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基本特征
一 批驳一种错误观点
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与斯大林的权力斗争中败北的托洛茨基就提出苏联已经出现一个“官僚阶层”， [617]但这个结论最多只是发泄他的政治气愤，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60～7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也认为，苏联一开始就存在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将苏联视为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把苏联的各级干部视为一个“新阶级”。[618]70年代中期，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锡克出版《共产主义政权体系》一书认为，主要由于高度集中的体制，在苏联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619]苏联解体后，一些俄罗斯学者也肯定苏联时期存在特权阶层。他们将特权阶层等同于党和国家的所有干部，即所谓“诺门克拉杜拉”（俄文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音译，原意是指“名录表”，指那些列入官职名录表的干部），并着重描述他们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里几乎原封不动地抄来的。西方国家的政界、学界早就提出苏联的所谓“特权阶层”问题。他们多是从反苏、反共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出发，对苏共和苏联的消极面恣意夸大、恶意渲染，并挑动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
历史事实表明，认为苏共从执政开始就已经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并将所有苏联共产党的干部列为特权阶层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这是无视特权阶层的本质及其特征而夸大了这一阶层的范围。并非所有的干部均属特权阶层，特权阶层只是干部队伍中的一部分人，特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追求个人甚至阶级的额外权利者组成的群体。在苏共干部队伍中，有大批清正廉洁、一心为公，并始终致力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干部。将这些人都列入特权阶层的范围不符合事实，甚至是别有所图的。
特权阶层形成的条件是多方面的，这是一个长期的积聚过程，是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综合变化的结果。
列宁时期，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而且还要与国内叛乱和国外武装干涉作斗争。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是一支朝气蓬勃、满怀革命热情和理想的队伍，这些党员们艰难创业，一心致力于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国家的恢复和建设。所以，在这个革命者和建设者的队伍中，是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的。当然，由于监督与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也可能出现个别党员干部趁机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对此列宁是坚决反对的。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大力抨击的官僚主义现象，其目的之一正是为了防止特权现象有可能滋长，因为它是形成特权阶层的温床。当时有一个富有传奇性的故事：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拥有粮食管理、调拨大权的人民委员竟没有留下让自己吃饱的食物，表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时期党员干部的大公无私和忘我的献身精神。这件事情令列宁十分感动。为了保证人民公仆的身体健康，列宁建议设立“疗养食堂”，好让这些领导干部们吃上有营养的饭菜。1924年1月，列宁因病逝世，在莫斯科立即举行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伏罗希洛夫作了《关于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会后，很快成立了一个机构，专门负责管理国家领导人吃、住等有关问题。吃“疗养食堂”、住“健康别墅”，这当然不能被视为特权的标志。尽管在当时，什么样的人该享受这些待遇，有时成为一个无法把握的“度”。但是无论如何，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党和国家领导人起码的身体健康而采取的有限措施，这还构不成特权，而是工作与生活的必需。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确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治权力的中心在苏共中央，斯大林站在权力金字塔的塔尖，他的指令以层层下达的方式传达到各级干部，而各级干部又通过层层向上级负责的形式完成各项任务。这种体制决定了在处理大小事务中上级的决定地位，由此，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执行部门便拥有了绝对权力，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大小干部在社会上便占了支配地位，成为拥有权势的人。他们之中的极少数干部也有可能成为特权者。但是，斯大林时期的干部极大部分是经历过革命洗礼的共产党员。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使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尽管他们手中拥有很大的权力。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代表。从国内形势来讲，这一时期苏联尚处在国家建设的初期，在巨大的建设热情鼓舞下，全国人民满怀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理想信念，信心十足地进行国家建设。同时，那时苏联各方面的条件还十分艰苦，还不具备大兴特权的物质环境。从另一方面来说，接连不断的党内政治斗争，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干部通常成为受政治冲击的对象，因而在行使权力时小心翼翼，生怕因差错而授人以柄，殃及自身安全；而且，这也使得这些掌权者不能形成比较稳定和一致的政治心理特征。从国际形势来讲，当时苏联正面临严峻的环境，特别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生死存亡的战争环境，苏联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祖国，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成批地走上前线。在这样的背景下，既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干部层，更不可能形成一个特权阶层。
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干部队伍的人数稳中有升。赫鲁晓夫对党的干部政策进行改革，推出了一些新的措施。根据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干部层进行定期的硬性更换，党的基层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每次换届选举至少更换二分之一，共和国和州一级的党委会每次例行选举至少更换三分之一，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每次例行选举至少更换四分之一。[620]据此规定，基层党组织选举时每年有大批书记由于两年任期届满而落选，更换率高达60%，[621]中、高层的党组织虽然更换率相对较低，但变换也相当频繁。这种干部任期制的改革对党的干部队伍造成了巨大冲击，此外，赫鲁晓夫时期推行的下放中央机构、划分工业党委与农业党委等一些带有主观意志的改革，也使干部层处在不断的变换之中。这种干部队伍经常的职位变动，既影响了稳定的干部队伍的形成，又使干部们处在一种持续的心理紧张状态，不敢肆意地追求特权。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和享受特权的干部也就不可能形成庞大而稳定的阶层。赫鲁晓夫的措施虽然不能杜绝党内特权者的出现，但他们的特权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尽管如此，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内已经开始出现一个特权者队伍。随着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苏共放松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使他们的共产主义信念有所削弱，加上干部的人身安全有了保证，他们追求特权的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而且，尽管赫鲁晓夫进行了多项触及特权的改革，但他并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苏联共产党在这一体制中的地位，他也没有在党内外建立和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机制。所以，在赫鲁晓夫时期，党内特权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特权阶层。
