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两个渔夫有着不同的人生结局
一般传统伦理认为欲望是万恶之源，但在经济学家眼中，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这种利己，是人生存时对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需求。这种需求，就是欲望。
经济学家认为欲望是人自身提高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正是由于欲望的无限性，人才会不断提高，社会才会不断进步。经济学家把欲望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吴宇森的电影《赤壁》里面，曹操也说欲望使人年轻。不过，欲望并不意味着无止境的贪婪。
大海边住着两个渔夫，第一个渔夫每天只打几条鱼，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掉，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剩下的时间，他就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第二个渔夫则不同，他每天起早贪黑，不停地打鱼。第一个对第二个的做法感到很不理解，便问道：“你这样不停地打鱼，是为了什么？”第二个渔夫说：“为了挣更多的钱。”
第一个很疑惑，回答道：“咱们卖鱼的钱够用了，你要钱做什么？”
“有了更多的钱，就可以买一条大船。”
“买船又是做什么用？”
“打更多的鱼，卖更多的钱。”
“你要那么多钱做什么？”
“我要用更多的钱买更多的船，组建船队。”
“要船队干什么？”
“去赚更多的钱。”
“你一定是疯了！”第一个渔夫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个渔夫没有理会他的惊诧，得意地说：“等我有了足够的钱，就在海边修一座别墅，雇人打鱼，然后我就可以在沙滩上悠闲的晒太阳了。”
第一个渔夫很不以为然：“你看我现在不正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么？你何必费这么大劲呢，现在跟我一起躺着吧！”第二个渔夫听了，不再理会他，继续去打自己的鱼。
几十年过去了，第二个渔夫经过艰苦的打拼，已经成为一家渔业公司的大老板。他在海边建起了一栋豪华别墅，没事的时候他会躺在院子里悠闲的晒太阳。而第一个渔夫，已经变成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他依然靠打鱼为生。不过他的体力已不及当年，早已没了躺在沙滩上睡觉的闲工夫，他每天倾尽全力打的鱼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相同的环境，不同的欲望，让两个渔夫的结局不同。有欲望是好事，但过分追求反而会适得其反。欲望是人正当的要求，它与人满足欲望的能力应该是匹配的。欲望是以自己的能力可以满足的，或通过正当途径的努力可以实现的，贪婪则是要去满足无法实现的欲望。
欲望和贪婪有着不少共通点，这两者间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马斯洛将人类的需求分为几个层次，只有在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新的欲望，而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人的正常欲望应该随能力的提高而产生。
比如，一个有能力的人想买一辆车是正当的欲望，还能促进汽车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但一个食不果腹的人想马上要一辆汽车，就属于贪婪。不切实际地想做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会使欲望变为贪婪。
明代有位名叫刘之卿的人，在他写的《贤奕篇》里面有个“王婆酿酒”的寓言。
王婆以酿酒为生，有个道士常到她家借宿，一共喝了几百壶酒从没给过钱，王婆也不和他计较。这天，道士对王婆说：“我喝你那么多酒，也没钱给你，就给你挖一口井吧。”井挖好后，里面涌出来的全是好酒。
王婆一下子发了大财，道士在云游四方后又回到王婆家，问她酒好不好。王婆回答道：“酒倒是好，就是没有用来喂猪的酒糟。”道士听说，哈哈大笑，顺手在墙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卖，还道无酒糟。”写完便扬长而去，这以后那个井里再也不出酒了。
井里出酒，这已经满足了王婆卖酒的需求了，她仍希望井里既出酒又出酒糟，显然这是王婆不正当的欲望。于是欲望变成了贪婪，道士收回了法术惩罚了王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肯定了由欲望产生的利己的合理性，但他严格区分了利己与贪婪。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又说明利己的人应该如何控制自己的私欲和行为，使得由利己的人构成的社会也是一个有道德的社会。亚当·斯密是明确反对贪婪的，他承认利己，但又要求以道德克制贪婪。
欲望推动人努力工作，而贪婪会使人犯罪。当你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想买车，你就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工作，这都有利于整个社会。但如果是贪婪，每天只想迅速发财，就很可能走上犯罪之路。
防止欲望变为贪婪的办法，就个人而言是提高自身的道德自律。但仅仅依靠自律显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社会还需要有制度上的防范，这就是法律的威慑力。对那些贪婪犯罪者的严惩正是要给其他人以警示，正如道士对王婆的惩罚是她连酒也得不到一样，道士不仅是在惩罚王婆的贪心，而且还是在警告后人别学王婆的样子。
人的欲望是止境的，一个欲望满足后，会产生新的欲望，永无止境。正是这种无限性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从这种意义上说，欲望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如果人没有了欲望，没有了满足欲望的追求，社会就无法进步。经济学家对欲望的肯定是历史的进步，我们需要的做的是，把控好欲望，不要放任它变成贪婪。
为什么到了婆家不能一直做好事
《世说新语》贤媛篇里有这样一则故事：三国时，吴国有个叫赵姬的女人，闺女出嫁前，她神色凝重地叮嘱道：“到了婆家，你可千万不要做好事吆。”闺女不解，思考后小心翼翼问母亲：“您不让我做好事，那我可以做坏事吗？”母亲立刻正色道：“好事都不能做，更何况是坏事！”
这位母亲正是深谙“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母亲担心女儿一直做好事，婆家会认为这个媳妇天生就是这样，对她所做的好事不会记上心，反而会有更多的要求，甚至不允许她日后出现一点点的细小差错。
余嘉锡在其《世说新语笺疏》中为赵姬的话语心生感慨，他说：“盖古之教女者之意，特不愿其遇事表暴，斤斤于为善之名，以招人之嫉妒，而非禁之使不为善也。”好事不是不可以做，怕的是他人习惯了这样做，甚而认为天生就该这样做。最可怕的是，说话管用的人把做好事者当典型，号召大家来学习，搞得做好事的下也下不来，坏也坏不了，苦不堪言。
1938年，茨威格写了一部小说《同情的罪》——奥匈帝国年轻的军官霍夫米勒偶然结识了贵族姑娘艾迪特，艾迪特下身瘫痪，不能行走。霍夫米勒对艾迪特的不幸深表同情，经常怀着悲悯的心灵去探望她，抚慰她。时间久了，艾迪特爱上了英俊善良的霍夫米勒，她认为霍夫米勒是出于对她的爱才到自己家里来的。后来，艾迪特向霍夫米勒表达了对他的爱意，霍夫米勒随即陷入苦恼当中，因为他的初衷与艾笛特希望的结果南辕北辙。
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第一次为一个人提供帮助时，他会对你心存感。第二次，他的感恩心里就会淡化，到了N次以后，他简直就理直气壮地认为这都是应该为他做的，甚至当没有了这种帮助时，他会对施助者心存怨恨。
古时候，有两户人家是邻居。两家平日里相处得不错，关系很融洽。两家都以种田为生，其中一家的人更勤奋一些，家中条件也更宽裕。
有一年遇上旱灾，两家都颗粒无收。穷家每年都没有多少富余，就指望着田里的收成过活，眼看着一家人就要饿肚子了。而富家因为往年有结余，家里有不少储备的粮食，看到邻居家有困难，富家送去了一升米，解了穷家的燃眉之急。
因为这一升米，穷家才没有在灾年饿死。度过灾年后，穷家家长专门去富家拜谢。交谈之中，又提到穷家现在连吃饭都很困难，下一年的种子更没有着落。于是，富家再一次表现慷慨，又拿出一斗粮食给穷家。
回家后，穷家一家人商量这一斗粮食应该怎么分配。分来分去，最后发现，除了吃以外，这斗粮食根本不够明年地里的种子。于是，穷家开始抱怨起来，觉得富家太过分了，既然有富余，就该多给他们一些粮食。心里有了怨气，就难免到处说富家坏话。
没过多久，富家也知道了穷家的抱怨。富家人非常生气，心想：“我白送你们这么多的粮食，不仅不感谢我，还到处说我坏话，太不像话了。”于是，断绝了和穷家的来往。
本来关系挺好的两家人，却因为由一升米提高到一斗米而成为仇人。这就是俗语中常说的“一把米养个恩人，一斗米养个仇人”
一个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得到一把米，能解决他的生存问题，他自然会感激不尽。不过，如果继续给他米，那么这个人就会觉得理所当然，慢慢会变得心安理得。一把米已经不够了，两把、三把，甚至更多，对他来说，欲望已经被放大。
施恩不图报，这是很多人帮助他人的初衷。然而，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走向了“理所当然，恩而不谢”，你还能坚持把好事做下去吗？
为什么年轻人会拒绝做百万富翁
欧洲有一句俗语：无知和疾病之外，再无贫穷；学问和健康之外，再无富裕。可惜，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却没有认识到这点。“年轻时拿钱换命，老了之后拿命换钱”竟成了被大多数城市工作狂接受的“真理”。甚至有人说：“不趁着年轻多加加班，怎么为以后看病攒点钱。”
小李大学刚毕业，找工作的过程中不断碰壁，心灰意冷。面对人才市场的激烈竞争，小李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优势，整日里愁眉苦脸的。
一天，爷爷看到唉声叹气的小李，便问“你现在年纪轻轻的，怎么一天到晚无精打采的？”。小李郁闷的心事正要向人诉说，于是把找工作的经历告诉了爷爷，最后还感慨一句：“我的资本再雄厚一点，就不至于这样了！”
“资本，你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呢？”爷爷对小李的感慨很有兴趣。小李回答道：“找工作的资本，比如名校文凭、各种等级证书，最重要的是钱。有了这些资本，我就不愁找工作了。”
爷爷听完小李的抱怨，笑着说：“那我现在给你一百万，让你变成我这样的老头，你愿意吗？”小李很惊讶，不过他很快拒绝：“我还有好多理想没有实现，还有好多人生乐趣没有感受过！”爷爷又追问道：“那再给你一百万，让你的身体得一种疾病呢？”小李想了想，再一次拒绝了。
爷爷依然微笑着说：“好，如果再多给你一百万，让你成为一个植物人，不用再思考和烦恼了，你答不答应？”“不行。”小李坚定地摇了摇头。
在一系列追问后，爷爷问小李：“那你现在算一算，刚才有几个一百万已经成为你的资本了？”
小李听完爷爷的话，一下醒悟过来。原来小李的苦恼在于只学历、金钱等有形资本，而没有看到自己拥有年轻，健康，这些宝贵而无价的资本。
有投入也有产出。正如爷爷和小李说的，健康是创造财富的资本，同时，健康还能带来舒适和快乐。身体健康的人，往往比身体不健康的人更容易快乐；而精神健康的人，有较好的自我调试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心情愉快的时候会比精神不健康的人多。
经济学将健康也定义为一种商品，需要投入成本，也有收益。健康的投入成本因人而异，包括日常保健、休息和锻炼的时间，还包括个人医疗的花销。
李先生是一家著名广告公司的创意主管，虽说工作、生活都还算过得去，但地位、收入都平平。他不甘心，四处活动，做了好几个兼职，一个星期几头跑，名声大了，腰包鼓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际，身体向他抗议了，他用一个字来概括：累！每晚回到家里，觉得骨头都要散架了，一上床那些莫名其妙的梦便来烦他。
正如一位管理学家所说：“心态是幸福的源泉，财富是价值的体现，健康是成功的本钱。”健康是成功人生的前提，也是人生成功的可靠保证。在职场上，纵使你有超常的智慧和能力，如果没有身心健康作保证，也很难取得成功。
陕西省作协主席路遥，创作小说《人生》时已身患重病，差点儿撒手人寰。为路遥治病的老中医劝他不要太玩命，但路遥却说反正时间不多了。几年后，一部反映中国当代青年成长经历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立刻引起了轰动。《平凡的世界》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长篇小说领域里的制高点。然而不久以后，心力交瘁的路遥与世长辞。
青岛啤酒的前任总经理，被称为“中国啤酒行业的彭大将军”的彭作义，也是因工作的过度劳累严重影响了健康，终在2001年7月的一次游泳时，不幸因心脏病突发死亡，“壮志未酬身先死”。
虽然健康并非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却是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金钱可以在短时间内积累，但是健康却需要长久的规划。不要在失去健康、为病魔缠身之后，才恍然大悟，后悔莫及。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空的袋子站不直。”没有健康身心的人，就像一个空袋子，价值是不值一提的。健康是1，其余都是0。无论你想要财富、爱情还是美貌，首先，请投资好自己的健康。
为什么坏东西是不是越少越好
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区里，人们为了保护鹿，就消灭了狼。鹿没有了天敌，生活很是悠闲，不在四处奔波，便大量繁衍，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致使瘟疫在鹿群中蔓延，鹿群大量死亡，竟然出现了负增长。
后来护养人员及时引进了狼，狼和鹿之间又展开了血腥的生死竞争。在狼的追赶捕食下，鹿群只得紧张地奔跑以逃命。这样一来，除了那些老弱病残者被狼捕食外，其他鹿的体质日益增强，鹿群仍显得生机勃勃，恢复了往日的灵秀。
鹿群的故事表明自由坏东西是非常必要的，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如果没有坏东西，好东西也很难继续生存下去。
试着设想一件“好商品”的对立面即“坏商品”。如前所述，一件“坏商品”就是任何一件对人无用或令人不满的事物。一件“好商品”并不是越多越好，那么，一件“坏商品”呢？是不是越少越好，直到“一点都没有”（其存量为“零”）就最好呢？
譬如，在大多人看来，污染不是个“好事”，也就是说，是个“坏商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更少污染就一定优于更多污染呢？换句话说，100个污染颗粒物是否就好于1000个污染颗粒物，而一点污染都没有（零污染）就好于10个污染颗粒物呢？当然，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经济学家会告诉你：“坏商品”与“好商品”往往是紧密相连的。
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人认为驾车兜风是件“好商品”，但驾车不是一种“无污染运动”，轿车排出的尾气同时会污染空气。我们试图减少污染排放量，但污染或多或少总是存在的。你认为多数人会愿意为了达到零污染而放弃驾车吗？实际上大多数人会说，存在一点污染并能驾车兜风，相对于零污染而完全放弃驾车兜风，前者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简言之，适度污染可能优于零污染。
对装着水肺的潜水员来说，空气是稀缺品，但对大学课堂里的学生来说则是标准的免费品。温暖的热带阳光对巴哈马群岛土生土长的孩子来说是免费品，但对从密尔沃基出发去热带度寒假的一家人来说则是稀缺品。
要是所有东西都是免费品就好了！那样就没有人有稀缺性的问题，没有人要付出代价，也没有人需要权衡或选择了。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天堂就常常被描绘成这样。问题是，我们在人间，就得面对稀缺性。我们不能想要什么就一下子都能得到。我们必须选择。
1984年巴西通过了一项法令，禁止任何外国计算机的进口，其目的是对处于初级阶段的巴西计算机产业的发展提供保护。这个法令得到了严格有效的执行，不过，法令执行后的最终结果却是令人惊讶的。
巴西生产的计算机，在技术上比世界水平落后了许多年，而消费者却需要支付2倍或3倍于世界市场的价格。这项法令使巴西消费者每年要多付出9亿美元的代价。同时，由于巴西的计算机价格太高，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巴西的众多计算机公司无法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产品获得经济效益。
计算机的高价极大地损害了巴西的经济，1990年巴西经济部长卡多索·德·麦罗不得不承认：“由于这一不理智的爱国主义，我们变得更加落后，计算机产业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巴西其他产业的现代化。”
到1992年，巴西政府正式宣布放弃计算机进口禁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商场中便摆满了各种进口的电脑。巴西本国的计算机研究水平也得到直线上升，很多计算机公司开始从计算机改革中获益。
