始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1952年秋，斯大林在他逝世前半年，意识到苏联“改革是不可避免的”。[803]但这样的历史使命，在他的有生之年已不能付诸实施了。
总之，斯大林虽然也有某些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现象，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面，但他在坚持、捍卫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不愧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是苏共的杰出领袖。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曾对倍倍尔、卢森堡等左派的错误幸灾乐祸。为此列宁引用俄国一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804]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有过错误，但他始终是鹰，而攻击诽谤斯大林的修正主义者，至多也只是工人运动后院粪堆上的一群鸡。
二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理论素养
赫鲁晓夫早年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从政后也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莫洛托夫曾这样评价他：他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毛泽东也曾这样评价赫鲁晓夫：“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805]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谈到赫鲁晓夫时则说：“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806]
斯大林去世后，留下的是一个强大的苏联，同时也是一个存在严重问题的苏联。历史的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要求后继的领导人，一面要继承前人的正确方面，一面要克服前一个时代遗留下的缺点与问题。
然而，赫鲁晓夫在事关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上，缺乏应有的素养。他在处理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时，缺乏理性思维和深谋远虑，往往从唯意志论和一时的情绪出发，甚至指望用鲁莽冒险的办法来达到目的，因此，他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破坏者。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问题呼唤着改革。历史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机遇，留给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上台后，企图对当时不合时宜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然而，由于思想理论水平低下，他无法看清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实质，无法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局限而获得发展。
斯大林过分强调单一的公有制。这有利于夯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但也存在单一公有制与现实生产力的多层次性的矛盾。苏联的生产力既有社会化程度很高的大生产，也有分散的落后的小生产。生产力结构的多层次性要求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客观上要求在一定范围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公有制经济。斯大林提出了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两种所有制形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发展，但是，他忽视了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赫鲁晓夫不但未能克服斯大林的不足，反而在斯大林探索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仍然停留在“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的观念中。他不断将小的集体农庄合并为大规模的集体农庄，又将集体农庄改建为全民的国有农场。有些农庄扩大到无法管理的程度。有些贫穷、亏本的农庄要求改为国营农场，既造成了国家的损失，又助长了大锅饭的风气。他取消了手工业合作社，急于使集体所有的合作社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集体农庄庄员自主生产与经营的宅旁园地和饲养业的去留问题上，更是反复不定。原先鼓励农庄庄员和职工发展个人副业，并取得积极的效果，但1958年底又限制个人副业，导致副业生产急剧下降，引起农村居民的严重不满，使农业经济受到损害。
斯大林在晚年看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但他归结为是由于全民与集体这两种所有制企业生产和流通的需要。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生产是特殊的商品生产，其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生产资料不是商品。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虽然提出了“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仅此一个口号而已。受赫鲁晓夫急于要实现共产主义的影响，党纲还提出：“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上就将过时和消亡。”[807]
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斯大林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之上。在斯大林时代，还谈不上重视利用市场的问题。但斯大林在晚年提出了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必要性，这在逻辑上肯定了市场的作用。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大肆宣扬1955年以来的七年计划的成就。他在总结过去六年的经验时，只是要“坚持不懈地完善对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和领导”。他虽然提出“必须根本地改进计划工作”，但也仅归结为“提高党和经济机关对完成党和政府的决议和指示的责任心”。在他的报告中，见不到“市场”的影子，更谈不上重视市场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赫鲁晓夫不仅未能纠正斯大林，而且显得更为超前。他于1959年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在1961年又宣称苏联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是苏联历史上对社会发展阶段最为脱离实际的估计。这一错误估计的实质，就是否定了在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阶段依然存在着阶级，存在着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
极端的急躁冒进和唯意志论，也使得赫鲁晓夫难以突破“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这使得他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他在大力批判斯大林的同时，既没能很好地坚持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又在重复斯大林的错误，甚至犯了比斯大林更严重的错误。因而，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什么建树，更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他执政的时期，苏联的问题更加加重，他中途被轰下台，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调整和修正了赫鲁晓夫的一些理论错误，也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使苏联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社会也比较稳定，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但是勃列日涅夫不是一个有素养的理论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比赫鲁晓夫高不了多少。
