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用自己的思想、信念和品格灌注这支军队，他的风格就是军队的风格；作为军事战略家，曾国藩驾驭着整个战局的进程和节拍；作为军事统帅，他所选择和使用的将领，在整个战争中发挥了重大并富有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名学养深厚的军人，曾国藩善于从整体上研究战略和战术、民心、给养和装备。
有一名这样的统帅，有一支这样的军队，清王朝才从太平天国的震荡中平稳下来。
一代名将曾国藩，成为后来很多军事家仿法的典型。他所创造的战例，成为后人研究的课程。
1.改弦更张，别树一帜招乡勇
曾国藩巧妙地利用团练与官勇的某些相通处，逐步变乡勇为官勇，完成了从”改弦更张“到”别树一帜“的转变。”别树一帜“的思想的确立与实施，是曾国藩了不起的战略眼光的第一次表露，是他为清代中叶兵制改革所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清朝初期，八旗兵叱咤风云，由关外打到关内，消灭了明朝的军队，镇压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削平了三藩之乱。它当时强劲骠悍，所向无敌。但是，成为统治者以后，养尊处优，沉湎享受，积习变坏，以至完全丧失战斗力。故自康熙朝以后，清军的主力转为以绿旗作标志的绿营。绿营是清廷在三藩之乱以后，按明代的兵制所组成的，以汉人为主体的新武装。
经过一百余年的更迭，至曾国藩出仕的道光、咸丰年间，绿营的情况怎么样了呢？咸丰元年，曾国藩向新登基的皇帝恳切陈述道：”军队情况各省不相同。漳、泉两地士兵强悍，常成百上千地聚众械斗；黔蜀多余士兵则勾结盗贼，狼狈为奸；其他的则吸食鸦片，开赌场，各省都是这样。大都是无事则游手好闲，有事则雇佣无赖之徒代替自己从军。看见骚乱分子就望风而逃；等他们走后，就杀老百姓来邀功请赏。奏章不断上陈，谕旨不断失效，根本就不能对此积习有丝毫的改观。“这种业已腐化的军队，军力日衰，势所必然。所以一旦太平军义旗一举，便由广西一直打到江苏，如暴风骤雨，所向披靡。曾国藩感叹道：”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提到这点，可得从长考虑！“而且，当时全国约有绿营兵五十余万人，国家开支中，”兵饷为一大宗“，岁费二千余万金，致使国家”财政不够“.
曾国藩对绿营的这个整体评估，是符合事实且中肯的。据咸丰十年曾担任福建布政使的张集馨的记载，绿营之所以无战斗力，主要是带兵大员既不知兵，又趁机克剥，他写道：”营中公费，近来越来越缺。凡武官到任，铺张器具，都守千把，红白喜葬，护送饷鞘，弁兵盘费，修补零星军装器械，起早油蜡，差操茶点，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够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营，或另有他项技艺，以资生计。“连肚子也填不饱的绿营兵，平时怎会操练，战时怎会有战斗力”士兵如此，将帅又怎样呢？张集馨记载了一件闽浙总督庆端于咸丰十年奉命救援杭州的事。当时，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有人建议庆端凑足三千人，带饷十万，立即出发，因为兵贵神速。但庆端拒不接受，说：“我除非一定带兵一万八千名，饷四十万，否则决难动身。仍需照[咸丰]八年在延平时章程，每月解饷十五万。”于是他派人赴广募勇，渡台募勇，又派人至泉州、至湖南募勇，又派人在南台借饷，在广行借款，赴台劝捐，又令省内外各官捐输，“纷纷扬扬，每日羽檄纷驰，拉杂如火。”可是不久，太平军退出了杭州城，庆端的“一篇大热闹文章，化为烟云，然已用去十二余万矣，又添得一案军需也。”这样的支援战，除了耗费巨额军需外，简直如同儿戏！事实证明，自广西尾随太平军至南京城外的绿营兵，以及随后组建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已不能负起镇压太平军的重任。
曾国藩认为，绿营的弊病，主要有三条：
第一，官气与惰气太深，“不能稍复”.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哪能算得清楚？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分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武营习气，胆怯狡猾，恬不做事，骄蹇散漫，如抟沙者之不能成饭。”
第二，军风既如此败坏，必致练兵荒废。他在咸丰三年六月的奏折中直言不讳地说：“窃谓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究其原故，总由于平日毫无训练，技艺生疏，心虚胆怯所导致。”
第三，绿营的调遣方法乖张。有战事时，不是成建制地派调，而是“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互不相识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人赴楚，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也就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的缘故，多半出于这点。”如此临时抽调，临时拼奏，致使“卒与卒不团结，将与将不和睦”，“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闭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深嫉妒，唯恐它得赏银，唯恐它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来伸手援助，拯救那些正处于生死时刻的人，甚至”钦差疆帅，复时相推诿，号令各出，偏裨各分畛域“.曾国藩慨叹道：”夫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闯危险之地，出力死守，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言念及此，可为悲叹！“
根据绿营的这种状况，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曾国藩断言：”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且各怀二心，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即使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又说：绿营”习气太深，安能新创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革除其恶习。“曾国藩对绿营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他指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使诸将同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
所以，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冬末出办团练之初，在家乡便已准备好了的第一本奏折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能说不久，糜饷不能说不丰厚，调集大兵不不能说不多，而往往见贼逃溃“，”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务。“他这里所说的虽指”练兵“的重要性，但”改弦更张“的思想，却成为他自后改革兵制的契机。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初在长沙训练的是罗泽南和王鑫所带的湘勇、塔齐布所带的绿营兵。他热情洋溢，”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千百句。“他说：”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然不敢说是用说法点顽石之头，但也确实是想用苦口滴杜鹃之血。“但是，他所得到的评论却是”侵官越权“.绿营长沙协副将清德不但自己从不入场，还容忍绿营兵懒于到操；新到的提督鲍起豹袒护清德，说什么防堵时不宜练兵，盛暑时不宜过分疲劳，棍打塔齐布；湖南巡抚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甚至出现六月初六日绿营兵闯入曾国藩私宅，直刺曾国藩的事件。曾国藩不得不离开省城，愤走衡阳。这一严重的打击，使曾国藩的练兵初衷大受摧挫，也使他最后扑灭了对绿营的一线幻想。这年八月二十日，他在衡阳给王鑫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别树一帜“的主张。八月三十日，他又从”兵勇嫉妒不和“的事实出发，否定了江忠源”调云贵、湖广兵六千，募勇三千“，兵勇合编的拟议，提出了完全募勇，凑足万人，交江忠源统带的设想。后来，他进一步声称：”国藩数年以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一人不丧尽天良。故决不用营兵，不用镇将。“他认为，只有”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才能”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才收到一点效果。“
2.呼朋引类，不是湘人难当兵
曾国藩的兵制改革的第一大特色，是他改变了清代军队性质，把由清王朝直接控制、直接指挥的国家经制兵，改变成为由地方督抚和某些将领直接控制，而清廷只能间接指挥的私属军队。他在湘军这种私属军队内部，强化了封建宗法关系，以血缘和地缘作为强韧的纽带。清代的八旗兵固然是父子兄弟相承袭的世兵制，绿营也常常将子弟作为随军余丁，一起习武，待有余缺，即以子代父，以弟代兄，世代为业。而湘军则迥然不同，实行勇由将招的招幕制。
