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73]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不同之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绝不是仅仅为着某些人、某个小集团、某一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服务的工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力量源泉。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和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群众路线。
因此，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广大人民保持血肉联系，这就需要党随时紧密联系群众，牢记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党的群众路线与工作路线上的根本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永葆青春和创造力的关键所在。党的性质与宗旨意识、党的群众路线、党的组织路线与工作路线等，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大党风。这些党风都应通过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的组织与作风建设以及国家的政权建设、制度建设与法治建设等方面予以体现。
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党的领导人与党的各级干部都必须率先垂范，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牢记党的干部始终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走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共曾经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列宁时期的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本着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幸福事业而奋斗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拉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序幕，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斯大林时期，党虽然也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等问题，但那时的苏共总体上继承了列宁时期的党的优秀传统，保持了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发扬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苏共优良党风的蜕化变质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加重于勃列日涅夫时代，根本变质则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苏共党风建设逐渐削弱，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逐渐演变，脱离群众等现象逐渐加重。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独断专行、软弱涣散问题突出，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则彻底否定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完全抛弃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当权者与阴谋家们公然违背甚至背叛党和人民的事业，把代表人民利益的苏共篡改成对立于人民利益、为少数人和小集团服务的党。苏共党风蜕化变质，这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节 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党风建设
一 牢牢坚持并维护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
政党是一定阶级或阶层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最初的资产阶级政党是在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维护并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政党的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以前，还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建立与资产阶级政党等一切旧政党根本不同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的新型政党，就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人民有组织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因此，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474]
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与国际组织，领导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好地完成了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在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的党纲，即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从理论上科学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与特点。
《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并“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75]即是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它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特殊利益。同时，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组成，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无产阶级最高的组织形式。在理论方面，党的成员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有科学思想的武装。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能够通晓人类社会特别是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能够科学地预见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革命路线、方针与政策。只有这样的党才能正确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并赢得胜利。这就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非无产阶级的政党之间的界限。
之所以强调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党的头脑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来武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是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与其他阶级相比，无产阶级是与现代大工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能够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的这种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别的阶级无法取代的。只有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什么别的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基础。
列宁在领导和创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坚持和维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说：“世界上只有无产阶级每日每时地进行反对资本的经常斗争，正是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政党的群众基础。”[476]
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也是衡量党的理论与实践水平的标尺。列宁十分重视制定党纲的工作，他要求党的纲领必须充分反映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1898年春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迫切需要一个带领广大党员和俄国无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
1901年夏，《火星报》编辑部制定出党纲草案。纲领的理论部分由普列汉诺夫执笔。列宁表示普列汉诺夫的草案不能令人满意。普列汉诺夫的草案虽然提出了全体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但是他没有把工人阶级从整个人民群众中区分出来，从而缩小了工人阶级的作用，模糊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
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必须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发出号召，团结并带领他们实现共同的任务与目标，但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并不是先进的阶级，因而不能反映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并成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他多次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道理：“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477]
因此，列宁认为，党的纲领当然要说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代表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利益，但不能把工人阶级混同于一般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不能把党的阶级基础混同于党的群众基础。他还说：“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把这一个阶级划出来，然后再来谈他们的代表作用”，“然后再说无产阶级解放一切人，号召一切人，邀请一切人”。[478]因为只有明确了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代表全体被压迫阶级向资本主义宣战、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领导权，才能发挥党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后来在谈到修改党纲与普列汉诺夫争论的分歧之处时指出：“我始终坚持在谈到我们党的阶级性质的地方用‘无产阶级’一词代替‘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一词。”[479]
列宁的重要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同时又区分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只有一个，即无产阶级，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和动摇的；其他革命的阶级虽是无产阶级团结、联合、依靠的对象，甚至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的主力军，但他们自身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他们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基础。（当然，这并不否定非无产阶级群众中符合党员条件的少数先进分子也可以入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成员，前提是他们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必须转变自身的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其他革命的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发挥本阶级的历史进步作用。因此，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关键。只有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才能发挥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与进步作用，才能带领并代表其他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共同前进，才能站在浩浩荡荡而又波诡云谲的历史发展的前头，而不被历史的迷雾所惑，逐步实现人类孜孜以求的美好前景与光明未来。
列宁的上述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要充分肯定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的作用与作出的贡献，必须继续带领并团结他们朝着共同的事业与目标前进；同时也必须看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自身固有的落后性、保守性甚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反动性，决不能因为他们有作用与贡献，就忘记或否定这些阶级或阶层的非先进性，把他们看做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斯大林继承并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也始终坚持并维护党在领导群众工作中的无产阶级性质。斯大林指出，共产党“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力量在于它从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中把无产阶级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把它们统一起来并引向一个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统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为政权而斗争，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可是能够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480]
当谈到共产党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区别时，斯大林坚持了列宁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能不能断定说，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有同样的力量配置，在我们党内也应当实行布尔什维克在战前时期第二国际各党内实行过的那个政策呢？显然不能。所以不能，是因为这就是不了解社会民主党这个无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和革命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共产党之间的原则差别。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党的阶级基础是一种，在共产党人这里党的阶级基础完全是另外一种。在社会民主党人那里，中派主义是自然的现象，因为不同利益联盟的党不会没有中派，而布尔什维克也必须采取分裂路线。在共产党人这里，中派主义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是和列宁的党性不相容的，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党，而不是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481]
斯大林正确指出了共产党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在党的阶级基础方面的原则区别。社会民主党人热衷于搞阶级调和，他们打着民主和超阶级的旗号，把党弄成既有无产阶级成分又有小资产阶级成分或其他阶级成分共同参加的大杂烩，并以此自我吹嘘是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全民党”。其实，在存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条件下，这是一个虚幻的空想。已有的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内的无产阶级成分要么被孤立起来，从而无用武之地甚至无立锥之地，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标榜民主的点缀；要么被资本家收买而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社会民主党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只不过比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多了一层伪装罢了。
与一切试图模糊或掩盖服务自身利益的剥削阶级政党不同，共产党公开坦言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共产党员除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其他阶级的特殊利益。这就从根本上保持了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也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在组织上的纯洁性。没有这个统一的阶级基础，党就会变成不同阶级的代言人的俱乐部，就会变成不同阶级成分联盟的党，就会变颜色乃至瓦解。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乃至全体人民的先锋队，不能仅停留在理论上、文字上或者是口号上，而要落实在具体的行动上，要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建功立业。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展示出“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多”， [482]以无私无畏的崇高形象与革命精神践行了共产党人这一光荣的称号。
1919年9月，南方战线由于邓尼金部队的突破而紧张，俄共（布）中央决定抽调大批党团员上前线，总共动员5万人，其中3万共产党员，1万共青团员。1919年10月，斯维尔德诺夫大学应届毕业的共产党员学员一半以上被派往前线。列宁在他们行前，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表讲话以鼓励。1920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波兰战线和弗兰格尔战线形势的报告，决定动员共产党员上前线，要求把应征的党员全部派往前线。其中55%的党员到弗兰格尔战线，其余的派到西方战线。在战场上，不仅普通党员冲锋在前，干部更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1920年，红军内的旧军官萨波日可夫发动叛乱，一度占领布祖卢克及周围地区，形势十分危急。遵照列宁指示，萨拉托夫省党委派去一名党委主席团成员和20名苏维埃机关的负责干部去平叛，很快控制住局势。1921年2月28日，驻守彼得格勒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的部队在俄国和国外资产阶级支持下发动叛乱，严重威胁着新生苏维埃政权。正在出席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亲自上战场。他们越过冰封的湖面，冲锋陷阵，终于平息了叛乱。
