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定要做外国人

    做人，烦了。

    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怎么着都烦。

    我一直在揣摩，世界上到底哪一类人的活得比较舒坦？哪一种人过得比较自在？那些富人是能舒坦而不得，只要有了钱便成了他人算计的对象，大多是得不了好死的。穷人就别提了，天天为钞票操心，生了病连医院都不敢进，还不如宠物呢。做中国人吧属于先天不足，主要是经济问题在作祟。当日本人又太不甘心了，总不能把自己与禽兽混为一谈吧？其实直接做禽兽也就算了，何必披着张人皮呢？做个美国人倒不错，但总是担心恐怖分子找上门来，危险！最终我觉得还是做欧洲人好些，可现代欧洲人多少又有点底气不足了，连个伊朗核问题都搞不明白。

    如果能做一个全盛时期的欧洲人，或许就能作威作福，无法无天，享尽无限风光了。嘿嘿，那时候国际法还不健全呢，做强国的国民好象是可以肆无忌惮的。

    于是我想做个全盛时期的欧洲人，但我一直的理想是动物啊，这下矛盾了。仔细想来，我觉得老外虽然也是人科动物，但与我们多少还是有差距的。在王朝时期，我们的祖宗基本上是不把他们当成人看的，我们曾经在英国的英字前加上了犬旁或者口字边。仅仅百十年前，大多中国人还认为欧洲人的膝盖不会打弯呢，连猴子都不如。所以他们也不是人，至少不是我冒充的这个品种的人。

    于是我设想自己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臣民，游走于世界各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是谁就是谁。

    我生于1864年的英国肯特郡，我的英文名字早就被人忘却了，但中文名字却异常的响亮——李德立。

    我以一个英国企业人的身份，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旅游业版图的重新划定，后代中国人把我当成了帝国主义走狗，是掠夺中国财富的万恶传教士，是西方侵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传教士兼商人，可在中国人眼里，我不是个人。

    我出生的年代是我们的国家最牛叉了，那时美国人刚刚结束内战，法国人刚刚被德国人打得屁滚尿流，而德国人不过是刚刚从蒙昧的分裂状态中觉醒过来。至于东方那些古老的国度则大多与现代社会毫无干系，而非洲更是蒙昧如初。

    我们英国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走到了时代的最前端。那时伦敦的地铁已经开通十余年了，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串联了国家的每个城市。我们的蒸汽船航行在泰晤士河上，那是最早投入运营的铁壳商船。曾几何时英国的舰队游弋在广阔的大洋上，大西洋仅仅是我们的内海，太平洋上到处都有我们旗帜。我们要海上保护贸易，我们控制了所有的商业航线，我们在所有的商业往来中都占有巨大的分额。在那一时期英国的陆军占领了整个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的一半以及海洋上无数的岛屿。而我们的民主制度也随着帝国前进的步伐，推广到世界各地。世界上从没有过这样的伟大国家，以如此少的人影响着如此多的人，在一个偏僻的弹丸之地向大半个地球发号施令。

    生为英国人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负担，如果不做出一番成就的话，我是无法向自己和祖先交代的。

    年轻时我本想做个英武的海军战士，但想到功成身就死的纳尔逊，我便害怕得不得了。我也曾想混进陆军队伍，但当时的帝国陆军陷入了与阿富汗人和祖鲁人的战争泥潭，做陆军更危险。

    最后我决定干脆做一名传教士，虽然我对宗教并不怎么感兴趣，但传教士的身份又体面又安全，收入也不错。

    如此种种，证明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绝对成了不了英雄，但世间变幻谁又能预料呢？在我刚刚拿到牧师证书时，教会居然给我下达了命令，为了扩大英国教会的影响，他们让我去中国传教。当时我气得差点和他们打起来。

    中国是什么地方？那是瘟疫横行，饿殍满地的国家。

    据说我要去传教的长江流域更是热得从天上往下流火。我们英国人是最怕热的，我父亲有个朋友曾在上海做生意，结果染上了热病，没两个月就死在中国那个鬼地方了。

    我当时刚刚结婚，带着新婚妻子去中国，那不是找死吗？但教会的命令就是上帝发命令，是不能更改的，万般无奈下我只得启程了。

    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呢，我带着妻子从伦敦登船，取道南非，走印度，到达香港。

    在漫长的旅途中，妻子意外地怀孕了，那将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俩欣喜之余竟不约而同地担心起来，迎接我们的国度到底什么样？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地成长吗？

    我们的船从香港坐轮船沿着海岸线北上，我的传教士生涯是从这里开始了。

    1883年的上海已经颇有些欧洲大都会的派头了，实际上中国的城市都是非常庞大的，这得益于他们蜂群一样的人口。我本想在上海常住下去，但可恶的教会又把我派到了汉口。

    此时妻子怀孕七个月了，而我刚到中国，教会是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我们只好忍气吞声地上了轮船。

    我是第一次深入中国内地，长江的浩瀚让人震惊，如此壮丽河山养育出的民族应该是人类文明的领跑者。但我发现中国人只是对祭祀祖先和回顾光荣的历史有兴趣，这是为什么呢？

    路过镇江时我碰上了赛兆详，他是美国传教士，是虔诚的基督徒。赛兆祥一直在中国传教，在宗教界很有些名气。

    他看到我妻子，几乎残叫着说：“千万别去汉口，会死在那里的。”我询问原因。赛兆祥痛惜地说：“中国人称汉口为火炉，那地方太热了。咱们欧美人怕热，很多人都热死在汉口了。尊夫人要是在汉口生产的话，必定凶多吉少。哎！我的前两个孩子都在中国热死了，我妻子受不住打击，回国疗养去了。”