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争论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用“特权阶层”一词来描绘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共产党内的一部分人。在1964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的一篇文章，指出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造就一个特权阶层，一批新‘贵族’，他们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支持赫鲁晓夫和他的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民族主义路线。正是这样一个特权阶层的形成构成了今天修正主义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的社会基础”。[622]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其中用“特权阶层”一词来批评当时苏联共产党内，特别是各级领导层内存在的一部分人。文章指出：“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目前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623]今天看来，这样的结论可能有欠科学性之处。但是，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争论的政治背景，特别是从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国内外政策路线及其后果来看，上述分析的政治含义是清楚的，而且至今仍发人深省。
二 特权阶层的形成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环境的发展变化，苏共内部特权者的人数不断膨胀，在他们当中一个大体一致的政治文化心理也逐渐形成，在苏联共产党内终于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特权阶层的出现与作为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所推行的路线、政策及其个人的执政风格直接相关。
第一，勃列日涅夫时期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赫鲁晓夫的干部政策使得干部队伍不稳，导致大批干部对他的反对，这也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的这一教训，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同时又以此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苏共二十三大对党章进行修改，取消了党章第二十五条，只是对党章第二十四条作了如下补充：“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组织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时，应遵守党的机关的成员要经常更新、党的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624]虽然把干部队伍的“经常更新”作为条文保留下来，但这一条文从未在实践中认真执行。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他在处理干部问题上小心翼翼，从不轻易地撤换一个干部。长期主持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曾提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勃列日涅夫将此视为公式，“勃列日涅夫甚至以在他领导时期所有地方干部通常没有任何变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为荣”。[625]勃列日涅夫片面追求党的干部队伍的稳定，至于裁减冗员、提高行政效率的党政机构改革，更是从来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且，这一时期形成了党的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像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都是在他们的职位上寿终正寝的。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共产党内逐渐形成一支越来越老化的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苏联领导层极小变化，在苏共二十三大上，连选连任的中央委员达79.4%，远远高于二十二大的49.6%；二十五大时，除了去世的中央委员，连选连任率竟高达90%。苏共二十三大的11名政治局委员在二十四大时全部连任，二十四大的15名政治局委员在二十五大时继续连任的达11人，而二十五大的16名政治局委员在二十六大时继续连任的也有11人。1978～1981年的两届州党代会期间，156名州委书记中只有5名被更换。[626]有的学者还计算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的重新当选率，并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较：二十三大， 79.4%；二十四大，76.5%；二十五大，83.4%；二十六大，89%。而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是：十七大，22.5%；十八大，46.5%；十九大，64%；二十大，62.4%；二十二大，49.6%。[627]1965 ～1984年，苏联“政权的最高梯队的干部更替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的任期超过了15年，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也大部分在12年以上，一些中央委员的任期竟长达25 ～34年。[628]到1978年春，1966年任命的58名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平均年龄已达70岁，期间只有12名退休或调动了工作。到1979年，23名在1966年任命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领导中只有6名被调动。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稳定而逐渐老化的干部队伍。这一稳定的干部队伍是构成特权阶层最主要的因素。
勃列日涅夫单纯追求干部队伍稳定的政策有正负两方面的后果。从积极意义上讲，各级干部长期稳定地担任一个职位，他们可以考虑地方或部门工作的长远问题，制订长期的工作计划，这将有效避免党的干部在工作岗位上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期效应的行为。同时，党员干部不必花费更多的心思以保证自己的职位，也使他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之中。但是，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正是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政策迎合了干部们的心理，“大小领导人开始喜欢上了勃列日涅夫，他不想变化，他们也不想变化，特别是不想从高到低调换他们的职务”[629]。许多干部因地位稳定没有了危机感，同时也失去了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所应有的责任感和上进心。对他们而言，既然不用担心自己的职位问题，还有什么必要劳神费力去追求工作中的成就呢？同时，他们没有了压力，自然也疏于对自己的约束，开始脱离群众，追求不该有的特权。这就是由单纯稳定干部队伍政策所导致的不健康的干部心理。党的干部队伍中这种政治心理特征的出现，当然就促成了特权阶层的形成。
第二，勃列日涅夫不仅极力稳定党政干部队伍，同时还不断扩大党政干部队伍。本来，在工业化、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背景下，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需要设立更多的管理机构和增加更多的管理人员，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正常趋势。但这不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队伍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该时期干部队伍膨胀的更主要原因在于，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改变，使得社会全面国家化，而且党政不分的现象日益严重。到70年代末，苏共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与政府机构重叠的，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另外，包揽一切的苏联共产党要控制结构日益复杂的社会，必须不断增加党的社会管理机构，同时也不断增加各机构的管理人员。最关键的问题是勃列日涅夫思想保守僵化，对党政机构越来越臃肿、冗员越积越多的现象视而不见，从未考虑对此进行相关的改革。列宁早就提出过精简机构的建议：“应尽可能撤销现有的各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十分之九是多余的，其特征是在撤销后很快就会稍加改头换面地复活），并阻止成立新的委员会。”[630]可是勃列日涅夫等人早就忘记了列宁的教诲。据统计，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的部长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160个，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总数达1800万人，[631]仅在苏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就达50万人之多；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的64个部和20多个国家委员会及直属机构的政府部长级领导干部达800多人，黑色冶金工业部有部长1人，第一副部长3人，副部长15人。[632]1971～1975年间，机关工作人员增加了近22%；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家行政机构平均每年增加30万～50万人。[633]
当然，党政干部队伍的扩大与特权阶层的形成没有必然联系，但众所周知，党政干部是特权阶层的主要来源，不断扩大的干部队伍中享受和追求特权的人也在不断增加，特权者也逐渐由少数人扩大为一个社会阶层。所以，苏联党政干部队伍的扩大实际上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第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内部对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监督、监察机制不断削弱，即使存在某些规定，也是流于形式。这就为党的干部以权谋私、随意行使自己的权力，甚至恣意妄为，进而演变为特权者提供了适宜的政治环境。此外，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内的思想教育也不断削弱，再加上这一时期的党员处在和平的环境之中，远离了战争与革命的严峻考验，因而许多党员和党的干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日益淡漠甚至丧失，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在党内相当盛行，从而使党政干部队伍中追求特权的现象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大批干部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特权阶层的成员。
