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官大半辈子，官越做越大，权越来越重，可他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小心，心得也越来越多。他真正懂得做官的酸甜苦辣。
为官之人，须有好的品性和素养。曾国藩虔信儒教，形成了他独特的”礼治“思想：”礼教“、”仁政“、”血诚“、”恕忍“和为一体，致胜永恒。由此，曾国藩能终生明辨险夷，以超人一级的胆识和作为引得众人的刮目相望，又能以居高思危、隐匿锋芒获取朝廷的信任。由此，他能做到忍他人所不能忍，心平清静，终生忍辱负重而不沉郁。由此，他能谈出一堆堆别人难以说清的为官之道的妙法。
曾国藩为国而起，为国而终，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耶？非耶？他的做官之智，后人又可以借鉴多少？
1.为匡时救世而步入仕途
”匡时救世“，此乃曾国藩步入仕途的人生目的。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其功名心就很强盛。他的同乡好友刘蓉曾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欲刻苦而自振拔“.1838年，曾氏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羞愧。此后他更加努力，跻身于翰林行列，苦读十载，终于登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将原来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洲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各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1838年成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实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缮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于是，曾国藩毁弃前疏，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曾氏给清廷的奏摺中说得很明白：
今回籍未满四月，遽弃庭闱，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匡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藩虽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怠，为清廷尽心竭力。即使是生命攸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1854年兵败靖港，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救起，随后反复惦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拚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咸、同期间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19世纪末年乃至20世纪初年，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迹。近代湘籍爱国志士就有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吸收、消化过程中，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2.以血诚之心维护清王朝统治
曾国藩十年京官生涯，以匹夫之责，血诚之心，关注和批评清末政治。他关注时势，了解社会政情，时与师友通信联系，在讨论学术的同时，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从而使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往后数年间动荡不安的严酷现实，促使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研究政治，寻求治世良方。鉴于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10余年间，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风起云涌的实情，曾国藩忧心忡忡。那时，阶级搏斗的急风暴雨，不时飘入曾国藩办事衙门的高墙，撞入他那沉静安谧的书斋，震撼着他那忧闲自在的心灵。也正是这种封建纲常伦理大乱至极的严酷现实，以及他那京官生活的众多阅历和师友间通信联系所得来的认识，使他敏锐地也深刻地看到了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通弊。同时，也由于他充分认识到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惟一政治代表，同他本人和家庭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从维护清王朝、忠于皇帝的信念出发，对于满清政治的腐败表示不满，从而提出大胆的批评。究其原因，他认为：
首先，世乱由于官吏的贪暴和腐败。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中国从南到北，从沿海至内地，从城市到乡村，处处都呈现出动荡不安的景象。推本探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官吏的贪污。他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指出：
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太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
其结果，也就酿成官逼民反，危及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
其次，世乱由于是非不明，用法不当。曾国藩认为，吏治之所以腐败，农民起义之所以不断发生，虽有诸多原因，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缺乏公正之舆论，不能对那些贪官污吏绳之以法，不能对那些造反者严加镇压，主要是因为没有严格按照封建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他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继而表白自己的心境说：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对于时势的忧虑，对于人心的麻木，对于有法不用，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他那痛心之感、愤慨之情油然而生。
再次，世乱由于人心陷溺，麻木不仁。曾国藩认为，这个问题为政治腐败的关键所在，远比前面两个问题严重得多。他激切指出：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浩叹者也！
这种情形，体现在官僚士大夫身上更为明显，也更为严重。朝野上下，各级官吏办事推诿，不负责任，得过且过，不求进取。他认为这都是人心陷溺的表现。从而，他一针见血地予以指出：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锁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缩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是对当时官吏腐败实情之惟妙惟肖的真实写照。由于他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由于他感到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摺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燃。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懵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
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
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这样的军队，能够胜任”剿贼“的重任吗？显然不能。他说：”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怎么办呢？如何才能改变这样一种将不能用兵，兵不能用战的被动局面呢？曾国藩主张：”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否则，永远也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大量事实加以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毅然提出迅速裁减兵额的建议，以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他具体解释，此举如付诸实施，每年可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若专用于救荒赈贫和废除捐例，又可使社会情况和吏治大为改观。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利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曾氏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骨更，而遇事不敢退缩。
此疏大体有如下几个要点。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不妥。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是”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相反，”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譬如姚莹年近七十，威望颇高，仅”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地位低微，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要求言以广，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其中确有”嘉谟至计“者，要予以奖励。但结果如何呢？”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有奖许者，也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譬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因而，这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饰非拒谏。曾国藩说，皇上继位以后，曾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失信于臣工的表现。况且，目下情形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能否成功，尚无把握；即使一时取胜，皇上由此则会”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之大惧也“.