    我听从了老朋友的建议，决定只身去武汉，把妻子留在镇江的教堂，那里有英国护士。

    我曾向赛兆祥请教，如何让中国人成为上帝的信徒。

    赛兆祥叹息着说：“中国人没有宗教精神，他们只相信利益。只要让他们明白，信教有好处，他们就会聚集在你身边的。”

    我惊讶地说：“那是生意，不是传教。”

    赛兆祥难过得不得了：“我不想亵渎上帝，可中国人就信这个，你说怎么办？”

    抵达汉口恰好是七月，天哪！这里简直是人间地狱啊！早晨八点，坐在房间里热汗就溢出来了，整个身体就如一只沸腾的水壶，人热得没地躲没地藏的，只想在水泡着。我不明白教会为什么把我派到这儿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强自支撑着处理教堂的事物，我不敢去乡下传教，万一热死在半路怎么办？

    其实中国人也怕热，每到傍晚，长江里全是光溜溜的身躯，颇为壮观。

    此时妻子来信了，她说我们有了女儿，并希望一家人尽快团聚云云。在信中，妻子抱怨说镇江天气太热，孩子生了痱子。我暗自叫苦，你们要是来了汉口就不是生些痱子的事了。

    那段时间我认识了几个中国传教士，其中一人叫戴鹄臣。我是英国人，但并不认可当时欧洲流行的人种学观念，当时的欧洲人认为西方人之外的人种都是劣等民族。我认为中国人除了相貌单调些，不大讲究卫生之外，与我们也没有多大区别。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人的外貌简直太可笑了，一水儿的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所有男人都梳了个统一的发型，几乎很难把某个人从人群中区分出来。

    统一的外貌说明人种单一，而统一的穿戴说明思想单一。也难怪这个民族没有创新观念，他们似乎从不愿意创造新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古代社会才是理想中的乐园。

    戴鹘臣十年前就接受了基督教，思想还算开明。有一次我和他聊天时说到武汉太热，戴鹄臣笑道：“有个笑话说，阎王爷要把干了坏事的财主下油锅，所有的财主都跪地求饶，只有一个财主无动于衷。阎王爷奇怪地问：难道你不怕下油锅吗？财主说：我是武汉人，不怕热。”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而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可笑。我满脑子是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总不能老让他们在镇江吧？后来我把在的担心说了。戴鹄臣说：“放心吧，进了九月就好了。”

    进了九月天气果然凉爽了，我兴高采烈地把妻子、女儿接到汉口。

    戴鹄臣迎接我们时，抱着小女儿说了句语重心长的话：“赶紧长身体，明年夏天你要经受锻炼了。”

    我立刻揪住他，哀求着说：“你一定要帮我找个避暑的地方，我可不愿意女儿在汉口下油锅。”

    戴鹄臣说：“九江有一处所在，据说那地方夏天很凉快。”

    “哪里？”我听说过九江，但没有下船。

    他说：“庐山。”

    我下了决心：一定要在夏天到来前，安顿好避暑的问题。

    二 庐山开辟者

    深秋，我和戴鹄臣从汉口到了九江。

    虽然是秋天了，但站在江船上依然热浪扑面，浑身粘稠。戴鹄臣指着南方的一片朦胧山峦说：“那就是庐山，曾经孕育过很多大诗人。”

    我说：“什么诗人不诗人的，凉快就行。”

    我们离开驿道，沿着一条古老的山路向上攀登。

    戴鹄臣说：“这条路是朱元璋修的。”

    我知道那是个著名的皇帝，以诸杀功臣驰名，据说那小子还当过佛教的传教士，便问道：“他也是来避暑的？”

    戴鹄臣说：“满州人怕热，所以修了避暑山庄，我们汉族人是从不避暑的。朱元璋修路是为了纪念一个和尚，好象叫布袋和尚。”

    我心里一动，和尚是传教士，我也是传教士啊，难道我与这座山还有些渊源不成？

    纪念和尚的小路叫九十九道盘，是一条年代久远的石板路，从山脚直通山顶。路边的风光美不胜收，隔不远，茂密的丛林间就会闪现出荒废的中式亭台，如遥远的童话。我们没有做停留，匆匆而上，刚刚上到半山腰冷风便飕飕袭来，大家不约而同地穿上了外套。

    戴鹄臣说：“听说，夏天在庐山上睡觉，一定是要盖上被子，否则就着凉了。”

    我颇是欣慰，热汗飘尽，步履轻快。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经过天池寺、黄龙寺抵达了女儿城，那是条破败的古城墙。

    我站在城上极目远望，九十九盘已经淹没在漫山翡翠中，风景如画。不，这里的风景本身就是一幅写意画，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景致一般无二。

    我发现前方的两座山岭间有一块面积不大的山间小平原，便问：“那是什么所在？”

    戴鹄臣说：“牯牛岭。”

    我心念一动，COOLING，这不就是清凉的意思吗？从此我给对面那片山岭更换了名字，叫牯岭，取避暑之意。后来不仅外国人接受了这个名字，连一向咬文嚼字的中国人也认为我做的修改更为简洁，不久便叫响了。

    有一段时间牯岭的名声甚至比庐山还要响亮些，其功劳全在我一人身上。

    我在山上考察了几天，发现庐山的确是个避暑的好去处。我决定在山中里修建一座别墅，夏天让妻儿们在这里躲避汉口的高温。

    戴鹄臣曾告诉我，俄国人曾向山中寺院买过地皮，我们俩便辗转去九峰寺探讨购买地皮的事。我估计这笔生意的难度不大，寺里是土和尚，我是个洋和尚，大家都是和尚，买块地皮又算得了什么？

