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这位清朝”中兴功臣“，不愧于重视人才、善于用人的杰出大师。他广揽人才，诸如李鸿章、左宗棠、薛福成、华衡芳等皆出其门下。并使他们大有作为。他兴幕府，纳英贤，终成人才荟萃之可喜局面。
曾国藩为何能够如此，只是因其目光深远，深谋远虑，深明人才乃国之栋梁这一道理。
一国欲图强非藉人才之力不可。今日之中国必欲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也须赖英才辈出，方能成就。
而欲达野无遗贤之效果，非得有曾国藩的识人智慧；欲使人皆能尽其才，就不能舍其善任之明睿。
1.以”拙“为准，识拔人才
曾国藩识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拙“字，即朴实、少心窍、不浮滑，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它包括内在标准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和外在标准要求有”美相“，无”恶相“两层含义。在这个基础上，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曾国藩曾以源与波、根与叶比喻德与才之间的关系：”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才兼备是其理想的人才。不过，当德才难以兼备时，曾国藩强调的首先必须有”德“，宁要有德无才，而不要有才无德的人。曾国藩心目中的”德“含义很广，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等都是。具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能心甘情愿地为之尽心尽力；作风上质朴实在，能吃苦耐劳；精神上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等等，他把具备这些品德的人称为”血性男子“，推崇备至。
曾国藩是一位宣扬理学的卫道士，经常鼓吹一个”诚“字。常以”忠“”勤“，”不爱钱、不怕死、不恋官“等信条相标谤，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命。他认为真正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而才高德薄之人则绝对不可用。他又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忠“”诚“.对他的部下来说，具体标准就是对其忠贞不二。他对于遭训斥而改换门庭的人，恨之入骨。而对虽遭训斥仍忠心不二的人，往往会加倍重用。
在曾国藩所信任、提拔的众多人才之中，李鸿章被视为第一高足，而特别重用提拔，爱护备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李在对他的忠诚上有那么一股韧劲。李鸿章曾因为李元度丢失徽州一事说情，惹恼了曾国藩，而负气离开祁门老营将近一年。这期间，显要人物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等人，都曾多次相邀，许以重保，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宁在江西赋闲。等待曾国藩心回意转。终于以其耿耿忠心和卓越才干，重入曾幕。位绾四省军政大权的曾国藩，对李”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诺，曲尽其熏陶之能事“.使李鸿章最终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1853年曾国藩在长沙开始练湘军时，塔齐布还只是个绿营守备，旋升用游击署参将，率兵与湘军一起操练。曾国藩每次见他早早到场，”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用戚继光法训练士卒，每当检阅步卒，塔齐布都穿着短衣，腿插短刀侍立一旁。曾国藩很奇怪这位身材高大，面身赤红的满族军官。与之相谈，大为赞赏。及到他辖下的军中检查，见其训练精严，且能团结士卒。曾国藩退而叹息：绿营兵有这样的带兵之人已是凤毛麟角，因此更加敬佩塔齐布。但副将清德却忌恨塔齐布的才勇，常在提督鲍起豹的面前讲塔齐布的坏话，提督也不分青红皂白，多次羞辱他。曾国藩于是上疏弹劾副将，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并说：若塔齐布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而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是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的一次关键战役。
塔齐布平时有愚憨、无能之态，及到战场，磨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式。尤好单骑逼近敌垒侦视虚实，几次进入危境，都转危为安。
咸丰四年（1854），塔齐布以收复湘潭功，超升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泣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令退回。该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次日，各军以塔齐布未回，汹汹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时，乡农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罗泽南立即而起，光着脚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诉劳苦。但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喜异常，饭毕，已是元旦。
2.察颜闻声，相人有术
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而在《相人十二字法》中又论述了六美六恶，提出”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月逐。“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其人的评价。
在这一方面，刘铭传的被重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刘是后起的淮军将领，曾随李鸿章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出发前与其他将领一道去拜谒当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午睡未醒，他们等了将近半个时辰。刘铭传按捺不住。当着众人发作起来，”对部将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心冷！烽火其间如此静候，岂不延误军机！“话音刚落，曾国藩步入大堂，旁人皆为之捏把汗，耽心曾会降罪于他。岂料曾国藩见刘铭传”颜广面长，钟声铁面“，有”雄侠威棱“之气，断定他日后事业，非淮军其他将领可比。因而在众将拜谒之后。单独留下李鸿章对他交待说，此人将是你最得力的助手，须好好看待他。此后，由于李鸿章对刘铭传格外看顾，刘本人在戎马倥偬中也努力钻研兵法，曾力挫法国侵略军于基隆，并首任台湾省巡抚。
《见闻琐录》中”曾文正知人“条则记载这样一件事：
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远之。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
陈兰彬于同治八年（1869）经许振礻韦推荐，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见树。
3.不拘一格，惟才是举
在封建时代，人才的选拔、任用很讲究出身、资历。而曾国藩则主张”衡才不拘一格“，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凡前来求见、献计、献策者，不论贵贱，他一概以礼相待。因而”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曾国藩打破资格限制，把具有真才实学而又品德好的人破格提拔担当重任。湘军中一些重要战将就是由他破格提拔上来的。如分统湘军内外湖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就是曾国藩咸丰三年（1853）下半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禀生中识拔上来的。他们二人都富有军事才能，且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都很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故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二人后来在建立、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翻然悔过，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
