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的世界社会主义：机遇与挑战

    姜辉[458]

    一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条件与机遇

    每一次危机都对人们对资本主义命运的考察增添新的启示，都对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性解决办法增添新的意义。在21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美国的霸权地位遭到削弱，而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强势崛起，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变、有利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这都将极大地改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他进步运动的发展前景。就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力量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值得关注和研究。

    1.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西方新自由主义力量占主导和右翼政党强势占据政治舞台的局面已开始扭转，这对于包括西方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政党来说，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无疑是生存和发展环境的有利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在整个世界大行其道并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20世纪末期苏联东欧剧变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乘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战车恣意横行，毫无忌惮地追求超额垄断利润，加深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剥削。他们要摧毁一切障碍，包括历史上社会主义及其他进步运动取得的成果，打压共产党等进步力量和进步工会组织。这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来说，无疑是极为严酷的境遇。而20多年后，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危机中信誉丧失，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右翼势力遭遇本国及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强烈反抗，整个世界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资本主义危机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和有利条件。

    2.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和加剧，使得世界上社会主义及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观点和主张得到实际的检验与支持，使长期以来政治理念和声音被忽视、被淹没的共产党等社会主义力量受到很大鼓舞，因而获得重新树立和整饬社会主义理论的好契机。危机发生后，许多国家的进步人士、左翼政党等及时发出批判资本主义的声音，有的以深刻的思想和理论分析直指资本主义症结，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危机的原因和本质，其中许多见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危机发生后，马克思的《资本论》就在西方热销，连资本主义政治家、经济学家也试图从马克思那里找到解救危机的办法。而后在西方及世界各地，对马克思主义多了客观评价，少了主观偏见；多了积极肯定，少了无端批判；多了借鉴启示，少了搁置冷漠。英国《卫报》2012年7月4日发表题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的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时来运转”，“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尤其是像目前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459]

    3.经过苏东剧变后20多年的抗争、调整和磨砺，包括共产党组织在内的许多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在各国舞台上站稳脚跟的基础上，力量有所恢复，并开展了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及活动。他们经过理论反思和实践磨炼，逐步适应了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总体上由受挫低落转变为积极振作，由被动应付转变为自觉提升，逐步走向新的成熟。这为西方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和力量来源。从苏东剧变到现在的20多年间，国外坚持下来的共产党，经历了危机、重组、更新和发展，从捍卫生存转向谋求在本国政治舞台上有新的作为。摆脱传统束缚的希冀与政治现实的压力，革新的激情与挫折的苦痛，取代资本主义的信念与战略策略选择的困惑，走出低谷的希望与力量相对弱小的失望，面对新机遇的奋起与难以充分利用时机有更大作为的焦虑，都一并存在。而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社会主义力量在精神上变得积极振作，组织力量上也有所凝聚团结，它们的斗争也变得自觉成熟起来，联合行动的逐渐开展起来。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和力量经过长期的调整变革，在理论建构和实践开拓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在逐步确立自身的思想基础、组织基础、社会基础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条件。

    4.面对国际范围内强大的右翼力量的联合进攻，共产党及左翼力量也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合作，逐步由苏东剧变之后的各个孤立抗争转变为谋求左翼力量的团结合作，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规模优势。苏东剧变之初，世界上许多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力量遭遇巨大打击。随着在抗争中逐渐站稳脚跟，面对国内国际右翼势力的联合进攻，他们越来越感到自身的弱小无力，感到进步力量联合斗争的迫切。比如，从1998年来到现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召开了十三次，彼此加强沟通协调和联系。特别是2011年底在雅典召开的第十三次共产党工人党国际会议，有的共产党甚至提出了创建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建议，为了提高共产主义者和工人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有必要和急需组建一个政治协调中心。会议还提出面对资本主义新的危机，各国共产党组织必须抓紧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领导和团结全世界的工人和被压迫民族，在新的斗争中赢得十月革命后的又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

    5.苏联解体东欧剧变20多年了，经过时间沉淀、实践检验和历史过滤，在今天不断形成并凸显出反映历史真相、趋于客观理性、揭示深层规律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意义重大，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和走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苏东剧变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21世纪初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此相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威力”仍将持续地发生作用，特别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当前不断恶化的资本主义危机是苏联东欧剧变的一个必然结果。这一见解具有历史眼光。二十多年后，我们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时代发展与各国特色、国际与国内的结合与比较中，深入研究苏联东欧剧变与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的关系，研究苏东剧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深刻总结经验，反思汲取教训，从而获得更多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

    6.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初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低潮中的局部高潮，这使世界上共产党及各种进步力量受到鼓舞，使他们看到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希望，这无疑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最切实、最坚实、最可依托的“根据地”和“阵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来就不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存在，是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已深深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大潮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经验，已经赢得整个世界的瞩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无疑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最可宝贵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笔者在此提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参照系”的看法：在19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参照系是德国；在20世纪，这个参照系是俄国；而到了21世纪，这个参照系已开始转到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东方的崛起，正在充分展示着社会主义的感召力和巨大优越性，必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振兴产生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二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般地讲，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而言，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条件。但是，这些形势和条件是否转化为有效的社会运动及预期后果，历史可能性是否转化为历史现实性，则是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危机造成不同于正常时期的机遇和条件，但危机不一定就必然带来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认为资本主义严重经济危机的到来会带来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尽管资产阶级实行了许多缓解危机的办法和措施，但是“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销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460]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本主义经过了重大的变革和调整，应对危机能力、创新能力、调控能力、适应能力以及统治战略策略，都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方式、规模、周期、强度和影响等，也都完全不同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影响也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21世纪初的这次资本主义危机中，资本主义遭受了重创，但社会主义迄今还没有被当作一种可供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被广泛地提出。当前，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范围、力量都得到巩固和加强，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创新能力还很强，资本主义力量处于绝对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处于低潮。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危机中获得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新旧问题相互交织的复杂发展态势。这里总结概括一些主要的方面：

    1.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对比的总的态势看，“资强社弱”的态势还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在总体上处于攻势越来越强烈的时期，国外社会主义政党及力量则相对处于分散和弱小状态。

    2.从国外共产党等社会主义力量的政治影响力看，特别是在发生危机的西方国家，共产党等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在各国政治舞台上仍然处于受排斥甚至边缘化的地位，其观点主张政策很难影响本国政府决策。

