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执政70余年，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既创造了许多经验，也犯有不少错误。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的基本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由教条主义演变为意识形态多元化、自由化、“西化”，背离乃至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造成党内外丧失信仰、思想分裂、陷于混乱，最终导致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研究和总结苏共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认清导致苏共败亡的思想和精神因素，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组织领导和舆论导向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62]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因此，共产党必须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积极引导全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问题和舆论导向问题，是意识形态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两大问题。
一 组织领导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问题。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从党内扩展到党外，从无产阶级扩展到其他劳动阶级，为全体人民所掌握。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想让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显然是一项艰巨而长期的任务。列宁十分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党性和阶级性，他认为，“……要凌驾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极端’之上”[363]的企图是站不住脚的。在列宁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思想、理论、文学艺术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开展全面的斗争，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保证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坚决摈弃了国家不能干涉文化的错误论点，全面建立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同时也加大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十分重视理论武装和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苏共积极利用掌握国家政权的有利条件，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先后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研究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等专门机构，出版发行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杂志和书籍，开展了社会主义宣传教育运动。这一时期的工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随着政治思想工作的推进，斯大林逐步确立起自己在党内外不可置疑的理论权威地位。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也形成一种旗帜鲜明、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当今的俄罗斯学者评论道，当时的苏联社会，“在思想理论方面，在社会意识领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铁板一块’。人们相信社会公正，相信自己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当时看来，不用说消灭这样一个社会，甚至连撼动它也绝无可能”。[364]
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国内外政治军事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也出现了思想斗争“扩大化、政治化、形式化”的情况。在这一时期，苏共在组织领导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急功近利和斗争扩大化倾向日益显现。[365]到1952年召开的苏共十九大，已经不再提党内斗争。当时的论据是，党的基本队伍已经大幅度更新。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虽然当时党的组织队伍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多数干部缺乏政治思想方面的磨炼。随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去世，苏共中央领导层多数来自经济和组织部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十分有限，理论素养确实不高。[366]20世纪60年代前后，苏共意识形态组织领导水平下降的情况愈发明显。[367]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党内一度形成由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传统。苏共经常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全党的事业，虽然经济问题、组织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十分重要，但意识形态工作应当放在首位。[368]然而，思想宣传战线长时间内的实际情况却是：领导干部言行不一；抽象的理论回避着活生生的现实问题；空洞无味的宣传使得广大群众感到厌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受到严重限制；暗含着恐吓或强迫的官方意识形态排挤了部分真正善良和善于思考的知识分子；思想教育工作中行政命令式的简单化处理，表面上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众口一词，高度统一，实际上却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在近四十年的时间里，苏共上层领导丢掉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传统，思想停滞不前，工作安于现状，不善于独立思考和战略谋划，经常满足于顾问班子、专家和助手们写的万金油式的套话和千篇一律的官话。[369]1983年，尼克松去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考察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370]
苏共后期在组织和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机制和方式方法上出现了不少失误，但关键性的错误还是出在领导层面：苏共最高领导人严重缺乏理论修养，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他们先是失去理论思考和创新能力，后来又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拱手交给了苏共叛逆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从而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向和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曾诬蔑“共产主义”是“激进的”、“革命的专制思想，绝对的完全平均主义”。他攻击列宁主义是“在马克思的晚年已经死去的思想”，被引入俄罗斯是一个错误。他疯狂反对斯大林建设苏联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说“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他发起的“改革运动的精神本质，就是彻底地颠覆斯大林主义”。[371]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我们肯定舆论多元化，摈弃精神垄断的做法。”[372]他还说，必须废除过去的“意识形态专制主义”、“精神垄断”，使马克思主义以外各种思想和意见自由存在和传播。
为贯彻自己的意图，戈尔巴乔夫提拔重用具有明显背叛倾向的雅科夫列夫，让他取代利加乔夫来主管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据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回忆：“早在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就曾提议雅科夫列夫为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的候选人，过了几个月后雅科夫列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并开始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我原作为政治局委员负责监管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很快确定了一种内部分工：我负责文化、科学和国民教育问题，而雅科夫列夫主抓大众传媒工作。这种责任划分的主要特别之处在于：让雅科夫列夫名正言顺地领导了撤换各报刊主编的行动。记得，当时在谈革新编辑干部的必要性问题时，我曾经开玩笑地提起列宁的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他说过，革命起义是从夺取邮局和电报局开始的。唉！我的玩笑后来变成了痛苦的真理：我相信他们的确是要夺取大众传媒。原因在于，1967 ～1972年一直领导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任该部代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很了解意识形态干部的情况。在那几个月里，我怎能预见到，为了在未来事件中发挥十分特殊的作用，雅科夫列夫实际上正在组建自己的大众传媒‘激进组织’呢？”[373]
作为戈尔巴乔夫心腹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叛逆者，是极力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仇恨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急先锋。早在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就向戈尔巴乔夫进言道：“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其危险已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374]1991年8月2日，雅科夫列夫在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时公开说，“我们的不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断定社会主义会失败”。[375]同年10月3日，他已抛开伪装、露出自己的真面目，悍然叫嚣说，“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共产主义“在其基因中包含着原始罪恶”。[376]雅科夫列夫在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他说：“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377]
就是这样一个苏共的变节分子，在苏共推行改革的关键时期被赋予重任，掌管领导意识形态的大权。一旦时机已到，便凶相毕露，其思想和政治立场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身为苏共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却乘势反戈一击，从苏共内部，采用迂回战术，给予苏共以致命一击。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他一开始就不相信戈尔巴乔夫“全面完善社会主义”的说法，认为那是一种“幻想”，只能完全打碎、彻底击垮官僚专政。而要彻底击垮苏联制度，只能靠“投机性地玩弄政治手腕”，因为苏联的权力机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非常强有力而且渗透广泛，想要从正面攻垮这些机构是不可思议的。攻克的办法只能采用迂回战术、灵活智取和从正面意义上利用“言行不一”这种久经考验的方法。[378]
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达到搞垮苏共的目的，雅科夫列夫或出谋划策，或通过提交报告、演讲文稿等途径，利用一切机会灌输自己的主张。他成功地利用了戈尔巴乔夫意志薄弱、忽左忽右的弱点，控制其头脑，利用其嘴巴和权力，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由于长期在苏共宣传部门工作，雅科夫列夫深谙思想斗争和开展内部瓦解工程的技巧。他写道，在当时的条件下，为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主义、打碎苏联机构，不能采取直线进攻的方式进行……要避免失败，就应当讲策略，对有些事情缄默不言，有些问题要绕着走，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雅科夫列夫一方面利用戈尔巴乔夫“心腹和亲信”的身份，直接进言或采取适当迂回策略；另一方面则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会，网罗一批变质的苏共报刊和舆论工具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1986～1988年间，苏联一批有影响的报刊先后被“新人”接管，如《消息报》、《星火》画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报、《莫斯科真理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青春》杂志、《新世界》杂志等。《真理报》、《共产党人》杂志、《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被大幅度调整。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而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他夫人赖莎的同窗好友弗罗洛夫，则先后被任命为《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的主编。[379]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1987～1991年苏联解体前，正是这些全苏性的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2000年，雅科夫列夫在《记忆的旋涡》一书中公开承认，他主动担负起保护一些尖锐文章作者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380]就这样，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为所欲为，从内部、从思想上搞乱了全党。对于雅科夫列夫从内部瓦解苏共的“功绩”，就连一直与他在戈尔巴乔夫面前争宠因而反目的阿·切尔尼亚耶夫也毫不隐瞒，“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否定他在打破统治我们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谎言和教条中所起的巨大进步作用”。[381]
1988年，戈尔巴乔夫又进行一次“政治改组”，让“保守”的中央书记利加乔夫主管农业，让“激进”的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主管国际问题，而任命另一位“中庸”的中央书记瓦·安·梅德韦杰夫主管意识形态工作。作为苏共最后一位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梅德韦杰夫实际上才能平庸，思想政治方面与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一脉相承。[382]当时，苏联社会在“公开性”、“民主化”和“新思维”的搅动下，浊浪滔天，一片乌烟瘴气，谩骂苏共和共产主义的言论和文章纷纷出笼，诋毁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甚至公开号召推翻苏共专制的声音此起彼伏。苏共在思想上已经丧失应有的战斗力，丢失了一个个思想舆论阵地，大势已去，穷于应付。梅德韦杰夫自己承认，当时任凭他怎样打招呼，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仍然我行我素，公开发行包括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禁书”。[383]1989年，梅德韦杰夫领导的苏共中央宣传部成立所谓“快速反应小组”，以应付舆论界暴露的一些问题，包括对历史的歪曲等，然而却事与愿违，毫无效果。梅德韦杰夫说， 1989年，他作为苏共中央书记曾指示马列研究院的领导，对即将发行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中的一些事实予以澄清，以便让读者明辨是非，但尽管他多次催促，也未得到专家的响应，结果此事不了了之。[384]
1990～1991年初，在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和敌对势力的内外夹击下，苏共犹如失去灵魂的“泥足巨人”，只剩下一个外壳，内部已经空洞无物并开始瓦解和坍塌。苏共领导人已经和广大党员离心离德，庞大的党员队伍不但横向分裂为左、中、右三派，而且纵向也出现了三级断裂：中央委员、各级地方党委和党的基层组织。[385]苏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政治纲领方面的分裂是一个集中的表现。所有这些都说明苏共意识形态工作早已被混迹党内的蛀虫全部蛀空。这与苏共的组织领导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密切相关。
二 舆论导向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苏共后期在领导新闻宣传工作和引导社会舆论导向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386]
