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S省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有个叫F县的地方。在当地公安部门给我的一大摞资料里,我也没见过F县的面。也就是说,就毒情而言,它既不是最严重的,也不是工作做得最好的;既不显山,也不露水,我差点与F县擦肩而过。现在想来,如果我没有到过F县,那真是对F县人民不负责任。在提及F县之前,我们先扫描一下S省禁毒的战况:
S省累计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约4.2万人。省会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15639人。也就是说,省会的吸毒人员占S省的三分之一还多,因此,省会必然是S省的毒情重灾区。目前,省会市区有178个乡镇、街办,已有126个乡镇、街办被命名为“无毒乡镇、街办”。其中,5个区、县已整建制被命名为“无毒区、县”。全市共有毒品重点治理区域42个乡镇、街办,已摘帽6个。
省会缉毒部门在2003年共破获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案件2766起,其中重特大案件43起;抓获毒品违法犯罪嫌疑人3360名,缴获海洛因23.4公斤,缴获摇头丸529粒,强制戒毒、劳教戒毒2258人。
整个省会的禁毒工作从数字上看的确不错。
F县是省会的一个县级小城,距离市区七十余公里,本来我是没有机会认识这个县城的,当地禁毒总队的领导安排我去看另一个禁毒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县。可是我到达省会的第二天,认识了一个老警察,准确地说,一个在缉毒战线工作数年,现在已经隐退的老警察,听说我到S省了,多次提出要跟我见面。我问他见面说什么?他说就谈禁毒的事,谈谈他所熟悉的、梗在喉咙里多年吐不出来的东西。从电话里我能感到他的真诚,于是我找理由推掉了与官方的聚会,约他到我住的宾馆来一起吃晚饭。
老警察看上去五十多岁,红脸膛,憨厚面孔,言谈举止都很本分。他提出请我到外面吃风味小吃,我婉拒了。我打算随便点两个菜,请他一起吃。可他拘谨地说,自己刚才在家里已经吃了一碗面条。在我的再三邀请下,我们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
那晚,外面下着小雨,我们谈到深夜,谈到凉气逼人时,我们的话题仍然没有结束的意思。他走后,我无论如何也睡不成了,我又认真听了两遍与他的谈话录音,天就那样亮了。我想,我只是偶尔失眠一次,而这个老警察在他的职业生涯里,为了与毒贩子斗争,经历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啊。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把那晚整理过的录音资料呈上,祈望读者能产生共鸣。
老警察:我听说你专门来写西部禁毒问题的?
我回答:是的。
老警察:想听真实的情况吗?
我回答:那还用说?
老警察:你知道S省有个F县吧?
我摇头。
老警察:没关系,既然我跟你提到它了,你就关注它吧。那地方吸毒的人很多,贩毒的人很嚣张。既然到S省了,你一定要去看看。
我问: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问问,你现在还有警察身份吗?
老警察沉默一会儿,说: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可我申请提前退了。
我问:为什么?
老警察为难地说:可以先不说吗?
我点点头,然后问:你在F县工作过?
老警察眼里闪着泪花,他说:我的警察生涯是在那里度过的,很苦涩。
我问:你当过缉毒警察?
老警察的双眼盯着天花板,缓缓道来,他说:我从28岁转业后当了民警,从警23年,在缉毒队干过,在戒毒所干过,还当过乡村派出所长。二十多年里,我与烟毒贩子、吸毒的打过不少交道,给我的印象是,吸毒者比杀人、抢劫犯还难对付,他们满口谎言,不讲良心和真诚,什么缺德事都能做出来,什么事也有胆量做,不计后果,不择手段。不论以前是多好的人,只要沾上毒瘾就变成另一个人了,穷凶极恶,贪婪残暴。
我问:照你的说法,F县贩毒情况严重?
