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崇富[364]
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其间高潮和低潮交替出现，是符合规律性的社会现象。1848年欧洲革命成果被资产阶级夺走、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特别是第二国际变质以后，都先后出现过革命低潮。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出现过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但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步入低潮。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既要正视这个现实，相应地调整党的政策和策略，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积蓄力量，为尽快走出低潮和迎来高潮创造条件。当代各国工人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应当以列宁为榜样，结合目前的历史条件，团结奋斗，争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尽快走出低潮。我认为，就革命的主观力量方面而言，应当从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应当深入总结革命步入低潮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用以武装和组织共产党人，教育和唤醒革命群众，是革命走出低潮的重要的政治理论前提。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时，正处于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蔓延滋长、大行其道的逆境。当时，参加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等极少数党除外）及其大多数领导人，如伯恩施坦、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只有列宁和倍倍尔等极少数领袖人物除外）等人，以右派或“中派”面目出现，“修正”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完全背叛了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葬送了此前曾一度向好的革命形势，使第二国际走向破产。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虽是后起之秀，却是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列宁认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客观原因，是这期间（1872 ～1904年）整个资本主义处于“和平”发展的时期，世界“进入了为未来变革的时代作‘和平’准备的阶段”。[365]因此，“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366] 列宁站在时代前列，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着重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诸方面，彻底揭露、清算和批判第二国际伯恩施坦、考茨基等叛徒和国内孟什维克的右倾机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积蓄和组织革命力量，奠定了迎接革命高潮的理论和组织基础。
目前，国际无产阶级及其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各国政党，对于苏联东欧亡党失国的惨痛教训，进行系统总结得很不够，对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机会主义的揭露、清算和批判也很不够。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不能自觉而有效地做好，就会延误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我们必须向列宁学习，把革命低潮看作是总结经验，坚持、发展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才有利于促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潮。
第二，捍卫、巩固和发展已有的社会主义成果和阵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潮的现实基础。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对不利的客观条件，是资产阶级特别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拥有空前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空前强大的军事机器和现代化的舆论手段，用以不断强化对本国、尤其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的剥削、掠夺和统治；而我们所具备的有利的历史条件，则是160多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日益深化，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已经取得了不少社会主义成果和阵地。这包括马克思主义日益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工人阶级不断发展壮大和处于新的觉醒之中；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曲折奋斗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中国和越南等五国仍然努力在改革（革新）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有效抵制敌人“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当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通过改革和创新体制，成功地闯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逐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那么由此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吸引力，就是不可估量的。当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何时和如何走出低潮，只能是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其中关键性因素，就是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振兴和发展。我们深信，当今世界较之于列宁时代，从一定意义说，确实具有走出革命低潮的更多有利条件；问题在于当代各国共产党人如何在坚持和发展本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同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实行必要的联合和协调，不断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第三，各国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人要及时捕捉和善于利用历史机遇，促进革命高潮尽快到来。我们深知，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发生和获得胜利，在总体上是由其历史条件和客观规律决定的，并且表现为一个个最佳的历史转折点，即一定的革命时机。然而能否及时捕捉和善于利用好革命机遇，还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要靠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路线正确、组织坚强和战略眼光。例如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工人与农民相比人数也不多，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很充分。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及其掌握的革命力量也不够强大：直到1917年10月，党员才由同年2月的2.3万人迅速发展到35万人，只有受其影响和掌握的一部分士兵和工人武装。这与占据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相比，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但列宁深刻地洞察到：当时深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给人民造成了“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而处于“革命边缘”；[367] 这时临时政府又把军队主力调往前线，使彼得堡等地兵力空虚。由于列宁及时抓住了革命良机，力排众议，果断地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才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同样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更是不够充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同国民党军队相比，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处于劣势。但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高瞻远瞩、雄才大略，敏锐地抓住了革命机遇，使我党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由被动变主动、由弱变强，及时组织战略决战，才创造了军事奇迹，赢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由于俄、中等国革命的先后胜利，才迎来了当年的革命高潮。
最近几年，以美国在2007年发生次贷危机为导火线，使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比1929～1933年还要深刻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及其统治集团的无比贪婪、腐朽、反动和邪恶，教育了本国和世界人民。由此在西方金融的心脏地区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波及西方几十个国家和数百座城市；当前以希腊、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工人和人民运动，为反对欧盟和本国政府向下层人民转嫁国家债务危机，正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由此出现了社会主义复兴的曙光。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当代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们，出于各自复杂的原因，而缺乏像列宁那样的战略眼光与革命胆识。他们在革命低潮时期，不善于利用资本主义世界所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不善于把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引向和发展为政治斗争，以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于许多国家革命人民缺乏正确理论和政治纲领的指导，由于共产党人在本国人民斗争的政治缺位，致使其来自下层群众的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霸权主义、欺凌弱小国家和经济掠夺的斗争，迷失了方向，走上了歧途。
看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何时能够走出低潮，固然要取决于天下大势的演进；同时，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能否坚持和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历史条件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团结奋斗、因势利导，及时捕捉和善于利用历史机遇，也是革命走出低潮的重要因素。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内在统一。
当前替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思潮与实践
程恩富 丁晓钦[368]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涌现出了替代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思潮，有主张局部改良的金融体制改革派，有主张全面改良的财富收入改革派，有提出革命要求的长期国有化改革派，也有主张“21世纪社会主义”的权力结构改革派，他们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提出了替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方案，并有一部分付诸实践。
一 当前替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理论思潮
1.局部改良：金融体制改革派。一些西方左翼人士认为，应对危机，只需要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使金融体系更为健全、谨慎、完善即可。如“致力于金融改革的美国人”组织，是一个超过250家全国、各州和地方团体的联合体，会员包括消费者、民权人士、投资者、退休人员、社区、劳工、宗教和商业团体，还有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联合起来推动金融行业的改革，关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立法，呼吁增强对所有金融市场行为的监管，并关注很多金融市场立法的细节性问题，如证券市场交易的席位限制问题等。
他们主要关注金融体制改革的技术性细节问题，并不时催促陷于停滞的金融改革，对奥巴马政府袒护大金融资本家、延缓金融改革表示不满，对出台的较严厉的金融管制政策表示欢迎，其理论基础比较接近明斯基的金融体系不稳定论，而明斯基是典型的比凯恩斯主义还要接近凯恩斯的凯恩斯学说的继承者。他们的改良要求对改善工人阶级处境有一定价值，即使作用有限。这一思潮的优点在于其抨击方向集中于危机中声名狼藉的华尔街金融体制，可以联合的范围较广，甚至不少产业资本家也站在其统一战线，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认识和约束金融垄断资本的危害性。其局限性在于，这些建议停留在对金融部门改革提出综合详细的建议的层次上，并没有揭示出金融垄断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即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约束金融垄断资本的，只要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金融垄断资本就必然要兴风作浪，一切技术上的监管手段都是可以规避甚至立法废除的。
2.全面改良：财富收入改革派。2008年11月21日，在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大萧条的开始而演变成一个真正的危机近一年后，一小群进步的经济学家在纽约集会。会议的声明提出了应对危机、进行改革的五个基本原则、五大目标和十二个具体目标。
五个基本原则：（1）当没有外部监管时，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包括重大破坏性事件）。它的稳定需要政府监管，包括政府设立的自动的稳定措施。（2）为了使市场有利于社会，它们必须“嵌入社会”，受政府和其他社会机构的管理，而且反过来，它们必须真正做到受公众约束。（3）除了对市场的监管和控制，政府还需要通过外溢效应（“外部效应”）在经济领域显示领导力，如在卫生保健、气候变化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4）家庭是最重要的可以给青少年、老人以及其他需要此类服务的人提供看护服务的社会机构。（5）需要建立一个法律结构，使劳动人民能够自我组织以保护和促进自身利益的需要，例如创建雇员自由选择法案。
五大目标：（1）通过财政政策来恢复经济。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将大规模公共投资和财政支持用于就业、住房、国家和地方服务、绿色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2）使金融部门的救助更公平，成本更低，通过提高机构的监督提高效率，并进一步利用政府杠杆作用，大大改变这个体制的工作方式。（3）重新调控和重组金融部门，同时提升公共部门对其监督和管理的能力。（4）扭转社会日益增加的极端不平等状况，繁荣和提升家庭和社区的力量。（5）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秩序，走向一个更为平衡、公正和繁荣的世界经济。
十二个具体目标：（1）指定有针对性的支出计划，使其能结束全球经济下滑的趋势，促进经济复苏。（2）扩张性的措施应与国际协调，就像反贫困计划在面临市场低迷时已变得更为必要。（3）让人们留在家里，暂停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建立新的抵押贷款筹资机制，为出租提供更多的机会。（4）通过公共投资、财政扩张以及雇主，让人们的工作得到合理的报酬。（5）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使他们能够维持家庭必不可少的就业和服务，如教育、警察和消防，以及当地基础设施的维护。（6）负担得起的全民医疗，既有利于家庭幸福，又有利于恢复国际竞争力。（7）为所有人提供标准的生活保障。（8）通过公共投资、税收优惠和贷款担保，促进向绿色经济过渡。（9）替换当前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稳定、高效的金融体制以满足人民、社区和企业的需要。当前的金融体系是一个赌博和诈骗的避风港，使一些人更富有，然而同时在摧毁经济。（10）支持工人的权利组织，将其作为位于底层80%的人民恢复收入、经济能力和安全的关键。（11）重建国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12）经济危机将对贫困国家造成最大的危害，因此对贫困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和援助，对恢复世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这一全面改良要求提出深层的原则，其建议也是“去教条化的”。不过，这还不是革命性的要求，因为它还没有支持和促进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深入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以及不公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这一套经济复苏和金融重建的进步计划，作为一个整体显然仍在资本主义框架内。
3.革命要求：长期国有化改革派。危机爆发后，对金融企业加强监管还是国有化引起了很多争论，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资本家支持国有化，而很多左翼不支持国有化。之所以如此奇怪，是因为国有化至少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国有化，即靠国家财政帮助金融企业度过危机后重新将其私有化；另一种是长期国有化，即彻底摆脱私人资本家的控制。资本家当然支持前者，而左翼虽然支持后者，但又怕最终变成前者。阿尔伯等人认为，在这里要超越资本主义思维，最重要的过渡性问题是是否能实现经济民主化。国有化必须首先像莫斯利强调的那样，是长久的，更为关键的是列宁所要求的——控制，必须明确控制是社会的，民主的，并包括转变行业，使其服务于社会福利。印度共产党（马）总书记Prakash Karat也指出，单纯改革经济政策是不能抑制国际金融资本的力量的，也无法对金融部门进行有效监管，必须国有化大金融资本，打破“大到不能死”的国际银行财团对经济政治的控制。争取左翼替代方案的斗争，在应对国际金融资本驱动的新自由主义的同时，还要应对帝国主义。
阿尔伯等人的《危机内外》一书涉及更为宽广的范围，涉及工人自身的转变，艾尔·坎贝尔（2011）将其相关内容[369]简述为两条原则、四大目标和八个具体目标。即建设健康、人性化经济的两条原则：（1）经济体系是较大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其目标应该符合较大的社会制度的目标。（2）建立一个人性化的经济体系的目标有两个相关但不同的组成部分。首先，为其成员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足够丰富，确保其成员有尊严、高质量地生活。其次，组织与社会目标一致的生产过程，涉及成员的发展，多维潜能的发展，向“更完整的人”的发展。
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经济政策应该推动发展下列四大目标：（1）充足的食品、教育、医疗、住房和运输，使社会成员有尊严、高质量地生活，包括退休的老年成员。（2）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3）充分就业。（4）经济的民主化，即参与社会生产以及受社会生产影响的每个人，越来越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最终集体管理社会生产过程。
八个具体目标：（1）社会应该保证，只要人们想工作，人们就可以获得就业岗位，并有体面工资。（2）养老金不应该与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财务状况联系在一起，而是一种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的社会权利。（3）任何公有企业，包括政府的所有方面，必须是人民的代表，必须民主管理。（4）以较低的社会成本提供医疗保健，只有通过公共医疗保健系统才可以覆盖所有社会成员。（5）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生态危机，增加对绿色产业和就业的扶持。（6）应当以合理的价格给所有想要的人提供像样的住房，无论是长期购买还是租用。（7）应建立全面优质的公共交通系统，增加就业和改善环境。（8）国有化金融机构（而不是仅仅“再管制”）。国有化，除了社会通过其政治代表和政府取得的对金融机构的所有权，还必须包括两个基本方面：首先，必须共同民主（透明）运行。其次，对于金融行业来说，必须改变运作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促进实体经济活动，并增加公共产品提供，以改善人类福祉。
阿尔伯等人的国有化改革方案虽然只是一个过渡方案，看上去和先前的全面改良方案相差不大，甚至要求更少，实际上却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改良范围，因为他们开始要求长期稳定的政治权利，而不仅仅是一时的经济权利。
4.“21世纪社会主义”：权力结构改革派。以拉美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海因茨·迪特里奇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为代表之一的权力结构改革派，强调权力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的重要性，也是更为激进的思潮。
迪特里奇等人为欧盟等资本主义经济体过渡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必须步骤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与20世纪欧洲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主要区别在于：（1）主张首先采取措施来消灭剥削，然后再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2）主张采取激进措施来反对私人和公共债务积累；（3）认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应是发生在单个欧洲国家，而应是在欧洲地区或整个欧洲大陆层面；（4）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作为货币政策的实际指导；（5）主张欧盟的财政基础应由收入和财产的间接累退税转变为直接累进税。为此需要进行如下改革：（1）实行便于按劳分配的货币改革，货币度量单位为劳动时间，并且不依靠经济学家委员会来调控欧元价值；（2）在国家和国家联盟层面上，建立两个账户系统——劳动账户和资金账户，公司将工人的劳动小时数添加到产出上，为最终产品确定一个劳动价值；（3）从法律上确立劳动权的神圣地位，如不受剥削的权力和工业民主权；（4）消除其他形式的剥削，如高利贷、租金等，用土地税代替租金；（5）在对大部分银行实行控制的基础上，由其提供无息贷款来投资，今天的投资必须要符合今天的劳动力，应该将税收收入作为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6）任由破产的银行倒闭，在储蓄保证方案之外，废除某一天之前的债务，从而避免了债务危机引起的恶性通货膨胀，只损害了部分贵族的利益；（7）通过调整信贷总量和税收来调节价格水平；（8）在税收方面，基本税收应该从增值税转为收入税和资产税，根据欧盟范围内公民投票的结果，欧洲议会可以对支付给欧盟的税率进行调整。拉美的过渡计划与欧洲过渡计划相似。
三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若干实践及其评价