第四，一些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在追求享乐、滥用权力、贪赃枉法等方面的行为对特权阶层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勃列日涅夫在成为党的总书记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当他的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时，他自豪地领着母亲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勃列日涅夫的生活方式和言行对他的周围，对所有党的上层产生了影响。”[634]勃列日涅夫利用自己的职权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他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是出了名的。勃列日涅夫还喜欢各种高档礼品，他收送礼物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635]这本不属于个人财产，理应上缴国家，但勃列日涅夫大多将它们收归己有。勃列日涅夫的孙女在回忆爷爷的生活时曾提到他收藏的高级轿车，竟达百辆之多。这些几乎都是外国领导人的赠品。他送给女儿加琳娜的结婚礼物，一辆斯科达牌小汽车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送的。这些东西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才被安德罗波夫没收。勃列日涅夫认为，“‘影子经济’、抢劫公共设施、干部的贿赂行为都是正常的。”[636]勃列日涅夫对其亲信谢洛科夫、梅杜诺夫、拉希多夫、阿里耶夫和库纳耶夫等人以及对自己亲属的腐败行为的纵容姑息和包庇更是众所周知。70年代末期安德罗波夫准备开展打击贪污腐化的斗争，但却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反对。他不允许安德罗波夫检查谢洛科夫把持的内务部的严重腐败行为。当安德罗波夫将反映国内腐败状况的报告交给他后，他很不高兴，一改以往与安德罗波夫的亲热关系，长达3个月不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甚至拒绝与他通电话。只是当安德罗波夫将报告的内容改为通报平安无事的喜报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复了与他的良好关系。[637]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亲信们一方面不断增加特权种类，另一方面又对各级干部追求特权的行为极少阻止，有时甚至放任和鼓励，其结果，必然使享受特权的党政官员越来越多，他们所享受的特权也五花八门，这就大大助长了特权阶层的形成。赖莎·戈尔巴乔娃回忆说：“1978年搬进莫斯科以后，我有不少发现，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这种奢华和大胆，令我为之震惊。”[638]尽管戈尔巴乔夫夫妇本人也属于特权阶层，但他们当时刚调到中央工作，所享有的特权与勃列日涅夫等人相比还是略逊一筹。可以说，勃列日涅夫为首的最高领导人对特权生活的追求对党内腐败现象的发展起到了某种“榜样作用”。这对特权阶层的形成是有直接关系的。
总而言之，勃列日涅夫时期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最为适宜的生长土壤。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勃列日涅夫时期使作为一种‘新阶级’的诺门克拉杜拉的理论有了活力，或者说官僚管理机关的、平淡无原则无个性的庸才们正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获得了力量。”[639]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也认为：“在停滞年代，就这样使负责干部和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最终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共和国、州、区的干部则形成自己的‘小阶层’）。”[640]
确定苏共特权阶层的具体人数是困难的。按西方学者的估计，苏共特权阶层的人数约在100万，加上他们的家属，大约有400万人。[641]而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的估计，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人数约在50万～70万，算上他们的家属，有300万人之多，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642]不管这些计算的根据是什么，所有这些数字都是估计得出的，其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但是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追求和享受特权者，即使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只是干部队伍中的极少一部分人。由此，在谈论苏共特权阶层形成的时候，应当强调以下四点。
第一，“特权阶层”只是对当时苏共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的称谓。西方把当时苏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全部称作特权阶层，完全是为丑化和推翻苏联共产党的刻意、恶意的歪曲宣传。而当时苏共的广大党员干部总体上还是廉洁奉公、勇于奉献的，是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第二，必须把各级领导工作上的需要和合理的生活待遇与“特权”严格区别开来。
第三，必须把分配领域中的合理差别和“特权”严格区别开来。当时苏联党内和社会上虽然存在特权阶层和严重的特权现象，但表现为“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在苏联分配领域中同时存在。
第四，不能仅仅注意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特权”现象，更要注意这种“特权”在其他领域的表现，如在制定政策、任用干部、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集团谋取私利，并逃避党纪法规的监督等方面。这些方面对破坏党群关系，进而使党的宗旨和性质发生蜕变的危害尤为严重。
三 特权阶层的基本特征
从组织和人员构成上看，特权阶层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特权阶层主要来源于党政干部队伍，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权力，才有可能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才有享受不该享受的权利的条件。特权阶层的这一外部特征表明它与苏共干部队伍的密切联系，也十分容易让普通群众将特权阶层与整个苏共干部队伍画上等号。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因此我们要再次强调，苏联绝大部分党政干部不属于特权阶层。这正是我们与很多西方学者在观点上的根本区别。
第二，特权阶层具有继承性和裙带性。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特权阶层自身繁殖产生的。据一位苏联学者指出，“在1970 ～1980年，国家的高层精英人物实际上已经停止从下面补充人员，变得越来越封闭，实质上是在阶层内变化。”[643]从表面上看，特权阶层的地位、身份和与之相关的特权是不可继承的，但是，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凭着父母的特权地位，成为特权阶层中的一员。例如他们可以逃避正常的程序轻易地进入名牌大学，毕业后再找一份好的工作，或者被公派出国“深造”，从而为进入特权阶层铺好阶梯，等等。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当了外贸部副部长，他的不学无术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迅速地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并被授予上将军衔；米高扬的儿子快速升迁为《拉丁美洲》杂志的主编；葛罗米柯的儿子在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后，被提拔为苏联驻美国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后又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644]这些干部子弟的升迁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出色的才能。其中有的人干脆就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个酒鬼，经常在半醉半醒中进行重大的商务谈判，有时甚至不得不戴着墨镜掩饰自己的醉态。由此可见，这个阶层的构成在一定意义上是“世袭”的。据一位知情人说，“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过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不仅如此，正是在停滞年代，迈出了下述合乎逻辑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645]还有一些人是纯粹通过特权阶层的各种亲属关系当上领导干部的。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特权阶层内部的一种滋长的机制。这种情况使得特权者易于互相维护、互相包庇，出现官官相护的现象。