老警察:我告诉你三个吸毒者以及他们家族的情况。也可以说,他们是F县的三颗毒瘤,至今没人能动得了他们。
先谈姓L的贩毒者吧。他的绰号“老鬼”,今年65岁,他父亲解放前就是贩毒的,他从小就会熬大烟。过去,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国家政策严,他隐藏得深,卖毒偷偷摸摸,不敢大胆卖。三中全会搞活后,他也活了,他无所顾忌了,大胆得由暗转明地干起来。这个人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腰坏了,基本不干大坏事;二儿子是个黑社会,组织一帮人抢劫、打家劫舍、强奸、放赌债什么事都干,1998年因抢劫、强奸被判刑15年,现在监狱服刑;三儿子也跟随他哥抢劫、强奸,他二哥入狱后,他没了后台,干些小坏事,后来吸上毒,现在批了劳教,正在S省新固劳教所劳教;老四没腿,是个瘫子,开个四轮的残疾人摩托车在街上跑卖大烟,是游走性的,他身上带的包毒品量小,如果被警察抓住,只够罚款标准,不能重处。他卖完了回家再取,派出所抓住后又送不进看守所,因为国家规定不许关押残疾人、病人,这样一来,法律在他面前就苍白无力了,贩起毒来无后顾之忧。
姓L的从山东、河南等地买回毒品,他老婆就在家用电炉子煮毒品,加工成海洛因。通常一斤大烟煮四两海洛因,然后包成小纸包让残疾儿子开四轮车出去在街上游着卖。天天如此,基本不翻把。贩毒来钱快,姓L的盖了12间两层的楼房,还有6间一层高的房子,另有一座三间两层的旧楼,成了小康之家。
姓L的经常摆赌博场,在赌场为输钱的人放高利贷,100元用一小时5元钱的利息,还不上钱的被就拉到他家二楼东边的那间房关起来,姓L的自己开设私人拘留所。他顺便在赌场卖大烟,让赌钱的人吸毒,长年干这些坏事。
有一年夏天,我和科长坐三轮摩托在街上走,远远看见两个人打一个女人,打得女人在地上来回滚,很让人不忍心,我们赶到后看,就是L家老二,人称“镇关西”,我们把他治安拘留了。
有一次,他坐公共汽车看到一个姑娘漂亮,就要强行跟姑娘接吻,姑娘的哥哥反对阻止,他们就打,打得小伙子鼻青脸肿,他下车走了。走了一段路后,他又上了一辆车,他看到一个乘车的姑娘漂亮,就让车停下来,把姑娘穿的黑色裙子撕破,挟持姑娘到路旁草丛中强奸了,而后他扬长而去。
到晚上,他又去一个山区旅店,主人见来势不妙,赶紧关上大门,他怒了,把房檐台上放的一根檩条抬起来,猛撞门,把门撞掉后冲进去,又强奸了一个青年妇女后,跑掉了。出门不久被派出所围捕了,判了刑。
他的媳妇也是他抢来的。有一次坐三轮车,他发现一个姑娘长得漂亮,上去用胳膊夹住姑娘的脖子,姑娘反对,他说我这是看得起你。就强行把姑娘拉下车,拉回家,强行同居。两个月后被姑娘的母亲发现,找到这里,他放出狼狗咬姑娘的母亲,姑娘哭着出来救母亲,他不让救,还威胁说:你女儿怀上我的种了,过几个月就有人把你叫外婆了。姑娘的母亲差点气死,只好爬起来回家了。第二天,他又牵着两条狼狗,背着两支猎枪,到这个姑娘家,朝姑娘家大门开枪,打得门上到处是窟窿,而后放开狼狗叫它们冲上去咬,吓得这家人跑光了。这个姑娘就成了他的媳妇,现在生了三个娃,都十几岁了。这几个小孩从小就干坏事,心毒,打人都是用砖头砸脑袋。
我问:这L家老二不是恶霸吗?
