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联剧变研究的辨析

    葛新生[340]

    二十年来，学术界对苏联剧变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其实也未有言之凿凿的定论。究其原因，是因为苏联不是历史上所见到的那种由于巨大外力打击下被摧毁，也不是在人民革命的浪潮中被推翻的。

    二战初期，苏联国力远没有达到解体前那样的强大（500万装备精良的常备军、2000枚核弹头、12000枚弹道导弹），法西斯德国以猝不及防的闪电战，短短5个月的时间就突进到苏联腹地850～1200公里，一直打到莫斯科城下，而此时苏联在战前所拥有的全部军队在战争初期就已被德军冲击的所剩无几；北方重城、战略要地列宁格勒则被德军围困，成为孤岛，随时有被攻破的可能。苏联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苏联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以俄罗斯民族特有的英雄主义与高涨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而顽强地与入侵之敌进行殊死斗争。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联共（布）党员自始至终都是苏联人民的战斗先锋。联共（布）党80%的党员都先后在武装力量和游击部队的队伍中战斗过，或在敌后进行地下斗争。在整个战争期间，共有300万党员在战斗中阵亡或在艰难的生活中丧生，但是党员队伍的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战争初期时，联共（布）党员的人数是380万，而在战争结束时，这一数字达到了570万人。战争期间有330万人入党，近510万人成为预备党员。在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联共（布）党员与苏联人民一道打败了法西斯，赢得了胜利，保卫了苏联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战争的胜利是苏联共产党的胜利。这些由“特殊材料制成”（斯大林语）的人，是挽救国家危亡的功勋。

    当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被人民革命推翻时，建党时间不到20年、人数只有20万的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国家政权，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党初期，列宁在与孟什维克辩论党员资格时曾经说过，白给的党员，一个也不要……给我一个革命家组织，我可以把整个俄国翻转过来。列宁说道，也做到了，他是依靠那些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布尔什维克带领着受压迫的人民完成的。这些布尔什维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有着如此辉煌历史和优秀传统的1900万苏联共产党员，却不能在如此平和的情况下，保全苏联。反而有大批的党员退党。在退党人员中，工人党员退党的比例比知识分子要多出一倍，比退休党员多出2.5倍。与此同时，有67%的党员认为苏联共产党所残存的一点威信正在丧失；30%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失望；20%的党员对党的纲领目标持否定态度。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人先锋队组织，出现如此状况，必须从自身中查找原因。

    在对苏联解体的研究分析中，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苏联解体是由于一系列因素促成的：既有主观的、客观的、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因素；也有国家的、国际的、历史的、现实的因素；还有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伦理的、道德的、民族性的因素（比如，易走极端的性格）。这种研究方法，在医学上，相当于说一个人是死于并发症，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并发症，是心血管疾病，还是某种癌症、还是因为某个脏器的病变。现代医学通过解剖、化验等科学手段，已经能将这一个问题厘清。历史学和人文学也应当引入这种方法，找出问题的源头。

    在对苏联解体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不经意地忽略各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过分强调某一因素的严重性。应当说，现今世界十全十美的国家，没有问题的国家是没有的。但不是有问题的国家都必定会崩溃。一些看似明显的问题尽管是因素之一，但不能认为就是决定性因素。比如说，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在谈到苏联解体的问题时就认为，美国是苏联解体的胜利者和行为人。正是美国以它的经济实力和结构优势拖垮了苏联的经济。久加诺夫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无疑，西方的压力是苏联剧变的原因之一，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古巴无论从经济还是军事上讲都是一个比苏联要弱小得多的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还为其制定了更为详尽周密的颠覆计划，并屡次付诸行动，直到今日古巴的政治制度还没有被美国所摧毁。

    笔者认为，在各种因素中必有一个是主导的、具有关键作用和决定意义的。苏联剧变的亲历者，曾在叶利钦任总统时期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也很关注对苏联剧变的研究，但一直到临终前（2010年）接受采访时，还认为所有对苏联解体的分析大多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只是空洞的猜测。他还说，戈尔巴乔夫自己还掌握着一个足以毁掉他政治生涯和政治声誉的秘密。尽管这个秘密未见于世。但其中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本人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对苏联剧变负有脱不了的干系。

    那么，什么是苏联剧变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从苏联剧变的含义进行分析，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分崩离析，成为独立国家联合体；二是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三是各个加盟共和国，尤其是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抛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四是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剧变的先后的顺序是苏联共产党丢掉权力在前，国家解体在后。结论是，正是作为执政党的苏联共产党出了问题，才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那么苏联共产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目前，见诸报刊和媒体比较流行的和泛泛的说法，是占据苏联党和政府重要职位的精英们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热衷于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脱离群众，养尊处优，只关心自己的既得利益，被人民所抛弃。

    有价值的研究应当是这些精英们是如何占据党和政府重要职位？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麦德韦杰夫认为，在和平年代，因为不会有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的可能，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变成为一种获得权力和物质利益的手段，是官位晋升的阶梯。很多不良分子，抱着并非高尚目的的人挤进党内。党的作风和性质也因这些人的大批进入而发生改变。在使用干部和提拔的过程中，认人为亲，裙带关系甚为严重，对干部德才的考量多流于形式。当年戈尔巴乔夫被中央赏识，与他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任职时，对中央来边疆区视察、度假的官员们热情和周到的招待有很大关系。

    早在苏联剧变的前十年，即1981年10月21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就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产党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派遣了一名私人信使。他带去的通知称：苏联正处于像苏维埃俄国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的类似局势。这个消息令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层很是困惑。他们知道，1918年的局势是关系到苏维埃俄国存亡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推断，这不是耸人听闻，苏联正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那么，1918年3月苏维埃国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由于数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使得整个国家民穷财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如果继续战争就会扼杀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立即缔结屈辱性的割地赔款和约，又为党内外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党内为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争论得很厉害。

    而1981年的国际形势是，“波兰团结工会”和瓦文萨取得政权后，终止了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活动给苏联造成了很多困难。苏联在全球的进攻性战略，已经使苏联的经济陷于危机的边缘。国内政治气氛长期的沉闷、封闭，又使得社会孕育着新的危机。这是一场经济、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危机，衰老和退化的权力阶层应对这样的局面已然力不从心。

    在对待危机时，不同时代的领导人有不同的作为。1918年，列宁正年富力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排除了来自“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的干扰，以正确的理论和实践，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带领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走出了危机。那时的布尔什维克虽然人数不多，但却都经历过革命的考验，他们崇敬列宁的为人和理论，尽管他们没有列宁那样的远见卓识，但是对列宁的信任与对革命的忠诚，使得绝大多数党员都能够站在列宁的一边。

    然而，1981年的苏联，勃列日涅夫身体衰弱、精力不济，不久就辞世了。安德罗波夫接手中央工作时，已身有重疴，革新未见成效，就撒手人寰。契尔年科上任时已经73岁，年老多病。最高领导核心也大部分是70岁以上的老人，如此老化的领导集团是苏联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一时期的党内又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按照当时“持不同政见人士”分析认为，苏联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已经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追随者。一些党的精英们更是“夜间人”——白天，他们在下属和公众面前，振振有词地念叨着马列主义的辞藻，夜间私下里讲的就是另一套。他们不仅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且向往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以管理生产资料为满足，还处心积虑地将本属于国家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这些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通过贪污受贿、弄虚作假、非法经营甚至公然盗窃等手段把国家的和集体的财富据为己有。当时有一句政治笑话，反映了这一现象，“我们的国家真富，我们都偷了60多年，还没把它偷穷”。这些人积累起巨大的财富后，又想方设法地要把这些财富以及地位传给自己的后人。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们赞成改革，但改革的方向绝不是要有利于人民，而是有利于自己。因此这些人在改革中，倾向于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变，而且有较强的政治活动能力。历史的发展见证了这些人在剧变后成为社会上的巨富。另一些人，主观上并不想走资本主义，只想维持现状，保持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在现存制度下舒舒服服过日子，因此他们反对任何动摇现存制度的改革。

    如果在党的上层，上述两种人只占少数，没有达到或超过社会的容忍度，那么党的威信不会受太大的损害（在如此众多的党员中，出现些许不良分子很正常），党对社会还有控制力。但是如果这样的人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甚至成为一个蔚为壮观的社会阶层——特权阶层（比如说，30%），那么党便会失去民心而陷入困难境地，尽管党的外表看起来很强大（1940多万人）。任何一个现代的国家，没有政治领导、没有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不能发挥其职能。然而在往后的十年里，苏联的政治领导，在政治、文化的发展中与其说是动力，不如说已成为了阻力。

    在苏联的几十年里，国家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里培养了大批很有能力的干部，但是在政治领导人才的培养方面却没有作为。斯大林周围的人与列宁周围的人相比，无论是政治魄力、知识水平还是意志品质方面都有差距。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这种状况仍在延续，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情况更差。在他周围，已经没有了如同柯西金、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那样的能够代表20世纪70年代政治领导水平的人物了。不是没有，而是真正有能力的人没有能够上来。戈尔巴乔夫出任总书记后，带来了自己的一班人，而且经常撤换高层干部，他撤换掉他认为不太称职的高层干部，而代之以能力更差、但较为听话的人。他对自己身边的人在智力和能力方面要求不高。因此，这种撤换越频繁，潜在的问题就越严重，加速苏共的衰败。因为下属们都知道，这位新领导不喜欢听坏消息，于是政治局的委员们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们都不愿去他那里汇报工作。

    1988年，举行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对苏共的影响，就是放弃了自列宁以来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苏共开始迅速分裂为民族分离主义政党和运动。苏共自身的状况出现了急剧的“动荡”。差额选举破坏了国内上级任命干部的管理方法的基础。到1989年，更换了82.2%的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90.8%的州委书记、边区委员会书记和共和国党组织的书记。在1989年苏共中央全会上，党的机关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发难。尽管未能奏效，但是苏共机关中的不满情绪在持续增长。