列宁当年十分重视报刊特别是党报的舆论导向问题。列宁多次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重视党对党报的领导和监督并身体力行。当时，苏维埃政权为全面和深入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了巨大努力，使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在俄国取得了主导地位。但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不会自动消亡的，其国内的代表依然存在，国外敌对势力仍然虎视眈眈。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权在文化、科学、出版和教育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动发起了进攻。
同时，苏维埃政权大力加强对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并积极探索各种长久而有效的思想教育形式。城市里陆续兴建了许多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和美术馆等，以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在列宁的倡导下，苏维埃政权积极利用各种纪念日和纪念性人物进行教育工作。先后有数十座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化活动家的纪念碑落成并揭幕，如莫斯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纪念碑、苏维埃宪法方尖碑等。在此前后，一系列有纪念意义的革命节日被确立下来，各种文化剧目的演出也积极宣传革命的历程和优良传统。列宁还热情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民间的和各种业余的文化和教育活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激发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斯大林时期，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富于战斗性的舆论氛围。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斯大林的威信如日中天；另一方面，苏联对内部敌对势力的打击不留情面，对外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揭批成为思想舆论的主流。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为共产主义献身精神，是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的主旋律。当时，苏联十分重视思想教育工作，注重对知识及人才的尊重，注重社会榜样的作用。例如，1927年设立劳动英雄（1938年改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30年设立列宁奖章。1929年起，全苏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以后又先后开展合理化建议、突击队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等。这样，通过制度规范和思想宣传，苏联社会逐渐形成一种热爱社会主义，劳动光荣，懒惰、钻营、投机可耻的氛围。思想宣传和文艺创作也高唱无产阶级的主旋律。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经济工作、军事、教育、工会、共青团和妇女工作紧密结合，宣传鼓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忘我劳动热情和奉献精神。
赫鲁晓夫时期成为苏共思想教育工作的转折点。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批，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缓和紧张的政治生活，舒缓人们的精神，但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和鲁莽的行事方式，特别是“秘密报告”，却给苏联国内外带来极大的混乱。苏联思想界和群众心理受到强烈冲击和巨大的扭曲，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并滋生了内部一批思想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坦言，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他们带来强烈的思想冲击和心灵震撼。这时候，苏联社会生活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道化”倾向。斯大林逝世不久，1953年4月16日的《文学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批判苏联的诗歌作品缺少主要的东西，即没有“人”。1954年5月，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旗帜》杂志发表名为《解冻》的中篇小说，以冰河“解冻”来隐喻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并说“解冻的时节到了”，“春天就在眼前了”。从此，以反对官僚压制、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为特征的作品频频问世。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已经成为苏联文艺界的重要口号。后来活跃在苏联政界和理论界的“60年代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舆论氛围下成长起来的。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强大的宣传机器效率递减，政治宣传工作严重脱离实际，空洞无味，简单化和套话盛行，不仅无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反而引起强烈的逆反心理。空谈盛行的形式主义，在思想政治领域表现突出。比如，苏共多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经常出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和文件，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收效甚微。[387]勃列日涅夫的《言论集》经常再版并广泛散发，苏共“意识形态行家”的讲演和文章连篇累牍，但这些空洞的废话抵挡不住来自西方的侦探小说、移居国外的苏联侨民著作或抽象派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的冲击。苏共各级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方法简单，遇到问题不作具体分析，不敢在群众中和舆论界清除错误思想的影响，而往往过多地使用行政命令甚至安全特工手段解决。在西方心理战的挤压下，苏共“意识形态行家”往往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官腔滥调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夸夸其谈，四平八稳，毫无实际内容，令人闻之生厌。[388]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主动放弃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在舆论导向方面放任自流，任凭各种攻击、造谣和蛊惑人心的言论肆意泛滥，导致苏共丧失了对主要媒体的控制能力，最终淹没于反对派汹涌的声浪之中。正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所言，苏共垮台的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放松了对报刊媒体的控制，尤其是在80年代末期。当年曾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也说，80年代末期，苏联新闻媒体被巧妙地变成了反对苏共的“一支重要力量”。总之，在短短的几年间，由于舆论导向的错误，苏共逐步失去了思想舆论阵地，而各种反对派的思潮却一浪高过一浪。
当时苏共在宣传和舆论导向上出现了以下几个方向性的严重错误。
第一，倡导所谓“公开性”，结果把矛头指向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性”一词列宁时期曾经使用过，原意是为了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但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性”却别有用意。1986年，戈尔巴乔夫对新闻媒体发表讲话说：“造成党和国家思想和行动停滞不前的许多保守主义现象、错误和失误，是与缺乏反对派、缺乏不同意见有关。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报刊可以成为独特的反对派。”[389]在戈尔巴乔夫亲自发动下，“公开性”运动一发而不可收。
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就是允许利用“公开性”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浊浪。他推行的“公开性”，实际上专门用来揭露党的工作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进而全面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例如，他本人就利用“公开性”的旗号，起先批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和“障碍机制”，把这个时期说得一无是处；进而批判斯大林时期的“罪行”和“行政命令体制”，把它说成是“专横的官僚体制”、“极权主义”、“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并加以全面否定。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于翻历史旧账，寻找问题，然后歪曲放大，使“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舆论的突破口。“公开性”的矛头直接对准苏共的要害和软弱之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扩大“公开性”实际上成为暴露社会消极面和宣扬西方样板的思想运动。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回忆，某些知识分子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鲜的空气，反而暂时忘却了空空的货架和腹中的饥饿。[390]雅科夫列夫对此十分满意，他写道：“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起初，不仅想把公开性用在出版自由上，而且把它看做打开监督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活动的钥匙，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个人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实现这项任务，就能炸毁作为现行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官僚机关的保密系统。”[391]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也被美国专家视为赢得思想战的绝好机会。对此，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深有所感，他写道：“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远非次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美国用于支持‘改革’和‘公开性’的费用得到了百倍的回报：一个地缘政治对手被打倒了。”[392]
第二，鼓吹“多元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起先提出“利益多元论”，后来又鼓吹“意见多元论”。对这种说法，应当加以分析。针对苏联过去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道义上一致”的传统观念，以及党内外不允许存在不同意见的实际做法，提出“意见多元”。如果是为了保护真理的不同意见，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允许“意见多元”却变成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
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片面强调“意见多元”，不讲意识形态领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是允许并鼓励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自由泛滥。他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把“多元论”、“民主化”和“公开性”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议”。1989年12月26日，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学生迄今为止必须学习的“马列主义”课程。[393]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草案》强调，“坚决摒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这些说法和做法，显然都是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来的。所谓摒弃“精神垄断”和“意识形态限制”，其实就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随后，戈尔巴乔夫以法律形式固定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方针。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利用总统职权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同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又发布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这些做法，显然都是针对苏共而来的。所谓“反对垄断舆论工具”，其实就是反对苏共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舆论工具实行指导，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搞乱党内外的思想，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然结果，一是摧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助长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二是破坏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意识形态保证，导致民族分裂主义的恶性膨胀。这正是促使苏联演变和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文学的“解禁热”发展到思想的“癫狂”。1987年是苏联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发生剧烈转变的一年。据戈尔巴乔夫自称，“‘公开性’不仅意味着打破禁区，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和旅外作者的著作”。[394]这一年“解禁”的文学作品有作家布尔加科夫[395]1925年创作的《狗心》、普拉东诺夫1930年创作的《地基坑》、伊萨科夫斯基40年代创作的长诗《关于真理的童话》、雷巴科夫1966～1983年完成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等。这一年，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还决定为小说《日瓦戈医生》[396]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彻底平反，并出版他的作品。
电影戏剧也是如此，有几十部被禁影片得以放映。1987年7月，在莫斯科电影节闭幕式上，放映了长期被禁映的影片《政委》，其中有描写情绪激愤的群众与红军发生严重冲突的场面。随后，一些电视台放映了描写阿富汗战争苏军伤亡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纪录片，引起社会震动。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专栏，如“第5个车轮”、“午夜前后”、“视点”等节目，不仅言辞激烈，而且思想激进。由几位年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创办的“视点”节目，其内容和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叛逆色彩，善于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一时间社会影响巨大。[397]
第四，从“反特权、反官僚”发展到推翻国家根本制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进行了三年多时间，但经济改革丝毫不见成效，各项事业日渐衰败。于是，他提出“特权”和“官僚机构”问题，使之成为众矢之的。结果，社会舆论认为，“特权阶层”与群众对立，官僚主义是苏联落后的“罪魁”，官僚机构是阻碍改革和前进的最大绊脚石。[398]按这种思路，戈尔巴乔夫认定，改革政策之所以难以推进，是官僚机构“从中作梗”。他认为，改革触及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而官员们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所以暗中极力地抵制改革；苏联社会上上下下的官僚机构形成了一层层网，一堵堵墙；改革大船被一种特殊的“阻碍机制”所缠绕，航行困难。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苏共“当务之急”就是要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向官僚机构施压。当时，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加·波波夫在这方面最为出力，也出尽风头。他撰文提出，要彻底摧毁部门和地方上层的官僚机构，为改革开道。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变革的大幕。从此，苏联社会的政治热潮更为高涨，经济问题仿佛被遗忘在一旁。1989年的差额选举、苏维埃大会的辩论，引发了苏联社会从未有过的“政治高烧热潮”，电视直播党代会使之变成了“全民的政治节日”。苏联各阶层感受着从未经历过的政治兴奋。全社会仿佛落入滚滚的政治改革洪流之中。一方面是社会情绪逐步升温，政治领域“高烧不退”；另一方面则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各地纷纷抗缴税款，经济割据现象严重，地方分离、民族分裂的危险步步逼近，苏联存亡已危在旦夕。