老警察:1992年时,我写过一篇稿子《围剿镇关西》,在公安报上刊出来,有人把报纸给他,他就记了我的仇,给我写恐吓信。1993年腊月三十这天,我正在单位贴对联,准备过年。这时,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单位门口转悠,出于职业敏感,我就警惕他了。没多大一会儿,他朝我走来。问我你姓什么?我反问他,你找谁?他说,我找某某。他说的名字就是我。我不露表情地问他:你有啥事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给我。我意识到这人来者不善,就暗暗记住了他的脸部特征和衣着。我又问他是哪里人,目的是想听听他的语言特点,以便于万一他跑掉后,我能凭这些特点抓住他。在拆信之前,我突然转到此人的前面,先堵住他回去的路。我快速拆开信,上面第一句话就是:“我杀你全家!”我没看完信就装上口袋,然后把这人来时骑的自行车突然举起来,挂在他的脖子上,使他负重就跑不快了。我正要问他是谁叫你来的,L“老鬼”就领来一大帮人,把这人接应走了。我赶紧把此事告诉局里,局里就派几名警察来了。
我们赶到L家时,“老鬼”正口吐白沫,毒瘾发作了。把他带到公安局后,他对局领导说:“我路过那里,看到警察正用砖头砸那个人,我害怕警察把那人砸死,所以去拉架。我不认识那人是谁?这个警察常打好人,你们管一管你们的人,叫他别打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当时的秘书科长说:真是一派胡言。
过后,公安局一名副局长对我说:“L家不承认是他叫人给你送恐吓信的,送信的人又跑了,他长什么样也没人见过,就你一人见过,你想法找吧。找见了给我说,我派人去抓。”
送信的人曾与我站在面对面,我观察他的脸上有一层很细的灰尘,汗水糊了尘土。他说话时的口气有点结巴。根据他脸上灰尘多,我推断他是开小四轮拖拉机形成的,因为拖拉机没有驾驶室,跑车司机往往是一脸带油汗的尘土。我就独自去了倒卖白灰水泥的市场查小四轮司机。没费多大劲,就查出了这个人,是个开小四轮拖拉机的。
我报告了局里,局长让我带几个警察去抓。抓回那人后,他承认是L家让他送信的。我们在搜查“老鬼”的炕时,发现炕上有一沓稿纸,稿纸上用圆珠笔写了许多字,这些字与恐吓信的字是一致的笔迹。我们在L家的炕上还发现一本厚书,打开来一看,中间被掏空了,里面竟然放着吸毒工具。合上看是一本书,一般人是很难发现的。
老警察说:我再给你讲讲N姓贩毒家庭的事。N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他爷爷、爸爸在旧社会,民国甚至清朝时就贩毒,到他手里一直贩卖毒品。这人经常贩毒被我们抓住,我报批几次劳教,批了,但送不进劳教所。劳教所收人要体检,每到这时,他就腾地一下脱了裤子让检查人员看:一看阴囊处吊着半尺长的肉,就不收了。我们就把他带回。屡次送,屡次退。批了劳教是空的。只要放回去就又卖毒。如果罚款他很高兴,交了钱回去又卖毒品。要不了几天,就又挣回来了。
这人的阴囊是单颗睾丸,长且大,尽管医生认为是病,并不影响什么,而且也不传染。我私下里也问过他,这种病传染吗?他不屑地说,我才没病呢?可我得蒙警察啊。稍有点经验的人知道,他的病叫“疝气”,但他每每拿此说事,就这样使他逃脱了一次又一次打击。
N的大儿子Q,最早是干杀牛营生的,他经常在市场上跟人家卖牛的谈好价,比如一头牛卖2000块钱,他说我再给你加20元,你给我送到家里吧,结果人家把牛送到他家后,他不给钱,而且拿刀要杀人家,吓得人家再也不敢问他要钱了。他用这种手段坑了一个又一个卖牛的。
Q偷了生产队的牛,把牛杀后,把牛皮送到收购站去卖,被派出所发现,追查下来,叫饲养员认。饲养员认出是生产队的被盗牛,于是,村上在饲养室开批判会斗他。Q狠狠挨了一回整,他便把仇记在饲养员的身上。1979年给右派平反时,他找到村上要求给他也平反,村长说,只听说给右派平反,中央没说给贼平反。于是,他就买了一口棺材,用架子车拉到饲养员家门口,拿出两把菜刀对饲养员说:这两把菜刀你一把,我一把,咱俩同时都砍,谁把谁砍死了,这口棺材就是谁的。吓得饲养员没命地跑了。