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惟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中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
曾国藩兴办洋务的得力干将薛福成就是通过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方式进入曾氏幕府的：
同治四年（1865年），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初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自主持，乡试结束，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薛福成在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在谈话中，曾国藩得知薛福成饱读经世之作，不仅胸怀治国天下的宏伟抱负，而且具有改革内政外交的真才实学。因而不嫌薛福成不擅八股文，只是一个落第秀才，当即揽其入幕。此后，薛果然不负所望，一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深受曾之器重。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以后又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其所撰写的大量的政论、奏疏等等，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另一得力助手罗萱的入幕也颇具传奇色彩。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招揽人才之时，”湘乡奇伟非常之士，争自创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罗萱是最早应募到曾门的人之一。传说当时每天都有百十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问询长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下来。一天，曾国藩已召见多人，倦极不见客。正在似睡非睡时，忽听外面有吵声，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见一位身材不高，只穿一件单衣的青年人被守门人拦住。青年人声音朗朗，气质非凡，但任凭怎样讲，守门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气绥，大有不见曾国藩不罢休的气势。正在僵持之即，曾国藩推门而出，并喊住守门人，对青年人说：”听君的声音爽朗圆润，必是内沉中气，才质非凡之人。“遂将其引入上宾之位，俩人叙谈起来。这位敢闯军门的青年姓罗，名萱，字伯宜，湘潭人。其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任过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生有夙慧，工诗文书法，能传其父学。为诸生，屡列优等。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风骚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新化邓显鹤、沈道宽对他都很器重。随后，曾国藩立即决定让罗萱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时，罗萱以亲老欲辞，但曾国藩写信请他入府，并说：”今专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涂，惠然遄臻，无为曲礼臆说所误。蟾蜍裹沙而不行，於菟腾风而万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万千万！祷切祷切！“.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是曾国藩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军马倥偬，而客居江西，兵饷皆不宽足，又受太平军石达开部不时攻袭，常常是停泊船上，不用说安生休息，性命也时有不保。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还必须经常奏报军中缓急。而罗萱上马操剑，下马走笔，兼具文武，形影不离，是难得的人才。曾国藩每有上疏，罗萱皆操笔如流，有时”警报骤逼，势危甚“，罗萱也”甘心同命“.又时常调节诸将之间的矛盾，使各当其意以去。六年，翼王石达开入江西，攻陷瑞、临、袁、吉、抚、建诸郡，省城孤悬。罗萱领湘军三千人攻建昌，城即破，但太平军援军忽至，都司黄虎臣战死，城未攻下。于是曾国藩又令其攻抚州，将至，又得知曾国华、刘腾鸿等自鄂援江攻瑞州，曾国藩又令他自抚州赴瑞合攻。在瑞州，罗萱与刘腾鸿等与太平军展开了殊死战，八战皆捷，取得了瑞州战役的胜利。
最能体现曾国藩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的是其对容闳的重用。
容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志士，他极其痛恨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强烈同情太平天国。容宏从美国留学毕业回国后，满怀”西学东渐“以振兴祖国的强烈愿望，于1860年11月来到天京，19日拜会了洪仁王干，提出请太平天国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七条建议。洪仁王干对此很感兴趣。但过了几天他却婉拒了容闳的七条建议。容闳便于12月24日离开了天京。他为自己振兴中国的抱负无处实行而痛心，离开天京后便投身商贸活动。正当他一心经商之际，突然收到了来自安庆的朋友之信，邀他前往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接着又收到另几位朋友之信，作出了同样的邀请。容闳怀着疑虑曾国藩会因他曾投奔天京而将加罪于他的心情前往安庆，到后方知：原来曾国藩听到幕僚们介绍容闳的情况后，几个月里无日不思一见。容闳一到，曾国藩便立即亲自加以接见，不仅对他敬礼有加，还主动征询、虚心采纳其兴国良策。对于容闳提出的向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的建议欣然接受，而当即委托容闳主持其事。后来他还大力支持容闳派少年儿童留学美国的建议。容闳从亲身经历中，对曾国藩产生由衷的崇敬之心，极言称颂曾氏”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才大而谦，气宏而疑，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等。
容闳主动跑到天京条陈振兴中华、振兴太平天国的大计而未受洪秀全重视，未被采纳；他满怀热情而去，怏怏不乐而离。曾国藩则再三邀容闳前往一见，主动征询计策，对他言听计从；容闳惴惴不安而去，欣然受命而离。--洪秀全与曾国藩对待人才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曾国藩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知人善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4.广收延揽，网罗人才
纵观曾氏一生，对人才的选拔、培养，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过人之处。由于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极一时之盛“.他说：”君子有三乐，’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其一乐。“各种才干的人物聚集在曾氏周围，从而保证了其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实现。太平天国首领之一石达开说过，曾氏”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与曾国藩颇有矛盾的左宗棠曾在挽联中叹道：”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曾国藩的人才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对人才的重视；寻求发现、造就人才的途径。
曾国藩重视人才，对于发现、造就人才的方法，他概括为八个字。他说：”得人不外四事，日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指广泛访求、网罗人才。这是延揽人才之道。主要有以下三点：
（1）”衡才不拘一格“