勃列日涅夫想当然地认为，苏联的生产力已“高度发达”，生产关系已“高度成熟”，政治上已“高度民主”，苏联“各阶级、社会集团、各大小民族之间产生了新的、和谐的关系——友好合作的关系”。[808]这种理论否定了苏联进行根本改革的必要性。这充分反映在他对60年代后期“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态度上。
在勃列日涅夫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不需要改革，只需要“完善”。“布拉格之春”风波发生后，苏联展开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些主张重视市场机制作用的学者受到打压。新经济体制的倡导者利别尔曼，甚至不得不为当年的建议“不适当地夸大了利润的作用”公开做自我批评。[809]
有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从勃列日涅夫的个性及理论素养来解释他那个时代产生问题的原因。
有人认为，勃列日涅夫青年时代没有过人之处，卫国战争期间也没有赫赫战功，然而他在斯大林后期得到赏识、在赫鲁晓夫时代平稳升迁，尤其在1964年10月的“宫廷政变”中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这与勃列日涅夫平庸、性格温和、没有野心有关。在当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勃列日涅夫被公认为能力较弱，对谁都构不成威胁。他也多次“谦虚”地表示自己没有领袖的才能，更没有当领袖的野心。这反而有助于他在险象环生的权力斗争中躲过灾祸。赫鲁晓夫下台后，苏斯洛夫和谢列平为避免两败俱伤，只好推举勃列日涅夫当总书记，因为他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人物”。
勃列日涅夫文化水平不高，又不爱学习，尤其不爱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缺乏求知的欲望。他当上苏共最高领导人后，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猎、开汽车兜风以及其他活动上。他不爱写东西。他的数不清的报告、讲话、发言、祝词、贺电，都是别人替他写好的。曾在苏联解体后担任接收和保管苏共中央和“克格勃”档案委员会主席的沃尔科戈诺夫说：“除了列宁和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外，后来的领袖人物实际上自己什么也不写。我在各种档案馆里见过大量文件，这些文件似乎是属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其他领袖的。我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所有这些人只是现成的报告、讲话、发言等的‘宣读者’，除了千篇一律的批示以及在便条、台历、笔记本上的一些不大通顺的记载外，自己实际上什么也不写。”勃列日涅夫甚至连看都不想看。所有的材料以及别人为他写的讲话和报告，他都要让别人读给他听。到了后期，则全让别人朗读，他半躺在安乐椅里听着，有时还打起瞌睡来。[810]
勃列日涅夫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缺乏果断的性格和坚强的意志”。[811]他作报告的风格一贯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812]在1974 ～1975年两次中风后，更是暮气沉沉，思想僵化。曾任苏共《真理报》总编辑的阿法纳西耶夫，多次参与苏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据他回忆，苏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披露，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的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习惯性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就算是有“创造性”了。[813]
勃列日涅夫年轻时当过工人、工程师，有农业、冶金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他对理论不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更是缺乏系统的了解。1965年，已成为苏共领导人的他，在讨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初稿时说：“我很难弄明白这一切。坦率地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指理论方面的工作。——引者注）。我的强项是做组织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814]他对自己的助手们也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甚至要求删去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话，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81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7年11月，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竟坦然接受了苏联科学院授予他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赏——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成就。这是具有历史讽刺性的可笑案例。
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要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与精髓。理论修养不高的勃列日涅夫，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解释并处理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也就无法科学地对待改革。结果导致不思改革，国家缺乏活力，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
三 沦为修正主义者的戈尔巴乔夫
1985年3月10日，苏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要决定向第二天召开的中央非常全会建议的总书记人选。波诺马廖夫在会上发言说：“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为重新修订党的纲领做了大量工作。因此我深信，他（指戈尔巴乔夫）深刻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分析清楚最复杂的纲领性问题。”[816]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个评价与事实背道而驰。
从学历上看，戈尔巴乔夫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大学时代也接受了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教育。他毕业后又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当上总书记后更不忘展示自己的“理论才华”，他可以放下手边的重要工作不做，而去著书立说。就是这位被葛罗米柯称为“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而深刻”的年轻总书记，由于他的世界观发生演变，逐渐放弃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最终倒向了社会民主主义，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叛逆者。
曾因撰写《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而被开除党籍，后又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复出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剧变后10年，对戈尔巴乔夫作出了与上述波诺马廖夫完全不同的评价。他说：“戈尔巴乔夫不是思想家”，“他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许多问题的表述也是一知半解”。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掌握“停滞不前”，“从未想过再将其发扬光大”。他“对于经济科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国家建设等其他方面的科学理论”，“都是略知皮毛”。“戈尔巴乔夫提出过‘新思维’的口号和要求，但他并没有创立任何新的思想。”[817]麦德维杰夫的看法多少有点“事后诸葛”的味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实。