Q到处放高利贷,还不起钱的就挨打,有的村子半村的人都被他打过。所以,有一天,当他又到一个村庄收钱时,一个磨面的妇女看到他,吓得放下面盆就跑,边跑边尖声高喊,“土匪来了”。因为她的丈夫被Q打过。喊声惊来村里男人,迅疾涌来上百人,一齐动手用石头砸,拳头打,铁锨铲,混乱中就打死了Q。当时我和另一个民警去看的现场,大家心照不宣,此案就不了了之啦。
N贩毒很有经验,他给买毒品的吸毒者说:“不要把货装在衣兜里,要捏在手上。如果见到有警察抓你,就把它扔在地上,警察在你身上搜不到毒品,拿你没办法。如果警察从地上寻到了,你可以不承认。若从你口袋里搜出来,你就走不脱了。警察寻不见毒品,他走后,你还可以再去捡起来。”
N藏毒品的地方也很隐蔽,他通常把毒品藏在后院里,拿出去卖的是包好的小纸包,抓住了也不够处理。有一次,贵州省毕节县公安局顺着一个贩毒案追到F县,贵州毒贩指认N买了他的毒品。可是追到N家来抓他时,他翻后墙跑了,毒品就藏在鸡笼里,警察只顾撵人,等再转回来又没毒品了。毕节县公安局把N抓走了,当地许多老百姓都放鞭炮,问他们为什么放炮,他们说就是高兴呗。可是两个月后,N又被放了回来,他被罚了17000元钱。公安局没证据捕他。
N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在部队当过兵,复员后转到西北一个什么地方的乡政府工作,花钱买了个副乡长的官当着。
我问:这L姓和N姓的毒贩互有来往吗?
老警察:他们各有各的地盘,相互知道,但不来往。
我问:第三个贩毒家庭是怎样的?
老警察:这家人姓C。早年,他和老婆两人一起贩毒,挣了一大笔钱,有一个十八岁的儿子。他们最初承包了一个停车场,经营一个舞厅,一年挣几万元。后来,C把自己舞厅里的一个小姐霸占了,他给小姐租了个房子,常常不回家,还生下一个男孩。他老婆气坏了,两人关系闹崩,老婆单独经营一个旅馆,期间与一个房客勾搭上了。C知道后找老婆算账,老婆不服地说,你能乱搞我也能乱搞,跟你学的。他们的儿子在初中二年级时,就跟着两名不法之徒提着木棍和九节鞭,潜入一户村民家将其杀死。案发后,我们根据受害人家属指控,将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且从C家查获了带有血迹的淡蓝色衬衣以及作案工具九节鞭。经市公安局技术鉴定证明,三案犯衬衣上的血型与死者身上血型相同,1991年9月11日,我们刑事拘留了这三名犯罪嫌疑人。同年,以伤害罪提请F县人民检察院,要求批准逮捕三案犯。县检察院指派助理检察员P负责此案。P是C的邻居,与C平日关系密切,经常一起打麻将赌钱,而且与C的老婆有一腿。当时P也承认是三案犯杀的人。但一个月后,检察院以“主要犯罪事实不清”为由,将案件退回县公安局。说法医鉴定有问题,不予批准。我们马上把三名案犯沾有死者血迹的衣服送到市医科大学法医系和公安部第二研究所进行技术鉴定,结果均证明血迹相同。半年之后,我们再次向县检察院提请逮捕三案犯,并呈报了补充侦查材料,结果,仍被县检察院以“主要犯罪事实不清”为由驳回。P还是说有问题,又说是公安部向着公安局,还是不批捕。1994年,我们迫于无奈,只好将三案犯取保候审。放了杀人犯后,他们就有些蔑视法律了,认为花点钱就能买得杀人案,就不把犯罪放在眼里了。C经常吸毒,他儿子被放回来后,也开始偷偷吸毒。几年后,父子俩就把家产吸完了,为了图便宜,有一次,儿子买了毒贩制的假毒,是那种掺有敌敌畏农药的毒品,他吸了后,头脑暴胀,像是要炸裂了,他的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县医院抢救,医生说,送到市里去看吧,这里条件差,恐怕看不好。等送到市医院里,医生说要做开颅手术,压了8万块钱,但手术后,他只活了几天就死了。我们听说这事后,觉得这真是应了天理:他杀了人法律惩处不了,被老天爷惩处了。法律不如老天爷公正。他杀人后多活了9年,死时26岁,留下媳妇和两个小孩,日子难过极了。C家为此欠下一笔巨债,后来,要债的人纷纷登门,C无法偿还,便把房子和土地一起卖掉。现在落得一贫如洗。
我问:你觉得在基层当个警察难吗?