    1989年的选举运动，各种民族矛盾显现出来，成为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契机。在此基础上苏共以各个共和国为一个单元发生分裂。从1990年起，在苏共内部开始形成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个共和国共产党，其中占有要职的人大多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

    1990年，苏联在宪法中宣布苏共在苏维埃社会政治体系中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第六条被取缔。于是，把苏联共产党推出国家的管理系统。作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的软弱无能已暴露无遗，不久之后，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声明。前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贡·克伦茨对此认为，这个声明，是以列宁的权威为幌子，假借列宁的名字而正式宣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苏共内部对于二十八大的看法，50%以上的苏共党员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没有使党的状况有什么好转。而1/3的党员认为二十八大进一步削弱了党组织的影响。二十八大通过的关于在党内可以建立各种政治派别的决议更是破坏了党内思想的统一。党内出现各种派别和同盟。思想上的各种分歧使苏共由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机构一下子变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俱乐部。戈尔巴乔夫从支持激进派，后转而倒向保守派，又加速了分裂的过程。人们逐渐认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根本就不具备人民领袖的品质、能力和气魄。这时，在苏联社会出现了民主反对派。与戈尔巴乔夫相比，叶利钦显得更有能力、更具亲和力，更符合大多数苏联人对于强有力领导的需求。叶利钦久处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有比戈尔巴乔夫更多的政治斗争经验，在采用各种平民主义的影响和声明的同时，又很会煽情。而正是建立在难以控制的激进情绪上的民主运动摧毁了苏联共产党。最终分裂的、被剥夺实际职权的苏共已无法抵抗分裂的趋势，导致国家走向解体。

    苏联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是依靠苏联共产党和党的思想理论，以及大部分党员和各阶层民众对这个理论的信念来支撑的。没有了苏联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没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苏联焉能不变？

    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及其规律性现象

    董晓阳[341]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思潮在俄罗斯泛起，一度成为主流思潮，影响着俄罗斯社会发展和人们的行为。但从90年代中期起，就已经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在俄罗斯退潮凸显，俄国形成的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模式，自由主义思潮也并不能完全融入机制运转。21世纪初，基于俄罗斯文明和传统的东西，对自由主义进行改造和反扑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从俄罗斯的现实来看，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与俄罗斯的改革和社会发展有紧密的联系。自由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付诸实践的道路非常曲折。自由主义的俄国化，便是这种曲折的必然体现历史上看，在17世纪开始出现早期的自由主义萌芽，19世纪出现一些现代自由主义主张。自由主义思潮或西学在俄国也经历了涨潮和退潮的现象。这种涨潮和退潮似乎成为当代的有历史传承的一种俄国固有的特殊规律性现象。为什么自由主义思潮在俄国会水土不服呢？

    一 自由主义无法摆脱俄国个人专权的传统，从而体现二位一体的特征

    彼得大帝在按西方模式改造俄国社会时，大力提倡欧洲文明，并采取许多改革措施，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大的改革派。但是，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广泛传播，并没有触及俄国的皇权思想和专制制度。许多当时在英国、荷兰等国已经实行的公民平等、权力划分、立法和选举等等，并没有被推崇西学的彼得大帝所采纳。彼得大帝仍然采取措施，巩固和扩大无限的君主制。一般来讲，西学在俄国传播和付诸实践，都有一个俄国化的过程。彼得大帝将舶来思想逐渐与俄国文明溶化在一起，不管俄国后来实行了什么体制，也不管自由主义在俄国如何受到排挤，但它已经融化在俄罗斯文明中的那部分仍然在起作用，而其他不能融入俄国文明的部分则自然退之。叶卡捷林娜二世时期出现启蒙倾向，提倡法治，但这仅限于贵族圈内（H·拉宾：《俄罗斯的道路》，第58页)，叶卡捷林娜的个人专制丝毫没有受到触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早期自由主义，掀起自彼得大帝以来最大的改革浪潮，他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引进资本主义因素，被称为“解放者”。但是，“俄国经典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保留专制制度”，亚历山大二世的个人专权制度没有受到任何动摇。这就使亚历山大三世能够利用这种专权制度，来恢复被亚历山大二世改掉了的一些制度。尼古拉二世在某个时期认可斯托雷平的改革，但当这种改革威胁到皇权时，改革就被终止了。20世纪初的二月革命，以革命的手段引进了西方民主制度，但很快就被十月革命所取代，斯大林后来搞起了苏维埃式的集中体制。赫鲁晓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都没有解决集中体制问题。叶利钦想照抄西方模式，搞激进的自由主义改革，但个人专权的倾向和机制仍然存在。1993年宪法实际上把总统的个人专权和自由主义的西方框架的框架绑在了一起，西方模式并没有得到完善，只是取其框架而已，运行仍然是俄国式的。叶利钦的专权机制，既有沙皇特色，也有苏维埃遗风。普京执政后，个人权力的效力实际上比叶利钦时期更大，从上到下一直贯穿到整个垂直的权力体系。普京更注重俄国文明对自由主义的制约和改造。

    二 自由主义思潮依靠政权来传播并实现其实践功能

    为什么自由主义会与个人专权为伍呢？问题在于，俄国的自由主义是靠皇权和政权来传播的，沙皇和总统是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主体，正是沙皇和总统的专权，才赋予自由主义以实践的功能。否则仅仅呈现为思潮而已，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传播。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自由主义变化的特色在于，把社会自由解释为平权，把企业自由解释为反垄断和实行自由竞争，主张扩大国家的权力，甚至认可国家干预社会。俄罗斯当代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国家的作用，这一点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观点可以相衔接。

    新世纪自由主义的消退与普京主张回归传统文化、治国方略凸显本土化也不无关系。普京主张依靠政权来推行改革。他认为，与欧美不同，在俄罗斯，国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的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政权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恰恰相反，它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342]

    新世纪前后，自由主义传播者自身队伍也在变化。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老牌民主派都已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民主派已表现得不那么激进。与老牌民主派不同，他们在赞成西方道路的同时，也主张考虑俄罗斯的传统。例如，激进的老牌民主派代表亚辛，早在1994年就主张运用专制手段来管理国家，垮田也多次主张限制公民自由。

    当代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改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这种改革往往由上层开始，由上至下，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上层革命”。（л·诺维科娃、H·希杰姆斯卡娅：《俄罗斯发展的三种模式》，第66页。）这种推进方式，造成自由主义在俄国对政权的依赖。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主要依靠政权的力量，既兴旺于政权，也消退于政权。历史经验也证明这一俄罗斯社会文化思潮在俄国传播的特色。彼得大帝的改革是靠皇权来推动的，自由主义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也是由皇权来规定的；沙皇统治的其他时期也是这样。对此，俄罗斯一位学者分析了个中原因。这位叫阿弗列克的学者认为，尽管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在增长，但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沙皇制度。19世纪末，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在国内市场上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还没有很强的竞争力，需要国家经常加以支持，需要国家对工业进行保护，实行保护性税收。事实上，俄国资本主义得到了这样的保护，沙皇政府通过保护性政策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343] 其实，叶利钦时期也是靠政权的力量来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这一点已不用多说。

    自由主义的消退，也与政权相关。亚历山大三世终止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从而造成自由主义的消退；勃列日涅夫终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普京对叶利钦的改革也有一定的调整，从而使激进的自由主义转向温和和保守的自由主义。

    三 自由主义的传播体现为自由主义的激进性与保守性相互交替

    当代自由主义的传播往往采取激进的方式，试图实现革命性变革，但最终都以保守的退却和部分合乎俄罗斯文化和文明的部分被纳入传统，使传统适应新的形式而告终。俄罗斯的200天计划和500天计划，是自由主义在俄罗斯传播过程中走向激进实践的一次尝试。“炮打白宫”更是自由主义采取了暴力的激进形式。自由主义在俄国传播的初期，大都采取激进的方式，甚至采取极端和革命的方式。为什么呢？一方面的原因，是自由主义的激进性与俄罗斯性格中的极端行为方式相互结合，使激进自由主义的传播对旧的传统具有更大的破坏力。尼古拉二世时期和叶利钦时期的激进改革，都伴随极端的革命方式，对传统的社会制度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激进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出现，往往遇到制度危机或全面危机的环境，因此客观上具有用激进方式摆脱危机的需要。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的激进性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的极端性相结合，对社会制度的转换具有革命性作用。

    在和平的经济建设时期，自由主义往往与俄国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发生联系，它们的结合，促使激进的自由主义渐渐消退，自由主义的保守性便呈现出来，从而使激进的自由主义为保守的自由主义所取代。因此，新世纪前后，自由主义的消退与俄国本土文明的保守性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是激进的自由主义采取极端方式对苏维埃制度进行毁灭性打击、建立新制度框架的时期。90年代后期，特别是普京执政以后，新世纪提出的要求已经发生变化，革命的阶段走向结束，激进让位于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色彩便突出起来。俄罗斯独立的社会和民族关系研究所所长戈尔什科夫所作的一项调查，可以成为上述观点的论据。这项调查表明，在问及什么是20世纪的主要教训问题时，25%的人认为，俄罗斯不能以革命方法来改变生活，70%的人认为，革命的概念使人产生不快的感觉。与此同时，对叶利钦十年改革的评价也有了很大变化。1995年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被询问者都支持叶利钦的改革，而2000年的调查则显示，2/3的人一致反对叶利钦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叶利钦十年改革没有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因而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四 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播采取共存和互动方式

    当代俄罗斯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思想体系。它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矛盾，找到可以互相吸纳和互相影响的领域，成为自由主义思潮消长的关键。在历史上，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偏重自己的理想和浪漫色彩，而轻视与俄国现实相结合的实践。H·别尔嘉耶夫说，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多的是人文主义者，而不是执掌政权的国家主义者。（H·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4页。）许多学者认为，俄国的自由主义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潮流，它并不保护某个集团和阶层的利益，而是宣扬全体人们的利益和共同的文明以及全人类的价值。这些学者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在俄国总是遭到失败的原因。