巴西政府最初的禁令显然是不符合经济市场的，一味闭关锁国是不懂经济的表现。在没有外来竞争对手的环境下，巴西的计算机产品能够得以生存，但缺乏竞争力，而且与整个世界的经济市场脱轨，最终只会面临着被淘汰的尴尬境地。计算机禁令让巴西吃了大亏，巴西政府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不仅如此，还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坏东西”。如果好东西是多多益善，那么，你一定已经猜到了，坏东西就是越少越好的东西。夏天的蚊虫叮咬、洛杉矶的烟雾、“9·11”的恐怖，就是坏东西的一些例子。别忘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好东西和坏东西的概念都是主观的。以我们两位作者为例，勃特克讨厌蓝草音乐，而普雷契特科则很喜欢。我们无法确知保罗·海恩对这种音乐是爱憎分明还是持无所谓的态度。一个人认为是坏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很可能是好东西，对第三个人也可能无所谓好坏。
为什么三分利息生意吃饱饭
有人问李泽楷：“你父亲教了你一些怎样成功赚钱的秘诀？”
李泽楷说，赚钱的方法他父亲什么也没有教，只教了他一些为人的道理。李嘉诚曾经这样跟李泽楷说，你和别人合作，假如你拿七分合理，八分也可以，那么拿六分就可以了。
不愧是首富，眼光的确长远，一时的吃亏可能收益变少，但正因为这种吃亏，让更多人愿意与他合作。虽然他只拿了六分，但因此多了一百个合作人，就是拿六分的一百倍收益。假如一开始拿的是八分，后来合作者会由一百个人缩减为五个人，最后是亏是赚可想而知。
所以，做小生意讲究的是做事，做大生意讲究的是做人。李嘉诚一生与很多人进行过或长或短的合作，分手的时候，他总是愿意自己少分一点钱。如果生意做得不理想，他就什么也不要了。这种愿意吃亏的风度，是种大气量，也正是这种风度和气量，才有越来越多的人乐于与他长久合作，他也才能够越做越大。“泰山不让土壤，方能成其大；江海不拒细流，方能成其深”。
据说有个砂石老板，没有文化，也绝对没有背景，但生意却出奇的好，而且历经多年，长盛不衰。说起来他的秘诀也很简单，就是与每个合作者分利的时候，他都只拿小头，把大头让给对方。如此一来，凡是与他合作过一次的人，都愿意与他继续合作，而且还会介绍一些朋友，再扩大到朋友的朋友，也都成了他的客户。人人都说他好，因为他只拿小头，但合作的人多了，小头就成了最大的大头，他变成了真正的赢家。
俗话说“三分利吃饱饭，七分利饿死人。”利润微薄，但容易在价格上形成优势，从而靠销量占优势来弥补价格上造成的损失。小本经营资本相当有限，最怕造成商品积压，资金转不了，成为死钱，包袱越背越重，影响下一步的经营，形成恶性循环。薄利多销尽管道理明白，却是小本经营者最易忽视的经营方针。市场上人格欺诈行为多体现在小公司、小商贩身上，最终害人又害己，成为短命生意。
2008年3月29日，两名学生到郑州保罗国际美容美发店理发，2人分别选择了只有几十元的消费项目，但最后却被告知共消费了1.2万元。
两名高校女生在“保罗国际”剪发过程中，店长金小英授意美发师程勇、杜海非为二人多做项目增加消费。程勇、杜海非明知二人选择的是38元和68元的“洗剪吹”，却采取不告知价格的方法，以二人头发有缺陷为由，诱骗二人接受多项服务。其间，叶剑文指使程勇、杜海非必须让二人办理该店9800元的会员卡。当晚8时许，二人结账时被索要7826元理发费。在二人无力支付以上费用时，金小英、程勇、杜海非为达到叶剑文的要求，强迫二人联系同学筹钱，并看管二人直至当晚10时许，二人借到钱后以9800元办理了该店会员卡并用于支付“理发”费用6013元（打折价）后才得以脱身。
天价理发店被曝光后，当地工商部门很快介入了此事，天价理发店也被关闭。
其实很多短命生意大多是因为一些人追求短期利益而伤害消费者的利益而遭到了消费者、合伙人的唾弃而造成的。
这个世界经营生意真正的良方就是一分利吃饱饭，无论是做生意赚钱还是拿工资赚钱，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索取的度，超过了这个度，我们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发”作为一项有偿性服务，其定价必须遵循价值规律的基本原则，即价格不能过分远离价值。“1.2万元”的天价理发无疑偏离了“理发”这项服务的基本价值，这明显是商家的消费欺诈行为。“天价理发”已经不是单纯的商品价格定价过高，而是涉嫌犯罪了。
为什么再好的东西多了也不好
从前，森林里有个农夫，他过着清贫的生活。有一天，农夫在森林里砍柴，看到一只母鸡在四处找食。农夫见这只母鸡蛮可怜的，就收养了它，还给它搭了个窝。
一天傍晚，农夫在鸡窝里发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枚金鸡蛋！农夫把金蛋藏了起来，到第二天，他又发现了一枚金蛋。农夫觉得很奇怪，就藏在鸡窝边，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没过多久，那只母鸡走进了鸡窝，一会就“咯咯咯”地跑了出去，而鸡窝里已经多了一枚金蛋。
从此以后，农夫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母鸡。给它梳理羽毛，喂最好的饲料。农夫的生活慢慢富裕起来，他给自己盖了新房子。后来，农夫又买了几十亩地，雇了十几个仆人，每天下一个金蛋的母鸡已经不能满足农夫日益膨胀的欲望了。
于是，农夫买来了催产素，加到母鸡的饲料中，他希望母鸡每天能多下几个金蛋。可是，母鸡因为摄入过多的催产素，身体素质下降，一天天的消瘦下去，金蛋也越下越少。最后，母鸡连一只金蛋也不下了，农夫又回到了从前贫穷的生活。
农夫不懂得凡事都有“度”，他贪婪地想让母鸡多下金蛋，不会适可而止，最终只落得一无所获。
农夫的行为符合一个简单的规律，任何事物都要保持一定的数量界限。在一定界限内，量的改变不影响质，而一旦超出这个界限，量的变化就会引起质的变化。
这个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在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克雷洛夫的寓言《杰米扬的汤》中也有体现。寓言中说，主人公杰米扬用鲜美丰盛的鱼汤款待客人。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他一盆接一盆地请客人吃，没有休止，最后客人忍无可忍，落荒而逃，从此再也不敢登门。
寓言中的杰米扬和农夫一样，没有把握好事物的数量界限。虽然鲜美的鱼汤是待客的好东西，但一盆接一盆地喝，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量呢？于是，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最佳均衡量”的说法。任何一件东西的最佳均衡量，是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消费量。如何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这个消费量上停下来，就是“适可而止”。一旦超过这个消费量，就会适得其反。
比如在朱时茂和陈佩斯的小品《吃面条》中，陈佩斯一上来就风卷残云般把第一碗面条吞下去了。这个时候他正饿得不行，这第一碗面条对陈佩斯的效用是最大的。结果，朱时茂觉得镜头不够理想，还得重新拍。而陈佩斯此时也还没吃饱，所以第二碗面条也很轻松吃完，不过效用已经不及第一碗了。当第二碗也不算，需要从头再拍的时候，第三碗的边际效用对陈佩斯来说，已经成为负担了。继续吃下去，肚子难受，效用已经递减成负数。
再好的山珍海味让你天天吃，你也觉得没有味道。为什么有许多男人明明有如花似玉的老婆，却还要出去“鬼混”？根本原因就在于，整天与老婆耳鬓厮磨的边际效用递减，他们需要寻找点新鲜的刺激。
在欧洲的一个普通小镇上，人们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一天，小镇上来了一个巴西人，他向镇上的人介绍说，自己名叫卡卡，来这里见见世面，顺便看看能不能找点活干。
很快，卡卡就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卡卡是个聪明的小伙子，他很用心的工作，迅速掌握了镇上居民的口味，他觉得自己可以在镇上获得更大的发展。
过了一年，卡卡攒下了一笔钱。于是，他在镇上租下了一间小房子，开了一家专门卖巴西烤肉的餐馆，推出了一种口味独特的卡卡烤肉。卡卡的烤肉，既有传统巴西烤肉的特色，又非常符合当地居民的口味。卡卡烤肉在这个欧洲小镇上慢慢畅销起来，每天都能够卖出去上百斤。卡卡的小店也成为当地最有名气的烤肉店。
有一次，卡卡的一个老朋友迭戈来看望他。老友的到来让卡卡非常高兴，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招牌烤肉款待老朋友。卡卡给迭戈端来了一份烤肉，迭戈看着散发着热气的烤肉，香气扑鼻，忍不住垂涎三尺。迭戈切下一小块放入口中，细细地品味了一番。烤肉外焦里嫩，口感非常棒。迭戈对卡卡的手艺大加赞赏，第一份烤肉被他一扫而光。
卡卡看到迭戈这么爱吃烤肉，又给他端来了三份分量十足的烤肉。迭戈还在回味第一份烤肉的美味，一看卡卡这么热情，于是他又拿起刀叉吃了起来。
吃第二份烤肉的时候，迭戈仍然觉得烤肉的味道很不错，只是已经没有第一份那么诱人。迭戈在吃完第二份烤肉后，已经很饱了，再拿起第三份的时候，他开始有些为难。勉强吃了半份后，就再也咽不下去了。这时，迭戈忽然发现卡卡的烤肉，味道并没有特别之处，甚至还有点过于油腻。
其实，卡卡的烤肉并没有什么问题。烤肉的味道始终是美味的，所不同的是，第一份烤肉和第三份烤肉带给迭戈的不同感受。烤肉的品质相同，但迭戈感觉到第一份烤肉又香又嫩，而第三份烤肉则过于油腻。同样的烤肉，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
实际上，每种事物都有一个“最优均衡量”，只有在达到这个最优均衡量的时候，事物才会带给人们最美好、最幸福的感觉。那这个最优均衡量究竟应该是多少呢？
经济学家对此的回答是：任何一件事物的最优均衡量，都是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消费量。这就是所谓的“恰到好处”，即边际收益恰好等于边际成本。这个时候的消费量既不多也不少，人们感受到的事物处于最理想的状态。如果停留在这个消费量上，幸福的感觉就能恰到好处。
就像迭戈吃烤肉一样，第一份和第二份都给他留下不错的感觉，那时他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大体相当，正是“恰到好处”。迭戈如果在这个时候适可而止，不再继续吃烤肉，那他会对卡卡的烤肉留下美好的印象。不过，迭戈选择了吃第三份烤肉，这样边际效用递减的效果就相当明显了，烤肉最终给迭戈留下了油腻的坏印象。
就卡卡烤肉而言，对于迭戈来说，最恰到好处的分量是1-2份。如果迭戈能够保持在这个范围内，相信每一次吃烤肉，对于他来说，都是美好的；而一旦过了个消费量，迭戈只会对烤肉增加“恐惧”。
罗斯福是历任美国总统很著名、很受尊敬的一位，因为他曾三次连任美国总统。后来，有记者就这件事采访他，问他对连任三届总统有何感想？
罗斯福总统一言不发，只是拿出一块三明治请记者吃。摸不着头脑的记者，只好把三明治吃下去。可没想到，总统又拿出第二块，接着是第三块。
记者赶紧婉言谢绝，这时罗斯福笑了：“现在你该知道了，我连任三届总统是什么滋味？”
在炎热的日子里，喝一杯冰饮会使你感到神清气爽。喝第二杯，感觉也不错。但如果喝第三杯、第四杯甚至更多杯，感觉会怎样？如果说第二杯冰饮带给你的满足感跟第一杯一样的话，第三、第四、第五甚至第十杯冰饮，给你的满足感还能跟上一杯一样吗？
欲望与效用的幸福怪圈
为什么萝卜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兔子和猫无意间争论起一个问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兔子抢先说：“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就是萝卜，那股清香味儿，特别是秋天的萝卜，吃起来还甜滋滋的。我一说就要流口水。”
猫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说：“我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鱼更好吃的东西了。你想想，那鲜嫩的肉、柔软的皮，嚼起来又酥又松。只有最幸福的动物，才懂得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东西。”
它们两个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争论了好久，还是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去找猴子来评理。
猴子听了他们的意见，都不同意。他说：“你们都是十足的傻瓜，连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们吧，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桃子！”
兔子和猫听了直摇头，说：“我以为你要说别的什么，没想到你会说桃子，那玩意儿毛茸茸的，有什么好吃的？”
兔子、猫和猴子对不同的食物各有偏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也是因为效用的作用。消费效用，是指消费者从商品和劳务的消费中获得的所有满足，例如人们在饥饿的时候会产生食欲，消费食品就可以使食欲得到满足。
正如俗话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喜欢抽烟，那么香烟对于他而言效用就很高，但对于一位不愿意闻烟味的女士来说，香烟就是效用很低甚至是负效用。很显然，在做决定的时候，烟民自然会把香烟视为至宝，而女士们可能更钟情于化妆品或者衣服之类的东西。
一个农民独自在原始森林中劳动和生活。他收获了5袋谷物，这些谷物要使用一年。他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人，因而精心安排了5袋谷物的计划。
一袋谷物为维持生存所用。第二袋是在维持生存之外来增强体力和精力的。此外，他希望有些肉可吃，所以留第三袋谷物来饲养鸡、鸭等家禽。他爱喝酒，于是他将第四袋谷物用于酿酒。对于第五袋谷物，他觉得最好用它来养几只他喜欢的鹦鹉，这样可以解闷儿。显然，这五袋谷物的不同用途，其重要性是不同的。假如以数字来表示的话，将维持生存的那袋谷物的重要性可以确定为1，其余的依次确定为2、3、4、5。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一袋谷物遭受了损失，比如被小偷偷走了，那么他将失去多少效用？
故事中的这位农民面前唯一合理的道路，就是用剩下的四袋谷物供应最迫切的四种需要，而放弃最不重要的需要。而最不重要的需要，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边际效用最低的部分。庞巴维克发现，边际效用量取决于需要和供应之间的关系。要求满足的需要越多和越强烈，可以满足这些需要的物品量越少，那么得不到满足的需要就越重要，因而物品的边际效用就越高。反之，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低。
经济学家认为，人之所以执著地追求幸福，就是因为幸福能给人带来效用，即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农夫拥有的五袋谷物，就好像是幸福能为我们带来的不同层级的效用——有健康，有美食，也有精神的享受。我们追求幸福其实也就是为了追求需求的满足，幸福效用的实现。不过，幸福终究逃不脱边际效用递减的厄运，好不容易实现的幸福很快就会让你不满足，追求幸福的道路也因此注定永远没有尽头。
为什么优秀的总统能让我们的幸福更加牢靠
2004年，《福布斯》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谁是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总统？
在美国前总统里根去世后，这一原本没有定论的问题再次成为美国人争论的焦点。最后，曾经历过性丑闻的克林顿荣登榜首。
为何克林顿会被评为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总统呢？原因很简单，克林顿很懂经济。美国政府一向以财政赤字闻名，而在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财政赤字却转为盈余。
克林顿入主白宫的8年内（1993年到200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年均增涨3.5%。这个数据要高于卡特和里根两人在任时的水平，只是稍逊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所在美国60年代经济腾飞时的表现。
在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的就业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新增的就业机会远高于除卡特外的任何一位二战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很会把握时机，他在美国人均收入涨幅停滞多年，刚刚出现上升势头的时候，适时提出增税，使联邦政府的收入出现大规模的盈余。
最终，克林顿凭着一个规模最小的政府机构，实现了自约翰逊时期以来美国GDP最强劲的涨幅，也使美国政府自杜鲁门以来，首次真正出现了财政盈余的局面。
美国人之所以将克林顿评为最优秀的总统，根源还在于美国国民感受到的幸福感。美国的繁荣，经济的强势发展，给了美国国民更多的财富。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幸福，但财富仍具有决定作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财富的增加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幸福。