有一个实例可以很好地反映特权阶层内部官官相护的现象。1980年，一位侦缉人员偶然买到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却是价格昂贵的鱼子酱。鲱鱼为什么会变成鱼子酱？经过艰苦的侦查后，案情终于大白。原来，苏联渔业部一大批官员与某公司达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两地生产的价格昂贵的鱼子酱装入贴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由西方公司用鲱鱼价格买下，然后以鱼子酱倒手销售。苏方参与者从西方公司的巨额赢利中分占丰厚的所谓“利润”，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竟持续了十年之久。经查证，此案给苏联造成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损失，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生产销售管理局副局长等高官，以及苏联外贸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饭店主管人员，共三百余人。而负责分配这种罐头的竟是索契市市长沃隆科夫，而直接管辖该市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是苏共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他不仅与此案有直接牵连，而且对沃隆科夫百般庇护。《文学报》刊登了沃隆科夫被捕的消息后，麦杜诺夫极为紧张，多次跑到莫斯科向勃列日涅夫求救。因案情重大，“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亲自向勃列日涅夫陈述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勃列日涅夫看到证据铁证如山，于是问道：“你看怎么办？”安德罗波夫说：“那就得把麦杜诺夫交法院审理。”勃列日涅夫说：“这可不行，现在我们在克拉斯诺达尔没有可靠的人，是不是可以先把他挪到另外的地方去。”后来，麦杜诺夫虽然被撤销了职务，却被调到莫斯科，当上了粮食食品部的副部长，并住进了莫斯科的豪华住宅。这个故事就这样被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三，特权阶层的成员绝大多数具有各种专业知识。他们“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646]这一特征当然不表明特权者都十分好学、文化水平都很高。相反，也有许多人是在种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取得“学历”的。高等学历证书是他们登上权力地位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们稳定自己的地位、显示自己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证明。
从政治思想意识上看，特权阶层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只考虑个人和小集团的私利，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起初，他们主张维持现状，不思改革，也阻挠改革。他们警惕地看管和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准别人触及。要使自身的利益不受损害，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现有的秩序和状况不变。这样，特权阶层很自然地便成为保守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想法是：“你们别触犯我们，我们也不触犯你们”，他们的目的是让一切都和过去一样。[647]这一特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最为典型的。后来，随着这一阶层的逐步“壮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攫得少量资产，便索性撕下维持“社会主义现有秩序”的面具，打着“改革”的旗号，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全盘私有化，把国家财产鲸吞为己有，彻底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特征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是具有典型性的。
第二，崇尚权力，滥用权力，独断专行，无视民主。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一切特权都是权力带来的，只要有了权力地位，他们就可以得到想要得到的东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有权行使不应拥有的权力，从而导致权力走形，将他们应该拥有的正常的职权扭曲为官僚特权，使权力成为谋取其他种种特权的工具。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就行使着许多不该属于他的权力，包括他独断专行地任命干部的权力，不经调查研究和不经过集体领导的同意就推出许多不切实际的措施的权力，等等。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以改革之名撤换了大批的干部，任命了一大批支持自己的人。从1985年3月上台执政到198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前的短短一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接二连三地进行重大人事变动，在苏共二十七大的12名政治局委员中，二十六大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4人，其中还包括他本人和提名他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葛罗米柯。在此期间，各地方各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换。戈尔巴乔夫更换高级干部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他之前的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望尘莫及的。他任用干部的标准并不在于这些人以往的政绩如何，而只看他们对自己的态度，其目的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加强自己的权力。他将高级干部的任命权当做自己的特权，而将任用干部的民主程序抛到了一边。所以，在特权阶层中“官本位”思想广为流行。人们为了升官施展各种手段，甚至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第三，不重视思想理论修养，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日趋淡薄，甚至最终背叛。“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648]他们表面上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领导人的面目出现，扮演着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者的角色，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只是专心地维护自己的特权。据有关的档案显示，70年代苏共高层领导人的活动中根本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任何记录。高层领导人如此，其他干部队伍的理论学习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从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看，特权阶层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工作上得过且过，敷衍了事，掩盖矛盾，粉饰太平。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一系列显而易见的问题，而特权阶层却对此视而不见。在1980年1月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中描绘的是一幅天下太平的景象，没有提到国家面临的任何问题。中央如此，地方各级和各部门也照此办理，可谓是上行下效。
第二，生活上贪图安逸，追求享乐，甚至行贿受贿，腐化堕落。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竭力为自己安排一个奢侈舒适的生活环境。他们可获得实物的、货币的或代物券的各种形式的“特别津贴”；而这种“津贴”的数额往往要超过他们的正常工资收入。他们还有特别的“稿酬”，其中包括由一些讲话而得到的高额酬金。他们还利用经常出国的机会，用国家发给的大笔补贴购买各种国内无法买到的高级消费品，并将它们拿到莫斯科黑市上卖大价钱。代表团里，从大使到最低级别的文书都经常运送几千磅的货物回国。[649]他们也从不珍惜国家财产，通过权钱交易中饱私囊，心安理得地挥霍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这些隐性收入，大大拉开了特权阶层与普通大众的收入差距，更加大了他们和普通苏联民众之间的裂痕。据有的材料估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政干部和普通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 ～44倍。[650]叛逃到西方的苏联高级外交官舍甫琴柯曾这样描述特权阶层的生活：“它（指特权阶层）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绘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于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651]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也表现得很突出。据瓦·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经常收到相当重量的金质、银质和白金奖章，用贵重金属制作的收藏硬币；个人银行账户上有几百万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处疗养胜地建造新的总书记官邸，在莫斯科列宁山专门建造豪宅，这些建筑费用高达数亿卢布。而此前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来不为自己新建住宅。甚至在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还在加紧策划在克里姆林宫改造一套包括厨房、餐厅、客厅、休息厅、两个卧室、办公室和其他用房的住宅，后因为发生了“8 ·19”事件，不得不停止了大兴土木的计划。[652]瓦·博尔金还说戈尔巴乔夫为自己、为家人建造豪华住宅和别墅，配有精美的家具、最高级的设备和用具，用进口的原料装修，表现出非凡的兴趣，对自己修房子孜孜以求，一直到下台。[653]