最后，曾国藩警告咸丰皇帝：”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扌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方恕。
3.严束部属从自身做起
曾国藩为官多年，勤敬多年，对自己、对部属都严加约束。他常说：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曾国藩详细规定了一天的工作安排：
近日公事不甚认真，人客颇多，志趣较前散漫，大约吏事军事饷事文事’，每日须以精心果力，独造幽奥，直凑单微，以求进境，一日无进境，则日日渐退矣。以后每日留心吏事，须从勤见僚属，多问外事下手；留心军事，须从教训将领，屡阅操练下手；留心饷事，须从慎择卡员，比较入数下手；留心文事，须从恬吟声调，广征古训下手。每日午前于吏事军事加意，午后于饷事如意，灯后于文事名意，以一缕精心运用于幽微之境，纵不日进，或可免于退乎。
每日应办之事，积阁甚多，当于清早单开本日应了之件，日内了之。如农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无本日不了者，庶积压较少。
曾国藩早年身体较强，精力较好，对幕僚依赖也较少，”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直到同治四、五年间，虽然”精力日减，目光逾退“，但仍”沿此旧习“.但到了晚年，尤其由直隶再回两江后，目疾加剧，”看文写字深以为苦“，不仅公文令人代拟，文章亦令人代作，有时甚至”除家书外，他处无一亲笔“，对幕僚的依赖也就愈来愈大了，但”其最要者，犹不假人“.咸丰五、六年间，由于”幕府乏好帮手，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春天，将大营移至安徽东流江边时，仍在感叹”此间现无幕友，奏咨信缄皆本店一手承造，颇以办保案为苦“.要找到好的秘书人员实际上并非易事，而其中尤以好的草奏人员最为难得。因为要拟好奏、咨、函、札，不仅需要学识渊博，文学优长，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懂得公文程式。有些人，例如刘瀚清，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这就很难得心应手。
曾国藩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多次将此”四败“置于案头，日加戒惧。
他在日记中写道：
心绪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谓汉文帝之终身常若自觉不胜天子之任者，最为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优；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觉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自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面损，福以骄而减矣。此念愿刻刻凛之。昔年曾以居官四败，居家四败，书于日记，以自儆惕，慈恐久而遗忘，再书于此。与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败曰：昏惰任下者败，傲很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居家四败曰：妇女奢淫者败，子弟骄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仕宦之家，不犯此八败，庶有悠悠气象。
曾国藩一生严格自律，时时求过自新。有什么不礼貌之处，也痛加检点。他在日记中写道：
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态。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家人办公送礼，稗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随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与子贞久谈，躬不百一而言之不怍，又议人短，顷刻之间，过恶丛生，皆自好誉之念发出。
起晏，心浮不能读书，翻陈卧子年谱，涉猎悠忽。饭后读《易》蹇卦，因心浮故静坐而已昏睡，何不自振也？未初客来试以时艺，赞叹语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其我之谓乎？以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诳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
醒早沾恋，明知大恶而姑蹈之，平旦之气安在？真禽兽矣！要此日课册何用？无日课岂能随坏更甚乎？尚面见颜与正人君子讲学，非著而何？辰正读旅卦，饭后读巽卦，一无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甚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相似，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了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曾国藩还认为，勤于政事，是政治家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条件，而且应从小处着眼。他在《克勤小物》一节中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日卒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简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也。
我宣宗成皇帝，临御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兴，省览章奏，卯正而毕，事无留滞。道光二十九年，圣躬不豫，自夏徂冬，犹力疾治事，不趋简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皇四子代阅章奏，召见大臣。即今上皇帝也。对事甫毕，而宣宗龙驭上宾。盖以七十天子，笃病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弥留之顷耳。为人臣者，其敢自暇自逸，以不亲细事自诿乎？
4.为国为民，践行”以礼治人“
曾国藩在为官的过程中一直实践着”以礼治人“的政治抱负，以图挽救没落的清王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在农民起义如熊熊烈火之际，曾国藩强调要极力维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并把”礼“看作统治权术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因此对于破坏封建礼治秩序的农民起义，要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他明确指出：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歧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在这里，曾国藩考究评议历史上关于礼的运用过程，很明显，他特别强调的是”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曾国藩提出的”礼“，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我们知道，儒学的核心之中包括了”礼“的重要内容。这一重要内容，在封建社会文化中占有其明显的地位。”礼“即礼仪、礼制的礼，由孔子所阐发而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宋明以来不断发展和强化。礼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别尊卑、明贵贱，区分上下、亲疏、长幼、男女的等级差别。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贵贱无序，何以为国“.”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这都是礼的道理和规则。古代，有关君臣父子、文武百僚、士农工商、庶民百姓等等礼的规定非常严格，越”礼“是不允许的。所以，礼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也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更是为维护封建等级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而采取的一种组织制度和措施。