    在自由主义价值观进入俄罗斯后，传统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在21世纪，价值观的多元化已不可扭转，传统价值观的许多阵地丧失，而为自由主义的或其他的价值观所取代。但是，俄罗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部分，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具有与其他价值观共存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个核心部分，包括秩序、社会集合、皇权主义等等。在沙皇时期，历次自由主义改革都没有改变秩序等核心价值观的优先地位，相反，在俄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价值观里，却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秩序这个价值观。在苏维埃时期，秩序也是价值观的主要表现之一，秩序并没有因为实行改革而丧失自己的地位和影响。秩序等核心价值观受到冲击，主要是在激进主义与社会危机互相作用的时候。例如，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时期，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各种激进主义就起了重大作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也处于危机之下，各种激进和极端的价值观又起了重大作用。当危机接近尾声时，激进的自由主义便开始消退，传统的价值观也开始回归。20世纪初，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非常推崇法治对政治的优先地位。例如，俄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B·索洛维耶夫提出“以法的力量反对力量的法”的思想原则，强调“法律秩序是符合道德发达的人的需求的社会状态”（л·诺维科娃、H·希杰姆斯卡娅：《俄罗斯发展的三种模式》，第219 ～220页）。可见，俄国自由主义的内核也渗入了俄国传统价值的核心成分。俄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奇切林也强调秩序，认为“所有公民都要服从一个法律”（л·诺维科娃、H·希杰姆斯卡娅：《俄罗斯发展的三种模式》，第233 ～235页）。上述引证说明，俄国化了的自由主义，对秩序持肯定的态度。但在叶利钦改革的初期，激进的自由主义并没有把秩序放在首位，而将自由和民主放在绝对优先的位置。

    那么，在跨入21世纪的时候，俄罗斯的情况又如何呢？看来，秩序等核心价值观仍会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并向绝对自由的观念和无政府的观念开战。普京是打着秩序的旗帜走上政治舞台的，他不是像叶利钦那样高喊着民主的口号登上总统宝座的。为什么呢？因为秩序已成为十年改革后人们的第一需求。普京强调要搞“法律专政”，要用国家权力来恢复和保障秩序，并批评所谓缺乏秩序就是民主的错误观念。[344] 普京这样做，是有牢固的社会基础的。有材料表明，即使在叶利钦实行激进改革的十年里，俄罗斯传统价值中的秩序观仍然十分顽强地表现出来。有关的社会调查表明，从1991年到1998年，赞成秩序的人一直占60%以上，这说明俄罗斯核心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在此期间，赞成不受拘束（自主）这种价值观的人数也没有变化，始终保持在20%左右（H·拉宾：《俄罗斯的道路》，第143～144页）。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秩序是传统价值观和自由主义价值观都可以接受的。

    普京明确指出，俄罗斯的“革命时代”已经结束。然而，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个问题十分复杂，答案也可能各种各样。自由主义没有本地土壤也不可能顺利植入俄罗斯，自由主义在俄国的命运如何，就在于它能否适应俄国的社会环境和传统文明。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俄国和苏联传播长期不衰，就是列宁已将其俄国化，形成列宁主义，适合俄国和苏联的特点，植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中。

    五 自由主义的传播缺失社会文化价值载体的匹配

    自由主义文化上的核心价值是个性和个体，而俄罗斯缺失这种自由主义传播的文化价值载体，俄罗斯的文化价值反而阻碍自由主义的传播。

    首先是当代自由主义的传播受到至今影响广泛的村社意识和村社文化制约。俄国村社历经数百年而不衰退，即使村社的组织形式消失以后，其思维定式仍然在影响俄国的社会发展。这说明，村社的基本特征在当代社会仍然有所体现，这种体现，既表现在思想方面，也表现在组织方面。

    封闭和保守，是俄国村社的一个重要特征。俄罗斯民族在地缘文化方面属于内陆民族，与外界相对隔绝，其文化具有较强的自发性。俄国的村社是土生土长、独立发展起来的农民共耕组织，它实质上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农民集中居住，自我发展，村社就是“世界”，是最好的形式。直至18世纪末，俄国还没有面包的交易。这种自耕、自给和自足的村社，养成了俄罗斯民族独立发展的习惯，有明显的封闭排他性。村社意识和村社文化与社会主义却又有一定的联系，当年的斯拉夫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断言，村社与社会主义可以相关联。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形式上可与初级阶段相吻合；俄国社会的初级阶段是村社所有制，俄国社会的高级阶段则是联合人们之间的生产；因此，利用俄国村社可以跨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他认为，共有的村社比私有的家庭农场更容易转向高级的社会劳动形式，所以村社是社会主义的坯胎。俄国的民粹派（社会民主主义）也认为，村社可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村社排斥私有、排斥个性的能力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萌芽，他们主张以村社为基础，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农业组织。民粹派极力推崇俄国土生土长的村社，指责沙俄政府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瘟疫。社会革命党的纲领也主张土地国有，强调“国家和人民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国家可以将部分土地让地方社会使用，地方社会应在有村社所有成员参加的会议上选出全权代表”。

    苏联时期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之所以能够顺利实行，是有其社会文化价值基础的。苏联解体后，这种基于村社文化的价值仍然发挥作用。农庄和农场的改革后，虽然每人有土地份额，但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份额是哪块土地。

    其次是当代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受到集合文化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制约。集合文化和集体主义精神是俄罗斯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基石。无论是苏联解体前后，还是在苏联时期以及苏联以前时期，集合和集体主义均是社会文化的主要体现。

    在当今的俄罗斯，集体主义对社会发展仍然颇有影响，而且成为官方弘扬的价值观之一。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重新提出集体主义问题。他强调：“在俄罗斯，集体活动向来重于个人活动，这是事实；大多数俄罗斯人不习惯于通过自己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状况，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缓慢的。我们且不去回答这样做是好还是坏。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情绪，而且它很盛行，因此不能不重视。”[345] 可以预见，自由主义那种以个性和个人活动为核心的价值观，不能取代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价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共存。这种状况，也使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不能通过激进方式来最终实现，而只能转入渐进状态，并带有俄罗斯的特色。

    普列汉诺夫当年认为，俄国社会发展的矛盾是共同体和自由个性的矛盾，俄国只有两个阶级，那就是农民村社和被剥削的个人，东正教的集合精神与村社集体生产方式的结合，使集体主义成为俄罗斯精神，集合活动则成为人们的主要活动方式。其实际情况是，村社的财产归集体所有，家庭之间讲究互相帮助，强调村社集体的内聚力和团结，从村社到整个社会，个性和个性自由缺乏社会土壤和市场。俄国社会崇尚集体主义的传统，在苏联时期不但得到延续，而且发展到了顶峰，苏联解体后至今这种集合精神渐渐成为反击自由主义的精神和文化武器。

    综上所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首先体现为社会文化思潮，受到部分政治精英推崇，并试图推向实践。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俄罗斯社会转型相联系，在危机的情况下往往采取激进方式，危机过后往往呈消退态势。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受到俄罗斯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严重制约，因此，始终无法原原本本地复制于俄罗斯的实际。因此，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作为思潮的传播功能大于自由主义作为体制机制的实践功能。

    分配是检验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标准

    ——兼论俄罗斯转型经验

    李福川[346]

    2006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的《俄罗斯经济报告》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穷人的利益。[347] 世界银行的评价曾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目前，分配体制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的面临的迫切课题。国内外一系列的事件表明，分配体制改革将决定中国经济转型最终成败。在目前的所有制结构难以逆转的条件下，是否能够尽快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这将决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建立起的分配制度，可为中国借鉴。

    一 俄罗斯基本分配状况

    分配主要指一次分配或初次分配，以及二次分配或再分配。一次分配是对生产经营成果的分配。一次分配后，劳动者得到报酬（工资）、企业得到固定资产折旧和生产经营利润、政府得到生产税（从生产环节征收的税收）。二次分配是把一次分配收入中的一部分，通过税收、预算和社会保障系统进行重新分配。对于居民来说，二次分配的结果主要体现为养老金（退休金）、医疗保险以及接受教育的成本。俄罗斯的分配状况如下。[348]

    （一）工资在GDP中占比约为50%

    工资占俄罗斯GDP的比例从40.2%（2000年）增加到了50%（2010年）。其中，2009年经济增长为-7.8%，但当年工资占GDP 的比例达到52.6%。目前已接近发达国家的工资占比水平。俄罗斯政府制定最低工资，以及工会的讨价能力在一次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中国的一次分配中，GDP中工资总额还不到12%。

    （二）工资增长持续超过GDP的增长

    2003～2010年俄罗斯GDP年均增长4.5%，而工资年均增长24%。扣除通胀因素后，实际工资增长仍明显高于GDP增长。俄罗斯的一次分配使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直接获得明显利益。同期中国GDP年均增长11%，工资年均增长14.7%，扣除通胀因素，与GDP基本持平。

    （三）养老金增长持续超过GDP增长

    2008～2010年，俄罗斯养老金分别增长了8.9%、24.9%和12.2%，明显高于 GDP 的增长。特别是在经济下降的2009年，养老金却增长了24.9%。俄罗斯通过二次分配，确保了广大退休人员的生活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

    （四）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现金直补

    随着经济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俄罗斯政府不断增加对居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现金补贴。目前居民货币收入总额中来自政府的社会补贴所占比例高达18%。

    （五）实行全民免费基本医疗服务

    俄罗斯实行全民免费基本医疗服务。国家和地方两级预算不仅每年增加对医疗保险基金的拨款，还不断增加基本医疗服务清单中的内容，提高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对基本医疗服务清单以外的项目，国家实行专项补贴。俄罗斯基本不存在因病致贫的情况。

    （六）实行11年义务教育和部分免费高等教育

    俄罗斯实行11年义务教育，且在公立大学中的公费大学生比例不得低于40%。实际上，公费大学生的比例约为50%。

    （七）政府预算支持居民解决住房问题

    俄罗斯政府的住宅公共事业促进基金属于国家公司，主要是帮助居民特别是青年家庭提供住宅抵押贷款，以解决其住房问题。政府还以免费或廉租形式向住房困难家庭提供社会住宅。所以，俄罗斯的住房问题一直没有成为尖锐的社会问题。