    3.从西方社会主义政党和力量对社会运动的领导力和影响力看，他们利用资本主义危机的能力不足、经验不够，难以提出有效地克服危机的战略策略，难以有效引导不满于危机和反对资本统治的群众运动。

    4.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即工人阶级来看，尽管一个规模庞大的全球工人阶级客观上逐渐形成和发展，但全球工人阶级处于“自在”状态，尚未明显形成全球性的工人阶级意识，工人阶级处于分散状态且彼此竞争冲突，这严重制约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入开展。

    总之，资本主义危机造成了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形势、新条件、新机遇，但危机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和振兴。看不到新的形势、机遇和条件，就是机械保守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看不到世界社会主义仍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就是唯主观意志论者和盲目乐观主义者。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振兴，取决于各种历史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特别是需要社会主义政党及进步人士制定出符合时代发展、符合本国本地区实际、能够切实代表和维护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纲领和战略策略。

    从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到世界社会主义

    В. И.多博林科夫[461]

    现在，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刚开始的时候，人类正在经历着的一个戏剧性的时刻，这一时候的特点是其在深度上与规模上都无可比拟的世界性的全球资本危机。在我们看来，造成如此严重的危机的原因在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存在三种危机。首先是始于2008年末的又一轮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其次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危机；第三是美国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的霸权危机。这些危机彼此交织在一起，相互催生，相互加剧。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当代危机的这三种特性使其成为史无前例的一次危机。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种危机及其发生的原因。

    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卡尔·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已对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做了全面研究。他指出了以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消费而消费，意即以对消费无休止的刺激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如何经常动摇自己存在的基础，又是如何必然导致规律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人们没有能力消费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获取利润而生产的那么多商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当资本主义还存在的时候，大约每隔十年这些危机就会发生一次。马克思的预测得到了卓越的证明，他的政治经济学依然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的最好解释。

    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的危机。这种情况下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危机，包括人口危机、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精神道德危机以及危机的其他方面。马克思只是勾勒了对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的危机研究，而完整的资本主义危机只是在20世纪才完全形成，并且现在仍在继续发展。

    很多学者都对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的危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著名的俄罗斯社会学家П. А.索罗金，早在20世纪中叶他就在自己的主要著作《社会和文化的动力学》中预言了感觉型（敏感型的）超制度的终结，这里指的是西方消费型社会。他认为，把自己消耗殆尽的感觉型文化应当被观念型文化所替代。索罗金写道：“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和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处于从正在灭亡的、辉煌昨天的感觉型文化向正在来临的、创造性明天的新文化过渡的划时代的悲剧状态。我们在过渡时期充满了噩梦、巨大的破坏和极其可怕的恐惧的浓浓暮色中生活、思考和行动。如果人类能够避免更大的世界大战带来的难以弥补的灾难，那么人们未来的后代就将迎来宏伟的新意识曙光。”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首先是在其主要著作《现代世界体系》中。他证明，21世纪将是自14世纪就开始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终结的世纪。我们应当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个人财产居统治地位的文明，已经失去其创造性的和建设性的发展潜力，已开始转变为对人类生存基础的威胁。人类由于资本主义而走进了死胡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文明已完全终结了自己。资本主义社会是腐朽的社会，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社会溃疡：犯罪、毒品、酗酒、心理疾病、道德沦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西方社会，在无可争议的技术成就背景下催生出了各种新形式的社会不文明和人类倒退现象。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现实越来越让人想起垮台时期的罗马帝国：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衰落、瓦解、混乱。

    美国霸权的危机。美国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世界的垮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点。单极世界秩序产生于1991年与美国对立的苏联停止其存在的时候。从1991年大约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底，美国及其盟友继续无可争议地统治着世界。但这种状况并不长。美国及其盟友力图统治整个世界，损伤了自己的实力。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及其他国家经济和军政潜力的增强、世界上很多民族对美国侵略性的全球自由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终结了美国及其盟友占优势的单极世界。亲美力量阵营成员越来越少，以前的盟友也拒绝与美国密切合作。今天我们正处在从单极到多极世界的道路上。与此同时，正如不久前发生的一切事件所表明的，尤其是在北非和中东，美帝国主义正拼命试图阻止历史进程，强化自己已开始动摇的霸权。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总之，当前世界形势的特殊性形成了现代全球资本主义这三种危机相互交织的状况。出现这三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现代资本主义的三重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矛盾激化的结果。这些矛盾有：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社会化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2.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3.各种跨国垄断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

    4.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5.以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为一方和以亚洲、拉丁美洲、东欧和非洲人民之间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

    6.主要资本主义大国集团内部的矛盾，首先是三大帝国主义中心（美国-西欧，美国-日本，西欧-日本）之间的矛盾。

    上述矛盾是由在全球处处――除了中国境内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居统治地位的，首先与美国、西欧和日本公司有关的全球跨国资本所决定的。这一资本体现在主要由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亿万富翁组成的全球跨国资产阶级当中。这一阶级中有亚洲、东欧（包括俄罗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资产阶级。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所有矛盾都表现在首先与美国、西欧和日本有关的全球跨国资本、全球跨国资产阶级一方的利益与另一方――绝大多数人类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矛盾。如今这一矛盾比任何时候都更尖锐和紧张。

    全球资本主义与自身危机和矛盾斗争的两种方式。从马克思时代起，资本主义就只有两种办法克服自身危机并部分地消除自己矛盾的尖锐性。首先，攫取劳动者的利益，加大其剥削程度；其次，积极进行全球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发动战争，这能够将新的国家和民族纳入资本主义剥削的轨道。现代全球资本主义也只有这两种办法。正如我们从所有最新事件中所看到的，资本主义西方和全球跨国资产阶级对这些方法趋之若鹜。西方跨国资本力图借助这两种方法竭力克服上述矛盾与危机。

    最近几年来全世界都在发生侵害劳动者权利的事情，包括在美国、西欧和日本。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西方人民不是我们的敌人和对手。相反，西方人民自己就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牺牲品，是全球跨国资产阶级的人质。我们的对手不是美国人民，不是西欧人民，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整个美国、西欧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全球跨国资本。西方跨国公司和西方政治精英是我们的对手。类似美国“占领华尔街”的人民运动说明，在西方社会内部，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倾向、战胜资本主义倾向正在走向成熟。这些运动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未来阶级斗争的预兆。尖锐的阶级斗争重返西方国家的街头广场。毫无疑问，未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出现战斗工会和真正的共产党。在不远的将来，由于阶级斗争加强，全球资本主义将在自己的主要中心从内部开始崩溃。但是我要强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这些趋势才刚刚出现。