    我和戴鹄臣整整走了半天，后来体力不支了，再加上山路陡峭，我凭空摔了个跟头。幸好我还年轻，否则脖子就要摔断了。

    后来戴鹄臣找来骄夫，所谓的轿子就是两个年轻人抬着把简易的竹椅子，人坐在上面颇是惊险。我本来大敢坐，但轿夫急得频频作揖：“洋大爷，你就坐吧。我们三天没开张了，我家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

    为了他的母亲和孩子，我只好坐了上去……

    九峰寺的住持叫继慈，看模样倒也和善。我向他提出购买寺后空置的土地，和尚开口就要三千两银子，这不是要杀人吗？我拒理争辩，三说两说的，和尚竟从佛像底座下抽出一把大砍刀，号称要宰了鬼子。

    我和戴鹄臣只好夺路而逃。出得门外，我诧异地问：“这般和尚倒像是土匪。”

    戴鹄臣说：“也难怪，听说继慈曾在湘军做过将领，杀人如麻。虽然立地成了佛却未必放下屠刀。”

    “那我的女儿怎么办？明年夏天怎么办？”

    戴鹄臣说：“要不，就在牯牛岭置办地皮吧，可惜那一带无人居住，生活不大方便。”

    我说：“无所谓，我们住了就等于有人了。那片地有主人吗？”

    戴鹄臣摇头道：“无主荒山，咱们去官府谈谈吧。”

    听到官府这两个字，我立刻觉得耳边全是风声，脑袋都疼了。

    当时的中国弥漫着浓重的排外情绪，中国人把我们叫做鬼子。鬼是人死之后的形态，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愿意承认我们也是人。其实官府的态度也是一样的，凡是洋人的事一概排斥。因为所有的官员都担心背上汉奸的名声，他们碰上洋人就如碰上瘟疫似的，躲还躲不及呢。后代人都以为我们曾在中国横行霸道来着，但那是军队的事，根本原因是中国军队挡不住他们。我也希望横行霸道，是人就愿意横着走路，可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传教士，无权无势，也没那么多的钱！对了，当时中国人的流通物不是钱，是银子。

    戴鹄臣看出了我的疑虑，安慰道：“要不，我替你出面吧。我不说你是外国人，官府同意了你再出面。”我点点头，只得如此了。

    戴鹄臣的人品极好，他身上具备了中国人独有的精明，对我们外国人也没有偏见。我们下山来到德化县，我住在客栈里，戴鹄臣去了县衙门。

    大约两个小时后，戴鹄臣回来了，他惊喜地拉着我说：“知县说那是无主荒山，闲着也是闲着，明天就可以交契税了。”我们俩大喜过望，当天晚上狠狠地喝了顿小酒。中国白酒不好喝，喝起来如同受虐，但我高兴，受虐也愿意。实际上当时我只想租他几十亩地，盖栋别墅也就心满意足了，可事情的发展往往是无理可循的。我做梦都想不到，后来我几乎拥有了整整一座庐山。

    第二天，我们在银号兑换了银子，双双来到县衙门交税。知县看到个洋人明目张胆地走上大堂，惊得鞭子都立起来了。他指着戴鹄臣的鼻子，喝问道：“我让你把李德立给我找来，你弄个洋人来干什么？”

    戴鹄臣说：“他就是李德立呀？”

    知县惊道：“李德立是洋人？他们也姓佩李，那是老子的姓。你少骗我，他们的名字都是什么斯什么鸡的。”

    我赶紧解释说：“我的中文名字就叫李德立。”

    知县瞪了我一眼，满嘴嘟嘟囔囔的：“这鬼子怎么会说中国话呢？”

    我纠正道：“我是人，不是鬼子。”

    知县狠狠一拍桌案：“我不管你是人还是鬼？你们洋人想从我手里租地，那是妄想。”

    我不为理解，高声叫道：“反正是荒地，闲着也是闲着，我只想建一栋避暑别墅。”

    知县道：“我们宁肯闲着也不能给你们外国人，谁知道你憋的什么心？”

    我说：“我只想建别墅，避暑你懂不懂？”

    知县冷笑着说：“你嫌热就到江里去泡一会儿去啊。你们不会是要在山上建炮台吧？”

    我苦笑不已：“建炮台有什么用？我真要建造别墅。”

    知县凶狠地向外一挥手，忽然觉得礼数不对，马上又端起茶杯来：“你们还能有好心？”

    此时门外的衙役高喊道：“送客！”

    说是送客，实际上我是被知县哄出来了。

    出了县衙门，我向戴鹄臣打听县议会的地址，我要投诉行政当局。

    戴鹘臣摊开手说：“我们中国没有议会。”

    我说：“没有议会，谁来监督行政官员？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了，这可是大大的不妙！”

    戴鹘臣苦笑道：“我跟你说不明白，反正是没有。谁让你是洋人的？洋人比中国人厉害。我们中国人是碰上弱小的就怜悯，碰上厉害的就自卑，自卑过头了就不爱搭理你们了。”

    我说：“逻辑错误，完全错误，应该与强者合作，使自己也成为强者才合乎逻辑。”

    戴鹄臣说：“那是你们西方人的想法，我们中国人不能承认比别人差。”

    “日本人也是东方人，他们就跟你们想的不一样。”我终于找到了理由。

    戴鹄臣冷笑了一声：“他们腿短，不过是一伙东夷。”