1.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引领的拉美社会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加强总统权力，从代议制民主转向参与制民主，建立基层的权力机构；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坚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主导地位，大规模实行国有化，推进社会改革；在外交上，实行反美亲古政策，与拉美一些其他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明显不同，明确地提出用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一“21世纪社会主义”不同于迪特里奇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迪特里奇的删减本和变形，并不是彻底的社会主义方案，而更接近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方案。其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它却是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的反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运动，得到了左翼的广泛认同，影响范围遍及拉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巴西、尼加拉瓜等国总统或主要政党领导人都曾表示要发展社会主义。查韦斯等倡导和逐步实行“21世纪社会主义”，并界定这种社会主义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马蒂等拉美思想家理论同拉美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有理由对其保持乐观。
2.白俄罗斯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与轰轰烈烈的拉美社会主义运动相比，白俄罗斯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鲜为人知，却是较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1994年当选白俄罗斯总统的卢卡申科，创立了白俄罗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被民众广泛称作“最最适合白俄罗斯国情的经济转型模式”。这一模式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国家所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相结合的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以前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基础，改革并强化了社会保障，并十分强调社会公平与平衡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模式。白俄罗斯历时18年的平稳过渡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经济转型模式第一步的成功。白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福利，把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作为主要的目标，十分注意对人民的保护，也因此获得了人民的支持，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不惧西方的“颜色革命”。
3.西班牙的孟德拉贡合作社。1941年2月，蒙德拉贡合作社（MCC）的创始人Jose Mafia Arizmendiarrieta神父来到该镇宣传合作经济思想，并于1943年创办了蒙德拉贡技术学校，为发展合作社培养人才。1956年，这所学校的5个毕业生共同发起成立了当地第一家工业合作组织，此后不断发展，目前已发展成为集120多个合作社为一体的跨行业合作制联合体，是欧洲乃至世界最大的合作社集团。它的雇员不是领薪者，而是合股人，有终生职业保障，并且报酬差距极小。当奥马什1991年退休时，这位大老板的报酬只有集团收入最低工人的6倍。据MCC负责人介绍，合作社事业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其关键在于实现了“合作社原则与市场经济相统一”。其核心价值发展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合作：社员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社员利益与企业发展荣辱与共、休戚相关。（2）参与：人人持有“股份”，并参与管理，分享利益。（3）社会责任：分配是建立在平等、稳定的基础上，集体利益优先，确保合作社和集体的发展；个人的目标与合作社的目标相一致，合作社的目标与其社会角色相一致；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4）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是合作社发展的不竭动力。MCC在自身发展中较好地贯彻了上述理念和原则，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蒙德拉贡经验”：（1）股权——均衡持有；（2）分配——兼顾公平和效率；（3）管理——充分民主；（4）个人发展——得到切实保证。
4.日本的“山岸村”。“山岸村”的创始人山岸已代藏生于1902年，卒于1961年，原是滋贺县的一个养鸡能手。1953年，他与20多位“同志”一起，变卖所有家产，集资购田买地，开始经营第一块“实显地”。此后渐渐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一种以务农和农产品加工为主，生活一体化、经营一体化的独特生活模式。山岸村的成员财产和债务一律充公，而且“来去自由”。它对内实行免费食宿，衣食简朴，无烟无酒，阅读和看电视是仅有的娱乐活动；对外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进行着大规模的金融和贸易行为，其出产的绿色食品“山岸牌”鸡蛋、猪肉、牛奶在日本很受欢迎。它在7个国家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经济组织，日本有几千人工作和生活在其中。它没有宗教色彩，也没有宣称与社会主义思想等有关，是类似19世纪英国欧文在美国等进行共产主义经济组织改革的特点和意境。
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若干认识
张顺洪[370]
一 英共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关于“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的观点
2012年10月4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参加了剑桥俱乐部举办的关于资本主义是否失败的辩论，他发言支持“资本主义已经失败的动议”。在450张票中，这一动议以50票之差没有获得通过。
在这次辩论中，罗伯特·格里菲斯首先指出：大多数大众媒介控制在资本主义垄断公司或资产阶级政权手中，他们无时不在宣传资本主义制度。当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是80年来最长的，也是最根深蒂固的。世界的银行和金融市场已经接受了价值将近20万亿英镑公共资金的公共补偿和抵押，以帮助其摆脱困境。在英国，“拯救性开支”已达1.3万亿英镑，是计划在今后五年压缩的公共开支的大约六倍。资本主义的巨额财富和生产力不是用来解决数十亿人最紧迫和最基本的问题。庞大的垄断公司主宰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每一个行业，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格里菲斯讲到，伦敦金融城这个庞大的赌场和金融集团，不适当地推销贷款保险金和养老金方案，抢劫了1000多万人的210亿英镑；通过伪造利率，获利数以10亿计；为全世界独裁者和大公司洗钱；并通过秘密银行账户和英国管辖下的世界各地避税港，帮助垄断公司和英国的超级富翁藏匿3万多亿英镑。
罗伯特·格里菲斯讲，民主权利是由人民斗争赢得的，从来不是统治者心甘情愿给予的。而现在垄断集团和他们付给薪酬的政客们正在削弱这些民主成果和社会成果，告诉人们应该顺从债券市场、英格兰银行、欧洲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所有的代表中大企业利益的未经选举的、不负责任的机构。
罗伯特·格里菲斯讲：“资本主义正在让今天的英国和欧洲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失望。资本主义已经让并将继续让全世界数十亿人民失望。资本主义正在使地球及其整个生态体系破败。”为什么？因为大多数权力和财富掌握在很小的小群体手中，这些人做出决策是基于个人和集团的私利。那些魔法师的门徒们告诉我们别的什么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私、贪婪和短视。
二 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
罗伯特·格里菲斯作为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领袖，对资本主义具有切身的体验，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近距离观察和透视资本主义。他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是具有启发性的。以下是笔者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
1.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有其开始，也将有其终结。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社会是一种历史进步，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
2.无止境地追求利润是资本的本质。为了追求高额利润甚至超额利润，资产阶级可以不择手段。
3.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为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广大劳动人民所能享受的民主是非常有限的，充当了资产阶级政党竞选的工具。
4.掠夺和剥削弱小国家和地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和必然要求。为了追求利润，资产阶级除了在国内剥削工人阶级外，还极力在国外掠夺和剥削弱小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近现代，其主要表现就是极力推行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
5.恃强凌弱和相互争霸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表现。
6.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向少数富人高度集中，必然导致一国之内贫富两极分化。
7.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深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向少数强国、富国集中，出现了穷国与富国的两极分化，今天则突出地表现为少数富裕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相对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8.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现象，是资本主义本质的体现。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
9.尽管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还能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无法克服自身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10.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困境。资本主义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发达国家，一类是发展中国家。这两类国家是相互依存的；发达国家需要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富有和先进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困和落后。发达国家占有历史发展先机，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和维持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以保持自己的“发达”状态。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获得独立后，致力于国家发展，努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积极追赶发达国家。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印度、巴西等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兴起，缩小着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和科学技术差距。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竞争之势，发达国家维护不平等经济关系越来越困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垄断国际市场、干涉他国内政、转移内部矛盾、维护科技优势、获取超额利润等方面将越来越困难。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破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将会越来越突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在国际格局中的“相对落后”趋势会进一步加剧。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将成为取代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条光明大道。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关系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不断获取高额利润甚至超额利润；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处于受剥削的地位。这种相互间的关系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难以打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已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优势，极力维持这种不平等关系。只有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可能摆脱这种不平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加强了中国的力量，同时也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将会减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和控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共同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对国际秩序的主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古巴特色社会主义之共性
江时学[371]
目前世界上只有5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古巴是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两个。在人口、国土面积和经济规模等方面，中国与古巴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例如，中国有13亿人口和960多万平方公里，而古巴只有1142万人口和11万平方公里。200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高达4.9万亿美元，而古巴仅为554.3亿美元。但这两个国家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斗了约半个世纪。毛泽东等革命家于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从1949～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卡斯特罗等革命家于1959年1月1日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在群众集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标志着古巴革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尽管中国与古巴的基本国情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时间和实施改革开放的时间各不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对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进行比较。
应该指出的是，古巴官方不使用“古巴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提法，但古巴领导人也经常说，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应该符合古巴的国情，古巴可以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但不能照搬其模式。由此可见，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可被视为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古巴特色社会主义有着以下几个相似之处：
（一）强调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选择。邓小平曾说过，“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他还指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卡斯特罗等革命家同样强调古巴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古巴共产党是3个革命组织在1961年6月合并而成的。中国有民主党派，而古巴则不允许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存在。古巴宪法规定，古巴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是国家和社会的最高领导力量。它组织和引导国家和社会向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卡斯特罗认为，古巴共产党“概括了一切，集中体现了我国历史上一切革命者的理想，具体体现了革命的思想、原则和力量”，“党是今天古巴的灵魂”。1997年古共“五大”进一步强调了古巴不搞多党制和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卡斯特罗曾对外国记者说过：“如果古巴出现两个政党，那么一个是革命的党，另一个则是美国佬的党。”在谈到古巴的一党制时，卡斯特罗说：“在我们这个半球某些我不愿提名的国家里，那些美国式的竞选花费几千万美元，有时是几亿美元。形象顾问们教导候选人如何梳头、穿衣、面对大众，以及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这一切就像是一次狂欢节、一幕真正的闹剧、一场戏……”
（二）把改革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手段。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不会停顿的，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应该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地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使其经常保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状况。此外，由于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制度，有不完善和不成熟之处，因而必须对它进行不断的改革。可见，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只有通过改革，社会主义才能得到发展和成熟。
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对中国和古巴走上改革之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促使中国走上改革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处于次要地位。而在古巴，促使其走上改革之路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是影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在此前的几十年时间内，古巴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于以苏联为主的经互会的援助。苏东剧变后，古巴的外部援助不复存在，古巴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打击。在1991～1994年期间，古巴经济下降了35%，进口减少了75%，其中石油进口下降了50%，古巴人的热摄入量从2800卡路里减少到1735卡路里。
美国对古巴遭受的经济困难幸灾乐祸。一些美国人甚至认为，卡斯特罗领导的社会主义古巴立刻就会垮台。
面对“特殊时期”的困难和美国的压力，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走上了改革之路。1991年召开的古巴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199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在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宣布了允许本国公民持有美元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因此，1993年被视为古巴改革开放的开始。卡斯特罗等古巴领导人曾在许多场合说过，只有改革才能使古巴渡过难关，才能粉碎美国的封锁。
（三）坚持公有制。按照新的统计分类方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个体经济（个体工商户）；二是私营经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公司]、私人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三是非内资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除此之外的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城乡集体企业以及股份合作企业等均属公有制经济。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但是公有制经济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因此，中国的经济不是私有制经济。
拉美左翼与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的现状、趋势及前景
徐世澄[372]
一 古巴社会主义
1959年1月1日，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以下简称卡斯特罗）的领导下，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取得古巴革命胜利。革命胜利后，以“七·二六运动”为主体的革命政府领导古巴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民主改革如土地改革、外国企业和本国私有企业国有化等。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同年5月1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革命胜利后半个世纪以来，古巴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古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经受了美国长期经济封锁、贸易禁运、外交孤立以及军事入侵的考验，又经受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考验。自上世纪90年代初，古巴开始改变经济发展战略，实现对外开放。
2006年7月底，卡斯特罗因肠道出血接受手术，将他所担任的党政军的主要职务暂时移交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以下简称劳尔）。2008年2月24日，古巴全国人大开会，劳尔当选并就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正式接替卡斯特罗的行政最高职务。2011年4月古共召开了“六大”，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党和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要的决议》（简称《纲要》），选举产生了以劳尔·卡斯特罗为第一书记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卡斯特罗不再担任党中央的第一书记或党内其他职务。古共“六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对今后古巴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确保古巴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拉美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巩固和发展。目前古巴人民正在深入贯彻执行《纲要》，对古巴经济和社会模式进行“更新”。古巴党和政府更新经济和社会模式已经或正在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大幅度减少国有部门冗员，放宽对个体户的政策使个体户数量增加，允许个人承包闲置的农业用地，允许住房和汽车买卖，改变移民政策、允许私人出国旅游和探亲；颁布后实施新的税收法，关税法等。