第五，从争取“地方自主权”发展到民族分裂运动。20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中央权威日渐衰落，苏共和苏联政府成为“众矢之的”，民族地区的离心倾向和分裂主义越来越严重。几经试探之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率先打出“主权和独立”的大旗。起初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戈尔巴乔夫发难，要求扩大党内民主。接着，一些名为“人民阵线”的社会组织在各地纷纷成立，声势日益浩大，宣称要“独立于苏联”。许多民族官员开始涂抹“民族主义的色彩”，撇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以吸引选民的支持。
以叶利钦为首的俄罗斯联邦在这方面起了领头羊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边远共和国发出的“脱离”呼声，在首都得到苏共内部“民主派”和社会上反共势力的积极响应。他们以“俄罗斯”做后盾，拉起“独立”、“自由”的大旗，反对苏共，反对联盟中央，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以盖达尔为代表的自由派公开提出，俄罗斯应“甩掉落后的加盟共和国这些包袱”，首先“自救”，然后轻松上路，投入西方发达国家怀抱。当时，在“俄罗斯民主、独立”的大旗下，聚集了苏联社会大批知识分子。在普通群众的眼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连同“苏共”、“社会主义”等已经失去昔日的光彩，只有俄罗斯才真正是民族、国家及传统的象征。俄罗斯人很不情愿听到自己被称为“苏联人”。他们在对“苏联”的象征反感的同时，为自己将重新作为“俄罗斯人”而感到欢欣鼓舞，充满自豪。
就这样，苏共和联盟中央腹背受敌，“民族独立”和“民主化”像两把利刃直逼而来。在猛烈的社会情绪的裹挟下，戈尔巴乔夫像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那样，忽左忽右，节节败退。他倡导的改革已经失控，最后“革”到自己头上来了。
总之，不讲政治原则、不坚持党的领导、不顾复杂的国内外客观实际的“民主化”和“公开性”，导致苏联社会舆论的严重失控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大肆发泄。苏共历史和苏联体制受到质疑，戈尔巴乔夫代表的苏共领导层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大部分人开始认为，苏共将苏联领进了死胡同，苏共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作为苏联最大支柱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公开宣布，只有独立，甩掉其他加盟共和国这些落后的包袱，实现主权，才能办好自己的事，必须选择走一条激烈的社会变革之路。
第六，从改革模式的选择发展到抛弃社会主义道路。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在戈尔巴乔夫当政后期，苏共领导人费尽心机，在“道路”、“模式”和“理论”之间摇摆不定。在理论思想的选择方面，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主张吸收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提倡“新思维”。在改革模式的选择方面，苏共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后来转而寻找北欧模式，尤其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大为推崇，让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
1989～1990年间，“社会主义”开始在苏联知识分子当中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民主的”、“人道的”等前缀也已无效。一位西方苏联学专家曾这样描述当时苏联知识界的情绪和期盼：社会主义“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不会取代资本主义，更不会提供另一番图景”。[399]当时，苏联国内的激进派受到东欧剧变的启发，十分欣赏“向西方看齐”的口号，抛弃社会主义的情绪达到高潮。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在回答“苏联选择什么样的前进之路”时，32%的人认为要效仿美国，17%的人选择德国，11%的人看好瑞典，只有4%的人选择中国方式。[400]许多人决定走一条“彻底革命”之路，逃离社会主义的“此岸”，一步跨入资本主义的“彼岸”。当时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写道：“如果说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条死胡同，那么要从死胡同走出来只有一个办法——退回去，退到由于暴力革命而离开的那条大道上去。”[401]在激进派眼里，“告别社会主义”，选择一条新的、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就会在一两年的时间内踏上文明、复兴之路。[402]
1992年初夏，叶利钦第二次访问美国。与上一次访美不同，他已不再是落难的苏共反对派，而是新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叶利钦在美国发表讲演，说他代表世界上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来到了民主传统悠久的“圣地”；共产主义的试验在俄罗斯大地已“一去不复返”，所有文明世界具有的东西将会在俄罗斯“开花结果”。
在“胜利情绪”的驱使下，俄罗斯的激进派在经济生活中鼓吹“完全自由的市场”，停止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干预，打破国家所有制，实行全盘私有化。他们以西方社会为样板，制造了一系列市场和自由的“神话”，并借此蒙骗急欲摆脱困境的俄罗斯百姓。当时一位自由派的女经济学家、莫斯科市政府经济顾问、经济学博士阿·彼娅舍娃的言语，真实地表达了俄罗斯的舆论思潮和社会心态。她写道：“社会主义与市场、民主‘水火不相容’。俄罗斯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革命的速度实施经济自由化。取消并禁止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罪人推上‘审判台’。俄罗斯社会要‘忏悔’，将列宁的遗体迁出埋葬。把所有共产主义的象征物搬进博物馆。俄罗斯人蕴藏的商业意识全部释放出来之时，正是俄罗斯社会的复兴之日。”[403]
总之，苏共舆论导向的错误，导致苏联社会的思想混乱，人们对过去的信仰产生怀疑，失去了对苏共的信任和对苏联社会未来的信心。一个具有相当活力的政权就这样淹没在“公开性”引发的舆论汪洋之中，其灭亡是必然的了。
三 历史评价问题
在意识形态工作的舆论导向方面，历史评价问题占有极其突出的地位。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如何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作为创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共产党，在其70多年的执政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坎坷和失误，其中某些阶段的历史问题需要澄清。但是，对待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并考虑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对待党的历史，要坚持党性原则，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步解决。既要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更需要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反思历史，绝不能心血来潮、一哄而起，或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全盘否定过去，不仅违反事实，而且是有害的，更是可耻的。
关于苏联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展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一套基本上稳定的解释。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思想混乱。20世纪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
然而，被称为“二十大的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就和雅科夫列夫等人一起，带领苏共走上了全面诋毁苏联历史的道路，从“反思历史”发展到全盘否定革命历史。他们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不仅引申到包括列宁在内的苏共所有领导人，而且全面否定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而怀疑整个70年的历史，批判社会主义道路。[404]
1987年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舆论和宣传界领导人时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在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这显然是要引导人们去清算历史旧账。于是，苏联社会掀起一股“反思历史”的热潮。在这股浪潮中，苏共被视为“历史罪人”，苏联制度成了“万恶之源”。[405]激进派利用各种“历史问题”大做文章，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疯狂地揭批斯大林，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少数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406]列宁也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激进派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悲惨的命运，俄国本来已经在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却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试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里的潜台词就是：如果能够推翻苏共的统治，俄罗斯就会重新回到“常态文明”，即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
1991年“8·19”事件后，莫斯科等地原本矗立着的许多列宁塑像，一夜之间被推倒。其他与苏共和社会主义有关的历史象征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博物馆中陈列的许多展品被不明不白地搬出。社会上掀起一股“改名”风潮，城市地名、街道、刊物纷纷改头换面，努力丢弃与苏联、苏共或社会主义有联系的名称或象征。一些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以示“洗心革面”。俄国旧势力的残余纷纷回国，末代沙皇遗骸问题被媒体追踪，后来由叶利钦亲自主持加以国葬。与此同时，激进派又大肆叫嚷“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走”。历史沧桑，星移斗转。苏联人民的理想破灭，人们心中的“偶像”坍塌，社会思潮极度情绪化。否定历史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社会犹如失去了“路标”，加速了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进程。
当时，苏联社会掀起的否定历史运动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反思历史”活动由苏共最高领导人亲自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有的历史学家说，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号召填补“空白点”、改写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倾向性，并非是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主要是为推动他的改革制造舆论，实现其政治目的。[407]
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他要求重新编写教科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为了确保“宣传口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经常与新闻界领导人“对对表”。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与新闻界和艺术创作领导人座谈会上强调， 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应原谅和饶恕。[408]1987年11月，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由雅科夫列夫等人精心策划和起草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409]报告在假借维护列宁的名义下，对斯大林提出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410]雅科夫列夫也坦白说，他的目的是想借70周年大庆将“新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个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要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411]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412]
当时，苏共党内和领导层对待这场“历史热”的态度并不一致。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地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413]对于翻历史旧账，不但苏联历史学界深表担忧，苏共普通党员和群众反对丑化历史的声音也很强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社会上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认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指出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文章指出，“改革”进行几年非但未见成效，反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着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在4月5日发表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作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进行压制。《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继续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空想和教条，在全面否定历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414]
第二，通过“反思历史”，平反历史错案，掀起声讨苏共历史的社会风潮。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部分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尊重历史事实，依法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欲借此掀起强大的舆论压力，将重审过去的历史旧案“政治化”，目的是彻底否定苏共历史，动摇苏共和苏联制度的历史根基和合法基础。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30年代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后由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特别是， 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人建立“纪念碑”。
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开展起来。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名为“纪念”的历史教育协会，目的是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历史真相，为历史受害者建立纪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415]
第三，“反思历史”活动由作家和政论家充当“急先锋”，真正的历史学家很少参与。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И·В·沃罗布耶夫在1989年初所指出：“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这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除极少数人积极卷入这项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数。”[416]
不过，还是有少数激进的历史学家投入到“改写历史”的运动中，如尤·阿法纳西耶夫和德·沃尔科戈诺夫。正因为如此，前者一度被包装成“民主斗士”，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又偃旗息鼓；后者则由苏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将军变成了叶利钦的御用文人，极力攻击列宁和斯大林，现已不在人世。这股“反思历史”潮流的掀起，造成整个苏联历史都需要改写。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取消这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消息报》谴责苏联的历史课程“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谎言”。[417]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
如今，俄罗斯历史学家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即“历史热”时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都“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418]