老警察叹口气说:一个警察的力量在这个社会上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我当派出所所长时,派出所与乡政府一个院子。有一次,村上过庙会唱戏,叫各单位摊派钱。镇上的兽医站、医院、供销社、学校、邮电所、粮站都拿了钱交给村上管理。就我们派出所没交钱。村上报复派出所,先把通往派出所的水管掘断,而后又拉来一车砖,在派出所门上砌起墙。那天,我从外面办完事回来,一看门已经快被砌严实了。我进不了派出所,里面的民警也出不来,民警进出要越墙。后来,还是公安局出面找乡政府拆开堵门的砖墙,村长还恨恨地跟公安局说报复的理由:他们派出所经常罚款,连300元钱都不交来?太没眼色了。
我问:这都成什么了?他一个村长有什么权力这么干?这件事讲出去,真是天大的笑话。
老警察苦笑:还有一个村长在村中霸占了几个婆娘,民愤很大。但慑于村长的淫威,都不敢惹他。我们民警也恨他。这种人当村官在群众身上揩油,我们准备从他霸占5个妇女的事上查他。但没过几个月,他由村长升任乡政府的副书记、乡长了。官还大了。再大也没德行,丢人丢的是共产党的脸!这样的人搞得领导干部没一点威信。
还有一次,一个村长的儿子跑到一个种杜仲树的人家,偷剥人家的杜仲树皮,被看林子的人打了一猎枪,伤着胳膊了。刑警作了结论,胳膊伤责任自负。后来这人到派出所闹腾,领人堵派出所大门的就是这个村的村长干的。他们实际上是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哪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我小心地问:能否提一个触动你内心的话题,你是怎么离开警察队伍的?
老警察抿抿干渴的嘴唇,我把水杯推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但没动那个水杯,他郁郁地说:我在所长岗位上,侦破了一个吸毒人员盗窃案,挖出一个盗窃窝点,那个吸毒人员共盗窃68辆自行车、2台电视机、两头耕牛。那天,我们得知他在家,我就带着所里民警到村里去抓他,他媳妇哭哭啼啼地说,能不能让他穿件衣服再带他走?我心软了,就说穿吧。谁知他借着穿衣服的空当,一拳打在我眼睛上,马上就跑了。当时是冬季,又是半夜,民警们追了出去,大约追了三里路,我们将他抓获了。抓回派出所后,我去局里开会了,走后3天,所里民警打电话说,那人交代了他的犯罪事实;第5天,所里来民警说,那个盗窃的吸毒者死了。
死者家属一看人死了,就到派出所乱闹,非说是警察把人给打死了,还把死者的尸体抬到我的床上不拉走。
事情闹大了,检察院开检委会,要批捕我们。会上邀请县委领导参加会议,听取讨论情况。我记得会上政法委副书记说“今天参加会议的人,我想问大家一句,12月5日晚上12点钟,你们都在干什么?”大家都瞪眼疑惑地问:“问这干什么?那晚特别冷,睡觉呗。”副书记气愤地说:“你们在睡觉,可所长和民警们却在逮贼,在工作。现在咱们是睡觉的讨论批捕干工作破案的。我的话完了,你们继续讨论吧。”
最终,派出所还是被告上法院。为了不牵连所里民警,我独自承担了责任。
我们派出所所在的乡村流传一种叫出血热的地方病,这种病发作时,会出现尿毒症或肾脏不工作,最终死亡。我们怀疑偷牛的吸毒者是出血热病死的。法院审理时,法官看到尸检报告说:这尸体表面完整,什么伤痕也没有,皮下的瘀血是哪来的?法官怀疑法医的验尸有问题。
说来也是冤家路窄。接办案子的正好是那个叫P的检察员。在杀人的案子上他花了C家的钱。这次,他不仅在检察院捣鬼,而且叫市检察院法纪处出面在F县闹腾。法纪处的一个处长接受了P的贿赂后为他两肋插刀,他对F县的书记说:“我们反腐败已经整倒了几个县级干部,这个派出所长的问题,你们县委怎么压着?”