从美国回到我们国家，国家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幸福感会更加真切。
2004年10月1日的《长沙晚报》中，有这样一篇文章：
55年前，如果长沙的普通市民说，今后要购买小汽车，那么，周围的人肯定会讥笑他是“白日做梦”。但是，现在这个许多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已变成了现实。在解放初期，长沙只有几台用木炭做燃料的公共汽车，市民外出一般“以步当车”。随后，自行车很快普及，摩托车也进入不少家庭。而到2004年，普通市民购买私家汽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与此同时，新老“三大件”的更替更证明了国家繁荣带来的变化：先是20世纪70年代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然后是80年代“彩电、冰箱、洗衣机”三大件，再后来是90年代以“大屏幕彩电、热水器、电话”为标志的三大件。到了2004年，已经进入到“汽车、电脑、住房”为代表的“新三大件”时期。
1949年8月22日，长沙市人民政府成立。由于连年战乱，当时的长沙城满目疮痍。那时，长沙人均产值只有89元，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131元，农村居民仅有41元，平均每人一年用于购买消费品的开支不到30元。“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居无定所”，是当时城乡居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55年过去了，长沙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3年，长沙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933元，是解放初期的76倍多。2004年，长沙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突破万元大关，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达到了3647元，是解放初期的近90倍。
解放之初，国家百废俱兴，整体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当时长沙市民只求温饱，幸福程度普遍很低。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整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不仅能够满足市民们的物质需求，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得以实现。这个时候，长沙市民的幸福感会大幅增加。
国家繁荣，财富或GDP是整个社会幸福程度提高的基础。有了更多的GDP，人民才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多的物质与文化享受，更好的教育与医疗，有了这些我们的生活才称得上幸福快乐。
虽然在国家财富增加的同时，会伴随着环境污染等问题，但也只有财富增加了才能有效治理环境。比较一下穷国与富国的环境，哪个更好？财富的增加也可能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但富国穷人的生活条件也比穷国富人强。有了财富才能讲分配，连财富都没有，讲收入平等是没有意义的。无论何时，发展经济增加财富，都是国家的根本。
对于任何个人，收入或财富都是其幸福的基础。人们财富增加了，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物质与文化生活，幸福感会提升。而国家的财富增长，会带动整个国民收入的增加，有了坚实的财富基础，幸福才会更加牢靠。
为什么有钱人买不到幸福
有这样一则寓言：
在一个地方有一座庙，庙里有个游方化缘的和尚，生活清贫，但和尚过得很快乐。后来，时局开始变得动荡，众人越来越需要有神灵的保佑。于是，这个小庙里的香火日益旺盛起来，常有人上供好东西。
和尚把这些供品卖掉，积攒了不少钱。不过，在有了钱后，因为整个社会环境不稳定，庙里遭了好几次强盗的洗劫。为了保住剩下的财产，和尚无论白天黑夜都把钱藏在自己胳肢窝里，还担心被人抢走。这使他整天感到心神不安，痛苦不堪。没有安定的大背景，金钱反而成了痛苦的根源。
个人有钱并不一定就幸福，寓言中因为有钱而变得痛苦的和尚就是一例。一个社会的财富多，GDP总量大而增长快，也不一定福利高。如果GDP增加，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差距加大，时局变得动荡，这样的社会也无福利可言。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人类行为的本质特点是有明确的目的。我们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幸福。对个人而言，幸福最大化的基础是金钱。个人的幸福，加在一起就成为社会福利。社会的最终目标是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而一个不安定的社会是谈不上福利的。
金钱真的能买来幸福吗？这似乎是一个困扰人们很久的问题。《幸福与经济学》中说，“经济状况强烈影响着人们的幸福”。许多人都认为，财富是实现幸福最佳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钱，什么都谈不上。无可否认的是，金钱与幸福又存在着不可割裂的联系，没有任何财富基础的人难道会幸福？
现实也早已证明，越有钱的人，就可以拥有更多地享受，可以更健康，可以生活得更舒适，更安逸。而当这些因素统统转化为人的内心活动，转变成幸福指数被反映出来时，有钱人的生活就显得更幸福。
或许金钱本身与幸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然而，金钱带来的效用却能让人感到更加幸福。由于幸福更多的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因此，有钱人生活得更幸福就成为了一种可以肯定的事实。
只是，这也没有排除还有其他因素会绝对地影响这种幸福指数，例如，当人们不能合理利用这种幸福时，比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钱财或者使用财富，幸福感就会严重被削弱，幸福指数也会急剧下降。因此，有钱人可以生活地更幸福，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合理的享用和利用这种幸福。
有西方学者研究后指出，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临界点（如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的时候，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就不存在了。如富有的瑞典人比保加利亚人幸福，但是更富有的美国人则与瑞典人在幸福感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幸福指数的高低。但是，金钱不是唯一的原因。过去民间有一些统计也反映，农村人的幸福感比城里的人更强。上面也说过，衡量人们的幸福指数有若干个指标，而且受人的价值观、受教育程度、习惯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考量不出这样的结果吧？没有必然联系。
据一项调查显示，四川农民的“幸福感”超过城里人。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农村居民为94.2%。这次调查中，民众满意理由中，详细调查了生活收入水平、个人健康状况、家庭生活和谐与否、社会人际关系、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等五大指标。
另有一项调查，2004年4月，由新华社主办的新闻杂志《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合作，对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在内的6大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结果，杭州第一，其后分别是成都、北京、西安、上海和武汉。
是否城市经济越发达，居民生活就越幸福呢？奚恺元教授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在六大城市总体幸福度的排行榜中，市民月收入最高的上海（月平均收入2847元）、北京（月平均收入2484元）和广州（月平均收入2556元），在城市总幸福度排行榜上分别位列第三、第七和第十；而杭州（月平均收入2300元）和成都（月平均收入1515元）却排在最前。
奚恺元说，许多人以为钱多会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实践表明，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幸福感。
某知名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一位教授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假定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你有两种支付员工报酬的方式，一种方式是给员工支付定额的高薪，另一种方式是给员工相对低一些的工资，但是时不时给他们一些奖励。客观来讲，第一种方式花的钱更多，但是，你的员工在第二种方式中会更高兴，而且公司花的钱还较少！
当然，如果之前你的公司已经采取类似第一种的支付定额高薪的方式，那么现在要转换成第二种支付方式已晚，因为降低工资总是让员工很不开心的。
我们无法讳言这样的现实：追求财富是人的本能。人人都希望自己的钱包变得更鼓甚至有朝一日成为富翁。但我们同样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期望人人都成为富豪，富裕阶层与弱势群体之间的贫富鸿沟也不可能完全消失。
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幸福水平最有效的手段。但奚恺元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么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起最大效用的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
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真实的例子证明。
有一位私营企业家，他的公司年产值约两亿元，一年纯利润也有两三千万元。但他每天早上八点半上班，常常要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家。他自嘲被企业“套”住了，一年到头很难有轻松的时候。有人问他，公司每年财务报表上利润的增加能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他笑笑，摇头说：“增加几百万没啥感觉。”
事实就是这样，五元钱给饥肠辘辘的人带来的快乐，可能要比一万元带给千万富翁的快乐来得强烈。如果用竖轴代表快乐，横轴代表财富，那么二者的关系可以通过一条曲线反映出来：在一贫如洗时，最初的财富积累给人带来的幸福感急剧上升。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幸福感的增加进入一个缓坡。等财富增长到某个数量，大大超过一个人一生的需要，拥有者可以“为所欲为”时，幸福感增长就基本成为水平线，很难再有更多增长。无论金钱、财富怎样多，人生终究还是有缺陷的，比如生老病死，所以，人的幸福感都不可能达到100%。
为什么眼前的幸福不幸福
有一只小狗，一直苦苦找寻幸福，可是，它跑了很多地方，始终找不到幸福。
小狗泄气了，问它的妈妈：妈妈，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妈妈笑着说：幸福啊，它就在你的尾巴上啊？
小狗高兴极了，整天追着自己的尾巴打转转，想要咬住幸福，可是小狗累得快趴下了，幸福却怎么也追不到。
小狗很沮丧：妈妈，我为什么总也追不到自己的幸福呢？
妈妈慈爱地说：傻孩子，你不用费力地想去抓它，只要你抬起头向前走，幸福就会永远地跟在你的身后。
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慨：来到跟前的往往轻易错过，远在天边的却又苦苦追求；占有它时感到平淡无味，失去它时方觉可贵可惜。但可悲的是，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却屡次跌入这种“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的陷阱中，遗失了本应珍惜的现在。就像幸福，人人都以为它是一种“稀缺”物质，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其实幸福近在眼前，就是现在。乐观的人会把当下看做是上帝的恩赐，怀着感恩的心去享受，而悲观者则会把手中的幸福随意丢弃，只懂得为错过的太阳流泪，却眼睁睁地看着群星从眼前消失，最后，一切都成为云烟，变得虚无起来。
从前有一座寺庙，香火很旺。梁上有个蜘蛛结了张网，由于每天都受到香火熏陶，也有了佛性。一天，佛祖不经意间抬头看见了横梁上的蜘蛛。就问：“你我相见总算是有缘，我来问你个问题，看你修炼出了什么真知灼见。你说，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蜘蛛想了想答：“世间最珍贵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佛祖说：“好，既然你有这样的认识，我让你到人间走一遭吧。”
有一天，风将一滴甘露吹到了蛛网上。蜘蛛见它晶莹透亮，很漂亮，顿生喜爱之意。突然又有一阵风将甘露吹走了。蜘蛛一下子觉得失去了什么，感到寂寞和难过。
几天后蜘蛛投胎做了官宦家庭的女儿，父母为她取了个名字叫蛛儿。蛛儿长到十六岁时，皇帝在后花园为新科状元甘鹿举行庆功宴席。蛛儿和许多妙龄少女还有皇帝的小公主长风公主一起观看了状元的才艺，深深为他折服。后来，蛛儿陪同母亲上香拜佛的时候，正好甘鹿也陪同母亲而来。蛛儿悄悄对甘鹿说：“你还记得十六年前，圆音寺的蜘蛛网上的事情吗？”甘鹿很诧异地说：“蛛儿姑娘，你的想象力未免太丰富了吧。”
后来皇帝下诏，命新科状元甘鹿和长风公主完婚；蛛儿和太子芝草完婚。这一消息对蛛儿如同晴空霹雳，她不吃不喝，灵魂都快出壳了。太子芝草赶来扑倒在床边，对奄奄一息的蛛儿说：“那天在后花园我对你一见钟情，我苦求父皇，他才答应让你嫁给我。如果你死了，我也就不活了。”
这时佛祖来了，他对蛛儿的灵魂说：“蜘蛛，你可曾想过，甘露（甘鹿）是由谁带到你这里来的呢？是风（长风公主）带来的，最后也是风将它带走的。甘鹿是属于长风公主的，他对你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而太子芝草是当年圆音寺门前的一棵小草，他看了你三千年，爱慕了你三千年，但你却从没有低头看过它。蜘蛛，我再来问你，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蜘蛛得知这些真相后，一下子大彻大悟了，她对佛祖说：“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说完，和太子抱在了一起。
这个故事童话色彩很重，其实现实生活中常常也蕴含着同样的道理，不知满足的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山与山之间没什么差别，重要的是把握好你已经拥有的东西。
一般来说，人往往越是缺少什么，什么就越能够给他带来幸福。重病中的人恢复健康，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其幸福的感觉是无法比拟的。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比如你原来是租房住的，当你住进自己房子的愿望得到满足后，你就会非常幸福。但是这种幸福也许持续不了多久，新的欲望就产生了，比如买车、住更好的房子等，这时又会感到不幸福了。
为什么富邻居让你觉得穷
幸福感和周围人的比较有关。比如你虽然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和以前租房住相比是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你的朋友都在住别墅，所以房子给你带来的效用仍然很小，你的欲望满足的程度很小，所以你幸福的指数也小。但是如果你住的是别墅，而你的同事朋友住的都是楼房，你就会感到非常幸福。所以我们常会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来安慰自己。
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
在一个皇家花园中，栽满了各式各样的果树与花木。有一天，国王到果园散步，却发现园中的花木突然全都枯萎凋谢了。
国王问柳树为什么枯萎，它说：“我不如松树雄伟挺拔，所以我不想活了。”
国王问松树为何无精打采，它说：“我比不上葡萄树能结满佳果，自觉无用。”
国王又问葡萄树为何有气无力，它说：“我长得七扭八歪，不像柳树那样优美，活得什么劲儿。”
国王再问西瓜为什么闷闷不乐，西瓜则自叹没有茉莉花那么香；而茉莉花又觉得它不如西瓜香甜可口……