曾国藩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凡有一技一长者，……断不可轻视“.他说衡人”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条例困倔奇男子乎！“曾国藩认为，当今不是没有人才，而是只待人们搜罗、发现而已：人才”无人礼之，则弃于草野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于城腹心之用“.为此，曾国藩认为不能因求全责备而埋没人才。他说：”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如果过于苛求，则庸人反得幸全。“曾国藩本人对于人才的延揽正是不拘一格的。薛福成说他”在籍办员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金王王、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惮获各尽所长。“并说李世忠、陈国瑞在湘军将领中以”桀贪骜诈“闻名，曾国藩对他们仍予以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
（2）求才不遗余力
曾国藩说，”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
白圭，战国时周人，以善于经营、贱买贵卖著名。他捕捉赚钱的时机，就如同猛禽猎取食物一样迅速。自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任法。“他的这一套生财之术引起当时天下商人的效法。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一旦看准，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曾国藩平日注意对僚属的才能的观察了解，并善于从中发现人才。他的《无慢室日记》列有”记人“一类，其中开列的名单中，有的为官员所推荐，有的为该员师友所推荐，也有毛遂自荐的。均附有曾国藩亲身察访所得的记录。
尤为可贵的是曾国藩无论是办团练之初，还是人困兵危的”未发迹之时“，甚至在身兼封圻的显达之后，都始终把网罗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在办团练的时候，他时时谍府县，托朋友，”招致贤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虽或不往见，皆为曾公可与言事。而国藩逢乡里士来谒，辄温语礼下之，有所陈，务毕其说，言可用，则其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诘责。有异等者虽卑幼与之抗礼，故人人争磨濯，求自效，一时中兴人才，皆出其门“.
曾国藩困顿祁门时，李鸿章已回江西，幕僚也大多离开。幕府仅有程尚斋（桓生，字尚斋）等几人，奄奄无生气。面对越来越冷落的”门庭“，曾国藩困窘不堪。一天，对其中一人说：”死在一堆何如？“众幕僚默不作答悄悄将行李放在舟中，为逃避计，曾国藩一日忽传令曰：”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付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到这段话，大受感动，都表示生死同之，”人心遂固“.
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之后，百事丛集，愈感人才之匮乏，而对人才的聚集、培养、选拔、使用问题亦愈加急切。他经常与人讨论人才问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士人更有吸引力，不少人愿投胡林翼处而不愿跟他做事时，立即改弦更张，翻然悔过，与之展开一场广揽人才的竞争。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台端如高山大泽，鱼龙宝藏荟萃其中，不觉令人生妒也。“又说：
庄子云：”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阁下以一省为笼，又网罗邻封贤俊，尚有乏才之叹。鄙人仅以营盘为笼，则雀且远引高翔矣。
每到一地，曾国藩即广为寻访，延揽当地人才，如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曾这样做。他的幕僚中如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列有”询访英贤“一条，以布告远近：”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土，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薛福成就是在看到告示后，上《万言书》，并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的得力助手。在直隶总督任内，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土风，曾国藩除专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广为散布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访问其地、其军、其部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的不少幕僚都是通过朋友或幕僚推荐的。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言行不慎或处事不当而失去有用之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自强自砺，”刻刻自惕“，”不敢恶规谏之言，不敢怀偷安之念，不敢妨忌贤能，不敢排斥异己，庶几借此微诚，少补于拙。“从其一生的实践看，他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各类人才，幕府之盛，自古罕见，求才之诚，罕有其匹，事实证明其招揽与聚集人才的办法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3）注重人才的互相吸引，”得一而可得其余“
曾国藩说，求才”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
蚨，即青蚨，是类似虫的一种小动物。”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子钱，或先用母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雉之有媒“，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家雉能招致野雉，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使之结伴而来，相踵而至，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
曾国藩求才如渴，每与人通信，交谈，辄恳求对方推荐人才。故曾国藩幕中经人推荐入幕的人甚多，方宗诚、陈艾都是吴廷栋推荐的。吴汝纶也是安徽人，是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凌焕是刘星房推荐的。赵烈文是周腾虎推荐的。李兴锐是帅远与李竹浯二人推荐。李善兰大约是郭嵩焘推荐入幕的。李善兰又荐张文虎入幕。容闳则是李善兰、张斯桂、赵烈文三人推荐的。向师棣是严仙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毛鸿宾署理湖南巡抚，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咨询湘政。曾国藩复信中仍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指出：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实则岩搜谷米，楚材晋用，而故山反为之一空。阁下莅湘初政，仍祈以物色将材为先务。……来示垂询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窃以人存而后政举。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悸于理“.七月十四日回信中又说：”湘中统将，多宣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用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炼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慎用“，就是知人善用。曾国藩说：”办事不用外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慎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俗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斫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患有才者不能器使适宜也。“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质地好的木梁可以撞开城门，却不可用它去堵鼠洞。不可以用强壮水牛去捕鼠，也不可以骏马守望家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材必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