    从人类生存观点来看，全球资本主义积极向外扩张尤其危险。这是20世纪爆发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大量“局部”战争就更不用提了。在20世纪资本主义发动的战争中有几千万人死亡。资本主义西方、全球跨国资本在20世纪末犯下的最严重罪行是他们为了克服自己日益迫近的危机而促动了苏联的崩溃。苏联的毁灭让我们今天看到的最严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到来推迟了15～20年，但是却没有消除它。前苏联所有人民在苏联解体后所承受的巨大灾难成了延缓又一轮资本主义危机到来的代价。如果那时苏联保存下来，那么现代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在1990年代就爆发了。

    为克服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而实施的全球跨国资本在全世界的扩张、更加积极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导致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爆发了新的战争。资本主义极其冷酷地试图通过让新国家和新民族附属于自己来解决自己的矛盾。全球跨国资产阶级走上了侵犯所有力求捍卫自己主权、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色的民族和国家的道路。以美国及其盟友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动了针对南斯拉夫（1999）、阿富汗（2001）、伊拉克（2003）、利比亚（2011）的战争。正因为如此，全球资本主义现在进行针对叙利亚的战争并计划进攻伊朗。继叙利亚和伊朗之后，以美国及其盟友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侵略目标可能是俄罗斯和中国。我想指出的是，美国及其盟友现在表现得非常蛮横、无礼，就像英帝国在19世纪鸦片战争时期对待中国一样。

    发生在一些东欧和北非国家的所谓的“颜色革命”，成为使独立国家附属于以美国及其盟友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技术。全球资本主义让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相互冲突，借助“颜色革命”制造可控混乱形势，全球资本需要这种可控混乱来维持自己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为此他们在美国组织了2001年“9·11事件”、在俄罗斯和穆斯林世界组织了伤害信徒宗教感情（莫斯科的Pussy Riot 行动）事件等等规模巨大的挑拨活动。组织这些挑拨活动是为了证明美国及其盟友以在全球反恐及捍卫民主和人权为借口而积极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是合理正确的。

    以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21世纪在全世界的扩张不仅给全球各个角落都造成了危及很多民族和国家主权的新战争威胁，而且还制造了能够让人类毁灭的核战争威胁。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全球跨国资本会拿全球的存在做赌注。为了永远保持自己对世界的统治，没有什么罪行是世界资本主义不准备犯的。

    以世界社会主义代替全球资本主义。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还存在，全球资本主义矛盾与危机就无法消除。资本主义陷入自身的矛盾，在资本权力框架内他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全球资本主义将不断产生更加严重和更大范围的危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掌控着世界人民的命运，他的推动力是对发财无休止的追求。人类将一次又一次地置身于危机的深渊，一次又一次地付出几百万生命，全球几十亿居民遭受痛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由全球跨国资本统治。全人类和全球跨国资本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深。

    越来越明显的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给人类带来毁灭的威胁。战胜这一全球资本主义滋生的威胁的前景只能与原则上是另一种类型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即社会主义。今天很清楚，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资本主义是人类的死胡同，而社会主义则是人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在21世纪初，人类的社会主义潜力首先与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联系。强大的社会主义趋势存在于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中。因此，在我看来，在不远的将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必然会迎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复兴。前苏联和东欧境内和的社会主义倾向并没有消亡。应当期待拥护社会主义的力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复兴。

    世界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推动社会主义力量在全世界的发展。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扩大和加强合作在中期前景内是不可避免的。21世纪将在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旗帜下度过。将出现大量社会主义国家模式。毫无疑问，21世纪的社会主义将不同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

    关于多极世界不可避免地被替换的猜测很早就开始流行。在我看来，必须明确一点：这关系到中期前景内的社会主义多极性、以世界民族国家特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明多样性。正是社会主义多极性、世界所有民族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能够确保人类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全球化将归结于这一点。社会主义全球化、全世界社会主义人民的全球合作是全球资本主义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克服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无法解决的矛盾和不断发生的危机，并转向世界社会主义才能确保人类的和谐发展，即国家、人民和个人利益与全人类利益协调一致的发展。人类需要的不是抽象的社会进步，而是从世界资本主义转向世界社会主义。

    我们生活在21世纪初，可能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时期。研究从世界资本主义转向世界社会主义的途径与方法、研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如何实现世界社会主义，是全世界正在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学者的任务。21世纪初社会科学的任务是研究资本主义灭亡和世界社会主义产生的合理性，以及如何推动这一进程。现在，当全球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这种想法显得不切实际，但是我们应当树立这样的伟大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明确表述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掘墓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原理。正如历史和当代所表明的，这一原理的正确性依然坚不可摧。只是应该对其补充一点，如果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力量、全世界所有国家的进步人士都不作全球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那么其可能就扮演了全人类掘墓人的角色。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吴恩远 庞晓明[462]

    邓小平一生历经国际斗争风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运中的杰出活动家，也是很多重大国际共运事件的“当事人”。他曾说道：在那些国际共运风云变幻的事件中，他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463]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他高度注意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对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同时，邓小平理论的创建也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一“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时很多资本主义学者曾预言“到下一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消亡”。但邓小平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信念，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始终认为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邓小平坚定的认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从邓小平一系列关于共产主义信念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邓小平依然保持着共产主义信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我们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有人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关系，认为共产主义是遥远的目标，与我们党现实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关系，由此动摇了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及时提出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解决了长远目标与现实目标的关系问题。在共运史上，因为不能处理好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和现实目标的关系问题曾有过深刻的教训。

    19世纪末，第二国际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在党的纲领中基本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如将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成长远目标等。但他们在现实战略上，实行的是边干边看战略，这一战略曾实行了三十年。这一战略的主要做法就是注重选举，争取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席位不断增加。通过议会制定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法令。有控制地开展罢工斗争，不断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工作条件。大力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和文化建设，促进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应当说，这一战略在相对和平的时期，极大地将德国工人组织起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但是，现在我们认识到，当时恩格斯是将这一战略当成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来看的，只有在这一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在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出现革命形势与资产阶级进行最后决战并能取得胜利的时候，这一战略才是可取的，并不是将这一战略当成终极目标。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与恩格斯的想法在后来出现分裂，以至于出现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伯恩斯坦理论的关键一点就是认为所谓的长远目标遥不可及，社会民主党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眼前的现实的目标上，如争取选举，改善工人经济生活等。伯恩斯坦实际上看到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即革命的理论与改良主义实践之间的矛盾。普通党员从自身的经验中看不到他们在现实中所从事的事业与党纲中所设定的长远目标的联系。但社会民主党没能在理论上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最终滑向了改良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长远目标的追求，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结果则是在第一次大战爆发出现革命形势的时候，多数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成为战争的支持者，与资产阶级政府站在了一起，完全背离社会民主党的宗旨。