第三，在作风上是典型的两面派。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都是玩弄“两面派”的典型代表。叶利钦为了攫取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最高领导权，当上俄罗斯总统，假惺惺地打出“反对特权”的大旗，以欺骗群众。他还故作姿态，不坐专车而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但是，这种并不高明的作秀并不能掩饰他享受的种种特权。戈尔巴乔夫从“改革”一开始，就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他口头上大声疾呼发扬民主如何重要，反复强调民主化是“时代的特征”，说什么“没有真正的民主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等，而行动上根本不讲民主，听不进不同意见，常常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缺乏起码的民主作风。曾经是他亲密助手的博尔金说，戈尔巴乔夫到处发表自己的观点，政治局内协调发言的制度遭到了破坏，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得知的，有时在讨论问题时他逼着委员们表态，甚至要他们宣誓效忠于总书记。他又说，戈尔巴乔夫对人态度粗鲁，很不礼貌，常常使交谈者感到难堪和受到伤害。到“改革”后期，集体领导原则遭到进一步破坏，政治局一连几个月不开会，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决定。[654]雷日科夫说，他“总是喜欢搞一言堂”[655]。麦德维杰夫也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656]。在所谓“公开性”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口头上大谈什么“广泛的公开性”、“彻底的公开性”和“最大限度的公开性”等，而行动上则反其道而行之。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时为了使政务公开曾搞过一个“苏联部长会议报道”的电视节目，向观众展示部长会议讨论的问题和与会者的发言，可是苏共中央和政治局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报道。因此他说：“我当时有这样一个印象，戈尔巴乔夫虽然提倡公开性，自己却最怕公开性，怕露出真实面目，怕作不了伪装。难怪他在前面提到的我们头一次转播之后，以不满的口气对我说：‘您就这么在电视镜头下把衣服都脱啦？’”[657]
第二节 特权阶层对党的侵蚀
一 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
特权阶层的出现严重地败坏了苏联共产党的声誉。
首先，苏联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中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无疑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思想上看，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理想是铲除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重贫富不均和极端个人主义，建设一个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当人们看到那些特供商店、那些一路通行高速飞奔的高级轿车、那些戒备森严只能在远处看上一眼的高级别墅时，又有谁不会对社会主义的平等提出质疑呢！又有谁不对那些享受着这些特权的共产党人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产生怀疑呢！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尽管官方的报纸杂志不断连篇累牍地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宣扬苏联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可由于他们对来自共产党人中的特权阶层的所见所闻，又有谁还相信这些宣传呢！
再者，特权阶层的存在为西方的反共、反苏人士提供了诋毁苏联共产党、诋毁苏联社会主义的绝好素材。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报纸杂志描写苏共特权阶层的文章连篇累牍，研究苏共特权阶层的著作也五花八门。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西方政界、学界的一些人不惜歪曲事实、夸大特权，大力渲染苏联社会的特权阶层，以达到丑化苏联党和政府的目的。由于苏共特权阶层的客观存在，就使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在西方民众中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同时这些文章、著作通过各种渠道在苏联社会上流传，进一步加剧了苏联普通民众对当权的特权阶层的反感和对苏共的不信任感，也使一般党员失去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二 制造了党和人民群众间的巨大鸿沟
特权阶层的所作所为严重脱离群众，普通民众对他们另眼相看，视他们为异类。特权者通常被称为“他们”，从而使党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远，在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久而久之，在群众的心目当中，特权阶层便与苏联党和政府画了等号，苏联党和政府不再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而成了高高在上的拥有既得利益的特权阶层的代表，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鸿沟就越来越深。在一定环境下，许多群众甚至会成为党和政府的反对者。1991年11月叶利钦宣布禁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活动和解散它们的组织机构时，群众对此反应平平。这不仅与当时的一系列现实因素有关，而且与历史形成的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有关，这是群众中长期积淀的对苏共不满情绪的一种表现。
三 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
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苏联共产党的党风和苏联的社会风气被严重败坏。长期以来，苏联共产党的党风建设就抓得不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尤其是这样。党风建设的缺失使苏共党员对自身的要求降低，这同时也成为促成党内特权阶层形成的一个因素。特权阶层形成后，他们脱离群众、损公肥私、贪污腐化等行为很快又对党内风气形成了致命的影响，官僚主义、欺上瞒下、贪污腐败、个人崇拜等不良风气在党内流行，虽然苏联共产党有着庞大的党员数字，但其中真正信奉共产主义、甘做人民公仆的人却越来越少，勃列日涅夫时期大量发展党员，但这一时期入党的人的入党动机有许多是不纯正的。这样，在特权阶层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苏联共产党已逐渐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党。
党内特权阶层的不正之风不仅污染了全党，也污染了全社会，使得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成为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一些失望的民众也往往随波逐流，造成上行下效，世风日下。一位俄国学者不无根据地指出：“在70年代末，特别是在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成为群众性现象。”[658]
由于社会风气的败坏，苏联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许多人将获取财富作为唯一的目的，而不顾及手段的合法与非法。根据资料统计， 1973～1983年的10年间，苏联每年出现的犯罪总量几乎成两倍地增长，这其中针对个人的重大暴力犯罪增长58%，抢劫犯罪增长两倍，而入室盗窃和受贿案件则增长三倍。[659]这证明，与特权阶层直接相关的受贿现象日益严重，以暴力获取财富的现象也日趋严重。这些都是社会风气败坏的典型表现。
四 特权阶层阻挠和投机改革
一般说来，特权本身就是一种腐蚀剂，它使得拥有特权者醉心于享受、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步与改革。而当改革开展起来之时，特权阶层又投机改革，扭曲改革，企图利用改革侵吞国家资产。正是因为特权阶层唯恐失去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极力阻止改革，或者投机改革，把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完善变为满足个人私有欲望的私有化狂潮，从而改变和毁灭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按照柯西金“新经济体制”的路线发展下去，其逻辑结果将是行政命令方式退出经济生活，这显然是官僚特权阶层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苏共的经济管理机构“日益反对实行任何结构改革。这些官僚机构对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65年立法通过的有限管理改革阳奉阴违，不予贯彻，他们在整个70年代以及进入8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这种消极抵抗的策略”。[660]这些特权者的目的就是原封不动地保留行政命令体制，从而以此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保守的官僚力量不愿意放弃行政命令式的领导方式，他们一步一步地阻挠实行经济改革。”[661]在官僚特权阶层的抵制下，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柯西金虽然失望，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进一步改革的努力。到70年代末，他实在不能容忍苏联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于是就又筹划改革。1979年他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分析了苏联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了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这份报告再次引起了官僚特权阶层和勃列日涅夫本人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报告起草人“基里林被撤销了职务，而报告也被封存了十多年”[662]。