”慎用“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量才录用“.曾国藩对人才的使用极为谨慎。他认为行政之要首在立法与用人二端。而他生当末世，主要使命是”扶危救难“，维护旧制度，基本上无”立法“之责，而其事业之成败利钝，也就主要在于用人得当与否。故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着力之处“.为用人得宜，不致因用人不当而愤事，曾国藩对人总是反复测试、考察。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
5.悉心培育，造就人才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说：”权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胸熔造就。“他对部属进行教育、培养、熏陶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形成了独特的一套人才造就之法。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先要对人才有个或长或短的”访察“即考察过程。以辨其贤否、真伪，然后”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聪俊愿悫，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直接破格超擢授以重任者外，曾国藩一般是将所罗致的人才先安置到自己的幕府即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使他们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增长才干，取得办事经验，同时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品德教育与熏陶。这种熏陶、教育、培养，既有他以自己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的无言表率来潜移默化，也有他对部属们进行经常性的训话、交谈和约束加以陶铸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教育、培养和锻炼，把他们造就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仅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可以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曾国藩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每个幕僚。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当时切于实用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习练，并将此列入条令，人人都必须遵守，他在《劝诫委员四条》之三《勤学问以广才》中说：”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他在《劝诫绅士四条》之四”扩才识以待用“中又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而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尤紧，要求尤严，既有布置，也有检查。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与此同时，曾国藩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和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在回顾自己对部将的教育时则说：”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子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土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而其于幕僚亦与之相似。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鸿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禀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6.因才施教，因人制宜
曾国藩尤其注意因材施教，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培养。有的人文学基础很好，曾国藩就令其在幕中读书，专攻古文，以求发展，而不让他们做具体工作，不征得他们的同意，也不荐举做官。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有一段师生之谊，当李鸿章最初满怀希望地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朦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1858）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是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着着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同时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事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然而李鸿章入居曾幕，实在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关键。拜相封侯，悉基于此，至于曾国藩赏识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过人这一因素外，下面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李鸿章居曾幕时，曾为曾国藩草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的欣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练首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脑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稳当周妥，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觉得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钳口夺气。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诀，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足以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李鸿章在军务方面也常常为曾国藩出谋献策。咸丰十年（1860）五月，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围剿太平军事务。曾国藩率大营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鸿章则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乃是兵家之忌。这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选择有利地形，以便进退自如“.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话是颇有见地的。但曾国藩没有接受李的意见。李鸿章反复力争，坚持己见。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见状便不敢再多言了。但这一次真被李鸿章言中了。
这年八月，太平军杨辅清等部攻克宁国府，击毙了清军提督周天受。李世贤部以四万之众出广德，进逼徽州；驻守广德的太平军攻入丛山关。十月，太平军逼近祁门。李秀成率数万精兵，攻克黟县。曾国藩大本营处于太平军重围之中，几成瓮中之鳖。湘军原由江西供应粮草，此时四面受困，粮草连续三个月运不进祁门，曾国藩只得移驻休宁，并企图突围。后因其弟曾国荃在安庆对太平军发动强大攻势，胡林翼又在太湖策应，陈玉成率部回援安庆，加上鲍超等各部清军拚死抵抗，太平军未能攻克祁门、休宁，曾国藩这才侥幸逃走。经此事，曾国藩对李鸿章更为器重了，李鸿章也因此再一次博得了通晓兵法的称誉。