1987年11月，刚在总书记任上不过两年半的戈尔巴乔夫，应美国一名出版商的请求，出版了他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他在书中系统阐述了他的改革观。随着改革的展开与形势的变化，他又在1989年1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以及1990年3月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文章中，更进一步地完善了他的改革“新思维”理论，改革的目标与方向更加明确。概括起来就是要在苏联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由戈尔巴乔夫主持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首要基础是人道主义。戈尔巴乔夫一方面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此为分析工具，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不符合人性，甚至摧残人性。他提出，极权式的斯大林主义为了虚构的集体主义，忽视了人的个性，阻碍了个性的发展，“阉割了社会主义结构的人道本质”。[818]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及文化方面的人道主义价值”，“最充分地揭示我们制度的人道主义性质”。[819]
另一方面，他把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列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他完全接过了赫鲁晓夫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观，重提“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个口号。他不仅认为这是党的纲领性原则，而且“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他说，《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纲领，体现了伟大的人道主义原则。他还说，马克思自己就认为，“未来的社会就是实实在在的切实实施的人道主义”。[820]戈尔巴乔夫这套逻辑成为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底本。
对于人道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后来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有作为人类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向来不否认作为人类伦理原则与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还肯定其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共产党人也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把人道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历史观，用以解释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这就陷入了唯心史观。因为，人道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与等级制度的一面旗帜，虽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所说的人和人性，是抽象的人、抽象的人性，是不具有阶级属性的自然而永恒的东西，是衡量一切包括人类历史的标准与尺度。他们并非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来认识人类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是把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归于人类的善良天性或者人类的理性。戈尔巴乔夫不是辩证地、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脱离特定的社会关系，把人道主义泛化到历史与政治领域，用人道主义来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把它看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看做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与任务，看做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就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位大使马特洛克曾敏锐地看到：“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我注意到了逐渐修正或废除这一理论的种种迹象（指戈尔巴乔夫时期。——引者注）”。他还不乏远见地指出：“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点（指阶级斗争理论。——引者注），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821]这个西方认可的社会自然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
异化论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又一理论基础。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早年针对资本主义雇佣制度的弊病而提出来的观点，意思是说工人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因为劳动的结果只会使资本家发财，而使工人自己受穷。戈尔巴乔夫把马克思批评资本主义的异化观点，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批判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认为苏联的“极权社会主义”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意味着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政治垄断，形成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经济垄断，形成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妨碍了“吸收世界上一切进步的思想”，造成精神垄断，形成人与文化的异化。所有这些的关键，是共产党对一切权力的垄断，这是产生异化的根源。戈尔巴乔夫的这种说教，也成为迄今为止一切敌对势力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共同逻辑。
因此，要克服异化，就必须消除各个领域的垄断，尤其是共产党的垄断权，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也就是说，要彻底抛弃产生异化的社会主义，代之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看成产生异化现象的根源，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消除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有的异化的社会基础。公有制的建立，为消灭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从政治上保证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防止人民群众与政治、政权的异化，奠定了基本政治前提；而要实现这一切，离不开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的思想自由，才能借鉴其他思想的积极成果，也才能杜绝人民群众不能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异化。很显然，戈尔巴乔夫无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生搬硬套马克思早年受费尔巴哈影响而提出的并不成熟的异化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与弊病，提出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存在异化。这就脱离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看不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还有总体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要求的一面。这就必然得不出科学结论，而只能走向唯心史观，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反面。