二 委内瑞拉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
查韦斯在执政头几年，曾一度是“第三条道路”的热情追随者。[373] 2005年初以来，查韦斯多次提出要在委内瑞拉实现“21世纪社会主义”或“21世纪玻利瓦尔社会主义革命”。查韦斯于2008年在原“第五共和国运动”的基础上创建了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根据2009年4月24日该党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原则声明、党章和党的基本纲领，该党的思想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督教主义、解放神学和人道主义；党的主要动力和主角是工人、农民、中小企业主、城乡农业生产者等，是各种必要的方式，目前主要的斗争方式是采用选举的、民主党方式，进行和平的、宪制的方式，由民众广泛参与民主和主角民主，行使主权；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从玻利瓦尔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党的宗旨是建设玻利瓦尔社会主义。
查韦斯“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主张是：（一）以“玻利瓦尔和平民主革命”替代“新自由主义改革”；（二）以“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ALBA，后改名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替代“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计划”；（三）以“21世纪的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四）成立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来一统革命力量。
查韦斯声称“21世纪的社会主义”决不是照搬曾经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原生的社会主义，印第安人的、基督徒的和玻利瓦尔的社会主义”，“这是崭新的、委内瑞拉特色的社会主义”。查韦斯的思想虽然受古巴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他并没有照搬古巴模式。查韦斯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含有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以人为本、团结、平等、公正、共同发展等内容，但到目前还只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总的来看，查韦斯“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尚在探索中，从目前来看，它尚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查韦斯在实施“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过程中，遇到不少阻力和问题。美国千方百计想颠覆查韦斯政权。在委内瑞拉国内，反对派的势力比较强大。在2012年10月7日的大选中，有45%的选民没有投查韦斯的票。反对派曾于2002年策动反查韦斯的政变，目前仍在委一些重要州和城市掌权。另一个巨大的挑战来自查韦斯本身，查韦斯自2011年被检查出患有癌症，2012年10月，其癌症扩散，不得不去古巴做第三次手术。查韦斯已指定副总统兼外长马杜罗为其接班人。查韦斯于2013年3月5日病逝，享年58岁。
三 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的“21世纪社会主义”
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在2007年1月15日就任总统时宣布厄瓜多尔也将推行“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他表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受人尊敬、公正合理的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正要诞生”。
科雷亚认为，他所说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不是根据教科书，也不是根据教条主义”，“我们应该不断进行民主建设，来建设21世纪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实施“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根据厄瓜多尔的特点，“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公民革命，一场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激进、深刻和迅速的变革”，“为了进行公民革命，我们需要‘21世纪的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我们寻求正义、公正、生产型和创造就业的经济”。科雷亚强调他提出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是具有厄瓜多尔特色的，是不同于委内瑞拉查韦斯等所提出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
科雷亚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一）科雷亚说，厄瓜多尔“21世纪的社会主义”认为，“劳动比资本更重要。这也是我们在近20～30年间所积累的经验。我们可以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中看到该原则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有时我们是从资本取得，利用资本，但这并不一定是好的。有的资本仅仅是为积累而积累，并未考虑人类工作，把人力资源仅仅作为一种资本，认为是一种生产途径。”
科雷亚认为，“我们新兴的21世纪的社会主义认为人类的劳动和劳动力是生产的结果而不是生产的手段，我们不应该按照资本来进行积累，我们应该让所有的生产过程，资本生产过程，必须要按劳动力来进行定价”。
（二）科雷亚说，“我们认为和交换价值比，使用价值更重要。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的”，“我认为物的价值首先是满足使用的需要”。
（三）厄瓜多尔“21世纪的社会主义”重视社会公正的这样一些基本作用，“因为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
（四）厄瓜多尔“21世纪的社会主义”提出新的发展观，“以前的发展观是不可持续，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
四 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社群社会主义
莫拉莱斯于1995年创建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2005年12月玻利维亚的大选中，莫拉莱斯作为“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并于2006年1月22日就任，成为玻历史上首位印第安人总统。2009年12月6日，玻利维亚举行总统选举，莫拉莱斯获得63%的选票，再次当选总统，并于2010年1月22日就任总统。
莫拉莱斯在首次就任总统时宣称要在玻利维亚建设“社群社会主义”，他说“玻利维亚将彻底抛弃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根据本国国情来搞好自己的经济建设。莫拉莱斯认为，社群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生活在社群与平等之中。从根本上看，农民社群里就存在社会主义”，“我认为我们的模式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这是一种建立在团结、互惠、社群与共识基础之上的经济模式，在社群中，我们是协商一致”，“我们正在探索建立在社群基础之上的社群社会主义。”[374]
莫拉莱斯的“社群社会主义”的主要主张是：在玻利维亚实现社会正义，以人为本，承认人的权利；主张参与民主，召开制宪大会，选举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议员；承认玻利维亚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以印第安文明和价值为根基、以独立战争英雄的思想为指导，建立“拉美大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企图，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声援正在为自由、正义和解放而斗争的力量和运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捍卫主权、经济主权和发展权。国家资源要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公社、工会和家庭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发展基础，政府将保护它们；解决人民的问题是“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府的宗旨；“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张“社群社会主义”，发展社团民主；保障充足的粮食供应、有效的医疗和良好的教育，捍卫贫困和边缘居民的权益，不断提高人民的购买力，重视落后地区的开发等。莫拉莱斯承认，建设“社群社会主义”任重道远，资本主义只会伤害拉丁美洲，而社会主义意味着公平和公正，使拉美不再“像过去那样被种族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者统治”。
五 巴西劳工党劳工社会主义
巴西劳工党成立于1980年2月10日，主要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圣保罗的工会运动。劳工党的成立是巴西城市和农村地区劳工为改善劳动、生活条件、争取言论和组织自由而长期斗争的结果。劳工党的创始人、首任主席和领袖是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1945～）。卢拉曾四次竞选总统，2002年10月，卢拉第四次参加总统选举并获胜，当选总统，于2003年1月1日任职，任期4年。随着卢拉的就职，巴西劳工党首次成为巴西的执政党。2006年10月卢拉再次当选总统，任期至2011年1月1日。2010年10月，劳工党提名的候选人迪尔玛·罗塞夫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胜出，当选总统，并于2011年1月1日就职，劳工党继续在巴西执政。
巴西劳工党成立时，就主张要在巴西实现社会主义，但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并不明确。直到1990年5月31日～6月3日劳工党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会议，才通过了“劳工社会主义”的决议，首次明确提出“劳工社会主义”。[375] 后来，在1999年11月24～28日召开的劳工党“二大”又重申党的指导思想是“劳工社会主义”。
目前巴西劳工党“劳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还不是很完备，劳工党的一些主张同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如主张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奉行改良主义等等。因此，它尚不能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目前巴西劳工党的“劳工社会主义”正在探索和发展之中，对“劳工社会主义”，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观察。
总的来看，拉美一些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还在探索之中，还不成熟。今后，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拉美的左翼和社会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仍将继续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其前景是光明的。
古巴的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前景
杨建民 毛相麟[376]
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自1959年至今已历经50多年的革命与建设，既取得了古巴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进入21世纪，古共中央于2011年4月召开“六大”，正式开启“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其成败得失，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值得高度关注。
一 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维护古巴民族独立、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主要领导者。在他和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一）主要成就
1.“七·二六运动”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会同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等三支革命力量一起取得了古巴真正的民族独立，实现了几百年来古巴人民的宿愿。1492年10月2日，哥伦布首次航行美洲时就到达了古巴岛，1510年西班牙殖民者贝拉斯克斯率远征队占领古巴，开始了近400年的殖民统治。由于古巴一直是西班牙在西属美洲掠夺金银等物品的中转站，西班牙对古巴的控制不断加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拉美独立运动并未波及到古巴，直到1868年古巴爆发第一次独立战争。虽经十年战争，但仍以签订折衷性的《桑洪条约》而告终。1895年，古巴人民掀起第二次独立战争，古巴革命党领袖何塞·马蒂与马塞奥等人一起发动起义，并于同年9月13日宣布古巴独立。到1898年初，起义军解放了全岛2/3以上的国土。同年4月，就在独立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美国向西班牙宣战，派兵进入古巴。1902年，古巴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实际上沦为美国的保护国。1899～1933年，美国在古巴扶植傀儡政权，对古巴进行了多次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在1933年革命的影响下，古巴废除了《普拉特修正案》，于1940年制定了一部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宪法。但在1952年，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发动政变上台，实行亲美独裁统治。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150余名青年发动武装起义，攻打圣地亚哥市的蒙卡达兵营等地。失败后，卡斯特罗等人被捕入狱。1955年5月，他们在大赦中获释。随后成立的“七·二六运动”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经过在墨西哥的力量积聚和“格拉玛号”登陆，以及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战争，在其他革命力量的配合下，终于在1959年1月1日推翻了亲美独裁统治，取得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古巴真正的民族独立。
2.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保卫了社会主义政权，古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国家首先进行了民主改革，颁布《土地改革法》和《城市改革法》，具体内容包括土地改革、外国企业国有化和改造城市经济等。至1960年，全国建立了独立国家的经济体系和生产关系。1961年4月16日，卡斯特罗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377] 1961～1963年，古巴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扩大国有化范围、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古巴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
1961年4月17日，也就是古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二天，美国雇佣军1000多人在古巴南部海岸的吉隆滩登陆，企图推翻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卡斯特罗亲自指挥抗击侵略者，经过72小时的激战，全歼入侵者，保卫了社会主义政权。
在革命组织的建设方面，1961年6月，“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三支革命力量决定共建新党，成立古巴革命统一组织，1962年5月改称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1965年正式更名古巴共产党。古巴共产党是领导古巴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也是古巴唯一的政党。此外，古巴还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
3.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古巴大大提高了国民素质，实现了社会公正，尤其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古巴的国际地位也得到明显提高。在教育方面，1958年古巴有100万文盲，半文盲100多万，而当时古巴的人口不足700万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接近30%。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古巴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不仅扫除了文盲，而且各项教育指标居世界前列。
在医疗方面，虽然古巴在革命前的各项基本指标在拉美国家中并不落后，但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非常不平衡，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人民群众看不起病的情况十分普遍。如拥有全国人口22%的哈瓦那却集中了全国60%的医生和80%的病床，而农村只有一所医院，政府的医疗网只覆盖了农村人口的8%。[378]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古巴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各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
（二）主要问题和“更新”
1.社会主义模式需要“更新”。古巴从建设初期就十分强调社会公正、政治参与，公平分配和社会和谐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努力方向。这种发展模式的优点在于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能均衡地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两极分化等负面现象的产生。然而，这种发展模式也有其不足之处，就是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制约。因此，如何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坚持公平的原则下进一步提高效率，是当前“更新”社会主义模式的关键。[379]
2.官僚主义与效率低下问题。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是古巴经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在2011年8月1日召开的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例会开幕式上，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强调了“改革工作方法和作风”的重要性。他向全体国民宣布，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时候到了，呼吁各级领导克服官僚主义恶习。
二 劳尔·卡斯特罗主政后的古巴的经济社会改革
（一）放宽政策，缓解经济困难
古巴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变革措施，主要有：放宽对商品流通和外汇交易的限制，改革工资制度，增加职工工资；允许向持有“可兑换比索”的古巴普通民众销售手机、电脑、DVD播放机、彩电等商品；允许古巴本国公民凭“可兑换比索”入住涉外旅游酒店；取消最高工资额的限制；允许职工和大学生兼职；通过第259号法令和第282号法令，将闲置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或个体农民；大力发展市郊农业；削减不必要的公共事业补贴，逐步关闭免费的职工食堂；取消凭本低价供应的芸豆、土豆、香烟等商品；将原国有理发店和美容店承包给原职工；将投资建设高尔夫球场的外国投资者土地租用期限从50年增加到99年等。此外古巴还努力精简政府机构，发挥各部的职能，监督各部门正确履行职责，削减国家补助和免费项目，减少政府开支。
（二）决定召开“六大”，“更新”社会主义模式
2010年，古巴政府出台一系列“更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新举措。8月1日，劳尔宣布古巴将分阶段逐步减少在国有部门工作的职工，扩大个体劳动者的数量，并称这是“结构和概念的变革”。9月13日，古巴政府决定，到2011年3月底，古巴国营部门完成精简50万人的计划，其中约25万人将从事个体劳动；三年内裁员100万，占全部国营部门职工的1/5。这显示了劳尔主政以来古巴改革的决心。
2010年9月24日，古巴公布了向个体户开放的178项经济活动，放宽了对个体工商户的限制。根据新的规定，在178项允许个体户从事的经济活动中，有29项是新开放的，有83项允许雇佣劳动力。10月初，古巴政府开始启动个体户注册登记。10月25日，古巴正式公布了有关个体户纳税的具体规定。自2011年1月4日起，古巴国有部门正式开始裁员，裁员从糖业部、农业部、建设部、公共卫生部等四个部和旅游业开始，然后向其他部门扩展。
三 古共六大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
（一）两会基本情况
1.古共中央于2010年11月8日宣布于2011年4月召开“六大”，集中解决经济问题，次日公布了“六大”主要文件草案。从2010年12月到2011年2月，中央组织党内外群众进行大讨论。如此规模的大调查、大讨论在古巴是空前的。《经济社会政策纲要》草案的讨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全体人民的讨论（共有890万人参加)，第二阶段交给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讨论，最后是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上的讨论。
2.2012年1月28～29日，古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党代表会议，专门讨论党的工作问题，通过了《党的工作目标》等文件。早在2011年10月，古巴就公布了《基础文件》草案供讨论。党和共青团的各级组织召开了6.5万次会议，提出了一百多万条意见，使原草案96条中的78条作了修改，并新增补了5条。会议通过了在原《基础文件》草案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古巴共产党工作目标》[380] 和《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党的工作目标的决议》[381] 两个主要文件。
（二）两会提出“更新”社会主义模式，确定党的工作目标
古共“六大”提出“更新”社会主义模式。古共“六大”不仅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选举劳尔·卡斯特罗为中央第一书记，完成了古巴最高领导层的权力过渡，更重要的是通过了《党和革命的经济社会政策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明确了改革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目标，即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持续性和不可逆转性，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培养公民的伦理道德和政治价值观。
《纲要》主要内容是，古巴将继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考虑市场趋向；以国有企业为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同时承认并鼓励外资企业、个体劳动者、合作社、土地承包、租赁等其他所有制形式；继续保持免费医疗和教育，但将减少过度的社会开支和补贴；国家将调整就业结构，减少国有部门的冗员，扩大个体经济；进一步吸收外资；给农业以更大的自主权等。[382]
《古巴共产党的工作目标》强调，要以革新的意志和决心实施必要的改革，使党的工作能与时俱进；要开展反腐斗争；明确党政职能的分工；要逐步从基层提拔优秀干部；实行党政主要领导人的任期制等。
古共六大是古巴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里程碑和分水岭，它标志着古巴党和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目前，古巴的改革措施已经初见成效。2011年侨汇收入增长了20%；个体经营者人数从2010年11月的14.4万人增至2011年年底的39.10万人；货物及劳务的盈余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83]
深化改革 谋求发展 维护稳定
——越南古巴老挝朝鲜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潘金娥 贺钦 荀寿潇 刘玥[384]