柯西金不平坦的改革之路至少证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证明苏共特权阶层为使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侵害，通常要极力地阻挠改革；第二个方面，证明并非所有的苏共干部都堕落成了特权阶层，像柯西金、基里林这样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尽心尽力的干部还是存在的，可惜他们在苏共干部队伍中并不占优势。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当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心满意足时，惰性心理便会产生，这时他便逐渐失去了基本的进取精神，更不用说什么伟大的理想！他所想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现有的一切，并享有更多的特权。官僚特权阶层普遍安于享乐。他们远离了群众疾苦，当然也就认识不到改革的必要性。此外，前有所及，由于特权阶层是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极力维护自身已经获得的利益，而不愿意进行改革。与此同时，又由于特权阶层都是掌握权力的苏共干部，他们的意志往往便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由此便促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因循保守之风。在勃列日涅夫掌权的18年里，苏联社会逐渐陷入停滞。造成这种停滞局面的最大症结就是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但为什么不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呢？因为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首先就要削减权力，从而直接触动特权阶层的利益，而这是官僚特权阶层所不允许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官僚特权阶层只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除此之外，它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于是，虽然70年代苏联党和政府通过的各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决议很多，并且从内容上看这些决议许多是适时的，然而却大多不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这与官僚特权阶层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有直接关系。70年代苏联社会相当平静，但是这种平静“是平静的停滞，那时问题没有解决而是被搁置下来，灾难在不断地聚集”[663]。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美国的霸权地位衰落的六七十年代，正是苏联改革的大好时机。可以说，正是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特权阶层的因循保守，使得苏联错过了改革的良机。
后来的情况证明，当特权阶层面对80年代改革大潮时，他们又纷纷投机改革，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表现为极端的“激进派”。他们趁改革之际，极力鼓吹私有化，把国有资产据为己有，摇身一变成为大富豪。他们为了保住自己捞取的巨额财富和特权地位，往往成为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急先锋。在他们眼里，“改革”成了“为自己迅速攫取巨额财富的改朝换代的同义语”。
第三节 特权阶层与苏共败亡
一 特权阶层思想和立场的转变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特权阶层形成后，他们的思想和立场也随之定型。其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维持现状。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特权阶层唯恐他们的权力受到威胁，所以阻挠任何试图改变现状的改革。特权阶层的这种特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后，他们的这种特征继续延续。安德罗波夫上台执政后，很快显示出锐意改革的政治风格，他打击贪污腐败，加强劳动纪律，在农业中进行集体承包和在工业中进行加强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改革措施触动了一部分特权阶层的利益，所以招致他们的反对。安德罗波夫由于病魔缠身，身弱体虚，还未来得及大展宏图，便于1984年2月离开人世，执政只有1年零4个月。安德罗波夫的逝世是苏联改革事业的巨大损失，但对特权阶层来说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特权生活又可以维持下去。继安德罗波夫之后上台的总书记是碌碌无为又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他的政治目标就是维持现状，这与特权阶层的意愿不谋而合。但契尔年科在总书记的位子上也只是维持了13个月，1985年3月病逝，继任的是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对特权阶层来说，戈尔巴乔夫时期却是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特别是在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以后，特权阶层的思想和立场逐渐发生了演变。如果说过去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千方百计地保持现状、反对改革的话，那么现在则越来越多的特权者开始考虑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因为只有把手中的权力转换成资本，他们才能一劳永逸地占有它。不仅占有，而且还能增值，并且传给自己的后代。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改革，为特权阶层提供了可能，而特权阶层的这种愿望反过来又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自己的路线的条件。换言之，特权阶层已经成了戈尔巴乔夫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
当然，特权阶层思想和立场的演变是有一个过程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很快就表达了要对现行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意向。他的经济改革一开始虽然没有引入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但致力于扩大企业的权力，削弱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经济权力，以求解除行政命令体制对经济运行的束缚。这样的原则和措施必然使特权阶层对企业的控制力减弱，相应地使他们的权力地位受到削弱。如果进行真正的改革，那就意味着原有管理机构的变化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这就可能使作为既得利益者的特权阶层的利益受到威胁。
本来，戈尔巴乔夫企图通过对经济领域的改革迅速培植一股忠于自己的新的政治力量，即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来取代原有的特权阶层。结果，由于有着深厚社会基础的原有特权阶层的反抗，特别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特权阶层的一分子，这一企图没有实现，经济改革遭到了失败。
于是，大致从1988年开始，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为代表的特权阶层的主要领导人的思想和立场逐渐发生了转变。他们开始倾向于彻底改变“现状”。但是，他们所倾向的已经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而是倾向于“改向”，也就是通过变革走资本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竭力推动政治改革，特别是提出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就是这种转变的标志和体现。
在这种形势下，党内的特权阶层开始思考新的出路。首先，他们知道，他们的特权已不可能以原来的面目存在，而要维持这些特权，就必须使自身的特权改头换面才行。特权者们发现，资本主义制度是掩饰他们特权的最合适的制度，他们企图直接利用资本主义保护私有权等一系列原则，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特权仍能存在下去，以社会制度的更替来获得自己特权的“合法性”。其次，在原来的社会主义信仰、理念及相应的制度框架下，特权阶层谋取的大量个人财产原则上都是人民的、是公有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原有的社会制度也相应地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对权力和财产的攫取不可能肆无忌惮。在80年代社会出现混乱和争论的时期，他们既力图使他们的占有合法地私有化，同时也力争使他们侵吞国家财产的行为合法化。实现这种目标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推动政治制度的剧变，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特权阶层便毫不犹豫地撕下了原来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再次，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特权阶层也发现，原来苏联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一系列原则和政策已经逐渐在群众中失去了吸引力，对他们自己来讲，原来他们挂在嘴边的所谓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于是他们将这些东西抛到一边，追求新的可以维持他们原有特权和获得新特权的思想和制度。最后，特权阶层这种思想的演变也是一个过程。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特权阶层的地位不断变化，他们当中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越来越多。伴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尤其是经济形势的混乱，大权在握的苏共特权阶层利用职权谋取利益的渠道也越来越多。随着自身财富的不断增加，特权阶层对自身财富和地位的担心也越来越重。他们生怕自己在混乱局势下获得的这些利益，会在苏联共产党的纪律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下受到追究。同时，他们贪婪的本性也决定他们并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还希望使自己的权力地位和物质财富继续增加。