    （八）保持合理的消费与积累的比例

    2010年俄罗斯的消费率为69.6%，积累率为22.3%，净出口率8.1%。消费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俄罗斯的消费率是中国1.5倍。而中国的积累率是俄罗斯的2.2倍。

    作为两次分配的结果，俄罗斯贫困人口（货币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线）占全部人口的比例已由2000年时的29%下降到2011年的12.8%。2011年最低生活水平线为6369卢布/月，约为212美元。

    概括来说，俄罗斯收入分配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工资收入占比一直较大。二是居民收入增长持续超过GDP的增长；三是政府利用二次分配做好社会事业和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并已经制度化，且收到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这些特点表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确实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2000～2006年俄罗斯基尼系数有所增加，2007～2011年由0.45逐步降为0.42，目前仍保持下降趋势。

    二 为什么俄罗斯会实行有利于居民的收入分配制度

    俄罗斯有利于居民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由其社会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既规定了俄罗斯是社会国家，还规定了作为社会国家的基本分配原则。

    （一）关于社会国家。宪法第7条规定了“俄罗斯是社会国家。俄罗斯作为社会国家的国家政策目标是创造条件以保障人的有尊严的生活和自由发展”。这是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制度的重要规定。

    （二）关于居民工资收入和养老金。宪法第7条规定，“人的劳动和健康受到保护，国家制定有保障的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国家养老金制度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

    （三）关于住房。宪法第40条规定，“需要住宅的低收入公民，由国家无偿提供住宅，或提供联邦及地方公有住宅作为廉租住宅”。

    （四）关于医疗。宪法第41条规定，“每人都有权获得医疗和医疗救护。公办医院免费向公民提供医疗救护，费用分别由相应预算和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并且规定，“国家向联邦居民医疗纲要提供预算支持”。

    （五）关于教育。宪法第43条规定，“国家保障每个人在公立学校无偿获得前学和初中、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每个人都有权经过竞争获得公立大学的免费高等教育。”

    根据联邦宪法为社会国家规定的原则，俄罗斯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社会领域的联邦法律，为国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法规基础。如《俄罗斯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联邦法律》，规定了2011年6月后最低工资为4611卢布/月。《俄罗斯关于退休金的联邦法律》规定，2012年4月1日后平均养老金为9414卢布。《俄罗斯关于强制医疗保险的联邦法律》规定了全民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即向全民免费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俄罗斯联邦教育法》规定，联邦预算保证国立大学不低于40%的大学生免费接受高等教育。根据联邦宪法和法律，俄罗斯政府还制定了包括教育、住房、医疗和农业在内的国家四项重点惠民工程，由联邦总统直接负责实施。

    总之，实行有利于居民的分配制度，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国家的本质，也表明俄罗斯是实行宪政的国家。

    三 对收入分配制度的几点看法

    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是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最重要的两大发展特点。2012年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是居民和社会对社会国家发展道路的肯定，也表明合理分配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稳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经济转型后，必须把分配问题置于社会经济政策首位。所有的转型国家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应当对原名义所有者即全体居民实行利益补贴，即切实做好社会保障制度。否则，经济转型势必加重社会矛盾。收入分配制度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目的，也直接反映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本质。现代国家以人民主权为本。现代国家不仅在国家权力的形成方式和组织形式上体现人民主权，还在收入分配制度上体现人民主权。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人民主权，就是要把源于自然资源的地租收入、源于主权的关税收入、源于人民劳动创造的价值以及部分资本所得，公平合理的分配给全体人民，以及用于保卫全体人民利益的事业，如国防建设。俄罗斯是转型国家，在国家权力组织形式和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后，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借鉴意义。

    俄罗斯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了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使居民最大限度的享受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可以说，较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近十余年来俄罗斯社会基本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俄罗斯的经验表明，解决好分配问题，既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更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持续超过俄罗斯，但居民对分配制度却越来越不满，这种不满正在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能持续多久，取决于是否能够坚定实行以民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而且这一改革决不应受外部形势的干扰。20年来转型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当不能坚守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为主的时候，分配就成了检验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质标准。

    国家政权仅有权力形成程序的合法性是不够的，还应当具有基本的道义合法性。而国家政权道义合法性不应只是建立在GDP的持续快速增长上，更在于利用权力把不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公平合理的分配给本国居民。扩大本国居民消费并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是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不应是为了提高GDP增长速度而去调动居民消费积极性。从居民角度看，如果GDP增长不以民为本，所有增加的就业，都可以被看成是增加不公平。而从政治角度看，公平分配是增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近年中东、北非政权被非正常颠覆事件表明，缺乏道义基础的政权，其权力的社会基础也相当脆弱，极易被推翻。俄罗斯在周边和国际局势剧烈动荡环境下，其国内局势基本保持稳定，而且预计未来至少6年内仍将以稳定为主。尽管未来仍会出现部分人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更多民主的政治现象，但不会再有因贫困和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社会与政权的政治对抗。可以说，在分配制度上，俄罗斯已经表现出作为转型国家的比较优势。中国在制定自己的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时应适当借鉴。

    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及现实意义

    李燕[349]

    一 马克思主义被批判与“回归”

    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理论，高校和中学的相应课堂中都开设这门课程。不过，还在苏联解体前，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在一些加盟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已经开始受到批判，遭到冷遇，这主要是由批判苏共领导人、否定苏联历史而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的否定和批判是从1992年开始的，当时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批判曾一度风行。在高校和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被取消，代之以科学哲学和西方哲学。而这同时，自由主义思潮在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思想领域泛滥开来。不过，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久，经历苏联解体之痛后，在思考苏联解体原因以及俄罗斯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等问题的同时，一些人重新着手研究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的回归”而大声疾呼。例如，哲学博士、时任《真理报》政治理论部主任鲍里斯·斯拉温在1993年5月5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马克思的回归》，提出，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长期遭到教条主义者庸俗化，苏联解体前后，又被“民主派”遗忘。如今，我们可以大胆地说：马克思正在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来。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俄罗斯学者布兹加林教授作了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的发言，他承认，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全球性危机阶段，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理论以及意识形态遭遇危机。但他认为，这个时期也正是具有新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初期阶段。[350] 尽管这些学者是站在不同立场、从不同角度出发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被遗忘”与“回归”，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我们所理解的在内涵上也不一定一致，但他们的行动却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完全消失。上世纪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在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书籍，以及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丛书的出版社，有的出版社和书店就位于莫斯科市中心。还有一些报刊杂志，经常登载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选择》、《对话》以及《自由思想》杂志。其中，《自由思想》的前身是《共产党人》杂志，这个杂志现在使用的名字在字面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它的许多作者却运用并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个杂志还定期登载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回归”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开始理性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开始批判性地看待当代俄国的社会状况。他们对于贫富分化严重、收入差距极度拉大、腐败盛行等社会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分辨。对现实的社会问题思考以及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科学性与方法论意义，使得人们在研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不可能绕过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也不可能抛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人们不再忌讳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公开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讨论。

    二 当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分野”

    当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学派分支比较多，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在学术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的学者，有些学者之间在观点上还有重合或交叉，当然，也有极大分歧甚至对立。

    “正统”的或者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以苏联时代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如科索拉波夫。他原是《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被从杂志主编的岗位上调离，到莫斯科大学当教授。他本人与学生或后继者基本上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351] 还有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原《哲学问题》杂志主编В.谢苗诺夫，以及一些研究机构和从事其他工作的人。他们定期举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其公开出版物主要是周刊《经济与哲学报》，在这个报上发表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近些年，科索拉波夫和谢苗诺夫结合当代俄国情况，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著作，还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重新整理与研究。

    重新整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工作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苏联解体前后，一些媒体陆续发表了有关斯大林的部分鲜为人知的文章和讲话，这些材料有的是真实的，有的并不符合事实。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以科索拉波夫为首的一批左派学者，开始着手发掘、整理和出版斯大林遗著。他们先后整理并出版了新的斯大林文集。1997年，15卷本的《斯大林全集》在俄国出版，其中包括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材料。他们还在2004年和2006年编辑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第17卷和第18卷，前者收集了斯大林从19世纪末到1932年12月间的诗歌、书信、电报，以及由他起草的决议、命令和声明等，后者包括1917～1953年间未发表过的斯大林的讲话、报告、书信、电报、谈话记录、批示、命令等。他们还准备继续收集并出版最新发掘的有关斯大林的材料。

    2000年出版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В.谢苗诺夫的著作《20世纪的教训和21世纪之路：社会哲学分析和预测》，其中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现代标志等做了详尽分析。此外，他还总结了一些基本原则，认为没有这些原则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过，谢苗诺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否定的，他认为，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教条化、僵化、简化、粗糙的表述。他还指出，“在斯大林和斯大林派的影响下，20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萎缩和停滞了，不仅在苏联如此，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亦如此，斯大林的专制方针和专制控制也波及到共产主义运动”。[352]

    除此之外，经典马克思主义学派还对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再版和介绍。2007年，在《共产党宣言》公开发表160周年到来之际，由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推动，在俄国再版了《共产党宣言》，书中还附有巴加图里亚、焦哈泽等学者所写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站在当今时代高度上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内涵、逻辑结构、当代反资本主义剥削的意义、对21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意义等加以分析和论述。[353]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经典著作以及研究文章，还有其他一些报纸和杂志专门登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在不断推出。

    社会民主主义学派：主要以出版过多部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的Т.奥伊泽尔曼等为代表。他在《作为哲学史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以及《为修正主义辩护》等著作中，“明确阐明了对哲学、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列宁主义及其哲学的新理解，检讨和纠正了他从前在这些方面存在过的偏颇和误解。”[354] 这些观点在《哲学问题》杂志上登出后，引发了广泛讨论甚至争论。以斯拉温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与此观点接近。如，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马克思的回归》中，斯拉温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即社会主义是一种非常民主的、权力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制度。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粗陋的”、“兵营式的”国家官僚社会主义模式。他指出，俄国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355] 当然，斯拉温近些年也发表著述以及在各种媒体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研究并介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当今的公正俄罗斯党也主张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流派的思想观点接近。