一 越南经济和政治革新进入深水领域
越南经济革新成就是显著的，但过去26年的改革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而且日益显现。越共十一大报告把这些问题概括为：“经济发展还不稳定，质量、效果和竞争力低下，按照工业化、现代化方向调整经济结构进展缓慢，宏观指标不够平衡，分配制度还有很多不合理之处。”[385] 为此，越共十一大通过的《2011～2020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提出了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的设想。其中比较具有创新意义的是提出了“五个发展”的观点，即：第一，快速发展要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可持续发展是贯穿发展战略的一个要求；第二，要同步、协调进行经济革新与政治革新，目标是建设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越南社会主义国家；第三，扩大民主、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作用，把人看成发展的主体、主要力量和发展的目标；第四，伴随着日益提高的科技水平，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第五，在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国际的条件下，坚持建设更加独立自主的经济体制。与此同时，该战略还确定了今后需要突破的三个重点环节，即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人力资源、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386] 本文认为，越共十一大提出的这“五个发展”的观点，体现了越南的社会主义目标和时代发展要求；“三个突破”，则抓住了越南经济存在问题的关键之处，只有在这三个方面真正实现突破，越南经济发展的空间才能打开。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危机对越南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当前，越南政府正设法应对来自国有企业和金融领域出现的亏损等棘手问题。由于上述两个领域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和核心问题，因此越南是否按社会主义方向完善经济体制并推进下一步的经济革新，关系重大。但在这一点上，越南理论界和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见不尽一致。因此，越南经济革新的深化能否成功，需要慎重对待。
越共十大以来，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明显加快，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的陈明凡认为：民主化是越南政治革新的一条主线；越南共产党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和教训，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越南的许多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387] 还有人对越南当前加大民主进程持肯定态度，认为越南实行的民主是“可控的民主”。[388] 2011年1月越共召开十一大，我国不少学者认为此次会议标志着越南革新取得突破性进展。如广西大学学者黄骏提出：越共十一大的召开对于越南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越南今后改革的走向将是坚持革新开放路线，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有效增长及可持续发展；理论建设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加强党的领导力与战斗力，进一步改善党和政府的管理；不断扩大和加强与各国及各国不同政党间的多样化关系；注重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389] 陈元中等认为越共十一大在发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基本理论、丰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而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发挥全民族大团结的统一、建设思想纯洁、政治坚定的党等方面做出了创新。[390] 笔者认为：以上对越共十一大的评价过于简单，实际上，越南关于社会主义观点的变化，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还有待进一步观察。[391]
二 古巴谨慎探索经济模式更新
自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公布《古巴党和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要》以来，古巴新一轮经济改革——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正式拉开大幕。此次改革意在解决长期困扰古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诸多体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为古巴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扫清障碍。哈瓦那大学古巴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嘉图·托雷斯·佩雷兹认为，古巴经济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爆发危机前的很多年，就已陷入了严重的效率低下和外部依附（尤其是资源和金融依附），近二十年来，古巴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经济效益持续恶化，生产力受到严重束缚。启动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是以劳尔为中心的古巴新一代领导人勇于批判创新的战略选择，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与紧迫性，改革成败将直接决定古巴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
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将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并考虑合理利用市场因素，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上，追求经济效率与活力。调整收入分配、改革双重货币体制是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亟待解决的两大社会经济难题。此外，古巴新经济模式还力图重启2000年前后的经济改革进程，鼓励外资、权力下放、搞活国有经济、争取国际贸易多元化等；创新和发展农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因地制宜地管理和计划各生产与服务中心的经济活动，改善预算与监管系统，协调各部门的商品货币关系；提高国有企业在融资、技术、市场等领域的竞争力；促进就业，鼓励个体经济发展，深化按劳分配制度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世澄认为，《古巴党和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要》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为古巴未来的经济变革确定了方向，而经济改革本身力度大、势头猛、涉及面广，对今后古巴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392]
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意义重大，但挑战重重，不容懈怠。美国安默斯特学院政治学教授哈维尔·克拉雷斯（Javier Corrales）认为，古巴近期的经济改革将直面“有平等、无增长”的发展窘境，六大公布的古巴社会经济发展纲要首次对古巴的发展瓶颈做出了内源性分析，尽管古巴领导人意识到了古巴现有模式的缺陷，但对产权和政治权利的放问题仍有所保留，模式“更新”将有助于古巴贫困的减少，但无法彻底终结古巴“有平等无增长”的发展困境，它将成为古巴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改革与调整期。[393]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袁东振认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是古巴30年改革进程的逻辑延续，古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改革进程中也出现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卖淫、腐败、盗窃等不良现象，古巴“改革”是困难时期被迫作出的调整或开放，是暂时的“让步”，具有一定的应急性、阶段性特征，因此，困难一旦缓和，政策就会出现反复。[394] 古巴哈瓦那大学古巴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嘉图认为，古巴厚重的历史遗存从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古巴今天的改革路径与成效，指望一个文件就能同时解决所有问题的期待是不现实的，但《纲要》的提出确实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纲要的实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要保持必要的灵活性。[395]
古巴启动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更新一年来，举国上下热议不断，各项措施初见端倪，社会经济总体平稳，但抵制情绪、官僚作风等负面因素时有发生，因此古巴改革远非坦途。
三 老挝确定未来发展的突破口
老挝人民革命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总体任务，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全面革新和不断创新，挖掘综合潜力，有效利用各种机遇，在四个方面进行突破：（1）在思想方面的突破，要解放思想，打破各种教条、守旧、僵化、懒惰、极左、极右的思想；（2）在发展人力资源方面的突破；（3）在解决各种妨碍生产、经营和服务发展的行政管理制度方面有所突破；（4）在扶贫问题上有所突破。[396] 大会通过了2011～2015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方针和任务，而当前必须贯彻“建设省成为战略单位、建设县成为全面坚强的单位、建设村成为发展单位”的方针。[397]
老挝中央政治局委员坎培·班玛莱通在老挝人民报上发表了题为《思想突破的理论思路在于发展》的文章，阐释了“四个突破”中的第一个突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者认为，思想突破的提出是国家稳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理论上，思想突破意味着解放思想、开辟新思路、迈出新的发展脚步；在实践上，思想的突破是要着眼于实践，以实践为真理，并最终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具体要做到听取多方意见、民主协商讨论社会主义革新开放事业的各项重大问题。最后，作者还特别强调了：思想突破的同时要时刻保持警惕，突破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掉转矛头攻击社会主义。[398]
由于老挝建设社会主义起步较晚，因而在理论方面刚刚起步，因而其政治报告偏重于政策的操作性和实践性。但可以预见，今后老挝执政党将越来越注重思想理论的建设。
四 朝鲜酝酿改革开放引猜测
2002年7月实施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以来，外界普遍期待朝鲜走向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但朝鲜并未向部分学者预测的那样逐步走向全面的改革开放，而是有进有退。一方面，朝鲜颁布“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成立国家合营投资委员会，加快罗先经济特区的建设，加强同中国、俄罗斯、东南亚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展现出经济方面改革与开放的趋向。尤其是2011年底金正日去世后金正恩接掌政权，其年龄、西方留学背景，以及不同于以往朝鲜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令国际社会对其产生期待。另一方面，朝鲜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实行货币改革，客观上打击了市场势力。2012年7月29日，据朝中社报道，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所谓朝鲜“政策改变”和“改革开放”的传闻是无稽之谈，称朝鲜将坚持“主体”、“先军”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向着最后的胜利”前进，依靠自己力量完成国家统一和建设强盛国家。
无论是从维护国内稳定、确保民心的角度看，还是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朝鲜领导人一定会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推动经济发展，对这一点，中外学者已形成共识，但对朝鲜会如何实现这种变化，学者们各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志伟认为，朝鲜希望通过朝鲜半岛核问题来推动安全问题的解决，同时寻找一条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渐进的适合朝鲜国情的改革发展道路。[399] 李善友认为，先军思想与经济改革在朝鲜将继续并存：在朝美关系依然紧张的情况下，朝鲜不可能放弃先军政治；在朝鲜国内自生的市场因素逐渐成长的过程中，还需要先军政治的动员和压制作用；另一方面，尽管市场的影响增大，但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计划经济，国防工业依然在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因此还不能说朝鲜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在未来，如果实现了朝美关系正常化，朝鲜的安全顾虑消除了，很可能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400] 张慧智认为，2009年末朝鲜的货币改革加快了朝鲜扩大对外经济合作的步伐，明确显示出朝鲜利用外部力量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轨迹。[401] 邓聿文认为，在内外压力下，朝鲜不排除会选择某个点试探性地进行对外开放，但朝鲜不可能像30年前的中国一样，把改革尤其是开放上升为国家的根本国策，其根源在于，时易势移，朝鲜已丧失了中国当年决定推行改革开放的内外环境和条件。一旦朝鲜实行改革开放，很难不引起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和社会运动。不开启这个转轨进程，是朝鲜现政权最保险的做法。[402] 李武哲认为，朝鲜可能会在采取“党-国家主导型”的渐进方式进行体制转换。[403] 李军认为，金正恩主政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朝鲜仍将坚持金正日时代的经济发展路线和方针，继续推进朝鲜式的经济强国建设。[404] 斯坦福·哈格和马库斯·诺兰德则通过数据证明：虽然朝鲜政府还没有大张旗鼓地实行改革开放，但朝鲜的经济和社会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尽管朝鲜中止了经济改革并制造了第二次核危机，但朝鲜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高了。[405]
本文认为：朝鲜目前的确在进行一些经济方面的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朝鲜2011年经济实现了小幅增长。但是，朝鲜的经济调整仍然只是局部的，并未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朝鲜经济依然面临着各种困难：缺乏资金，缺乏能源和生产资料，缺乏吸有效率的经济管理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等。在维护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双重考虑下，朝鲜政府不太可能实施全面的改革开放，但会根据本国国情，继续进行小幅调整，并通过建设经济特区实行局部开放，从而获取经济发展所需资金、能源、生产资料与先进的管理方法。
从纽约左翼论坛看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研究新动向
张新宁[406]
纽约左翼论坛的前身可追溯到由美国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办的、于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主要致力于为西方左翼学者（他们通常被称为新左派，以区别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左派）构建一个跨国交流的学术平台。目前，每年春天都在纽约举行的“左翼论坛”都因其数千参与者和近千发言者以及其政治影响力而俨然成为北美规模最大的学术事件和政治活动，成为世界各国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共同舞台。
一 近年来纽约左翼论坛的主要特征
第一，人员开放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论坛主办方和协办方的开放。每年的论坛都由左翼论坛组织和纽约一所大学共同主办，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美国国家律师学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每月评论》、《科学与社会》等近20家社会组织和期刊杂志协办。二是参会人员的开放。每届论坛吸引和聚集了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左翼知识分子、左翼运动的组织者和积极分子有1000 ～4500人不等，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围绕论坛主题设立300 ～400个分会场，1000多人做专题发言，参加讨论和提问的人数更是不计其数。论坛为坚持公民自由原则的人、环境保护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会主义者、为争取黑人和拉丁美洲人自由而斗争者、女权主义者、反战积极分子、失业的学生，以及为反对失业、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住房短缺和学校状况恶化而斗争的人们提供了聚会交流的场所，同时也展示和证明了各种左翼力量的存在和发展。[407]
第二，主题现实性。2006年的论坛是在美国公民自由权利被侵犯、广大人民缺乏经济安全、文化自由受到威胁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在大选中获胜从而致命打击了新自由主义计划这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召开的，论坛主题为“危险时代：全球的抵抗和帝国的衰落”。2007年论坛主办方认为当前处于一个黑暗的时代和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应当采取不同于以往的激进政治的步骤来关注有关政治的组织问题和社会运动的民众力量问题，因而论坛的主题定为“锻造激进政治的未来”。2008年正值经济危机全面爆发，论坛的主题是“大厦之破裂”，意图通过全面审视濒临衰落的“帝国”，探讨如何通过社会运动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替代世界。2009年时值全球金融危机势如破竹之时，左翼学者思考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在这一历史处境中马克思主义可以发挥何种积极作用？因而，论坛的主题为“转折点”。2010年论坛的主题是“重燃激进想象”，论坛组织者认为，仍在持续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使得某种希望得以产生，即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左翼政党和社会运动重新注入活力。2011年论坛的主题是“迈向团结的政治”，更加强调左翼的政治团结的长期战略目标。2012年论坛主题是“占领制度：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其中的“占领”一词，取自2011年9月的“占领华尔街”民众性运动，表明在美国左翼的一般性策略和规划中，现实行动的急迫性日益凸显。
第三，议题广泛性。如2012年论坛设立400多个专题讨论分会场实际上意味着有400多个议题，包括选举、就业、贫困、网络、占领运动、经济危机、社会变迁、工人运动、政党建设、左翼复兴、地区政治、国际关系、气候变化、生态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殖民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教育与资本主义”等宏观问题，到“占领运动如何利用媒体”等微观问题，议题十分广泛。从学科上说，讨论的话题涉及哲学、伦理、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社会、历史、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408]
二 从左翼论坛看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动
第一，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作为左翼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的舞台，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发展自然成为历届论坛的热点。在2008年论坛上，一些学者喊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一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激昂地喊出的口号，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当代全球化进程应该与革命相结合。圣母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鲁修主持了题为“反思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坛，通过讨论阶级理论、政治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反思了马克思主义和全球性斗争的未来。[409] 2009年论坛时值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向全球的蔓延，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左翼学者剖解当前金融灾难的主要理论工具，一些论坛小组的讨论就是围绕着《资本论》和经济危机而进行的。例如：“马克思与全球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回归马克思，但是目前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如何认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回到马克思：社会主义如何能够改变世界”、“如何创造一个新世界，我们是去拯救这个垂死的旧世界，还是去加速它的死亡”、“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等。[410]
第二，反思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推行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在进入新世纪后日益突显。在历届论坛上，与会学者不但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危害，更从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应对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对策。在2006年论坛上，纽约市立大学威廉·泰伯指出，新自由主义在刺激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增加经济稳定性方面的失败，却导致了“扩大的”的华盛顿共识，要求更加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私有化和非管制化等。美国《全球观察》杂志执行主任麦克斯·弗雷德·沃尔夫认为，与早期的有调节的、国家福利资本主义相比，现行的全球新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在关注工人阶级和其他非特权阶层的利益方面做得更少。全球新自由主义不仅使一般民众生活条件更加恶化，还系统地瓦解了他们工会、政党的力量，而把权利更加集中于巨型跨国公司、银行和代表它们的国家机构。美国圣·约翰大学比尔·迪法兹奥指出，我们人类社会正面临全球化新自由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源于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社会群体以及不同主题的运动，开始联合成为一个新的全球化正义运动。[411] 在2008年论坛上，与会学者以能源问题为视角反思了美国的石油政策和中东政治，在世界经济新自由主义化的背景下，有学者对国际石油产业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并进一步诠释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2009年论坛上，与会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欧洲传统左翼政党近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很多传统的左翼选民推向了极左或极右等边缘性政党，给激进左翼政党联合各种社会力量组建反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一阵线提供了一个契机。在2012年论坛上，与会者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反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鼓励对现有秩序提出激进的替代方案，包括选择社会主义。