面对历史学领域的混乱状况，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召开历史学家座谈会，由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辩解：“当前的社会政治气氛取决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应维护那些应当受到揭露的东西。良心不能交易。对过去错误的清算必须进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419]参加会议的苏联历史学界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斯米尔诺夫、尤·库库什金、德·科瓦里钦科等纷纷发言，对社会的历史热潮表示忧虑。格·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他不赞成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尤·库库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尤·库库什金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学术秘书德·科瓦里钦科院士则提出要求说，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420]之后，此次苏共中央的座谈会便没有了下文。
第四，“反思历史”最终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导致否定苏共，否定一切。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这股思潮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的推动下，如死灰复燃，很快成蔓延之势。有些报刊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历史文献档案片段，借一些所谓的“历史冤假错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做准备。1987年6月，由苏共异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画报[421]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不久，《莫斯科新闻》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肖洛霍夫1927年写给老党员列维茨卡娅的一封信，批评农业集体化过火，“压制富农，把中农压扁，贫农也在挨饿”，致使“人们狂怒，情绪极端恶劣”。《科学与生活》杂志则刊登了作家西蒙诺夫20年前写的题为《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职责》，谴责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初期处决三批高级军事干部，给军队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等。一些报刊曝光这些历史材料的目的是完全否定斯大林，进而为抹黑苏共历史做准备。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年达到高潮。由起初的填补个别“历史空白点”到揭露“阴暗面”，很快发展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20世纪20～5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代表的苏联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材料开始减少，逐渐转向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422]1988～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此文表面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质上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章提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现实对立起来。作者提出，1917～1988年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423]其实，此文逻辑混乱、叙述烦琐。但由于齐普科是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特殊的身份使此文当时在思想界影响巨大。[424]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也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全都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失去方向、丧失信仰，各种思潮泛滥，使人无所适从。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的思想被彻底搞乱。历史根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成为苏共组织瓦解的先导。自揭批斯大林开始，进而否定十月革命，怀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导致美化沙俄历史，迷信西方道路。当时，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425]随便打开一本当时的笑话集，就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一辆美国汽车停在莫斯科，车身下的泥浆中躺着几位正在扎轮胎的俄罗斯人。问：你们在那里干什么？答：我们想吸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空气。
在当时学术界的一些讨论会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在俄罗斯可以谈论何种经济？只能是原始穴居的野人经济。”有时，甚至可以听到遗憾的叹息：“唉！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在这一时期，一些改革的风云人物、“自由民主化”的“弄潮儿”的演讲，几乎都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以赞扬西方结束。“如果人们所想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对于这个带有一种始自伊凡雷帝的天生极权主义特征的、不合格和未开化的民族来说，有一条简单而自然的出路——这就是在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将国家全面引向殖民地状态。”有的报刊文章还证明说，有必要在苏联领土上引入联合国仲裁，引入“维和部队”，实施“人道主义援助”，设立联合国监督员和观察员。[426]有一家名为《自鸣钟》的报纸曾刊载这样一句话：“我们真诚地期待这样的结局，而且，殖民地状态有什么不好？”于是，该文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能成为殖民地，并为此建议向西方商人求助。[427]
总之，正是在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为从思想上瓦解苏联打开了历史之门，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据来自各方面的民间抽样调查，1988年前的几年对苏共的信任率达70%左右，1990年则下降到20%，1991年初进一步降为百分之十几。戈尔巴乔夫的所谓“反思历史”，从涂黑历史、欺骗人民开始，以奴颜婢膝、无耻叛卖结束。他口头上讲的是公正，实际上缺少的恰恰是公正。
第二节 队伍建设和思想阵地问题
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队伍建设和思想阵地十分重要。列宁指出：“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已经证明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编辑工作。”[428]但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随着苏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上层精英发生“蜕变”，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的基本理论队伍被搞垮了，苏共的思想阵地也逐步缩小以致丧失殆尽，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激进派所占领。这就促使苏共迅速走上了败亡之路。
一 队伍建设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除少数领袖外，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队伍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能够担负起宣传和鼓动任务的干部。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势，如何培养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队伍，如何转化旧知识分子的思想，成为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宁当年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知识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但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人数较少的社会阶层。当时，大部分旧知识分子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持消极态度，对十月革命不理解、不欢迎甚至抱有敌意，因此纷纷移居国外。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积极的。随着苏维埃政权工作重心的转移，列宁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和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要性。对于旧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党一方面批判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另一方面又积极吸引他们参与到新生活的建设中来。列宁曾指出，工人政治委员和共产党支部必须用同志合作的气氛来包围他们，使他们无法挣脱，但应当使他们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的工作条件。如果不如此，这个由资产阶级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就不会工作，想用棍子强迫整个阶层工作是不行的。当时，在哲学界和理论界，通过几轮思想和观点的交锋，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含义，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文化艺术方面，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批判各种宗派主义、虚无主义，加强了队伍的统一，保证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方向。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坚持政权建设和政治斗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苏联基本上消除了文盲，培养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当时，苏维埃政权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的新鲜力量，已经占到知识分子阶层总数的80% ～90%。[429]特别是，斯大林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重视苏共思想理论队伍的培养。卫国战争期间，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扩大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专门设立了科学处。除此之外，负责宣传和思想文化工作的还有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红军总政治部、各加盟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苏联政府下属的艺术事业委员会、全苏高校事务委员会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文化处等。当时，在日丹诺夫的直接领导下，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红军总政治部曾组织千余名作家和诗人，作为随军记者来到作战前线，另有150余名电影摄影师也奋战在阵地的前沿。阿尔卡季·盖达尔（当今俄罗斯自由派代表叶戈尔·盖达尔的爷爷）曾作为《共青团真理报》的战地记者，志愿参加游击队，牺牲在战场上。可以说，战争不仅是对苏联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是对苏联人民精神力量的严峻考验。卫国战争的胜利提高了苏联文化的威望，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思想教育干部。战后一个时期，他们便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骨干。
卫国战争胜利后，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大大增加了对科学事业的投入，就科学事业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当时的苏联已经跃居世界首位。知识分子的构成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战后一个时期，苏联培养了一批思想理论工作者，其中许多人思维活跃，富有创造性，颇有天赋，求知精神旺盛，而且充满活力。但与此同时，苏联理论界严重存在着教条主义，安于现状，忽视理论创新的情况。社会科学界人员虽多，但效率低下，人力和智力资源浪费严重。不少人在具体的理论研究中缺乏原创性、现实感、思辨性，理论研究浮在表面。许多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习惯于对党和国家的各项决议、领导人的言论进行诠释和注解，八股盛行。许多研究成果大都以苏共领导人的讲话开头，以党代会的决议结尾。苏联哲学曾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苏联社会和政治变化的缩影和晴雨表。苏联的社会科学长期被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所困扰，缺乏生机和创造性，既没能很好地解释苏联社会，也没能倡导改革，改变社会。
还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内部就出现某些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的冒牌“思想家和理论家”。正是这些冒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后来逐渐占据了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层，腐蚀了思想理论队伍。这些意识形态的“行家里手”，在苏联政治生活中占居一种很特殊的地位，其中一些人已接近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们当中不少人毫无原则、不学无术、不负责任、只想尽快升官发财。这实际上成为苏联国家政权建设中致命的弱点。这些人往往言行不一，经常利用自己的地位，极力攫取物质福利待遇。他们善于钻营，许多人先后通过各种途径成为科学院院士。例如，60年代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伊利乔夫，一辈子连小册子都没写一本，甚至连报上发表的文章都由部下代劳，却得到了博士、教授及其他显赫终生的头衔。[430]苏共内部这些意识形态工作的“行家里手”，他们不是专心从事具体的思想理论工作，而是制造并挑拨社会矛盾。他们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现代科学隔绝并对立起来，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威信。他们将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言论绝对化，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甚至将意识形态斗争的矛头指向苏联的朋友包括如爱因斯坦、狄拉克、贝尔纳等著名西方学者，谴责他们是“唯心主义”，造成西方进步学者同苏联之间的隔阂。
到20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背叛，苏共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异己分子也乘势反戈一击，与社会上的反共势力和西方反苏势力遥相呼应，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发起猖狂的进攻。原先的这些“列宁主义者”，立即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所谓“极权主义”的斗士。
1988年，苏联出版一本风行一时的文集，书名叫《别无选择》，当时被称作“改革力量的宣言书”。文集的作者都是当时苏联知识界的名人，以批判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体制为己任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如社会学家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经济学家波波夫、经济学家谢留宁、政治学家布尔拉斯基、哲学家伏罗洛夫、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作家格拉宁等。[431]
其后，戈尔巴乔夫重用的一些人，也都是所谓“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法学领域的专家”。现在看来，这些满腹经纶的院士虽然看出了问题，却开错了药方。这些药方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点：一是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是取消苏共对国家的领导，搞政治“民主化”。例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波波夫，此人曾当选为首届苏联人民代表，与叶利钦、萨哈罗夫等人一起成为“民主派”的领头羊。波波夫还曾当选为首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但没干两年就自觉无能，将职务让给了现任市长卢日科夫。尽管苏联解体后波波夫的思想又发生了几次180度的大转变[432]，但在苏联解体前，他与知识界的一些精英一起，对摧毁苏联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波波夫当时提出，苏联经济的根本问题就在于计划体制，因此必须打破官僚机构，苏联应当分成50个“旧俄省”或“郡”，之后再组成“邦联”。他曾提出一个所谓“三非”理论，即非国有化、非苏维埃化、非联邦化。[433]又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院士声称：“渐进道路的唯一途径、唯一可能性——这就是使改革激进化”[434]，必须废除苏联的一些原则，而不只是修补。苏联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则公开叫嚷：“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435]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公开性”、“民主化”，鼓吹对外关系“新思维”，宣扬“全人类价值观”。雅科夫列夫等人也倒行逆施，将资产阶级的思想奉为圭臬，公然抛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436]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和上述民主派精英的带领下，苏联新闻舆论领域掀起层层巨浪，否定自我、美化沙俄、崇拜西方的思潮逐渐成为主流。激进派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记者、编辑和作家，他们纷纷撰文，无情揭露和指责苏共的过去，诋毁苏联的历史及其英雄人物。苏联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激进思潮急速蔓延。理论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和教学被终止或被改头换面，变成西方哲学、自由主义经济学和西方政治学教学或研究机构。一种简单化、两极化的思维方式甚为流行：非社即资，非此即彼，非红即白。