    与此相接近的还有号称“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他们的社会主义主张是“第三条道路”，实质是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在本质上也应属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推崇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齐泽克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当今这个流派的成员主要是一班年轻的学者。

    折中主义的共产党：主要以俄罗斯共产党以及总部设在圣彼得堡的共产党人党为代表，他们把共产党的主张、政策作为竞选纲领，进行媒体介绍和宣传。关于他们的纲领、主张和观点等情况，在报刊和互联网上有很多报道，中国学者也有很多研究，这里不多介绍。

    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А.布兹加林为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学派。布兹加林是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从1991年起，开始主持《选择》杂志的工作，这是一个主要发表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的杂志，季刊。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得到卢森堡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出版了多部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介绍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学说，开设了列宁网站，他们反对破坏统一的苏维埃联盟，在当代主张维护国家统一。他们还举办一些理论研讨会，参加者有俄罗斯科学院的，各高校的，以及外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另外，还有各种学者的集会，这些聚会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讨论内容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参加到其中，例如，“自由辩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每月定期举行讨论会或者展开辩论，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普京的社会政策、人类不同文明的对话、21世纪与我们、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国际恐怖主义等，还就十月革命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等问题进行辩论。2011年，布兹加林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同一思想主张的教授科尔甘诺夫一起出版了著作《关于苏联的十个谎言》，对一些编造出来的有关苏联历史的内容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此外，在俄罗斯的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还有不少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他们的思想观点不一定完全代表哪一个派别，不过，在基本主张上，大多是国家主义者，以国家利益为主要原则。

    三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无论有几种流派，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怎样的观点和立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俄国学术领域和社会政治乃至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得到继承延续和发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科学性、真理性、能够解决当今的实际问题。在此举两个实例。首先是对历史事实的材料辨析与重新认识：早在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始，几十年间，斯大林的文稿书籍就没有继续出版和详细整理，人们对他的思想观点和活动了解得并不是很全面很清晰，而反对斯大林的人更可以随意歪曲历史事实，编造各种说法，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并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乃至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造成了极大社会影响。当时，有关斯大林时期大清洗、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大饥荒等等的说法铺天盖地，斯大林成了“杀人恶魔”、“刽子手”，他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卫国战争胜利的伟大功绩被抹杀。苏联解体后，随着各种新档案材料的公布，有关斯大林和苏联时期其他领导人的一些历史事实逐渐得以澄清。例如，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中说，卫国战争爆发之初“斯大林意志消沉，胆怯地躲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别墅中”，当代俄国历史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茹科夫在与中国学者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这并不是事实，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从6月21日至28日，斯大林每天都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与国内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家们不停地举行会议。在来访记录上记载着，从6月21日凌晨5点45分起到下午16点45分，先后有30人次进入他的办公室。而在那之后的几天都是如此，6月28日，仅从晚19点35分到0点之间，就有21人次见斯大林，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朱可夫、米高扬等外交和军事领导人。[356] 斯大林在战争爆发之初“胆怯”、“消沉”的谎言在此不攻自破。可以相信，随着历史档案和新材料的公开，历史的事实将会越来越清楚。

    不过，在零散地发掘新材料的同时，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同材料从不同侧面证明了一些历史真相，但对于像斯大林这样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他在当时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和目的，在认识上依然缺乏整体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历史事实具有“碎片化”的特征。近些年，科索拉波夫等学者对《斯大林全集》进行了重新整理，不仅把在赫鲁晓夫时期被停止的、从卫国战争时期到1952年的有关斯大林的档案材料整理出版，还把从前没有被列入《全集》的斯大林的各种书信、电报、讲话记录等陆续整理出来，这些活动对于当今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斯大林以及苏联时期的历史十分重要。因为有了集中的、可靠的档案文献资料，人们就可以结合苏联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更完整、更全面地了解斯大林的思想与活动，对斯大林的言行作出客观的评价与判断。这不仅关系到斯大林个人的历史评价，也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苏联时期的其他历史人物和事件，甚至对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与发展形成完整准确的判断和认识，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另一个实例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当今社会发展道路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当代俄国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思考。例如，斯拉温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如前述，他对斯大林本人以及那个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从苏联解体之初直到现在都在从事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苏联解体之初，他就指出，“……不仅中国经济改革的范例，而且西方社会民主党社会纲领的实现，都历史地证明社会主义思想是正确的。”他还在其著作《社会主义和俄罗斯》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一种国家模式在历史中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具有国际性质的思想会消失；现实社会主义的其他模式仍然存在并得以发展；人类的历史没有终结，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新的形式和模式会不断涌现。”[357] 他曾多次到中国来，与中国学者辩论，还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斯拉温的观点不完全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但是对于把苏联经验乃至俄国当代的社会发展与中国当今社会主义建设加以比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道路和未来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经验性的意义。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布兹加林从经济学角度探索社会主义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关注“与资本的历史命运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358] 他对苏联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对于解决当今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制定新的社会经济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他们的研究与思考对中国同行也不乏一定的借鉴意义。正因此，在中国，研究当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果也越来越多。

    此外，从俄罗斯共产党在当今俄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359]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当代俄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第三条道路”对普京社会经济政策的影响等等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忽视的当代意义。

    苏共党章演变发展对苏共解体的影响

    姜卫平[360]

    一 苏共党章的演变发展

    在苏共（党的名称经历了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布）、联共（布）到苏共的变迁）93年的历史中，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大至苏共二十八大，共通过了14部党章（或组织章程）。苏共党章根据苏共党建实践可划分为民主革命时期、列宁执政时期、斯大林时期、斯大林之后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五个阶段。苏共的党建实践，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因而，反映在苏共党章上的经验非常丰富，教训同样深刻。

    1.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十月革命前，列宁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二大、1905年三大、1906年四大、1907年五大、1919年六大上提交或通过了五部党章（或组织章程），为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使列宁建党思想具体化、制度化、科学化。

    为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的党章草案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明确提出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充分体现了“党是有组织的部队”的基本思想，这一条文成为列宁与机会主义者激烈争论的焦点。党章草案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这成为以后历次党章的一项内容。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党内的最高法律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党内分裂和机会主义者的干扰，二大党章草案没有被通过。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党章是第一部正式章程，基本延续了二大党章草案的原则和思想。党章第一次对缴纳党费作出规定。三大党章最大亮点是首次通过了“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工作的人，都可以作为党员。”这一规定，将“经济派”等不坚定分子以及各种不愿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愿在党组织中工作的分子彻底阻拦在外。此后，这一条文基本为苏共历次党章所采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组织章程首次写上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党章鲜明地提出“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此后，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但成为俄国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而且成为共产国际各党的组织原则。时至今日，民主集中制依然是各国共产党或工人党重要的组织原则。六大党章对党员标准、入党程序、开除党籍以及缴纳党费做出具体规定，其中“党员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个月不缴党费，即认为脱离组织”的注解在此后成为党章正式条文。要求党员缴纳党费，是体现党员组织性的一项重要内容。六大党章还用专门条款规定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检查委员会的职权，这也成为此后历次党章的基本内容。

    民主革命时期的五部党章（或组织章程），主要规定了党员资格和条件、党的组织原则、党组织建立和批准权限、党的会议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党章体例简单，不分章节，条目不均，这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规模、活动范围、党内斗争等情况相适应。

    2.列宁执政时期。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时，俄共（布）通过了两部党章。与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章相比，这两部党章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发生很大变化，体现了列宁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思想。

    1919年俄共（布）八大党章是俄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通过的第一部党章，首次采用了分章节的体例，改变了此前党章都是逐项做出规定的形式，从内容到结构，从实体性规定到程序性规定，都有了长足进步，初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体系。从总体上看，对党员发展工作、党的组织制度、党的纪律、党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党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都做了明确规定，体现出执政党要保持党员成分的纯洁性、加强党的纪律和集中统一，要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恶习做斗争的思想。第一，严格入党条件。首次规定了党员预备期，并且规定入党介绍人也必须至少有六个月党龄（特殊情况除外）。第二，对党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责的规定更为详细。党章规定，俄共从上到下党的组织系统是，全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区域代表会议和民族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区域委员会和民族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省、县代表会议——省委会、县委会；乡党员大会——乡委会；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党的委员会可设立民族部、妇女工作部、青年工作部等专门的部。第三，严格党的纪律。党章增加“党的纪律”一章，规定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在迅速地执行中央机关决议的同时，有关“党生活中的一切争论问题，在决议未通过之前，党内可以充分自由地进行讨论”。

    1922年俄共（布）十二大，虽然列宁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参加，但是十二大党章仍然体现了列宁的执政党建设思想。第一，为了提高党员质量和纯洁党的队伍，党章严格了党员条件和入党程序，这反映了列宁从严治党的思想。第二，新增了“监察委员会”一章。党章增强了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和职权，给予监察委员会最大限度的独立性，以期加强党内监督。第三，第一次对各层级党的书记做了党龄规定。第四，为了消除党的最高领导人之间可能出现的分裂危险，党章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

    3.斯大林时期。斯大林执政期间苏共一共通过了4部党章。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党章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强调了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对监察委员会的组织、职权的规定更加全面，而且划分中央、地方监察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全权代表三大部分，内容更为细化。主要包括：第一，对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提出更高要求。党章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按党代表大会规定的名额选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要是从那些在党、苏维埃，经济或直接生产方面具有必要的工作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出。共和国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区域（边区）、省、专区的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主要是从党性最强的工人和农民中选出”。同时，对委员党龄提出了详尽要求。第二，提高监察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在十二大党章的基础上，十四大党章对监察委员会内容做了补充：（1）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时，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有表决权。（2）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派代表三人（主席团委员）、副代表三人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派代表五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五人参加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并有发言权。对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也赋予相应的权力。（3）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同时兼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也不得兼任行政和经济部门的职位。地方监察委员会委员也不得有同类的兼职。（4）在各级监察委员会成立党纪检查委员会，以审理违反党的道德、违反联共（布）党纲和党章的案件。（5）在专区和县的党组织中建立监察委员全权代表制度。党章新增了两章内容：专区组织和红军中的党组织。