据统计，当时在全国陆海军总人数中共产党员有30万人，这个数字占到全国党员人数的一半，每五个红军战士中就有一个是共产党员，有5万共产党员牺牲在国内战争中。列宁曾高度赞扬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先锋模范作用对群众的影响和对革命进程的推动。他说，只是因为党当时时刻警惕，因为党纪律严明，因为党的威信统一了各机关、各部门，使几十、几百、几千以至几百万的人都遵照中央提出的口号一致行动，只是因为忍受了空前未有的牺牲，才使目前的奇迹发生。只因为有这一切，才能在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两次、三次以至四次的进攻中获得了胜利。
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53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3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在前线部队里，40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260万人成为正式党员，这使苏联军队中有45%的战斗员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483]在战争最紧张激烈的时候，广大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莫斯科党组织把10万名共产党员和25万名共青团员直接派上前线。列宁格勒党组织的70%的党员，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党组织的90%的党员走上了前线。在荣膺“苏联英雄”称号的人中，74%是共产党员，11%是共青团员，有超过300万的苏共党员牺牲在战斗中。[484]
广大共产党员不仅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牺牲在前，以鲜血与生命保卫苏维埃政权，捍卫国家的尊严与独立；而且在日常的工作中，也不计个人得失，忘我地劳动与奉献。
1919年5月，苏维埃政权面临外敌入侵和内部叛乱的严峻形势，铁路运输吃紧。莫斯科—喀山铁路局的共产党员自觉决定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延长一小时，集中到每个星期六的休息日进行一次义务劳动，“直到战胜高尔察克”。当劳动完毕，“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日的胜利”，《真理报》记者的这段感人的描述激动了全国，这个活动也迅速推广到全国各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带动大批非党群众参加。列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本人亲自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士兵共同抬木头的画面曾经激励了几代人。正是靠着布尔什维克党广大党员的献身和带头精神，才战胜了14个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
1935年8月31日～9月1日，顿巴斯年轻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个工作日采煤102吨，超过定额14倍。[485]随后党小组长米·久卡洛夫又打破斯达汉诺夫的纪录，这种以“斯达汉诺夫运动”命名的劳动竞赛迅速推广到全国。
尽管人们对用竞赛和搞运动的方式发展生产有争议，但“斯达汉诺夫运动”确实在较短的时间里发挥出积极的作用，据俄罗斯学界最近的资料证明，根据全国各个生产部门统计，劳动定额超额完成了13% ～47%。[486]不仅如此，这是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当年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伊·库多夫回忆道：“当时为什么那样忘我地工作？是为了多些报酬？有这个因素，但又不完全是。更主要的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487]时至今日，俄罗斯人民还怀念当年苏联在思想领域进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取得的成效。
二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这决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全社会的完全解放乃至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只是无产阶级或是这一阶级中少数先进分子的事情。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以全社会的完全解放、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前提和基础。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就不能实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一切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不同，“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88]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始终相信和紧紧依靠群众。
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中，在取得政权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无产阶级无时无刻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无产阶级运动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社会主义事业就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就是亿万群众生机勃勃的伟大创造。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如果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如同脱离了土壤的树木，就会枯萎、死亡，就会一事无成。
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忠实代表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广大的人民群众才会把党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事业，才能积极投身到共产党领导并组织的实际运动中去，才能在促进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中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共产党也只有在服务群众、为民造福的过程中体现工作的价值和自身的力量。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集中代表，它是鲜明的阶级性与广泛的人民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1920年7月4日，列宁在《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中，科学阐明了共产党、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为了战胜资本主义，在起领导作用的政党共产党、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群众即全体被剥削劳动者之间，必须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只有共产党真正成为革命阶级的先锋队，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跟本阶级的全部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再通过本阶级跟全体被剥削群众密切联系起来，取得这个阶级和这些群众的充分信任——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反对资本主义一切势力的最无情最坚决的最后斗争中领导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只有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才能使为数不多的被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贵族、老工联领袖和合作社领袖等等必然采取的冷淡态度和有时的反抗不起一点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489]
近代俄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政治上实行沙皇专制统治的国家。广大民众深受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不仅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可言，而且在生活上极端困苦，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如何拯救俄国的广大民众于水火，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就成为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革命者们孜孜探索、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
在列宁看来，俄国革命运动的核心是政权问题，俄国社会的根本出路是社会主义。他认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摧毁这个机器，就是“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490]而要推翻俄国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把国家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联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俄国工人政党必须把解放俄国工人阶级与解放其他劳苦大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切实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列宁指出，“党的任务就是维护工人的利益，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同时党的活动必须与人民的运动结合起来。[491]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维护工人、农民等社会被压迫阶级利益的方针、纲领与政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17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可是，领导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对当时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和平、土地、面包”问题置之不理，仍然继续非正义的世界大战，同时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甚至镇压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行动。人民的期盼落空，饥饿重新笼罩全国，国家经济面临崩溃。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决定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及时提出党应当夺取政权，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满足农民要土地、工人要面包、工人农民都要和平的愿望。1917年4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党要没收俄国地主的一切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并通过人民政权把土地交还给农民使用。1917年7月底到8月初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继续实行党对农村的政策，进一步提出要没收大资本家的资本，实行银行和大工业的国有化。
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胜利以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即通过《和平法令》，宣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通过《土地法令》，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按劳动力或人口把一切耕种土地无偿分配给劳动者使用，随后又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落实《土地法令》关于无偿分配土地的政策；同时国家相继对银行、大工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等实行了国有化，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土地改革消灭了俄国的土地私有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完成了对剥夺者的剥夺，广大工人成了企业的主人，奠定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些革命政策都代表了俄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从而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确立和巩固。
随着苏维埃政权在全国普遍建立、农村土改基本完成（1918年底）、城市国有化运动基本结束（1918年春），苏维埃俄国及时通过立法巩固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列宁非常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法制建设，他说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废除旧法律，摧毁压迫人民的机关，创立新法制”。[492]在列宁看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不仅规定着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根本制度以及政权的组织方式等构成国家的根本方面，而且从法律上保证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当家做主的权利。在列宁领导下，1918年7月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真正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部宪法充分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宣布俄国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规定俄国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掌握，保障全体劳动人民对剥削者实行统治的权力。同时，宪法还维护了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确立了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的原则，提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宪法还列举了劳动者所享有的信仰、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等民主权利。列宁称这部宪法“记载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对国内和国际剥削者的斗争经验和组织经验”， [493]指明了俄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俄国面临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完成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使命，在政治的和军事的战场上战胜了敌人的同时，也出现损害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等问题，列宁比喻为在经济战场上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他认为，“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494]
在如何渡过难关问题上党内发生了争论。当时党的部分领导人如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仍然坚持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甚至还要进一步“扭紧螺丝钉”。列宁多次强调自己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争论的实质在于对待群众、掌握群众、联系群众的方法问题上的分歧。“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没有关注到群众的利益和群众的反应，已经不适应新形势情况的变化。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495]
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写道：“七年战争和经济破坏使国家贫困不堪，三年半的极度紧张使俄国工人阶级精疲力竭……因此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要求全党，要求所有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并且立即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竭力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减轻他们的困苦。”与此同时，要“采取同上述措施类似的措施来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496]为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特别强调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正是因为广泛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终于决定抛弃“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向新经济政策过渡。苏维埃共和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他指出：“在政治方面要实现阶级先锋队即党的领导，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建立广大的群众性的非党机关网，这些机关是党的触角，依靠它们党就能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也就能从分散的群众变成党的军队。”[497]他还说：“党不仅要向前迈进，而且要带领千百万群众。向前迈进而不带领千百万群众，事实上就是脱离运动。为了使先锋队不脱离群众，为了使先锋队真正能带领千百万群众，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使群众自己根据本身的经验确信先锋队的指示、指令和口号的正确。”[498]
他认为，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同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的；苏维埃政府依靠的就是工农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盟，苏维埃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为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社会主义不能撇开个人利益，但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和唯一可靠的保证。
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事关全体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关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的前途与命运。在苏联有没有能力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上，斯大林没有含糊。他认为，苏联既然已经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事实上就必须要求建成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苏联的无产阶级、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可能用本身的力量战胜苏联的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其他选择。否则，党就没有继续掌握政权的理由。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工业化奇迹。