就这样，满园的花木，都因为比较而深感自身的不幸。想一想，我们是否也常常犯下同样的错误？
在我们的生活中，“比较的幸福”比比皆是，却被很多人所忽视。例如，在你饥肠辘辘又找不到合适的餐厅时，看到旁边的乞丐频频点头讨食，你就会感到就是幸福；在你没日没夜的工作后，看到电视里的记者们爬高山过丘陵地采访，你就会感到幸福；在你事业小有进步沾沾自喜时，看到部门总监淡淡地笑着，想到他的卓越成绩，突然感到进取之心突起，这就是幸福。其实，幸福无处不在，就看你如何看待。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天平。许多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天平，用世俗的标准，掂量着自己和别人的幸福。比了不如我，舒坦！比了比我强，郁闷！假如一个人只是希望自己幸福，这不难达到；然而这个人若总是希望比其他人更幸福，这就有点儿难了。
这就好像在一个剧院内，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却总是羡慕地望着别人的位子。于是，在整个看戏的过程中，你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抱怨座位的好坏上，却没有好好欣赏舞台上的演出。事实上，由于角度、方向各有不同，每个位子都能欣赏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换句话说，所有的位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如果树与花草都各具特色，既是无可取代的，又哪来的好坏之分？
有人之所以郁闷，大多数都是出于对自己或自己所处环境的不满。人一旦对自己不满时，往往会把这种情绪反映到他人身上，去羡慕别人，而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
常常拿自己缺少的去比别人拥有的，凭空生出许多的烦恼。不知不觉走入幸福的误区。罗兰说过，一个人的快乐，不是他得到的多，而是他计较的少。其实我们都已经很幸福了，不快乐的原因却是要比别人幸福。
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拿自己的不幸去和别人幸福的一面去比。而决定你快乐或不快乐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你可以告诉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是不顺心的，或者跟身边所有快乐的人比起来，似乎他们所拥有的永远都比你多，这样，你肯定不快乐。但是，如果你要快乐，那就告诉自己：“我不和谁比，我的一切都很顺利，生活过得很好，我会生活得更快乐。”
“前面有个骑马的，后面有个走路的，俺在中间还是骑毛驴的。”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想法被很多人嘲笑为“阿Q精神”，但正是这种“阿Q精神”是我们的生活中的一大智慧。跟一部分人比起来，我们可能是弱势的，但跟另一部分人比起来，我们就是优势的。人人都有弱有强，为何一定要用弱的一面来让自己痛苦呢？所以，不管什么时候，都想着积极的一面，享受当下，只有在积极的心态下，我们才能幸福。
为什么平淡就是幸福
有一对夫妻，多年感情始终很美满，但是渐渐的，妻子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老是埋怨丈夫。
原来，妻子抱怨同事、朋友的老公日渐升官发财，一年赚几百万，车子、房子换了又换，都是时尚豪华赶潮流的名牌产品，可自己的丈夫却没点本事，一年到头都那么些钱，真是丢人。两人常为此事常常拌嘴变脸，夫妻关系也开始变坏变糟。
某日，夫妻两人在外出散步时又为此吵起来，路过一位老人，听了他俩的争吵，叹了口气对妻子说道：“哎，人哪，总是目光短浅，拿别人家的好，比你们家的不好。你刚才说人家丈夫有钱有本事，你眼馋他妻子吗？他妻子景况如何你想过没有？你说人家车子，房子都换上了新的，可妻子不也照样换了吗？若真有一天你丈夫有了钱换了新房子，新车子后，你看着好了，人家不也照样看着好吗？恐怕到那时你也要被换了。古语说‘饱则思淫欲’，多少夫妻没钱时相亲相爱同甘共苦，有钱后感情破裂同枕异梦，最终离了婚。”
故事中的妻子总是看到，有钱人家可以买更多的好东西，可以过满足更高的物质欲望，过上更现代化的生活。而在经济学家眼里，不同的家庭所面对的生活幸福与否却并不能仅仅通过物质条件来简单判断。无论钱多钱少，最重要的是金钱的效用。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而从经济学的“理性”来看，我们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让自己幸福。因此，对于富翁家庭来说，买艘游艇横渡太平洋或乘热气球环游世界也不够幸福，而让一个贫民家庭感到快乐或许只需要一个面包或一碗热粥。不同的人对幸福的感受不同，实现幸福所需要的资本也就不同。
常言道：有吃有穿就是好日子。但是，平淡的有吃有穿的幸福感自然很容易就边际效应递减了，人们开始觉得不满足，要追求更高的享受及物质生活丰富。所以，没钱的总认为有钱的好，而有钱的又开始怀念白手起家、糟糠夫妻时候的甜蜜。不知满足的人们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或许正如《东邪西毒》中那段经典台词所言：“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后面是什么。我很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去山后面，你会发觉没有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
为什么太忙了也没有幸福可言
我们经常会想起儿时乡下的情景：
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村头晒谷场上，天还没有黑的时候，村里男女老少都陆陆续续来到这里纳凉，拉家常。小孩子听大人讲故事，大人听小孩子唱白天从小学校里学来的歌。到了冬天，只要出太阳，大人小孩挨着谷场上金黄色的草堆或蹲或坐，边晒太阳，边继续扯怎么也扯不完的家长里短，太阳的光和着从草堆中散发出的稻草暖烘烘的气味，十分惬意。
然而，现在再也无法看到这样的景象了。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大厦里的人们很少有这份闲适心的心情。而如今的乡下也已是另一番景象：年富力强的人出去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不管是城里的还是乡下的人都是一样的忙碌。
自古及今，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崇劳抑闲，提倡劳动光荣，艰苦奋斗。在传统观念中，闲暇没有什么好名声，“有闲阶层”、“游手好闲”均是好逸恶劳的别名。然而，在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努力地奋斗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反而却越来越感受不到生活的幸福呢？
就人的本性来说，“只要有可能，就不愿意被强制”。拿生活方式来说，“勤劳”地过一种可以换来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金钱，但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没有任何自由的生活，与“懒惰”地过一种低水平却能充分享受闲暇与自由交往的生活相比较，哪种生活更幸福，不在于可换算的金钱有多少，而在于主观感受。
著名影片《樱桃的滋味》中，主人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美洲的印第安人在山上赶路，每走一段路就要站下来停一停，有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停一停，回答是“走得太快了，怕灵魂跟不上，要停下来等一等灵魂。”
忙，是工作和生活节奏太快的现代人共同的感受。衣食住行需要钱，结婚需要钱，生孩子需要钱，孩子培养需要钱，养老送终需要钱。只有快节奏的忙，才能保证这些需要的满足。而太忙了又会丢掉“灵魂”，离开灵魂，怎么去感受幸福呢？
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的目的在于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就生活方式给生活中的人的“效用”而言，只有生活中的人自己知道。正如佩罗曼说，爱尔兰妇女“厌恶在工厂工作。她们不愿放弃她们假想中的独立，情愿选择贫困，而不愿选择被工厂雇佣禁锢和忍受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所以，在你看来或许既懒惰又贫困的生活，在别人的概念里或许是幸福。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你无法知道他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的主观满足程度，更不能先验地以自我标准为衡量别人的标准，认为别人的生活方式很“懒惰”，很落后。
人的一生究竟在追求什么？追求财富、追求权力、追求知识、追求健康，说到底，是追求一种幸福。闲暇是幸福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素说过：“人太忙了，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美好的世界等待着能够发现它们的眼睛。人太匆忙，会走马观花。品味生活的美好，需要闲情逸致。在过分密集的现代生活中，给闲暇留点空间，那就留下了一份恬淡，留下了一份从容，毕竟人生不是为了遭遇生活，而是为了享受生活。
为什么幸福就是口渴有水喝
有一天，富人碰到穷人，问：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
穷人对自己的生活很知足，回答说：我现在的生活就很幸福。
富人不以为然，望着穷人漏风的茅舍、破旧的衣着，说：我的生活才是真正地幸福，豪宅百间，奴仆千名，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你现在的生活穷困潦倒，怎能称为幸福呢？
谁知好景不长，没过几日，一场大火把富人的百间豪宅烧得片瓦不留，奴仆们各奔东西，一夜之间，富人沦为乞丐。他路过穷人的茅舍，想讨口水喝。
穷人端来一大碗清凉的水，问：你现在认为什么是幸福？
富人眼巴巴地说：幸福就是现在口渴时这碗水。
在这个故事中，富人从始至终都是物质主义者，从当初的豪宅、奴仆到后来的一碗清水，他一直用物质的富裕程度来评价幸福的程度，如果他有幸研习心理学研究，必定是个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研究者。
与他相反，那位穷人摆脱了对物质生活的迷恋和膜拜，认为物质只是生活必备的基础，而幸福来自于自己心灵上的感知，是个典型的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者。
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是幸福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取向，这个取向与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解心理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自诞生之日起，心理学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影响的最重要方面，莫过于心理诊断与心理治疗。这使得很多人对心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偏见，认为心理学所关注的重点是非正常人的心理与行为和正常人不健康的心理与行为，而对正常人如何适应和应付生活、如何获得人生幸福却关注不够。
应该说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正了名，或者说延伸了心理学研究范围，使心理学能够在人们正常生活的基础上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与应对生活。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的努力，被称之为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这项研究有一个重要假定：一个人是否幸福首先在于其是否拥有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能否获得情感上的平衡。因此，如果一个人所体验的正向情绪（比如快乐）比负向情绪（比如痛苦）越多，他就会越感到幸福。也就是说，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体验到的正向情绪。
心理学对幸福研究的第三种取向是人们自我价值感的认定。这种研究取向的确立，有着极其浓重的哲学意味。西方哲学史上对幸福观有着较为完善的认证，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在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吸收了哲学成果，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他们认为，幸福不仅仅意味着因物质条件的满足而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
通过人们自我价值感的认定来研究幸福感，自我决定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研究基础。自我决定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DeciEdwardL.和RyanRichardM.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是一种关于人类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理论，认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具有先天的心理成长和发展的潜能。
关于幸福的说法，自古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读高中的学生说：“在每天繁重的学习后，能让我打一个小时我心爱的篮球，这就是幸福。”
都市白领说：“在每天紧张的工作之余，能去酒吧放松一下，喝点红酒，这就是幸福。”
年届不惑的中年人说：“在每天筋疲力尽的劳作之后，下班回家有妻儿在静静地等你回来，这就是幸福。”
年迈的老人说：“吃穿能够自食其力，没有大的病痛缠身，每天能够去外面走走，这就是幸福。”
自我决定就是一种关于经验选择的潜能，是在充分认识个人需要和环境信息的基础上，个体对行动所做出的自由的选择。自我决定的潜能可以引导人们从事感兴趣的、有益于能力发展的行为。按照自我决定理论的解释，人们能否体验到幸福，取决于那些与人们的自我实现需要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需要的满足情况。因此，幸福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价值感，它从深层次体现的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与价值的追问。
1883年，拿破仑·希尔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他的父母从小就教育他去做好每一件事情，并激励他去获得成功的方法。希尔在18岁上大学时，为一家杂志社工作，有幸采访了钢铁大王、人际关系学家卡内基。从此，希尔应卡内基之邀，配合卡内基从事对美国成功人士的研究工作。
希尔访问了福特、罗斯福、洛克菲勒、爱迪生在内的500多位成功者，并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研究。20年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八卷本的《成功规律》一书。
希尔经过数十年研究，归纳出了17条黄金定律，该定律涵盖了人类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观因素，使成功学这门看似神秘的学说变成了具体、可操作的法则。轮船大亨罗伯特·达拉甚至说：“如果我在50年前学到这17条黄金定律，可能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就能取得目前的成就。”
而在希尔总结的17条黄金定律中，第一条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
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有细小的差别，但这种细小的差别往往造成巨大的差异。细小的差别就在于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巨大的差异意味着成功与失败。
我们生存的外部环境，也许不能选择，但心理上、精神上的内在环境，是可以由自己去把握的。成功人生的标志在于人的心态，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
人如果不具有积极的心态，就可能深陷泥淖。当你发现身处困境时，机会已经失去。这种败局，不仅仅限于财富的积累，还包括为人处世的失败、情绪的失败、家庭的失败等。总之，凡是感受到人生不如意，凡事不幸福，都可视为人生的失败。这些失败多半源于，弱者的消极心态。