县委书记说:这个派出所长不是腐败,既没有贪污,又不玩女人。与腐败没关系,他就是抓了一个贼,与腐败挂不上钩。
处长说:你还庇护他?谁庇护我就查谁。
县委书记说:我没有能力庇护,若能庇护,我的民警就不会因为工作吃官司。
当时,政法委综合办主任正好来了,他不认识那个处长,但听到那人说话不上路,就说:那个派出所长怎么啦?他破了案,抓了贼,有什么错?你想把他怎么样?
处长问你是谁?
政法委书记急忙说:这是综合办主任。
处长气呼呼地问:这水平能当综合办主任?
综合办主任说:你这水平能当个处长?
后来,检察长和政法委书记把那名处长拖走了,他出门时说:怪不得把派出所长处理不了,原来县委领导都是这个态度,派出所长把县委都活动过了。
综合办主任听到后撵上来说:他不用活动谁,是人心,是他为民除害的事实赢得的。
那个处长走后不久,就从县法院把开过庭的案子调到市检察院,交到起诉处,叫市检察院起诉到市中院,直接判我5年到7年。
接到案子的人看了卷后说:没有那么严重,判什么5年7年的,就是贼死在派出所里,顶多判个缓刑到顶。就这个情况,还不一定能够处理。
市中院没有接案。僵持了一段时间,由市政法委书记出面,把我按缓刑处理了。如果不是这个处理结果,至今我还背着黑锅。当时说好我的工资还由公安局发。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心灰了,不想干了,于是就打了提前退休报告,公安局批了。退下来后,我并没破罐子破摔,我的妻子仍在工作,两个儿女都很优秀,一个大学毕业了,一个还在上大学,需要我这个做父亲的尽义务。因此,我很快应聘到一家单位打工,每月挣钱不多,但我始终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很踏实。脱了这身警服后,我的心轻松多了。只是每当晚上睡不着时,就想起禁毒工作中的一些遗憾未了结,心里还是放不下。
听了眼前这位老警察坎坷的经历,除了为他难过,我无法为他做什么。令我感动的是,他能在深夜冒雨来为我提供禁毒线索,我分明看到了一个好警察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心,我不由得对他起了敬佩之情。尽管他还背着个缓刑在身上,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重。
第二天一早,在这位老警察的陪同下,我悄悄摸进F县,我想用自己的眼睛看看,老警察的话是真是假。
到F县时,天上依然下着小雨。老警察问,要不要找县上领导让他们领你去?我摇头说,不用了。老警察说,F县缉毒队有个民警很正直,他对那三家的情况都很熟悉,我打个电话把他找出来带你去。老警察把电话打过去,那个民警说他正在街上买装修家具的东西,于是,我们三人在一个家具店门前见了面。意外的是,那个年轻民警对我关心的问题很冷淡,当知道我的身份后,他找了个理由回避了。老警察尴尬地说,他怕惹麻烦。我对老警察说,我能理解他的难处。
老警察本来不想出头露面,这地方认识他的人很多,考虑再三,他决定还是冒着风险,先带我去L姓人家的住所。
我们开车来到城郊,先把车子停在距离L家约百米远的地方。