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的第一步，是变乡勇为官勇。乡勇本是各地官绅为维持地主阶级在当地的统治，镇压”土匪“和其他民间组织而设立的临时性军事组织。其特点是重在”团“，不重在”练“；兵农合一，有事则聚，无事则散；粮饷由当地官绅捐募，或直接派自民户。曾国藩认为”团练仅卫乡里“，”缓急始终不能干等待。“所以，当他至长沙办团练时，便趁机将湖南巡抚张亮基已调来长沙的罗泽南、王鑫所带湘勇编为左、中、右三营，合为一个大团。这个大团的特点是重在”练“，不重在”团“；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本乡本土，长年与兵戎为伍；其粮饷由官府供给，官绅捐募部分只占极少数。曾国藩如此变乡勇为官勇，实际上便是创建了一支并非经制军的经制军。凡乡勇，都是同乡同里人抱成一团，其带勇者亦同乡同里人。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保持着乡勇的这一传统，即使新募的勇丁也大都是同乡同里人。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只取平江之人，不用其他籍之士。不是秦人不用，不是客家人不用“；刘长佑更向清廷直言不讳地报告：”臣由书生以团练杀贼，谬膺重寄，所与立功，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藩本人在衡阳组建水师时也申明：”水手须招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也。“曾国荃所招湘勇，”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内部具有地缘关系这一点上，官勇是与乡勇一脉相承的。湘军的招募制，既是勇由将招，必然也就将亡勇散。同治八年五月，曾国藩向朝廷陈述湘军募勇的”良法美意“说：”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他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好处是，”比之如树木，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都一气所贯通，因此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都好象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存，临阵自能患难相顾。“在这种私属军队中，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自己的上司紧密相联。更特异的是，如果”师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就地募人，分别淘汰保留，由此成立新军，不相互沿用“，因而形成”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的局面。
湘军实行这种”呼朋引类“，将荣俱荣，将损俱损的建制，故一营之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及其弟弟们，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都是全家参军。不少人有师生关系，罗泽南”仅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如钟近衡、钟近濂、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谢邦翰及湘军名将王鑫、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还有不少人有姻亲关系，如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兄弟、李续宾兄弟、李元度等，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等，江忠源与刘长佑等，都是姻亲。这种邻里关系、家族关系、姻亲关系、师生关系，在下层官佐与勇丁中同样广泛存在。正如《湘军记》所形容的：”一营之中，兵将相联，弁勇看着营、哨，营、哨看着统领，统领看着大帅，都如子弟侍候其父兄。“如此”勇由将募“的结果，必然形成”勇为将有“，并在整个军队中的上下左右，无不具有地缘和血缘的深深烙印。湘军内部这种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彻底改变了绿营所存在的”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的弊病，从而使军队具有相当程度的凝聚力，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战斗力。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内部存在这种浓厚的宗法关系，勇丁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他们的顶头上司，清廷和大帅的命令对于各营、各哨常常没有直接的实际的约束力。曾国藩曾以此作为经验，向同治帝报告说：”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进行遥控；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进行遥控。统领或欲招兵买马，储粮制械，罢免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牵制。近年来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都是因为指挥权归于一人。“他甚至说：”既得其人，……皆令其人自为，如封建之各君其国，庶节节维系，无涣散之危。“上级对下级”从不遥控“、”从不牵制“、”有求必应“，”如封建之各君其国“：这正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投影。它不仅为湘军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各自为政埋下了祸根；而且为湘军将领拥兵自重，使清廷在中叶以后军权旁落，渐归督抚埋下了祸根；更为自后军阀四起，连年混战埋下了祸根。湘军，从来就不是一支有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建制、统一粮饷的军队，而是一个由若干独立的部队为攻打太平军这个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共同目的，而临时聚集在一起的军事集团。它在清代历史上突然兴起，又戛然消失，正是这个原因。
一支军队从组建到具有较大的战斗力，总是需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主要是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害关系--主要是阶级利益，此外，还需要有严格的军制、军规、军纪。曾国藩是深知这些建军要素的。他针对绿营人心涣散、军纪松弛、军法虚设的情况，亲手制订了一整套营规和营制，以与在军队内部强化封建意识，强化宗法关系相表里。
曾国藩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他当京官的时候，于咸丰元年上疏说：”当年宋臣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就守卫了边疆；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就以荡平倭冠。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谈论用兵事情，宜效法此二先例。“他的这两个见解，都是深中肯綮的：绿营恶习太深，难以恃为长城，亟待裁汰；须仿戚家军束伍之法，方可改造军队。但这究竟是书生论兵，无济于时势。及至他出办团练，才有可能实践他的政见。他任团练大臣后的第一个奏折，便提出”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而”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原规原法“.傅鼐正是依靠”团其丁壮“、”优养勤练“，而于乾、嘉年间镇压湘黔边界的苗民起义的。咸丰八年九月，曾国藩作《湘乡昭忠祠记》，追述自己的历程说，咸丰二年底，他”请就现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原规原法，集伍练技，用以防备不测。于是是吾邑团卒，称为’湘勇‘.“关于这一点，王运说得更具体：曾国藩”搜考规制，古今章式无从仿效，独戚继光之法很是有效，多是因为他说的可以变通。“
3.以儒家精神训练子弟兵
曾国藩对于练兵、带兵，他本是十足的外行，可是他凭着读书、修养的一套”明理“工夫，竟把一支武装练就出来。曾国藩首先提出治兵的理论说：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保勇之不可治哉？
仁与礼是治国治民的大经大法，曾国藩用这套理论来治兵，确有成效。当时他对士兵的要求，不仅是在营要做良兵，还要外出能做良民。他曾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以仁礼来治兵，是儒家的倡导，他们认为如此这军队自是王者之师了，王者之师可以无敌于天下，所以曾国藩以书生来带兵，就是走的这条路。
曾国藩就募兵求将时，他所要求的兵是：
募格须择技艺烂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而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
他在上皇帝奏疏中也曾说过：
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所以曾国藩在初募湘军时，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唔、唔“两下，表示不可选上。因此湘军士兵，几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
选兵如此，曾国藩对于带兵官的选择，自然是更加慎重了。他选将的标准有四：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缺其一，则万不可以带勇。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
另方面，曾国藩还有一个选将标准，就是不用喜欢爱说话的人。他说：
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动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湘军历来不喜善说话之将。