鼓吹多元论，提倡多元民主，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又一理论命题。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不人道，存在异化现象，问题的根源出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极权性，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权力垄断，那么，克服异化、消除垄断的根本出路，就是要搞多元化的民主。“民主”是与“人道”同等重要的命题。他还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论证多元化民主的合理性。提出人的本性是独立、自由的，是不受任何关系约束的。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符合这种人性的社会。因此，他主张实行“政治多元化”，推行多党制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结束共产党对政权的垄断，同时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允许各种思想的自由存在和发展，使文化制度能够反映各社会集团的不同意见与主张。
戈尔巴乔夫借口具体利益的多样性，否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进而提出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权，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根本错误的。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还存在利益差别与矛盾，但全体人民之间也存在共同利益、根本利益。个人、个体之间的利益差别与矛盾是建立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利益差别与矛盾。要满足个人与个体的利益诉求，前提是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与个体的利益，两者并不矛盾。要把满足个人与个体的利益和坚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抽象的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出发，显然得不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搞多元化民主这个结论。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发明，更不是什么创新的理论。它渊源于早就受到恩格斯、列宁猛烈批判的伯恩施坦主义，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与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一脉相承。
对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是毫不隐讳的。他在1990年3月发表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在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在人道的和民主的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立场”还有“世界观立场上都相互接近了”，而且改革所要实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包括原来就为社会主义运动其他流派所赞同的基本价值观”。他甚至认为，“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822]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更是坦言：“在改革那几年我们就想使苏联共产党成为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经起草了预定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相应计划。但是，叛乱以及叶利钦采取的实际上禁止苏共活动的政策使得这次代表大会无法举行。”[82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就点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他还指出：“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824]布热津斯基在当时批判戈尔巴乔夫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但这位资产阶级政客的敏锐的洞察力，倒是令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自愧不如。
1915年，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产生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825]同样，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共党内泛滥并迅速成为改革的指导思想，绝不是偶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国际上蔓延和泛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和他提出的一些错误观点，构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理论依据。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就坦言：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2003年12月，俄罗斯学者巴拉季廖夫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说赫鲁晓夫是苏联“改革之父”，其实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父”；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不仅师承赫鲁晓夫，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还说：赫鲁晓夫大骂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不仅大骂斯大林，还咒骂苏联共产党，否定苏联历史，甚至把账算到了列宁的头上；赫鲁晓夫批别人的个人迷信，搞自己的个人崇拜，戈尔巴乔夫不仅如此，他还一脚踢开反对他的所有的人，到后期他干脆撇开苏共中央政治局，设立总统制，企图一手遮天，独揽国家大权。[826]
第三节 苏共领袖的领导才能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仅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还要有卓越的组织实践的才能即领导能力。把握组织的使命及动员人们围绕这个使命奋斗的能力，即是通常所说的领导能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形象地说：领导就是要让他的人们，从他们现在的地方，带领他们去还没有去过的地方。[827]即是说，领导者要善于创造性地把理想转化为现实。
领袖具有不同于一般领导者的特殊使命，这要求他们要有超出常人的领导能力。“天才领导人和平庸之辈的区别不是看他怎么说和说什么，而是要看他如何实现自己的话。能够达到预定目标、被人民铭记在心的，只能是伟大的组织者，而不是那些演说家。”[828]超凡的洞察力与历史远见，英明果敢的决策指挥能力，强大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卓越领袖必须要具备的才能。这些才能的形成及发挥，也往往与领袖的品质和个性紧密相连。
一 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列宁、斯大林
斯大林曾经指出：历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领袖。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领袖，但列宁既不同于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但理论上很弱的“风暴时期的领袖”，也不同于理论上很强但在组织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的“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列宁，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829]