与此同时，苏联文化事业和社会科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从神圣的殿堂被抛落尘埃，被看做“旧极权主义制度的残余”，迅速陷入绝境。政治动荡加上经济困境，就连包括莫斯科大剧院在内的许多著名文化机构都难以为继，人才流失严重。文化和科学研究队伍纷纷出国，投奔美国、德国或以色列，苏联科研潜力损失近半。西方观察家指出， 1989～1990年间，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信仰都在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地消失，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进一步激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437]还有一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模式顶礼膜拜，对本国的历史和现状心存不满。一部名为《20世纪的俄罗斯》的教科书，其目录中充斥着“极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大规模镇压”、“农业中的困难”、“民族矛盾”、“新的镇压浪潮”等标题。一时间，“市场、民主、自由、私有制、西方文明国家”成了激进派知识分子的口头禅。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极低，平等在苏联的表现就是“同等贫穷”。他们企望在弹指一挥间跨越时代和社会鸿沟，从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堡垒一下子投入西方自由主义的怀抱。
对于苏共思想理论精英的蜕变现象，连西方学者都感到困惑。为什么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际，苏联知识界的多数人成为“旁观者”，而少数知识精英却成为瓦解苏共的“吹鼓手”和“先锋队”？为什么数以万计的苏共知识精英和人数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队伍背弃了苏共？为什么苏共多年精心培养的理论队伍和思想精英一夜之间将枪口转向，对准苏共？为什么知识精英同一些党政官员、经济管理干部、民族精英、灰色经济势力以及犯罪黑势力等一起成为苏共的掘墓人？对此，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曾作出深刻的分析。他在与一位西方媒体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共同撰写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指出，正是苏共党内少数精英的态度导致了苏联体制的瓦解。“到了80年代，意识形态对于大多数苏联精英来说已经很长时间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对于这个集团中的那些高层的、实用主义的成员来说，把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换成鼓吹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用不着放弃什么坚定的政治信仰，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438]大卫·科兹等西方学者认为，除领导原因外，对物质利益和名利的追求是苏联知识界精英迅速蜕变的重要原因。本来，苏联的知识分子能够过舒适的生活，享受较高的社会地位。科学院院士以及一些受到赏识的作家和艺术家，拿着高薪，拥有汽车和助手，可以住进豪华别墅。科学研究属于国家的事业，享受预算拨款，没必要花时间去寻求基金会的施舍。社会科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共产主义，不但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容易获得提拔。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处女作的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在学术之外的苦海中寻找兼职。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许多知识分子根本不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的优越条件。他们认为，这些条件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比生活在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要糟糕许多倍。一些知识分子有机会出国到西方社会参观，回国后到处宣扬，资本主义市场化和商业化不仅可以保障文化事业的繁荣，而且能给知识分子带来致富的机会。他们认为自己的才能毫不逊色于西方同行，因此要突破现行体制实现自己富足的梦想。[439]
二 思想阵地问题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当年十分重视报刊等舆论工具的积极作用，把革命的报刊作为党的思想理论阵地。在长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生涯中，列宁的许多活动与报纸密切相关。列宁自己承认，他对待报纸“像对待爱子一样”，视为“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事业，一项同我们至关重要的全部工作密切相关的事业”。[440]1905年11月，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指出，“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出版社和发行科、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齿轮和螺丝钉’”。[441]1920年7月，列宁又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强调，“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442]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创办了自己的报刊，积极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起到了引导社会舆论、沟通党和群众之间联系的作用。同时又利用革命报刊，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展开批判和进攻，还查封了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报纸。国内战争结束后，成立了一些传播和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培养意识形态干部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如共产主义大学（1919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1921年）、党史研究会（1920年）、红色教授研究院（1921年）、列宁研究院（1923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1年）等。自1919年起，俄共（布）开始编纂第一版《列宁全集》。
二战爆发前，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巩固社会主义思想阵地，反击希特勒的法西斯宣传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展的“心理战”。面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攻势，苏联在积聚经济实力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文学艺术，推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等制度，人民福利水平大幅度提高。在思想教育领域，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苏联人民相信社会公正，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面对西方发动的心理战，苏联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在军队系统，伏龙芝将政治工作视为“补充武器”，在军队总政治局下设立应对心理战的机构和政治宣传委员会。贝利亚领导的安全情报部在对外侦察和反宣传方面也卓有成效。日丹诺夫有力地组织宣传工作，整合了国内宣传机构，统一了思想，也为后来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43]
二战以后，硝烟未尽，“冷战”开始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加紧进行军备竞赛的同时，积极准备心理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通过援助，支持“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第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指令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目的是要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的虚假认识，以便进一步影响苏联的管理精英。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对苏联的心理战进一步加强。美国当局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重要战场。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了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的课程，美国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上。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与其他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苏联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总体说来，美国“苏联学”与政治联系紧密，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三种功能：一是为美苏对抗和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提供思想理论支持；二是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三是配合情报部门进行反苏工作。
美国和西方的智囊和谋士们认为，心理战是对苏斗争的有力武器，为了取胜必须“里应外合”。因此，他们非常关注苏联国内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流派，并努力与之建立对话的渠道。他们希望苏联出现一种“内部力量”，以便促进苏联进行有利于西方的“改革”。布热津斯基曾提醒多关注苏联的民族问题，认为民族主义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如果克里姆林宫在非俄罗斯族群日益增长的民族自觉意识的压力下作出让步，那么通向和平演变的大门就打开了。为此，西方专家提出，必须破坏苏共对大众传媒的全面控制体系，提倡公开的政治竞争，保障选举的自由。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的光环一旦褪色，它的灭亡也就指日可待。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正好符合西方国家的愿望，甚至超出了西方的想象。1986年10月1日，苏共召开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公开批评苏联社会科学教学中存在“教条主义和经院哲学”，强调要“改革教学大纲，重新编写新讲义，更新教科书”。[444]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点名批评苏联社会科学的种种缺点，称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适应改革和民主化的需要。随后，苏共主动打开“闸门”，自愿放弃思想信仰，拱手让出舆论阵地，任凭反对派争抢。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言道，苏共失去了政治斗争的经验，已经40余年没有进行斗争，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这样，在戈尔巴乔夫的有意放纵和雅科夫列夫的背叛下，苏共逐渐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让许多自由派人物把持了主要报刊等舆论工具。他们纠集和网罗一批笔杆子，肆意歪曲历史，恶毒攻击苏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还鼓动一些作家或报刊打开苏共意识形态的“突破口”。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阿·雷巴科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后又寄来书稿。戈尔巴乔夫看后认为，小说有利于消除极权主义的后果，因此不顾党内的反对，亲自下达指示，允许公开发表。影片《忏悔》的拍摄，是在苏共政治局委员、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泽的庇护下进行的，影片隐喻斯大林时期的政治生活。小范围放映后，艺术家和思想界有不同看法，建议提交政治局讨论。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反对，说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他甚至后悔自己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445]1986年12月初开始，莫斯科15家影院持续三个月放映这部《忏悔》电影。雅科夫列夫称，《忏悔》的公映是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446]这位原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90年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雅科夫列夫，曾亲自到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训话。他言辞激烈，批判苏联的社会科学充满教条主义，至今还死死抱着1930～1940年间的陈旧格式不放。他号召苏联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敢于批评、扩大批判对象，直到能够清除所有的垃圾和解放学者思维为止。[447]
1988年，苏联取消报刊检查制度，苏共放弃了对文化艺术的领导权。而后，开禁的书单越来越长。1990年后，苏共完全解除报禁。报刊解禁的结果，一方面是舆论失控，苏共阵地丧失；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某些激进报刊的“泡沫”。一些报刊靠揭露历史、暴露“隐蔽”材料而发行量剧增。例如《各族人民友谊》杂志，1985年的发行量不到12万份，1989年由于刊登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发行量激增至近80万份，1990年更突破100万份。《新世界》杂志，1985年的发行量只有42万份，由于刊登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夏天的发行量猛增至250万份。这些还只是订户统计数字，不包括零售数量。[448]其他由“民主派”把持的报刊，发行量也十分惊人：《论据与事实》周报1991年发行2400万份；《星火》画报1988年发行180万册，1989年发行350万册[449]，1990年发行760万册。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达上千种。1990年6月12日，苏联《新闻出版法》正式颁布，使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这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出台很仓促，自酝酿到颁布仅一年左右时间。该法明确规定，禁止对大众传媒进行书报检查；国家机构、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劳动集体，以及任何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均可以获得登记出版资格。在《新闻出版法》的鼓励下，一些报刊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一些苏共或国有的报刊纷纷“独立”，成为社会刊物或为编辑记者集体所有。例如《论据与事实》周报是社会上十分流行、发行量位居首位的报纸，它在1990年10月获得重新登记后马上在头版发表声明：请读者注意，我们报头上原来标注的全苏知识协会（相当于“科协”）主办，已经变更由记者集体自己主办。另外，1990年前后，《消息报》的编辑及记者为获得“财产和报纸的独立和自由”，与所属的苏联最高苏维埃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结果却是，掌握权力和证据的最高立法机构惨遭失败，失去了拥有70多年的报纸。由此，《消息报》变成激进派、自由派的舆论阵地，而且一度为外资所控制。据报道，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450]当时的苏联知识分子自嘲，“虽然腹内空空如也，但却贪婪、如饥似渴地呼吸这‘自由’的空气”。本来以批判美国而受到赏识的维·科罗季奇，在成为《星火》画报主编后，很快将刊物变成侮辱苏联军队、丑化历史、否定斯大林的阵地。苏联解体后，他移居美国，受到隆重的接待和欢迎。[451]同时，一些激进分子还极力挤进电视台，要求直播，以免被控制和剪辑。一时间，许多哗众取宠、造谣惑众的信息满天飞。