    同样，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了进行“政治改革”的方针，由于改革的方向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致使苏共领导作用下降，思想界混乱局面加剧，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恶化，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对此，邓小平在1990年3月3日回答怎样看待苏联国内问题时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这个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过分的批评。[464] 我们理解，这时的邓小平，实际上是反对戈尔巴乔夫搞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改革”的，对“老大哥”“丢掉老祖宗”的做法是有“不同看法”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说明了正确处理共产主义长远目标与现实任务之间的关系重要性，在理论上解决这一难题，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一环。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将现实的中国社会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党在现实中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和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又都具有过渡性质，它迟早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高级形态，即共产主义。这样就解决了眼前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关系问题，现实目标在长远目标系统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们不再为眼前社会的“非共产主义”性质所迷惑，也不用为了说明现实目标的性质而改弦易辙。

    二“用新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用新观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是当成行动指南，在与中国实际结合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时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465]“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进行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466]当年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否认在落后的俄国发动革命的可能。在与这些“学究气十足及迂腐到极点”，但却“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激烈争辩中，列宁指出，十月革命并不意味着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它要解决的仍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由于俄国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及国内条件，它可以而且应当越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建立苏维埃这一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然后再通过相当长的时间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小平同志也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但尔后的苏联领导人由于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小平尖锐指出的“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斯大林取消新经济政策，过早宣布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俄国”思想一定程度的僵化认识。长期以来，苏联在所有制问题上过分强调国有经济，排斥私有经济；在农、轻、重的关系上，固守生产资料优先发展原则；顽固排斥市场经济，拒绝利用价值规律；机械理解列宁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论述，不断推进所谓“世界革命”等等。而且动辄把对上述原则稍许提出不同意见者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禁锢也使多年来苏联社会发展缺乏活力。邓小平在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之后，用一系列新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

    共产主义的实现要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因此，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在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中深刻领会了这一点。他说，“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话，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467]“社会主义国家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在较短的时间里不可能证明这一点，也难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如果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就只能是一种空想。把我们党的认识统一到这一点的人是邓小平。他使我们党摆脱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定程度上的空想色彩，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绝对“坏”的东西，资本主义体制下实行的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以及创造的许多优秀文明成果是可以学习的，而且必须要学习要继承，只有在学习和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资格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主义制度优越，社会主义才会真正得到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拥护，社会主义才可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主基调。

    四“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多年以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成为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共同追求，但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每个国家都走过了不同的和曲折的道路。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及共运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与之相应的战略和方式。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

    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这一独立自主原则，是因为我们党是“受害者”。受制于人的结果就是对本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损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一个前提就是在各国共产党中要讲平等。“国家无论大小，党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对于这一点，“我们觉悟得比较晚”，“错误也不少。”如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们党的一些做法，实际上伤害了我们党与一些共产党的关系。当时全世界8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就有78个先后与我们党中断了关系。

    对于国际共运来说，教训更是深刻。共产国际于1943年解散，以后再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性组织。在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但苏联党的一些人以“老子党”自居，企图控制和指挥各国共产党。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赫鲁晓夫妄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党，使中苏两党的分歧不断加深和扩大，最后发展成中苏两党之间的一场大论战，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化。

    邓小平总结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468] 在共运中为什么要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因为“每个国家情况不同，甚至一个很小的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各国的问题归根到底要由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各国建设社会主义，只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和与之相适应的方法、方式，制定适合自己具体实际的政策。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邓小平强调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制定本国的社会主义战略和策略，并没有否定国际主义。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强调了各国共产党加强合作的重要性，强调了中国要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更大贡献的思想。1989年9月3日，在住地同身边人员谈国际问题时指出：“关键是自己要搞好，自己搞好了，本身就是对国际共运的贡献，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469] 在这里，邓小平强调中国要对国际共运做出贡献，只是这种做贡献的方式和以前不同。因此，邓小平并没有放弃国际主义，而是在新的维度上发展了国际主义。

    五“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的前途时指出：“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希望”。他从苏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中深刻领会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他曾尖锐批评苏共把领导人个人神化造成的严重后果。为了防止个人专权的发生，就必须政治上发展民主，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不能过分把一切权力集中到个人、特别是党委第一书记手里，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

    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是在汲取了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僵化的教训基础上形成的。中外学者一致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及时改革僵化了的旧体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意识到从60年代起苏联领导人拖延了早就应当实行的改革，阻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向前发展。他坚定地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邓小平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中，包括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反思中，逐渐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和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第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继承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主观条件；第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客观要求；第四，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和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自己独立自主地去探索；第五，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基本途径。

    全球化、金融危机与社会主义自主发展论

    罗文东[470]

    一 金融危机是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迄今为止，国内外媒体对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和后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了描述和解释：一是用自然灾害比喻这场危机是金融“飓风”、“海啸”、“地震”等等；二是用社会灾难比喻这场危机是经济“珍珠港事件”、经济“9 ·11事件”等等；三是通过历史比较判断这场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还有人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甚至有人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四是用各种数据说明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例如，亚洲开发银行2009年3月9日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在2008年一年中，全球金融资产缩水超过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一年的生产总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4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损失预计超过2.7万亿美元，欧洲损失1.2万亿美元，日本损失1490亿美元。美国的失业率一度超过9%，欧盟的失业率更是升至10.9%。美国政府2009年4月公布的数据说，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超过3220万，创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10年全球就业趋势》报告称，“受经济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失业率达6.6%，失业者总数近2.12亿人，其中有2700万新增失业者。2010年全球失业率仍将居高不下，世界经济正面临无就业增长型复苏”[471]。这场危机从虚拟经济的信贷、金融领域开始，迅速向其他领域蔓延，使西方国家罢工、游行、骚乱不断，社会矛盾激化，并引发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之所以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和广泛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起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使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在这场危机中集中爆发出来。1974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和经济动荡，将资本主义世界猝然推向一个“滞胀”的困境。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所说的“增长着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的经济“综合症”，不仅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地位，而且暴露了西方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与政策的严重弊端。为了对付“滞胀”，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紧缩货币，削减福利，减少税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扩大对外贸易，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削弱工会组织，限制工资增长等等。这些措施虽然对治理“滞胀”有一定的成效，但又引发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连年扩大，国家债务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减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逐渐激化等新的问题。为了适应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打破疆域界限，使国家之间的区域化、集团化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大肆鼓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开放市场，放松对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管制。这就促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到2008年，全球跨国公司已达8.2万家，国外分支机构达到81万多家。有的专家估算，世界上100个最大的经济行为主体中，跨国公司就占了43个；而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总资产几乎占了全球生产性资产的1/4，15家跨国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所有基本商品的贸易。在当今西方国家，包括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物质载体的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物经济。每天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用于投机的超过90%，而用于贸易和投资的不到10%。据国际清算银行官方网站的统计数据，由于虚拟经济投机泡沫脱离实体经济的无限制膨胀，美国和欧洲的金融衍生品高达680万亿美元，比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50倍，比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还高出10多倍。这意味着即使全世界60多亿人在10多年内停止任何消费，节省下来的全部资金也不足以冲销美欧金融衍生品的坏账。