于是，特权阶层积极寻求保住这些财富的途径。于是，他们转向了资本主义道路。“特权集团的很多成员显然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一旦这个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们便倒向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使他们不仅能管理生产资料，而且能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可以公开积聚巨额个人财富。除了大大提高他们绝对的和相对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外，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地位直接传给后代，不必像在旧制度中那样还要靠个人关系网。”[664]社会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官僚特权阶层的这一政治思想和立场的变化，1991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共高层干部队伍中，76.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12.3%的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改革，对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持肯定态度的人只有9.6%。[665]根据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观察，“除了圣彼得堡市市长安托莱·索布恰克以外，所有资本主义拥护者过去都是前政治经济特权集团中的高级官员”。而叶利钦正是“旧特权集团中那些把资本主义看做自己最好出路的人的领袖”。[666]
如果说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有一部分特权分子在思想上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的话，但他们毕竟只是特权阶层中的极少数人；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越来越混乱的局势下，在特权阶层这一掌握权力的强势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放弃原来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但十分清楚的是，特权阶层思想和立场的改变并不是为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继续获得更大的利益，所以，特权阶层的这种变化只能危害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健康发展。
几十年前，托洛茨基在和斯大林的权力斗争败北后，曾经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在当时的体制下，苏联形成了一个官僚阶层；他们不会满足于消费上的特权，总是力争成为有产者即资产阶级；他们还力争将自己的特权留给子孙。[667]托洛茨基的分析显然言过其实，不适用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但如果我们将它作为一种预言的话，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事实却不幸应验了这种预言。正是在苏共特权阶层的主导之下，苏联的改革逐渐改变了方向，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
二 特权阶层加紧谋取私利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六年，是苏联的社会局势不断走向动荡的六年。特别是在转入政治改革后，苏联出现了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多重混乱。社会局势的动荡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但对掌握权力的特权阶层却十分有利，因为混乱的局势有利于他们进行新的投机，他们正好可以趁混乱大捞一把，利用原有的体制漏洞和改革造成的新的缺陷不断获取新的个人利益，中饱私囊。戈尔巴乔夫时期正是特权阶层恶性膨胀、疯狂敛财和加紧谋取新的权力的重要时期。
由于原来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上的缺陷，在混乱局势下，握有权力的苏共特权阶层也具有将国家和社会财产据为己有的手段。因为在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下，名义上一切财产为人民所有，但人民却没有对这些财产的直接支配权。名义上，苏共各级干部没有对这些财产的独立所有权，但在苏联体制下，他们作为各级领导人实际上却享有对这些财产的支配权。这样，掌握权力的特权阶层就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在混乱时期，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监督和监察机制更形同虚设，这时特权阶层就可以用改革的名义，便捷地将自己的支配权变为个人的所有权。
戈尔巴乔夫政治和经济改革正好为特权阶层将支配权变为所有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趁着戈尔巴乔夫毫无章法的改革造成一系列混乱，特权阶层大肆捞取个人私利，尤其是那些直接管理企业财富的人，他们趁着经济权力的下放之机，利用自己的支配权和管理权，大肆占有国有资产，从而转变为“国家资产阶级”。“改革期间，特别是1988年，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企业法’、‘租赁法’、‘合作社法’的通过为经济官僚开了绿灯，并且为国家财产的占有权集中到各企业厂长手中打下了基础。这里所指的不是由民众‘阶层’倡议发起的正常的合作社运动，而是人为的、由官僚们非法建立的合作社、家庭农场等。”[668]按照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时间顺序，特权阶层谋取私利的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先是在改革之初趁成立合资企业之机，一些干部尝到甜头；随后在“自筹资金、自我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改革中，特权阶层截留权力，积极投身“影子经济”，成为“红色资本家”；之后共青团干部大显身手，在证券、期货交易中获取暴利，一批金融巨头初露头角；最后在混乱的形势中大搞权钱交易，获取出口优惠和配额、大肆出口原材料和军火；一些人则大办银行和投资证券，将国家财政资金据为己有。[669]这样，特权阶层通过多种手段，将过去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转变为实际所有权，许多的党政高级干部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盗窃正在沉没的社会航船上的财富，把他们常年积累的‘官名录资本’从党的账号上转移到与西方合资的、令人可疑的企业中去”[670]。据称，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91年7月到8月间，在勃列日涅夫孙女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周末宴会，参加宴会的都是新型的企业家。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人都是由原来的高级干部转变而来，包括苏斯洛夫的孙子、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等人，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高级轿车和别墅。
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的混乱改革给特权阶层谋取私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们将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转移到自己手中，依靠权力和关系开办各式公司，大发横财。一位前苏共区委书记说，他当企业家之前，没有任何资本，但“党的机关的老关系比50万卢布资本还重要”[671]。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当中，大部分人都是原来的党政干部。1994年6月被列为俄罗斯50位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的第8位的尼古拉·巴巴科夫在1965～1985年间曾一直担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672]。众所周知，俄罗斯几位著名的金融寡头都是苏联时期的高级官员：2004年被普京总统逮捕的尤科斯金融集团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是苏联共青团莫斯科市委书记；奥涅克西姆集团总裁波塔宁，在苏联解体前夕是对外经济协会“国际俄罗斯”的负责人；卢科伊尔集团总裁阿列克佩洛夫，在1990年任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1991年升任部长；阿尔法集团总裁阿文，曾任盖达尔政府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其副手曾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苏联科学院院士出身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在苏联著名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工作。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伙同该厂厂长卡丹尼科夫与意大利“洛戈系统”的资本家合资，将“伏尔加汽车制造厂”改组为一家合资的私人公司，并于1989年创建了“洛戈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由卡丹尼科夫任总裁，别列佐夫斯基任总经理。[673]据一个由美国和几个东欧国家的学者组成的课题组提供的材料，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精英中，有52.6%在1988年是苏联的“权贵官员”， 33.4%是1988年苏联的“其他官员”。[674]这些材料充分表明，苏联特权阶层对国家财产的掠夺是触目惊心的。