第三，批判美国霸权及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历届大会的主办方、议题设置以及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所在国，以美国为议题的讨论自然是历届大会的重头戏。与会学者在2006年论坛着重探讨了美国霸权和帝国主义的未来。美国布林莫尔学院理查德·杜波夫教授指出，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经济、政治领域的实力已经不能与其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相匹配，利用这种军事优势来维护全球经济秩序以及美国在其中的利益是没有根基的，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弱化和贬值就是例证。美国麻省大学理查德·沃尔夫教授认为，一种特别的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若隐若现，声称打击外国敌人挽救美国的自由，推销美国“万能”的价值观。[412] 在2008年论坛上，与会学者通过考察美国目前的反贫困运动以及它所引发的理论论争，探讨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再次发动贫困群体长期进行抗议运动的可能性和潜在阻碍。[413] 在2009年论坛上，与会学者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不能用新的发展去满足人们的需要，既有的剥削规模难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延续下去，而且美国已经不再能有效地向人们强加其曾经强大的意识形态霸权。随后在2011年爆发了“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这也成为2012年论坛的主题，讨论的话题涉及占领运动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美国现实社会中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都在左翼论坛上得到了反应。
第四，探讨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成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与之相关的话题成为此后历届论坛的焦点话题之一。左翼论坛的会址恰恰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的金融中心纽约市，更加促使人们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老牌资本主义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2009年论坛上，与会者运用《资本论》去剖解当前的金融危机并通过当前的金融危机探索另一条发展道路。[414] 美国麻省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茨认为，2007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的体制性特征促进了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系统危机蔓延的长期趋势。理查德·沃尔夫教授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在过去30年之所以能够维持其生活水平，只是通过增加劳动力、延长工作时间达到的，并深陷重重债务之中。现在美国面临劫难，是公开讨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了。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利奥·帕尼奇提出，马克思早在150年前就准确预言了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出现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经济危机的发生。资产阶级为了创造利润而不断对金融工具进行各种“创新”和“衍生”，同时也催生出了经济泡沫，埋下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线。所以当泡沫最终破裂的时候，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必经的一个阶段。[415]
第五，探讨左翼运动的新趋势。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脆弱性，也给左翼力量推动历史改变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因此左翼政党和社会组织在危机中的反应和行动成为历届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在2008年论坛上，学者讨论了“荷兰社会党成功的起源”、“新德国左翼政党的重要性”以及“左派选举成功”等经验教训。柏林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亦提出了“在北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立左翼党派”的议题，就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西班牙的联合左派等各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讨论。拉美的“左摆”现象一直是近年来学界的浓墨重彩之处。[416] 在2009年论坛上左翼力量对其全球未来发展趋势的讨论，话题包括“对阶级动力和危机进行理论认识”、“欧洲新左翼党的形成：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危机和开放”、“被激怒的劳动，一个新的危险的边缘化群体”等等。[417] 德国的激进左翼政党左翼党对金融危机下左翼力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另一个重要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也反思了重建共产党遭受的挫折和未来的行动方略，法国新近成立的左翼党则介绍了法国左翼在金融危机下的新动向。
第六，探讨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和蓝图。历届左翼人士在资本主义危机中看到了机遇和希望，探讨了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和蓝图。在2008年论坛上，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以及企业的顽固和政府的动摇，与会者在观察了美国、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真实世界后，提出了一个“真正的乌托邦”的构想，对21世纪参与社会的远景及发展战略意义作了探讨。2009年论坛讨论的话题包括“以大多数人进步为基础的建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图景”、“另一个世界真的可能吗？”、“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等，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卡尔·戴维森提出了团结经济运动以及合作改革实践，争取在资本主义的当下，拥有指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可能性。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教授戴维·施韦卡特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与工人控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418] 在2012年论坛上，由《科学与社会》发起的一场专题讨论，呼吁要从社会层面上“占领华尔街”、“占领白宫”、“设计美国的社会主义”。会议对资本主义及其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讨论的话题之多、程度之热烈仅次于占领运动。[419]
第七，探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凸显，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以其独特的竞争力和适应性愈加吸引着国际社会的关注，也引起了国际左翼学者的重视。在2006年论坛上，大卫·科茨教授认为，中国已取得的经济业绩得益于中国实行的是“国家指导战略”下的经济转型，而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构建初级社会主义的“四主型经济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理查德·史密斯提出，中国要走“有机农业、循环经济、公共交通”之路。在2009年论坛上，亚洲主题分会场中的四分之三都围绕中国问题展开，西方左翼学者对于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促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特别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普遍予以肯定，一些学者对中国独特的金融监管模式和体制机制予以肯定。历届论坛还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复杂环境下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挑战、单边主义国际秩序中中国的多边主义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等议题上。[420]
行进在议会道路上的日本共产党
——历史与现状
郑萍[421]
二战结束后，在国际国内战略格局大改变的背景下，日本共产党一度被置于尴尬难受的位置上。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如何认识二战后日本的具体国情、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日本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他们必须予以回答的核心问题。在革命手段问题上，他们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探索中，经历了战后初期的“占领下的和平革命”和“占领下的暴力革命”的实践和争论后，日本共产党决定走一条不同于当时的苏联、也不同于中国的自主独立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1958年，日本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自主独立”方针，抛开教条主义思想，拒绝别国政党的干涉，并在党纲中将近期的革命目标定位为“民主革命”，提出“争取和平革命”的方式。之后，通过议会选举来实现政治主张的倾向越来越强。2004年大幅修改的党纲中规定现阶段的任务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在近期目标实现后，“超越资本主义，谋求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实行社会主义变革”。这实际上是试图通过获得议会选举多数来实现政治主张的做法。
日共的政纲，在基本面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即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基于日本的政治与社会现实，试图通过促使资本主义对社会建设与福利制度的加强，来为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这一政纲，依照传统列宁主义的观点，应该说属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系统。但是，从今天的现实情况看，我们不好给它扣这样的帽子。在实际操作中，日共积极推荐候选人参与国家以及地方的议会选举，以期掌握行政资源。为此，日本共产党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既有令人振奋的成绩，也有相对低落的结果。
战后日本共产党在议会道路上一路走来的历史记忆，在日共的党史读本中有明确的记载，从2012年4月出版的日共前主席不破哲三夫人上田七加子女士的自传《一条不悔的路——与不破哲三共同生活》[422] 中，通过生动的事例也可以清晰地读到。现年83岁的上田七加子，经历了15年的中日战争和战后日本走过的60余年历史，她曾经是一个“军国少女”，在日本战败后知悉日本共产党的主张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并于1948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已经拥有64年党龄。她亲自参加并领导过日共基层组织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市民运动，自1949年1月参加支援时任日共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德田一球的选举活动后，从1969年起，作为日共政策委员会负责人、日共中央书记局局长、委员长、议长、国会议员不破哲三的妻子，协助丈夫积极参与选举活动，在不破哲三连续当选11次众议院议员的背后，不能缺少不破夫人的努力。因此，上田七加子对于日本共产党参与选举的意义、对于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走议会道路的坎坷艰难都有着深刻体会和认识。本文主要对不破夫人自传中的观点作几点简略的论述。
一 从平民区走向政治的世界，打破钱权政治的旧观念
在资本主义国家，议会选举是代表各自阶级、阶层利益的政党间的政治博弈。1947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表明了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一种转变。在法律意义上，全体日本国民被赋予享有平等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利。日本共产党认为，这表明，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准备好在国民多数意志的基础上，通过国会，推进社会进步与变革。
上田七加子在著作中坦承，在她的工作中，花费体力和智力最多的是选举工作。以不破哲三的参选经历为例，七加子介绍了作为议员妻子的活动。1969年不破哲三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成为从东京的一处平民区选出的国会议员。为了做好选举工作，七加子颇费苦心。她首先细心地注意与小区的居民沟通感情、建立信任关系，以赢得他们的支持；代替丈夫在选举区域内，或是利用宣传车、或是步行挨家挨户地向选民宣传选举主张；参加选举区内的红白喜事。七加子学着融入各种环境甚至于去感染讨厌共产党的人，学着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使用老百姓的语言习惯与人交流，学着如何从选举车窗向选民挥手致意，学着从着装打扮上使自己更适合于一个公众人物……因为走街串巷而磨破了鞋底，因为喝家家户户的敬茶而喝得胀肚……总之，她不断磨炼和提高自己。在她以及选举团队的努力下，不破哲三终于赢得平民区内选民的支持，在首次当选时就获得52860票，得票率为14.4%；第二次参选时获得78959票，得票率为21%，支持率从第4位上升到第1位，并连续当选11届议员。
七加子透露的一段小插曲耐人寻味：在不破哲三第一次参选议员时，日本一般国民对国会议员的印象还停留在“有钱人”、“不同于百姓的先生”，因此，对于不破的当选，选举区内一味担任镇议会委员的保守阵营的支持者曾纳闷儿道：“不破在镇议会里、业界工会里都没有关系，也没有哪个团体推举他。并且，似乎也没有钱，他怎么就当选了呢？”然而此后，这位委员却成了不破哲三的坚定的支持者。这也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内所谓的民主选举政治中，政界、官界、财界相互勾结的关系。而不破哲三这个从平民区里、由平民选出的国会议员，起到了使政治贴近百姓、反映百姓的声音，让百姓参与政治、主导政治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日本共产党“主权在民”、“让所有国民享有选举权”的真正的民主主张的胜利。
二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议会道路坎坷艰难
回顾不破哲三亲历的11次众议院选举，上田七加子在著作中指出：选举并不总是一帆风顺，选民对候选人的支持并非随着选举次数增加就会随之坚固起来，选举深受当时世间的动向和政治形势左右，一旦日本共产党势力增强，就会受到强烈的攻击，一些力量试图压制它。这是战后60余年来日本共产党参加国政和地方选举的亲历者的深刻体会，肺腑之言。
事实上，在战后日本共产党的选举过程中，也出现过几次高峰，但道路艰难而坎坷。以众议院议席推移情况为例，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选，即1946年大选中，日本共产党获得5个席位，而1949年则创下了二战后新宪法颁布以来进行的首次大选当选35人的壮举，充分表明了当时日本国民对日本共产党的主张的大力支持。但是，在日共党内就和平革命还是暴力革命产生分歧后，1952年进行的选举中，日共全盘失败。经历了一段低迷期后，到不破哲三参选的1969年，日共获得的议席数回升到14席位，1972年更是增加到38席位，之后一个时期，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议席数。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2003年以来，以财界为中心正式开始“建立两大政党体制”运动，企图为统治势力建立“最强的反共体制”，使不能立即执政的政党被排除在选举的选择范围之外，这更加剧了日本共产党的困难处境，这年大选中获得的席位骤降至9席位（总席位480），之后持续至2012年底。
在日本国民寻求变革的高度期待中上台执政的民主党，3年以来的成绩并没有得到日本国民的首肯，被迫于2012年11月16日宣布解散国会。此前，针对国会即将解散、众议院大选将至的政治形势，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在2012年10月14日召开的日共第25次党大会第5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总选举跃进大运动”，号召全党积极行动起来，全面开展活动，“以支部为主角”，面向全体选民进行宣传、对话活动，实现与“1000万人对话”的目标，扩大国民对党的支持和壮大党的势力，争取群众运动团体的支持和合作，最终实现在下一期国会众议院大选中获得“650万票、议席倍增”的目标。然而，2012年12月16日举行的第46次众议院大选中，日共当选议员从9人降至8人，得票数也仅仅超过目标的半数。日本共产党又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跌宕起伏的选举结果背后，透露出在现行资本主义框架内，资产阶级政党对共产党的抑制从没有停止过，他们不会容忍共产党的发展，甚至能够超越党派的利益来联手对付共产党。
三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站在时代的前列不懈奋斗
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本着从国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观点，不破哲三曾代表日本共产党在国会综合提问中多次提问。据上田七加子在回忆录中介绍，如1974年，不破就提出“美国核潜艇的核泄漏调查”问题，他通过缜密的调查和分析，严厉追究田中角荣内阁利用不确切的调查数据来证明核潜艇的“安全性”、欺骗国民的责任，促使相关部门在成立新的调查机构之前的183天，中止了美军核潜艇在日本靠岸。此外，不破还披露了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核密约问题、指出地震与原子能发电站之间的问题，在国会中还提到撤销美军基地问题、物价问题、过劳死问题等。
通过上述七加子介绍的内容，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对于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战后的日本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一贯地大力呼吁、采取行动，与资产阶级政权顽强抗争，以真正争取和捍卫国民的权利。到2003年辞去议员为止，不破哲三前后与18位日本首相进行过交锋。
目前，整个日本政坛呈现一种以竞相表现右倾化来赢得国民支持的趋势。由于两大政党体制建设进展得并不顺利，对民主党的失望、对自民党的厌倦，使得国民对两大政党体制的构思产生疑虑。趁着日本社会的人心不安，政坛又不失时机地成立了若干新党派，“日本维新会”、“太阳党”合并成立所谓的“第三极势力”，他们以出语惊人的气势来吸引国民的关注，试图在政坛分得一杯羹，影响日本的政治走向，并实际在2012年底的大选中获得相当部分国民的支持。对此，日本共产党提示全体国民，警惕反动逆流抬头。在经历了对国内政权和国际形势动向的审视后，日本社会中抵抗右倾化的群众力量也在壮大，这为作为变革者的日本共产党提供了奋力争取国民支持的空间。
在迎来日本政治的新时期之前，日本共产党认为在一个过渡期内，应该提出回应国民要求的政策，以推动现实的政治。因此，他们提出成为一个在野的“随时执政的政党”，针对政府的执政方针和措施，明确提出近期党的主张：阻止消费税增税实施、实现无核化、阻止加入TPP（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反对修改宪法条文和解释等。但正如本次大选结果显示的那样，具体如何应对日本政坛的右倾化动向、团结进步势力来与之抗衡，并发展壮大党组织，仍然是日本共产党当下面临的重要课题。要实现他们提出的在21世纪较早时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还需要一个持续努力的过程，但很明确的是，日本国民期盼改变现状的愿望十分强烈。当这种愿望在适当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把对日本共产党主张的肯定转换成对日本共产党的信任时，日本共产党将会得到更多数国民的支持和拥护。
菲律宾共产党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前景
袁群 黄家远[423]
一 菲律宾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一）初创阶段
菲律宾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11月7日。1932年，菲共由于其反政府行为被宣布为非法政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保存力量，更好地开展工作，同年，菲共领导人佩德罗·阿坝得·桑托斯带领一部分人党员建立了菲律宾社会党。1937年，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菲政府承认菲共为合法政党。1938年11月，菲共宣布与社会党合并，仍称菲律宾共产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菲共联合各地游击队建立抗日武装——人民抗日军，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给予了入侵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二战后，菲共同政府谈判，决定放下武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开展工农群众运动。1946年，菲共参加了大选，6名候选人当选。但政府却制造借口剥夺了他们的国会议员资格，并对原民抗军活动地区发动进攻。1948年5月菲共在游击区召开中央扩大会议，确定武装斗争为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并决定将人民抗日军改为人民解放军，开始了与菲政府对抗的历程。1950年1月，菲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全面的武装斗争，并制定了两年夺取政权的计划。同年10月，菲共在城市的领导机构遭到破坏，武装斗争受挫。1956年，受中共和苏共论战的影响，菲共内部也开始在关于革命道路的选择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此后菲共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67年菲共分裂为主战和主和两派。
（二）重建阶段
1968年12月26日，主张武装斗争的何塞·玛利亚·西松在中吕宋召开党代会，宣布重建菲共，西松被选为主席。代表大会规定新菲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遵循全面的全国民主革命的路线，主张运用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1969年3月，菲共建立了新人民军。70年代初，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菲共的发展逐渐走上了正轨，党员和武装力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自马科斯上台实行军法统治以后，菲共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其领导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但菲共没有退缩，继续领导马尼拉及其他城市的广大群众发动政治游行示威。进入到80年代，美国扶植下的马科斯政权日益失去人心，城市群众运动空前浩大。菲共抓住这一时机，采取分散兵力在全国创建游击战线的方针，同时加强城市工作，积极与群众运动及工会取得联系，扩大在城市的力量和在青年、劳工与宗教界的影响，菲共的力量又获得较大发展。到80年代中期已拥有3万多人，其中新人民军拥有2万多人，活跃在全国60多个省。1986年8月，菲共领导的全国民主阵线与阿基诺政府进行和谈，并于同年11月27日达成停火协议。但1987年2月协议到期后，双方又重开战火。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由于大批高级领导干部被捕或流亡海外，菲共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三）恢复和发展阶段