    早在16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472] 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19世纪5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在创作《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就预见到“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的趋势，[473] 并拟定了包括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内的六册研究计划。事实证明，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几次产业的大转移，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把大量的制造加工业输送到亚非拉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并榨取了超额的垄断利润。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内需不足，依靠贸易出口拉动经济，反而支撑了美欧的过度消费。整个流程需要在国际分工协作和全球金融体系中完成。当世界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某些环节出现比例失调，就会引起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实际购买力之间矛盾的总爆发。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阿兰·图海纳2011年11月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深刻指出：“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到处都在发生，在美国尤其明显。19世纪末，首席执行官和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是25倍，现在则是惊人的400倍，这是极其疯狂的。”2008年由于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和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倒闭引发的次级贷危机，迅速蔓延到北美欧洲以及世界主要国家，成为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经济衰退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家庭消费减少，社会矛盾凸显；但对于非洲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下滑就会导致许多家庭跌回到贫困线以下，面临饥饿的危险，国家陷入动荡甚至战乱。当今资本主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拓展，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金融危机的发作，都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理论观点的前瞻性和科学性。[474]

    二 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造成的机遇和挑战

    目前，世界经济看似走出谷底，但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还在酝酿，因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还在急速降息，恶性增发货币，试图增加新的产能；但世界范围内的穷国穷人越来越穷、富国富人越来越富的两极分化态势不仅没有扭转，反而在愈益拉大，穷国穷人的有效需求仍在急剧下降。从2007年9月以来，美国国债以每天4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到2010年就达到15.67万亿美元，超过美国GDP的101%，人均国债多达5万多美元。日本国债已是该国GDP的2倍以上，一些民众忧虑，日本在失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两个十年后，可能还将失去第三个十年。2010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议会下院发表演讲时说，欧元处在巨大危险之中，欧洲面临12年来最严峻的考验，解决欧洲债务问题还需要十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到2030年欧债问题才能峰回路转。

    这场金融危机虽然首先发生在美国和欧洲，但也直接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高达2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担心外汇储备的严重缩水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贸易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金融危机使美欧国民财富大幅贬值，居民消费支出减少，从而使我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锐减。2008年11月和12月，我国出口分别下降2.2%和2.8%；2009年，我国出口更是下降16%，成为近30年来的最低点。尽管2009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回升，但美欧国家对中国的进口不可能像金融危机前那样增长迅速。金融危机还导致全球股市震荡，仅2009年1月，全球股市就有5.2万亿美元市值被蒸发，其中发达国家股市跌幅为7.83%，新兴市场平均跌幅为12.44%，而中国A股以21.4%位居全球股市跌幅前列。外贸出口企业预期收益减少，必然通过裁员或降低劳动者工资的方式降低生产成本。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的很多公司大量裁员，一些依赖国外订单生存的中小企业更是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大量农民工被迫离城返乡。在价格飙升时购买的商品，如铁矿砂、石油储备等，在价格跳水时面临缩水风险；商品高价时签订的购买合约在合约有效期内产生负面影响；存货调整成为2009～2010年影响经济增长的重大因素，很多行业和公司出现亏损。总之，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对外贸易大幅下降、数万家企业陆续倒闭、2000多万工人先后失业，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

    这场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包括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在内的西方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病和危害，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生命力。具体说来，这场金融危机给我国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机遇：一是以扩大内需来弥补出口下降的影响；二是利用外汇储备，走出去并购，引入人才、技术创新，解决我国长远发展的技术瓶颈；三是通过购买国外企业的资源勘探权、开发权解决我国发展的资源瓶颈；四是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增加我国在世界市场和金融体系中的权重和影响。正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将市场调节机制的长处与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对中国发展道路十分赞赏，认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曾有过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增长，其发展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随着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西方国家在金融、经济和国际领域对我们借重的程度也在明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明确指出，中国的成功具有巨大的国际意义，让人们有信心去解决本国的问题。

    三 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作为人类科技进步和世界交往扩大与深化的必然产物，反映了国际分工协作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向全球扩张的企图。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它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带有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消极影响。全面把握全球化的性质和作用，有利于我们既抵制完全肯定全球化的“全盘西化”论，也防止完全拒斥全球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在为我国广泛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成果提供了广阔舞台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病扩散到全球，从而给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形成了巨大冲击。邓小平告诫我们：“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475] 我们只有既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积极参与全球化，又坚持走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抵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腐朽思想的侵蚀，才能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低谷走向高涨。

    社会主义文明要素构成的现时代趋向

    宋萌荣[476]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联合体”，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根本要素和本质概括，与此相关的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社会、自身关系的全面和谐的新关系的形成。在21世纪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面对当代世界的变化和社会主义新文明要素条件进一步展现、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深化，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应怎样从现实出发认识当代社会主义文明要素构成的时代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之又是怎样的关系？笔者就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 具有时代趋向的社会主义新文明诸要素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资本主义自身体系和世界范围内深层矛盾的逐渐显露，结合对20世纪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反思、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探讨，立足于当今世界新情况，重新思考和审视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可能性条件及重构要素，综合看，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七点：（1）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保持社会创新增长的活力与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统一，并体现包容性增长要求。（2）生产资料社会化占有的社会，首先是劳动者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逐步实现私人占有制向民族国家内到全球范围的社会管理的转变。（3）实现绝对多数人的参与民主和社会控制的社会，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劳动取代了资本的政治统治。（4）维护社会公正、在国民财富分配和社会收入分配上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其社会政策体现为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逐步缩小社会两极分化，确保劳动人民共享发展成果。（5）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实现市场机制与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机结合，体现绿色经济和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发展的新关系。（6）精神生活和闲暇时间的支配上，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条件不断增强、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随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增加、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和权益得到足够尊重，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不再被商品和货币拜物教所充斥，日常生活不再受到强制性的消费主义绑架，理性有尊严和个性化的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有机统一。（7）奉行独立自主开放的对外政策，尊重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坚持对外关系上的平等、互利、共赢及和平发展的方针，社会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是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中坚力量。