    后来我和戴鹄臣实在讲不明白了，干脆跑到九江领事馆，向英国领事诉苦。领事说：“中国人的事太深奥了，谁也说不清楚。干脆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吧，朋友姓苟名师，我在中国碰上了难事就向他请教，挺有用的。按中国人的说法，他应该是我的军师了。”

    第二天我和苟师会面了，他是个精明的湖北人，据说天上九个脑袋的鸟也没有他们聪明。

    苟师听完我的遭遇，哈哈大笑道：“不过是个知县吗？才九品。这样吧，咱们去找道台大人。”

    我说：“知县那里都没有通过，道台就更不可能答应了。”

    苟师笑道：“你没听说过官大一级压死人吗？只要你不是空着手去的，事情就好办。”

    “那是行贿呀，是要判刑的。”在英国我从来不敢想这种事。

    苟师说：“假正经！你们给上帝烧香，那也是行贿呀！”

    我说：“我们点蜡烛，不烧香。”

    苟师说：“一个意思，不就是盼着上帝照顾照顾你们吗？在我们中国，当官的就是上帝，就得烧香。”

    避暑要紧，我把自尊心暂时寄回英国了。在苟师的指点下，我用了半年的生活费给道台大人置办了些礼物，然后请苟师送了过去。不久道台大人同意会面，苟师自告奋勇地要一起去，而且还向我要了五两银子的鞋钱。

    当时我已经没有银子了，只好向戴鹄臣借了五两。去衙门时我特意看了看苟师的双脚，这家伙并没有购买新鞋，可他为什么向我要鞋钱呢。

    路上苟师异常激动，声称他这辈子也没见过道台这样的大官，是托了我的福。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能给他带来什么福气，反正有福总比倒霉强。我们来到道台衙门，苟师在客厅外双膝跪地，拼了命地磕头，诚惶诚恐地喊道：“大人，老大人，老老大人……”

    我恶心得差点吐出来，要知道我们西方人的双膝只能在上帝面前跪倒，见了女王也顶多是单膝着地。看来中国人的膝盖比较柔软，父母、老师、皇帝、官员甚至写着祖宗名字的木板都是他们下跪的理由。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们还要四肢着地，额头与地面撞出声响来，完全是一副猪狗不如的样子，真是了不起呀！是哪个天才的中国人想出这种礼数的？

    道台是个大胖子，我学着中国人的样子拱了拱手，然后直接说明来意。道台为难地说：“本省没有这个先例呀，官府从来没有把土地租给过洋人，这个这个难办！”

    我心道：你们的中央政府把香港租给我们九十九年，怎么能说没有先例呢？

    苟师见我面有不悦，赶紧在道台大人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

    我认为最终是礼物的价值起了作用，道台终于想了个两全的法子，他说：“虽然官府不能把地租给洋人，但私人可以呀。你找个当地人把地租下来，然后再转租给你不就行啦。”

    我连声夸奖倒台聪明，可道台听了却板着面孔似乎生气了，苟师忙道：“洋人就是不会说话，他是想说您英明来着。”

    如此一来，气氛总算缓和了，后来道台又询问兴建别墅的具体位置，我笔划了半天也没说明白，苟师抢着说：“从长冲到牯牛岭一带都可以，反正也没什么用，干脆全给他吧。”

    道台点头道：“行，我下个帖子，你们就自己操持吧？”

    从道台衙门出来，我救住苟师的领子，厉声道：“从长冲道牯牛岭一带的面积太大了，我只想盖一座别墅，怎么能用得了？”

    苟师说：“跑马占地你懂不懂？能占多少就占多少，反正都是荒地。”

    我急道：“地方一大，租金就贵了。”

    苟师说：“你们洋人有的是银子，还能在乎这几两银子？”

    我无话可说了。自从到了中国，我就觉得自己恍然间就变成了富翁，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以为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是没数的，随便花。

    实际上我只是个传教士，收入非常有限。这次来九江的花销已经大大超过了我的预算，我正发愁今后半年的日子呢。可苟师这东西竟为一口气为我租了几千亩地，我哪儿找那么多引子去？后来苟师看出我拿不定主意了，提醒道：“实在不行你就当地主吧，什么打柴的、过路的、游山的、喝水的，一个都不放过。”

    我惊奇地说：“难道都抓起来？”

    “收银子呀！只要到了你的地界你就收银子，那点租金算什么呀？”苟师想当然地说。

    我瞪了他一眼，这种事我们英国人是做不出来的，我们担心上帝降下天火来。

    做人总要讲究个诚信，话已出口了就不能更改。离开道台衙门，我又向戴鹄臣借了些银子，然后请他帮忙找个中间人。领事本想让我继续雇佣苟师，但我讨厌这个家伙。后来听说他天天往道台衙门里跑，没多久就成了道台大人的幕僚，估计他的飞黄腾达中与我的礼物有关。

    戴鹄臣是个无私的人，他找了个叫万和赓的秀才，以他的名义，在官府租下了长冲到牯岭一带的四千五百亩土地，然后又和我签了合同。我担心中国人中途反悔，便请领事过了目，并在领事馆进行了注册。

    拿到了蓝图地契，我竟成了大地主，但也是在华英国人中最大的债务人，因为戴鹘臣替我交了十年的租金。我知道他不是很富裕，但拿什么还债呢？我当然不能算计当地的劁夫，没办法只好给镇江的老朋友赛兆祥写信。后来他汇来一些款项，我总算是暂时度过了财政危机。

    明年夏天是我的心病，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汉口。后来我再度上山，亲手在牯岭上建造了第一所别墅。实际上那栋房子就是座丑陋的简易帐篷，几乎谈不什么内部陈设。没办法，我没银子了。