不可否认，工业化运动中过分强调发展重工业、强调建设的高速度、强调实行高积累，因而存在破坏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损害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问题，但工业化从根本上奠定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需的经济基础，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也符合工人阶级和广大苏联人民的意愿和要求。也正因为如此，苏联的亿万职工群众焕发出艰苦创业的冲天干劲，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位于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和库兹涅茨钢铁厂以及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等世界第一流大工厂，都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建成的。为响应党的号召，从四面八方来这些工地参加建设的，主要是青年工人和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工人。他们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宏伟壮丽的事业，由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大城市来到这些荒无人烟的建设工地，住的是帐篷，使用的工具主要是锨、镐和手推车，有的工地上下工要走几公里路，冬季要冒着—50 ～ —40℃的严寒在冰天雪地里施工。但是工人们在这些困难面前毫不退缩，齐心协力地奋勇劳动，其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更是处处发挥模范作用，带头发起劳动竞赛，带头参加星期六星期天义务劳动，有些人一天完成几个轮班定额。因此工程进展很快。在这样困难的施工条件下，库兹涅茨钢铁厂只用了1000天就建成投产，作为世界上最大钢铁厂之一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厂和乌拉尔重型机器厂也都只用了四五年时间就全部建成。[499]
到处都有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工人们通过相互竞赛，相互学习，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一五”期间苏联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1%，在“二五”期间又猛增了82%，两个五年计划都提前完成。在战争期间，苏联各民族工人更是发扬英勇劳动的精神，工业劳动生产率在战争最困难的条件下得到增长。同1940年相比，一个工人的产值1941年是110%，1942年是130%，1943年是139%，1944年是142%，1945年是114%。从1942年5月至1945年4月，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0%。[500]
苏联作家们以饱满的热情抒写着30年代人们战天斗地的壮烈诗篇。作家马雷什金说：“全国一片沸腾，热火朝天，在建设，在重新安排。”梅特钦科写道：“假如随便翻阅一下当年任何一种报刊、任何一部受欢迎的小说，——你都会受到战斗、劳动热情和创作灵感的气息的激励。一种投身到全国——从天南到海北——伟大的改天换地的行动中去的激情，占据着作家的心灵。”作家肖洛霍夫在《共青团真理报》撰文道：“30年代将会作为伟大的年代永垂青史。所以说是伟大的年代，是就任务的规模，就其崭新性和艰巨性，以及就苏联人所完成的业绩而言的。”[501]
苏联解体以来，一些人否认苏联工业化的成就，认为当时工业化的数据都是虚构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今俄罗斯学者依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指出：“1928～1941年苏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建设了9000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工业产值已经占据世界第二位（1913年为世界第五位）。在30年代，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为11%，成为世界上仅有的3～4个能够制造出当时人们所能生产的任何工业品的国家。”[502]
一些人把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描绘成漆黑一团，似乎当时苏联人民生活在强迫劳役之中，对苏共充满了仇恨。这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极其艰巨、伟大的事业中，如果联共（布）党不是代表着苏联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保持着和人民的血肉联系，要完成如此伟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为世界主要强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正因为如此，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与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自豪地说：“但是如果拿苏联劳动居民来说，拿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说，那么他们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是积极支持苏维埃制度的。他们所以支持苏维埃制度，是因为这个制度是为工人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巩固的基础就在这里。”[503]
三 更紧密地联系群众
共产党的鲜明阶级性与广泛人民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密切联系广大群众才能实现。列宁指出，我们需要的是新型的政党，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和善于领导群众的党。无产阶级政党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504]“我国革命的教训就是：只有以一定的阶级为依靠的政党才是强有力的，才能在形势发生各种各样的转变的时期安然无恙。公开的政治斗争迫使政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因为没有这种联系，党就没有什么用处。”[505]“如果我们连群众的情绪都摸不透，不善于跟群众打成一片，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那就根本谈不上发挥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先锋队的作用了！”[506]党只有在联系群众中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党若“不接近群众，就会一事无成”。[507]因此，“哪里有群众，就一定要到哪里去工作”。[508]
列宁时期的俄国工人政党就是依靠群众，在革命实践中更紧密地联系群众的党。不仅在革命年代如此，执政后也是这样。列宁认为，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为此，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强调加强党的建设，非常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与作风建设，大力发扬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采取各种措施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官员腐败等问题。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党风建设的中心环节。党员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才能树立起真正的群众观点。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十分关注在全党和全国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学习和宣传，先后建立了党中央直属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1918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列宁主义学院（1923年建立，1928年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并）以及红色教授学院等，目的是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等问题；对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同社会科学有关的自然科学进行科学研究，培养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理论干部，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强调结合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对培训干部的一个要求，目的是使党的各级干部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列宁在《关于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批示中写道，干部学习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一系列的社会调查”[509]，并指示把这作为社会主义科学院的“教学原则”。
通过办党校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专门强调对广大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加强纪律教育和紧密联系群众的意义和作用。为此“必须大力增加党校”，配备专任教师，改善党校的教学设施和图书馆。要过好党日，在党日举办各种报告会和座谈会等，目的是使“每个党员都感到自己是为实现伟大的思想而奋斗的战士”。[510]
十月革命胜利后，党内逐渐开始滋生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习气。列宁要求与官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一旦他遇到这种现象，就给予毫不留情的批评。
1919年底，列宁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格·梅利尼昌斯基的提议，指示派1万名熟练的五金工人到铁路运输部门参加修理机车车辆的工作。但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的领导迟迟不作出回应。对此，列宁批评他们在“一项极为重要的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惊人的拖拉、疲沓、官僚主义、笨拙无能”。列宁说：“我从不怀疑，在我们的人民委员部里，官僚主义还很严重，各部都如此。但是，工会里的官僚主义也并不少些，这我却没有料到。这是莫大的耻辱。”列宁要求立即“制定出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无所事事和笨拙无能作斗争的实际措施”。[511]
列宁一向重视党员质量问题。面对党员数量急剧增加，特别是自从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党内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异己分子，产生了党的队伍不够纯洁、党员素质良莠不齐的现象，列宁郑重地向党提出，把那些“混进党的”、“摆委员架子的”、“官僚化的人”清除出党；把那些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候贪生怕死、谋取私利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党。在党内进一步树立消除腐败、加强与群众密切联系的风气。1921年6月21日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党员审查、甄别和清党问题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对于‘摆委员架子的’和担任享有某种特权的职务的人应从严”。结果共有159355人被开除出党，竟占到当时党员总数的24.1%。[512]
要防止出现权力过分集中、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就必须发扬人民民主，而要发扬民主就离不开监督。因此，列宁重视加强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他提出建立和加强工农检察院等监察机构，就是为了从制度上、组织上消除这些消极腐败现象。
列宁提出工农检察院要由高素质的人组成，要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也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工农检察院来”， [513]以提高工农检察院国家机关的质量。而对这些人才首要的思想品质的要求是“一心为社会主义奋斗”。要增强工农检察院等监察机构的权力。甚至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自己主席团领导下可以“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可以对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公制度进行检查。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依靠群众，列宁主张给予普通工农群众中的党员代表以中央委员的地位与权力，出席党的最高级别的会议，并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在列宁逝世以前，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很少。从1919年俄共（布）八大到1922年列宁最后一次直接领导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仅为19～27人。这种状况不利于发扬党内民主，也不利于中央的稳定。1922年12月23日，他在给即将召开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他还特别建议新增加的中央委员从工农党员中选出。
列宁所说的工农中央委员，是指在普通岗位上工作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党员。他说：“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514]这些新增的来自普通工人农民党员的中央委员，和其他中央委员一样，“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515]
列宁认为在工农党员中选中央委员的目的，是要使工农党员的代表参与和监督党和国家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党和苏维埃政府机关，并通过他们真正了解工农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增强党与广大群众的血肉联系。同时，培养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维护中央委员会的稳定。
斯大林时期也十分重视党风建设。如果说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党风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那么从20年代到50年代，便逐步在党内建立和形成了强大的思想工作领导和管理体制。
斯大林时期同样采取了反对官僚主义和官吏腐败行为的严厉措施。1928年斯大林在共青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谈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他指出：“阻碍我们前进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就是官僚主义。它生活在我们的一切组织里，不论是党组织、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或经济组织。”“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官僚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党员的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官僚主义。遗憾的是，这样的共产党员官僚主义分子在我们这里并不少。”[516]
1928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深刻剖析了党风中官僚主义的表现及产生根源。全会在决议中写道：“必须大力改变和根本改进城乡苏维埃的工作，首先要坚决而切实地开展反对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的斗争。”[517]决议指出，这些官僚主义者对劳动者的要求漠不关心，工作因循怠惰，生活腐化，甚至放荡、酗酒，对领导阿谀逢迎，严重损害了联系群众的优良党风，破坏了党群关系。
当然，到斯大林晚年，他本人也染上了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毛病。
党的作风就是党树立在群众面前的形象。列宁十分重视党员干部在培养和建设党的优良作风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和廉洁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在这方面，列宁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列宁不仅领导制定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而且还经常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待大量群众来访者。美国记者艾尔伯特·威廉斯把列宁的工作室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接待室”。[518]据苏联人民委员会接待室统计，仅1922年10月2日到12月16日的两个半月，列宁共接待了各色人等125次，平均每天会见2～3人。列宁要求共产党的各级机关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
列宁还关心他所能接触到的普通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1919年8月8日，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报告，中央苏维埃和党务工作学校学员中有人身体极度虚弱，急缺维持健康的基本食品，如食油、马铃薯、面粉等。列宁当天作了如下批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请准确告诉我（不得晚于明天），你们拨给多少。”语气中列宁对广大学员健康的关心溢于言表。[519]
当时粮食十分紧缺，工厂工人常常处于缺粮状况。列宁只要发现哪里的情况比较严重，总是尽可能地给予关心和帮助。有一次，他得知卡卢加省第六工厂管理委员会和铁路站的一些工人职员等约12000人本应按红军口粮标准供应，“但是他们什么也领不到”时，立即致信粮食人民委员斯维杰尔斯基：“我得到有关一些工厂处境极端困难的报告，请您想办法下达紧急指示发给他们粮食”。[520]
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总务处1919年7月19日给列宁购买“靴子一双、衣服一套、背带一条、腰带一条”，总计列宁应付1417卢布75戈比。列宁收到账单后，立即在账单上批语：“附上2000卢布，请——而且坚决要求——将这一显然少算钱的账单改正过来。”[521]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邦契—布鲁耶维奇一次给列宁买书，列宁马上表示，“我的书籍由我个人付款”。列宁并列出两部书价款共3700卢布，然后“附上4000卢布”，还给办公厅。[522]
在物资供应最紧张的年代，有一次莫斯科苏维埃粮食局农业科给列宁送来一些水果样品，被列宁坚决拒绝了。列宁说：“你们寄来的国营农场水果样品收到了。我恳请你们今后不再这样做，水果之类的东西不要寄送了，但要告诉我：国营农场的水果之类产品一般是怎样分配的？是否分给医院、疗养院和孩子们？”[523]1920年5月7日，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红色公社战士第30团给列宁寄来的通心粉和面包，被他转送给莫斯科市的儿童。
布尔什维克党的早期领袖大都能保持这样廉洁的品德。俄罗斯学者尼古拉·阿尔图宁写道：“当斯大林逝世之际，他给个人留下什么？工作人员在他的驻地仅仅找到几双织补过的短袜子，几双鞋跟都已磨破的皮靴，两套军服：一套是他每天都要穿的，另一套是用于节日检阅穿的。”
列宁不仅保持自身的廉洁作风，而且对那些以权谋私的官员表示出极大义愤。有一次，当他得知莫斯科波多利斯克县有个叫捷廖欣的人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强占了花边编制学校，扣押一名女教师，并运走部分财务这件事情后，立即致信给该县执行委员会，指示立即把学校腾出来，从那里拿走的东西，包括学校的和女教师的，都要归还。要让女教师们能安心工作，同时命令调查捷廖欣的非法行为，以便把他送交法院。