    上述这些基本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可或缺，总体上体现着当代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本质与基本轮廓。这些核心要件，从整体上与资本主义旧文明本质上区别开来，又以当代资本主义带来的科技进步、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变革及其社会内部自我否定因素的积累为根据的。这些核心要件，在本质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预测一脉相承，又体现着当代条件的新的变化和发展的要求。它也与20世纪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有根本的区别，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早期体制向现代体制转变和改革的历史趋势。

    二 中国道路在开创社会主义新文明道路上的使命

    从社会主义新文明要素的时代化趋势的角度，从事实出发，不难得出两个基本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展示了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时代曙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处于艰难起点和重要历史拐点，社会主义新文明道路的开创与成功任重道远。

    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实践、道路制度层面上，都已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基本要素特征：

    经济已获持续快速发展的动力和环境，社会极具创新活力，同时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体现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的方向和要求。既超越了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也以超越“唯资本利益是瞻”的资本主义发展机制为制度构建和政策实施的方向。

    所有制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特别是坚持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确保了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而为全社会生产投资和社会财富占有总体上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提供必要保障。

    在市场经济转型中难以避免的贫富分化显现、传统计划经济的医疗、教育、住房福利崩溃后，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新体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正在重建逐渐覆盖全民的医疗、养老、义务教育、住房等民生保障体系，并已收到实效。

    坚持人民民主制度，不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推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现代化和党内民主，运用各种形式不断拓展人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使执政党的决策和政府的行为更好地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努力避免社会权力为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握。

    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成为社会共识。在对外关系上，高举开放和平合作旗帜，坚持和平发展、共利共赢、独立自主，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如此等等，中国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一个社会“是如何实现了病态的资本主义无法达到的经济稳定与民众幸福水平”，确实展示了社会主义新文明发展道路的曙光。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处于艰难起点和重要历史拐点，从现在起到今后一段时间，它必须面对多重严峻挑战，推进诸多复杂问题的解决，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的新文明曙光拓展开来并取得完全的成型和成功。我们无法绕过的主要问题有：

    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新文明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牢固的制度体制根基，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严重存在，与之配套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建设滞后，单纯追求GDP的体制性力量强大。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面临巨大压力和挑战。理论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声音持久而强大，实践上两种倾向都在影响和干扰新的与市场经济适应的新经济制度的形成：或以彻底改革建立完全的市场经济为理由要求放弃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最后底线，或强化固化不断壮大的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使其向脱离社会和全民的控制监督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方向发展。新文明道路的核心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构建乃至完善巩固，仍任重道远。

    还有，社会分配上劳动与资本占比过于失衡、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公、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保障问题还远未很好解决等问题。政治和社会管理上，民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权力过分集中、行政决策长官意志过强、人民群众对权力约束、制衡、监督缺位，腐败高发多发、政府公信力不高等十分突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自身改革和现代化的需要也日益紧迫。精神文化上，目前金钱万能、货币拜物教充斥社会是不争的事实，腐朽的封建主义影响仍随处可见，社会快速变化带来的价值观和道德迷失令人震惊，西方消费主义、奢靡之风日益显渐，重塑党魂国魂民族之魂、重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道路相适应的精神和文化力，迫在眉睫。在国际关系上，中国面对霸权主义和多边关系的一系列新挑战，开放中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共存共处下的自主发展也不断面临新挑战等等。

    这些问题的走向，都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和最终成败。把握世界文明发展和当代社会主义文明要素构成的时代趋向，切实从中国实际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出发，解决好这些问题，既学习借鉴当代发达国家人类文明成果又不陷入资本主义泥坑，在13亿人口的大国真正走出一条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新文明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影响世界走向的两种文明价值观

    姜述贤[477]

    当今世界存在两种不同的文明观，一是美国采用双重标准推销的西方自由民主文明观；另一种是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崇尚和平发展力量主张的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价值观。

    一 美国推销西方文明价值观政治攻势的破坏性

    美国推销的西方文明观，一是唯我独尊，只有西方文明最“优秀”，蔑视、丑化，甚至武力消灭其他文明。二是制造“文明冲突”，对其他文明要进行“民主改造”，干涉他国内政，颠覆主权国家政府。美国对外采用双重标准推销西方自由民主文明，打破主权国家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旨在制造分裂以掌控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保持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导权”，维护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攫取超额利润的“自由”。

    美国以西方文明划线把世界各国分为“进步国家”和“邪恶国家”、“独裁国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都是认为西方文明是最优秀的，必然要普及世界。美国从外部压诱兼施促使苏东剧变，“颜色革命”挤压了俄罗斯，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改造”了大中东，“阿拉伯之春”颠覆了一个又一个政权。美国推动“阿拉伯之春”干涉一些阿拉伯国家内政培植亲美政权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阿拉伯之春”变为“阿拉伯之冬”，但这些国家内部分裂，美国可以“再平衡”面目出现“分而治之”，操纵形势朝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新兴力量群体崛起，改变着世界格局，同时我们也要关注世界政治版图因美国的政治攻势正在发生的变化，尤其要关注美国通过推销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政治攻势在亚洲与我进行争夺“伙伴”的博弈。美国声称“重返亚洲”，气势汹汹地炫耀武力，同时又在我周边一些国家推销西方文明价值观，应当说已经有所收获。我们对美国的军事霸权要保持警惕，对美国推销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政治攻势的欺骗性和影响力以及所产生的破坏后果要充分关注和应对。