    回到汉口，我愁眉苦脸地将遭遇向妻子讲述了一遍。妻子说：“前几天我认识了一对儿法国夫妇，他们也避暑的事发愁呢。”

    我灵机一动，似乎有了办法。我知道居住在长江流域的欧美人不在少数，夏天的严酷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大人还好些，主要是孩子难以承受。如果我把庐山上的土地分别租给他们，不仅可以抵消自己的开销，搞不好还会小赚上一笔呢。

    于是我利用从英国学来的几何知识，将租来的土地分成片，然后又编上号，画成图纸，排版印刷。然后我出没于汉口、九江的外国人聚集区，主要工作是挨家挨户地发送小广告。不久，很多外国人都知道庐山风景优美，是难得的避暑胜地。大家纷纷找上门来询问价钱，洽谈生意。我便在原租金的基础上加了个零，一出手就卖出了几十片土地，居然赢余了！

    我从没有想到，自己一不留神竟玩起了房地产。从此我几乎放弃了传教士的工作，专心做庐山的生意。一百年后，小广告成了中国城市难以治愈的顽症。而第一个开创这种宣传模式的是我。

    后来我想起英国商人的传统做法，干脆在洋人报纸上刊登了出售庐山地皮的广告，将庐山风景狠狠地夸耀了一番。结果又卖出一部分地产，我都有点喜出望外了。奇货可居的道理是任何人都明白的，于是我封存了剩下的土地，准备将来把上海的外国人都拉过来，赚大把大把的银子。

    三 咸鱼总想翻身

    最初在山上置办地产的，大多是九江、汉口一带富有的外国人。这群家伙养尊处优了，吃饱了就不愿意动换，而九十九道盘的几十里山路是富人们难以逾越的艰辛旅程，很少有人能独自走上来。

    后来有个伦敦人向我建议说，如果路途再能便捷一些，庐山的胜景就有可能成为在华洋人的聚集地了。为了尽快回笼本钱，为了给我的小女儿多积攒些嫁妆，为了我的地皮能够取得最大的利润，我把刚刚赚得的资金拿了出来，准备修建一条从九江到庐山的公路，这可能是江西一省最早的公路了。

    由于需要勘测地形，我在庐山一连住了好几个月，甚至发现了几处当地人熟视无睹的风景区。

    从此我对牯岭一带是越发的喜爱了，我甚至认为这是上帝对我们这些凡人的刻意赠予。其实早就中国人知道庐山是独一无二的，李白、苏轼都为庐山写下过美仑美幻的诗篇。但赞美是一回事，建设和开发却是另一回事，聪明的中国人就是想不起修建一条象样的路来，更不知道修建避暑别墅。可笑的是，有些风景区只要让中国人一折腾立刻就面目全非了。我觉得中国人只喜欢嘴上功夫和纸上功夫，这种修路的苦差事只能由我这个洋人来办了。

    我亲自测量了路线的走向，靠万秀才的帮助租用了一些湖北石工，因为他们的工费比较便宜。这条新路从山下的剪刀峡一直要修到莲花洞，地势比较平坦，距离也相对近些。

    我算计着，公路一旦完工了我就可以去上海了，号召那里的外国人投资庐山。在上海的西方人最为富有，上海聚集了总共国一半的财富。如果我的计划能顺利实现的话，我必将成为富翁。

    风餐露宿，雨打风吹，我像个工程师一样吃住在工地上，亲自监督工程进度，亲自检查石料的开凿情况，亲自计算工人的工资。十九世纪的修路的条件非常艰苦，为了节省开支，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只能喝些菜汤。

    公路刚刚修出了一里多地，戴鹄臣便只身来到庐山，私下里向我表达了他的担忧。原来山外面已经是流言满天飞了，有人说：李德立用欺骗的手段购买了庐山地产，是个不法商人。有人说：李德立在报纸上贩卖中国的风景名胜，这是对中华文明的恶意亵渎。

    我笑着说：“地皮是怎么买来的，你最清楚了。”

    “人言可畏呀，一定要当心！”戴鹄臣叹息着摇头。

    我摊开手说道：“你们中国人总是在乎别人说了些什么，所以你们是什么事也干不成。”

    戴鹄臣恼怒了，大声道：“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的历史是光辉灿烂的。”

    我说：“可几千年来你们没有取得一点进步，特别是社会组织形态上。几千年前你们认为统治者是天生的，现在你们依然这么认为，我估计将来也好不到哪去。我看，你们的传统本身就有问题。”

    戴鹄臣说：“中华文明是最优秀的文明，我们勇敢无畏。”

    我说：“勇敢吗？满族人入关时只有二百万人，统治了你们快三百年了。我们英国只有一千万人，已经连续两次让你们签署了两个不平等条约啦。前些年，我们派了两万人就把你们的首都占领了，你们的勇敢体现在哪儿呢？”

    戴鹄臣急道：“那是因为我们生性善良，我们不愿意进行杀戮。”

    我笑着说：“你们善良吗？凌迟！五马分尸！抽肠！腰斩！骑木驴！这些世界上最残酷的刑罚可都是你们发明的，你们还想出了连坐、株连，甚至还株连过十族，你们的政府还发明了世界上最严密的特务组织。你们想出来的手段简直是匪夷所思的，这些在我们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既然你们善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坏心思？而且还都是针对自己人的！嘿嘿。”

    戴鹄臣无疑是聪明的，他没敢说中国人是智慧的民族，因为他知道中国科技水平的现状。他也没敢说：中国人是勤劳的民族。因为天道酬勤，而中国人太穷了，除非老天爷成心和他们过不去。