在训练上，曾国藩逐日训练，阵法技击，无不演习。至少操练两个月。凡体弱者，艺低者，油滑者，都陆续淘汰。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曾国藩说：
”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苦口滴杜鹃之血，以训导队伍这种精神训练的人，慢慢就成为有主义的军队了。
曾国藩选择营官非常注意他的精神品行。他说：
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而后可以言战也。
只有精神还不够，还要有物质的条件，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由于曾国藩带兵简直是以父兄教导子弟一般地诚信感孚，恩礼有加，湘军士兵，自然亦视长官如父兄，充分做到了上下一心，同仇敌忾的精神。王定安《湘军记》说：
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偏天下，从戎者日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入。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者耶？
这支部队士气民心较为高旺，这是曾国藩以儒家的精神教育灌输后所发生的效果。其他各省，虽然也办团练，也募乡兵，但因他们并不知道注重教育与训练，而长官与士兵之间又缺乏亲爱精诚的感情基础，所以终归仍是无用的赘疣而已。明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当可知道，湘军之成功，应归于曾国藩的”精诚感召“与”正确领导“.后人推崇他军事学方面的修养，亦即是由此而来的。
4.凭仁爱礼义治理军队
曾国藩治军方略的一个首要的内容就是注意用仁义礼教去陶冶、维系军心，培植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个人势力。军队必有灵魂，简称之为军魂。湘军何以无敌？因为他有军魂仁礼之教。这是一切带兵官必须明了的大前题，千万不可对士兵乱打乱骂，即令打之骂之，要和父兄打骂子弟一般，皆由仁心而发也。曾国藩曰：”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敬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推崇程朱理学的曾国藩明确认识到，农民起义之所以频繁发生，内忧外患之所以纷至沓来，八旗、绿营兵之所以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望风披靡，一触即溃，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固有的纲常伦理大乱已至，人心涣散，尤其是清军缺乏为朝廷卖命的忠义血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曾国藩非常重视孔孟”仁“、”礼“那一套在治军方面的作用。
曾国藩治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孔孟”仁“、”礼“思想贯穿于士兵的头脑之中，把封建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融合在一块，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友朋等亲谊关系掩饰、调剂以至弥补上下尊卑之间的关系，极力减少湘军内部将帅之间、士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为官长出生入死，卖命捐躯，在所不惜。为顺利达到这一预定的目的，曾国藩非常重视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和对将领的选拔培养。
在对士兵的思想政治训练方面，除”勤劳“二字之外，曾国藩着重坚持这样四个字：”仁爱“、”严肃“，亦即前述”恩威并用“的意思。
曾国藩认为，军人既以军营为家庭，那么在这个第二家庭里，家长对子弟，即官长对士兵，也就应该讲仁爱，兵勇之间也应该以仁爱相待。因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互相仁爱，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所以，到了战时就会互相照应，争先恐后，勇往直前。
在具体作法上，曾国藩对部属谆谆诱导，反复强调要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而忠君事长则是其核心。他对潘鼎新等人说：”第一教之以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为此，他在给各将领的书札、批牍中，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字字句句用肺腑之言去开导他们，要以父母仁爱子弟之心去教育兵勇：”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亦感恩矣。“他认为将帅对士兵如父兄对子弟一般仁爱慈祥，那么士兵就会像子弟对父兄那样忠义孝敬。他反复强调，这其间首要的问题是，将帅应以身作则，做出榜样，才能影响兵勇的言行。
5.靠血性廉明选拔将官
曾国藩主张建立一支能够代替绿营军、担负起镇压太平军起义任务的新式武装--湘军。为了使这支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曾国藩认为，湘军的组建，关键在于将领的选拔能否得当。如果将领选任得人，不仅弱军会成强军，而且还能带动一批所谓的”正人“，去自愿为清王朝卖命。反之，则不但不能与势头正猛的太平军对抗，更重要的是不能”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故曾国藩创建湘军伊始，即把选将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关于湘军将领的标准和如何选将，曾国藩有过许多论述。他认为将领应具备四个条件。在写给彭筱房、曾香海的信中，他指出：”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以带勇。“
曾国藩还认为，”血性“、”廉“、”明“等素质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三者缺一，若失辄，终不能行一步也。“所谓”血性“，是指”忠义“精神。而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
曾国藩还认为，”朴实“二字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也很重要。在给左宗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李迪庵兄弟之选营官，专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弟之能于临阵观人，而取简默朴实，略仿李氏之意。“崇尚朴实，就必然反对浮滑。在给姚浦的信中，他指出：”将领之浮滑者，足以淆乱是非。是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
对于一个将领来说，不要求”善说话“，但要求说话要”有条理“.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指出，对于一个将领来说，”说话宜有条理。“他在另一封家书中，具体举例说：”杨镇南不足恃，余与其平日说话知之，渠说话最无条理。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君字后从口，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在选拔将领时，还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决不能选用冗者。他指出：”其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曾国藩的选将要求总结为四点，即：一血性为主，二廉明为用；三简默朴实；四打仗坚忍。
所谓”血性为主“，就是要求湘军将领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曾国藩认为强调这一点对于选拔将领至关重要，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然苟阙其一，则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在曾国藩看来，选用有”忠义“”血性“者为将，整支军队就可以达到”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的效果，带动全军为维护封建统治和纲常名教而战，从而使湘军不但具有镇压起义的军事功能，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其次，鼓吹”廉明为用“.曾国藩说过，”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
曾国藩强调”守廉“，因为他深知，绿营将帅克扣兵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腐败行为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日益加深兵土们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那么，现在他要组建一支新军，能否在这个问题上使将帅有所收敛，将直接关系到湘军战斗力的强弱。因此，他要求将官以”廉“自守，”欲服军心必须尚廉洁“，并常常以”崇俭朴“，”不要钱“与部属相标榜，反复告诫他们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当然，剥削阶级的劣根性和清军官场中的积弊是不可能轻易革除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真正的”廉“是难以做到的。仅靠口头上的要求和训诫还不够，必须辅之以实际上的物质利益，才可能使将官们不必明目张胆地”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不因小利弄得将弁反目，影响军心。为解决这个矛盾，曾国藩认为，必须把将官的利益从制度上规定下来，即”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谓之”养廉“，试图用这种方法防止将领克扣兵饷，从而维持军心的稳定。曾国藩曾私下开导部属说，守”廉“并不吃亏，”守个’廉‘字，名位日尊，岂有怕穷之理。常使在下之将官多占些便宜，士卒多沾些恩泽，则人人悦服，切不可处处打算，惹人谈论。得了名就顾不得利，莫作名利双收之想“.为了得到更大更远的利益，而暂时舍弃眼前的小便宜，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守”廉“能够升官（名位日尊），升官就自然能够发财（岂有怕穷之理）--这就是曾国藩要求守”廉“的真实用意！