这时，曾国藩正在筹划建立一支淮阳水师，便上书清廷，建议由李鸿章补用两淮盐运使负责此事。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培育下就要飞黄腾达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候，变幻莫测的历史舞台上发生了另一件重大事变：英法侵略者企图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以改签第一次鸦片战争签订的《南京条约》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依仗兵威，于咸丰十年（1860）六月攻陷塘沽，七月，夺取了大沽炮台，侵入天津。八月，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僧格林沁和胜保的部队。北京受到威胁。咸丰帝惊慌失措，匆匆逃往热河。这本与李鸿章不直接相关。但是，咸丰帝一逃，曾国藩那封建立淮阳水师、举荐李鸿章的奏折不知被扔到了哪个角落，一直没有下文。李鸿章飞黄腾达的美梦又一次幻灭了。时年三十八岁的李鸿章自叹命蹇事乖，不觉心灰意懒，以为一生的”英雄“事业至此完结。野心愈大，失望愈甚。这大概就是他由野心勃勃转入灰心丧气的必然过程吧。
7.量才器使，才尽其用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材，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第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方面，都在他的视线之内。善用人才的一个基本内容是量才器使，才尽其用。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斫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质地好的木梁用于堵鼠洞，嫠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材必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蔡锷对此评价较高，他说：”曾（国藩）谓人才以陶冶而成，胡（林翼）亦说人才由用人者之分量而出。可知用人不必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之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为了使贤才学用一致，他十分重视幕僚的工作安排。对长于治军者，便安置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精于综核者，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运输的工作；对善于创造者，便安置到制造局，做造舰制炮工作。务使人人能尽其用，用尽其才。
曾国藩一生能够左右逢源或绝处逢生，与他知人识人，能在身边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
在与曾国藩长期交往的朋友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他们一个是刘蓉，一个是郭嵩焘。
刘蓉系湘乡人，字孟蓉，号霞轩，少年自负，三十多岁了还未中秀才。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私下让他的父亲督促他就试，赴县试，举为首名，始补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相语大悦。随即与郭嵩焘、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他，十分友善。
道光十九年（1839），刘蓉闲居在家，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几年后，曾国藩在京收到他的一封信，见其学业大进，激动不已。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也！“道光三十年，刘蓉养晦深山，将其室取名”养晦堂“，曾国藩得书后，欣然为他作《养晦堂记》：”吾友刘君孟蓉，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曰’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曾国藩对刘蓉性格的刻画，足见两人交谊笃厚。此外，曾国藩还作《怀刘蓉》诗，诗中云：”日日怀刘子（谓刘蓉），时时忆郭生（嵩焘）“；”我思意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咸丰元年（1851），刘蓉参加乡试，得榜首，曾国藩知道后很高兴，在家信中说：”霞仙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咸丰二年（1852）五月二十八日，刘蓉之母谭氏弃世；八月，曾国藩亦以其母于六月十二日去世回藉奔丧。当两人相遇于湘乡县城时，悲感交集，相对而泣。
曾国藩到京城做官后，也没有忘记这位同乡，诗文往来不断，并誉之为”卧龙“.曾国藩在《寄怀刘孟蓉》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刘蓉深切的眷念之情：
清晨采黄菊，薄暮不盈。
宁知弟昆好，忍此四年别。
四年亦云已，万事安可说？
昔者初结交，与世固殊辙。
垂头对灯火，一心相媚悦。
炯然急难情，荧荧光不灭。
涟滨一挥手，南北音尘绝。
君卧湘水湄，辟人苦局。
怀念之余，他们之间更多的是书信往返，相互讨论学问之道。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国藩在《致刘蓉》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对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基本主张。他在这封信中说，我今天论述学术的见解，主要是受了你的启发。二十五年（1845），曾国藩又在《答刘蓉》的书信中进一步阐发了程朱理学之义，批驳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在这封信中，曾国藩首先说明在两年之内收到刘蓉三封来信，一直未作回复的原因是由于性本懒怠，对学问研究不深，怕见笑于好友。进而他又指出：”伏承信道力学，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其意是说，在你的启发之下，我才”了略陈大凡，吾子取证而裁焉。“毫无疑问，曾国藩学业的长进，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两人之间的关系在共同志趣下愈益深化。曾国藩对刘蓉的敬重之情在诗文中也常能反映出来：”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当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坚辞不出之时，刘蓉还专门写了书信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世治乱“为己任：
君是今世所谓贤者。称赞你的人说：”文祖韩愈，诗法黄庭坚；奏疏所陈，直追欧阳修、苏轼；志量所蓄，不亚于陆贽、范仲淹。这些诚足以让你显露于天下。道丧而文敝，全赖贤者起而振兴，这并非小补。然这只是君子不得志时所为。贤达而位高的人，就应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很久以来，士大夫陋习相沿：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消磨时日，而吏事不修，正直君子推原祸始犹恐来不及，怎么能复蹈覆辙呢！你的几次大疏所陈，动关至计，确是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但言之而未见其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对国家没有补益，而你的声望因此日隆；我想这不是贤能者的胸怀。比起陆、范的志量差得远了。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你的雅量达到这种程度，才差不多能肩负天下之重。我希望君能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集思广益，才差不多。遵循欧阳修、苏轼的志节而自许，博采韩愈、黄庭坚的词华而自豪，这是承平无事的时代，可以优养大臣的声望，但并非当今的急务，更无以救治乱世。称颂你贤能的人说：“其廉可师”；明察你志向的人说：“以身殉国”.即使你自己也以此自许，曰：“不爱钱”、“不惜死”，何等壮烈！虽然，以此二者让人明察你的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此慰天下贤豪的热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就距离甚远！贞女在众人面前自夸说：“吾能不淫”，不淫就足以表彰淑女的贤德吗？不规划其大事而只以末节自张，这是何等的浅陋啊！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更加懦弱，欲驱天下智勇才辩之士，捐坟墓，弃亲戚，出没锋镝以与敌斗，非赏不劝。汉高祖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授首。项羽印信不忍给别人，而韩信、陈平终于弃他而去。所以滥赏则有才志士耻与庸人为伍，而吝赏又无以维系豪杰之心。以廉自奖，又将以廉绳人，那些功名之士，就会掉臂而去。所以说：廉介操守，以语自待之志则可。而大臣之道，就不仅如此，更非可以推却责任。