1992年，为了统一党内思想，菲共中央发动了“第二次整风运动”，重申了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基本战略、以持久的人民战争为基本斗争方式。此外，菲共还对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批判。在这之后，菲律宾的力量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拉莫斯政府成立后，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两次在荷兰海牙与菲共举行和谈。1999年5月，菲共因菲参议院批准《菲美访问部队协定》单方面终止和谈进程以示抗议。“9·11事件”后，菲政府对新人民军采取了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强硬措施。2002年，菲政府将新人民军宣布为恐怖组织，并促使美国和欧盟也将新人民军列为国际恐怖组织，冻结其海外资产。2007年9月5日，阿罗约总统签署赦免令，赦免菲共当中没有严重犯罪的党员和新人民军成员。2011年2月，政府与菲共重启和谈，双方商定未来18个月达成全面和解。政府不再视菲共为恐怖组织。当前，菲共与菲政府之间仍然冲突不断，边打边谈已经成为菲共与菲律宾政府之间关系的常态。
二 菲律宾共产党的理论主张
（一）菲共的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革命道路
菲律宾共产党声称该党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是世界无产阶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对长期的革命经验的总结，是菲律宾人民分析其历史和所处环境的最新的、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工具。[424]
菲共认为，菲律宾目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的政治目标是通过持久的人民战争，推翻屈从于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占主导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体制，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菲共强调，只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才得以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是连续的不可分割的两个阶段，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菲律宾民族民主革命才算基本上完成。[425]
菲共坚持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的主要形式。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开展城市合法斗争的重要性。菲共指出，城市的合法斗争是武装斗争的重要补充部分，合法斗争和武装斗争相互支持，缺一不可。其中，革命斗争的首要实现途径仍然是扎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武装斗争，而城市的合法斗争是不可或缺的次要实现途径。城市合法斗争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群众运动积极分子，将会给农村武装斗争输入优秀的革命战士，武装斗争和合法斗争都是人民战争的两个内在方面。[426] 此外，菲共也肯定了和谈的作用，认为和谈是与政府进行合法斗争的重要手段，不排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与政府进行和谈来结束内战。
（二）菲共的政策主张
在政治方面，菲共主张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协调各革命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所有革命阶级和阶层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联合专政。在中央一级和省区一级政府要设人民代表大会。在较低一级的政权要有代表性的管理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将由平等的普选产生。
在经济方面，菲共主张没收帝国主义者和剥削阶级的财产以造福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国有经济必须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但必须以不操纵和损害人民生活为前提。按照平均地权的原则将地主的土地必须无偿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农民。
在文化方面，菲共认为必须用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压倒现在的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反人民的文化。菲共主张在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免费教育，鼓励使用民主语言，以便加速传播革命的民族的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散布的反动唯心主义和现存的迷信思想，将马列毛主义作为引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针。
在对外政策方面，菲共倡导积极的、独立的、和平的外交政策。要求废除同美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的外交政策。支持亚非拉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主张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国际统一战线政策下，积极与其他共产党通过单边或双边的会议来发展相互关系，扩大国际反帝战线，共同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三）菲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
1.关于当前国际总体形势。菲共认为，美国虽然还是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国家和头号军事强国，但是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新兴国家如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的崛起极大的挑战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这表明，旧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427] 菲共认为，美国之所以干涉他国内政，并以人道主义干涉为由发动战争，原因是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受到了重创。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以战争为手段来掠夺廉价劳动力、石油及原材料，扩大其市场和投资的影响力，以此来缓解金融危机引发的政治经济危机。[428]
2.关于中菲南海争端。菲共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和中国既是贸易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为了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话语权，美国推出了针对中国的亚太战略。美国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及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军事基地，形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由此迫使中国在贸易、投资、政治、军事方面向美国妥协，以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利益。[429] 而阿基诺三世为了讨好美国，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以菲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作后盾，甘于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来试探中国底线，放弃了与中国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的机会。二战后，美国与菲律宾政府陆续签订了《菲美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军事防御条约》（1956年）、《菲美部队访问协定》（1998年），美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协助菲律宾抵御外敌，而是借菲律宾成就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而阿基诺政府则借助这些条约来与中国争夺南海相关岛屿，并以此试探中国的态度。就目前来看，由于美国的干涉，通过外交及谈判的途径来解决南海领土归属争端变得十分困难。[430]
菲共指出，中国历来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中国通常是通过积极的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对于当前南海领土争端的解决办法，首先，美国必须撤出驻菲美军，终止所谓的联合军演，停止在南海的一切行动；其次，阿基诺三世必须断绝与美国的所有不平等的关系，禁止美国在菲国内建立军事基地；最后，美国停止对菲律宾内政的干涉，停止侵犯亚太地区。只有如此，中菲南海领土争端才能以和平方式解决。
三 菲律宾共产党的组织状况
1.菲共的组织机构。同所有共产主义政党一样，菲共也建立了比较严密的组织体系。菲共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最高行政机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下设4个全国委员会（全国群众运动委员会、全国宣传委员会、全国统一战线委员会、全国军事委员会）和6个地方委员会（北吕宋委员会、南吕宋委员会、中吕宋委员会、维萨亚斯委员会、棉兰老岛委员会、内格罗斯岛委员会）。地方委员会还下属16个地区和岛屿党委会。菲共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中央与16个地方组织是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
2.菲共的党员队伍。菲共重建时只有大约80名党员干部，经过40多年的发展，目前党员人数已达到10万人左右。[431] 菲共明确规定了要从新人民军、革命根据地以及民族民主阵线中挑选出积极分子，进过阶级身份及家庭背景的调查，确保他们是工农阶级的精英分子，同时需要两名正式党员的介绍，才具备加入菲律宾共产党的资格。[432] 菲共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备良好的组织和政治革命素养，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3.菲共的统一战线。1973年4月24日，菲共组建了其统一战线组织——全国民主阵线。其下属的群众组织有：工会革命委员会、全国农民协会、爱国青年组织、新妇女爱国运动、科迪勒拉人民民主阵线、基督教全国解放阵线、爱国教师协会、人民艺术家作家协会、爱国政府雇员协会、爱国卫生协会、人民科学工作者联盟、劳工组织联盟、人民律师委员会、摩洛革命组织、卢马德革命组织等。2011年菲共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了贯彻统一战线政策的阶级路线，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争取城市小资产阶级以扩大革命基本力量，进而说服中产阶级加入无产阶级队伍，通过联合反动派中的先进分子以独立最反动的敌人，鼓励统一战线参与、组织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斗争。
4.菲共的军事组织。1969年3月29日，菲共重新组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新人民军。在创建之时菲共就明确了其性质及任务：新人民军是党在人民民主革命及未来社会主义阶段最重要武装力量，目标是通过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及农村根据地的建设来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433] 新人民军成立之初仅有60名红军战士，9杆自动步枪，26杆火药枪。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为吕宋岛北部的科迪勒拉山区、米沙部群岛的萨马岛和班乃岛的农村、棉兰老岛的山区。20世纪80年代，新人民军的人数曾一度发展到25000人左右，后来由于政府军的围剿，部队人数大幅下降。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新人民军的力量开始不断恢复。目前新人民军约为6000人左右，建立了约110多个游击战线，在全国一半以上的县市、90%的省份有活动，直接领导着几百万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影响人口数千万。现在每个游击战线已基本建立了连级规模的部队，并建立了主力排。
西方马克思主义新议
薛新国[434]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作为列宁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认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这一思想与社会民主党超阶级的国家观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性平衡思想相近。葛兰西把领导权问题作为其政治学说的中心。葛兰西提出了“总体革命”的思想。所谓“总体革命”是指政治领导权、经济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的实现过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卢卡奇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只是一种方法，它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得出的各种结论。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和批判的性质。他认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还是马克思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的关系问题。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
1.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流派。代表人物有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弗洛姆等，该学派以批判人的异化为理论核心，并以“社会批判理论”闻名于世。其社会批判理论带有人性论和人道主义色彩。法兰克福学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另一方面，批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失误。
2.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存在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该学派重视人的存在即人的自由问题，强调要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首要问题是确保人的自由，这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社会主义是不确定的，它是一种价值。未来社会主义模式应是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独裁或专制的社会主义。
3.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它产生于二战以后，1956 ～1965年是其最活跃的时期，代表人物为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该学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4.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主张多元论，反对一元论。这一点和民主社会主义多元主义身份特征相契合。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为阿尔都塞和普朗查斯。普朗查斯深受阿尔都塞结构主义的影响。普朗查斯运用阿尔都塞多元结构主义的方法，提出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普朗查斯的国家相对自主性思想与社会民主党关于国家是支配民族经济生活的独立调节力量的观点接近。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评析
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属于人本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强调以人为本，它在西方思想文化中占主导地位。人道主义是人本主义的精髓。对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及其思想来源，可以判定就崇尚人道主义这一点而言，民主社会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同点。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崇尚科学、反对伪科学。强调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反对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众多、观点各异、人物庞杂，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思想体系。而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党共同信奉的思想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注重学术问题，属于学院派，即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那些游离于政党之外学者们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相近。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革命本性消失了，它已经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认识与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一致。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职能的变化，不等于国家本质的改变。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立足欧洲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分析，与社会民主党人对资本主义的态度相近，基本上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切身的体验，对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感性认识。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国家革命的失败和革命形势迟迟没有到来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成功地控制了群众的意识。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进行意识革命。意识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是实现总体革命的先导和前提。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整体社会主义模式的设想，其目标是，建立“一种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内容的有人性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观与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观相近。
圣保罗论坛第十八次会议述评
任映红[435]
圣保罗论坛第十八次会议从2012年7月4～6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来自拉美地区和世界各地50个国家100个左翼政党、共产党等8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以协调立场、共同应对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帝国主义对中东的进攻、左翼政党面临的问题。[436] 以“世界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维护和平”为主题的圣保罗论坛举行了许多活动，包括拉丁美洲左派议员第一次会面，并举行了关于国家独立与主权、和平、非殖民化、国防、信息民主化、环境与气候变化、工会和各社会组织、粮食安全和反毒品等问题的多场专题研讨会。本次会议召开前，发布了《背景文件》（2012年6月），闭幕时通过了《最后宣言》（2012年7月）。本次会议标志着拉丁美洲左翼政党的成长过程以及该论坛的政治地位的提升。会议研讨的情况如下：
一 当前的世界局势
圣保罗论坛第十八次会议文件指出：本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发生了严重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危机，除了经济危机之外，还有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欧盟、日本和美国）的危机正在加深。
会议指出：“在欧洲和美国等地区，新自由主义仍然是经济政策的思想基础，紧缩政策得以长期推行，大金融资本的利益得到了优先考虑”。经济衰退导致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广泛的社会运动，而“在拉丁美洲，进步力量和左翼力量控制着许多国家的重要部分，并采取了许多举措，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战胜了‘新自由主义的长夜’。他们通过实施具有深远意义的社会福利计划而在消灭贫困和推动一体化进程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无可争议的成功。”
会议分析了欧洲左派运动的情况，指出：“在一些国家，许多左派仍然致力于新自由主义的调整政策，而在其他一些国家，左派的做法与此相反，他们正努力提出一个替代方案，并组织人民力量”，强调要扩大与欧洲各种左派的联系。
会议认为美国企图通过好战的战略来维持自己的霸权，对世界造成了威胁。世界多极化趋势在不断加强，体现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南美国家联盟和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的诞生，而“金砖四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加。论坛的文件还分析了美国包围中国的企图，是“在一个长期战略指导之下的，其中包括重新界定盟国、军事控制区和各种外交行动”。
所有这些情况都需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进步力量、民众和左派采取有效的行动，并给予强大的回应。
二 拉美地区的社会进步
圣保罗论坛第十八次会议对于美国企图推翻拉丁美洲左派所取得进展的阴谋给予了重点关注。如《最后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和右翼分子企图以几种方式抵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主力量、人民大众、进步力量和左翼力量的增长，例如美国政府的系统的侵略（包括通过政变）。”
由于委内瑞拉在加强拉丁美洲左派和激发国际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玻利瓦尔革命不断面临着各种阴谋，他们企图孤立玻利瓦尔革命，并推翻其领导地位。
三 反对强国对中东的干涉
反对美国的战争发动机是这次论坛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次论坛发布的《背景文件》指出，“和平与提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必须成为圣保罗论坛的议程上的关键问题”。
会议文件指出：“中东是一个地缘战略地区（原因在于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目前正在被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重新殖民化。该地区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方法的试验场，这种方法是通过媒体宣传来扭曲国内形势，造成有利于军事干预的舆论，以促进政权更迭”。
目前，美国和欧盟对叙利亚发动军事侵略的威胁非常大。拉美左翼支持叙利亚和伊朗捍卫自己的主权和自决权利，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军事干预，并认为该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最后宣言》指出：“我们强烈反对外国任何武装干涉叙利亚和伊朗的企图和行为”。论坛呼吁“进步力量和左翼势力共同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
四 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
会议高度重视确保一切被压迫群体在论坛上都有自己的代表。《最后宣言》明确反对性别歧视：“如果不改变历史上分配给男女的传统角色和模式，那么就根本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或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公平的和平等的社会）。同样重要的是为根除针对妇女的歧视创造必要的条件，并促进男女获得平等参与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机会。”