至于”明“字，主要是要求将领努力做到赏罚公道，是非不淆。曾国藩强调，将官必须要有”明“的素质，”’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威，某弁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他认为，”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将领必须”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
应该说，曾国藩选将强调守”廉“以及具有”明“的品质，这对调整湘军将弁之间的关系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系部队内部的团结。湘军战斗力之所以高于绿营军队，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第三是”专取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曾抨击绿营军队积习难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之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主张”军营宜多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强调”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并明确规定：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兵和守备以上的官，希图用这种办法来摒除军队中的衙门习气，亦即官气。他说：”取人之式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要。办事之法以‘五到’为要。五到者：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案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理其绪而分之，又比其类而合之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
曾国藩主张重操守、轻官气以及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选将要求，就是尽量舍弃一切官气重、心窍多、浮滑取巧之人，而选用那些能够耐劳实干、不浮夸虚饰者为将，这种做法无疑对提高整个湘军的战斗力和耐久力极为有利，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对抗的过程中，迅速成为一支最凶悍的反动力量。
第四是”打仗坚忍“.曾国藩非行伍出身，他以儒生治兵，建军之始也没多少军事经验，但他知道，行军作战备尝艰苦。将领平时须带兵士严加训练，整肃营务；战时则要有临阵胆识，敢于冲锋阵。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具有苦熬苦撑，敢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后来，薛福成评论曾国藩时，称他率领湘军将弁”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而后”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震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薛福成对曾国藩的评价自然有溢美之词，但也无庸讳言，”打仗坚忍“的选将要求，对提高湘军士气和军事素质是有一定成效的。
仔细分析以上四条选将要求，我们可知，曾国藩反复强调和首先要求的是将帅的品质操守，也就是注重”德“而不是”才“.因为不论是”血性“、”廉明“，还是”朴实“、”坚忍“，均属于思想品德范畴，作为封建社会末代的道学家，曾国藩主张”才生于情“，一个人的思想品德乃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条件，才能的优劣都要以此为前提。例如他曾明白无误地说过，”智“可以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生焉“.这种思想具体落实到选将要求上，就是”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阙乏，算彼己之强弱，是第二义。“因此，以上四条具体的选将要求，归结起来围绕的中心只有一个，即选拔那些能自觉遵奉封建纲常伦理，忠于封建君主为基本原则的”忠义血性之士“，以他们为湘军的基本骨干，从根本上保证这支反动军队的阶级性质。
湘军的数百名将领，都是按上述标准选拔出来的。
曾国藩在其一整套的选将标准中，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中考证，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可考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
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前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一百四十五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十五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一百三十余万，两者之间构成了悬殊的比例。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的统治，加之无官可做只好在投笔从戎中，一显身手。
同时，加入湘军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的影响，既懂得一些军事战略战术和用军之道，又善于总结实际经验，在战争中磨炼出坚强的意志。于是他们走出一条以文人带兵打仗的途径。
曾国藩在选将制度上的改革，使清朝旧制中绿营军将领的腐败无能、贪生怕死、败不相救等现象得以改变，从而培养出一批较有实力，能征善战的湘军将领。下面是部分湘军将领年龄状况。（以湘军成立的1854年和太平天国失败的1864年作为统计年）
部分湘军将领年龄表
姓名生卒年职务至1854年周岁至1864年周岁江忠源1812-1854统帅42已死胡林翼1812-1861统帅42已死左宗棠1812-1885统帅4252李元度1812-1887统领3343罗泽南1808-1856统领46已死塔齐布1817-1855统领37已死杨载福1822-1890统领3242彭玉麟1816-1890统领3848李续宾1818-1858统领36已死李续宜1824-1863统领30已死曾国荃1824-1890统领3040多隆阿1818-1864统领3646鲍超1828-1886统领2636刘长佑1818-1887统领3646刘松山1833-1870统领2131
1854年湘军成立时这些人平均年龄35岁，至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时，这些将领的平均年龄也只有45岁（除去已死的6人）。由此可见，湘军将须以中青年为主，精力充沛而强悍，具备坚忍耐劳的条件。
湘军在组建之后用了几年的时间，逐步建立了从选将、培养到使用的一整套选将的制度，使湘军将领的素质和能力比绿营有明显提高。
曾国藩长于用人。
湘军的用人原则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将”德“放在首位。曾国藩对将领的选用，首先注重其是否具有”忠义血性“，其次才是”娴熟韬钤之秘“.曾国藩认为：”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可见他对”德“的偏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才，皆以孙子的”智信仁勇严“为衡，把将领的才智放在首位。曾国藩一反古法，把对封建王朝的忠诚放在第一位。这使得湘军的封建性异常突出，其残暴性也超乎寻常。
第二，不拘资格，不限出身。曾国藩提出，”人才“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在湘军中出身低微而至高级将领的大有人在。
湘军用人，不拘资格，不限出身，但主要以书生为将。罗尔纲先生在《湘军兵志》一书中已作过考证。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低下，亟欲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农民起义的威胁下，必能为清王朝卖命。同时，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深受理学熏陶，知书懂兵法，既肯冲锋陷阵，又善于总结实战经验。曾国藩打破了清朝文武殊途的用将模式，以文人为将领兵打仗，收到了特殊的效果。
第三，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湘军选将的方法是“广收”，而“广收”的原则是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曾国藩认为：“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实际上，湘军中将才虽众，但并无“全才”.被誉为“儒将之雄”的李续宾，“智谋”不及其弟李续宜；悍将鲍超，虽“英鸷无匹”，但“目不识丁”.