    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党章第一次增加了总纲，明确了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同时对党员和党的组织机构、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的条文做了许多补充。第一，首次界定党的性质。规定党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第二，首次全面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规定了四条原则，为历次党章所沿用。第三，对党员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首次在党章中规定了党员义务，更加严格地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规定定期清党，规定在党的基层组织下建立联共（布）同情者小组等。第四，新增“党内民主和党的纪律”一章。（1）在各组织内和全党内自由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是每个党员不可剥夺的权利。（2）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全苏联范围内广泛辩论，必须在三种情况下才有必要。一是有若干省一级或共和国一级的地方党组织认为有必要，二是中央委员会内在党的政策的各项最重要的问题上没有十分稳定的多数，三是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通过党内辩论来检查自己政策的正确性。（3）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是保持党的统一，同派别和分裂活动作无情的斗争，严格遵守党和苏维埃的纪律。对违反纪律、搞派别活动的人，中央委员会有权给以党纪处分，即使是中央委员，也可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同时规定，凡是对党的监察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拒绝诚实地回答的党员，应立即开除党籍。第五，把“党的经费”单列一章。需要指出的是，十七大党章规定，在中央、省、边区和民族共和国和苏共中央委员会设立完整的负责生产业务的部，进一步加剧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趋势，使党的领导与国家政权关系渐趋畸形。党章弱化了党监察委员会的功能，削弱了其职权。

    1939年联共（布）十八大党章强调扩大和发扬党内民主。第一，在总纲中第一次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第二，对党员做了许多新的规定。在党员义务中增添了“经常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的内容，并且首次规定了关于党员的权利的条文，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放宽了入党手续和党员资格的规定，取消了按照各个种类接受入党的方法和各种不同的预备期，党员预备期统一规定为一年，取消对候补党员“精通党纲”的要求。同时取消了对预备党员“精通党纲”的要求。降低了省委、市委、区委和党的基层组织党的书记的党龄要求，从原来的12年、10年、7年、3年分别降为5年、3年、3年，至少一年。第三，对党的组织机构及其职权等方面作了补充。规定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并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规定在前后两次代表大会期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每年至少召集一次全国各地方组织代表会议，来讨论党的政策中的迫切问题。全国代表会议有权罢免个别中央委员，以别人来代替他们，但不能超过原中央委员的1/5。实际上，这样的代表会议仅在1941年2月开过一次，即第十八次代表会议。首次规定“党和共青团”的关系。取消原党章规定的各生产业务部，保留原来的农业部。

    1952年苏共十九大党章修改了党的名称和性质。第一，取消了总纲、党的纪律和处罚办法，将党的名称由“全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即“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即“苏共”，将党的性质改为“苏联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自愿的战斗联盟”，取消了原党章中“先进的有组织的最高形式”的表述。显而易见，这淡化了党的阶级性，强调了党的人民性。这与苏共对当时苏联国内的阶级状况的分析有直接联系。第二，对入党条件给以新的措辞。为了实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党员义务从4项增加为11项，规定极为详尽。为了克服预备期流于形式的弊病，规定党组织必须帮助预备党员准备入党。第三，对党的组织机构增加了新规定。对于党的高级机关，规定了召集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期限，取消了原党章中关于全苏党代表会议的条文，把政治局改组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取消中央委员会组织局，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党中央委员会的党监察委员会并重新界定了其职权，取消了其对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监察的职能。

    4.斯大林之后。在斯大林之后到戈尔巴乔夫，苏共经历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几任领导人，期间通过了4部党章。

    在赫鲁晓夫任期内（1953 ～1964），苏共通过了两部党章，即1956年苏共二十大党章和1961年二十二大党章。1956年苏共二十大党章是一部修正章程，修改内容主要是削减中央委员会党监察委员的权力，取消了向地方指派全权代表的规定；扩大了地方党委的权力，在某些大企业和大机关内成立党委会，不再由中央委员会个别批准，而由省委、边区委、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决定；延长了召集地方党组织全体会议和党代表会议的时间；取消了关于党委书记人数的限制，规定党委书记人数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等。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党章是斯大林后时代有代表性的一部党章。党章重新恢复了总纲和共产党员的基本义务和权利，确定了接收和开除苏共党员的组织原则；明确了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领导的集体性，规定党委会的成员要定期更换并同时保持领导的继承性，首次限制了领导职务的任期。第一，强调苏共由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党”的转型。在表述党的性质时，有意淡化党的阶级性，而突出“全民性”，指出“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党，现在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苏共由“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变为“社会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第二，严格党员资格，扩大党员权利。强调只有积极参加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才能成为党员。二十二大党章还增加了党员的权利。例如，党员不仅有权向任何党的机关直至苏共中央提出意见，而且有权要求作出切实的答复；压制批评和迫害批评者的人应该受党的严厉处分，直到开除出苏共的队伍，等等。第三，对基层党组织提出了更广泛的任务。第四，增加了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组织关系的内容。第五，党章规定党委会的成员要定期更换并同时保持领导的连续性。

    在勃列日涅夫18年任期内（1964 ～1982），苏共通过了两部党章，即1966年苏共二十三大党章和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党章。这两部党章对二十二大党章进行了部分修改，取消了对更换党的机关成员和党组织书记所作的具体规定，其他部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5.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他任期内，苏共通过了两部党章，彻底把苏共引上了一条不归路。

    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党章宣称苏联共产党已成为全民的党，“苏共就其阶级实质和思想体系来说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党，并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要“全面地发扬党内民主”，“发扬广泛的公开性”，要使党的一切重大决策下放到党员之中，为苏共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党章是苏共的最后一部党章，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部党章为苏共准备了掘墓人。党章中的两处规定，加速了苏共瓦解的步伐。首先，党章在总纲中修改了党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其次，党章规定：苏共通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自由选举和苏联公民表达意志的其他形式，争取在社会中的政治领导地位，这等于主动放弃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被选进人民代表苏维埃的共产党员可在苏维埃任期内结成党团（共产党党团），以协调自己的活动，贯彻选民的意志和指示。这些规定的直接后果是苏共自身出现政治分化，出现了激进的改革派、中间派、保守派三大主流派别，各派又在自己的阵营里分化出一系列政治集团，形成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派中分流的局面，使苏共最终走向分裂。

    二 苏共党章演变发展的启示

    1.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但是苏共的指导思想，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面旗帜。在苏共的历史上，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是不断变更的。列宁逝世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胜利的理论作为党领导实际工作的方针确定下来。1939年3月，斯大林在十八大上的报告被大会批准为全党一切活动的指令和法规。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通过赫鲁晓夫关于修改联共（布）党章的报告，强调党“在自己的活动中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南的”。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章程指出，“苏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同革命的理论格格不入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任何表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列宁主义的提法从“主义”到“思想”再到“学说”不断改变，直到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将指导思想改为：“苏共主张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主张在建设性地思考20世纪的历史经验以及摆脱了教条主义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的道路上发展这些理论和实践。”二十八大党章通过后，苏共党内引发极大的思想混乱，自上而下争论不休，思想分歧逐步转为组织分裂。真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合法存身的余地，假马克思列宁主义倒可以大行其道。到80年代中期，由于深受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的影响，苏共无法应对业已变化了的新形势与危机，除了坚持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外，创造不出任何有吸引力的东西；相反，打着改革旗号出现的新思潮却有巨大的市场。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摆脱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束缚，正确处理好坚持“老祖宗不能丢”与与时俱进的关系，把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2.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逐步地革新党的领导体制，最终放弃了苏共的领导。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后，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苏维埃制度，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并且更新选举制度，要求苏共各级党组织不得干预选举活动，结果相当一部分苏共干部在选举中落败，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却顺利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成为合法的政治反对派。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打着改革苏维埃制度的旗号，其真实目的是要削弱苏共对国家的领导。与此同时，苏联实行总统制，这进一步剥夺了苏共的领导权，使总统个人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者，用总统委员会来取代苏共中央成为国家大事的决策中心。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所谓的“彻底革新”苏共，实际上是要否定、摧毁苏共，使苏共丧失领导地位。

    3.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动摇。苏共十七大党章首次表述苏共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不过，苏共十八大党章出现了淡化党的阶级性的倾向，规定苏共是“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思想一致的共产主义者所组成的自愿的战斗联盟”，取消了原来党章中“先进的有组织的”和“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表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二十二大开始鼓吹苏联是“全民国家”，声称苏共不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是“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纲领草案规定苏联共产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者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先锋队”。特别是苏共二十八大党章，不再提苏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只表述“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实施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纲领性目标的政治组织”。苏共的阶级性质彻底改变。作为执政党，放弃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把党混同于一般社会组织，在社会精英汇聚党内的同时，入党动机不纯的人也会挤进党内。党越是横向发展，党员的质量就越降低。待到异己力量控制中央时，苏共只有坐以待毙，直至土崩瓦解。

    4.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苏共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始终未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列宁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创立者，将其付诸实践并载入党章。按照列宁的本意，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然而，俄共执政初期，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中，以及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不得不较多地强调集中。

    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理论上尽管还强调要坚持列宁倡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然而在实践中使民主集中制措施渐渐流于形式，个人集权制逐渐取代了民主集中制。赫鲁晓夫靠反对“个人迷信”上台，但他上台后搞的“个人迷信”比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执政后期，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放弃党内监督。