自始至终，该论坛都清晰和明确地承认阿根廷对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会议要求阿根廷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开展外交谈判，谴责了几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所遭受的殖民统治。会议要求所有与会的左派政党社会运动各尽所能地使波多黎各的独立问题成为联合国的一个核心议程。
五 防止环境的恶化
论坛也对日益加剧的环境恶化问题给予了关注。发达国家以“绿色经济”为幌子，却在实践中损害人民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圣保罗论坛反对帝国主义通过操纵环境问题来阻止其他国家的发展，特别是阻止拉丁美洲的发展。
《最后宣言》最后强调：“圣保罗论坛第十八次会议最后向参加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战争的斗争、以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和充满社会正义的世界的各族人民致敬。建立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我们正在建设这种世界，即社会主义的世界。”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左翼革新
沈尤佳[437]
以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重镇新学院、犹他大学、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以及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德国明斯特大学、意大利摩德纳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系的一批教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经济学派，在债务危机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对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做了革命性的创新。
革新一：放弃包含金融部门、生产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三部门分析框架，纳入家庭部门，重构四部门分析框架。理由是，缺少了家庭部门，其余三大部门的资源交换将不能构成国民经济运行的封闭循环系统。因为，经济活动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人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是家庭部门完成的。仅仅有了生产部门的生存工资及以之购买的生活资料，以及政府部门的社会提供，还远不能完成。各类生活资料都要经过加工才能进入人的再生产过程（食品要烹饪、衣服要浆洗、住房要清扫……）；人类还需要繁殖，不仅仅包括生育和对幼儿的照料，也包括对下一代的家庭教育，社会公共教育并不能全面地替代家庭教育的再生产职能。
革新二：放弃产出最大化的单一目标，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是所有人的体面生存，可持续地再生产出人类社会自身，主张经济发展的社会尺度逐渐地与经济尺度相融合。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相反，是发展物质生产的现实要求宏观经济学关注人类再生产自身的能力，因为社会整体的劳动能力构成国民产出增长的边界。事实上，人类从事经济活动（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是物质生产）的本原意义是维持人类社会的再生产。假如人类社会自身的永续存在和良性发展都得不到保证，那么经济活动既失去了生产的主体，也失去了消费的主体，经济产出本身也将毫无意义。
革新三：重新承认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基础。放弃传统宏观经济学以货币计量的产出衡量人对经济的贡献，以货币计量的收入衡量人从经济活动取得的福利；认为提供更多的劳动时间即提供更多的价值，哪怕这一部分劳动没有被承认和支付货币。家庭部门不付报酬的照料劳动，为经济活动源源不断地再生产出劳动力，是与市场上从事的支付报酬的生产劳动同等重要的对经济的贡献。以货币计量的收入只构成人的生命过程不可或缺的各项资源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繁殖、教育，以及对自己和他人（老人、孩子、病人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照料无法全面地用货币购买。只有运用时间和货币收入综合衡量人的经济产出和福利，才能还原每一个人与宏观经济的真实关系。这一过程就是劳动价值理论的数量化。近 15年的 World Development 和Feminist Economics期刊发表了一系列利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推动下各主要经济体实施的《时间利用调查（Time Use Survey）》[438] 开发的以“时间赤字/剩余”调整过的收入模型。劳动价值理论被贯彻在数据分析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之上，带来的好处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1）将从事人口再生产的家庭部门与其他生产性部门综合地纳入经济分析，并揭示其联系；（2）为宏观经济政策权衡市场生产、有酬雇佣，以及与人的再生产相关的社会提供时，提供真切图景，政策建议的基础是数据分析和模拟；（3）便于与其他研究立场、研究目的相左的经济学流派进行沟通和争论；（4）提供运用一段时期的历史数据描述趋势、开展国别比较和检验理论结论的可能性。
革新四：引入阶级的概念综合分析。虽然家庭部门人的再生产劳动大部分不付报酬，然而少数富裕家庭生存必需品的加工、老年照料、幼儿照料以及家庭教育等，可以通过雇佣保姆、管家、育儿嫂和家庭教师来完成。因此，人的再生产存在阶级差别。家庭部门主要由工人阶级家庭和富裕阶级家庭组成。中产阶级被广义地纳入工人阶级家庭范围，因为他们也是依靠工作才能维持生活。阶级概念还被运用到另一个层面。参与宏观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在权力金字塔的位置，自上至下依次是金融部门、生产部门、政府部门和家庭部门。家庭部门主要依靠无酬劳动完成的人口再生产，既补贴了生产部门的生存工资支付（降低生存工资），也补贴了政府部门的社会公共品提供（降低社会福利支出），构成整个社会汲取价值的源泉。这就扩展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分析。剩余价值不仅来源于资本对生产部门劳动者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也来源于与父权制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和社会文化制度对家庭部门照料劳动的无偿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了人类文化传统遗留下来的父权制，把资本再生产的大部分成本悄无声息地转嫁到家庭部门最弱势、专职或兼职地承担照料劳动的家庭成员头上，以不承认家庭劳动的价值、不支付工资的方式，将他们置于社会金字塔结构的最底端；以牺牲这一部分人口为代价，源源不断地汲取价值，维持资本利润率。
革新五：将家庭部门引入国民收入核算体系。联合国国民账户核算体系倡导在国民账户的卫星账户引入家庭部门（类似于市场体系、与市场体系密切相关的非市场次体系）的生产，以劳动时间和货币价格结合计算一国的真实的国内产出，修正对国内产出的统计。数据来源包括联合国（UN）、国际劳动组织（ILO）、各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时间利用调查、劳动力调查、家庭支出调查、农业调查，以及国民收入账户的部分数据。
革新六：财政政策。与人的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幼儿照料、老年照料、教育、医疗、退休金、失业保险、住房等，不是家庭部门私人的责任，而是公共支出责任，理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最重要的投资。批评欧美国家的家庭收入所得税制度。对养家糊口者征缴低的个人所得税率，对辅助收入来源征缴高得多的个人所得税率，对人口再生产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家庭收入辅助来源的劳动者往往是照料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拥有较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也决定了其拥有较少的家庭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支配权。结果是，家庭收入用于人的再生产的基本需要的部分减少。
革新六：货币金融政策。金融资本通过对粮食、重要的经济作物、水、住房等生存必需品，以及矿产、金属和石油等基础生产资料的金融化来抵抗利润率的下降，结果使生存必需品的价格在过去十年内翻了数倍。金融化加剧了价格的波动性，使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受损。自身迅速敛财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酝酿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主张金融系统恢复其本源的功能：（1）保护存款人/投资者的资产不贬值；（2）为生产和再分配服务（例如，大宗农产品的期货市场的功能本来是稳定价格、减少波动性，降低种植者和消费者的风险）；（3）发展社区银行/移动银行（深入偏远社区的小型银行），帮助中小生产者融通资金。
革新七：全球化规制政策。出口部门偏好雇佣年轻、低技能的女性，为她们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并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却提供更低的生存工资、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高的劳动强度，为她们从事家庭部门的人口再生产提供了不充足的货币收入和可支配时间。甚至只雇佣未婚未育女性，把她们的人口再生产必需的生存工资和可支配时间完全排斥在外，以此降低出口部门成本。这也是造成国际贸易失衡、贸易摩擦的根源。政策建议并不是把从事出口部门就业的妇女赶回家或关掉出口部门，而是促使出口部门的增长惠及从业劳工，尤其是女性劳工。
革新八：劳工政策。（1）就业创造政策。政府投资公共工程计划，为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劳动者创造一定天数（如100天）的雇佣。（2）工资干预政策。实施食物和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为贫困家庭、单亲家庭、尤其户主是母亲的单亲家庭配给粮食和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3）工作日规制政策。将在岗劳工/雇员的工作日长度规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确保在业劳工从事市场部门雇佣劳动之外，有充足的时间从事家庭部门的照料其他家庭成员和自我照料的活动；也可以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
战后澳大利亚共产党衰落的原因分析与前景展望
杨成果[439]
澳大利亚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团结澳大利亚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反对腐朽的垄断资本的反动统治，为维护澳大利亚人民的政治经济权益，为争取社会进步而进行了英勇的奋斗。战后，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澳大利亚共产党逐渐衰落。
一 战后澳大利亚共产党衰落的原因探析
二战后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力量不断遭到削弱。到1958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员人数降至5850人。到1972年初党员数量减少至2500名。到1982年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员数量在名义上约为2000人。最终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原澳大利亚共产党于1990年底解散。
（一）战后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打压
二战后，澳大利亚资产阶级加紧对共产党和其他左翼人士发动进攻：迫害夏基，借以打击澳大利亚共产党；企图使澳大利亚共产党非法化；左右社会舆论，丑化共产党。工党在内部采取各种反共、限共的行动，并支持孟席斯政府打击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反动政策。
（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挫折与失败的影响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借机抹黑社会主义，掀起新一轮的反共浪潮。这一事件也引起澳大利亚共产党党内的思想混乱，动摇了一部分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甚至部分党员退党。苏东剧变导致原澳大利亚共产党解散，并使澳大利亚人民丧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
（三）多次分裂使其大伤元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共产党发生了多次分裂。1963年以希尔为首的部分党员从澳大利亚共产党内分裂出来，组建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
1971年部分党员认为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在反苏，最终分裂成立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
1983年3月，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发生了一次大的分裂，党员人数从近千人减少到500人左右。1984年，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再次发生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力量。
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原澳大利亚共产党于1990年底解散。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在1996年八大上将党改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至今在澳大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着澳大利亚共产党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两党并存的局面。这种分裂的局面限制了两党作用的发挥，是澳大利亚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一大挑战。
（四）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衰落
澳大利亚工人们对加入工会的兴趣下降，工人入会率下降。在1974年以前，大约70%的工人加入了工会，今天澳大利亚的工会会员约占工人总人口的18%。[440]
第一，由于澳大利亚的工会组织遭到打击，澳大利亚工人阶级越来越处于无组织状态。
澳大利亚资产阶级不断地打击工会，削弱工会力量。澳大利亚政府还通过了许多严厉的反工会和反工人的法律，罢工和其他劳工运动几乎被取缔。
第二，澳大利亚资产阶级不断地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合作主义，削弱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
198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与澳大利亚工会理事会签订《价格和收入协议》。这种阶级合作主义的政策导致许多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工作时间的延长，健康和安全规则被忽视，工作加速，事故频发，兼职工作泛滥，失业率上升以及其他许多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变化。[441] 例如，1995年12月澳大利亚的失业率为8.1%，1995年全年平均失业率为8.5%。[442]
第三，澳大利亚资产阶级掌握着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对工人运动发动思想攻击，向工人阶级灌输个人主义和无阶级、超阶级的思想，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第四，聘用承包商使工人们远离工会，破坏工人们的基本工作条件，分化工人阶级，削弱工会运动。
战后澳大利亚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的衰落，导致支持澳大利亚共产党之类激进左派政党的激进工人数量减少，愿意参加澳大利亚共产党的激进工人数量更是大大减少，这是战后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力量不断遭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对澳大利亚共产党发展前景的展望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迅猛爆发改变了苏东剧变以来澳大利亚共产党在道义上的被动局面，无疑为澳大利亚共产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与此同时，当前澳大利亚共产党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其中包括：
（一）改良主义在澳大利亚的泛滥
战后，改良主义逐渐在澳大利亚泛滥，其主要原因包括：
其一，为了消除澳大利亚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维护长期统治，澳大利亚资产阶级建立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内劳动人民的生活，使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危机暂时得以缓和。
其二，战后澳大利亚出现了“新中间阶级”（包括经理、监工和专家）。新中间阶层安于现状，害怕社会动荡，倾向于改良主义。
其三，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中的工联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影响着工人阶级。
（二）澳大利亚选举制度对小党的限制和工党的强大挑战
资金的缺乏使澳大利亚共产党在参加竞选时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位。澳大利亚选举联邦众议院议员时采用单议席选区制，在单一选区胜者得全票。虽然有的小党或无党派独立人士在选区得到了一定数量的选票，但是如果这些选票没有达到相对多数，那么这些选票就毫无价值。
（三）澳大利亚工人阶级流动性增强，不利于澳大利亚共产党招募党员和加强党建
澳大利亚工人阶级存在大量雇佣临时工和兼职工。他们得到的是极低的工资，工作又极不稳定，不断地变换岗位，流动性较强，是工人阶级中受剥削最严重的阶层。这对澳大利亚共产党招募党员、加强党建而言加大了难度。
（四）多数澳大利亚人信仰宗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澳大利亚人拥有各种宗教信仰。2001年的普查数据显示，圣公会教徒占21%，罗马天主教教徒占27%，其他基督教徒占21%，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等宗教的占5.9%，无宗教信仰或宗教信仰不明人口仅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20.2%。这种情况对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在澳大利亚的传播而言是一种障碍。
总体来看，目前澳大利亚共产党面临的挑战要大于机遇，澳大利亚共产党离成长为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群众性政党的目标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因此澳大利亚共产党在探索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征程上还会遇到不少的曲折和坎坷。
从尼泊尔革命看资本主义危机下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王静[443]
2006年，尼共（毛）开始同政府举行和谈，并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宣布停止武装斗争，加入临时议会，回归政治主流，尼泊尔十年人民战争就此落下帷幕。2008年尼共（毛）赢得议会选举，党主席普拉昌达当选总理并组建政府，但随后，又被尼泊尔老牌资产阶级政党大会党和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排挤出局。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背景下，由于自身主观条件的欠缺，尼联共（毛）未能利用客观有利形势将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
尼泊尔目前的三大议会政党尼联共（毛）、大会党和尼共（联），他们分别代表农村和城市的底层人民，富人以及城市中产阶级。其中大会党与王室残余势力背后的支持力量是美国帝国主义及印度扩张主义。在尼共（联）看来，尼联共（毛）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极左”思潮的代表，需要与其彻底划清界限。而尼共（联）在尼联共（毛）眼中则“早已经失去了共产主义者的本色”。尼泊尔左派第二大党尼共（联）一直选择和大会党联合排挤尼联共（毛），使尼联共（毛）深陷议会泥潭，并不得不向对方作出让步。
如今尼泊尔议会斗争已经进行了六年，制宪会议成立之初所设定的组建共识政府、推进和平进程以及撰写宪法三个目标均未达成。议会党之间互相牵制，几乎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迄今为止选出四任总理，前三任均在反对党的胁迫下下台。其中第三任总理的选举足足进行了21个月17次，其选举次数之多时间之长创下了议会选举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尼泊尔人民解放军是尼共（毛）的实力所在，也是其他议会政党最为忌惮的力量。这个问题是尼泊尔议会斗争的核心问题。围绕尼泊尔人民解放军的合并与整编，尼共（毛）与其他议会政党斗争了六年。大会党和尼共（联）不断要求尼共（毛）解散人民解放军，使军人复员，或者将其派到森林护卫和工业生产保卫部门。而尼共（毛）中的革命派则坚持“有尊严地合并”，即整体合并入尼泊尔军队，并继续接受党的领导。改良派则表现得模棱两可，立场并不坚定，这最终导致了遣散毛派2/3武装力量的“七点协议”的签署。尼联共（毛）因此出现大分裂。
尼联共（毛）内部存在着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主要围绕党的基本路线问题：是继续议会斗争，还是发动人民起义？以基兰为首的革命派认为多年议会政治使革命大倒退，应该果断实行人民起义；以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为首的改良路线倡导者则坚持走议会道路。改良派在制宪会议斗争中的不断退让，尤其是“解散军队”的让步，令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爆发到顶点。2012年6月16～18日，尼联共（毛）革命派召集来自75个地区的3000名干部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召开了一次全国会议，宣布与尼联共（毛）决裂以及新党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正式成立。新组建的尼共（毛）带走了母党149名中央委员中的45人，原党48个侧翼组织中的36个，几近母党力量的1/3。
事实证明，议会民主无法解决尼泊尔面临的历史问题。制宪会议各政党之间的阶级矛盾无法调和，制宪会议长期陷入僵局。比如，是否解除尼联共（毛）的武装、是否向地主返还10年人民战争期间农民夺取的土地，这是尼联共（毛）与大会党斗争的焦点，从根本上看，这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保护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便要伤害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无法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得以解决，尼泊尔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6年议会斗争乱局便是明证。
尼泊尔议会乱局将议会民主的真谛充分展示在人民面前。比如，在尼联共（毛）与大会党之间的斗争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为何最终是尼联共（毛）做出大幅让步，而不是相反？因为在普拉昌达和巴特拉伊看来，10年人民战争结束前他们在首都巴德满都附近的战争中已经失利。因此，他们认为尼联共（毛）没有足够的力量夺取全国政权，他们认为单凭自己的武装力量无法消灭对立面，更何况还有印度及美国干涉的危险。所以，表面的议会斗争的背后，其实是两大阵营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力量的综合较量。尼联共（毛）中的巴特拉伊派认为武装斗争无法取胜，因此只能寄希望于议会斗争，并不惜任何代价要将议会民主继续下去。在这种心态下参加议会斗争，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自己不断做出大程度的让步，比如解散军队、返还土地等等，而这势必动摇自己的阶级基础并导致党内产生分裂。
改良派对军队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并且也在竭尽全力保留军队。但是，依靠尼泊尔人民解放军自己的力量打不赢印度及美国的干涉，这是改良派的最大判断。在这个前提下参与议会斗争，最终的结局自然是一步步放弃军队。事实上，尼联共（毛）的军事武装力量越强大，它在议会斗争中的主动权就越大。能否综合利用这两种方式并将尼泊尔革命推向前进，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重大课题。