“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从另一角度看是用人是否得当的问题。曾国藩强调，人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一是要适时地选用将才：二是要置将才于适当的地方和部门，适时适地地用其所长，发挥才能。
第四，严格考察，不讲情面。考察的内容主要是道德、品行、作风、思想、能力诸方面。
就道德而论，查其是否恪守封建道德。从品行上讲，验其是否“有操守而无官气”，“朴实廉介”.从作风上说，考其是否能“耐劳苦”，能与部将相亲近。语言上，查其是否有口才，“有条理而少大言”.从能力上讲，湘军衡将的标准是以杀“贼”多寡、征战的胜负，来区分能力的高下。胡林翼提出：“武可杀贼”为武将考察的最主要的标准。他强调：“将不能战者杀之不足惜，汰之惟恐不速”.在实战当中，凡溃散之营，规定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湘军岳州、靖港、湘潭战后进行整顿，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因作战不利，亦被裁撤。曾国葆为此居家而羞于见人。可见湘军对将领的考察是较为严格的。
曾国藩和汉朝开国皇帝刘邦一样，不善将兵，但善将将。《湘军志·营制篇》称，曾国藩“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湘军打的几次败仗，差不多都是曾国藩自己亲自指挥的。
对于将将，曾国藩有许多论述。在给郭筠仙的一封信中认为，能否知人晓事是能否成功地将将的前提条件。他认为：“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为职”.“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对此，蔡鄂曾在《曾胡治兵语录》中评论说：此“论至为正当”，“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不能办事。”“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它，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还认为，将将不仅要求知人晓事，还需对将领以诚相待。这样才能实现对将领们的真正的领导指挥。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他指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在给李宫保的一封信中，他指出：“敝处向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不重保人官阶，而在成人之美。”在致李筱泉的信中云：“仆于各将领，以保持其令名为第一义，银钱等事不掣肘次之，保奖功名又次之。”在致左宗棠的一封信中，指出：“用人当先得其心，而后得其力。”
驭将难，驭难驭之将更难。李世忠原系土匪，此人暴戾险诈，后投奔湘军，在曾国藩胞弟曾国荃麾下作战。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阐述了驾驭李世忠这样的将领的方法，其见解甚精彩。他说：“李世忠穷困如此、既呼吁于弟处，当有以应之。……此辈暴戾险诈，最难训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伏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谈，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二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名也利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不无可相处之悍将矣。”
6.以筹建水师提高战斗力
曾国藩认识到，要战胜太平军，必须筹建一支战斗力超强的水师。他对此倾注了巨大的力量，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他终于搞起了一支在技术上和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湘军水师的筹建是在曾国藩移驻衡州后开始的，它的成立晚于湘军的陆师，但曾国藩却对兴办水师倾注了巨大的力量。
清朝的绿营水师按其军制，分为外海和内江两部分，外海水师驻守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内江水师驻扎在长江沿岸各要岸、津口。至咸丰初年，外海水师仍然存在，而内江水师则久已废弛，从长江上游至下游，见不到水师的船与炮，偶而遇到少数炮船，也不过是在渔船上装炮以应付时事，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咸丰二年（1852年）冬，太平军在湖北益阳、岳州得到了大量民船，确立太平军水营。攻克南京以后，得民船愈多，遂以船户水手为水兵，分为前后左中右五军，后增至九军。于是千里长江上，太平天国的水营，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乘风急驶，所向无敌。致使清军猝不及防，太平军控制了长江水运权。
面对此一形势，清王朝要镇压以位于长江下游江宁为中心的太平天国，就必须控制长江；长江决战的关键，当然就是要以水师为主，强则胜，弱则败。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太平军北渡淮河，南围南昌之际，御史黄经上奏朝廷，请饬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练兵，从水上攻击太平军。咸丰皇帝接受此一建议，遂批令湖南、湖北、四川照奏执行。湖南巡抚骆秉章接到圣旨后，感到甚是为难，便以力所不及为由将其搁置一边。江忠源在出援湖北的时候，曾与曾国藩商议，应兴办水师，与太平军争夺水上优势，由于曾国藩顾忌事情难办，没有付诸实施。乃至郭嵩焘赴援南昌，见太平军水师船支穿梭于江湖之上，进退自如，往来迅速，更清楚地意识到欲与太平军争雄的先决条件，是建立水师夺回舟楫之利。于是，郭嵩焘遂向江忠源建议，与太平军抗争仅凭陆军是不够的，必须多建炮船。江忠源对此极为重视，马上上奏朝廷，请饬两湖、四川造船，并由广东购置洋炮千尊，以装备炮船，兴建水师。咸丰皇帝准其奏议，于是年九月再次督令两湖、四川制造战船，并令广东购洋炮500尊交湖广、四川，并安置于船上，以便顺江而下，与下游水师夹击太平军。圣旨传到湖南后，骆秉章便命曾国藩筹建水师。
在筹建水师的最初阶段，曾国藩既无资金，又无技术，只好购买钓钩、小舟发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暂时充作炮船使用。其后，岳州水师守备成名标，广西同知诸汝航来到衡州，经其描述，才使曾国藩了解到拖罟、快蟹、长龙诸船的式样及功用，大大增强了曾国藩筹建水师的信心。
筹建水师所需的大批资金，一直困扰着曾国藩。为解决此一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秋，奏请提取途经湖南解往江南大营的粤饷银四万两，作为购船造炮的经费，又于广西购得造船的上等木材以造船。于是曾国藩便在衡州设立制造总厂，由成明标任监督，又在湘潭设立分厂，由诸汝航任监督。召集大批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船只，主要是拖罟、快蟹、长龙三种船型。在即将赶造完工时，曾国藩将长期在江南办海防的黄冕请到船厂参观。谙熟水战船式的黄冕建议每营添造十只舢板船，其船身短小，运行灵活，适宜在河湾港汊中行驶，以补快蟹、长龙在作战中由于船体大运行不灵活的缺点。曾国藩遂接受此一建议，即刻开工，赶造舢板。
曾国藩不仅对于造船精益求精，而且对于所置炮的质量与装配方式亦很讲究。当时，中国各地所铸造的战炮，不仅炮身笨重，射程短，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时常出现炸裂。为此，曾国藩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600尊，皆系真正洋庄”.为使水师船只能更好地提高作战能力，曾国藩深入研究了各炮位的作用，并配置了用途不同的各式战炮。在湘军水师营制中，对此有着极为详细的记录：
“凡船式炮数，长龙船底长四丈一尺，底中宽五尺四寸。舢板船底长二丈九尺，底中宽三尺二寸；督阵舢板船加长大。长龙船头炮二位，系洋庄（洋炮），各重八百斤、一千斤不等，边炮四位，洋庄，各重七百斤，梢炮一位，洋庄，重七百斤。舢板船头炮一位，洋庄，重七百斤、八百斤不等，梢炮一位，洋庄，重六百斤、七百斤不等，两边转珠小炮二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此外鸟枪、刀、矛、喷筒，随宜配用，以备近战”.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筹备，至咸丰四年（1854年）初，曾国藩将湘军水师船炮准备齐整，总计有大小战船361号，其中拖罟船1号，快蟹船40号，长龙船50号，舢板150号，战船120号。并装备了大小炮470门，其中购置洋庄炮320门，从广西借来的150门。
湘军水师的营制略同于陆军，初期425人为一营，后改为500人为一营，共计十营，营官分别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云、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深来担任。水师营制的具体办法是：
“凡水师，每营营官一员，每船哨官一员，初制营官领快蟹船一支，各哨官分领长龙船一只，舢板船十只，合二十一船为一营。快蟹船桨手二十八人，橹工八人，舱长一人，头工一人，舵工一人，炮手六人，共四十五人。长龙船桨手十六人，橹工四人，头工一人，舵工一人，炮手二人，共二十四人。舢板船桨手十人，头工一人，舵工一人，炮手二人，共十四人。一营共四百二十五人。至咸丰五、六年（1855-1856年）间，裁快蟹船，减长龙船为八只，增舢板船为二十二只，合三十船为一营，每营共五百人。营官、哨官都在外”.
曾国藩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终于搞起一支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