列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他善于使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列宁深知，“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变成力量”。他说：“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830]因此，群众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为了引导群众沿着革命的方向前进，列宁一方面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把这一学说运用于自己的整个革命实践；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和群众，十分重视建党工作，积极向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党同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使党的政策及时化为群众的行动。
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不顾俄国的历史情况，照搬西方的做法，主张党“从那些为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而斗争的无党无派的工会中产生”。实际是要建立一个只搞经济斗争，不要政治斗争，不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为了清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影响，确立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建党路线，列宁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组织原则、组织路线和党的纲领，把各地党的坚定干部组织成工人阶级的“正规部队”。列宁在《从何处着手？》、《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等名著中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要有严格的纪律。列宁明确指出，党要实现自己的目的，既要有坚定的策略，又要有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既要十分秘密，又要和群众建立密切联系，以率领群众进行胜利的斗争。正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布尔什维克党才能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拥护，也才能有1917年10月彼得格勒宣告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敏锐的洞察力、科学的预见，也是优秀领导者必备的素质。斯大林说：“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831]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也可以说就没有一切。毛泽东说：“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832]
列宁具有超凡的历史预见力。在一些历史的重大关头，他尤其如此。“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他真是才华四溢，洞察一切，预见到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的可能曲折，他对这些东西简直是了如指掌。”[833]这源于列宁不仅有科学理论的武装，而且有对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深刻洞察和预见。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另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当时，如何对待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严重分歧。列宁明确地指出，俄国革命不能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而是要从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他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提出了由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决策。可是党内大多数领导人最初不理解列宁的战略意图。当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在讨论列宁的提纲时，只有2人投票赞成，13人表示反对，从而否决了这一提纲。[834]莫洛托夫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但不论是我，还是始终同列宁在一起的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没能立刻清楚地理解他的话。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在谈论民主革命，可他谈的却是社会主义革命！列宁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详尽而全面地阐述他的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的客观依据，批驳了反对者的错误观点，终于使一时不理解的同志转变了态度。这充分反映了列宁卓越的领导才能。
斯大林是列宁之后苏联历史上又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领导了苏联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后又领导苏联军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他卓越的领导才能，赢得了广大苏联人民乃至世界革命人民的尊重和高度评价。
赫鲁晓夫怀疑并否定斯大林的领导才能，攻击斯大林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对战争即将爆发的种种预兆，“未采取足够的措施”，靠“地球仪来制订作战计划”，甚至说“若是没有斯大林，战争对我们来说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835]
曾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苏共中央委员，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和军事史家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在他撰写的《大元帅斯大林》一书中，戳穿了赫鲁晓夫的这些指责。他言辞凿凿地指出：斯大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
他在书中写道：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斯大林就指挥年轻的红军驰骋在国内战争的疆场上，在复杂形势下体现了一名优秀军事领导人的睿智、顽强、坚决与果断。[836]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亲临指挥第一线，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列举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4月的莫斯科保卫战中，1941年的那个十月革命节，在外敌形成包围、首都危在旦夕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斯大林依然坚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和在地铁举行庆祝大会。这些意想不到但又振奋人心的非常之举，是对貌似强大的侵略者的藐视、挑战与示威，极大地团结和鼓舞了莫斯科军民以及全国军民英勇抗击德军的信心与决心。卡尔波夫认为，“这两个活动鲜明地证实了斯大林作为政治家和团结苏维埃国家各族人民的领袖的优秀品质”。[837]
对于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在战前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给予了有力的驳斥。季诺维耶夫参加过卫国战争，也曾是暗杀斯大林小组的一名成员。一直到斯大林逝世，他都是一个积极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后来，理性的思考根本改变了他对斯大林的看法。2005年，他为庆祝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发表了《我的时代——关于1941～1945年的伟大卫国战争》一文。
他在文中说：“国家长期处于备战状态。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十分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已明白谁是敌人，国家在物质方面也进行了备战。”“我相信，任何其他的领导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战略指导下都不会像斯大林做得那么多。斯大林所做的准备，就当年的条件而言已达到最好程度了。那些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家们确信，如果没有斯大林并且如果采取别的战略的话就可以避免当年的恐怖和损失，他们简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不负责任的饶舌家。”