斯大林也是如此。例如，在斯摩棱斯克地区，一些党政干部贪污受贿、酗酒成风，违法乱纪、任人唯亲、压制批评，粗暴地破坏了党内民主。此事被揭露出来后，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了这一事件，决定把那些政治上、道德上腐化堕落的党员开除出党，并把那些触犯刑律的党员干部、行政人员交付法庭审判。[524]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乌克兰阿尔乔莫夫专区，那里的党政机关某些人也因出现政治上、生活上腐化堕落的行为，而受到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严肃处理。
斯大林据此指出，斯摩棱斯克和阿尔乔莫夫事件的发生“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在我们党组织的某些环节中会发生这种腐化堕落的可耻事件呢？这是因为有些人把党的垄断弄到了荒谬的地步，压制了下层的呼声，取消了党内民主，培植了官僚主义”。[525]所以斯大林提出，消灭官僚主义的祸害的途径是：要发挥自下而上的群众监督，同时发扬党内民主。
第二节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党风
一 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开始被篡改
苏共党的性质的蜕变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赫鲁晓夫借口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阶级斗争，提出了“全民党”等理论，动摇了苏共的阶级基础，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
如前所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阐明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千百万人民群众是党从事革命与建设事业的群众基础，是党赖以依靠的同盟军与建设者。党不仅要领导和带领无产阶级，而且要经由无产阶级团结和带领全体劳动人民去实现和发展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党要敢于并善于带领和引导群众前进。尽管在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铸成了血肉般的联系，但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始终只有一个，即工人阶级，决不能把党的阶级基础混同于一般的群众基础。
赫鲁晓夫的根本错误在于混淆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界限，把原本属于党的群众基础上升为党的阶级基础。他借口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在苏联社会除了还有极少数的犯罪分子之外，只存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全体人民，即由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因此，苏联共产党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了，而已经变成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利益的“全民党”了，苏共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
1961年10月18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中指出：“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了全体人民的党。”[526]苏共二十二大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的苏共纲领说：“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527]苏共的章程也规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形成并巩固了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社会主义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党，现在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528]
赫鲁晓夫的“全民党”是站不住脚的。从理论上讲，“全民党”是不会有的。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具有阶级性，都代表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全民”与“政党”这两个词是连不到一起的。如果有政党，就谈不上是全民的，因为政党只是某一个阶级的集中代表；如果是全民的，政党就应该消亡。所以“全民党”是反科学的虚假概念，是一个伪命题。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早提出“全民党”思想的是伯恩施坦。他在1879年与卡·赫希伯尔格和卡·奥·施拉姆一起（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写了一篇文章，主张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从“片面的工人党”改造成为“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批评“苏黎世三人团”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专门发了一封《通告信》。他们建议，不赞成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人“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不这样，那就是党“自己出卖自己”。[529]
但伯恩施坦等人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变本加厉，公开宣布党“已经成为人民的党，它的任务不是去完成社会革命和摧毁现代国家，而是用社会主义去‘渗透’现代国家”。但正如李卜克内西评论的：“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和整个的社会民主党了，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530]后来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接受了伯恩施坦的主张，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政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首次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修正。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泛滥，将马克思、恩格斯亲手创建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及伟大成果毁坏殆尽。随着第二国际的破产，“全民政党”理论也在实践中遭到全面的失败。
列宁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他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严厉批判任何形式的“超阶级政党”、“非阶级政党”。列宁指出：“觉悟工人将永远反对一切超阶级政党的思想，反对一切抹杀雇佣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阶级鸿沟的行为。”[531]“尝试建立一个‘超阶级’的政党，尝试使农民和工人结成一个政党，尝试把并不存在的所谓‘劳动知识分子’看做一个单独的阶级……除了使人悲观失望、丧失力量、认识模糊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532]
赫鲁晓夫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提出“全民党”，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有着一定程度的渊源关系。其实质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斗争学说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否认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对于执政的共产党人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之间复杂斗争的现象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阶级观点、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原理：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的表现，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首要的任务是用暴力取得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然后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被列宁认为是了解全部阶级社会历史与现象的一把钥匙和一条指导性的线索，是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被列宁视为判定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有没有过时？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不是科学的真理？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斯大林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在列宁时期，苏维埃俄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充满着复杂而尖锐的阶级斗争。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事业，既遭到外敌入侵干涉的威胁，又有反革命分子制造内乱的破坏。因此，1917年12月，列宁在他写的《被旧事物的破坏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实施’的；社会主义是在最激烈的、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533]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然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思想。1934年1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向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它是必须由全体劳动者共同努力，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展开阶级斗争、消灭阶级、消灭资本主义阶级残余等手段，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中争得和建成的”。[534]当时有种观点认为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无须努力就可自觉地实现，因而可以削弱阶级斗争，可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可以根本取消国家。斯大林认为这是个糊涂观点。他说，“这种糊涂观念和这些情绪同大家知道的右倾分子的观点一模一样”，“如果这种糊涂观点和这些非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掌握了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那么我们党就会涣散而被解除武装”。[535]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剥削阶级在苏联被消灭，斯大林宣布苏联进入社会主义时期。面对阶级构成发生了工人、农民以及知识分子成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友爱互助的政治联盟的变化，斯大林仍然坚持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指出，苏联国家的性质仍然是工人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专政。针对有种舆论指责苏联新宪法草案放弃了工人阶级专政，他明确指出，新宪法草案“保留了工人阶级专政制度，同样也毫无变动地保留了苏联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地位”。[536]他还接着说：“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缺点，那就只能对此感到遗憾。我们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是宪法草案的优点。”[537]
当然，斯大林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同时，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过分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在“大清洗”等政治运动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但也不能因此认为这是斯大林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结果，从而否定他的正确方面。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开始纠正斯大林时期的错误包括“大清洗”期间的错误，还试图找出发生这些错误的思想上、理论上的根源。当时集中批判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应该说这个观点有不正确的方面。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虽然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大量存在的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阶级斗争也并非在任何条件任何情况下都越来越尖锐。因此，不能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学说简单化、绝对化，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
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批判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而是借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否定苏联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他宣扬苏联国内消灭了敌对阶级因而也就没有了阶级斗争，从而否定了苏共执政的阶级基础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职能。
1957年11月6日，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说，现在苏联已成为精神上和政治上一致的社会，已经没有剥削阶级，因此，苏维埃国家早先的镇压剥削阶级及其国内残余的敌对活动，镇压被推翻的统治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秩序的活动的职能，在国内剥削阶级消灭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巩固以后，就逐渐消失了。[538]同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新闻工作者时又说，苏联国内现在没有阶级斗争和敌人活动的社会基础。
党的阶级基础在任何时候，包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党只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才能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与革命性，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与广泛支持，才能带领并团结广大群众实现共同的理想与目标。反之，共产党如果放弃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就会失去先进性，不但工人阶级不会起来捍卫这样的党，就连党所联系的群众也会跟着抛弃党。把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为涵盖农民在内的所有社会阶级，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使党的阶级基础更牢靠，但恰恰动摇了立党的根基。根基不牢，地动山摇。共产党要发挥它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这个政治作用，必须以党牢牢坚持它的阶级性为前提和基础。
其实，苏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存在着社会划分为阶级的条件，而且还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下。西方国家不断地向苏联输入西方的价值观，搞所谓的“和平演变”战略，企图联合苏联内部的反叛势力西化、分化苏联，瓦解苏共的群众基础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在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一直存在西化与反西化、分化与反分化的斗争，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目标，就是要结束苏联共产党在苏联的领导，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不是阶级斗争，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股力量之间的较量与斗争依然存在着，时而尖锐，时而掩蔽。认为苏联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是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的幻想。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能够摧毁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已经没有了”的时候，西方世界却不断加大对苏联的“和平演变”，与赫鲁晓夫盲目乐观与自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股丧失应有警惕的错误思想，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直接演变成西方国家与苏联境内的反动势力沆瀣一气，内外勾结搞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苏联剧变以铁的事实说明，阶级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的一把钥匙，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 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始断裂甚至被撕裂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还存在脱离实际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
斯大林逝世后，以马林科夫为首的新领导尝试对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发起新的冲击，试图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如针对个人崇拜现象， 1953年3月10日，马林科夫主持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首次使用“个人崇拜”这个词，指出当国家面临深化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时，“我们必须制止个人崇拜的政策”[539]；同时提出集体领导原则。在经济理论方面，针对长期以来片面强调“生产资料，即重工业优先增长原则”，造成农业、轻工业落后局面的情况，马林科夫公开表示要用“发展重工业一样的速度发展粮食和消费品工业”。[540]时间证明，这些举措是比较合乎当时苏联社会发展实际的，纠正了前段时期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