如果我们能够调整心态，改变处事方法，就可以避免或扭转败局，甚至可以成为推动事业成功的伟人和把握幸福人生的智者。积极的心态是成功的催化剂，它使人格变得更具有弹性，使人充满进取精神，对未来更具有憧憬。
相反，消极的心态则会使人变得萎靡不振，使人觉得周围处处是障碍，最终使自己遭遇失败。
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事业和生活上的问题。有时就需要你转换下心态，换个角度看问题，也许会有不同的收获。
心态积极的人绝不会看低自己，经常否定自我的人，最后会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一旦他们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就会真正沦为平庸之辈。心态是人生态度的现实反映，是决定个人幸福的关键。积极乐观的人生心态，会给你带来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
为什么免费的东西不幸福
从前，有一位国王，爱民如子，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深谋远虑的国王却担心当他死后，人民是不是也能过着幸福的日子，于是他召集了国内所有贤士，命令他们找一个能确保人民生活幸福的永世法则。
三个月后，这帮贤士把三本三尺厚的帛书呈上给国王，说：“国王陛下，天下的知识都汇集在这三本书内。只要人民读完它，就能确保他们的生活无忧了。”
国王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人民生性驽钝，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看书。所以他再命令这帮贤士继续钻研。
又过了三个月，贤士们把三本简化成一本。国王还是不满意。
再过了三个月，贤士们把一张纸呈上给国王。
国王看后非常满意地说：“很好，只要我的人民都真正日后有奉行这宝贵的智慧，我相信他们一定能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说完后便重重地奖赏了这帮贤士。
这张纸上只写了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免费的概念和付出相对应。假设在一个丰裕理想的伊甸园里，所有的物品都实行免费，仿佛沙漠中的沙子和海滩边的海水，所有的价格也都因此变成了“零”，市场也因此而变得可有可无。在这个环境中，经济学当然也就不再是一个有用的学科。同时，因为免费获得，人们不在对任何事物怀有期望，从而丧失因为获得而产生的幸福感。
但是，现实不是伊甸园和乌托邦，而是一个到处都充满着经济品的稀缺的世界。相对于需求而言，物品和劳务总是有限的。它通常需要支付一个正的价格才能获取。由此推及到人们对幸福的认知：幸福不是空气，不是风，不会毫无根据地被某些人拥有；只有在付出了足以换回幸福的成本时，幸福才会出现在我们的内心感觉之中。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付出成为获得幸福的条件。因为我们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有所取舍。但是，使用时间、能力、精力等资源完成某种事情的同时，就会减少它们在完成其他事情上的供给。这正符合了那些大臣写给国王的结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许多幼儿餐厅打出的广告是小孩免费享用美食，但是陪同前来的成人必须用餐。小孩在幸福地挑选他所喜欢的食物的时候，大人们却不得不为自己的食物付出高于外面同类餐厅价格的成本。
因为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必须牺牲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去换回一些东西，这种牺牲就是我们付出的成本。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成本。当我们换回的东西，比如美女、财富、地位、尊重感、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这些能够是我们产生满足，获得快乐，感觉幸福，那就是我们获得了幸福，但这种幸福的获得以付出为前提，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地在享受幸福，而忽视了对成本的计算和追究。
换个角度来考虑幸福的来源，假如一般人认为的幸福是拥有多于别人的财富、娶个貌似天仙的美女、占有显赫地位，那么，假定我们在没有任何付出的情况下，获得了这些东西，我们会觉得幸福吗？也就是说，我们不劳而获，并且比别人拥有的更多，甚至到了让别人羡慕的地步，财富、美女和地位能够给我们幸福感吗？
也许，天使和诗人给我们这个答案。
有一个生前善良且热心助人的人，死后升上天堂，做了天使。他当了天使后，仍时常到凡间帮助人，希望让更多的平常人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一日，他遇见一个诗人。诗人年轻、英俊、有才华且富有，妻子貌美而温柔。但是，诗人的财富是继承过来的，他不曾为挣得财富而参与过任何劳动；他的妻子是岳父送上门的，岳父羡慕他家的财富，就把美丽的女儿硬塞到他的床上；他的才华是天生的，当他仅仅会了100个字后，就能写出令当时名流惊叹的诗，而他从不知道写诗有什么意义。
天使问他：你过得快乐吗？
诗人回答：不快乐，我什么都有，只欠一样东西，你能够给我吗？
天使回答说：可以，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诗人直直地望着天使：我要的是幸福。
这下子把天使难倒了。天使想了想，说：我明白了。
然后，天使除去了诗人的才华，夺去他的财产和他妻子的性命。
三个月后，天使再回到诗人的身边。一无所有的他饿得半死，正在薄田里辛勤耕作。
天使让他的禾苗立即结出了沉甸甸的果实。诗人将这些果实捧在手里，十分激动。
天使问：你现在幸福吗？
诗人回答：幸福。
天使问：为什么？
诗人说：我和别人一样劳作，我的稻田先结出果实，这使我感到很满足，很幸福。
生活是平等的，我们不要害怕付出，不要吝于付出，我们给予别人微笑，就最有可能收获别人对我的微笑；我们对别人施以仇恨，别人就回馈我仇恨；我们对别人展示关爱，别人就回报我关爱，只有在先“付出”的前提下，在概率上说，最有可能收获别人同样的“付出”。所以，我们想要获得幸福，就先“付出”幸福。在帮助他人的同时，我们也会得到相应的回报和享受到生活的幸福。付出是获得幸福的必需条件，是幸福之源。
在鱼与熊掌之间：该如何做出选择？
为什么选择了鱼就没有熊掌
齐国有一个人家的女儿，有两家男子同时来求婚。东家的男子长得丑，但是很有钱；西家的男子长得俊美，但是很穷。
父母犹豫不决，便征询女儿的意见：“要你自己决定愿意嫁给谁要是难以启齿，不便明说，就以袒露一只胳膊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你的意思。”
女儿便袒露出两只胳膊。
父母感到奇怪，问其原因，女儿说：“想在东家吃饭，在西家住宿。”
其实，对于“齐女”来说，东家、西家都具有吸引力，但这只是个笑话，在生活中你必须只能选择一家。
选择了鱼就没有熊掌，在人生命运面前，永远没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因此，在作出选择之前，应该权衡利弊得失，才能得到最优选择。但是，如果选择的时间过长，我们可能会错过选择的机会，这样便得不偿失了。
经济学家正在房间里埋头忙于做自己的学问。
这时，一个中意他的女子大胆地敲开了他的房门：“让我做你的妻子吧，错过我你将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女人了。”
经济学家虽然也很中意她，但仍回答说：“让我考虑考虑！”
事后，经济学家将结婚和不结婚的好坏一一列举出来比较，可是发现好坏均等，这让他不知该如何抉择。
于是，他陷入长期的苦恼之中，迟迟无法做决定。
最后，他终于得出一个结论：人若在面临抉择而无法取舍的时候，应该选择自己尚未经历过的那一个。经济学家想：“不结婚的处境我是清楚的，但结婚会是怎样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对！我该答应那个女人的请求。”
于是，经济学家来到女子的家中，对女子的父亲说：“你的女儿呢？我已经决定娶她为妻。”
老父亲冷漠地回答：“你来晚了10年，她现在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了。”
大千世界中，我们是选择的对象，也是被选择的对象。我们在人生中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与被选择。生命如一条河不断地往前流动，谁也不会为谁停留，一旦错过了岸上的风景，就再也没有重新回头的机会了。而等待在前面的将依然是令你更加无奈的选择与被选择。做出理性的选择，缩短选择的时间，这样在选择的过程中就会少一些后悔。
每当人生处于一个三岔路的交点时，一般总是先停顿一下，想着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还是一如既往的继续向前？路走错了可以返回从来，可是在众多的人生道路上选择其中的一条，一切都会因为不同的选择而不同。
选择往往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完全有把握的将机会风险降到最小，那么，你只能将面对机会的心理成本适当调低一些。认准了就去追求，看准了就去做。不要犹豫，不求全部拥有，但求无怨无悔。当然，做出选择之前，全面的理性分析是必要的。毕竟，我们在人生命运面前，永远没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
有一个古老的命题：当你的母亲、妻子、孩子都掉进水中时，你先去救谁？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众说纷纭。这一次，一位农民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村庄被洪水冲没，他从水中救出了他的妻子，而孩子和母亲都被洪水冲跑了！事后，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救对了，有的说救错了。当有人问农民当时是怎么想的，农民说：“我什么也没想。洪水来的时候妻子正在我身边，我抓住她就往高处游，当我返回时，母亲和孩子找不到了。”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选择。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因此，我们必须不断的决定如何使用我们有限的时间或收入。当你决定是否购买汽车，或是否上大学时，在每一种情况下，你必须考虑作出一个选择需要放弃多少其他的机会。有时必须做出选择，但也会因此丧失许多既得利益。有一得，必有一失，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时，选择吃鱼，那么就不能吃熊掌，熊掌就是选择吃鱼的机会成本。
为什么骡子会在草堆之间饿死
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进一步决定社会的资源是如何被有效利用的。因为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事物的稀缺性。阳光、空气、水，按说都不稀缺，没什么价值，可是长期住在背阴的居室里，就享受不到阳光的温暖，结果呢，朝阳的房子价格就高，背阴的房子价格就低，这是对阳光选择的结果。淡水资源的稀缺也使水的价值不断提升。人们要把最稀缺的资源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由于稀缺，所以选择才是必要的。
法国人布里丹养了一头小毛驴，他每天都会向附近的农民买一堆草料来喂这头毛驴。
这天，送草的农民觉得布里丹每天都买自己的草料，应该给他一点回报。于是，农民多送给布里丹一堆草料。布里丹非常高兴，他也没有多想，就将两堆草料都放在小毛驴身边。
这下子，小毛驴可为难了。它站在两堆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与它的距离完全相等的草料之间，不知所措。小毛驴胃口有限，它只能吃掉一堆草料。虽然它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但由于两堆草料价值相等，客观上无法分辨优劣。于是，小毛驴左看看，右瞅瞅，始终无法分清究竟选择哪一堆好。
这头可怜的的小毛驴就这样站在原地，一会儿考虑数量，一会儿考虑质量，一会儿又看看草料的颜色，一会儿又比较下新鲜度。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小毛驴在无所适从中竟活活饿死。
选择过程中这种犹豫不定、迟疑不决的现象被称为“布里丹毛驴效应”。小毛驴的故事也许有所夸张，不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种种抉择。如何正确选择对人生的得失关系极大，人人都希望得到最佳的选择。
于是，我们在选择前总会反复权衡利弊，但又找不到合适的手段来做出决定，结果就会出现举棋不定的局面。而在很多情况下，机会稍纵即逝，并不会留下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反复思考。如果我们犹豫不决，可能就会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布里丹毛驴效应”是抉择时的大忌，在面对两堆“草料”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这个时候就需要充分利用经济学的手段。
面对两堆草料时，小毛驴需要做的就是判断出草料孰优孰劣。如果两堆草料相差无几，那么小毛驴的抉择应该更容易。因为它必须认识到自己只能消耗掉一堆草料，剩下的那堆再诱人，也产生不了太多的效用。所以，以经济学的理性来抉择，小毛驴是很容易做出选择的，它只需要随便吃掉一堆草料即可。满足了自身的需求，才是小毛驴的幸福所在。
经济学并不是只有经济学家们才能掌握的知识，它其实发生在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中。我们在生活中要学会运用经济学来进行选择、取舍，这样才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
为了生活，为了满足生活中日益增长的需求，人们不得不在越来越多的目标中进行权衡取舍，作出抉择。有时候为了得到一件喜爱的东西，通常不得不放弃另一件也喜爱的东西。抉择，就是用有限的资源去满足不同需求的决策。
比如，一个学生他必须决定如何配置自己有限的学习时间。他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经济学，当然他也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打游戏。
这个时候，他应该如何抉择，就需要用经济学来分析。通过学习他可能获得不错的成绩，这样毕业会更轻松，以后找工作会更容易，不过他必须放弃游戏时间；而如果他把时间花在游戏上，他会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对于身心的发展又有帮助，不过学业会受到影响。
于是，学生就得充分考虑到两者的轻重。收益是他需要考虑的重点，他的时间是有限的，这决定了其成本固定，获得的收益最大是其选择的关键。学习能够换来未来更好的发展，而游戏可以带来一时的愉悦。两相比较，学生就会做出自己的抉择。
经济学关于抉择，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大炮与黄油”。我们把钱用于国防，购买足够多的武器（大炮）来保卫我们的安全。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用于提高生活水平的个人消费（黄油）就会减少了。用来购买大炮和黄油的资金是固定的，做出怎样的抉择同样需要我们对收益进行分析。
大炮可以保卫国家，黄油可以提高生活质量。面对这两种选择时，需要分析收益。当国家面临敌对国威胁时，购买大炮的收益显然要大于黄油，国家不能安定，生存都会成为问题，更无从谈及生活质量；而当没有外敌威胁，国内民众的稳定会成为国家首先考虑的问题，这时购买黄油的收益要大于大炮。通过利用经济学来进行分析，抉择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困难。
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利用经济学方式进行抉择，能有效提高生活效率，获得更大的收益。这个收益有物质收益，也有精神收益，收益的获得会让我们拥有的幸福更完美。
为什么姚明没有考大学
美国NBA休斯敦火箭队的中国篮球运动员姚明，也曾有过机会成本的选择问题。
姚明并没有上大学，他为什么不上大学呢？凭姚明的智商，考上大学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他不上大学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他有到NBA打球的机会。刚到NBA时，姚明同火箭队签订了一个5年的合同，火箭队付给他的薪酬是7000万美元，加上他平时代理的广告收入，姚明的年收入已突破1亿美元。姚明同时还可以选择去上大学，国内甚至国外的很多名校都会给予他录取通知书。但是，姚明一旦选择上大学，他高额的收入就会失去。与继续打球相比，姚明选择上大学的机会成本要大得多。所以，最终姚明选择远赴美国打球，而没有上大学。
所以姚明是最聪明的，他没有让机会白白溜走，他抓住了机遇。虽然姚明有时候也感叹：“我现在也就是一个蓝领，天天干的都是力气活！”虽然我也想上大学，但是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