刘蓉与曾国藩有同乡挚友之谊，故敢于抛开情面，肝胆共见。针对国家和平时期与多事之秋的形势不同，刘蓉批评曾国藩应从远略、大局着眼，不能只看自己声望日起，就沾沾自喜，或者以文自娱，不忧天下；更不能上章言事，不管采纳与否，而自塞其责。他先以韩愈、黄庭坚的文学成就作比，再举欧阳修、苏轼的多彩华章为例，指出这些虽可彰名千古，但时代不同，时势不同，有志者不仅如此，而应有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才能成就千古传诵的相业。文中针对妇人之德与君相之德的重大区别，规戒曾国藩不能拘泥于妇人之仁，而当行“仁”于天下。文末举项羽功高而不赏，终失韩信等事例，劝他赏功以维系天下豪杰之心。所有这些都对曾国藩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接到刘蓉的信后，大为折服，随即写信力邀入幕，信中诙谐地说：“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郭嵩焘）深藏樟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练湘勇，并卓有成效，只有郭嵩焘冷眼相观。所以曾国藩说不能让郭独自晏然。刘蓉即赴曾国藩幕，郭嵩焘也随即来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位兄弟，今日又走到一起了，曾国藩十分兴奋。郭、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服劳不辞，惟不任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这“三不主义”被打破，乃是后来之事，但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并请郭、刘出谋划策。同时对管理银钱所的伙计说：“郭、刘二君，是吾兄弟，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
而郭嵩焘之于曾国藩的价值，则首先表现在他力劝曾国藩“墨从戎”.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政府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在职，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召令复职，称为“夺情”.有的人为了标榜自己尽孝的诚心，甚至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烦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风头。
曾国藩一向笃信理学，不能不做作姿态。曾国藩母死的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收到了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谕，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但缮就未发”.十五日，曾国藩接到张亮基来信，得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
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则力劝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出山的功劳最大，当时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具疏力辞，正准备派专使赴省城送奏折，“束装将行”的时刻，他赶到了曾家，极力劝说，结果曾“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
曾国藩历来是被誉为颇具知人之明的，而这种知人之明除了主要表现在他慧眼识才，还具体反映在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上。
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曾写了这么一副挽联，别有心裁，把自己写了进去：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左交恶多年，音息不通，但曾国藩对左宗棠的才华历来击节赞赏，在他处于危厄之际，伸出援助之手，荐举他以四品京堂襄赞军务，掌握军队实权，位至督抚，终于赢得了左宗棠的“自愧”.这是曾国藩“谋国之忠、知人之明”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例。他们“同心”“攻错”，目的都是忠于国家，无负平生，足见曾、左都有宽广的心怀。所以，左宗棠这副半挽人半责己、半颂德半抒怀的挽联，被后人盛誉为名联。
8.请功行赏，荐才满天下
曾国藩认为，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之才，如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战争期间非重奖厚利不足得人死力，而奖励手段则又不外升官、发财二事。其时筹饷相当困难，前线弁勇除口粮稍优外不可能再另外给予重金奖励，而幕僚等后方人员则连薪资亦并不丰厚。办厘人员薪水来自厘金提成，粮台人员薪水来自湘平与库平银两的差色折算余数，弄得好也还收入不错。而文案人员则薪水出自军费，标准甚低，数有定额，仅能维持全家生活。他们所以对曾国藩幕府趋之如鹜，主要是为了学点真才实学，混个一官半职。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从军之初，对这一点体会并不深刻，“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多次向曾国藩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曾国藩有所触动。后来，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
阁下爱贤好士，天下所共知。远者可无论，仅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是士负阁下邪？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嚣，凡其器能略过俦辈，咸思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因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与人共患难之际，而务慎密于登进，殆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徽，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军旅之间，一技不没，有道以御之，孰不思尽其力。况贤否之分，不可仓卒，士有造次倾动，亦有暗然日章，观人之难，及久而后可尽也，故曰’贤主求才终日，及其得人，不出闾巷‘，信笃论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贤自助而已。而士恒偃蹇不乐者，徒以既出则当分人之忧，非荣宠安乐已也。自后世志节凌夷，以干谒为进身之阶，一登仕途，有利无患。于是，游谈之士争扼腕而言利害，虽衡石程书犹不可计，是使周公在今亦将爽然而废吐握，何论余者。阁下奋其勇智，矫世违俗，恳诚拳拳，千里之外，将共兴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干之士，以佐不及，宽以纳才，严以责效，是实安危之大端，治乱之所存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入情入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6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之密折待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报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酌量黜陟”，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黜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奏保甚滥，而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正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咸丰十一年奏保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的八字考语极有力量，说李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在左宗棠评语中，又加”才可独当一面“，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清廷很快准奏，左宗棠授浙江巡抚，沈葆桢授江西巡抚，李鸿章授江苏巡抚，由此可见密保作用之大。所以曾国藩奏称：”臣向办军营汇保之案稍失之宽，至于密保人员则慎之又慎，不敢妄加一语。上年奏片中称’祝垲在豫，士心归附，气韵沈雄，才具深稳，能济时艰‘，虽不敢信为定评，要可考验于数年数十年以后“.