然而，由于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作祟，马林科夫这些举动很快就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离经叛道”。在1955年1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等人“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发展问题上就糊涂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他们企图引用这一规律来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好像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则可以而且必须比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541]似乎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多少加快一点轻工业发展的观点称之为“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见解”。[542]很快，马林科夫等人便因“反党集团”的罪名被撤职。
赫鲁晓夫不断引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言论，并且声称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发展重工业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甚至“在将来也仍然要坚决执行这条路线”。[543]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似乎被作为是马克思主义一条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赫鲁晓夫根本没有考虑当时苏联的实际情况。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达到荒谬可笑的程度。可是，在此之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都没有改变这条原理，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赫鲁晓夫理论脱离实际的表现莫过于他的20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理论了。
在赫鲁晓夫看来，既然苏联社会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人民已经融为统一的政治联盟，苏共是全体苏联人民的党，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已经消失，因此他比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544]的论断，教条式地提出既然“社会主义在苏联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那么在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1959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认为苏共的新纲领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它“规定了共产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阶段”，提出“在20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545]纲领还详细说明了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规划和时间表：最近十年间（1961 ～1970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在第二个十年（1971～1980年）结束时，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保证全体居民得到丰裕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而无产阶级专政则通过全民国家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这样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甚至还宣布：“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546]
赫鲁晓夫倡导苏联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这是严重脱离苏联社会实际、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表现。他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的发展水平，从而把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实践证明，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不过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假共产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而且完全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国情。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他的所谓“共产主义”，依然是虚无缥缈的“仙山琼阁”。
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导致脱离实际的理论空想，其必然结果是使苏联人民觉得自己受了骗，上了当，苏联人民脱离苏共的离心倾向加剧，苏共与人民之间的情感沟壑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了。对于这种影响的记忆仍延续至当今的俄罗斯。
2007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关注下出版的历史教师参考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写道，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苏联历届领导人当中，赫鲁晓夫大概是最出色的空想家。只要回想起这件事就够了：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中提出了“现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这句口号，这决定了纲领要求在20年内，也就是到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全社会由于不能实现的声明、没有根据的诺言、蛊惑人心的论断而感到精神疲倦。”[547]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正如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所说，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几乎完全左右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548]
由于不能始终贯彻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风，在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推进世界革命等重大问题上的僵化理论始终未能加以突破，这就阻碍了社会更大的进步。
党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等不良风气日益严重。原苏共中央党报《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曾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说苏共中央向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第三部分：赞扬党与人民“坚如磐石”的团结……而众所周知，实际情况远非这样形势一片大好。[549]
理论脱离实际和思想僵化使苏共领导人对日益发展的世界科技革命发展形势视而不见。在60～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进入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新时代，靠生产能力和工作人员纯数量的增长来达到发展目的的粗放方式已经让位于使物力、人力、能源等指标消耗最少的集约化方式。而苏共高层领导从指导思想上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仍然缺乏了解，重视不够。曾担任戈尔巴乔夫顾问的苏联科学院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格·阿尔巴托夫院士，就荒谬地认为苏联学术界高度评价电子计算机在管理方面的作用是“严重错误”。他在1975年5月《计划经济》上写道，“多年来对电子计算机在管理方面的评价过高，造成了‘电子热’，把管理的组织结构、决策方法、‘人的因素’……推到次要地位”。并认为，“对本国和世界经验进行分析的结果使我得出结论：自动化管理系统只是组织化管理机制的一个从属成分”。苏联当时已为发展自动化管理系统投资几十亿卢布，但却对自动化管理系统日渐轻视，因为它已被宣布为管理结构的“从属成分”。结果是巨额投资没有收到效益，美国很快实现了电脑化，而苏联却落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550]
在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理论界呈现出一片停滞现象。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对此揭露道：“当时一些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集中全力去论证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而完全忽略了20世纪最后30年的主要问题——科技革命的新时期。”[551]结果是国家没有能转向这个新时期，在新世纪这一门槛前停住了。世界发达国家在70年代完成了这一过渡，苏联则丧失这一机会。勃列日涅夫特别在其执政的后期，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已经没有精力进行理论上的开拓和创新。勃列日涅夫常引用列宁的话说，有许多人喜欢改革一切，结果遭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大灾祸，从而表达了他确实不想对既定秩序进行改革的保守一面。
这一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同党所承担的任务和群众的期望出现不相符合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力和破坏力。
在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不断膨胀的同时，党内的官僚主义风气进一步蔓延。这首先表现在官僚机构的臃肿。1954年初，全国有行政管理人员651.6万人，平均每7名职工就有1名行政管理人员。[552]赫鲁晓夫虽然一度大力削减机构，仅苏联46个主管部门就撤销了200个管理总局，缩减管理人员45万人，但到1963年，官僚机构不仅没有像所希望的那样减少，反而扩大了3倍。[553]
1965年后精简机构的任务仍未完成。到80年代初，总的机构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从而严重影响办事效率：部门职责不明、互相推诿、扯皮之风盛行。
官僚主义的盛行与干部的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好逸恶劳等恶劣的风气是有密切联系的。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而是为了捞取一官半职，攫取更多的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成为其最大追求。干部选拔中的任人唯亲现象和放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导致一些道德品质低下的人钻进国家机关。这些人利用自己的地位以权谋私，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苏联内务部干部局局长阿尼基耶夫承认，就连在内务部这样的机关，近几年就有几千工作人员因违法犯罪、受贿而被解职或判刑。[554]
与此同时，个人崇拜的恶劣作风也继续发展。列宁时期反对个人崇拜的优良党风逐渐消失。赫鲁晓夫一方面大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时却又搞对他的个人崇拜。全国到处可以读到有关“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和“伟大的和平战士”赫鲁晓夫的东西，“识字课本和其他许多中小学教材的第一页都是他的肖像……国家领袖的照片和画像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银幕上甚至出现了《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这样的影片”。[555]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搞乱了群众的思想，破坏了苏共的党风。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个人崇拜现象在苏共党内进一步蔓延，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次《真理报》因为在三篇社论中没有提到勃列日涅夫的名字，竟然受到苏共中央书记的指责。个人崇拜严重败坏党内民主空气，也必然影响到党的工作作风、党群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果。有意思的是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阿利耶夫、雅科夫列夫等人都曾对勃列日涅夫竭尽吹捧之能事。谢瓦尔德纳泽曾在苏共二十五大上讲话：“高度内行、思路开阔和讲求实效，富于人性和阶级不调和性，奉公守法和原则性，善于洞察人的心灵……所有这些品质以及许多其他一些品质，就是我们应当向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学习的。”后来，他又把勃列日涅夫肉麻地称之为“英明的领导人、伟大的列宁式的革命者”。[556]
在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执政年代，为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开始了“整顿”：安德罗波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劳动纪律松弛、社会风气败坏、党内官僚主义、弄虚作假、贪赃枉法、言行不一、歌功颂德等作风给予了强烈批评，要求“应当更坚决地反对任何违反党纪国纪和劳动纪律的现象”， [557]颁布了一系列整饬纪律、加强监督等法令和决议，并责成有关部门建立必要规章制度加以落实。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认为，安德罗波夫整顿纪律是出于对“社会主义需要进行深刻的和实质性的变化”的认识来改造政治体制。[558]
同时开始了被勃列日涅夫中断多年的干部队伍整顿，惩治不称职干部，处理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贪污受贿的大案要案。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和苏联政府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皆因违纪先被撤职，再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许多不称职的党的政治和经济工作者都被撤职。仅到1983年底，就撤换了近20%的州委第一书记、22%的部长会议成员，以及中央机关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559]但毕竟他执政只有一年的时间，不可能根本扭转日益衰退的党风。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仅理论脱离实际、僵化保守和个人崇拜的发展使党群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官僚主义、特权腐败等风气盛行。这些问题使得党群联系的纽带变得更加脆弱，党的威信不断降低。人们对讲坛上的东西已经不那么相信了。不少群众对苏联的政治机构、党政官员产生了政治上的不信任。苏联社会主义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和群众同心同德的良好风气丧失殆尽。
“夜间人”、“厨房文化”等现象的出现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群关系被严重扭曲的突出表现之一。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党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没能及时有效地解释并引导好党员和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苏联安全机关严密监控并惩治民众的所谓“越轨”言行等。但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政治上高压、思想上压制加上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过度集权，导致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意见找不到正常的反映渠道，党和政府的工作也就找不准民意的指向，因而抓不住民心。党心与民心自然就连不到一起。
青年的态度向来是社会情绪的风向标。1968年11月5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呈送苏共中央关于青年学生的情绪的报告，虽然有过激的成分，但也在较大程度上折射出苏联青年乃至社会大众对苏共的态度。这份报告在“大学生与党”部分中认为，“多数学生群众在许多方面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同苏共有“抵触的情绪”。
报告描绘了党在当时大学生中的诸多形象：“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东西的化身”，“真正有原则的共产党员很少遇到”，“学生之间谈话中毫不客气地把党证叫做‘红色的浮子’”，“赫赫有名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这几个词只能引起讥笑或者愤怒”，“共产党员既可能是个醉汉，又可能是个淫棍，也可能是个毫无原则的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
与此相反，青年人对美国有一种别样的好感和莫名的向往。报告在“大学生和西方”部分中指出：“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人民，因此他们那里没有共产党”，“他们的失业人员比我们的工程师的生活还好”。[560]
党群关系的脱离，导致党的先锋作用和战斗力的衰退，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渐淡漠。与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红的30年代”相比，苏联人民劳动与建设的热情消退。正如《真理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后果是，实际上削弱了刺激劳动群众积极生产的因素，使他们越来越对工厂的生产成果漠不关心。”[561]这种情况还表现在旷工、停工、怠工现象日益严重。1965年全国因这种情况而造成的损失约30亿卢布，1972年为40亿卢布。工人偷工减料还造成产品质量低劣。1961年，仅在商业部门积压的残次产品金额达到20.3亿卢布，1974年达到40亿卢布。[562]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斯大林缔造的苏共优良党风虽然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遭到严重破坏，但主要是如何完善党和政府的领导、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如何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等问题。那时苏共的性质、宗旨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广大苏联人民和苏共党员还是衷心拥护苏共的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苏共的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体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真正把苏共引向灾难、把苏联拖入深渊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
第三节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党风
一 全面背叛马列主义政党的性质