曾国藩的兵制改革，不但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从“五帝行教，兵由是兴”以来的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次兵制改革，是由太平军的强大，而绿营不堪一用这样的情势所“逼”出来的，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加上曾国藩对兵制改革进行了精心设计，因而它的成功，被湘军使拥有五十七、八万人的绿营相形见绌和太平军最后被镇压下去这样两个铁的事实所证明，从而造成了所谓“同治中兴”.同治八年五月和八月，曾国藩不无自豪地两次向朝廷上《遵旨筹议直隶练军事宜折》、《遵旨续议直隶试办练军事宜折》，是他对兵制改革所进行的总结。
7.靠思想教育破“心中之贼”
面对纪律严整、作风优良的太平军，曾国藩深知必须从精神上唤起兵勇之自觉，始能对抗太平军。曾国藩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练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性的教育。曾国藩在所著的《劝训练以御寇》中写到：
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十分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遂将此一思想运用于治军上，则可理解为，重视“操练”就是“破山中之贼”的功夫；“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功夫。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于训练必须下苦功夫。如何训教，曾国藩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官兵与兵民。在官兵方面，他强调以义理来带兵。他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礼，伊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此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以父兄般对待教导士兵，士兵也就视将领为父兄，加之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每每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动得五体投地的效果。
曾国藩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决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天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以对抗太平军。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他亲自创作了一首《爱民歌》，歌词是：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作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破墙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走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嚎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女。
邀些地痞做伙伴，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性老将不自在，这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买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走，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这首《爱民歌》是借用白话诗的体裁，亦即当时最流行的莲花落歌词，深入浅出，富于情趣，又朗朗上口。这同时又是湘军士兵的识字课本，曾国藩每日里在训教的过程中，只教一、二句，先识字，后理会其内涵，循环往复，身体力行，使湘军成为一支有思想指导的军队。曾国藩这种精神训练方法，抛开其目的，仅从其治兵之道来看，是值得称道的。
曾国藩还亲自为湘军制定营规律条，对扎营、开仗、行路、守夜、军器等做了明确的规定。同时，赏罚分明，鼓励士兵勇敢作战。《晓谕新募乡勇》中有如下条文：
--临阵有能杀贼一名者，功赏银十两，并赏八品军功。
--杀贼二名者，功赏银二十两，并赏六品军功。
--杀贼三名以上者，除功赏银三十两外，随即奏请发营，以千把总补用。
--拿获长发贼，每名赏银二十两；短发贼，每名赏银十五两。
--拿获贼马一匹，即以其马充赏，如不愿要马，将马缴呈，赏银十两。
--抢获火药，每桶赏银五两。
--抢获铅子，每桶赏银三两。
--抢获火炮一尊，赏银十两；小炮一尊，五两。
--抢获鸟铳一杆，赏银三两。
--抢获刀、矛、旗帜，每件赏银二两。
--打仗奋勇当先，虽未得功，亦随时酌给赏号；落后者不赏。如以己物诈功冒赏者，查出捆责四十棍，革除；临阵退缩者，斩杀；假冒功者，枭首示众。
--打仗阵亡者，照营制赐恤银五十两，烧埋银十两。
--伤分三等：头等赏银三十两，二等赏银二十两，三等赏银十两。
--临阵回身，伤在背后，不赏。
--诈伤冒功者，查出捆责四十棍，革除。
有了编练一新的湘军陆师和水师，又有了严格的训练和纪律，但这些还不足以抵抗有主义有组织的太平军。曾国藩凭借其修身、治学的一套“明理”工夫，以儒教带兵，倡忠义气节，在凝聚湘军的同时，展开对太平军的攻心战。
8.攻心为上，一纸檄文可抵十万兵
军队鼓动工作，最主要的是心战，振奋士气，靠心战；瓦解敌人，靠心战；争取民心，靠心战。曾国藩便是一个心战圣手，湘军的宣传品在当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力。曾国藩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8月奉命帮办本省团务的。他一共训练了陆军十三营，分别以塔齐布、周凤山、储政躬、林源恩、邵兴琦、杨名声、曾国葆等人统领；水师十营，分别以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邵汉章、庞献深等人统领。当咸丰四年正月间，太平军西征，打下了黄州（今湖北黄冈），乘胜溯江而上，占领了岳州（今湖南岳阳）、湘阴。清廷急诏曾国藩出兵进剿。曾国藩也毅然出征，随即派塔齐布为先锋，由衡州（今衡阳）北上迎战。
在出兵之前，曾国藩发表了一篇《讨粤贼檄》：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起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礻氐：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盱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礻氐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有人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道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计暴虐无赖之蒇，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曾国藩这篇檄文，共有四段。
第一段暴露洪杨的“残忍残酷”，贻祸人民；
第二段揭发他们背弃名教，毁灭人伦；
第三段指责他们侮慢神礻氐，污蔑圣贤忠义之士，野蛮无理，假借异端邪说，摧毁固有文化；
第四段劝人作“顺逆”的辩解，一致奋起保国救家。
太平军以上帝教相号召，曾国藩乃搬出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城隍土地、和尚道士，一切的中国神来抵抗这一外来的西洋神。因为上帝教要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乃搬出这些神以与之抗争。尤其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对于中国读书人和农民，影响力极大。
因此，这一篇《讨粤贼檄》，收功至大，其重要性实较爱民歌犹有过之。曾国藩读通经史百家之书，常将《讨粤贼檄》，向将领详加剖析，必令背诵讲解而后己。因此湘军将领，无形中也做了一个宣传员。
这是一篇很有力量的宣传文字，凡是邻近湖南的各省州县，无不首先奉到，一致传诵。湖南的读书人，首先脱掉长衫，率领许多黑脚杆的农夫，都跑到湘军旗帜之下，从事抵抗太平天国运动。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这一纸檄文，可抵得十万雄兵。
9.兵非贵速，惟稳慎用兵为主