鉴于封疆大吏不干涉清廷用人权这一原因，曾国藩保奏实缺官员十分谨慎，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疆，并不指缺奏保。保李、沈时说，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时则说：”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可否吁恳天恩，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俾事权渐属，储为大用“.而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如保奏李榕时说：”该员办理臣处营务两载以来，器识豁达，不惮艰险。现委办善后局务，实心讲求。可否仰恳天恩，准令江苏候补道李榕署理江宁盐巡道缺，随驻安庆，俾臣得收指臂之功“.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争。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订委缺章程，使出类之才早得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亦采用此法。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直到同治十年（1871）才得任实缺知县，大概这就是区分酌委与轮委的结果。这就使中才以下只要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人人都有升迁之望。
曾国藩办团练之初，自身难保，欲谋一个实缺几近七年之久，更不论对属下人员的保举了。咸丰四至七年曾国藩第一次带兵出省作战期间，很少奏保幕僚。他在籍丁艰时期曾为此甚感苦恼，觉得很对不住与自己患难多年的幕友李元度、甘晋等人。咸丰八年（1858）再出领军后，奏保幕僚较前为多，但又常遭议驳，难获批准。咸丰九年，奏保按察使衔候补道员李鸿章升任两淮盐运使，即未获批准。随着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李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秦、李瀚章则二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占天京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地方督抚的权力略加限制。吏部颁布新章规定，凡各省保荐人员，寻常劳绩概不准超级保升及留省补用，对粮台保案挑剔尤甚，使曾国藩不得不变换手法，免遭部议。其后曾国藩奏保幕僚，多以整顿吏治、荐举人才为词。尤其北上与捻军作战和移督直隶前后，都曾奏保大批幕僚升任实缺。
曾国藩奏保幕僚，按奏保方式可分为直接奏保、委托奏保和交互奏保三种。直接奏保即由其本人具折出奏。这种办法最为便捷，在受保幕僚中所占比例最大，但有时却不大方便。例如刘蓉和郭嵩焘二人，追随最久，功劳亦大，才能足任方面，曾国藩早想让他们升任高位。而碍于儿女姻亲，例应回避，不能由自己出奏，只好托人代办。第一次曾国藩打算将刘蓉送到湖北由胡林翼保奏，因故没有办成。其后骆秉章入川奏请携左宗棠同行，曾国藩留左而荐刘，终于达到目的，使刘蓉二年之中连升四级，由候补知府跃居陕西巡抚之位。郭嵩焘则先由李鸿章保为两淮盐运使，再托两广总督毛鸿宾奏保广东巡抚。有时是因事暂离，奏保不便，也托人代办。如同治四年曾国藩北上剿捻时，只带部分秘书人员随行，便将留在两江总督衙门中的幕僚一一托付给署理江督李鸿章，要他予以奏保。交互奏保亦是遇有某些不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例如，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欲整顿皖北吏治，又怕受到直接管辖这一地区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的阻挠，便致函对翁有恩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要求安徽与湖北间各举数员，交互奏保，庶几”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翁碍着胡的面子，不便拒绝，遂使曾如愿以偿。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这也是赵烈文所说的”集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的意思。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刘瀚清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刘是江苏武进人，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的器重。咸丰七年（1857）四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刘瀚清身当幕主及形势危殆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曾的不满。胡林翼于同年六月奏保十六人，刘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1862），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北上镇压捻军。但移督直隶时，刘又迟疑不肯随行。在曾国藩的眼里，刘是不能任艰巨的人，因此虽敬其有才，但也不保举。刘后任上海预备学校校长，负责培训赴美留学生。此外，还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一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之人，一是个人不愿出仕之人。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入保案，即遭弹劾，心欲爱之，实却害之。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遭连章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年一膺荐犊，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曾国藩以后接受教训，对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并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解释说：”今若多采其言，率用其人，则弹章严旨立时交至，无益于我，反损于渠，余拟自买米外，不复录用。“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经曾国藩直接间接地奏保，于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超擢巡抚，复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劾降调。曾国藩亦从此接受教训，待同治四年九月清政府欲令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而征询曾国藩的意见时，曾国藩即直抒己见，并提出自己的理由：”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荐保府道，擢任两淮运司，虽称熟悉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浮。洋人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蕺其诡谋而慑其骄气。该员实难胜此重任，“结果，清政府接受了曾国藩的意见，随即撤消此议。至于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恩，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奏保之难时说：”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
除了荐举人才，曾国藩还经常为阵亡将士举办隆重的祭奠仪式，以鼓励将士赴汤蹈火，舍生忘死。
塔齐布的生荣死哀就很能说明曾国藩的这个用人之道。塔齐布原是湖南提督鲍起豹属下的一名守备。当时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每月总要调官兵与湘勇会操。曾国藩发现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反遭副将清德所忌和提督鲍起豹的羞辱。因此，专折上奏。弹劾清德，同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在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连续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参将、副将、直至取代鲍起豹而任提督，成为湘军前期的一名主要将领。塔齐布任提督时，”受印日，士民聚以观，叹诧国藩为知人“.塔齐布也知恩图报，尽心尽力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尤其是在关系到湘军存亡的湘潭岳州两仗，塔齐布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而亡。曾国藩为之黯然神伤，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领高级将领和幕僚离开老营抵九江营地，向塔灵沉痛追悼。接着，派人护送灵柩至南昌公祭，然后送回原籍安葬。曾国藩上奏朝廷，详细奏述塔齐布在湘军创建中的功勋及诸多成绩，并请在长沙建专祠。曾国藩还亲自为”塔公祠“撰写楹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彰曾荐郭汾阳“.曾国藩对塔齐布的功勋如此称颂褒奖，对其后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贴。使湘军将官十分感动。
9.幕府招贤士，虚心纳百言