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共全面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如果说赫鲁晓夫没来得及彻底改造苏共就被党内反对派轰下台，那么戈尔巴乔夫不但完成了向“全民党”的转变，而且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组织原则、党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完全被改造成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完成这一过程的基本标志就是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这次大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以及苏联共产党的章程，标志着苏共在党的性质、地位与作用等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共完全蜕变为社会民主党。
戈尔巴乔夫为摧垮苏共采取了多种手法，其中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把利器就是，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瓦解了支撑苏共的思想理论基石。为达此目的，戈尔巴乔夫采用了循序渐进、逐步否定的策略。
苏共二十七大没有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但提到“国际舞台上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并把“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要培养苏联人“从鲜明的阶级立场出发来评价社会现象”。但是，随着“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即高于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等所谓国际政治“新思维”的提出，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非意识形态化就逐渐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阶级观点与原则立场，排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成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外交纲领。
在对待苏联国内的问题上，更是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面对苏联国内以颠覆苏共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苏共二十八大不仅不提苏联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完全删去了思想教育中“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任务，而且否定了在苏联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污蔑“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专制”，宣布要“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
戈尔巴乔夫还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继续否定苏联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把苏共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改造成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全民党”。苏共二十八大规定，苏共是“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的“政治组织”，是一个“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的“全民的政治组织”。[563]把苏共看做一个“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的自愿联盟”、“全民的政治组织”，不仅阉割了苏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本质，而且还抹杀了党的先进性，把苏共与一般群众组织混同起来。因为戈尔巴乔夫明白，只要抹杀共产党的阶级性，模糊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就可以畅通无阻地把苏共改造成社会民主党，进而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与奋斗目标。
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苏共二十八大明确指出：“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垄断，放弃取代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564]，亦即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在党的奋斗目标上，苏共二十八大指出，苏共要“献身于全人类的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苏共“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目标”。[565]
在组织原则方面，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主张所谓的“民主的一致”。他在苏共二十八大上的报告认为，“列宁的这一原则实际上被官僚集中制所取代”，它培养了“军营式的职位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强权。因此，他提出苏共要“坚决放弃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硬性集中的民主集中制”，要“坚持民主原则”。[566]
众所周知，列宁不仅重视思想上建党，而且也十分重视组织上建党，要求所有党员必须加入党的某个基层组织并接受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与监督。苏共二十八大党章却提出，凡是“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并履行党的章程，在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中工作并以物质手段支持党”，就“可以成为苏共党员”[567]。就是说，只要一个人向党的任何一个基层组织表示入党的意愿，而基层组织的党员对其入党的意愿又没有异议，党员的身份就确立了。这就把党变成一个“只要愿意，谁都可以参加”的普通政治组织。显然，这样的党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反动势力的进攻面前，不可能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捍卫自己的领导权，而只能步步后退，自觉自愿地交出政权。苏共瓦解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原则也遭到严重破坏。关于“少数服从多数”，苏共二十八大党章虽然在字面上保留下来，然而，戈尔巴乔夫更多的是强调“少数有权坚持自己观点，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上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 [568]即要求“摒弃多数的统治”。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说得更清楚：“少数人有权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执行和监察机关的会议上，在党的舆论工具中捍卫自己的立场，提出补充报告，在记录中载明自己的意见，要求在自己的组织或上级机关重新审议争论的问题。”[569]不仅如此，少数人完全有权坚持自己的立场，其中包括通过党的报刊和群众宣传媒介来寻求党内舆论的支持和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这样，“少数服从多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关于“个人服从组织”，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因此，“如果一些党员对某些问题持有不同于多数党员立场的观点，他们可以自由讨论和宣传自己的观点，甚至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公布这些观点”。[570]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进一步认为，应该允许党员根据某个纲领、利益、主张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理论研讨会、辩论中心、论坛、委员会，开展活动，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立场[571]。这实际上是允许党内派别组织合法存在。
关于“下级服从上级”，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典型的“等级的官僚机构”，必须加以废除。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各级党组织“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概括起来，这种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下级党组织的决议，“只要不违背党的纲领性目标，并且在党章授予的权限内通过，上级机构不得予以撤销”；上级党组织有关下级组织的决议，必须征得下级组织同意，方能通过。比如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涉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决议，加盟共和国中央如果不同意，有权拒不执行。[572]这意味着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基本丧失了领导职能。
关于“全党服从中央”，更是不能允许。因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极权的新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的超集中、反民主和严格等级制的表现，它使得每一个党员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感和党内自由感，排斥了创造原则和来自下面的积极性，把党员变成党的机关的附庸，造成官僚主义强权和党内生活的死板气氛。因此，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组织的民主、主动性和普通党员的权利。而且，既然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基本丧失了领导职能，也就谈不上全党服从中央。
戈尔巴乔夫不仅全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更为严重的是，他主张放弃苏共的执政地位。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既然意味着一个阶级对全体人民的专制，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一党执政就是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与独裁。因此，要实现政治民主化，苏共必须主动结束一党专政，推行多党制与议会民主，在多党竞选中谋求自己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也就是说，要把苏共变成组织议会和总统选举的议会党。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认为，“苏共将在民主进程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政策并为保持其执政地位而斗争，在选举中赢得选票以取得人民的委托，组建中央、共和国和地方的领导机构”；“党不攫取国家政权的全权”，“它不追求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规定自己的特殊地位。鉴于这一点，党认为必须通过立法动议程序，把涉及国家根本法第六条的有关建议提交苏联人民代表大会”。[573]在二月全会提议下，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补充法》，取消了1977年苏联宪法中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认为“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苏共在法律上丧失了执政地位。
苏共二十八大鉴于苏共已经决定放弃执政的事实，直接取消了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或领导“核心”等提法，认为“几十年来，苏共只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苏共“准备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公开竞赛与合作”，“任何一个共产党都不能凌驾于其他党之上，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党”。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党支持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决定不再取代国家机关，不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党“在选举范围内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苏共“起着议会党作用”。[574]
苏共二十八大还对苏共如何转为议会党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与规定。大会通过的纲领性声明指出，党“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建设性立场，在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中捍卫政治领导权”。大会通过的党章指出，“苏共通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自由选举和苏联公民表达意志的其他形式，争取在社会中的政治领导地位”，党的任务只是“组织制定和公布自己的竞选纲领，推荐共产党员为人民代表候选人，帮助他们组织竞选活动”。[575]
二十八大通过的行动纲领则明确宣布：“考虑到按居民区开展的竞选活动的意义越来越大”，因此党的政治职能应该表现为“争取在各级权力机关选举中获胜，并在取胜的情况下建立相应的执行机关，进行议会活动，完成自己的竞选纲领”。[576]
在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方面，苏共不再是领导，而只是一个平等的“合作者”。苏共二十八大提出“党同工会之间的关系已在改变。它们曾顺从地执行党的行政首长们的指示，在许多企业里成为行政的某种附属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同工会、同其他工人组织的关系将建立在伙伴和同志的基础上，党委会丝毫也不应当干涉工会的内部事务”。也就是说，工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在与青年组织的关系方面，苏共的纲领认为共青团不再是党的助手，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政治组织”，“党组织和共青团应当学会建立自身的政治盟友关系”。[577]这就是说，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其他群众团体已不再受党的领导，它们与党只是一种伙伴关系。换言之，赞成党的主张，就与党合作；不赞成党的主张，也可以脱离甚至反对党。
总之，戈尔巴乔夫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建党思想，从党的性质、目标、纲领、组织形式上，逐步把苏共改造成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这时苏共的名称虽然没有变，但苏共的性质、根本宗旨，以及其他重要的党建原则，已经根本改变。党面临瓦解也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
二 欺骗、分裂和背叛人民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逐渐脱离、背离集体领导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话，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不仅此问题日益加重，而且从根本上搞垮苏共进而为少数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就成了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首的反叛势力从事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主要目的。为此，他们耍起了骗子手、阴谋家惯用的手法，欺骗和分化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步一步地把苏共引向分裂，引向死胡同；而当一切都木已成舟时，他们就毫不留情地抛弃这个党。因此，苏共党内欺骗、分裂和背叛之风盛行，党的肌体由内而外散发出腐朽衰亡的气息。
实事求是、表里如一、光明磊落是共产党人笃守的一贯品格，是党取信于民的外在形象。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为达到个人目的，他们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欺骗舆论、愚弄民众。
戈尔巴乔夫深知，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那套主张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目标和其他重要的党建原则格格不入、水火不容。为取得党内外对他的信任，他采取了两面派的欺骗手法。他一开始承诺改革“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说改革是为了“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是为了“大力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 [578]目的是挖掘和发挥年轻的社会制度的潜力。后来，他提出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到了1988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时，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的戈尔巴乔夫一改先前的承诺，公开把改革全面转向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使得改革的性质与方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为什么在改革进行了三年多之后才吐露真言，亮出自己的底牌？戈尔巴乔夫后来道出了缘由。他说之前“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因为假使我们在1985年4月也像在代表大会上（指1986年2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引者注），然后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六月全会上，1988年的二月全会，乃至这次党的代表会议（指苏共中央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引者注）上那样去提出问题，那么会有人支持我们吗？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很容易地被撵出领导层了事”。[579]
为了确立并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可谓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在苏共领导人中以“能言善辩”著称。他喜欢用模棱两可的词语发表看法，善于在诡辩、折中、标新立异中提出似是而非的论断，达到鱼目混珠、混淆视听的效果，以便趁人们思想混乱时浑水摸鱼，把自己的那套主张凌驾于党，强加于苏联社会。而一旦目的达不到，他便会原形毕露，左右话语权，无中生有甚至颠倒黑白。他打压党内外对他的改革有意见的人，就是采用这种手法。
他宣扬“民主化”、“公开性”，主张不给历史留下任何的“空白点”，表面上似乎为着要改善苏联的政治气氛，增加社会的透明度。其实，他的真正意图是要鼓励国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否定苏联的历史，否定苏共的历史，攻击社会主义，煽动民族冲突和反共反苏的社会情绪。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他在苏联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扫清历史障碍。