当时的形势是，各种攻击、谩骂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泛滥。许多报刊、学术刊物和书籍把整个苏联时期冠以“极权主义”的帽子，涂抹得一团漆黑。有人宣布，二战是苏联军队靠督战队才打赢的，因为士兵害怕来自背后的子弹。有人居然言之凿凿，说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452]报刊解禁后，受金钱和商业利益的驱使，宣扬色情、暴力的报刊纷纷出笼。一些本应严肃的报刊，包括莫斯科地区一些畅销的报纸如《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也堕落为“街头小报”，经常刊登色情、乱伦的内容，以吸引读者眼球。媒体和社会上要求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公开建议莫斯科市划出专门街道成为“红灯区”。在市场和物欲的影响下，报刊、电视、电台以及出版社纷纷追求利润，不但忘却了政治责任，甚至失去了社会良心。苏联时期严肃的学术著作几乎销声匿迹，只能靠内部印刷在小范围交流。
当时，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一方面拱手让出思想舆论阵地，另一方面又将一些全国性报刊和苏共中央级出版社变成传播自己背叛思想的工具。例如，为配合“公开性”运动而出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由戈尔巴乔夫亲自出任主编。就是这样一个重要刊物，却有意回避现实生活问题，热衷于揭发斯大林问题，诋毁和所谓反思苏联历史的文章有时占据三分之二的篇幅。于是，苏共党内自上而下借放开舆论之际，彻底打开思想大门，而苏联中央一级的报刊舆论工具在其中起了先锋带头作用。
不仅如此，苏共的党代会和后来全程电视直播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也成为传播反对派思想的重要舞台。1989年春天，全苏各地进行人民代表差额选举。对于苏共反对派来说，此时的竞选活动可谓天赐良机，不仅有了染指权力的机会，而且可以合法地批判苏共，宣传自我，以后甚至还能走上最高议会论坛，通过电视直播将自己的声音传遍全国。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实际上是为反对派大肆公开宣传搭建了舞台，苏共的舆论阵地进一步被挤压。其间，激进派周围聚集起强大的竞选班子，对竞选演说进行精心设计。他们迎合民众心理，挑选民众最关心、对苏共最不满意的问题，制定和阐述自己的“改革”主张。他们利用各种讲坛，以富于鼓动性的演说猛烈抨击苏共的错误，同时又为激进的改革纲领勾画出一幅诱人的美好蓝图。他们高呼“反对苏共特权”，实现“社会公正”；进行激进经济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打击腐败、建立“法制国家”；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谁对当权者的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谁选举成功的保障就愈大；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是民主人士。一些苏共异己分子乘机改换颜色，踏上“自由化”的浪尖，振臂一呼，赢得了痴迷百姓几乎狂热的信任和崇拜。
苏共的叛逆者先是故意拱手出让意识形态阵地，给反对派以宣传和传播自己观点的机会。后来看到苏共大势已去，他们就乘机扔掉自己的党证，忘掉自己的誓言，改弦易辙，反戈一击。1990年1月，叶利钦在对《莫斯科新闻》周刊主编叶·雅科夫列夫谈话时声称，问题不在于是什么主义，问题在于实质：在于人权，在于选举自由。他还声称，“共产主义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脱离现实的东西”。[453]在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叶利钦完全抛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91年夏天，刚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领导人的叶利钦在美国纽约大学发表演讲说，俄罗斯已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第三节 区别对待和方式方法问题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也不能把严肃的敌我性质的矛盾视为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意识形态工作还要注意方式方法，要贴近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切忌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脱离现实生活的空洞说教。苏共在这方面的失误值得人们引以为戒。
一 正确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在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进行的。这其中难免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或异己的力量。如何发现、准确分辨和处理这些不同的意见或敌对的声音，是长期摆在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敌对分子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对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和不同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则允许存在和发表，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才是共产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正确方针。
几十年来，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共产主义教育，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力反击国内外各种反苏反共宣传，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苏共的思想工作也存在严重问题。苏共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出发，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不允许对党的具体政策有任何不同看法和意见，压制不同意见，甚至把一些思想问题当做政治问题来处理，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犯了严重错误。
二战以后，苏共在国内发动一系列“大批判”运动。1946年，从批判《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开始，在文学、戏剧和电影界进行大讨论，对作家佐琴科、诗人阿赫玛托娃等开展大批判。1947年，围绕《西欧哲学史》一书进行“学术讨论”，对哲学家亚历山大开展大批判。1948年，对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等人及其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开展大批判。同年，还在文学界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大批判运动。随后，在1950年和1951年，又连续在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展大讨论和大批判。一些新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则被看做资产阶级的东西，也都遭到批判和禁止。苏共甚至直接干预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在1948年进行的关于生物学的讨论中，大力批判和否定摩尔根遗传学派，把摩尔根学派宣布为“唯心主义的反动科学”而加以封杀，规定解剖学、微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必须以米丘林学说为基础，只允许米丘林学派一花独放。上述各种“学术讨论”，实际上都存在一定的是非问题，确实需要进行批判，但把学术问题、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至于被批判方，则根本无权进行辩解。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在遭受严厉批判的同时，还被迫接受行政处分和组织处理，甚至被宣布为“人民敌人”而遭到“清洗”，从而挫伤了一批知识分子，将一些有不同意见和观点的知识分子推向政治对立面。
苏共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常常以强制、行政命令来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在这方面，“地下刊物”、“持不同政见者”和非正式组织就是三个重要例证。
第一，“地下刊物”。苏联的“地下刊物”是指“私下印刷出版物”，俄文称“萨米兹达特”，为“自己出版”之意。长期以来，苏共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使得敌对势力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有些人便别出心裁，制造“地下刊物”。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的记者亚·金兹别尔格搜集和编辑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诗人的一些诗歌，并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秘密结集，进行传播。这些诗歌的内容主要反映斯大林时期的问题，如迫害和集中营等，每两月出刊一期，印刷后秘密传播。
应当指出，苏联有关部门对“地下刊物”进行了有效的监视。到1965年，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秘密报告，从事地下刊物印刷的有35～40人，其中有科学院的科研人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有工程师，也有文化工作者。1967年，“克格勃”向苏共中央提交有关地下刊物情况的绝密报告，但苏共政治局没有将其列入议题，只是提请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伊参考和研究。1969年2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在致苏共中央的备忘录中描述了“地下刊物”的思想倾向：“在这些材料中，共产主义建设的个别缺点被作为普遍现象表达出来，歪曲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表达与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经济和文化发展措施方面不同的意见，宣传各种各样的‘改良’苏联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理论，提出废除书刊检查的要求，要求为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被判有罪的人恢复名誉，要求修改苏联宪法。”[454]
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缓和，特别是在西方反苏势力的支持下，苏联境内直接从事“地下刊物”的人数已经多达400人。印刷品的内容也由传播一些诗歌和被禁止的文艺作品，变为刊登政治和社会批评性材料。以莫斯科的一些秘密“地下刊物”为中心，还开始形成“自由民主运动”组织。此时的“地下刊物”也影响到东欧国家，如捷克、波兰等，并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注意。与此同时，一些手稿或刊物被偷运到苏联境外，在西方印刷，然后在苏联侨民中间流传，或运回苏联国内传播。这些刊物与“萨米兹达特”相类似，被称为“他米兹达特”，译为“境外出版物”。20世纪70年代末期，“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搜集并利用苏联的“地下刊物”作为对苏俄语广播的节目。
第二，“持不同政见者”。俄语中有两个相近的词语用来表示“持不同政见者”之意。一是“инакомыслие”或“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直译为“异己思想”、“持不同思想者”；二是借用英语中的“dissident”一词音译转为“диссидент”，用来表示“持不同政见者”。在此，笔者统一使用“持不同政见者”的提法。“持不同政见者”是苏联社会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的。赫鲁晓夫上台后，为斯大林时期受到处理和迫害的人“平反”，使成千上万的人恢复了名誉，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这些被平反的人向人们讲述了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的待遇，从而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信念，打破了原来人们心目中固有的社会主义永远正确的观念，出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怀疑。于是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但当时人数不多、实际影响也不大。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经历了“秘密小组、走出示威、出版地下刊物、流亡国外、人权运动”等几个阶段。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倾向和思想观点十分庞杂，活动方式有许多类型，每一类型内部又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持不同政见者”与维护人权、否定苏联模式、宣扬西方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有的“持不同政见者”主要宣传俄罗斯传统民族主义；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宣传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只是与官方立场有所不同，他们针对苏共和苏联在体制、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还称不上是“持不同政见”。还有的“持不同政见者”当时以至现在仍坚持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455]这些人属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特殊的健康力量。他们敢于直言批评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种种消极现象，因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如政论家、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因发表不同于官方的政治见解，在西方出版书籍而被开除党籍，受到迫害。1991年“8 ·19”事件后，共产党被禁止活动，社会上反共情绪高涨，大批原苏共的高官纷纷倒戈，改弦易辙，与苏共划清界限。而此时的麦德维杰夫却为争取共产党的生存权展开斗争，并积极组建左派政党。
但是，苏联勃列日涅夫当局并未对“持不同意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严格地加以区别对待，而是一律加以取缔和镇压，这样做或许能解决一时的问题，肃清了一些噪声和杂音，解除了一些不安定因素，但缺少深入细致的理论斗争，其负面影响也很大。例如，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两人因在国外发表批评性作品而遭“克格勃”逮捕。几乎与此同时，《真理报》主编鲁米扬采夫也被解除职务，原因是他发表了《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文中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烦琐的监督”，主张“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他们进行竞争”。[456]苏联知识界对鲁米扬采夫被解职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被捕事件反应强烈。近200名作家写信签名，抗议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逮捕和审判。1965年12月5日，在苏联宪法日这天，一些人举行示威，要求对上述两人进行公开庭审。后来，亚·金兹别尔格和尤·加兰斯科夫等人将与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审判案有关的文件材料编辑成“白皮书”，自己印刷并加以散发。结果，这两人以及薇拉·拉什科娃、A. 多勃罗沃里斯基随即于1967年被捕。此举又激起知识界更大规模的抗议签名运动，签名者达738人。[457]1968年1月21日，普希金广场100多人进行集会，向当局示威，示威者中有人被捕并被判刑。每一次逮捕、审判之后便是更为广泛的新一轮的抗议签名活动，当局的严厉镇压只是在社会上引发更大规模、更广泛的抗议，接着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卷入这一事件。据统计，在“金兹别尔格—加兰斯科夫”一案中，在各种集体的和个人的抗议书上签名者22%是艺术家和作家，13%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9%是编辑、教师、医生和律师，5%是大学生，此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等。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出现新的动向。1975年8月，美国、苏联等35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了《欧安会最后文件》，又称《赫尔辛基协定》。文件规定“所有欧洲的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苏联以此获得欧美国家对战后东欧边界的正式承认。但是，协定标明了保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所有签字国都有义务允许东西方之间人民、思想与商业更自由地交流与往来。这为西方国家干预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学者们指出，1975年8月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定是苏联领导层在与“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斗争中犯下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从此之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签署的国际条约。因此可以说，该协定的签署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起了推动作用。苏联境内的新老“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关注人权问题，并通过成立人权组织等形式与国外取得联系，获得西方的呼应和支持。早在1970年，苏联成立了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人参加的“人权委员会”。1973年，“大赦国际”在苏联成立分部。1974年，继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75年以后，苏联出现一些“赫尔辛基小组”，苏联境内的人权组织得以与境外里应外合，一些“持不同政见者”成为西方大众传媒关注的中心，并获得世界声誉。西方出自各种目的，开始对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给予资助。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开始得到津贴，并经常得到各种奖励和奖金，其中包括诺贝尔奖金。苏联一些作家或知识分子如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先后被授予诺贝尔奖。苏联当局以简单、粗暴的方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常常先关押、后流放，最后干脆驱逐出境。有时小题大做，有时费力不讨好，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弄巧成拙，闹得沸沸扬扬，结果使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名扬苏联和世界。[458]