    戈尔巴乔夫时期，则是步步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走向所谓“民主化”的极端。苏共二十七大党章强调在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制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即党的所有组织和领导机关的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制原则，每个共产党员对履行自己义务和党的委任承担个人责任。党章不但允许党员可以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不同意各级党组织决议的意见和观点，而且规定各级党组织的“自治原则”，即所有苏共组织在安排自己内部生活和活动方面是独立的，他们的决议，上级机构不得撤销。虽然声明“苏共党内不允许建立自己内部纪律的派别”，但是“并不限制共产党员在辩论过程中在立场方面进行联合的权利”，实际上在组织原则上实行允许派别活动的“民主制”。正是以此为起点，1991年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在阐述组织原则时已完全不提民主集中制，允许党员“围绕纲领自由结社”，正式承认了党内派别活动。苏共完全放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后果是导致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土崩瓦解。

    5.必须加强党内监督。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令人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这与苏共党章没有解决好党内监督问题有很大关系。列宁在世时通过的党章设立了党的监察机关，提高党的监察机关的威信和职权，监察机关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独立行使自己的监察权，不受同级党委决议的约束。斯大林时期的党章使党的监察委员会失去了原有的性质和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强化了官僚体制，并赋予各级官员以种种特权。但是，慑于斯大林的威严，官员还不太敢肆意妄为，贪赃枉法。赫鲁晓夫时期，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情况有所滋长。勃列日涅夫时期，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贪污、腐败和特权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腐败现象更是大规模泛滥。广大人民和党员对此强烈不满，彻底失去了对苏共的信任。所以，当苏共亡党亡国之时，2.9亿苏联人，特别是1500万苏共党员，平静地目送“红色帝国”告别历史舞台。

    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态势

    刘国华[361]

    苏东剧变后的短短二十年里，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曲折动荡、峰回路转的变化。从发展的曲线图来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三个不太显著的时期：（一）“快速下跌-动荡低谷期”：1989 ～1993年；（二）“稳住阵脚-筑底波动期”：1994～2005年；（三）“曙光再现-缓慢复苏期”：2006年至今。

    一 快速下跌-动荡低谷期

    从1989年下半年至1993年，属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动荡低谷期，其标志就是苏东剧变。可以说，苏东剧变掀起的冲击波让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力量备受重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

    首先，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大本营的苏联、东欧发生剧变，急剧地削弱了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并留下了严重的政治后遗症。其次，除中、越、朝、老、古外，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都经历了普遍性的战略危机，出现了大分化、大改组、“大出血”乃至自我清算的局面和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重要态势。再次，在新自由主义海啸的裹挟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活动处于“休眠”状态，所谓民主和多元论只是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而言的，对马克思主义则只有压制。最后，公众舆论也充斥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情绪化反对或漠视冷淡。

    二 稳住阵脚-筑底波动期

    从1994～2005年，属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筑底波动期，其标志就是1994年南亚地区两个共产党 [即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 的选举获胜和1995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为杜马第一大党以及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型国际会议的持续召开。进入90年代中期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力量逐渐遏制住苏东剧变初期所引起的急遽下滑局面，并在反思、重组和左翼合作过程中逐步积蓄力量，重获民众的认可。

    首先，共产党的组织不再滑坡，声望逐步回升，民众对左翼政党的支持呈上升趋势。以原苏东地区为例，在此期间，多数国家都由共产党演变的左翼党执政，在摩尔多瓦等少数国家，共产党则通过选举得以合法执政。与此同时，在西欧和亚非拉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性转变。如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在1994年11月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虽然执政时间只有9个月，但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通过议会道路成为本国执政党的事例，意义非凡。其次，舆论开始往左转，普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认识渐趋理性。在原苏东地区，广大民众开始怀念起过去的社会主义来，同时对过去的历史也采取公正的态度去评价。与此同时，欧洲出现了新左翼“一路飘红”的现象，这种趋势在“千年思想家”的评选中一再得到确认。再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在全球兴起。这不仅表现为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相继出版，而且还表现为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型国际会议连年召开。最后，各国共产党和各种左翼力量开始寻求国际联系的新途径，党际交流与交往得以加强，联合行动日益增多。

    尽管如此，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自由主义思潮还占据着主流位置，马克思主义力量在艰难环境中依然起伏不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成长道路还很漫长。

    三 曙光再现-缓慢复苏期

    从2006年开始，国外马克思主义开始步入缓慢复苏期，其标志就是2006年拉美的集体向左转和2007年金融海啸以来遍及全球的左翼群众运动的风生水起。可以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随后的欧美国债危机，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走向振兴的新契机。这次危机使资本主义再次坐到历史的被告席，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新的证实，从而坚定了各国共产党人和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

    首先，共产党力量在全球都出现了复苏迹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共产党获得重大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组织建设卓有成效，党员人数大幅增加，而且西方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力量也有所发展，原苏东国家的共产党也已摆脱困境，“迎来第二次生机”，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也显露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目前共产党执政或参政的国家人口已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40%，大约100个国家中有近130个政党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称谓或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党员总数约1500万（不包括中国）。其次，社会舆论和普通民众向左转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再次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科学方面最畅销的著作之一就是明证，就连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承认，现在谈“历史终结”为时过早。再次，全球左翼活动呈现复兴态势。金融危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欧洲左翼政党及左翼活动再度活跃起来，有的左翼党甚至通过选举成功直接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抗议罢工浪潮不断在欧洲各国上演，从“欧猪五国”到德法英美日等西方大国无一例外。最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左翼运动的团结不断得到增强。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都调整、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与策略，密切了工人阶级与其他反垄断资本力量的团结与合作，增强了共产党和左翼阵营的国际团结与合作。如由巴西劳工党发起的世界社会论坛，对推动世界左翼运动就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把“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奉为主旨的纽约全球左翼联盟，目前已成为全球反新自由主义与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又一主力。

    尽管目前国外左翼政党及其组织十分活跃，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恐慌，但我们更应看到，目前左翼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全面影响西方政治结构的程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治势力一直打压左翼政党及其左翼活动；另一方面左翼组织内部也陷入了分裂与耗散状态，其民众基础并不牢固。就此而论，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复兴，还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但从总的发展态势和趋势来看，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已走出低谷，正步入缓慢复苏的通道已是不争的事实。

    信仰是国家的灵魂

    ——从苏联解体的三个镜头谈起

    单超[362]

    1991年8月19日～21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基本上集中了除戈尔巴乔夫以外的党、政、军、工、农等各方要人的“苏联保卫战”，在短短3天时间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为什么“保卫战”虎头蛇尾草草收兵，以失败而告终？值得深思。

    一 苏联解体的三个镜头

    镜头一：叶利钦抵达了俄罗斯国会建筑——莫斯科白宫，并在8月19日上午9点，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伊万·西拉耶夫以及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理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发表声明，声称“一次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发生了”，督促军方不要参与此政变，并呼吁发起总罢工使戈尔巴乔夫能向人民致词。该声明以传单的形式在莫斯科广泛传播。同日下午16时整，伊万诺维奇·亚纳耶夫的回应是，宣布莫斯科进入紧急状态。亚纳耶夫在下午17时的记者会上宣布，戈尔巴乔夫在休息，他说：“多年辛劳使他变得非常疲倦并需要时间休息以恢复健康。”亚纳耶夫说，紧急状态委员会有心继续改革。不过亚纳耶夫的手是颤抖的、表情是不安的、姿态是软弱的，这导致他的话语缺乏说服力，不仅不能安定电视机前广大军民的心，反而适得其反，徒增笑柄。

    镜头二：8月20日是冲突最为激烈的一天。早晨，群众集会、声势更大了。有的群众发表演讲：“要原谅、宽恕戈尔巴乔夫（因为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他提拔起来的，作者注），他是我们的总统。”上午10时，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伊、总理希拉耶夫传达了叶利钦的最后通牒，要求解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求与戈尔巴乔夫见面，要求开放报禁。在加里宁大街路口，群众拦住了一辆冲来的装甲车，向车上扔汽油瓶，坦克车着火了，坦克车手弃车逃走。有5辆坦克车占领了乌克兰饭店，群众用无轨电车组成路障，向装甲车扔石头，把棍棒塞入装甲车履带。有一个由战士母亲组成的包围圈，打着标语：“士兵们，不要向你们的母亲和姐妹们开枪！”下午，天下起了大雨，成千上万的人拥向白楼（俄议会大厦，作者注），准备迎接“8人委”的进攻。群众还给守卫白楼的人免费送饭送水，同时也给坦克手送饭和水。晚上，白楼周围汇集有7万余人，他们手挽手形成人墙，把整个大楼环围了起来，在墙上写上“不要让法西斯主义回来”、“我们要把子弹射进普戈（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之一，作者注）的肥肉里去”等标语。

    镜头三：8月21日，冲突已近尾声。早晨，电台公布对莫斯科实行军管，莫斯科的33个区的权力都交给军管会。但实际上，莫斯科已不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所能控制。在普希金广场和附近街道的装甲车都采取了中立立场，坦克车手微笑着让人们拍照。军队在“8·19”事件中无所作为，好像得了痴呆症，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保卫的政权、党、国家、人民被带进了历史的深渊而不知不觉。

    二 苏联的轰然倒塌是因为信仰阵地的沦陷

    1.领导层信仰的丧失。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灾难的深渊，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执政能力不强或个人素养不足，根本原因是他早已放弃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发生根本转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思想政治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时，25岁的戈尔巴乔夫刚参加工作不久。赫鲁晓夫提出的错误理论，特别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给正处在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就坦白承认：“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2.各部门、各级官员与工作人员信仰的缺失。如果说领导层信仰的缺失对人民群众来说代表着最终理想的幻灭的话，那么各部门、各级官员与工作人员信仰的缺失对人民群众来说就是切肤之痛。从赫鲁晓夫时期渐渐褪去共产主义色彩的政权肌体逐渐演化成青面獠牙的怪兽。它损公肥私、欺上瞒下；它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甚至为一己私利不惜草菅人命；它违反党纪国法而不知畏惧；它破坏了党风、社风、民风、国风而不知耻。正因如此，当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前苏联文化部部长E.福尔采娃挪用装修大剧院的材料来建造私人别墅，而被当政治局开会批评时，她能够理直气壮地扔给政治局一句话：“没有什么可责备我的，看看你们自己吧。”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党宗旨变质为“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为亲朋好友服务、为本部门利益服务”的时候，“鱼水之情”也就变成了“油水之隔”。当丧钟敲响时，这帮和平年代高高在上、而对国家对人民对党都毫无建树“蛀虫”们，只能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3.人民群众信仰的丢失。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整体上的蜕化变质，是苏共整个机体死亡的一个缩影。信仰阵地的沦陷，使苏共的执政方式在和平年代体制僵化、贪污腐败特权横向，而罔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生活与理想。这样的领导人，在关键时刻不能勇于承担应尽的职责，却躲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别墅里任事态发展以增加个人待遇的筹码；这样的领导人，在关键的时刻，在大是大非面前，却变得畏首畏尾、手指颤抖。这样的领导人、这样的党，在危急关头如何能迅速地凝聚力量？如何会有人为之挺身而出？所谓舍生取义，但义又有在何处？他们理所当然地会被人民群众抛弃，也就是被历史所抛弃。