机会成本同样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也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有选择就要计算机会成本。人们面对决策时，需要比较每个备选项的成本和收益，只有认清机会成本，确定所获利益高于成本，人们才会走好下一步。
乔治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小伙子。他就读于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马上就要念大学三年级了，他已经修完了规定的课程，现在面临的是选择专业的问题。
但是，他该学什么专业呢？他特别喜欢建筑学——每到周末他就去研究波士顿的著名建筑，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设计的那样的建筑物。同时他又喜欢计算机，希望能在一家像谷歌这样令人向往、工资又高的公司工作。他的父母也支持学计算机的选择，因为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系是最有实力的，学建筑何必要上麻省理工学院？
他必然在两个专业之间选择一个，放弃一个，虽然两个专业他都喜欢。如果他决定选择学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再想转学建筑就非常麻烦了，而选了建筑学再转为计算机专业也同样困难。如果他想两个专业同时学，那就需要支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可能到头来一个学位也拿不到手，还要父母多资助一年的学费。
最终，他选择计算机专业，并很快取得了学位。不过，在他这一生中，可能就此放弃了自己喜爱建筑学。
同样在考研还是就业上，我们有着同样的烦恼。
许多大四学生正在焦急地东奔西跑找工作，而湖北师范学院文理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0602班的大四女生杨欢欢，却放弃了月薪9000元人民币赴韩国教汉语的工作。一时间，杨欢欢的做法引起了师生的议论。
杨欢欢是该学校一等奖学金获得者，2008年获得8000元的国家奖学金，还当选过全校的学生会主席，曾获得大大小小教师技能比赛的第一名。
在12月12日学校招聘会上，北京龙文教育集团的招聘负责人看了无数简历，最后只选中她1人进行谈话。学院领导也帮她积极争取名额，因为该集团在湖北省只有5个招聘名额。经过谈话，该集团给她月薪9000元人民币，让她赴韩国教对外汉语的工作。当时她也心动过，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这个工作不但有高薪，还可以出国开阔眼界，应该是非常理想的。但经过1周的考虑，她拒绝了这个职位。
当时，许多同学说她不知天高地厚，外面工作很难找，刚毕业的学生找一份2000元的工作都难。好工作摆在她面前，她不知道珍惜。家人也说，这么好的工作，即使读研毕业后也不一定找到，何况考研也不是百分之百能考上。
湖师文理学院学工部部长杨之毛，杨欢欢曾经的班主任说杨欢欢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都很优秀，并且知道自己要什么，有自己的想法。这次放弃这一高薪职位在意料之中，因为杨欢欢有自己的事业规划。
杨欢欢说，她报考了江西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她相信自己一定能考上，只是想考得更好争取公费名额。读研她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3年中尽最大努力学习知识。
杨欢欢作为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她自然是权衡了经济学中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考研让她失去了一份工作，而工作会让她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机会，至于孰优孰劣，我想只有时间可以检验。
为什么盖茨不弯腰去捡钱
假如一个亿万富翁，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也许在他的词汇里根本就没有“稀缺”这个词。但是请你想一想，时间也是一种资源。他必须决定每天把他的时间用来玩哪种贵重的玩具，用多长时间开跑车，用多长时间打高尔夫球。如果把时间也算在内，稀缺确实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现实。我们每天都在面临着各种选择。
1998年，有一位名叫布拉德的电脑工程师，试图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形容比尔·盖茨当时的财富：如果地上有一张100美元的钞票，比尔·盖茨根本不用去理会，因为有了弯腰捡钱的4秒钟时间，他完全可以挣到更多的钱——1998年，比尔·盖茨一共赚了78亿美元，这也意味着他每天有2000万美元的收入，每秒赚250美元。
比尔·盖茨是否应该弯腰捡钱，在经济学上就是时间成本的问题。在经济学中，任何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付出一定的代价。当得到一个机会时，往往会失去另一个机会。而该选择哪个机会，就需要通过计算机会成本来加以权衡，即选择一件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件东西所放弃的其他东西的价值。面对有限的资源，为了能够得到想要的，人们必须学会放弃。
从经济学上来讲，放弃是对各种机会成本进行考量后做出的一种选择，是对有限资源的再分配。通过放弃可以把有限的资源从利用效率较低的领域转移到利用效率更高的领域，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
放弃并不容易，因为面对多重机会，选择总是困难的。不过，只要认清了机会成本，就能作出最经济、所获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对备选方案的经济效益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与评价，必须在作决策前进行分析，将已放弃的方案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作为被选取方案的机会成本计算在内。
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看到地上有张100美元的钞票，一定会很开心的捡起来，因为弯腰对他来说机会成本几乎是零。但是比尔·盖茨如果看到这张100美元的钞票躺在地上，却很可能不会去捡，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这样的行为是对财富的轻视。实际上，比尔·盖茨的弯腰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在这弯腰的瞬间，比尔·盖茨很可能做出一项伟大的商业决定。比尔·盖茨他的每个重要决策，带来的财富肯定要远超100美元。这就是比尔·盖茨弯腰的机会成本。
不仅仅在弯腰捡钞票这一特殊事例上，比尔·盖茨在早年面对选择时，也曾有过计算机会成本的事例。
1973年，年轻的比尔·盖茨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可是他对法律一直兴趣不大，反而对新兴的计算机情有独钟。19岁时，盖茨有了创办软件公司的想法，这个时候他就面临着一次选择：是继续学业拿到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毕业证书，还是辍学去开办自己的软件公司呢？
比尔·盖茨从小热爱学习，能够顺利完成学业是他家人的期待，同时，哈佛大学的毕业证书也是他一直渴望得到的。但是，对计算机的狂热以及对于自己软件公司未来前景的看好，最终让比尔·盖茨选择放弃学业，辍学开办了微软公司。
事实证明比尔·盖茨对机会成本的选择是正确的，199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的世界富豪评选中，比尔·盖茨以净资产850亿美元荣登财富榜榜首。
在1999年3月，比尔·盖茨回哈佛大学参加一次募捐活动时，有记者问他是否愿意继续回哈佛上学，弥补辍学的遗憾。对于这个问题，比尔·盖茨笑而不答。比尔·盖茨的微笑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他已不愿为了哈佛的学位证书而放弃现在的事业。
在实现了创办软件公司的愿望后，比尔·盖茨完全可以继续学习深造，以实现他的哈佛梦想，可他再一次选择了放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对于此时的盖茨来说，和放弃学业继续经营公司相比，放弃经营公司去上学的机会成本更大；更何况，以他在计算机领域的技术水平而言，上学对他来说获得的利益已无法和他经营公司的利益相提并论。如果以机会成本而论，比尔·盖茨拿到哈佛大学毕业证的机会成本就是世界首富的地位，对于盖茨来说，他当然会选择机会成本较小、利益较大的一方。
机会成本和通常会计学意义上的成本不同，它更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概念。人们计算机会成本是为了找到更好的选择组合，以获得最大的利益。
假如王府井旁边有一块空地，你说是建工厂？还是建商店？
“当然是建商店啦！”有人不假思索地说。
“为什么？”有人问。
“因为商店挣钱呐！”
“可是，建什么样的商店呢？给谁建呢？建成了给谁用呢？”
……
这土地是国家的，所以首先要由政府做出选择，政府决定给谁，做什么用，那是他们的权利。但是权利也不能滥用。必须保证它的经济收益最大化，环境成本最小化，这是决策的经济学原则。选择就意味着放弃。政府把土地拍给银行，就意味着放弃了珠宝商；那么最后的方法是政府首先做出决策：“拍卖！”原则尽可以简单：第一，项目不能有环境污染，第二，谁出价高给谁。参加拍卖的人你可以想象，各路英豪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但是农民就是参加竞拍也是首先败下阵来的，他出不起高价钱。加工制造企业也不行，一是废气、噪音有污染，二是竞拍价格上不去。最终要么是珠宝商，要么是商业银行。反正谁出价高，就是谁的。
为什么国王羡慕农夫的工作
一个国王见一农夫躺在路边晒太阳，很满足，很安详，一副快乐的样子，很是羡慕。农夫不解：难道国王还有不快乐的吗？国王吐出实情，有人想谋我的权位，有人想得到我的财物，有人想夺我的娇妻，有人甚至想要我的命，我连安全感都没有，哪有什么快乐呢？
我们以为国王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但没有想到国王却羡慕路边的农民，可以睡一个安稳的小觉。这个寓言故事对我们的工作选择是一种借鉴。快乐的工作不一定要有很高的职位，满屋的金银，华丽的外表。
王浩本科学的是计算机，毕业后到了一个网络公司做技术员。公司是国内一家知名的大企业，王浩最初看中的是公司的发展前景。经过几年的磨炼，王浩很快成为了公司技术部的经理。随着对业务的熟悉程度增加，王浩的工资和职业都达到了一个瓶颈阶段。面对生活的压力，看着始终难有所突破的薪水，王浩有了转行的打算。
王浩的薪水在整个行业内处于一个大众水平，再有突破已经很难。他看到一些朋友从事金融行业，挣了不少钱，于是便想跟着朋友一起转投金融领域。
不过，王浩刚刚贷款买了房子，每月数千元的房贷以及都市生活的高额消费压力，又促使他需要保持冷静。虽然如今的工资不见涨，但应付房贷和生活，还不成问题。一旦王浩选择辞职转行，就有暂时失业的可能。而且新的工作内容和环境之下，是否能够迅速适应也是王浩需要考虑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王浩有了跳槽想法的时候，正值年末，公司一般在年底会有年终奖金，虽然数额并不巨大，但同样对王浩有着吸引力。一旦这时候选择辞职，那这笔奖金势必成为泡影。
基于这些考虑，王浩迟迟不愿辞职，他仍然坚守在公司，继续做着技术工作，拿着不多不少的工资。
王浩不愿辞职，就在于他看到了自己辞职的代价。虽然投身金融领域，也许能够获得回报，但这也意味着风险。王浩在权衡了成本后，选择了继续工作。王浩选择不辞职，虽然可能失去了在金融界的发展前景，不过却能继续安稳的生活。
王浩的选择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国王会羡慕在路边晒太阳的农夫，因为农夫有着国王永远不会有的安全感。亚当·斯密没有提到，拥有安全感的农夫没有国王的权势。选择一件事，必然放弃另一件，那个被放弃事情所带来的收益就是机会成本。
在职场中，经常会出现在被动的情况下选择了一个行业。在通过一番努力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了大量的资源。但是，最后却意识到这份工作并非自己理想的职业，于是想跳槽转行，那么继续留在这个行业能够创造的价值就成了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越高，重新选择的难度就会越大。
年过四十的李先生是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虽然他很喜爱法律行业，并且在法律界也闯荡了20年之久。可是，他还是意识到自己与这个行业总有些格格不入。
律师的职业其实很不错，收入也颇为丰厚，但李先生总是觉得浑身不自在。为此，他还专门咨询过医生。医生告诉他，这是因为违反了自我意志，勉为其难工作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长此以往会对他的心脏以及其他器官造成慢性伤害。
李先生其实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上大学的时候，李先生对广告策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职业广告策划人。不过，因为家人的期望，他最终走上了律师的道路。
李先生如果放弃律师职业，去从事广告业，他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从本科到研究生，李先生学了六年的法律，现在年薪数十万加上二十年的行业经验，李先生改行去做其他事情的成本实在太大。而对于广告业，除了拥有一腔热血外，李先生毫无优势可言。这一切，也让李先生陷入了痛苦之中，他迟迟不愿放弃律师职业。
实际上，李先生的职业发展就像爬树一样。在最初律师的旧树干上他爬得越高，退下来的难度也就越大，因为他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
辞职不管是想法，还是行动起来了。它只是职业生涯中很正常的选择行为，而不应该富于道德的评价。跳与不跳，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心中的那个小算盘。不管如何选择，都希望你拥有让国王羡慕的地方。
为什么乔丹不自己修草坪
曾有人提了一个类似笑话的问题：为什么乔丹不自己修剪草坪？
迈克尔·乔丹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是NBA中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之一。乔丹会亲自修剪自家的草坪吗？这里排除他某天心血来潮想要体验一下劳动的乐趣之类的意外情况。
我们假设乔丹能用3小时修剪完草坪。与他相比，住在隔壁的小伙子杰尼弗能用4小时修剪完乔丹家的草坪。这样看来，乔丹在修剪草坪上有绝对优势，因为他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干完这些活。那么，乔丹就应该自己修剪草坪吗？我们接着看。
乔丹在这同样的3小时中，能拍一部运动鞋的电视商业广告，并赚到200万美元。而在这同样的4小时中，杰尼弗可以在麦当劳工作赚40美元。乔丹修剪草坪的机会成本是200万美元，而杰尼弗的机会成本是40美元。杰尼弗在修剪草坪上有比较优势，因为他的机会成本低。
比较之下，乔丹不应该修剪草坪，而应去拍广告而雇用杰尼弗修剪草坪。只要他支付给杰尼弗的钱高于40美元而低于200万美元，双方的状况都会更好。
无论个人、企业还是国家，只要坚持“比较优势”，在与别人的合作和竞争中就可以获得对自己来说最大的效用收益。
去过庙里的人都知道，一进庙门，首先是弥勒佛，笑脸相迎，在他的北面，则是黑口黑脸的韦陀。相传在很久以前，他们并不在同一个庙里，而是分别掌管不同的庙。
弥勒佛热情快乐，所以来的人非常多，但他什么都不在乎，丢三落四，没有好好管理账务，所以依然入不敷出。韦陀管账是一把好手，但成天阴着个脸，太过严肃，搞得人越来越少，最后香火断绝。
佛祖在查香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将他俩放在同一个庙里，由弥勒佛负责公关，笑迎八方客，于是香火大旺。而韦陀铁面无私、锱铢必较，让他负责财务，严格把关。在两人的分工合作下，庙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佛祖派工说明了一个问题：如何把最合适的人放到最合适的岗位上去，各尽所能。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运用比较优势，让每个人只做自己最专业的工作，其他不擅长的事情就交给别人完成。运用比较优势，让人各尽所能，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能显现。
而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曾经长期困扰中国企业的难题。
法国著名企业家皮尔·卡丹曾经说：“用人上一加一不等于二，搞不好等于零。”用人中组合失当，就会失去整体优势；安排得宜，才成最佳配置。在这方面，李嘉诚与柳传志以其洞察世事的眼光，成功地运用比较优势策略，不仅解决了难题，还将企业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李嘉诚让性格沉稳、作风踏实的长子李泽矩成为长江实业集团新掌门人，让崇尚自由创新、喜欢作秀的次子李泽楷另创TOM.COM事业。