    戴鹄臣气呼呼地走了。后来庐山卖地案把他也牵连了，戴鹄臣被自己的同胞抓了起来。如果不是我出手相救，这位可敬的中国传教士弄不好就没命了。

    其实我非常尊重戴鹄臣的人品，但他如大部分中国人一样，自命清高，盲目自大，而且希望外国人也如他们一样成为温顺的绵羊，真新鲜！

    不久，戴鹄臣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有人开始破坏工程进度了，他们偷工具，砸石料，偷偷往伙食里扔脏东西，甚至抢劫上山勘测地皮的外国人。不少客户对山上的安全状况表示担忧。

    我找到当地知县交涉，但知县说：“我们管不了你们外国人的事。”从此就再无下文了。

    官方不作为，附近的老百姓就更肆无忌惮了。但我实在想不通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修路并没有妨碍他们的生活呀！

    第二年夏天，我带着妻女住在山上的简易别墅里。庐山的确是避暑胜地，妻子太喜欢这地方了，我对妻子说：“这就是我为你寻找的人间天堂。”妻子答应给我再生个儿子。我清楚，选择庐山是正确的。我的家人再不用挤在汉口的旧式弄堂中，忍受蚊虫的叮咬和夏日的酷热了。

    就在我们一家人享受天堂美景时，我忽然得到了山下发生暴乱的消息。据说修路队伍被当地人打散了，有几千人要上山来找我算帐，连半山腰里几座没有完工的别墅也被人纵火烧掉了。

    落日如火，一股股黑烟从山下飘上来，宛若地狱里伸出的手臂。我和家人看得心惊肉跳，妻子颤抖声问：“那些人是不是土匪？”

    此时几个同在山上的西方人跑来向我要主意，我只得找到中国仆人询问暴动原因。仆人说：“谁让你聘请外地石工的？这不是要断当地人的财路吗？现在好了，他们在祠堂喝了鸡血酒，要把洋人赶尽杀绝。”我只得写了封信交给仆人，让他去马上九江向中国当局求援，但仆人走出几里地就跑回来了。他慌张地说：“无数的当地人举着镰刀、斧头，把山路都给封了，正在四处捉拿外国人呢。给我多少银子，我也不愿意去送死。”

    我决定亲自下山送信，妻子和朋友都不答应。我说：“很多中国人都信佛，他们不愿意杀生。”

    后来有个朋友自告奋勇地要和我一起去。我们找来骄夫，答应给他十两银子，让他抄近路带我们下山。可我们里刚刚走出家门身边就围上来几十个人，他们拎着家伙呼喊着要杀洋人。

    我和同伴都给吓坏了，但奇怪的是这群人并没有动手，只是跟在轿子附近瞎嚷嚷。我只好催促骄夫赶紧走，又走出几里路，轿子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不怀好意地盯着我们，似乎在等一场大戏。

    朋友大声用英语说：“这些家伙在相互壮胆呢，看样子马上就要动手了。”话音刚落，又一群中国人出现了，他们气势汹汹地堵住去路，呼喊着一些我们根本听不懂的语言。

    此时有人振臂一挥，众人嚎叫着扑了上来。朋友也急眼了，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对着天空就打了一枪，同时用生硬的汉语叫嚷着：“谁敢多事，我就是一枪。”我暗自叫苦，心道：你这个笨蛋，你枪里就一颗子弹，还打天上去了。这群人用唾沫就能把咱们几个啐死，鲁莽啊鲁莽！

    上帝，无处不在！此刻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枪声之后，几千名中国人先是楞了一下，然后一哄而散，眨眼间山路上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天地之间似乎只有我、朋友和几个轿夫，在那一刹我感到了一丝冷寂。

    大家被这场面惊呆了，半晌都没说出话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啊！一颗子弹居然吓跑了几千人。后来我们继续前进，虽然遭到了几块砖头的袭击，却再未见到中国人的影子。

    事后，我妻子迷惑地说：“看来中国人对枪炮很迷信。”

    而朋友说：“中国人是迷信洋人。”

    我也有看法，却并没有说出口，主要是不愿意伤了中国朋友的感情。“中国人是一群羊，而我们西方人全是狼。羊群是要靠牧羊人和牧羊犬的才可以行动的，狼却可以自主行事。”

    我们跑到九江，向道台衙门汇报了山民暴乱的现实。

    道台埋怨我道：“你怎么能把工程包给外地人呢？”

    “外地人的报价低呀！”

    道台急得直拍巴掌。“这回你知道便宜没好货了吧？”

    我只得暗下决心，回去就把湖北的施工队辞退，雇佣当地工人。但事情不如我想象的顺利，山民暴乱还没有平复，一些看似柔弱的中国知识分子又发难了。他们纷纷给官府写信，指责他们出卖国土，有辱祖先。平庸的中国官员似乎对知识分子有些忌惮，道台只得派了人来，向我讨要租地合同。

    我当然不能答应了，白纸黑字的协议必要尊重，这是商业运行的基本规则，怎么能说反悔就反悔呢？我不理会这群家伙的呱躁，继续修路、烧窑、盖房，但雇佣的都是当地人，如此一来当地山民立刻老实了。也就在这一时期，我拥有了第一栋木结构的别墅，而我的妻子又怀孕了。我希望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能出生在清凉的庐山，于是我在地界周围立了十四块石碑，石碑上都刻着：李德立。我要告诉大家，此山是我开，我是花了银子的。