在一片杂乱的城乡结合部居民区,有两栋两层高的宽楼大院特别显眼,院墙足有三人高,有一种好进不好出的感觉。老警察说,看见了吧,这两层12间的楼房,还有一层的6间房就是L姓人家贩毒盖起来的。我说,真够豪华的了。我让老警察藏起来,我自己去实地看看。我佯称自己是做生意的,想在此地租两层橡样的房子当厂房,我手指着那两座气派的楼房,分别走访了附近的一个老大爷,三个妇女。他们一听我要租L家的房,都摇头说,你到别处去租吧,别租那家人的。我问为什么?她们开始都不说,只说不安全,还是看看别处吧。后来,看我态度坚决,才透露说,那家人贩毒,挺坏的。L家的大门开着,但我不敢进,因为门口拴了两条大狼狗,L家的二儿子就是牵着它们到处去吓唬人的吧?我站在远处,给气派的L家拍了两张照片。我最终放弃了进去看看的计划。
老警察说,你如果能在这里多待两天就什么都清楚了,一到晚上,有许多吸毒者都会从L家进进出出。公安机关如果真想捣毁这个毒窝子,抓这些来买毒品的就行。
我反问老警察:你觉得这些长期贩毒的人,有什么方法能打掉他们?
老警察不屑一顾地说:如果我是缉毒队长或刑警队长,我就有办法打掉他们。
我急切地问:你有什么办法?
老警察说:先别让我说出来吧。
我和老警察驾着车从巷子里走出来时,遇到几个妇女迎面走来,老警察悄悄指给我说:那个高个子,穿蓝衣服的年轻女人就是L家二儿子抢来的媳妇。我盯住那个女子看,发现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长得眉目还算清秀,只是眼袋过早地垂了下来。她手里拿着一把菜,扭搭扭搭地正往家走。我对老警察说,看得出来,她年轻时是个美人。
我们回到F县街中心,老警察指着路边的一栋比较阔气的两层高楼房,说:这就是C的老婆曾经开的旅馆,现在已经卖给别人了。他又指了指街对面的一个舞厅和停车场说,那些地方以前都是C贩毒买的,现在也都卖了。我问:我能见到C吗?老警察指着街另一头的庙说,他经常在庙门前跟人赌博,经常把毒品卖给赌博的人,我过去看看他在不在。老警察带着我走了一圈,我们果然发现有四个人坐在庙门前玩麻将,但里面没有C。
我们又驱车来到距离车站不远的一个居民区。把车停好后,开始徒步往里走,没多远,我就看到鹤立鸡群般,一座三层高、有三十多间的更豪华的楼房出现在眼前。老警察说,这就是N的家。我脱口而出:这哪像农村人家的住房,倒像是城市里的一个中档招待所。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有这么多房子的人家,很开眼界。我想,一个普通农民无论如何也盖不起这么多房子。N家大院是敞开式的,前院墙用铁栅栏围着,后面才是高墙深院。我围着N家转了一圈后,从正门进去了。三层楼里稀稀拉拉地住了六户人家,我一打听,他们都是外地来务工的租房户,从口音上判断,多为河南人。我问他们房东姓什么?他们说姓N。我问他们N家为什么这样有钱?他们说,N家过去是杀牛的。我说,一个农民就是杀三辈子牛也不会挣这么多钱啊。他们就不说话了。
N的孙女正在其中一间屋里跟人打麻将,听说有人要租房,就懒洋洋地出来了。她大约十七八岁的年龄,嘴唇发乌,脸色蜡黄蜡黄的,很难看。我跟她侃了一会儿价格,就下了楼,正碰着N的老伴和女儿从外面回来。她们一听说我是租房的,便极力劝说让我租房,并说住在这里很安全的。
我为N的房子拍照后,老警察指着不远处的一个高墙大院说,那是N大儿子Q的房子,他被外村人打死后,媳妇一个人住在那里。据说,经常有男人到那房里去。
我们驱车回到街中心后,老警察指着街道繁华处的一个三层高的综合转角楼说,那就是N给他女儿买的房,地段好,值钱着呢。
我转过头,看看厚道的老警察说,你们是怎样把这群人养肥的?老警察窘迫地说,这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
我决定独自到F县缉毒队去看看。