正是这个特权阶层，为了将他们既已到手的财富转为合法，极力推动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趁苏联局势混乱之机，特权阶层不仅谋取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谋取到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表面来看，苏联剧变是“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苏共遭禁止和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苏共党员应该是这场革命的对象。但事实上，正是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导演了这场“革命”，是这些“共产党人”首先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命，最后也就革了苏联共产党的命。在苏联剧变的过程中和剧变之后，他们不仅成为各大银行、公司的股东，各大企业的董事长，而且还身居高位，继续控制着国家政权。仔细看来，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有所变化外，其他各级干部则大部分是老面孔。如果看原来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机关的话，甚至连权力塔尖上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变化，只不过在名称上由原来的“书记”变成了现在的“总统”。当然，现在的总统已经成了这些新独立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在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府机关中的大部分干部，仍然是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他们改头换面，由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公仆”变成了资本主义的“掌舵人”。据统计，旧的权贵阶层在新社会精英层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最高领导层75%，政党首领57.2%，议会领导60.2%，政府部门74.3%，地方领导82.3%，商界精英41%。[675]这些旧的权贵阶层无疑就是原来的特权阶层。到叶利钦时期，这些特权者不仅还把握着政权，同时在这时候他们已将非法获得的大量资产合法化，并赢得了公开拥有财产的权力。可以说，他们真正实现了财权兼得。至于这些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问题，在叶利钦时期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追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叶利钦都将这些人作为自己的倚重力量。由此看来，是特权阶层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了苏联剧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他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676]
三 特权阶层对党和国家的公开背叛
如前所述，特权阶层实际上并没有社会主义信仰，他们将自身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当他们发现那些原来哪怕只是挂在口头上的信仰也成为他们谋取个人利益的障碍时，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抛到一边，赤裸裸地去追求个人利益。
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特权阶层逐渐公开背叛了苏联党和国家，他们的这种背叛行为直接推动了苏联的剧变。
苏联剧变可以分解为三个进程，其一是由原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其二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其三是联盟国家的解体。特权阶层对苏联党和国家的背叛，在这三个进程中都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首先看苏联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特权阶层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占尽了好处。在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推动下，特权阶层中倾向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已越来越多，并逐渐占了优势。这个阶层主张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全面抛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们推动苏联在经济上实行全盘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在特权阶层的全力推动下，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最终全面崩溃。“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677]很明显，特权阶层在推动苏联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次看特权阶层在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过程中的表现。可以说，正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使苏联共产党的声誉遭到极度破坏，也是他们最终抛弃了苏联共产党，促成了苏联共产党的最终垮台。本来，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由于特权阶层的出现，苏联共产党的声誉已经被大大败坏了，不过那时特权阶层的以权谋私行为还是在暗中进行，苏联官方的宣传机器也多是掩饰回避，报喜不报忧，使得苏联共产党尽管受到特权阶层的污染，而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还基本保持良好的形象。但到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提出以后，特权阶层加紧以权谋私，公开侵吞公有财产，使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由于苏联共产党不能对自身内部的这些特权阶层进行清理和惩罚，所以群众便很自然地将这种痛恨转化到苏联共产党身上，从而使苏联共产党在民众中丧失了信誉。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共产党已经基本丧失了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完全成了一个代表特权阶层的党。也正因为如此，到1991年苏共遭查禁和解散之时，苏联民众的反应非常平静。在广大群众看来，这样的党的解散是自然而然的。大批普通党员都离党而去。这一时期出现的退党浪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而这时的苏共特权阶层呢？他们心中早就没有了苏联共产党的位置，他们原来是将自己的党员身份作为招牌和幌子，现在他们干脆将这个招牌和幌子也抛到一边，纷纷宣布退党。如果说普通党员宣布退党是他们对苏联共产党表示失望的话，那么特权阶层宣布退党则是显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长期生活在党内只是为了政治投机和谋取私利。现在他们发现党员身份已对他们谋取私利毫无用处，甚至有一部分特权者还意识到共产党员的身份将来可能会成为他们进一步谋取私利的障碍，所以这时他们就纷纷选择了退党的道路。总而言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普通党员因对党的失望而退党，特权阶层则因党员身份失去了利用价值而退党，这种情形下的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住执政的地位了。
特权阶层的一部分退出苏联共产党，这自然是促成苏联共产党崩溃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还有一部分留在党内的特权阶层则推波助澜，积极鼓吹和推动实行多党制，最终使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直至被查禁和解散。在1990年的苏共二月全会上，经过激烈的争论，终于通过了修改苏联宪法、废除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的决议。到后来，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这些原来的苏联共产党人，亲自站出来查禁和解散了共产党。
最后再看苏联解体的过程。如果我们将苏联解体看做一个民族进程的话，那么所谓的“民族精英”在这当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苏联民族精英的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身居高位的特权阶层分子，也正是这一部分人，充当了苏联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后的直接掘墓人。当然，苏联的解体与苏联民族政策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有关，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又极其漠视民族问题，再加上他的改革造成的混乱局势，这为民族精英中的官僚特权阶层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在他们看来，摆脱苏联的控制就会使他们拥有更加独立的权力，也更有利于他们谋取私利。因此，尽管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已经使各加盟共和国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但这些人仍不满足。1991年12月8日的《别洛韦日协定》，实际上宣告了苏联的消亡。12月21日《阿拉木图宣言》的签署，实际上是这些民族精英完成了瓦解苏联的进程。从此之后，他们有了自己领导的独立的国家，民族精英中的官僚特权阶层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总之，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特权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全面背叛了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正是他们充当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共产党的掘墓人。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