    生活在继续，麻烦也在继续。我听说有个举人给北京政府写了折子，说我骗卖山地，有辱华夏祖先，欺压当地中国人，十恶不赦。迫于民间压力北京政府要求严办，但当地官府又拿我没办法，只得将戴鹄臣和万秀才抓了起来，说他们是内奸。我真是奇怪呀，中国人为什么总喜欢和自己人过不去呢？我曾试图把两个朋友救出来，但有个法国朋友劝我别多事了，中国这条咸鱼正要翻身呢。据说现在中国人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在越南与法国打了个平手，法国人在中国有点抬不起头来了。

    入秋后我和家人回到汉口，但不久就收到了坏消息，庐山别墅被人烧毁了，连块木头都没剩下。得到消息，我惊恐得半晌没说出话来。中国这条咸鱼真要翻身啦？

    四 中国的外国名人

    没完没了的官司让人厌倦，妻子劝我干脆放弃庐山吧，然后找个机会回英国去。但我坚信自己的信念，我没有干坏事，上帝一定会站在我这一边的。于是我向英国领事馆告状，说中国人言而无信，专门欺负外国人。我要求他们保护在华英国人的财产，如果他们不作为，我就告到下议院去。领事担心我把事情闹到国内去，于是亲自与北京的总理衙门交涉。

    虽然我提供的证据确凿、无可辩驳，但北京方面迟迟没给结果，这一等就是几年。几年中我咬紧牙关，继续在庐山搞建设。我向雇佣来的当地工人说：“如果我走了，就没人给你们开工资了，庐山还要回到原来的样子。”这一手果然有用，当地人便恨透了那些想把我赶走的知识分子，甚至组织起来对我进行保护。

    转眼到了1894年，为了争夺在朝鲜的既得利益，中国与日本开战了。事先在华的西方人没有几个看好日本的，日本进攻中国正如丹麦进攻德国一样，简直是儿戏。中国的面积和人口都要比日本大上了几十倍，中国的军舰都是从德国买回来的大舰，而小小的日本还没有资格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呢。

    实际上我是有些担心的，日本人一直向强者看齐，而中国人则向祖宗看齐，他们够戗。当然我的担心太过另类，连我自己都不大信。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小日本一刀就把大中国捅了个半死，他们的海军几乎全成了龙王爷的俘虏，而台湾省和旅顺港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得到这个消息时，我不禁大大地叹息了一声。虽然我并不喜欢中国人，但也不愿意看到他们是失败得如此窝囊。丢人啊！这就像我们英国被冰岛人打败了一样，简直不可理解！

    谁也没想到的是日本的胜利却给我带来了好运。战败后的北京政府成了惊弓之鸟，他们觉得所有洋人都是神通广大的神仙，于是下令严密保护，不许得罪。

    不久总理衙门对我的案子进行了特别关注，希望地方当局赶快了结。如此一来道台亲自上门与我签定了租地协议，租期是999年，等于是把牯岭给我了。我手捧契约，在几年前被烧毁的别墅废墟前哭了一场，皇天不付有心人！

    我将妻子、儿女安置在庐山，自己坐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路过镇江时我找到老朋友赛兆祥，向他诉说了购买山地的艰辛历程。赛兆祥也对庐山发生了兴趣，他有几个孩子死在中国人，都与炎热有关。

    我鼓励道：“你也买块地吧，我能给你优惠。”

    此时赛夫人气急败坏地领着个小女孩跑进来，那小女孩三岁左右，浑身是泥，脸上还有一道抓痕。赛夫人不满地对赛兆祥说：“你也太纵容珍珠了，她天天和中国孩子一起玩儿，弄得像个泥猴。”

    赛兆祥无所谓地说：“洗一洗不就完了。”

    赛夫人又瞪了他一眼，进内室了。

    我笑着说：“老朋友，那是你的女儿吗？”

    赛兆祥说：“是，中国名字叫叫赛珍珠，来中国的时候才半岁，现在她的汉语比英语还纯熟呢。”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纵然我有大商人的禀赋，纵然我能在长江上呼风唤雨，我也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这个脏乎乎的小姑娘，四十年后为这个家族获取了莫大的荣誉。

    我来到上海，充分利用报纸传媒向全世界叫卖庐山的地皮，每块300银元。我动用了所有能想得出的文字，将庐山说成了世界的最后一块净土，其清凉和纯美完全是上帝的恩赐。另外我还在报纸上登出了几张照片，这一招果然奏效了。

    那年月中国热病盛行，蚊虫极多，卫生条件更是差到了极点。很多洋人一到夏天就告诉孩子，没消过毒的东西碰一下就会死人。所以我的地产生意非常兴隆，地价也一连爆涨了几倍。

    后来我不得不成立了牯岭公司，专门负责炒作地皮。如今我甚至有点怀念那个叫苟师的家伙了，这小子的油滑居然成全了我李德立，造化弄人！

    由于成功的宣传，不少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纷纷登上庐山，一时间庐山上充斥着世界各地的金发碧眼的洋人。

    第二年我回到庐山别墅时，在山下竟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来欢迎我的都是附近的中国穷人，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全体向我伸出了大指。后来我才弄明白，由于洋人太多了，运输、建筑和相关的服务业相继兴起，山民的就业问题全解决了，很多家庭还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

    据说有个木不识丁的轿夫，能流利地说出十三国的语言，还说得文诹诹的，真了不起。我隐隐地感觉到，自己将彻底改变庐山的历史了。

    由于我们对当地政府不大信任，便自行组织了巡警队伍，警力来源大多是当地人，领队是西方人。我临死前依然能记起来，有个当地年轻人第一次穿上西方制服的样子，他受宠若惊，手足无措，兴奋异常，那模样别提多好笑了。