2001年3月，联想集团宣布“联想电脑”、“神州数码”分拆进入资本市场，同年6月，神州数码在香港上市。分拆之后，联想电脑由杨元庆接过帅旗，继承自有品牌，主攻PC、硬件生产销售；神州数码则由郭为领军，另创品牌，主营系统集成、代理产品分销、网络产品制造。至此，联想接班人问题以完美的方式尘埃落定，“双少帅”一个握有联想现在，一个开往联想未来。
但是在实行各尽所能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如何搭配，使人才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妨碍的问题。这就需要管理者对人才有深刻的洞察力，最好使他们彼此所负责的事务具有互补性。
为什么上海男人愿意做家务
龙应台一篇《啊，上海男人》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文章一开头就说：“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20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文中惊叹上海男人承包大量家务，甚至洗女人的内裤，“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此文当时在《文汇报》刊出后，不少人给报社来电、来信，甚至言辞激烈，抗议《文汇报》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的文章，严重伤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上海男人”的大讨论。
炒菜做饭样样拿手，比女人做的味道还香。也不单是厨房里面了，在家务是全面开话，洗衣物擦地板，反正就是家务高手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老婆不逼着干，是自己情愿的。
这引出了一个话题：男人、女人究竟谁该做家务了？
在传统社会，大多数家庭都是过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日子，男人养家，女人持家。关于这种劳动分工，其实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女人负责采集，男人负责打猎。
从家庭分工来说，尽管男人也可以做家务，甚至男人在做家务方面比女人更有绝对优势，但从比较优势上来说，男人更适合做外部工作，女人更适合待在家里。在家庭这个经济组织中，夫妻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享受劳动收益。
男女分工的比较优势，给家庭带来了无限生机。但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劳动分工在现代生活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在过去，妇女长期将自己禁锢在家中，足不出户。这种劳动分工不仅形成了女人做家务的比较优势，更形成了女人做家务的绝对优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妇女思想的解放，许多国家从法律的角度确定了男女社会地位和权利的平等，妇女逐渐从比较优势的陷阱中走出来。如今的家庭分工已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如果两个人都有工作，家务就由两个人共同分担，或者双方商量着合理分配。而“家庭妇男”现象的出现，更说明了现代家庭分工的新特点。
在瑞士，妇女分娩后，夫妻双方均有权选择谁待在家里看护婴儿。如果男方决定看护婴儿，国家将在一年的时间内，支付其原工资的80%，这段时间也被称为休产假。此外，还有专门的“父假”，时间长达450天，在孩子8岁前休完。无论是休产假还是“父假”，国家都会发工资。
吴茵，31岁，苏州人，某德资公司客户部经理，年薪20万。
李阳，36岁，湖南人，政府部门公务员，月薪3500元，结婚三年
毕业于某知名高校外语系的吴茵，留学回国后任上海一家著名外资公司的客户部经理，会三门外语、有过海外经历的她，做事果断干练的做事，在事业顺风顺水，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不过在生活上，吴茵欣赏的是细心、顾家的男人，南方男人李阳就是因为细心持家而走入了她的生活，虽然李阳月入不过3500元，但他却将家打理得整洁有序，让吴茵很省心。
也有人不解地问吴茵：“为什么嫁给收入远远低于自己的李阳？”她的回答很干脆，“我当初和现在一直都看中他的细心，我不在乎他挣钱多少，我相信自己的能力足够可以让我俩过高质量的生活。”
其实，当今社会最难做的不是占家庭收入大半壁江山的吴茵，而是比太太薪水低的李阳。当今社会像李阳这样敢娶高薪太太的男人少之又少，因为在常人看来，娶个高薪太太，男人的自尊心受损，马上矮一截，没有安全感。
李阳则不这么认为：“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难道老婆赚钱少，你就高兴吗？结婚是过日子，不是搞财富竞赛，无论谁拿高薪都是好事吗。面子既当不了面包，也当不了衣服。其实，娶个高薪太太好处多多，首先，收入高，说明她智商高、能力强，会享受生活；其次，娶个高薪太太，你一般不会缺乏自我完善、提高修养的动力。还有……”
《财富》杂志2002年报道说，全球商界前50强女性，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家里都有一个“男贤内助”。有关专家称，在21世纪，不同行业的兴衰将更加明显，而这将会导致大批行业性的失业人口，其中的男性如果找不到新的工作，回家将成为必然。今后夫妻俩轮换内外角色的可能性还将越来越大。
如果男人能够上述案例中的李阳那么想、那么做，无论是谁主外、谁主内都不是问题。所以，我们无权按照传统习惯说“男主内、女主外”的婚姻模式不好。无论是哪种婚姻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没有不合理的婚姻模式，只有不合格的婚姻成员。问题的关键是，夫妻双方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妻子不管多能干，一进家门，就要忘记自己在外边的成就和地位，只把自己看成一个妻子。
在家庭的劳动分工中，男女双方都可以做“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双面手。合理的家庭分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必定能促进家庭和谐发展。
为什么妇女愿意忍受高跟鞋带来的不适感
多数女人都愿意穿高跟鞋，除了一些职业特点不方便或者不允许穿高跟鞋，基本上不管个子高矮的女人基本都穿过高跟鞋。高跟鞋穿着不舒服，走路困难。长期穿高跟鞋，会给脚、膝盖和背带来损害。可为什么妇女们还是继续穿着高跟鞋呢？简单的回答似乎应该是，穿高跟鞋的妇女更容易吸引他人注意。
高跟鞋诞生于18世纪路易十四王朝的法国。当时，宫里养着许多年轻貌美的宫女，她们耐不住宫廷生活的寂寞单调，常常溜出宫去参加各种民间的社交活动。路易十四很生气，颁布了一系列宫廷禁令，但仍阻止不了宫女们的外出。这时，有人向路易十四献计说，这些宫女所以能一转身就没了影，关键在于脚下没有羁绊。倘若能想出点子，使她们行动不便，她们就不能轻易出宫了。路易十四一听，认为这主意好。但是采用什么方法呢？用脚镣之类的器具套起来吧，太缺乏人道。而且对那些娇滴滴的宫女施用刑具，也于心不忍。再说，如果宫廷里到处都是带看脚镣的宫女，这宫廷还有什么高雅、文明可言。看来只有在鞋子上做文章。于是，他授命鞋匠设计一种刁钻的鞋子，以整治那些爱溜的宫女。当时，法国舞台上的悲剧演员穿的是一种全高型的戏剧鞋，鞋匠从这里得到启发，创作出了后高跟鞋。
当时路易十四指看一堆造型别致的高跟鞋，令宫女们穿上时，宫女们吓得叫苦连天。千方百计推托不肯穿，但王命难违，最后只得哭丧着脸穿起了高跟鞋。怪哉！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后，宫女们又行走自如了。而且，她们发现穿高跟鞋能使身材显得修长优美，竟喜欢上了高跟鞋，非高跟鞋不穿了。巴黎的时髦女性见到高跟鞋。大为赞叹，竞相仿效。于是，高跟鞋由宫廷传遍法国，又传遍世界。
在《理智与情感》当中，简·奥斯汀形容艾莉诺时说，“她有着优雅的肤色，容貌端庄……身材尤其好。”可说到艾莉诺的妹妹玛丽安·奥斯汀却说，“还算俊俏。她的身材，虽说比不上姐姐那么端正，可因为身高有优势，反倒更动人。”高跟鞋不仅能让妇女显得更高，还强迫她们挺直腰板，脚部前耸，屁股后翘，从而凸显女性的曲线。男人喜欢女人夸张的身材，时尚专家如是说。
高跟鞋除了让女人看起来更高以外，它还迫使背部呈弧形，促使女性挺胸翘臀，从而突出了女人的外表特征。女人忍受高跟鞋是为了突出身高，显得更加美。
同样有很多女人也讨厌穿胸罩，并且已经为此痛苦忍受了N个年头了，虽然知道接下来的年头还有很长，但还是忍不住要抱怨！
问题在于，要是所有妇女都穿高跟鞋，这种优势也就扯平了，毕竟，身高只是个相对现象。比别人高几寸当然很好，至少不比别人矮几寸。可要是所有妇女都穿上高跟鞋好让自己高上几寸，她们之间的相对高度也就恢复了原貌，跟大家都穿平底鞋时一样了。如果妇女们能集体决定穿哪种鞋，估计所有人都愿意放弃高跟鞋。可一旦有人私穿高跟鞋来获取优势，这一约定就没法维持下去了。
为什么乘客不选择果汁而是和空姐谈恋爱
有位上了年纪的单身汉乘坐飞机，靠着里侧，坐在他右边的是一位英俊的小伙子。由于临时出现一点小故障，飞机延误了起飞的时间。起飞后，机长向乘客们致歉，并宣布马上有免费的饮料招待大家。
当迷人的空姐推着手推车过来时，单身汉向她要了一杯果汁。空姐接着问那位小伙子要不要也来一杯果汁。小伙子有意调侃，说：“不，谢谢！我宁愿和你谈一场恋爱，也不要喝果汁！”单身汉一听，马上把他的果汁退还给空姐，说：“小姐，我刚刚不知道有另一个选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不当，就会失去和空间恋爱的机会。有一得，必有一失，所谓鱼翅与熊掌不可兼得。假如航空真的提供有和空姐谈恋爱的机会，当单身汉决定端起那杯果汁的那一瞬间，他的机会成本就已经出现了——他失去了和空姐恋爱的机会，那位空姐有可能成为他的妻子。
譬如，大学刚刚毕业的你，因为对工作认识不深，迷茫中选择了一个职业，并在已经过去的两年时间里通过自己勤奋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就，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但是，现在你才意识到它并非自己所理想的职业，于是想跳槽转行。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出现了——你在目前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就变成了你的机会成本。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机会成本越高，重新选择的难度就会越大。职场发展犹如登山一样，一旦发现登上山顶所看到的风景并非自己所需，面临的选择有两种：要么退下来，换一座山；要么坐在山顶等傍晚时的美景。显然，在山路上爬得越高的人，退下来的难度也就越大。
37岁的李郎是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他觉得虽然自己很喜爱广告，并且在广告行业待了15年之后，才真正意识到这个行业并不是自己的最爱。“我知道这份工作很不错，”他说，“收入也颇为丰厚，但是总觉得浑身不舒服，工作起来总是不能彻底投入，内心觉得憋屈，我觉得自己早晚也得憋出病来。
“我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说出来会让人觉得好笑，我喜欢养猪。十年前，我为一家饲料公司进行广告策划，恶补了很多饲养的知识，我发现自己学得越多就越喜欢。另外，我觉得猪长得憨厚，所以，就特想拿出一笔钱，投入到养猪行业中去。”
但是，李郎也有自己的担心。“每当我想要放弃广告业，放弃现在的工作，感觉就很复杂。毕竟在这行里积累15年的资源，包括工作经验、人脉、客户，在广告行业，大家也认为我的前景很好。也许只有大傻瓜才会把15年的经验断送掉，改行去做其他事情。”
最终，李郎没有改行。选择是需要成本的，有好的人生选择，也有坏的人生选择，却没有不要成本的选择。付出的成本太高，就可能影响我们的选择，也会使我们的人生和职业生涯留下太多的缺憾。相反，如果一开始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能降低个人选择的成本，创造更多的“利润”。
如何保证自己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是理性。理性选择就是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最大需要。
但是，理性选择是有前提的：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要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人是理性的，相信不同的选择会造成不同的结果；第四，人是感性的，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
假设是经济学家常玩的把戏。理性选择理论的最大化假设是以人的完全理性为条件的——具备完全理性才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通过衡量作出最优的抉择。这种假设不但受到传统社会学，而且受到经济学中新制度主义学派的批评。
其实，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有限理性的概念就是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经济学家眼里，人的有限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认识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因此，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在决定过程中寻找的并非是“最大”或“最优”的标准，而只是“满意”的标准。
理性选择理论被批评的第二个地方是人的抉择受非逻辑行为影响。帕累托曾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非逻辑行为”。这些行为涉及价值观、信仰和感情领域，本能和机械地遵从于习惯。在现实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只有在那些重要但是有限的行为中才最大可能保持选择的理性。
比尔盖茨的成功证明了他当初选择计算机行业是正确的。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加入正在哈佛大学念书的他面临着和成立计算机公司一样的另外一种创业机会：他可以获得国家贷款开办一个军工厂。盖茨该怎么选择？
有人拿着这个问题去问当今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他给出的答案或许是建议比尔盖茨选择计算机行业，——因为这使他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是，面对一切还未发生、比尔盖茨仅仅是一名大学生的状况下，有谁能够预测到他会成为首富？谁有能预测到假如他投身到军工业不能成为首富？
完全理性显然不够现实，回到职场话题上，要想将来不后悔，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在作出选择决定之前尽可能了解足够多的信息，通过掌握丰富的信息让自己实现最大可能的理性。
为什么有人要先吃好苹果
很多人有过这样的困惑：两箱苹果，一箱是又大又鲜，另一箱由于放得久了，有一些已经变质了，问先吃哪箱，即先吃好的还是坏的？
最典型的吃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先从烂的吃起，把烂的部分削掉。这种吃法的结局往往就是要吃很长一段时间的烂苹果，因为等你把面前的烂苹果吃完的时候，原本好端端的苹果又放烂了。第二种是先从最好的吃起，吃完再吃次好的。这种吃法往往不可能把全部的苹果都吃掉，因为吃到最后的，烂苹果实在是烂得没法吃了，就都给扔了，形成了一定的浪费。但好处是毕竟吃到了好苹果，享受到了好苹果的好滋味。这道题当时在于测试回答者是乐观还是悲观的人。按照当时的测试点：前一种吃法的人是悲观的人，后一种是乐观的人。
通常喜欢第一种吃法的人，觉得第二种吃法容易造成浪费。喜欢第二种吃法的人，觉得享受好苹果的味道更要紧，扔掉几个烂苹果不算什么。
两种吃法，各有各的道理。在实际生活中，究竟先吃哪个苹果，对个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先吃哪个苹果的选择，在其行为背后，却别有一番深意。而经济学上的理性人更愿意采取第二种吃法。吃苹果不同于吃饭，不是为了果腹，而为了品尝其味道，吸收其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讲，先吃好的比较理性。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这种吃法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一些。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都要面对“先吃哪个苹果”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可能小到吃哪箱水果、穿哪件衣服，也可能大到是该读研还是工作或者留学，是嫁个自己爱的还是更爱自己的？……选择无处不在，我们每天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对各种机会成本进行比较。