儒家讲礼，强调”教化“.所谓”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六艺之教，以礼为要。君主学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宜使“，”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虽然，君主、君子、小人学礼的目的不同，功效也不一样，但都不能超越礼的规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子学礼不越轨，小人学礼要安分。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是要通过”礼“的”教化“，使人人都自觉地遵守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约束，一步都不可逾越，也不能逾越。反之，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这套礼的义理，千百年来，随着儒家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地位的稳固和延续，不仅在封建社会上层意识形态领域中占居统治地位，而且深深地影响到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没有文化或者只有很少文化的下层劳动群众，也有形无形地受其束缚和影响。总之，”礼“成为维持和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支柱。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中国自古以礼教治国，不问遭遇如何的变故，而圣贤的书不可不读，圣贤的遗教不可不守；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不可不继续发扬光大，万世流传。因此，曾国藩的所谓”以礼自治“的目的，就是呼吁封建统治阶级，认清”四方多难，纲纪紊乱“的形势，”谨守准绳，互相规劝“.曾氏鼓吹封建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强调”克己复礼“，甚至在必要时去”捐生“卖命，从而动员和团结封建地主阶级一致行动起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封建纲常名教，挽救清王朝的危亡。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完成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事业，成为清末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被一些人顶礼膜拜，推崇为一代”圣贤“、”万世之师表“，他的这套”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政治主张的成功及其实际效果的产生，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在这种”礼治“观念的促使下，他以”礼“劝说、动员和吸引封建官僚士大夫以军旅为职业，与农民起义军为敌；他以”礼“要求、鼓励和诱导他的子弟、他的部属，去维护传统的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满清统治，并不惜以死效忠。
与此同时，曾国藩的所谓”以礼治人“，就是企图把人民群众的一言一行纳入地主阶级”礼治“的轨道，使”人人纳入规范之中“.他认为，满清政府之所以腐败，封建统治之所以江河日下，日益应付不了新形势的发展；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风暴之所以席卷大半个中国；外患之所以纷至沓来，一发不可收拾，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民心目中”礼“的观念淡薄，固有的封建伦理和社会秩序紊乱倒置。因而，他在书信和日记中都反复谈论到这个问题。他明确认为，”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要维护成法，就必须崇尚”人治“；要做到”以礼治人“，就必须以孔孟宣扬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为基本准绳，去教育和感化人们的心灵，使之听命于封建统治者的束缚和驱使。曾国藩公开宣称：如人们穿鞋、戴帽”不可倒置“一样，”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和礼教纲常，也”不可倒置“，不可越离，必须严格遵守。他认为，封建的仁义道德是自古之变之常径。他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谓道。“由此可见，曾国藩”以礼治人“的目的，就是要封建统治者团结一致，”辟异端“，正人心，不许人民犯上作乱，强迫人民俯首就范。
可见，曾国藩之所以与太平天国为敌，从实质上就是由于他受儒家思想濡染最深，他的头脑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超越了一切。因此，他要为维护满清统治而战，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战。
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强调当官爱民，而爱民思想本身又是儒家”礼治“”仁义“思想的渊薮。
曾国藩的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爱民就要”养民“，使百姓努力生产，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他关心民众，奖励生产，他治家注意耕读二字，治世注意教养二字，皆有深意。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吾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当乱世，处大位，而为军民之司令者，殆人生不幸耳。弟信云：”英气为之一阻“，若兄则不特气阻而已，直觉无处不痛心，无日不惧祸也。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已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面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生长民间，深知民众之苦。深知”民心顺，国家安“，君爱民，吏勤政，才能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他一生办事，兢兢业业，既为君，也在民。
5.重礼慎法，礼法结合
曾国藩主张重礼慎法，礼法结合，以治天下。他强调礼，但又充分注重法的重要，认为五刑是”不易之典“.礼与法只是顺序上的先后而已，即”不当以赏罚为先“.这是对西汉贾谊”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和东汉陈宠”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思想的实践。曾氏重视法制，主张法治的重要表现是，既不能任意赦免，又不可随便赎罚。他称赞西汉匡衡、东汉吴汉不愿赦，三国时期刘备、诸葛亮不谈赦。认为赦免会使子孙不肖，士兵傲慢。曾氏虽说赎有定数，不排”过失“、”老疾“，似乎特殊情况可以赎罚，但他又强调”于词讼罚捐，概行停止“，主张有罪必得罚。
这种不准赦免与赎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律面前的平等和一律依法办事的原则；但不免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和没有掌握好时宜，并反映了他严厉惩罚农民起义军的立场和态度。
曾氏重视执法人才的品格、才识，要求执法者既公又明，为民便民，否则立法再好，也会”全失本意“.他强调”任法不如任人“.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又对后来产生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如清光绪年间刑部尚书薛允升说：”有法治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有法治尤贵有治人。“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执法人才之重要，不仅在立法，更在执法。他说：”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曾国藩主张认真执法，重视执法人才；而执法人才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官吏有维护政权，保证实行国家所定法律的责任。但因他们有权，也可破坏法律的执行，借用法律谋私利，毁法坏法。
曾国藩以法治吏有其特殊的手段，首先明确为官任职是为民，并将管理钱粮、狱讼视作为民的主要标尺。曾氏采取培养、甄别、选举、考察等方法选拔官吏。对于官吏的要求是平等待人，不贪污不受贿，用人唯公唯贤，不唯私唯亲。对于谋私、受贿、害民之吏，惩治严厉，立即斩首，”就地正法“.自《汉律》、《唐律》及以后历代法律，对贪污受贿、谋私害民的官吏，均有惩治规定。如《唐律》将”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列为”六赃“之三。正如薛允升所说：”《唐律》之受赃，俱指官吏而言，枉法为重，不枉法次之，所受监又次之，故载在职制律。“”职制律“是专门考察、检查官吏行为的法律，受贿、坐赃为其重要内容，并要求官吏廉洁，严惩贪污腐化。曾国藩关于选举、考察、培养官吏及以法处理谋私、受贿的思想和主张，继承了汉、唐以来任人唯贤和严惩贪官的优良传统，对于晚清政治特别是地方政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对后世也具有积极意义。