季诺维耶夫也承认，就物资、技术和纯粹的军事意义上的备战而言，国家在1941年6月之前的确没有在应有的水平上做好准备。但他同时指出：“这不是斯大林也不是他的领导班子的过错。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仅仅取决于斯大林，西方战略家们不是傻瓜，如果他们等到苏联全副武装地准备好才打就太奇怪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国家如果再有几年的时间（两三年，不用再多）用来准备战争的话，损失就会比实际小得多，但要完全避免重大的损失原则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敌人拥有巨大的实力，他们既有军事经验，又拥有高度的知识水平。德国军队的精神状态高昂，具有极明确的方向性……”[838]
对于赫鲁晓夫从贝利亚那里听来的“斯大林在战后头几天张皇失措、一连好几天躲在孔采沃别墅里不问战事”这一说法，《大元帅斯大林》的作者卡尔波夫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他在书中公布了斯大林接待室值班秘书所作的斯大林接待来访者的记录。记录具体列出了1941年6月21日战争爆发至6月28日，斯大林每一天接待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的姓名和时间。八天中共接待191人次，每天少则八九人，多则30人。这份材料表明，在战争发生的最初日子里，斯大林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839]作者还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并没有逃到他的别墅躲避战事。赫鲁晓夫仅凭贝利亚的一面之词，就在党的大会上断然作出斯大林临阵怯敌的结论，显然极不严肃，也极其荒谬。
在“大清洗”问题上斯大林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正如俄罗斯最近推出的供历史教师参考的新版教科书所指出的，“大清洗”毕竟清除了一些应该清除的人，镇压不全是“滥杀无辜”。[840]因此有人认为，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斯大林在领导能力方面“有惊人的远见”。卡尔波夫在上述著作中援引俄国历史上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成功利用法国内部的“第五纵队”而取得反法战争胜利的例子，说明斯大林要在全国做好防御的准备必须肃清国内的敌对势力。他还援引美国前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的话，俄国的“第五纵队”都在大肃反中被枪决了，“这证明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有惊人的远见”。戴维斯还说，如果斯大林及其战友没有收拾掉叛徒分子，苏联在1941年的抵抗“将毫无意义”。[841]
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以他杰出的领导才能与卓有成效的工作成就，奠定了他在苏共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历史地成为列宁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党内的共识。在斯大林时代，还没有别人能够替代斯大林的作用以及他在苏共党内的地位。
1943年斯大林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堆垃圾刮走！历史老人不断验证着这个预言。斯大林辞世后的50多年来，不论赫鲁晓夫们还是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们如何地夸大是非，颠倒黑白，甚至造谣污蔑，但总有一些正直、有良知的人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不断揭露阴谋家的谎言，还原尘封的历史真相，诠释着一代伟人的领袖风范。
1959年12月21日，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这位斯大林的合作者也曾是其对手，在斯大林诞辰80周年之际，他在下院发表演说时，以这样敬畏的口吻评价斯大林：“对俄罗斯万幸的是，在它经受艰难考验的年代里领导它的是天才而且坚忍不拔的统帅约·维·斯大林。他是一位杰出的人物，赢得了他所生活的我们这个残酷时代的敬仰。斯大林精力过人，博学多识，意志坚定，无论处事还是谈话，他总是果断、坚决、毫不留情……他的著作有一股磅礴无比的力量。”[842]丘吉尔还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当斯大林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是手扶木犁的国家；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843]这说明，就连西方的一些政治家也钦佩斯大林的领导才能与历史功绩。
二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领导能力
赫鲁晓夫上台后，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是如何推陈出新，积极稳妥地改革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过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推进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该说，他看到了斯大林时期的问题，也有改正的欲望，然而他不仅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的决策方法，而且缺乏领导人应有的才能和洞察力，因而没能交出令人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答卷。
应该说，赫鲁晓夫看到了苏联需要改革，并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但赫鲁晓夫从经验出发，意气用事，强迫命令，甚至心血来潮，办事凭一时的冲动，因此干出许多草率、荒唐的蠢事。
赫鲁晓夫曾批评斯大林很少外出，不了解农村的形势，坐在家里指挥农业生产。但是经常外出的他，对农村形势又能了解多少，又有多少科学的决策呢？
他不搞调查研究，只是依靠行政命令，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由于北方的气候不适宜玉米生长，因此产量很低，得不偿失。柯西金后来评价道：这是一个领导人臆想的、强制的、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措施。当时的苏联人为表示不满，编了一个政治笑话：一队足球运动员去季纳莫运动场踢球，可到了那里大吃一惊，球场全种上了玉米！
他盲目主张大规模的垦荒。1954 ～1956年间，苏联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垦了4000多万公顷荒地，建立了几百个国营农场。但那里的土壤根本不适宜于种植。垦荒破坏了土壤结构和地表植被，引起严重的土地风蚀和沙尘暴，而且土壤肥力下降，收成逐年减少，导致上千万亩土地荒废。
他还干预农业生产的具体活动。哈萨克本来主要种植小麦，可赫鲁晓夫一会儿要求种豌豆，一会儿要求种大豆，并规定要占整个播种面积的1/4，导致小麦大减产；在肉用养畜业方面，赫鲁晓夫一会儿让挤奶，一会儿又不让，一会儿要拴桩饲养，一会儿又不要。[844]
1957年5月，赫鲁晓夫毫无根据地提出了农业冒进口号。1959年开始的七年计划，要求苏联的肉类产量每年增长12%，七年增加1.5倍到2倍。在冒进计划和政治压力之下，苏联各地刮起了浮夸风。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里昂诺夫为实现他向赫鲁晓夫保证的肉类产量翻番计划，采取高价收购私有或外地牲畜、过量屠杀牲畜甚至奶牛和种畜等欺骗手段，虚报政绩，邀功请赏，造成该州畜牧业乃至整个农业几乎崩溃。后来事情败露，这位州委书记畏罪自杀。
由于赫鲁晓夫的瞎指挥、强迫命令与政策失误，苏联的农业生产大幅起落，在他执政后期出现农业增长缓慢，粮食严重危机。苏联自此由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
在工业和建筑业方面，1957年的改组造成了严重后果，引起国民经济的混乱。中央各部、各主管机关的撤销，中央直属企业的大量下放，以及加盟共和国管理权的扩大，破坏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削弱了中央权威，助长了地区的本位主义；工业与建筑业管理体制简单地由原来的部门垂直领导，改为由各级经济委员会平行领导，即由条条管理变为块块管理，不利于部门内部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破坏了技术行政的统一，也降低了专业化领导水平。
在干部问题上，赫鲁晓夫过于频繁地调动和撤换干部，造成各级领导核心缺乏继承性，干部队伍极不稳定。他还强行把大部分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分割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结果，非但没有产生预期的作用，相反，严重削弱了党的统一领导，不仅割断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紧密联系，还造成了党政机构的进一步膨胀，遭到州委书记们的普遍反对。