    人民群众是弱小的，弱小到他们的每一餐都需要依赖这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当执政党、政权不为他们考虑时，他们就像蝼蚁一样渺小，忍受肆意的践踏。但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是强大的，一方面当有了坚强、正确的领导时，人民群众可以汇集起强大的正义力量建设成伟大事业；另一方面，当恶劣的生存环境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人民群众也可能被别有用心者鼓动成能够摧毁一切的暴乱力量。而当人民群众把信仰抛弃、丢失了的时候，曾经植根于人民的执政党又会有何作为？

    4.人民军队信仰的被剥夺。人民军队的品质是听党指挥的统一号令，是大是大非面前的立场坚定，是艰难险阻中的坚强意志，是保卫国家守卫人民捍卫理想的钢铁长城。而当这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时候，它充其量只是一支雇佣军。长期以来，随着西方价值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随着苏共丧失领导军队的地位和权力，这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历经无数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经被剥夺了信仰，这对一支人民的军队来说是可悲的，实质上它已被卸除了武装。它已由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泥足巨人”让人惋惜，麻木的“看客”更是可悲，而调转枪口的所谓“自由的捍卫者”更是可怕。

    戈尔巴乔夫朝令夕改、好大喜功，从未兑现的经济改革成效已然让人民灰心丧气。投机政客出于求生的欲望跳上装甲车胆怯地、孤注一掷地振臂一挥，就夺得了政权，就迎来了万千民众的响应，军队也倒戈。在求生欲望面前，“信仰”的力量已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真正有信仰的人已经是少数了，而这信仰曾经是支撑整个国家的钢筋铁骨。当信仰从一个民族的肌体里被侵蚀掉的时候，大多数人会成为看客，甚至是起哄闹事者，有信仰的人只能是孤独的少数。1991年8月24日，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因绝望而自杀，他悲愤地见证了自己为之奋斗终生事业的悲剧结尾。可是，又有谁愿意感受他最后时刻内心的悲愤与孤独？

    三 前苏联教训给我们的启示及新时期的应对

    历史总是无情的，不像儿童玩的积木推倒了可以重来，对当事者来说，它不能重复。但是，历史对后来者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后人可以史为鉴。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螺旋式发展上升，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揭示的就是这一道理。

    “8·19”事件是苏联解体的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它集中表现了在信仰阵地沦陷的形势下，一个曾经多么强大的政党、国家顷刻间就能土崩瓦解的事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可仔细一想又是理所当然。信仰的存在是无形的，但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当我们善待它时，它会随时随地迸发出灿烂的光芒，危急时刻它会挺身而出成为刺破黑暗尽头照亮前方道路的那一束光。而当我们亏欠它时，在我们需要它的时刻，它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联70多年的历史中，体制不断僵化，社会创新乏力，领导人及官员不思进取，贪污腐化盛行，人民群众生活难有起色，即生产力发展停滞，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尤其是“人”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动摇着共产主义理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点点滴滴地将共产主义理想从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剔除。“大风起于青苹之末”，没有信仰支撑、缺少理想指引的政党、国家就像儿童玩的积木，堆得再高再华丽都是脆弱的。信仰虽然是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事情，但它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将信仰建设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来对待，信仰问题是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是关乎存亡的大问题。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用人民群众的语言与人民群众交流，通过人民群众的生活与人民群众沟通，让人民群众觉得可亲可近，让人民群众觉得道路可通可行。民生是万民之水。在改革的深水区，在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尤其应当重视民生。先不求其完美，集中精力把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突破解决，以点及面。

    2.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45年，黄炎培以国民政府参政员的身份到访延安，在延安，他见到了毛泽东。黄炎培直言：“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引用当代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成立至今，越来越有味道了。我们应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下一步的工作中，应该进一步扩大人民代表的代表范围，更加充分地保障其权利，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3.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信仰问题。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最终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干部是人民选出来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领导干部如果丧失了信仰造成的破坏将会更大，问题也更严重。对这一点，我们的领导干部既要通过学习、实践，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人生境界，也要求相关监督约束机制的完善和落实。激励与惩罚并用，道德与法律齐行。

    4.不断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物质基础。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基础。夯实这一基础意义非凡。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国家发展不平衡，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才能有效加强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集中优势力量解决发展遇到的难题。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顾名思义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不能将公有制经济变成名义上公有实质上是本部门、个人的私有财产，更不能将其私有化。

    5.发挥媒体的正能量。当今社会，媒体的辐射面越来越广，影响也越来越大，本应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但是一些媒体连现实的责任也不想承担。一些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忘记了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患上了“媒体病”。如“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蔓延，渲染暴力色情、过度猎奇等，使得严肃新闻失去了表达空间，助长了受众无意识的低俗趣味。这终将导致受众、传媒、国家“三输”局面。“媒体病”、媒体上的“牛皮癣”，迎合了一些受众内心的低级趣味，长此以往，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影响恶劣而深远。它会让个人、集体消极堕落，在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麻木不仁。另有一些媒体更是受国际资本的操控，不惜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彻底丧失了媒体应有的良知和道德。因此，净化媒体风气，发挥媒体的正能量势在必行。

    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特征论析

    郭文[363]

    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知识传统也是一个政治运动。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和组织领域都出现了危机，但思想领域的危机很快过去，学院式马克思主义得以“浴火重生”。因为运动的低潮更需要理论上的反思和创新，所以在经历短暂的阵痛与调整后，自90年代中期始，国外学术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英、美、德、法、日、意等发达国家再次掀起了一股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并日渐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来。

    一 告别唯我独“马”，直面多元倾向

    苏东剧变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大厦倾塌了，与此相伴的是，人们心目中“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框框也被打破了。所以在苏东剧变不久，便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回归”现象，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继续成为研究对象，继续被不断解读，继续被建构成不同的重建计划，从而宣告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破产。

    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内部存有诸多分歧，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重建过程中分化为各种思潮学派和团体。目前，在国外理论界至少有二十多个马克思主义学派，诸如分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实践派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马克思主义、解释学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放神学马克思主义、市场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马克思主义、管理学派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女权（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乌托邦马克思主义、新李嘉图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托派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调节学派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等等。在这众多的思潮和学派之中，有一些虽然发生较早，源自“西方马克思主义”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行多年，但直到苏东剧变后这些学派才逐步显露头角。有一些学派能否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尚存诸多疑虑，还需再观察。

    尽管在这些众多的“新的”和“旧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学派中，存在着不同特点的理论，但在新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绝大部分学派都已认同了差异的多样性，呈现出解释的多元化格局，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

    二 注重文本解读，掀起“重读”热潮

    苏东剧变后，在马克思学等流派的影响下，特别是金融危机等的刺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解读与研究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的生长点和亮点。其中，基于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的研究最为火热。这方面的研究又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围绕着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工作而展开的学术性研究活动；其二是伴随着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出版而展开的学术性研究活动。随着MEGA2的出版，国外马克思主义掀起了一股“重读马克思”的热潮和一浪接一浪的“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和“走进马克思”的呼声与倡议。与此同时，对其他马克思主义人物原著的研究也在深化。在此基础上，利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做出新结论，俨然已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趋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三 立足全球视野，强化问题意识

    苏东剧变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愈加重视对当代一些全球性的重大现实问题及热点问题的理论思考与探讨，他们研究的主题具有鲜明的全球性和时代感。诸多主题，如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新扩展及其困境、恐怖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冲突、后共产主义和转型问题、阶级与阶级对立、生态环境、女权主义、民族性与现代性、技术与消费异化、大众文化的泛滥及其物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社会主义的前景乃至一些具体议题如美国政府的执政困局、欧盟及其认同危机、经济金融化与经济民主问题、中东问题特别是两伊问题和巴以冲突，阿富汗问题、民主化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问题、美军虐囚事件、人权问题、腐败及国家司法机构的蜕变、拉美左派执政现象等等具体议题，都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具有非常强烈的前沿意识和现实感。提倡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已然成为众多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自觉选择。

    四 保持批判精神，凸显创新意识

    国外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指出，马克思的方法是根本的批判方法，虽然时过境迁，马克思主义可能不再有现成的解决方案，但作为“现代性陛下的忠实反对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犹在。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新自由主义与新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日益加重的掠夺与剥削，对当代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展开分析批判构成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之一。除了着力于对现实的批判外，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反思。因为既然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它就不应当害怕批评，所以允许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甚至承认指导思想多元化，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界出现的一个新现象。事实上，随着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凸显，很多在马克思主义史上被确定的问题，都在尝试进行开放性的学术探讨。

    正是秉承着这种批判精神，伴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变化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号下各种标新立异的观点和理论呈现出变化发展的态势。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普遍的要求和共同的努力方向。

    综上所述，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人士的面前。在经过短暂的调整逐步稳住阵脚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自90年代中期便开始走向复苏，并日渐呈现出一些有别于传统的新特征、新趋势，不管是其研究结论的多元倾向，还是其研究方法的文本解读，不管是其研究主题的现实倾向，还是其价值选择上的批判精神和创新追求，都是值得我们善加关注和跟踪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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