    美国的自由民主文明是美国人民长期斗争逐步发展的，但本质上没有超越金钱的“自由民主”。在美国这个“金元帝国”内，华尔街银行家和普通民众占有财富的“自由”、操控政府政策的“民主”权力是大不相同的。美国对外推销“民主价值观”采取双重标准，以是否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进行评判。借口“人权大于主权”颠覆他国政权，给这些国家带来灾难。一些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获得了独立自由，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自主权利方面有所成就。但是执政者没有适应民众变革、进步的要求，没有构筑起民主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掌政的利益集团垄断权力、贪污腐败，越来越脱离民众。普通民众特别是年青一代对统治者失望，期望从西方自由民主中寻找出路。在西方外来干预下政权更迭，激化了这些国家原有矛盾，各种思潮、各种派别、各种利益集团在“民主”潮流中各展身手，国家陷入无序争斗，政局动荡、内乱不止，经济下滑、民不聊生。美国推销西方民主文明的破坏性后果使广大民众的期望落空。

    二 中国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崇尚和平发展力量主张的文明价值观

    这种文明价值观的特点是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一是主张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认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每一种文明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实现自身文明的振兴、进步和发展，僵化停滞就要落后失败，照搬强加就会带来破坏和灾难。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性，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主权。二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不同文明存在差异，应该通过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开辟了一条人类文明进步的崭新道路，这就是在国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在新的历史时期，促进文明进步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都把两个文明建设全面发展作为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三大把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奋斗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把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作为重要任务。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肯定，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按照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会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国将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

    这条道路对外倡导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共同促进实现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的世界。2005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全面阐述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理念的深刻内涵。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和谐世界”理念时提出，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需要，第一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讲的是和平。第二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讲的是发展。第三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讲的是文明。他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应该以平等开放的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当今世界多元力量并存，不仅表现在国家之间，而且反映于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各国国内多元力量之间的矛盾，也应该从国家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互相包容、协商解决。“和谐世界”理念倡导，处理彼此关系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公平正义，符合各国人民共同愿望。

    三 中国充满信心继续同世界人民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有的西方学者编撰“无极世界”论，回避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国际局势很不安宁的原因，而把原因归于多种力量无序争斗。我国周边环境因美国“重返亚洲”、一些国家激化与我领土领海争端而动荡不安，因而出现我国战略机遇期即将终止的看法。党的十八大用辩证的战略思维全面分析世情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关键在于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应当充满信心。

    促进文明进步由信心变为现实，要看能否成功应对众多困难和挑战，首先是要把我国的文明建设搞好。我国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深入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确定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特别是提高领导干部的文明素质，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第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各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各种文明需要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僵化、封闭，就会背离人民群众追求新生活、变革求新的要求。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正是邓小平等领导人吸取其他国家文明发展的经验作出的决策。我国取得快速发展的成就，但不能自满，更不能自大。中国的发展坚持开放的发展，要学习不同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同时同各国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为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要立足于各国的国情，将西方文明模式强加于各国，干涉别国内政，只会带来灾难后果。第三，倡导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人类文明进步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在和平的环境中实现共同发展，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为此，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我国对外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运动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趋势

    武明江[478]

    社会民主趋势出现在19世纪后期，并且是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而来。和革命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是，这一趋势并不主张废除资本主义，而是寻求改革，通过议会斗争和加强民主来逐步减少不公平。这种趋势被划分为两种倾向：社会民主的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支持中产阶级，主张和平的斗争，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主要寻求知识界和工人的支持，并主张一些更激烈的行动方案。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他们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1918）都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各政党在评价这场战争性质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从而具有了对此战争相反的态度。支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人们一方面强烈谴责该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判断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极端危机的一个表现，并主张通过壮大无产阶级力量而把此帝国战争转变成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同时，社会民主主义党派站在了国家利益的一边，并在那场战争支持他们的政府。1915年，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各方之间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政治纲领，但事实上，第二国际在1916年就解体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列宁于1919年聚集了世界范围的共产党和工人政党并建立了第三共产国际，并计划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并建立像俄罗斯政府一样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府。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并没有加入该组织，因为他们不同意暴力革命。他们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律框架内通过议会进行斗争，以期引导资本主义向更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他们还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理想的民主形式，它完全可以应付资本主义的不良的一面。他们为此提出了3个如下的原则：

    第一，自由（个人自由，包括人民不受歧视的自由和依赖有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人的权利）。

    第二，平等和社会正义（每个人，包括那些有生理缺陷，有限智力和误导行为的人，都有权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和机会均等）。

    第三，团结（有团结的意识并支持受到不公正和不平等对待的受害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派在政治倾向方面的差异则加深了。虽然不赞成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行为，一些政党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废除资本主义。他们把它称为“通过民主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他们往往采取了与社会主义民主党派相同的名称。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形式在拉美国家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且这些激进的左翼政党常常将他们的追求与民族解放斗争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政党的行动自然遭到了右翼政党的猛烈反对，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智利的历史事件中有最好的体现。当时，智利左翼政党，包括共产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的联盟成为智利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力量，并且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他们支持参议员萨尔瓦多在1970年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而该民主社会主义党的主席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但是这些改革被由美国支持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打断。结果，智利不是沿着左翼政党的民主化改革方向前进，而是经历了近20年皮诺切特严厉的军事独裁统治。

    近年来，通过一些重要的改革后，一些左翼政党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恢复而从新在拉美政坛上找到了他们的位置。在许多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甚至在智利，这些党派都获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而成为执政党。

    同时，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没有参加“第三国际”[479] 的一些政党主张资本主义不应该和不能被消灭，而应被转化并注入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元素。他们经常保持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在一些国家，主要是在北欧地区，社会民主党曾长期执掌政府权力并根据他们的政治目标推行了大量的政策。其中，瑞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瑞典王国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自19世纪结束以来，国王只是拥有名义上的权力，实际上政府由以总理为首的内阁管理。从1932年到2006年，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掌政权[480]，并采取了很多典型的“福利国家”的政策，比如提供教育，医疗，保险等主要社会经济福利。其他福利，国家也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因为它通过鼓励，组织，甚至使用他们的权力而迫使私营经济团体和社会组织提供相关福利（主要是通过税收）。1969～1986年期间被认为是瑞典在首相奥洛夫·帕尔梅的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下最成功的时期。当然，除了社会经济成就之外，瑞典也面临着很多问题。自1970年以来，瑞典经济出现停滞。特别是在1990年，国家陷入危机，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受到了批评并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趋势出现。在2006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以130/371的席位获得了最高的票数（35%），但仍没有足够的席位去组建内阁。而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领导的中庸党只赢得了97个席位（26.2%），但却因与三个其他中间偏右的政党（即中心党，人民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结成同盟而组建内阁。结果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他们的执政党地位。新内阁在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并开始减少税收，减少福利补贴，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等等，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作为反对党在议会拥有35%的席位，社会民主党仍然在瑞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福利国家”的北欧正在经历一个艰难时期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在其他地方则倾向于占主导地位，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他们的政府实施的政策试图将提高社会福利与促进经济增长结合起来。