1964年10月17日，《真理报》发表了针对赫鲁晓夫下台的社论。社论是这样评价赫鲁晓夫的：草率的结论，脱离实际的决定和鲁莽冒失的行动，吹牛皮说大话，根本不顾科学和实际经验已经研究出来的结论，凡此种种都表明赫鲁晓夫根本不具备一个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
勃列日涅夫的领导才能和执政能力被公认是苏联历届最高领导人中最差的。他虽然有一些地方工作的经验，也领导部队参加过卫国战争，但总的来说没有突出的才能和智慧，是一个按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一个平庸的领导人。众所周知，他的各种报告和文章全都由别人捉刀，他甚至不看一眼就照本宣科。特别是在执政后期，他变得暮气沉沉，无所作为，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重视对客观情况发展变化的研究，习惯于因循守旧、满足现状，惧怕重大的改革。曾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先后担任过《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并与这位最高领导人有过密切交往的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院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说：“我头脑中有两个勃列日涅夫，一个是1976年夏以前的勃列日涅夫，即在他身患重病之前；另一个是那个不幸的夏季以后的勃列日涅夫。前一个勃列日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活跃、有所作为的人。后一个勃列日涅夫则是一个重病缠身、不爱活动、少言寡语、不善思索的人。”[845]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缺乏创新精神与品质的勃列日涅夫，虽然纠正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所犯的一些错误，试图克服赫鲁晓夫引起的混乱，例如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斯大林的名誉，同时还调整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并且取消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划分，恢复了党、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组织统一。应该说，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国内的形势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和实践中的不彻底性，他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赫鲁晓夫带来的消极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他推行了“新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果。但众所周知，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应当归功于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柯西金的具体计划和部署。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但农业管理体制仍然存在较严重的弊端。勃列日涅夫并没有认真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也不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继续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强制性地使一些农庄过渡到大型国营农场。在“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口号下，个人副业受到限制并逐渐萎缩。农业和与之有关的工业部门发展不协调，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忽视农庄是集体所有制这一特点，国家对农业仍然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吃大锅饭”问题并未得到合理解决。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的生产积极性。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已经暴露不少问题，经济发展遇到重大困难，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经济机制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但他对这些视而不见，继续盲目地认为，苏联社会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反映出他严重地脱离实际，粉饰太平，掩盖问题与矛盾。实际上，这时的苏联已经在各方面处于严重危机的边缘。经济政治体制中固有的弊端更加严重。经济增长速度大大下降，经济和科技与西方的差距扩大。集体领导重新回到个人专权的局面，个人崇拜死灰复燃。与此同时，对外扩张和军备竞赛也给国家带来沉重不堪的负担。
勃列日涅夫不仅缺乏创新的思维与能力，也缺乏解决问题的决心和魄力。他没能打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状态，扭转苏联由盛转衰的趋势，带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前行。盛世的领袖终于成了保守僵化的代名词。
三 不称职的领导者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是苏共和苏联的最后领导人。1985年3月，他刚上台的时候，领导着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2200多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国家；而在6年半之后，当他卸任苏联总统的时候，苏共已被他亲手解散，苏联也随即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无论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还是苏联总统，他都是一位失败者，一位不称职的领导者。
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履历看，他在就任苏共最高领导人之前，有着一定的工作经历，可谓青云直上。他35岁时当选为斯塔夫罗波尔市委第一书记，39岁时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80年， 49岁的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他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职务并不是没有争议的。据一位原政治局委员2001年12月的一次内部谈话说，“戈尔巴乔夫是通过非正常方式当上总书记的”。“当时的情况是很艰难的。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国内没有任何威信。政治局里有很多比戈尔巴乔夫威信高的同志，完全有能力领导党和国家。在政治局会议上不邀请乌克兰的谢列比茨基和哈萨克斯坦的库纳耶夫，因为他们坚决反对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当时政治局会议并不想选举戈尔巴乔夫，葛罗米柯发表了一个特别讲话，说服政治局委员选举戈尔巴乔夫，最后戈尔巴乔夫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总书记。”据戈尔巴乔夫自称，在会上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格里申、索洛缅采夫等领导人，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具有渊博的知识、相当丰富的经验”，是“中央书记中第一个熟悉经济的人”，“他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对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要求”，“时常发表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善于倾听他人的意见”，等等。[846]当然，这里有很大自吹自擂的成分。另外，其他领导人对他的吹捧，主要目的显然是为了树立一位新领导人的威信和形象。
我国学者对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作过如下公正的评论：“苏联解体的事实已经确切无疑地证明，无论是领导能力、政策水平，或者思想意识、道德品质，他都是不胜任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苏共旧的干部选拔体制的弊端，在苏联面临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刻执掌了苏共领导大权。”[847]