应当指出，国外势力的支持，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思想渗透，也是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策略，它们一方面利用各种传媒向苏联公众宣传资产阶级思想，诋毁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寻找苏联国内与政府持不同意见的人，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支持。西方经常利用所谓犹太人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人权问题作为攻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借口。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先提出这一战略，指出：“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来达到……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459]20世纪60年代初上台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明确提出“和平战略”，要“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并“通过援助、贸易、旅游、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我们的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其“和平战略”的目标。[460]西方国家投入巨资，以多种手段对苏联进行思想上的进攻，与苏联知识界建立联系，进行各种交流，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群体，向他们灌输西方价值观，支持他们与官方对立，资助他们在西方出版著作，并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得到美国舆论和“苏联学”家的支持。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经抱怨：“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他们时不时为了宣传目的打这张牌。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461]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订后，西方国家利用协定中规定的条款，给予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以多方的支持，这种支持有物质和金钱的，也有“荣誉”和声援性质的。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指出，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文化、科技和经济交流可以促进独立的公民社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有助于加快民主变革的速度，使社会主义国家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美国一直鼓励开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和科学交流。美国传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等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通过这些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使苏联社会许多人，尤其是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的社会方式、技术发展和文化有了强烈的认同感。[462]但总体来说，由于当局的措施得力，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逐渐衰落了。长期主管国家安全问题的安德罗波夫曾经说，影响社会安全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而“持不同政见者”问题已经在我们掌握之中。
但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又活跃起来，苏联当局不但恢复了他们的名誉，而且鼓励和支持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萨哈罗夫就是一个典型。此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经常会见西方记者，而且公开反对苏军入侵阿富汗，因此在1980年初被苏联当局强制迁移到高尔基市居住。1986年12月16日，刚上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突然亲自给萨哈罗夫打电话，请他回莫斯科居住，并给他安排两套住房和别墅。苏联当局还应萨哈罗夫的要求，赦免释放了其他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戈尔巴乔夫不但鼓励萨哈罗夫从事政治活动，甚至给他以特殊照顾。在1989年3月选举苏联人民代表时，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因而落选。戈尔巴乔夫随即给苏联科学院增加几个名额，使萨哈罗夫终于能够当选。后来，萨哈罗夫和叶利钦等人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中联合近300名议员，建立了一个“跨地区议员团”，成为强烈反对苏共的反对派党团。就这样，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便公开化和合法化了。这时候，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不再排斥亲西方的社会精英，而与他们同流合污了。
第三，“非正式组织”。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公开性”和“民主化”运动的推进，苏联又出现“非正式组织”问题。这些“非正式组织”，只经过短短三、四年时间，便犹如雨后春笋四处蔓延，变得不可收拾，最终酿成大祸。据苏联报刊报道，这种“非正式组织”， 1987年12月有3万个，1989年2月增加到6万个，1990年又发展到9万个。在它们中间，许多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它们有纲领、有组织、有群众，还出版刊物。它们起初是政党的萌芽，后来则发展成为真正的政党，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
苏联的“非正式组织”，是从1986年开始出现的。这些小规模的组织相对于官方有组织的团体而言，具有秘密性、非官方、灵活、业余等特点。1987年，“非正式组织”已经蔓延到苏联一些大中城市。有的以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小组等形式出现。如1987年2月，由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出版的《经济、组织与管理》杂志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便组织了跨专业的“改革”俱乐部。参加该俱乐部的人，有后来成为自由派代表人物的盖达尔、丘拜斯等。同年3月，“改革”俱乐部召开一次最具影响的讨论会，研讨的题目为“国有企业法”。随后，这一年该俱乐部先后召开一系列经济改革研讨会，吸引许多经济学家参加。例如，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加·波波夫等人在一次讨论会上就提出自由选举、取消书报审查、发展市场关系等口号。[463]
从1987年开始，一些“非正式组织”发生分化，其中一些组织的思想和主张开始激进化。特别是一些反社会主义和反苏共的组织更加积极，如“民主和人道主义”小组等。与“非正式组织”相呼应，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分离情绪越来越严重。1987年，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市首先出现一个亚美尼亚民族自决联合会，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则先后出现一些所谓“环保组织”。1988年6～7月，一些加盟共和国开始成立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雅科夫列夫曾表示，他支持成立人民阵线。[464]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日益活跃的“民主组织”公开宣称“他们与各地的人民阵线组织有着共同的敌人”。当时，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左摇右摆，经济不见起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煤矿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开始活跃。1988年夏，莫斯科地区的“民主联盟”公开提出“反苏共”的口号。该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查尔科夫叫嚷：“等着，很快我们将要将枪口对准你们。”[465]他们于8月21日和9月5日两次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进行示威，公开叫嚣推翻苏联制度，引得报刊记者争相拍照。然而，令人深思的是苏联警察部门抓捕了一些人后，又很快加以释放。
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推进，各种非正式出版物也四处开花。1987年，非正式的出版物开始出现。这与过去的“地下刊物”有所不同，这些报刊基本上已经是正式印刷和散发了。1987年7月，一本名为《公开性》的杂志出版，其宗旨是联合各类非正式社会团体，声援保护人权活动。1987年8月，又出版一份旨在联系各非正式组织的《快讯》。《快讯》与西方的电台等保持紧密联系，转载或介绍其他苏联境内非正式出版物的内容，发行量很大。1987年夏天，出现一个非正式组织的通讯社，名为“劳动人民跨职业自由联合”通讯社。到1987年10月，苏联境内已有100多家地下刊物，其中17家刊物的主编还会聚列宁格勒市，并邀请《消息报》、《接班人》、《文学报》以及列宁格勒市共青团的记者或代表与会。总之，随着“公开性”运动的推进，这些报刊不但没有萎缩，相反却经常得到一些大报的支持。
由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纵容，到苏联解体之际，这类非正式出版物成为宣传反社会主义、反苏共力量的“舆论先锋”。而上述各类“非正式组织”，有的演变为政党，如民主联盟党；有的成员成为自由主义改革的领头羊，如盖达尔和丘拜斯。因此，一些“非正式组织”也称得上是苏联—俄罗斯自由主义或某些极端势力的“初级党校”。
从以上三个例证可以看出：在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时，严格区分和区别对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至关重要。如果把工作做好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化解，甚至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反之，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是不去做工作，那么即使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会走向反面，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敌我性质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或是姑息养奸，甚至推波助澜，那就一定会出大问题。这是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教训之一。
二 工作的方式方法问题
苏联曾是一个懂得突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旋律意义的社会，意识形态工作涉及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私人领域也不例外。列宁当年强调党的思想统一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在长期的革命实践过程中，列宁总是既坚持原则，又审时度势，发现问题的症结，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列宁能够正确对待党内各种不同意见，既严厉批判旧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倾向和种种“幼稚病”，又注意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队伍。苏共及其历届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和组织工作一样被摆在党的工作的重要位置。除历次党代会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外，还经常召开专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全会。然而，貌似强大的苏共却没能经得起思想风浪的冲击，在内部叛徒和外部敌人的思想进攻下，好似一尊泥足巨人霎时坍塌瓦解了。没有葬礼，只闻悲歌，只有自由派谎言的鼓噪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欢呼雀跃，甚至近2000万党员和广大群众对苏共的垮台也无动于衷，表现出“看客”般的冷漠。这是一个执政70多年的世界性大党的悲哀，多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功亏一篑，映衬出苏共意识形态在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失败。下面列举主要的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观点僵化、教条主义严重。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特别是二战以后，苏共的思想路线逐渐脱离实际，理论观点日益僵化，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越来越盛行。当时的理论研究严重脱离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所有的学术著作往往只是大量引述领导人的言论，或者为领导人的结论进行论证和诠释，形成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文化和科研模式，以思想文化的单一性取代方式方法上的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代替各种风格的自由竞争。苏共建立的文化和学术团体大都走上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因而影响各种文化流派和艺术风格的竞争和百花齐放。例如，从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开始，到30年代末， 95.5%的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协会、69.2%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466]整个理论界死气沉沉，缺乏新鲜感和创造精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千篇一律、万马齐喑的状态，不准探讨新的思想和理论，只准照搬过去的理论教条，不能越雷池一步，任何新思想、新理论不加分析均被斥为唯心主义。因循守旧，死抱住老一套不放，而不是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沉醉于以往的成绩，沾沾自喜，极力回避社会矛盾和冲突。例如，苏联理论界几十年间始终死抱住四大理论教条不放，并进行大力宣传，这就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论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完全适合”的论点；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论点。
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候，苏共没有及时认识到发展趋势，沉醉于石油美元，错过了科技革命的浪潮。而西方社会却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大大超过了苏联。七八十年代之交，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大幅度放缓，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苏共在思想领域仍然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大肆宣传“发达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全面危机”等空洞无物的空话和套话。
第二，用行政命令代替学术讨论。二战以后，苏共对理论界和文学艺术领域的争论问题，往往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解决。20世纪40年代，联共（布）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日丹诺夫，曾多次发表谈话，对许多具体问题进行干预和裁决，联共（布）中央还通过一系列相应的决议。例如，1946年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关于剧院上演剧目及其改进办法》的决议，以及《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决议；1948年又通过《关于瓦·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当时的苏联，文化领域缺乏创作和学术自由，行政控制过于严格，许多具体问题往往都要由党中央或领导人来作决定。这种做法在斯大林去世以后依然存在，而且成为一种传统。例如，当年的赫鲁晓夫即使对文化艺术懂得不多，并不是内行，却经常指手画脚，干预文化艺术方面的具体问题。1957年，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批评杜金采夫和他的作品《不单单是为了面包》。同年，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指责该杂志犯了“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还作出《关于〈星火〉杂志内容的严重缺点》的决议，指责该杂志过多地刊登“游记与国外旅行特写”，“犯有严重的错误”。1958年，赫鲁晓夫亲自出面，赞扬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1962年，赫鲁晓夫利用参观美术展览和画展的机会，抨击抽象派的画，说这是“用驴尾巴画的”。赫鲁晓夫的这种做法，不但继承了斯大林时期的传统，而且表现得更加露骨。对此，赫鲁晓夫在下台后才多少有点明白，他说“同搞创作的人打交道，行政措施总是最有害和最落后的”；“应该让读者有机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该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467]