2000年，在著名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工作得如鱼得水的曾子墨，意外得到凤凰卫视咨询台主播的机会垂青。两个在所有人看来都是绝好的机会，却成了曾子墨人生的大难题。从常春藤盟校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就直接进入摩根斯坦利的曾子墨，已经先后在纽约总部及香港分公司参与完成超过700亿美元的企业收购及公司上市项目。然而，曾经将投资银行认定作为一生的职业选择的子墨，却还是对凤凰主播的职位有了动摇。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
“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随时回来！”
……
连公司的运营官都打赌，子墨一年半载后一定还会回来。但再三思虑之后，毫无新闻采访经验的子墨，还是选择回到香港，在凤凰卫视咨询台开始了自己的主播生涯。并借助自己的财经专长，很快成为凤凰财经第一女主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曾子墨在摩根斯坦利与凤凰卫视之间犹豫，而更多的普通人的选择或许没有那么诱人，但同样纠结且不知所措。每个人心里面似乎都有两个小恶魔，对于不同的选项有着不同的支持理由。而我们却需要在两个小恶魔的斗争中，最后决定谁胜谁负。
选择的内容决定选择的结果，选择决定我们的生活状态。今天的生活是由三年前我们的选择决定的，而今天我们的选择将决定我们三年后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你的今天是你的昨天决定的，你的明天将由你的今天来决定。
在你的人生中，因为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你曾经错失过多少获得成功的机会。如果你可以洞悉未来，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如果你能够预见未来，你又能否把握机会？有什么股票你应该卖却没有卖？有什么商品你应该买却没有买？有什么机会你应该把握而又错失？你一生中又能遇到多少机会呢？这个时代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选择当前，请注意理性。
为什么不看电影更快乐
有一位老人退休后，迷上了古董。他专注于收集各种古董，一旦碰到心爱的古董，无论花多少钱他都要设法买下来。
有一天，老人在古董市场上发现了一件向往已久的古代瓷器。他花了很高的价钱把它买了下来，老人把瓷器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兴高采烈地骑车回家。
谁知，老人上了年纪，瓷器绑得并不牢靠。在骑了一段路之后，瓷器“咣当”一声从自行车后座上滑落下来，摔得粉碎。老人听到瓷器摔碎的响声后，居然连头也没回，继续往前骑。
这时，路边有几位热心人连忙喊住老人：“老人家，你后座上的瓷器摔碎了！”老人停下车，很淡然地说：“恩，听声音一定是摔得粉碎。既然摔碎了，那就不要了。”说完，老人骑车迅速消失在人海中。
老人的反应令人吃惊，常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会从车上跳下来，对着已经化为碎片的瓷器捶胸顿足，甚至扼腕痛哭。但是，瓷器已经摔碎，所有的痛苦都无法挽回这个事实。捶胸顿足只会增加更多的伤痛，老人正是认识到了这点，才会选择理智的离开。
老人的行为，非常符合经济学家对“人”的认识。在经济学家眼中，人都是理性的。所有人都是“理性人”，这是经济学家研究人类行为时的基本假设。经济学家认为人的理性，是一个人能够权衡成本与收益，并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个理性人能够在既定约束环境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人总是会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用和满足感。
老人选择默默离开，显然是理性的行为。瓷器已经碎掉，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让它复原。这种业已发生的成本，已经不能无法收回，经济学上将这种成本称为沉没成本。面对无法收回的沉没成本，理性的选择是将其视为没有发生。
不过，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理性。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次选择都会有投入，不管前期的投入能不能收回，是否还有价值，在做出下一个选择时，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到这些。于是，前期的投入会把我们牢牢定在原来的道路上，无法做出新的选择，而且前期投入越大，我们越难取舍。
比如，你花了50块钱买了一张晚上的电影票。不想临出门时，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这时，你该怎么办？如果选择放弃，你损失掉了50块钱；如果执意要去看电影呢？那你不仅需要来回打车，还可能面临被雨淋湿，甚至感冒发烧，最终还要上医院看病等一系列的额外成本。面对已经投入的50块钱，这时，理性的选择是放弃这场电影。因为这50块钱已经是无法挽回的沉没成本，你没有必要为了这50块钱投入更多的附加成本。
对于个人而言，做出理性选择和决定是为了个人的自身利益。不过，很多人并不懂得如何进行理性的选择。比如一个歌迷，明知道花100元就能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而他仅仅因为喜欢歌星偏要掏1000元买一张票。这种行为并不符合经济人理性原则，因为按照经济人理性原则，他多花的900元是没有意义的。
很多人对于打牌赢来的钱，很乐意将其消费掉。而对自己辛苦赚来的薪水，人们往往舍不得消费，而要将它存起来。这看起来很正常，也符合人之常情，不过却是不理性的行为。从理性的角度看，不论是打牌赢来的钱，还是自己工作所得的薪水，货币的经济价值是等同的，二者的效用是一样的。
再比如，在商店进行打折的时候，对于降价金额一样的同类商品，人们往往愿意抢购降价幅度最大的商品，而不考虑自身的需求。比如商场里有两种空调，一种是适合小居室的小型空调，售价在2500元，还有一种适合较大空间的立式空调，售价为3000元。为了促销，商场将这两种空调都统一降价到2000元出售。尽管许多人家里的空间更适合小型空调，但大家还是乐意去抢购那种降价幅度更大的立式空调，而对降价幅度较小的普通小型空调懒得问津。
虽然大部分人刚买回去时，都觉得占了很大便宜。不过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大空调与自家的空间格格不入。大空调不仅占空间大，使得原本不大的房间更显拥挤，而且大空调的耗电量要远高于小空调，无形中更增加了家庭的负担。于是，非理性的选择大空调，并没有让家庭的幸福感更多，反而平添了更多的烦恼。
为什么愚公不修路而是移山
太行、王屋两座山，方圆七百里，高万丈。北山居住着一个愚公，他年纪将近90岁了。他家正对着两座大山，苦于大山阻塞了他家的出路，他召集全家来商量说：“我要和你们尽全力挖平险峻的大山，一直通到豫州的南部，到达汉水的南岸，可以吗？”大家纷纷地表示赞成他的意见。于是在愚公的率领下，三个能挑担子的儿孙，将敲凿的石头和挖掘的泥土用箕畚搬运到渤海的边上。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他们才能往返一趟。愚公移山的事情遭到了智叟的嘲笑：“以愚公这样的年纪和体力，怎么能搬得动这么多的山石土块？”愚公说：“我的子子孙孙是不断绝的，但是山却不会增高，因此一定能挖掉这两座山。”这样，愚公每天挖山不止。后来，天帝知道了这件事，被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就命夸娥氏的儿子搬走了两座山，从此愚公的家门前路途平坦。
愚公移山的精神为毛主席所称道，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愚公移山绝对不是精明的经济学选择。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来说，挖山的成本过高，需要子子孙孙无数代的付出，收益仅仅是方便了愚公后代的出行。与搬家相比，移山显然是成本高、收益低。
当然，作为一种精神，“愚公移山”代表着执著与坚持，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和经济学不能混为一谈。
经济学中，做出任何选择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经济学家讲实际，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为了表现什么精神，而是要获得某种利益，这种利益可以是个人的、群体的，也可以是整个社会的。要获得利益就必须进行成本收益计算。那种收益小于成本的事，无论体现了多么重要的精神也不会做。愚公移山只是为了出行方便，但为了出行方便而世世代代去挖太行和王屋这两座山值不值得呢？挖山是有成本的，且不说为了挖山所需要的镐、筐等需要花多少钱，仅就愚公一家人不从事任何有酬劳动，放弃的收入该有多少啊！如果天帝并没有将山移走，那愚公的后代可能直到现在还在挖山！这就是愚公移山的预期成本。但是“愚公移山”的预期收益是方便出行。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说，很明显是成本过高而收益过小。
其实除了移山之外，愚公他们家还有另外几种选择：第一，全家搬家，到交通方便的地方，不用非得住在山窝里。第二，购买毛驴之类的交通工具，骑毛驴外出爬山也是一种选择。虽然有购买毛驴、走山路这些成本，但总比移山成本要小。第三，修路。尽管修路也不易，但总比挖整座山容易。如果真把方便出行当件事做，肯定还可以想出其他替代的办法。“条条大路通罗马”，在各种可行的方案中应该选择达到既定目的成本最小的方法。
《圣经》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有关继承权的故事：
在西方，长子拥有继承家族一切权力的资格，这就是长子权。犹太族长以撒有两个儿子，哥哥叫以扫，弟弟叫雅各。两兄弟长大后，以扫好动，常外出打猎；雅各有心机，常在家里帮助料理家务。
有一天傍晚，以扫打猎回来，又饥又渴，看见弟弟雅各在熬红豆汤，就对他说：“我饿极了，给我喝点红豆汤吧！”雅各说：“你要喝汤，就把你的长子权给我。”以扫说：“我都要饿死了，要这长子权有什么用呢？”于是，他便按雅各的要求，对天起誓，把长子权给了雅各，换来饼和红豆汤。以扫吃饱喝足后，起身走了。
以扫哪里想到，为了这碗红豆汤，他的后裔便注定要服侍雅各的后裔。
红豆汤代表眼前的小利益，而继承权才是长远的大利益。庸俗的人容易为了眼前的小利益而丢掉长远的大利益。因此，人们在做事时不应该只停留在眼前的利益上，而要有长远的打算。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为红豆汤放弃继承权的故事不胜枚举。某教授曾经举例说，山西某市以几千万的价格卖掉价值2个多亿的国有企业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他认为，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卖掉中小国企是正确的，随着经济发展，由企业或个人获得或使用国有资源也是正常的。但如果政府仅仅为了得到些许收入而低价卖掉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源，那就是为一碗红豆汤而放弃了人民的长子权。
关于红豆汤与继承权的关系，很多人并不是不清楚。作为理性经济人，任何人都会选择继承权而不是红豆汤，因为继承权的重要性和价值远远高于红豆汤。但是，当红豆汤摆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往往被红豆汤的美味所吸引，此时对于自己而言的大利益“继承权”早已经抛至九霄云外。
换一个角度说，也并不能认为选择红豆汤就不符合理性经济人理论，其实这就是人的有限理性。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以扫十分口渴和饥饿，要红豆汤就是他的理性选择。但是从长远看，这样的理性选择无疑是不理性的。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既要看到短期利益，更要看到长期利益，必须经过理性思维，做出自己的选择。为红豆汤而放弃长子继承权，无论怎样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为什么生活中只有霍布斯选择
1631年，英国剑桥商人霍布森从事马匹生意，他说，所有人买我的马或者租我的马，价格绝对便宜，并且你们可以随便挑选。霍布森的马圈很大，马匹很多，然而马圈只有一个小门。高头大马出不去，能出来的都是瘦马、赖马、小马，来买马的左挑右选，不是瘦的，就是赖的。霍布森只允许人们在马圈的出口处选。大家挑来挑去，自以为完成了满意的选择，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只是一个低级的决策结果，其实质是小选择、假选择、形式主义的选择。
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是在有限的空间里进行着有限的选择，无论你如何思考、评估与甄别，最终得到的还是一匹劣马。后来，管理学家西蒙把这种没有选择余地的所谓“选择”讥讽为“霍布森选择”。霍布森选择是一个小选择，是一个假选择。
“霍布森选择”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虽然从理论上说你总是有许许多多的选择，但因某些限制的存在，减少了你选择的范围，甚至只允许你有一种选择。所谓的“自由选择”总是或多或少受到限制和约束，这使得选择的范围大大缩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一个“自由”的大学生来说，他毕业后可以工作，可以攻读研究生，可以出国留学，甚至可以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是，真实的选择并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囊中羞涩，出国留学的选择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因为英语基础差，通过考研英语分数线的可能性很低，这无疑又使读研成为弃选项；因为家里强烈反对他做自由职业者，于是必须得放弃这种选择……这就是残酷的现实给选择套上的枷锁，因此他必须在毕业后找寻一份正式的工作。
受到限制的选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现代商品经济下，生产资料日益丰富，走进超市面对各种品牌的同类商品往往会使人有点无从下手，不知道自己该选择哪个，很担心自己的选择会选中了质量差的产品。谁能保证自己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呢？而如果只有一种商品可供选择，人们对该商品的认知已经很清晰，不再有这些担心，人们至少可以选择买或不买。此外，如果只有一种选择，也可节省选择的机会成本。
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更多的选择机会总是令人身心愉悦。因此，我们理应利用自己的智慧之眼，洞悉所谓的“霍布森”选择，为自己创造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
一个老者携孙子去集市卖驴。路上，开始时是孙子骑在驴背上，爷爷在地上牵着毛驴走，有人指责孙子不孝。听到人们的指责后，爷孙二人立刻调换了位置。调换位置后的爷孙俩，又听到有人指责，说老头虐待孩子。于是爷孙两人都骑上了驴。一位老太太看到后又为驴鸣不平，说他们不顾驴的死活。最后，爷孙二人都从驴背上下来了，徒步跟驴走，不久又听到有人讥笑：“看！一定是两个傻瓜，不然为什么放着现成的驴不骑呢？”爷爷听罢，叹口气说：“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咱俩抬着驴走，可这样一来，岂不更让人笑掉大牙？”
每个人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认知，在经济生活中也是如此。面对一件相同的商品，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有人做选择是从经济学的成本收益角度来看，比如人们选择一项投资，总是选择投入最少、收益最大的。有人做出选择是从物品的使用价值角度来实现的，例如人们在沙漠中对水的珍视就比其他物品要高。还有人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方面来做出选择，如有人喜欢集邮，花费千金也要集齐一套完整的邮票。但是，非得要说谁做出的决策或者选择是最优的，恐怕谁也不能说服谁。
因此，最佳选择是对自己而言，而非对他人而言。在别人看来并非是最佳选择，但对自己而言是最佳选择，这就够了。比如，小李和小黄都拥有100万元资本准备投资，小李对塑料刷颇有研究，小黄对装潢设计十分在行。对于他们而言，如果小李将资本投入装潢设计行业，小黄将资本投入塑料刷业，恐怕对他们来说都不是最佳选择。
其实我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往往追求最佳，但是自己却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才是最佳选择。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选择时，认真思考之后并不一定能做出最佳选择，在短时间内做出来的往往能是现存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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