曾国藩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镇压活动的同时，便对所辖地区的吏治进行了整顿。曾国藩认为地方是全国的行政机构的基础，整饬吏治也必须由州县做起。为此，曾国藩亲手制定了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作为各级地方官吏廉洁奉公的准则。从”十六条“的内容中反映了曾国藩对于整饬吏治的态度。”十六条“包括了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各四条：
劝诫州县四条
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
宅门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外，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
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剖辨，谳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家事以厚生
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之这钱不可取。薄敛以纡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
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已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其他还有劝诫营官四条，劝委员四条，劝试绅士四条，这十六条，曾国藩命刻印成册，使州、县官人手一册，希望他们能将不贪财、不沽名当作座右铭。
曾国藩不辱圣命，峻法的刚挺之气令枉佞之徒胆战，大小贪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我们来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败坏，竟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七日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到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剃头“、”曾屠户“之浑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怯，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才能拯救垂危的清王朝。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寻，也只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籍。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查访也。但须机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曾上一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其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自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6.为官不骄不奢，切忌功高震主
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曾国荃给哥哥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时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听不进去，曾国藩不得不又给他写一封信：”你对我的劝戒，总是不肯虚心体验，动辄辩论一番，这最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面所有的逆耳之言，你都应该平心考察一番。所以古人认为，居上位不骄极难。“
做官的人，做大官的人，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不一定自己想这样，而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的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深感到愧悔。他说：”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还有一天，魁时若将军与曾国藩谈心，说他家四代都是一品大官，而他家的妇女并没有穿戴绸缎软料。这给他很大震动，他反省自己，平日常常以”俭“字教人，而近来在饮食起居却”殊太丰厚“；自家的妇女在穿戴上也过于讲究了。他”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曾国藩能接受他人的诤谏，可以说是能”听言“；他认识到身处高位，不可骄傲和奢侈，可以说是能”明察“.既敢”听言“，又善”明察“，这样的大官不能说很多。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臻全盛的时候，犹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时惧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履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之遣散，实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原即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之最先主张。
裁军启念之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盖已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亦与当时郁愤之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察见二人裁军意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乃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期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经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实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在曾国藩一方面的计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须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崇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典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以为保泰持盈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尤须解兵柄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极思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依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如何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屡望淮军以济湘军之穷。淮军之得以不裁，固应曾国藩之需要，亦为李鸿章所希望。至淮军之竟然能够不加遣散，乃在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其七，因湘军有哥老会。曾国藩自言之：”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逼饷，皆由于此，实法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中活动，当系事实，孙中山讲演民族主义时，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会事，然而情形并未至十分严重。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起的。同治初年，曾国藩致李鸿章书：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权力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者良非无因。
这些外界的谣言，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思有以惩之。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凑，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乃有玄武湖的会议，议决一致反清，肃清君侧。此举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迄未消除。曾国藩乃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毅然裁兵，这一可能性，自属有理。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拚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强人毕生大事之一。