两军对垒，有如弈棋。曾国藩曾说：“善弈棋者，常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既要自救，又要破敌，曾国藩的方针是着着稳慎，下稳慎棋。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荃刚刚组建吉字营攻打吉安时，曾国藩针对他的出山之犊的心境，一再劝告他：“到吉安后，专为自守考虑，不为攻城之计”，“不好小利，不求速效”，“不求近功速效”.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数城。刚刚获得浙江按察使衔的曾国荃率部渡过长江，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四十里。太平军在天京上游，可说已是兵败如山倒。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战报，又喜又惧，连连写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嫌太速。我深感忧虑。”根据曾国藩当时设想，围攻金陵，须多路进击，才可收到南北夹击的效果。但北岸多隆阿部不愿与曾国荃合作，长江中的水师统领彭雪琴又与曾国荃“嫌隙已深，难遽期其水乳”.曾国荃孤军深入，自置于危地，曾国藩的忧虑是有根据的。他告诉曾国荃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我不放心，其他的人也都替你担心。”后来曾国荃打退了李秀成赴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取得一些重大突破，甚至连向朝廷报告攻克金陵的奏稿款式，曾国藩也已为曾国荃设计好了，写信通知了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还于同治二年（1863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固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可以说，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梁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作“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见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他称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亟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士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我真能守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关于进军，他说：“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同时算败”，因此须“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关于战役，他主张“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他常采用围城打援之法，静待城中敌人的疲蔽，然后一战克之，如攻太湖、攻安庆、攻金陵，均用此法。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原则。他说：“守城尤贵于静，务深思深虑。”他评述双方将领的特点道：“林启容守九江，黄文金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矩。己无声而后可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伺人形。”曾国荃围攻安庆时，曾国藩反复开导他“慎以图之”，“总作一坚守不战之计”，“不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濠”.为什么要如此呢？他的理由是，“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可期万稳”.故围城者必须“神不外散，力不歧分”.他甚至认为，在挂车河一带打援的多隆阿部也应作“坚守之计，任贼诱敌搦战，总不出队与之交仗，待其晒过数日之后，相机打之”，因为援军“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不齐之处，只有一‘静’字可以胜它”.
曾国藩的这一‘静’字法，实乃《孙子》“敌疲我打”、“击其惰归”的具体运用，也是曹刿“一鼓三竭”的“气势”论的继承与发展。咸丰六年，他作《陆军得胜歌》，提出“陆军真秘诀”说：“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了再接仗。”这是曾国藩从“以静制动”原则出发所作的规定。他说：“凡用兵最重‘气势’二字。”“‘气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他引述历史上的许多战例，来论证蓄气的重大意义：“大约用兵无他妙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塌，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故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作主，不喜作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致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梁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稳慎棋”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10.虚实交用，求稳慎还需救奇变
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奇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不敢进犯。《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这就叫做：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虽然有奋臂进击，却像没有手臂可举；虽然可以牵制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以牵制；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
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那么何为主，何为客？何为奇，为何正？这主客奇正有什么奥妙，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曾国藩说：
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这种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客，什么时候用正兵，什么时候用奇兵，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曾国藩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可见“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这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大直。”“平、直”二字，可以说概括了曾国藩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之法。他说：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如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
有一年，湘勇一统领张连兰所部三百人驻扎在牛角岭，前后左右没有增援部队，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写信加以制止，认为这样做太呆板了，正犯了“形见势绌”的毛病，结果五旗失守，他们没有吸取教训，又把第三旗驻扎在这里，曾国藩写信告诉他们，这就更呆板了。他说：
用兵当深思熟虑，不能驻扎，就应退守，然后，军队合到一起，等敌人来时，就联合起来与之决战，只要有一次得胜，锐气就会振作起来。大凡敌我交战，胜负常在须臾之间，即使救兵在八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假使是雨雪泥泞天气，即使在四里之外，也不能援救。再加上将士精神心血，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假若时时刻刻兢兢业业，夜夜提防，不过十天，就会疲劳不堪。使疲劳之师，就会产生暮气，肯定没有战斗力。曾国藩所担心的一是怕孤军无援，二是怕劳师无力。
《淮南子·兵略》云：“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近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以歙（收敛）而应之以张，将欲西而示之以东……若鬼之无迹，若水之无创。”这种方法就是在表面上不显得斗志昂扬，迎敌时却勇猛顽强；表面上显得弱小无力，攻敌时却威力无比；部队将要向西行动，却虚张向东的声势。总之要无形无迹，变幻莫测，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正是出于这种战略战术考虑，曾国藩对张连兰说：“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于此。”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军队交战中始终处于弱势，鼎盛期也不过三十万人，没有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那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为了避免“形见势绌”，就要采取“变化不测”的方针。曾国藩曾指出曾国荃“行军太缺少变化”，他说：“世事变化反复，往往出乎意想之外。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饱历事故，焉知局中之艰难哉！……余之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特别“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重兵，少用轻兵”.