    后来为了应付山上人口激增的局面，我们又成立了大英执事会，我成为当仁不让的主席。执事会完全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选举而出，我们管理庐山的日常事物、审批建设项目，与当地政府交涉。我敢说，中国第一块民主试验田就是庐山，虽然参与的是外国人，但受惠者却包括了最底层的中国老百姓。

    随着我的影响越来越大，我成了庐山的名人，每日都有我的谣言四下传播，几乎都快成娱乐人物了。有一次我去上海办事，归途的船上竟听到了李德立被人打死的消息，气得我一天没吃下饭去。这种谣言本来是演员的专利，怎么会轮到我头呢？

    对了，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一下。大约一年后，赛兆祥在庐山购买了一块地皮。他财力有限，只建了一所小别墅。我又见到了那个叫赛珍珠的小姑娘，她长高了，但眉宇中充满了忧伤。赛兆祥说：她是想念镇江的中国小朋友。

    庐山聚集了许多民族，人员结构也是人形形色色的，于是各种式样的建筑拨地而起。后来有人提出要统一建筑风格，我向英国工程师甘·约翰请教，他说：“什么风格？没有风格就是最大的风格。”

    我恍然大悟，便希望大家自由发挥，从此庐山别墅群呈现出风格多样，自由率性的姿态，几乎囊括了各种西方风格的建筑。后来我们又正式修建了九江到庐山的公路，并在轱岭修建道路、树立路灯、铺设草坪，甚至建了一座街心公园。大约十年后轱岭以一种全盘西化的派头呈现了，所有到过庐山的人都会惊诧于它的超凡脱俗。

    我是轱岭的皇帝，但我的事业并非全在庐山，我往返于上海、汉口，基本上是一个商人了。

    有一次我在山路上散步，看到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手捧一大把花朵，兴高采烈地跑过来。

    我叫道：“珍珠你好。”

    珍珠说：“李叔叔你好。”

    我指着她手里的花道：“紫薇，百合！真漂亮。你知道吗？现在是黄百合盛开的季节，很少见的。”

    珍珠却愁眉苦脸地说；“但黄百合的花期只有一天，太短暂了，我舍不得摘她。”

    我半晌未语，这孩子真敏感啊！敏感的孩子总会萌生很多痛苦。

    轱岭已经变成了一座小城市，有数千西方人，附近的中国人也从中获取了好处，他们开设店铺生意兴隆，服务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许多山外人为了找工作，甚至跑来冒充当地人，还因此发生了很多斗欧事件。我们无权处理，便把闹事的人都送到中国衙门去了。

    那段时间里庐山就是一座世外桃源。

    1911年，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起义，于是南北双方以长江为界大打出手。

    我当时正在上海，听到战争的消息十分焦急。是啊，无论哪一方取得了胜利，满清政府都必然要被推翻，新政权能允许轱岭的存在吗？由于担心轱岭的命运，我不得不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局，可不久后，我就发现南北双方似乎都不愿意再打下去了，现在的问题谁来当总统。我决定掺和进去，向双方都卖好，无论上当政都应该对我有些好处，如此一来新当政者对轱岭没准也能网开一面了。

    我以私人的名义向袁世凯和孙中山发出了议和邀请，提议双方在我上海的家中进行和谈。两个大人物地挺给面子的，没几天就派来了谈判代表。谈判之前大家在我的客厅里拍了照片，后来这张照片进了博物馆。没几天，和平谈判居然成功了，中国实现共和了。我，一个普通的英国人，竟然在一个大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真是不可思议呀！后来孙中山还向我颁发了和平使者的勋章，我的庐山挂上了和平的勋章，估计是保住了。

    后代的中国人认为，当时的洋人只要进了中国就能发大财，就能撞到大运。可实际上失败者是大多数，他们都被历史淹没了。我是个机会主义者，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机会的，所以我这样的成功人士总是凤毛麟角，不可多得。

    革命后中国进入的了动荡时期，诸侯并起，战乱不断。我隐约感到轱岭迟早将成为别人嘴里的肥肉，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后来欧战爆发了，超级流感又夺去了四千万欧洲人的生命。庐山成了很多西方人的避难之地，我无意中又做了一件积德的事。

    1921年上司委派我到澳洲进行商务活动，6后年北伐军收回了庐山的管理权，号称是中国对对西方列强的一次伟大胜利。

    其实他们不过是打败了我李德立。第二年我决定在社会稳定的新西兰定居，于是我将庐山上的月照松林别墅卖了。

    那座别墅曾经花费了我很大的精力，在建筑风格上我力求能够做到东西合壁。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其实我只不过是向中国人表示友好。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在别墅外的松林里散步，满眼是孤寂景象令人哀伤，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也不知道庐山的未来命运。这是我放弃轱岭的根本原因，但我并不讨厌中国人，祝他们好运吧。

    此后我一直住在澳洲和新西兰。后来我听说轱岭成了中国人的夏都，在夏天所有的达官显贵云集在那里，轱岭的声音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再之后我听说野蛮的日本人又向中国开战了，日军逼近了庐山，山上的外国人纷纷逃走。

    但我已经顾不得那许多了，我已经到了垂危之年，快死了。

    就在临死前我又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有个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获得了前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那是一本写中国的书，叫《大地》。我很惊奇，难道她是庐山上那个采花的小丫头吗？

    我的庐山孕育了很多伟大的人物，见证了不少伟大的事件，我相信它还将继续影响中国的进程，甚至影响世界。

    但我不知道，那时是否还会有人记得一个叫李德立的人。中国人都认为我是个骗子，至少他们的知识分子是这么想的，而历史往往是知识分子写出来的。管他呢，反正我已经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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