长期以来，苏共对文化和科学研究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队伍庞大，效率低下。例如，在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除中央马列研究院、科学院、高等院校等行政隶属关系外，苏共中央还设有专门处室对相关学科和学者进行调控，如经济学研究就由苏共中央科学部经济学科处负责管理。在党对社会科学的组织领导体制方面，也有僵化和不尽合理之处。例如，苏共对科学院党组织实行属地管理，结果使拥有几十万人的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党组织分别隶属于区级党委。所长、院士经常要接受年轻的区委宣传员的训斥，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由于受到限制，科研单位知识分子入党的数量急剧减少。[468]这也影响了他们的仕途、休假、出国等，从而引起这些知识分子对制度的不满。[469]
与此同时，苏共推行过于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实行严格的送审和检查、追查制度。例如，在科学院系统的研究所中，要给某个杂志送一篇文章，必须同时附寄大量证明文件（5 ～10种）；这样的附件还要有十来个人签名，向学术会议提交报告提纲时这也不可缺少。这样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在广播电视上发表演讲，有时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必须如此。这些过分烦琐的禁令常常引起反感和抗议，人们想方设法绕着它走。在社会生活和研究领域，苏共的一些“意识形态行家”经常制定各种清规戒律，设置许多荒唐的禁区：禁止抽象艺术、先锋派音乐、摇摆舞、西方侦探文学、西方的许多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以及一些俄国哲学著作等。但这种“禁止”不但效果甚微，而且往往引发读者更强烈的“兴趣”。[470]
由于过多地设置“研究禁区”，从而影响了理论创新，抑制了社会科学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有关商品货币关系问题的讨论就是明显的例证。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联理论界就提出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改进计划工作，使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意见未被采纳，而提出意见的苏共干部，还因此获罪。苏共领导人垄断真理，政法机关对社会严加控制，宣传机构生硬地灌输，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听不到，或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在研究和解决民族问题方面，苏共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为了“尽快消灭民族间的差异”，苏共领导人常以最隐蔽的形式，将“庸俗的国际主义”塞入所制定的民族政策，以掩盖苏联日益严重的民族矛盾。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是如此，他们说，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彻底解决了。1981年，苏联当局曾作过一次解决民族矛盾的尝试。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准备二十六大政治报告时，有人建议在党中央委员会下新设立一个民族政策部，在部长会议下成立一个民族委员会，但这一建议遭到政治局成员的一致反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建议才被接受。
苏共的以上做法，不仅扼杀了理论界和文化领域的创作和学术自由，而且挫伤了一批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造成不良的消极后果。过多的管制，往往使社会科学工作者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变成“政治的附庸”。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脱离实际，形式主义严重。苏联拥有十分强大的舆论和宣传工具。在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出版的报纸有8000多种，发行1.73亿份；杂志有5000多种，发行2亿多份；中央、地方和国际电台一昼夜广播的总时数超过1300小时。苏联还拥有庞大的宣传系统，各地设有经常性的“宣传站”、“知识”协会讲座、各种民间大学，它们定期组织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专家和宣传鼓动员来作报告和解释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完备的党校学习系统。但是，这么一个庞大的舆论和宣传系统，却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这是因为，整个思想教育和宣传工作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内容单调，空洞无物，千篇一律，完全回避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和群众所关心的实际问题，成了形式主义。而且，所宣传的东西往往同实际生活存在明显的反差。苏共领导人则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和表面的思想一致和舆论一律，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和社会的变化，对社会心理动态、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深层动向缺乏调查研究，对广大人民群众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0世纪70年代，苏共经常发出号召，提出要把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统一起来，把思想、政治、劳动和道德教育统一起来。[471]然而，这些号召经常流于形式，缺少可操作性，就连知识分子都漠不关心，充耳不闻，他们极力回避政治。
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理论宣传工作必须旗帜鲜明、有的放矢、弘扬正气，批驳错误思潮，固守主流阵地。但苏共却忽视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强调革命性、战斗性的同时，没有注意话语范式的创新，没能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出针对不同受众的文体和话语体系，做到“以理服人，以言动人，以文引人”。相反，一些错误的理论或舶来品虽然晦涩难懂，却能假借新鲜的概念或时髦的词语迷惑受众。二是在注重理论和思辨的同时，不注意使用鲜活的事例。苏共在开动宣传机器的同时，很少利用活生生的事实说话，不善于利用一些反面的事例作为反面教材警示群众，因而宣传思想工作缺少说服力和战斗力，变得无的放矢和过于空泛。而一些反共的思潮却往往假借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或事件，任意夸大和放大，进而延伸到对根本制度和方针的影射和批判，因而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甚至产生轰动效应，达到其分化、瓦解的目的。苏共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惯于使用多年的陈词滥调，从而丧失了生命力和吸引力，其作用已经微乎其微。此外，电视和广播的效率也很差，新闻不多；各种报纸内容雷同，多数地方报刊都照抄照转中央报刊的文章和消息，没有地方特色。结果，社会上出现了所谓“夜间人”现象。不少干部和党员白天处处注意同官方保持一致，高唱赞歌，到夜间则进行秘密集会，阅读地下出版物，与家人和朋友交流政治笑话，议论时政，抨击权贵，发泄对苏共领导的不满。“夜间人”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苏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失败。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从形式上看，苏共相当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从斯大林时期以来，苏共逐步建立起一套相当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教育体系，出版了不少教科书，开设了系统的正规党校和业余课程。在教育系统，高等院校学生必修三门马列主义基本课程——苏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上，对党员、团员、工人设有一套业余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治教育体系，每年受教育的人达数千万之众。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共党校系统和各高等院校都在学习总书记“著作”和历次党代表大会文件，而这些领导讲话和文件常常充斥着空话和套话，意思模棱两可，主题含混不清，缺少鲜活的思想。这些政治教育活动后来成为被群众讽刺的笑话。自我标榜的伟大的“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波德戈尔内和契尔年科的空洞无物的“著作”，被成百万册地出版和发行，并指令在党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科学领域组织学习和研究。这些政治教育内容枯燥无味，形式干瘪，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根本没有达到和风细雨和寓教于乐的境界，效果不好，流于形式。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苏联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的征兆，西方的消费心理和世俗文化给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以很大的影响。但苏共领导人没有对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客观的分析，指出摆脱危机的道路，寻求社会主义的复兴，相反却逃避现实，继续在全党宣传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按抽象的理论原则宣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无可置疑的优越性”。这种不敢联系实际、不敢触及人民关注的热点问题的做法，不但为敌对势力创造了更加广大的市场，而且也自我边缘化了。结果，在一场猛烈的风暴袭来的时候，多数党员和群众显得不知所措，失去了前进的航标。
第五，因循守旧，文牍主义盛行。苏共缺乏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斯大林时期，苏共专注于世界性大战略问题的思考，却不重视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仅去基层视察过一次。莫洛托夫一次也没有到基层考察过。长期以来，党内不深入调查研究之风盛行。赫鲁晓夫则经常轻率地作出重大决策。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勃列日涅夫。翻阅过勃列日涅夫档案的历史学家说，勃列日涅夫留下的个人档案主要是他生前在记事本或日历纸上写下的大量便条，每张便条写一、二行至五、六行字不等，一般都无标点符号，而且有些党内的人名往往拼写错误。在这批数量相当多的材料中，并未发现勃列日涅夫对什么问题提过什么创见，或出现过什么思想火花。但是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苏联却出版了多卷本《勃列日涅夫文集》，这些文件都是他的写作班子为他撰写的。勃列日涅夫晚年出版并获得“列宁文学奖”的几本回忆录，也都是专门组织作家和记者为他撰写的。他的一切讲话、报告甚至简单的致辞，都要别人起草。在晚年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即使照本宣科，也经常读错，或前后颠倒。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干部，思想上充满“守旧”和“惰性”，行动上照本宣科，简单应付。他们习惯于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本知识，机械地贯彻上级的指示，逐渐失去主动研究现实问题的创造精神。《真理报》主编阿法纳西耶夫曾是苏共报告“起草班子”的重要成员。他在《〈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一书中回忆说，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只要你善于把那些早已陈旧、无人感兴趣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应当说就已经体现出十分卓越的“创造性”了。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写作、炮制、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深有体会地回忆说，为他人起草某种东西，为表明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勉为其难地从自己的头脑里挤出一些词语、句子和段落。这项工作虽然十分光荣，却也令人极为头痛和疲惫。因为当你看到、感到美好的理想、崇高的言辞和信誓旦旦的许诺与事实不符时，你就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
第六，言行不一，宣传与实际相脱节。苏共后期官僚作风严重，干部等级制度森严。苏共上层的特权阶层习惯于脱离群众，享受特权和各种特供、特需。苏共官僚的作威作福行为逐渐曝光，普通党员和群众看在眼里，恨在心上。20世纪60年代以后，苏共高官逐渐丧失了布尔什维克党遗留的革命献身精神，抛弃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仰，口头上高唱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只是换取向上爬的伪装。对他们来讲，共产主义理想已经不再神圣，重要的是学会阿谀奉承，向上爬，尽快捞取实惠。70年代以后，苏共领导集团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逐步丧失了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责任感。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宣传机器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理想、集体主义、公平和正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人民心中已经逐渐失去过去那种感召力和吸引力。这些理论和说教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冰冷的、毫无生气的，甚至是可笑的、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在一种虚假的、片面的宣传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群众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陷入迷信或者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人民群众之所以表现出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就是因为苏共高层丧失意志、首先变成了“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在苏共瓦解、苏联解体过程中，绝大多数苏共党员虽有不满，仍沉默地接受一个又一个现实，这本身恰恰说明苏共高层在党员和普通群众心中的威信已降低到何种程度。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赖以生存的石油价格下跌，国内消费品市场短缺现象日益严重。地下经济活动猖獗，领导人腐败和特权现象蔓延，社会纪律松弛，政治思想教育与群众心理变成“两张皮”，社会心理和道德风气开始败坏。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对此视而不见，认为这是正常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苏共意识形态领导人也借机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然而，西方敌对势力却紧锣密鼓，一方面加紧支持和怂恿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舆论攻心；另一方面又积极在苏共党内高层寻找代言人，附加金钱或物质许诺进行收买。[47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信息和宣传部门，开动宣传机器，加足了马力。当时，“美国之音”每周对苏广播节目长达500小时，覆盖苏联全境，使用所有加盟共和国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发动心理战。西方的价值观在一些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的掩盖下，逐渐渗透进苏联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头脑。苏联社会在消费品和思想、文化信息产品两方面出现“短缺”，而苏共没能及时提供物质和精神食粮，借以消除“思想和经济上的短缺”现象，这成为苏联社会致命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心理战专家利用苏联社会物质上的“短缺”，通过人员往来、报刊舆论及其他文艺作品等形式宣传西方的物质富足。利用苏联社会信息和文化交流的“短缺”，积极推广各种通俗文化和诱人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苏共领导人忽视了西方长期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西方针对苏联开展“心理战”和“攻心战”缺乏认识，丧失警惕，最后甚至全面敞开胸膛，试图一下子投入西方的怀抱，妄想融入西方。结果，苏共犹如被勾去“灵魂”的泥足巨人，迷失了方向，丧失了自我，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夹击下，轰然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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