他口头上主张“改革革命论”，提出“改革是一个革命的过程”，“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飞跃，是实现其本质特性的飞跃”[580]，要对苏联和苏共进行根本的改造，从而给人以要彻底改变苏联现状的有魄力的领袖形象。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革命论”却有不为外人道的另一面。他只讲改革的革命性意义，而不讲改革的原则性。他提出对整个社会大厦进行“革命性改造”，其实质是要毁掉党和国家的根基，根本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还提出“多元论”，表面上看是为了推动苏联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给国家与人民带来生机与活力。然而“多元化”方针的真正动机是为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苏共的执政地位，否定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进而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为苏联推行全盘私有化扫清制度障碍。
“多元论”把指导思想一元论与各种观点、意见多样性并存，把共产党执政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并行不悖，把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多种经济成分相互补充混为一谈，因而极具迷惑性，成为戈尔巴乔夫瓦解苏共、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器。
总之，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五花八门的新概念，表面上打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因而在改革初期令包括苏共党内一些高层人物在内的许多苏联人，一下子不能看清，使他的计谋屡屡得手，牵着苏共乃至苏联的鼻子顺着他指引的方向往前走。而当人们醒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已难以挽回。在经过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长期摧残之后，苏共党员与苏联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总体不高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戈尔巴乔夫的两面派欺骗手法还是起了重要作用。
戈尔巴乔夫不仅在理论上玩弄辞藻，以偏赅全，偷梁换柱，暗度陈仓，而且在工作作风上也是言行不一，见风使舵，工于心计。博尔金曾这样回忆道：戈尔巴乔夫观点多变，善于兜圈子，“经常是向前走两步，向旁边走三步，又向后退一步”，“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说要为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斗，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而面对市场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才能取得成功”。“他善耍手腕，这种本事多年来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581]他忽而高度评价苏联历史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忽而又攻击苏联70年的政治体制是“集权官僚体制”，要用“自由的、民主的”体制取而代之。戈尔巴乔夫的两面派作风常常搞得下属无所适从，“总书记观点的‘多元化’使人们不知所措，对未来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使两派人士都怀疑他的诚意”。[582]
对于戈尔巴乔夫典型的两面派作风，雷日科夫明确说：“许多人，甚至对戈尔巴乔夫有一定了解的人，往往很难捉摸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瞬息万变。”[583]在担任苏联总统前，他曾多次宣称：“党就是我的一切，我可以放弃苏联总统的职位，因为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但当上总统后，他的行为却与他的宣称完全相反。苏联解体后，他在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
戈尔巴乔夫在党内表面上搞“民主”实际上是搞一言堂，容不得不同的意见与呼声。他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一些人的观点不协调，也不互相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很多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即便在开会的时候，他“不善于、不喜欢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只喜欢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584]
戈尔巴乔夫曾经保证不重犯勃列日涅夫等人的错误，即一人担任党和国家两个领导职务。1985年7月2日，他提出党的总书记应集中精力抓党的工作，而不应在国家领导中占据位子，所以他允诺将不担任国家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提议由葛罗米科担任此职。可是， 1988年6月，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又是他提出应由苏共总书记兼任国家首脑，提出“必须推荐党委第一书记担任相应的苏维埃主席”。[585]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党委书记能否兼任苏维埃主席，而且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有时甚至是必要的。问题在于这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出尔反尔的作风和无限的权欲。
戈尔巴乔夫在口头上大讲“民主”，实际上干部选拔全由他一人说了算。在此之前，赫鲁晓夫时期的“乌克兰帮”，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第聂泊帮”，都带有苏联时期“拉帮结派”的特点。戈尔巴乔夫常以对其“忠诚”的程度来衡量和使用干部。谁如果是契尔年科的“老臣”，是曾经反对过他的，这个人就很难再得到重用。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多尔基赫曾是苏共总书记的候选人之一，戈尔巴乔夫为了限制其影响，便发动一场反对他的秘密战争。罗曼诺夫、格里申等人也是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总书记职务失败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至于利加乔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或者是什么别的人，如果一段时间在报刊和电台上多露了脸，戈尔巴乔夫便会心生妒意。据长期为戈尔巴乔夫服务的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博尔金回忆，“当他知道某人受到的赞扬超过他时，他就会失去自制。我根据经验知道，这些人很快就会完蛋，总书记—总统将会使他们从政治舞台上消失”。[586]众所周知，谢瓦尔德纳泽、阿利耶夫、雅科夫列夫等人都是因为忠于戈尔巴乔夫才得到重用的。“拉帮结派”的必然结果是形成一种“领袖”及其小圈子拥有全权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使少数上层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最为严重的是，在“8·19”事件后，他竟然可以不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或者至少是中央委员会，自己个人就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委员会，这真是亘古未有的专断行为！这是对他大叫大擂提倡的“民主化”、“公开性”原则的绝妙讽刺，与苏共早期的优良党风更是鲜明的对照。
党内民主遭到破坏，不仅产生个人专断、一言堂等严重问题，而且也使民主选举流于形式。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必须从组织上保证党的代表以及人民代表是经广大党员及人民选出并能很好履行代表人民利益的职责。而要做到这一点，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确保工作在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在代表总额中占较大比例。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共十分注重这个问题，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特别是在其执政后期，党的代表、人民代表成为一些官僚自己或由他们指派的人掌握的特权。
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时，5000名代表中尚有1705名工人代表，而到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时，出席大会的4683名代表中，工人代表只有543名，不及上届大会工人代表总数的1/3，仅占代表总数的11.6%。农民代表也只有225名。而大约60%的代表是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期间选出的所谓全苏人民代表或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选出的人民代表。[587]
戈尔巴乔夫后来描述了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前夕党内代表组成情况与问题，他说：“……代表中工人的数量少得可怜，名额都被各级党组织的书记占了。代表会议，当然还有代表大会变成了党的干部大会，主要是区、市两级党的干部大会。这也就是选举的结果。选举过程中，党的机关干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简直就是自我选举当选为代表。”即便有幸当选的“工人代表不管在俄罗斯代表会议上，还是在苏共代表大会上都‘给折腾得够戗’”。[588]与此相反，“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曾因恶性犯罪、杀人坐牢的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竞选纲领旨在反苏、反共的空谈家和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589]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冒出来的许多所谓“精英”人士牢牢占据了这些代表的席位。他们口头上代表人民，实际上却干着损害人民利益的勾当。俄罗斯科学院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奥希波夫指出，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出现的民主纲领派“其代表人波波夫就讲：‘我们不考虑人民，我们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紧缺的状态’”。[590]
在苏共的领导层里还有一批经戈尔巴乔夫相中并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的人，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可说是一丘之貉，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人物。
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雅科夫列夫在1972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时，曾在《文学报》发表《驳反历史主义》的长文。他引经据典，对文艺界出现的所谓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直到1989年他还说“我至今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私下里，同一个他却说：“已经到这样的时候了，即必须说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空想的和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591]他甚至公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声称“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 [592]所以公开宣布与马克思主义决裂。
戈尔巴乔夫的另一个得力助手谢瓦尔德纳泽也曾明白无误地说过其政治思想上出尔反尔的转变过程。1991年他在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道，“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就是这样一些政治信仰不坚定的两面派人物，却长期主管苏共意识形态的领导工作，可见苏共的思想作风必然要发生蜕变。
至于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对他实质上也是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不可否认，戈尔巴乔夫与他有重大的矛盾。1987年11月叶利钦被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要职，戈尔巴乔夫是点了头的（虽然不是他的本意）。在苏联剧变后，戈尔巴乔夫更是指责叶利钦背信弃义，后悔当初没有将他流放到国外当大使。但是从思想意识上看，他们是有共同点的，甚至可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他们的世界观是一致的，根本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彻底瓦解苏共的目标也是相同的。因此，他们也就有了或明或暗的合作与配合。“8 ·19”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更是与叶利钦联手，给世人上演了一幕瓦解苏共、肢解苏联的“双簧剧”。
叶利钦在他的《总统笔记》中坦率地说出了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就像他的几位前任所做的那样。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恕我，怜悯我”。“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593]
除了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高层人物外，还有许多在民主化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所谓“精英”人物。在政治领域如萨哈罗夫、波波夫等，在经济领域如盖达尔、亚夫林斯基等，此外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有些头面人物。这些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有的在历史上就以反共反社会主义著称，如萨哈罗夫。也有的是来自知识界成名不久的新锐，如亚夫林斯基，他原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博士，因执笔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而一举成名。1990年7月，叶利钦任命时年38岁的他为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因不切实际的“500天计划”遭遇激烈的反对，亚夫林斯基愤然辞去副总理职务。
这些“精英”人物与戈尔巴乔夫等领袖人物在世界观、历史观等方面是相同的。他们都主张资本主义民主，主张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经济，否定乃至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共反社会主义成为他们走到一起的思想基础与共同目标，也使得他们成为配合西方西化、分化苏联的帮凶。
戈尔巴乔夫不仅大耍两面派的欺骗伎俩，而且完全抛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
对党内和社会上对他的改革提出的异议，他不论对错，轻则扣上教条主义者、“保守派”、“传统派”和“党内原教旨主义者”的帽子，重则搞政治迫害，停职罢官。他上任之初曾给予利加乔夫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精力充沛、坚毅果敢、很有原则性”，并让利加乔夫主管意识形态的工作，成为仅次于戈尔巴乔夫的党内二号领导人。而当利加乔夫对他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言论和破坏苏共的党建原则的行为提出疑问甚至不满时，戈尔巴乔夫便一改常态，攻击利加乔夫是“死抱旧观念旧框框不放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甚至是“改革的隐蔽的敌人”。在戈尔巴乔夫的策划下，利加乔夫在“尼娜·安德烈耶娃事件”发生后很快被停止主管中央意识形态的工作，由完全倒向戈一边的雅科夫列夫继任。从此利加乔夫便失去了在苏共党内原有的地位和权力。
在戈尔巴乔夫等人打压下，像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出于对党与人民事业的忠诚而敢于诤言谏言者，几乎被完全剥夺了作为党员、干部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更谈不上对党的领导人与领导机构的批评监督权，苏共党内的民主生活极不正常。当苏共中央内部在讨论是撤销宪法第六条还是同意只作修改时，戈尔巴乔夫坚决反对利加乔夫等人只同意作修饰性修改、不赞成根本动摇苏共地位的意见，认为这些不同看法“都不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治标之方。对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594]在他看来，只有彻底废除宪法第六条这只拦路虎，才是治本之策。最后，尽管利加乔夫坚持维护苏共的先锋队作用，克留奇科夫坚持反对把党变成议会党，苏联宪法第六条还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见被删除了。
当党内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时候，这个政党就会渐渐失去它的凝聚力、战斗力，走向分化与分裂已不可避免。1991年发生的“8·19”事件，实际上是苏共党内外因缺乏民主而积聚的各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它也宣告了苏共历史上最严重也最具毁灭性的一次大分裂。当苏共已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政党，沦为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工具的时候，当其领导人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的时候，出现分裂并走向完结则是历史的必然。
戈尔巴乔夫在宣布解散苏共的前夕对苏共中央内部的状况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他说苏共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解体，“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罗·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指他宣布解散苏共的事。——引者注）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595]戈尔巴乔夫把造成苏共分裂与最终瓦解的责任归咎于别人，而真正的祸首却是他自己以及追随他的同伙。而据曾担任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的格拉乔夫透露，早在1985年雅科夫列夫就建议戈尔巴乔夫把苏共分成两个党，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反对，他只是觉得早了点，认为只有时机成熟才能办到。[596]因此，苏共内部出现分裂，这是戈尔巴乔夫希望见到的，也是经他努力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还是一位爱慕虚荣、喜欢出风头的领导人。他具有很好的口才，但崇尚空谈、文过饰非。人们常常讥笑他的领导风格是“以说话开始，以说话结束”，致使改革初期的大量决议被束之高阁。而他夸夸其谈，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使党的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很多矛盾得不到克服，很多任务不能完成。
他不仅关心国内民众和舆论对他的评价，更沉醉于西方舆论对其“开明君主”形象的反映。曾担任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博尔金在其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亟待处理的大量文件他却还没有看”。[597]
西方世界正是抓住戈尔巴乔夫沽名钓誉的弱点，投其所好，利用他实现了西化、分化苏联的战略。1991年11月18日，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她卸任一年多到美国休斯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在谈到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瓦解过程中的作用时，她提到西方世界看好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人“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而一旦戈尔巴乔夫掌权，“借助他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598]实践证明，西方的这一如意算盘并没有落空。戈尔巴乔夫正是按照西方设计的路线图一步步滑进为他准备的陷阱而他却浑然不觉。