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示形上。他在《陆军得胜歌》中具体地说：“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之所以“起手要阴”，要“如老鼠”，就是为了麻痹敌之心意，而蓄养己之气力，“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这就是“气敛局紧”的意思。所以，曾国藩断言道：“凡用兵之道，本强故示弱者多胜，本弱故示强者多败。”本强而示弱，是用兵之虚；而且虚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己之实（实力），“越打越强如老虎”.这种虚实结合，终归是形虚而实实，正如《孙子》所说，‘兵之所加，如以石段投卵者，虚实是也“，”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又为了机局多变，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评论道：”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驰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何谓奇正？他解释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待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一般地说，在战场上，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但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时候用兵的重点方向，或者说，军事指挥人员的主要着笔处，不在正兵，反在奇兵，这是因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出奇之所以能致胜，主要是乘故不意，攻敌不备。《孙子》说：”奇正之变，不可胜变也。“奇正互用，忽正忽奇，正取此意。
为求机局多变，曾国藩还很注意重兵与轻兵，呆兵与活兵之辨。他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灵活，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风驰电击，轻兵也。“他指出：”我的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但他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至军务之要，亦有二语，曰坚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而已。“他批评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在于”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变计“，即不知于”空处着笔“，运用轻兵、活兵之妙。所以，他坚决反对曾国荃顿兵金陵城下，”以数万人全作呆兵，图合长围“.他反问道：”今岂肯以向、和为师，而蹈其覆辙乎？“
于是引发了他与曾国荃之间是否从金陵撤围的一场争论。1862年10月13日开始，李秀成率大队救援天京，与湘军激战于雨花台。11月26日，太平军解围失利，从天京撤走。经过这一番风险和惊恐，曾国藩认为自己”长一分大阅历“.他检查说：”弟（指曾国荃）之骤进，余之调度，皆轻敌而不能精审。“他根据雨花台湘军东西无援军的情况，正确地指出：”若长扎雨花台，以二三万劲旅屯宿该处，援贼不来，则终岁清闲，全无一事；援贼再来，则归路全断，一蚁溃堤。此等最险之着，只可一试再试，岂可屡屡试之，以为兵家要诀乎？“因此，他主张湘军向太湖方向”不经意之处“退兵，其中曾国荃部由东坝、溧阳以进宜兴，以金柱为后路根本，鲍超部由建平、广德以进长兴，以芜湖为后路根本；待在太湖办成水师之后，陆师无后顾之忧，再向金陵进军，”亦不过数月事，未为晚也“.这个退兵计的核心，是变屯于坚城之下的重兵、呆兵为轻兵、活兵。他向曾国荃明确指出：”弟统二万人，不筹出一支结实可靠之活兵在外纵横驰击，而专以合围攻坚为念，似非善计。“他说，向太湖西岸退兵，”环湖之十四府州县处处震动，贼则防不胜防，我则后路极稳，较之株守金陵者，有死活之分，有险易之别，但无赫赫之名耳。“针对曾国荃贪功求名的心理，他劝导道：”吾兄弟誓拼命报国，然须常存避名之念，总从冷淡处着笔，积劳而使人不知其劳，则善矣。“他对曾国荃不但谕之以理，而且动之以情：此次退兵，”即所以保全局而救阿兄也“；否则，”余之公局固坏，而弟以重兵屯宿该处，如余之株守南康，和、张之株守金陵，弟之私局亦必坏“，届时”恐求退而不得，求保芜湖、金柱而不得“.但猎名心切的曾国荃终不听阿兄的调度，未向太湖方向游击。曾国荃最后取得围攻金陵的胜利，是由于太平军已成强弩之末，无力解围，再加上曾国藩不断派鲍超等部驰骋长江两岸，南北冲击，以解曾国荃金陵围军的后顾之忧，而并非曾国藩变重兵、呆兵为轻兵、活兵之计为失策。今天进行历史的审视，曾国藩关于在太平军虚处、空处着力的退兵方案，无疑是有理有节、稳妥可靠的。
虚实、正奇、呆活、轻重，以战场上如何具体运动，关键取决于见机审势。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长江以进金陵时，曾国藩指示说：”以你军目前的情势来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师，下窥秣陵关，这就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这就失势。“--这是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于进兵金陵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以；否则不如迟进。“--这是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但他在另一处说：”审机审势，犹在后来，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工夫。“”古人说，兵骄必败。老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不审力，这就是骄；审力而不自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审力，是指战员的基本功；审机审势，则是对指战员的更高要求。咸丰五年，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进击无力，陆师围攻九江，也久攻而不下，曾国藩驻扎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则乘机西上，第三次攻克武昌。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自知兵力不足以图功“，便毅然率勇扬长而去，弃赣奔鄂。曾国藩后来多次提到这一事例，盛赞说：”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迟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等对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反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
11.统筹全局，舍枝叶而图根本
”探骊之法，以善战为得珠。“曾国藩之所以能探骊得珠，首先是因为他极端重视战争全局。”从大处落墨“.他从实践中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曾国藩奉命率军援浙。但石达开七八万人不久放弃了浙江衢州等地，进入福建，朝廷乃三次令他率援浙之师援闽。当曾国藩集结军队，摆开了三路入闽的架势时，太平军却进入了江西腹地。原在吉安的太平军也突围往东，不久，另路太平军则从闽南进入赣南。于是曾国藩在东、南、北三面受敌，不得不把一万多人分为三路，伸出三个拳头，在任何一方都难以获胜。这种被动的局面促使曾国藩不得不深思。
最后，他下决心改变湘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处境，于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上了一本著名的《通筹全局析》指出：
就全局而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
这是曾国藩通筹战争全局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他在江西战场上缩回了两个拳头，让自己统领的这部分湘军抱成一团，集中打向赣北，夺回景德重镇，不但立即改变了被动的局面，而且为他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对于攻打太平军的整体战场，曾国藩在咸丰九年间也进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在奋力拼搏。太平军与清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如果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虽也可以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故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把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金陵在上游的屏障安庆。后来的战局发展，基本上是按曾国藩的这个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和战略布署，一时还不容易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国藩还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常说：”我对大利大害，都悉心考究。“他冒着风险，拒绝屡次朝命，虽然确有西防则因未获得地方政权而办事艰难，东征则因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则因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等等主客观因素，但基本原因却是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掌握着他，支配着他，使他终于成功了一番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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