究竟湘军共有多少？我们无法明白。我们只知道：湘军初次出击的人数，只有一万七千人。我们只知道：咸丰七八年时，湘军主力，仍然只有一万多人。直到安庆之战发生，才增加一万多人，约计三万人左右。同治元年围攻南京的时候，连新招募的、新投诚的一起计算，最高估计，不会超过六万人。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到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之。其他中下级军官，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从另一角度看，曾国藩是一个读通经史之人，他素抱”花未全开月未圆“主义，万事不要做到尽头，适可而止。
曾国藩决心裁兵，实际是由其忠君的根本思想所导致的。
历代的儒家，很少推重庄子的，可是曾国藩把庄子捧为圣哲，列入圣哲三十二人之林。他九弟生日时，曾国藩作诗赠之：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知道人间随时随地，有乘有除；他敬佩屠羊说是一个功高而不争功的人，可谓读庄子有得。
7.惟帝命是从，一颗忠心只为国
曾国藩的心目之中，决无”华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他所有的只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君，天也“偏狭国家思想，他一味”效劳朝廷，忠君报清“，不过是为了争取异族皇帝赐给他高官厚爵，地位和利益而已。湘军成立之初，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计划。后以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及湘军克复武汉，便有人向咸丰进言，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因此清廷便收回成命，另易他人。这不但使曾国藩面子难堪，且使湘军将领，无不愤慨，湘军造反的原因，实基于此。
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原来咸丰帝临死的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是事实上，仅仅给以一个一等侯。曾国藩幼女曾纪芬曾言，家乡一闻此讯，多说侯爵太细。太细即太小之意，不满之辞，已露言表。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有现象。太平军完了，便有许多御用官吏，便乘机制造罪状，打击湘军，而且想将湘军将领，一网打尽。编修蔡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清廷乃下诏命，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这便是湘军造反运动的近因。
打了十多年烂仗，花了许多老百姓的钱，却要办理军费报销，这不是十二道金牌是什么？这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
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未息，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休，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忽然来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即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复以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见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石垂笺，就案挥笔，写了一副对联，掷笔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莫之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两行上下联，联说：
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众将围在曾国荃之后，观读联语，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各式各样表情不一。曾国荃于是用黯然的声调对大家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相对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荃和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再造清朝，立下了盖世大功，以当时湘军士气之盛，战功之伟，如果拥立曾国藩，是用不着费气力的；而曾国藩以十四字联语，把他们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如王运、郭松焘、李次清皆是。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李次清第一个撰成，有”王侯无种，帝王有真“句，曾国藩见到立即撕毁，并斥责了李次清。曾国藩死后，李曾哭以诗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曾意，其后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
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为不工整，曾国藩勃然曰：”你们只知拉我上草窠树，（是句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窠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干。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盖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至于王运的劝进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也有载于《投笔漫谈》。据说王谒曾，说个不停，其意也是”彼可取而代之“的意思；曾国藩正襟危坐，以食指蘸杯中茶汁，在几上有所点画，不多时，曾起立更衣，王运站起来窃视几上曾写的什么，只见依稀尽是一个”妄“字。
后来王不得意于曾幕，有”我惭携短剑，只为看山来“句。王在衡阳及成都讲学时，则对学生大骂：”曾大（指曾国藩）不受抬举。“王晚年撰自挽联有：”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句，不无耿耿。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曾送曾国藩一联，联说：
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胡亲送此联给曾，曾对胡联大为赞赏，胡告别后遗一小条在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到这一字条，惶恐无言，悄悄地撕成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稿专差送给胡林翼，请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易，加封转曾。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石朱笔改为”未“字，原封送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曰：”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的下联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因为”鼎之轻重，未可问焉“！宜其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的时候力克安庆，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船上众人眼见彭玉麟的一名心腹差弁，送一封封口严密的信上船来，曾国藩把信拿到后舱去看。但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文说：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候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内巡抚官倪人垲，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又亲眼目堵曾国藩面色立变，他急得不遑择言地说：
”不成语，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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