事实表明，抛开路线问题不说，戈尔巴乔夫的执政能力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强。我们只要顺便举一些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戈尔巴乔夫从1978年开始，担任苏共中央负责农业工作的书记。有材料表明，他“在主管农业工作的七年间（1978 ～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从2.37亿吨降到1.73亿吨，使苏共1982年大吹大擂的《粮食发展纲要》成了一纸空文”。[848]
1985年，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强调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由于计划不周和指标过高，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就改变目标，把优先发展的领域扩大到生物技术和冶金、化学工业。这就使得具体工作部门无所适从，连部长会议主席也觉得难以理解。雷日科夫后来写道：“才在一个月前讲妥要优先发展机械制造业，现在又突然冒出了一连串儿需要优先发展的部分”；“短短的几个月，国民经济优先发展方向的清单就已经填写过了多少次”。[849]这充分表明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部署上缺乏章法和出尔反尔。另外，在实施“加速战略”过程中，在不经过深思熟虑和不听取有关部门和农业专家忠告的情况下，决定通过行政干预的手段，开展全国性的“反酗酒”运动，也反映出戈尔巴乔夫的无能和完全不懂国情。这看起来是一个小插曲，但它严重打击了国家的葡萄种植业和酒业生产，减少了国家大量税收收入，导致了私人酿酒业和酒类走私现象的泛滥，还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抱怨和不满。[850]当然，“加速战略”的失败主要在于它没有抓住改革的要害，仍然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上，从而使得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加重，但同时也暴露了戈尔巴乔夫的低能。
在政治领域，戈尔巴乔夫的优柔寡断、左右摇摆、出尔反尔的特点显得尤为突出。
1990年3月，立陶宛共和国宣布独立，戈尔巴乔夫起先表示坚决反对，并施加强大压力，甚至派苏联军队在立陶宛举行军事演习，并对立陶宛实行经济封锁。但随后他又软了下来，表示“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只是“需要进行谈判”。1991年1月，立陶宛群众发起罢工和示威，把共和国政府轰下了台，而立陶宛共产党则成立“救国委员会”，要求恢复苏联宪法在立陶宛的效力。戈尔巴乔夫未作充分考虑，表示支持“救国委员会”，甚至默许苏联空降兵和内务部队进驻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但在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对派的强烈抗议下，又立即让步，下令撤回苏联空降兵和内务部队，宣布停止“救国委员会”的活动，宣称要用政治办法解决问题，并派代表团去立陶宛进行调解活动。这就导致立陶宛形成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并成为苏联解体的第一步。
众所周知，苏联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激进派”和“传统派”的分野和斗争。前者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并肢解苏联，后者则力求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统一，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面对两派的激烈斗争，戈尔巴乔夫总是左右摇摆，折中妥协，企图调和不可调和的事情。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前后，戈尔巴乔夫曾严厉批评“激进派”代表人物叶利钦，并解除他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他随后又任命叶利钦为国家建设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部长级），并容忍他从事反对苏共的政治活动，在1989年5月甚至还支持他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又采取各种措施排挤打击“传统派”代表人物利加乔夫。1990年12月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后，鉴于“传统派”声势浩大，戈尔巴乔夫又倒向“传统派”，组建了以“传统派”为基础的领导班子，甚至在莫斯科党代会上公开承认“在工人阶级面前有罪”， [851]同时指责“激进派”“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主张使社会资本主义化”。但随后不久，戈尔巴乔夫又在1991年4月23日同叶利钦等人举行圆桌会议，发表“9＋1”联合声明，力求撇开合法产生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整个联盟国家的命运。戈尔巴乔夫的左右摇摆和妥协动摇，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是司空见惯的。当然，他最后彻底倒向“激进派”，同叶利钦等人联合起来，那是由他所推行的路线决定的。不过，从戈尔巴乔夫在长时间内在“激进派”和“传统派”之间采取模棱两可的中间立场，在支持和反对其中一派上摇摆不停来看，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缺乏执政能力的一种明显表现。
从执政能力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华而不实，崇尚空谈，缺乏坚定的意志和深入的洞察力，左右摇摆，优柔寡断，但在重大事情上又拒绝接受不同意见，有个人专断的一面。雷日科夫就曾指出，“他只善于、只喜欢、只愿意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并使之一下子成为他的交谈者想要说的新鲜的亟待解决的重大事情。”“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不具备充当国家首脑的素质，完全不愿作出权威的决断，总是无休止地讨论，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争论，并借机不作最终的决定，花言巧语，不置可否，不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他从不对任何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总是以所谓集体研究通过决定为掩护推卸责任。但是，仅是改革之初曾有过集体决定，而稍后就由他个人专断。”[852]还有很多前苏共领导人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
曾担任苏联人民代表、苏共中央委员的罗伊·麦德维杰夫，在他的书中举了这样一个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事例，说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专断作风。1990年12月下旬召开的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同意增设苏联副总统一职。当时最有竞争力的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哈共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多数代表准备在人代会上投他的票。但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他不甘心做戈尔巴乔夫的影子”，如果他担任苏联副总统，就必须“同时兼任苏联内阁总理的职务”。纳扎尔巴耶夫还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针对中央的问题“点了戈尔巴乔夫的名”。因为这样，戈尔巴乔夫便不顾其他代表的反对，事先也没有和人民代表小组商量，执意提名亚纳耶夫当副总统。经过戈尔巴乔夫做工作，亚纳耶夫才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微弱多数勉强当选。[853]
2007年，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采访中谈到戈尔巴乔夫时说：“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作风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责任感。这不是在行使权力，而是愚蠢地放弃权力。”[854]
当然，戈尔巴乔夫的不称职和最终成为失败者，其要害并不在于他执政能力不强，而是因为他推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路线。他之所以缺乏应有的洞察力，首先是因为他看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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