戈尔巴乔夫及其集团对苏共优良党风的严重败坏，切断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不仅毁坏了党的凝聚力，而且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瓦解，党群关系恶化到顶点，从而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党的信任。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沉痛地反思说，那时党内、社会上普遍养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风气，这是造成苏共党内离心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曾经是苏共普通党员的莫斯科一家电视台采编部主任这样说，我曾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争夺权力、争夺总统，根本不去考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早就成为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阶层，这样的党的领导人和恶劣的党风，怎么可能再让我们跟着他们走。
苏共出现了退党风潮。1987年，苏共的退党人数为16634人， 1988年为21217人，1990年猛增至1809424人，1991年仅第一季度，退党人数就达到587000人。[599]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在短短的两年内，全国有290多万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
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00多名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下16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人不交党费。[600]布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1年只有4人。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1/5的车间党组织、1/2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601]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制铝厂是全国闻名的大厂，但自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后，大批党员开始退党，有900人交出了党证。
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时有1800多万党员，而截止到1991年7月1日，苏共党员只有1500万人。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
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共产党由于失去群众的支持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职务也同样地落到反对派手中。苏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当苏共这艘巨轮在风雨中飘摇的时候，使之驶向错误航向并给以重创的参与者们却纷纷选择了逃离。1990年7月，叶利钦、波波夫、索布恰克等人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退出苏共。1991年7月2日，谢瓦尔德纳泽宣布退党。8月6日，雅科夫列夫也接着宣布退党。而身为船长的戈尔巴乔夫此时已是苏联总统。出乎常人想象的是，他竟视总书记职务为“一大累赘”。他身为总书记不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定期汇报工作。面对政治局里有人对他的指责，他却大为恼火，不耐烦地辩称“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一致”。[602]而当有人提到他同时身任苏共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二职不合适时，他便开始筹划弃离苏共了。“8·19”事件加速了他的逃离。8月24日，他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此后不久苏联共产党自行解散。苏共这艘巨轮就这样悄然沉没了。
三 党沦为由少数人控制并为其谋取私利的工具
当苏联共产党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时，它所要服务的对象、它所秉承的宗旨也必然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戈尔巴乔夫等一伙人的蓄意破坏下，苏共由代表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党，逐渐蜕变成由少数人和小集团控制并为他们谋利益的工具。而当苏共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的时候，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无情地抛弃它，终结它的生命。
综观苏联剧变的全过程，有三股主要势力成为苏共葬礼上的得益者。首先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所谓改革派。这股力量在1991年“8·19”事件之前一直领导着苏联的改革，而在“8 ·19”事件之后便与叶利钦等西化、分化苏联的力量同流合污，共同摧垮了苏共，瓦解了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不仅终结了苏共在苏联的领导地位，把苏共改造为社会民主党，而且还摧毁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把苏联全面引向资本主义。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已经基本完成了任务，实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民主目标，因此，他对改革的结果感到安心和满意。1991年12月25日，在宣布辞去苏联总统亦即宣告苏联终结的《告苏联公民书》中，戈尔巴乔夫说他“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确信不疑”。[603]他在苏联解体后评价他的改革“开启了我国的民主改革的端绪，这就是我最大的成功”，“向渐进民主改革的目标前进……我们终获成功。在这一点上，我深以为幸！”[604]而对于苏共的瓦解，这位总书记竟没有丝毫的愧疚与自责。他一方面竭力把责任推给“8 ·19”事件的制造者；另一方面还认为，“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605]
以叶利钦为首的所谓激进民主派是苏共垮台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成为现实，而且他们在分裂苏联后还攫取了新独立国家的领导权，成为前苏联废墟上的政治新贵。据俄罗斯科学院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俄罗斯新社会精英来自前苏共的官僚，最高领导层占75%，政党首领占57.2%，议会领导占60.2%，政府部门占74.3%，地方领导占82.3%。[606]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受益者还有西方大国。自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一直把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作为对外战略的重要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苏联制定了各种形式的西化、分化战略，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得以成功。苏联解体后，美国利用难得的机遇加紧营造以它为首的单极世界，积极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为发展美国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西方联手西化、分化苏联的时候，广大苏联人民的利益、愿望与诉求被完全抛在一边，置于脑后，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了苏联亡党亡国的最大牺牲品。
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广大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长期以来，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得到了苏联人民的衷心拥护，他们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疯狂歪曲和丑化苏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苏联人民长期艰苦奋斗甚至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来之不易的革命与建设成果被贬损得一无是处，苏联人民长期信赖并以之为依靠并领导苏联取得辉煌业绩的苏联共产党被描绘成邪恶的甚至犯了罪的组织，列宁、斯大林等党和国家的领袖被描绘成“恶魔”甚至“无赖”。与此同时，西方社会被他们吹捧得天花乱坠，资本主义成了人间天堂。仿佛苏联只要改旗易帜瞬间就能踏上富裕文明的康庄大道。叶利钦明确表态：只要从苏联分离出去，搞资本主义，“俄罗斯便能在3～4年内进入世界上最繁荣富强的国家之列”。[607]
苏联是苏联境内各族人民自愿结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尽管联盟内的有些民族之间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体是和睦的；广大苏联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衷心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主张维护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即便在苏联社会急剧动荡、人民生活遭遇严重困难的苏联剧变期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仍然希望维护国家的完整与统一。然而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成长、壮大的民族分裂势力与极端分子与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全然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强行解散了苏联。
公有制经济既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也是全体苏联人民长期奋斗的共同财富。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私有化改革不仅瓦解了社会主义政权的经济基础，葬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成果，而且还成为少数人发家致富的工具。
经济私有化与自由市场经济给苏联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据苏联官方的统计，1989 ～1991年，苏联经济增长率为—9.6%，按西方的统计，同期有7.7%的下降率，其中1991年达到—13%。[608]
随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苏联出现了货币危机、粮食短缺，物价飞涨，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品得不到保障。全苏市场行情需求科学调查研究所的调查询问数据表明，1989年末，989种大众消费品之中，在某种程度上敞开出售而又未严重断货的仅占11%，商店中已看不见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洗涤剂、大部分日用化学品、许多种家具、电熨斗、刮脸刀片、化妆品，1987年还不间断有售的诸如洗涤剂、学生练习本、铅笔、漆布之类的用品，也都成了脱销商品。[609]
商店里商品奇缺，货物刚一上架就被哄抢一空，排长队购买食物司空见惯。一名苏联小学生在1991年2月14日发出的信中说：“上星期我站了一次可怕的队买肉。您知道我站了多长时间吗？我都害怕告诉您，可我在那儿站了足足五个半钟头。以前我们这里也老排队（这您是知道的），可那些队伍都不像这么长，我们也不是买什么都排队。但是现在我们买所有的东西都要排队，从买肉、买鞋开始，直到买火柴和盐。我们排队买大米、买白面、买油……这是一个开列不完的名单……以前我从来不哭——我的性格坚强，但现在我常常都哭。我们已经变得像动物了。要是您看见我们这些粗野疯狂饥饿难忍的人站在可怕的野蛮的队伍里，您准会休克。每个国家都在援助我们。我们已经公开乞求救助并且心甘情愿接受救助。我们已经忘记了一个美好的字眼——自尊心。我为我们的国家感到羞耻。”[610]
戈尔巴乔夫助理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描绘了1991年3月31日他外出买面包遇见的景象，他“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乘车跑遍了整个莫斯科，从巴里纳小树林开始：面包店要么大门紧锁，要么糟糕得绝对空空如也。这样的情景，也许莫斯科的整个历史上都前所未见——哪怕是在最饥饿的年代”。[611]
随着企业困难加剧，失业人员不断增加，1990年达到2200万人。不少地方的工人和企业职工出于对现状的不满，纷纷走上街头罢工示威。1989年7月，苏联库兹巴斯、顿巴斯和卡拉干达等产煤区50多万人从10日开始分别举行大规模罢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要求稳定物价、改善市场供应、给煤矿以经济自主权、提高超产煤的价格、增加夜班补贴和养老金、延长休假期等，还建立了罢工委员会。罢工持续了两个星期左右。1990年7月，各大采煤区又联合举行集会和罢工。1989年2～11月，全国有1500家企业140万人罢过工，损失70亿～80亿卢布。
非法集会与犯罪猖獗，社会急剧动荡不定。1988年非正式组织群众集会月均194次，1989年每月达400次。1988年揭出犯罪组织1000个，1989年达1600个，恶性案件增长超过了75%。
民族矛盾日趋尖锐，民族纷争与冲突四起。自1986年12月哈萨克共和国爆发阿拉木图民族骚乱事件开始，苏联境内的民族冲突及动乱就出现了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除波罗的海三国要求独立的运动之外，先后发生了克里米亚鞑靼人为重返家园、恢复自治共和国而展开的斗争，阿塞拜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归属问题之争，摩尔多瓦复杂的民族矛盾，格鲁吉亚的民族动乱等。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在全苏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就达2600多次，参加者达1600多万人。
与广大苏联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戈尔巴乔夫却想着为个人及家庭谋取好处，第一家庭过着奢华与气派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刚刚接任总书记，他就指示下属在海边新建豪华别墅等度假场所，而位于列宁山的戈尔巴乔夫六居室官邸更是惹人注目，行人老远就能望见，成为莫斯科旅游一景。
据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从1991年1月起，就不断有人讨论国家面临的困难。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中。有人警告国家经济正在滑坡，联盟本身也很可能崩溃。然而，“总统却在想别的事；他发狂似的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目前非常低的支持率，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帮助他妻子出版自传。已经有人保证为这本书立即付给赖莎一大笔现金，他们其他著作的出版工作也在进行中。赖莎的书将在苏联出版发行，她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哪家出版社对她的处女作来说最适宜”。虽然“总统一家也将会面临困难时期，但他们在银行里存有硬通货。戈尔巴乔夫著作的稿酬加上联盟版权局付他的版权费，早已给他的户头输进了100多万美元。他曾接受过许多用贵重金属制成的礼物，各种硬通货的奖励，此外，他还有其他财产。我提高了警惕，很想知道总统是否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能腾出时间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和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窘境”。[612]
更有甚者，当权者乘私有化改革之际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大肆鲸吞公有资产，使得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转瞬间化为少数人口袋里的财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界精英60%以上来自前苏共的官僚。在1992～1993年的100家俄罗斯最大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中，原先的党政精英、企业家、银行家及其家族占了62%。[613]
曾担任过俄罗斯总理的维·斯·切尔诺梅尔金，在20世纪80年代当过苏联天然气工业部部长，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等深刻地剖析了这一奇特的现象。他们说：“一个天主教徒会突然之间变成无神论者吗？”“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 ～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唯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614]
改革催生的新资产阶级成为摧垮苏共、瓦解苏联的阶级基础。利加乔夫后来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他不无感慨地指出，我们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是不存在的，基本上是主观原因。首先是上层领导人的变质。他们主要为个人发家致富，想无限制地统治人民，他们后来都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他们就是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人。这些财富是靠掠夺人民财富而带来的。他们强烈渴望要求拥有私人财富，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不允许。[615]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在苏联解体后不久也指出，在俄国社会形成了“一种疯狂掠夺人民财产并运往西方的大资产阶级”，这个买办阶级“掌握了基本工业部门，垄断了自然资源、银行、报纸、电视、电台等等，并执掌国家政权，他们是使俄国丧失强国地位和人民贫困的主要祸害”。[616]
造成以上种种后果的祸首，就是苏共的蜕化变质，失去了人民对它的支持。戈尔巴乔夫全面破坏了苏共，使苏联人民失去了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主心骨，使国家失去了稳固的政权基础，也使戈尔巴乔夫式的苏共失去了民心。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有关机构做过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人认为苏共主要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当苏联共产党不再是苏联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再是苏联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时候，当时尚有的40多万个苏共基层支部、1000多万名苏共党员不出来捍卫党和国家，冷漠看待逐渐走向死亡的苏共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反思时也不得不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不，这岂止是“错误”，这是对人民的背叛。戈尔巴乔夫最终彻底背叛了人民群众。他以人民的名义，打着人道和民主的旗号，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正因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彻底背叛了人民，人民对这个已经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党在其生死存亡的关头才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共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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