缉毒队长显然已经听到风声,知道我来了。他个子不高,黑瘦黑瘦。我问他,F县的吸毒人员有多少?他说700人。我跟他提到L姓人家,他摇头说,没听说过此人贩毒。我又提到N,他立刻把厚厚的一摞材料放到我面前,无奈地说,看吧,这200多吸毒者都是从N那里买的毒品,每人都做了笔录材料,可是每个人都只买了他0﹒1或0﹒2克,按国家规定的,要办N的脑袋,得50克,我们怎么也得作够1000份材料后才能动他。
我说,这么说,你们也承认N是毒贩了?因为至少200个人买过他的毒品,占700个吸毒者的三分之一,这么说,他真的是你们这一带的大毒贩,为什么不想点别的办法把他拿下呢?缉毒队长就开始抱怨,没有缉毒经费,月工资也就900块,每个月的工资都要推迟两三个月后才发。缉毒队只有12人,忙不过来等等。事后我才知道,这个抱怨颇多的缉毒队长原来是L的亲戚,难怪他说不认识L。
返回省会的途中,老警察还给我讲了一些他当缉毒侦查员时的事情。他说,抓吸毒者是很危险的工作,吸毒者为了脱逃,常常身上带着刮胡子刀片。有一次,我抓了一个吸毒者,刚一抓住他,他就用刀片在自己头皮上割了一下,血刷的就流下来,满脸是血,躺在地上装死。我都被吓住了,真怕他死在我们面前,就派人把他放了。谁知,一听说要放他,他腾地站起来,用水龙头一冲,头立刻就干净了,好人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到街上去了,让我们哭笑不得。他们练刀片技术已经很高明了,知道划到多深才合适。还有的吸毒者在鞋里藏老鼠药。有一次,我抓了一个吸毒者,他趁我不注意,猛不防掏出老鼠药倒进嘴里。我赶紧把他送往医院抢救,我们转身的工夫,他又跑了。
有时,我们抓住吸毒者,他会猛不防撞在墙角上,头上立刻冒血,拘留所一见有伤,就又把他放了。
吸毒者还有一个绝招,把牙膏剪成刀片状吃进肚子里。有一次我抓住一个吸毒者,他对我说吃刀片了。我就带他去医院照X光,上面反映出来的就是刀片,医院出具证明后,我们只得把他放了。事后别的吸毒者说,他们才不吃刀片呢,那多难受,把警察哄走就达到目的了。
我问老警察:你在基层工作这么多年,在缉毒队和强制戒毒所都干过,说句实话,你觉得咱们国家禁毒有希望吗?
老警察抿住嘴想了一会儿才回答:从我的经历看,目前的禁毒机制远不适应于禁毒工作。目前的禁毒工作好像只是公安机关一家的事,别的机关没有这个任务。群众更不敢管,民警人数少,管片也大,谁吸毒民警其实都知道,但不能天天看着他不许吸,所以,管的看不见,吸的照吸。而且目前的社会有很多卖大烟的,为滋生吸毒者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一个吸毒者到戒毒所戒了烟,三个月放出来后,他的头一件事就是买毒品吸。这一吸又等于白戒了,前功尽弃。就是吸毒者自己想转变都不行……
老警察说到这里停顿了,他从自己的手提包里翻出一份材料递给我,真诚地说:“我口才笨,也说不清个啥,这是我在2001年时写的关于对戒毒工作的思考。你看看有用吗?”
看着已经发旧的材料,我真的很感动。看过材料后,我更加感动,因为字里行间透着一个基层民警强烈的责任感,实在难能可贵。谁又能断定,它没有史料价值和基层经验价值呢?我在采访中明显感到,禁毒工作,似乎是上下搞了两张皮。上面往往不知道下面是怎么开展工作的,而下面的真实情况又反映不到上面。人为的障碍越出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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