    一些思考：

    ——政党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流行的政治实体。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遵循了多党制度，有的甚至有数以百计的政党。但是，政党数目主要反映的是政治文化的多样性，它和自由、民主的水平没有联系。

    ——在拥有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少数北欧国家在本质上有许多政党参与政治（即，许多政党都有执政的机会）。在其余国家中，常常时候只有一党独大，或者是两党轮流执政。毕竟，他们的理念是权力受到监督，而反对党的存在则是权力监督的一种形式。因此，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有效的权力控制体制，而真正的民主控制则是人民的控制，但这是很难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实现的，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才有这个优势。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中，除了共产党——一个为劳动人民争取权力和利益的组织——之外，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也这些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化和进步做出不少重要贡献。自从美国以反恐的名义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以来，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支持社会民主政党的趋势。

    ——近年来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上升至主导地位的趋势表明世界上不同国家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并没有形成共识。相反，对民主，公正，和文明社会的渴望，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却一直在燃烧着。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尝试创新的成功将成为世界一个巨大的鼓励。

    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前景

    黄宏[481]

    目前，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生态问题，如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破坏、植被减少、沙漠化加剧、食品和水严重污染等等，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食物和能源等基本条件都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是谁把人类置于了这样一个危险的境地？一些信奉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人，把它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谋求自身的发展，这是舍本求末。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从根本说，是资本主义资本无限制扩张、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实行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所信奉和推行的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无限制地放纵人性的占有欲望，推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资本主义在“追求自身幸福权利”的旗帜下，奉行征服自然的自由主义而造成对环境生态巨大破坏的结果。

    早期资本主义掠夺式的扩张造成的生态破坏，曾经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严厉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一系列著作中，反复强调必须实现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贬低。”马克思恩格斯警告世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我们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人类生态造成的破坏，表现了科学的预见，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而上世纪的罗马俱乐部以及绿党和生态社会主义者，也都对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掠夺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造成的巨大危机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发出了警惕我们居住的星球毁灭的警告。

    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在似乎是重视生态文明了，也在倡导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呼吁保护环境，保护生态，并力求维持一种唯有其能充当国际生态裁判的话语权，推行与政治、外交上的霸权主义相呼应的生态霸权主义。这表现在：

    其一，继续把一些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使其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低端的、低附加值的、高污染的产业让你去做，中国成了所谓的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这既是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不得不吞下的苦果，是不得已而作出的一种历史的选择，但其中不能不说也有着西方国家转嫁生态危机、使被转嫁者成为“污染天堂”的险恶用心。你吃了这副药，就得再吃下副药。很有点当年鸦片进入中国的味道。在这点上，我们不能笼统地把中国与西方国家出于互利需要，把西方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提供的机遇和条件，都说成是转嫁生态危机，但也不能一味颂扬西方国家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了世界工厂，也要看到其中潜在的危机和危险。如果说，在我国工业化初始时期，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明知引进的一些项目是高污染的，而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不作出一些牺牲的话，那么在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就决不能再以牺牲环境、生态，牺牲我们蓝天、白云、绿水、空气为代价，而换取一时的GDP了，我们也要响亮的叫出“生态也是硬道理”。

    其二，要坚决反对生态霸权主义，不能把生态文明的话语权完全交给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建设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国际合作，也需要制定一些体现人类文明所必须共同遵守的规则和规范。早在1972年，联合国首次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就高度重视，并派出了由多个国务院重要部门20位成员参加的代表团。我国一直积极倡导和支持全球领域的资源环境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各种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我国已加入22项环境公约、7个议定书、5个修正案，内容涉及大气、危险废物、自然保护和陆地生物资源等方面。同时，不断拓展和深化我国与国际间的双边环境合作，已经同美国、日本等40多个国家签署了核安全合作双边协定或备忘录，双边合作已遍布全球，共同来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态霸权主义，企图垄断对全球生态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不仅把全球生态危机的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不区别历史条件，不承认差别，不承认能力的不同，实行绿色贸易壁垒，企图以此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国加入WTO后，就成为“绿色贸易壁垒”限制进口最多的国家。美国等发达国家，明明知道某些稀有金属的开采，在技术条件达不到的情况下，掠夺式的开发，不仅破坏资源，而且污染环境，但是在其双重标准下，他对你的控制生产还要予以惩罚，而他们自己的资源则封存起来。对这样的生态霸权，我们理所当然地要予以揭露和反对。

    其三，打铁要靠自身硬。我们要进一步贯彻好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设想，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站在世界生态文明的前列，更好地反击生态霸权主义。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当前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承载力已经不堪重负，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我国的耕地、草原、森林、淡水等资源总量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1/3、1/4和1/8，石油、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均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十分之一，更严重的是资源利用的浪费和低效率十分惊人，每万元GDP消耗原煤是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0倍，万元工业产值用水，也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这些都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西方国家推行生态霸权，为我国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提供了口实。我国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真正成为硬指标，走在世界的前列，才能真正打垮西方的生态霸权主义，为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生活家园，作出更大的贡献。

    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形势严峻，但是由于我国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对于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形势，我们是有充分的信心的：

    第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突出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它反映了我们党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关照全局的全球视野，是一种把握未来、把握规律的生态自觉，必将警醒全党、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美好家园而努力。

    第二，我们高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旗帜，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决定了我们享有巨大的制度优势和价值观优势，我们党已经明确把科学发展观纳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生产目的上，我们不是为少数人攫取社会财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服务，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切实纠正一切偏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所谓GDP经济、政绩工程，切实转变生产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30年的快速发展、持续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为我们解决目前的生态困境，打破西方的“绿色壁垒”，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可以以更大的财政投入，来解决生态问题，我们可以不再受制于人，更好地吸取世界各国工业化的经验教训，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走出一条现代文明的发展之路，也就是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第四，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全国人民形成更文明、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纠正一切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消费主义倾向，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而消耗的自然资源却占世界总消耗量的55%，也就说，占到了世界的一半以上，这才是世界生态危机的最大制造者。我们要教育人民，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总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是光明的。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设想，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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