代表无产阶级及底层农民利益的政党参与议会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处于劣势，其根本原因是，虽然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但其综合力量往往不及资产阶级政党（比如媒体被资产阶级所垄断），更何况整个游戏规则都是由对方设定。代表两大对立阶级利益的政党，无法通过议会方式在根本问题上取得共识。无产阶级政党放下武器走向议会道路，往往意味着向资产阶级妥协让步。
另外，在世界各国的议会斗争中往往出现这种状况，资产阶级不管是一党还是两党还是多党，面对左翼劳动阶级的威胁时总是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团结一致地对抗敌人。人数广泛但经济、文化、组织力量匮乏的劳动阶级要达成这个状况，则相对困难得多，劳动阶级的政党也往往四分五裂，甚至内斗频繁、不断地相互攻击。
美国及各国大资产阶级面对敌人，一直是善于采取分而治之的大战略。在尼泊尔，自2006年以来，假如尼联共（毛）及尼共（联）能够联手合作，团结统一的左翼共产党势力将在议会中占据绝大多数，这意味着通过和平方式及议会斗争，尼泊尔革命也将继续顺利地前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美国印度的势力将进一步被边缘化——正如拉美地区的委内瑞拉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在美国及印度的安排和期待下，尼共（联）选择和大会党站在一起，大拆尼联共（毛）的“戏台”，这使尼泊尔革命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
从历史上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伴随而来的往往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但正如印共（毛）所指出的，“危机带来了有利客观形势”，但社会主义政党能否有效地利用这种客观有利条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主观能动性。2006年“和平协议”签订以来，尼泊尔人民革命进入了新阶段，这个阶段恰恰与实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相重合，然而尼泊尔人民革命则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徘徊状态。
尼联共（毛）所遇到的仍然是国际共运中频频出现的典型问题（比如议会选举道路与武装选举道路之间的冲突），今天其他各国共产党人大多也面临着这些问题。对于这些典型问题，尼联共（毛）内部远未达到共识，这是尼联共（毛）发生分裂以及尼泊尔人民革命陷入停滞状态的重要原因。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危机已经来临，客观条件已经开始逐渐成熟，制约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是共产党人的主观条件——尼泊尔革命进程虽然有其独特性，然而其折射的确是当今各国共产党人存在的普遍问题。
“批判资本主义，规划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第21届布鲁塞尔国际共产主义论坛述评
禚明亮[444]
一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
希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基里洛斯·帕帕斯塔夫欧（Kyrillos Papastavrou）指出，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但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就要覆亡，就要自我毁灭了，相反，一场危机之后势必经过一个新的恢复阶段，这种恢复将主要依赖于对工人阶级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使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成为可能。
德国共产党代表海因茨·斯蒂尔（Heinz Stehr）指出，政府通过削减工资和社会服务支出来弥补经济危机对德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但这一反动的重构措施尚未触痛广大德国民众的神经，从而引发人们的普遍反抗，目前他们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而努力，虽然参与工会活动的人数在不断攀升，反资本主义的理念也被彰显得愈来愈明显，人们呼吁进行自上而下的政府重组，但要求开展政治斗争，实现替代资本主义的要求并未被提到运动的正式议程中去。
巴西自由祖国党代表指出，这次危机不是世界的危机，而是帝国主义的危机，是垄断主义的危机，是金融中心国家的危机，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等。
阿富汗统一党会议代表在发言中指出，数十年来，阿富汗的反革命份子根本不希望阿富汗向前发展，希望阿富汗人民长期处于愚昧无知和被压迫的地位，这样他们就可以永久地控制阿富汗人民，掠夺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卢森堡共产党代表指出，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发展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危机。欧洲政府的救市计划和财政紧缩政策对工人阶级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二 论坛最终形成的重要认识和理论成果
通过本次论坛的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在以下几点上达成了共识：
（一）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的爆发开启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1.关于当前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首要任务。论坛代表们一致认为，当前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首要任务是阐明这次困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长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危机的性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本次危机进行分析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2.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各党代表们认为，上述任务在于反击任何否定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观点。论坛指出，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和过度积累的危机。
3.关于斗争的任务。论坛指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是基于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为了让工人和群众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吸收和借鉴以往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
4.关于未来之路。本次论坛指出，基于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是满足人类发展需要、实现自然与生产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国际秩序的前提在于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二）各国应当增强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自身力量，为迎接挑战做好准备
1.论坛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应当以社会主义理念为指导，致力于争取社会进步、民主权利，弘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实现世界和平。共产党和工人党凭借其在民主运动、环境运动和和平运动中的影响和表现，扩大了自身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使人们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实现社会进步、获得民主权利、保护环境和维护和平的唯一出路。
2.为了领导日常斗争，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观念，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是领导被剥削工人和工会的群众性组织。
3.建立一个反对垄断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社会性联盟，这个联盟的目标是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获得民主政治权利，实现深刻的革命性变革。
4.论坛指出，实现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国际联合必须超越单纯的宣言形式，实现具体的合作。下一步要加强交流斗争经验，将好的经验推而广之。
三 简要评析
（一）布鲁塞尔国际共产主义论坛已经成为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交流经验，统一思想和认识的重要渠道之一。
（二）布鲁塞尔国际共产主义论坛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目前该论坛还停留在“论坛”的水平，仅仅是一个谴责资本主义、畅想共产主义的“讨论会”。
2.该论坛的组织性比较缺乏，在具体运作上还有几个环节需要进一步细化和优化。第一，布鲁塞尔国际共产主义论坛可以尝试与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等其他国际会议实现某种形式上的联合。第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以设置分会场的形式，提高问题讨论的具体性和针对性。第三，如何处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是该论坛未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课题。
危机背景下左翼对抗资本主义的思路与策略
吕薇洲[445]
一 深刻剖析危机根源和资本主义走势
剖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认清资本主义的走势，是左翼对抗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全球左翼人士从制度层面入手，深刻剖析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源及造成的影响，积极探讨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替代选择等问题。
（一）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
对危机爆发于美国并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破坏数百万人生活的原因，包括发达国家共产党在内的全球左翼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解读，并达成了如下几点共识。
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也是其扩展、深化的罪魁祸首。发达国家共产党和左翼人士特别强调在“新自由主义”政策驱使下的“虚拟资本”在此次危机形成中的作用。譬如，美共指出：金融化是美国资本主义体制性弱点和矛盾的产物，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治理模式的急先锋，金融化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成功地把美国历史上最多的财富由财富的创造者工人身上转移到财富占有者——美国金融资本的上流社会手中。[446]法共宣称：世界经济危机源于金融机构过度的贪欲，在利益驱动下，资金过度集中到投资者手里，形成金融泡沫，导致实体经济瘫痪。正是金融泡沫和实体经济瘫痪，瓦解了整个银行和金融系统，引发了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步入萧条。[447]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不平等日益扩大、金融领域投机行为日趋频繁和系列大资产泡沫的出现等，正是这些因素，为这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448] 法国左翼学者热拉尔·杜梅尼尔和多米尼克·莱维强调：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449]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国际食品行业工会领导人保罗·加弗等人也认为，全球金融危机是由过去30多年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尤其是缺乏监管的金融政策直接造成的。金融违规导致了金融领域投机行为日趋频繁并最终造成了贪婪金融部门的滋长和房地产泡沫的出现。
危机是周期性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针对把危机归因于政府资金监管不力、政策失误的情况，左翼从制度层面剖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希腊共产党多次强调：“近来美国和欧盟经济形势再次突出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无法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在危机袭来时，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之间这一基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经济的所有矛盾被激化并强烈地爆发出来。”[450] 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在其《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虽然危机的表现形式是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但其主要原因却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的对立。在此基础上，哈曼指出，泡沫的周期性膨胀和崩溃的背后，是无法回避的持续性生产危机，从而在生产领域越来越缺少投资机会，导致利润涌向金融部门进行投机活动。[451]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2011年召开的“第十三次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61个国家的78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通过的《最后声明》指出：“这次危机是一场制度性危机。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体制的问题，而正是由于其根本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从而才导致经常性和周期性的危机。”[452] 美国《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编辑乔尔·戈伊尔强调：此次经济危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周期性危机，而是一场国际范围的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453]
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和总体性危机。左翼还进一步将其关注点拓展到了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宗教问题、战争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等各个方面，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生态、社会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危机和总体性危机。为此他们力主破除对资本主义的迷信，提出对现有秩序的激进替代方案，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危机现象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维度，对如何克服资本主义危机、突破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一个替代的经济体系甚至一个替代的世界进行了广泛讨论。
（二）资本主义正走向终结，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
在剖析危机根源的基础上，左翼从总体上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认为危机充分暴露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处于困境中的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其“最终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譬如，英国左翼学者希勒尔·蒂克庭提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危机重重，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已成为更有前途的选择：它可以用代价更小的方式发展社会，并且不会导致长期萧条和危机。”[454] 印度共产党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社会公正，人民群众也不能奢望有更美好的未来。人民斗争正在朝着推翻资本主义、迎接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21世纪将会是社会主义的天下。”[455] 总之，左翼普遍认为：此次资本主义危机，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依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得以克服。正如2012年召开的全球左翼论坛强调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科技方面的飞速发展，不断地削减着工作岗位，每一次新的投资都把更多的工人推向失业大军，资本主义由此成为了一种以失业不断增加，就业不充分为特征的低工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目前已陷入永久性危机，并正在影响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2011年爆发的“占领华尔街”以及“阿拉伯之春”等各种占领运动和社会运动，就是广大民众对此次危机的最初回应。[456]
结合危机中当代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政策举措及其后果影响等，左翼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家普遍认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系统陷入长期的危机之中。当前，危机已经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延伸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为蓄势爆发的不满提供了基础，明确昭示着发展一种积极的替代模式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基础上，左翼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危机重重，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已成为更有前途的选择。基于此，有人从金融危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破坏入手，探索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替代模式；有人从资本贪婪造成的两极分化着眼，设计了作为资本主义及财产私有替代形式的、旨在结束贫困的“工人合作社”，并探讨了美国及其他国家工人合作社运动的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认为飞速发展的合作社运动，目前已经成为寻求基于平等和民主管理工作场所的工人的一种选择。
但同时，左翼也深刻认识到，尽管金融危机打断了自1989年以来资本主义进攻的强劲势头，使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理念重新受到重视，但目前世界范围内“资强社弱”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道路依然漫长。正如日共前主席不破哲三指出的，对社会主义力量来说，如何把应对危机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是一个挑战。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众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危害不一定就会支持社会主义，要让人民从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阶段性地开展工作，提升民众的斗争觉悟。[457]
二 关注并参与欧美各国的占领运动
广泛关注并积极参与欧美各国占领运动，是近两年来左翼对抗资本主义的重要举措。作为2011年度美国社会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2011年9月17日始于美国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发展到美国各大城市，并进一步蔓延至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座城市。目前，占领运动已经由最初的美国民众对华尔街贪婪无度的愤懑，发展成为全球各界对整个资本主义权贵阶层的责难。数十个国家上千座城市的示威者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抗议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救助造成了华尔街的贪婪以及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占有。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对抗资本主义制度新形式的占领运动成为了全球左翼关注的焦点。左翼对占领运动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等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不仅对各国各地区以及各领域占领运动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详尽介绍，而且还对占领运动的历史源起、发展历程、战略策略、意义影响以及占领运动面临的问题挑战、未来走向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和详尽分析。
左翼人士还结合正在蓬勃开展的从埃及开罗到尼日利亚卡诺、从希腊雅典到美国奥克兰、从威斯康星到华尔街的全球范围内99%的民众反对1%的权贵的各种占领运动，从历史和全球的高度，对占领运动的战略策略、经验教训、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从全球视角分析了占领运动的战略策略和各国各地区占领运动的组织形式和主要特征，认真探讨了占领运动如何运用网络、社会媒介等数字工具等问题。另外，鉴于占领运动是由主流经济学主张的“市场原教旨主义”造成的，是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的必然结果，左翼人士对于占领经济问题给予了更多关注。《重思马克思主义》杂志、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鸭嘴兽评论》等左翼刊物和组织，发起了多场关于占领经济的专题研讨会，包括美国著名左翼学者理查德·沃尔夫、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教授戴维·施维卡特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克斯·皮文在内的左翼人士参与到了对该问题的讨论中。大家不但深刻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而且还积极提出了各种关于地方和全球经济运行的替代方案——如“工人合作社”、“社会市场”、“公正与可持续经济”等。
总之，全球左翼人士对于占领运动的意义和前景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占领运动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左翼看来，占领运动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即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1%的极少数人攫取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并用来腐蚀政治，而其余的绝大部分人口则为失去工作、住房不保、债台高筑、日益贫困所困扰。大家一致表示：埃及、希腊、拉美国家、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出现的民众占领运动，为左翼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越来越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当今时代，为了进一步凸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左翼对于如何占领学院、占领研究、占领大学、占领伦理、占领哲学、占领意识、占领想象力、占领漫画、占领好莱坞等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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