曾国藩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并且在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他的幕府人才”极一时之盛“，而他也确能虚心听取幕僚的意见。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薛福成把这些人才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划者“，这有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何应祺、郭山昆焘、邓辅纶、李鸿裔、钱应溥、陈鼐、许振、向师埭、黎庶昌、吴汝纶等。第二类是以他事从曾国藩”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这有左宗棠、彭玉麟、李云麟、罗萱、李鹤章、李瀚章、陈兰彬、李榕、王定安、陈士杰等。第三类是”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这有吴敏树、吴嘉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夏燮、王运、曹耀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诚、李善兰、汪士铎、华衡芳、徐寿、戴望等。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这有冯俊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墀、何源、李士芬木等。薛福成仅录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实况，实际上幕僚达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轻的工程技术专家徐建寅，为曾国藩筹办军械工业组织并带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的容闳，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内。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就。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经学家。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来在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郭氏与薛氏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薛福成曾颇具感慨地说：”是故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夫拾决。“
曾国藩和幕僚之间总的来说是主从关系，具体而言则又可分为互慕、互助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双方都是相互结合的愿望，可以说是一种相互倾慕、相互追求的关系。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无不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故多年爱才如命，求才若渴，为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尽了很大努力，做了大量工作。他于率军”东征“之始，即号召广大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捏捍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至一地必广为访察，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闻有德才并称者，更是不惜重金，驰书礼聘。若其流离失所，不明去向，则具折奏请，要求各省督抚代为查明，遣送来营。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亦殷殷以人才相询，恳恳以荐才相托，闻人得一才羡慕不已，自己得一才喜不自胜，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由于曾国藩精研百家，兼取众长，早在青年时代即已”道德文章“名满京师，称誉士林；加之其后出办团练，创建湘军，”战功“赫赫，威震天下，遂被视为救星，受到不少士大夫的崇拜。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等级森严，满汉藩篱未除；加以取士不公，仕途拥塞，遂使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空有一片”血诚“，满腹才华，而报国无门，升发无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另外寻求政治上的出路。有的知识分子非但升发无望，且身遭乱离期苦，徙无定居，衣食俱困，亟须庇护之所，衣食之源。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既无升官发财之念，亦无饥寒交迫之感，甚或已是学问渊博，名满士林，但却仰慕曾国藩的大名，以一与相识为幸，一与交游为荣，所有这各类人物，他们闻曾国藩能以诚心待士，破格用人，便纷纷投其麾下，入其幕府。
同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幕僚们助曾国藩功成名就，曾国藩使幕僚们升官发财，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二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即如镇压太平天国一事，他之所以获得成功，并非靠他一人之力，而是依靠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其中他的幕僚尤占有一定比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西汉初年刘邦在向诸将解释为什么张良足不出户而封赏最高时，曾把战争比为狩猎，以猎人喻张良，以猎犬喻诸将，称指示之功胜于奔走之劳，诸将为之悦服。而在安庆、江宁两役中，曾国藩的幕僚则不仅有指示之功，尤有筹饷之劳，可谓功兼张（良）、萧（何）。自咸丰十年（1860）六月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四年之中曾国藩报销军费一千六百多万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与盐税。这笔巨款主要靠幕僚筹集，没有湘军早已饥溃，何成功之有？曾国藩所谓”论功不在前敌猛将之后“，绝非夸大之词，至于曾国藩刊行《王船山遗书》和《几何原本》等重要书籍，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等，更是离不开幕僚的努力。否则，他很难挣得洋务派首领的地位。
曾国藩对幕僚的酬报亦为不薄。众幕僚入幕之初，官阶最高的是候补道员，且只是个别人，知府一级亦为数极少，绝大多数在六品以下。他们有的刚被革职，有的只是一般生员，还有的连秀才都不是，而数年、十数年间，红、蓝顶带纷纷飞到他们头上，若非曾国藩为他们直接间接地一保再保，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曾国藩同幕僚之间这种关系的维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曾国藩要尊重幕僚，以礼相待；而幕僚也必须忠于曾国藩，绝不许中间”跳槽“，改投新主。说明这种情况的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冯卓怀的拂袖而去和李元度的被劾革职，冯卓怀是曾国藩的老朋友，一向对曾国藩非常崇拜，为了能朝夕受教，曾放弃条件优越的工作去当曾国藩的家庭教师，曾国藩兵困祁门之时，冯卓怀又放弃四川万县县令职位，投其麾下，充任幕僚，后因一事不合，受到曾国藩的当众斥责。冯卓怀不堪忍受，自尊心受到伤害，决心离去，虽经曾国藩几次劝留皆不为所动，最后还是回家闲住，宁可丢掉官职。李元度是曾国藩最困难时期的少数幕僚之一，数年间患难与共，情逾家人，致有”六不能忘“之说。不意其后曾国藩两次参劾李元度，冷热之间悬若霄壤。究其原因则主要由私谊而起。曾国藩明知李元度并非领兵之才而令其带兵，屡经败溃而复委重任，皆由私谊太厚，盼其立功太切，即所谓”己欲爱之，实其害之“者。故李元度失守徽州，曾国藩也有责任。他第一次参奏李元度，也只是气忿其故违将令，颇有挥泪斩马谡之意，并无私恨。不料李元度转身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并很快开复一切处分，连升两级实授浙江按察使。曾国藩感到受辱太甚，积怒于心，不能忍耐，遂借杭州失陷一事再次参劾李元度，将其革职。曾国藩在与友人通信谈到同李元度的关系时，曾引春秋时豫让故事，称其”以中行待鄙人，以智伯待浙帅“，说明此次参劾全出私恨，究其缘由则不外”改换门庭“四字。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同幕僚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主从关系，其维系纽带全在私谊，私谊对他们双方来说，都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任何一方如有违背，这种关系即会解除，甚至结成私怨。
在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同幕僚之间都相互产生过一定影响。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之大。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辞推；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度过了一次大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贻笑天下。其他如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派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宗棠共事，”则以其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以辅吾之不逮。“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再三叮嘱：”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芟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钜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无不程度不同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懦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至于那些才思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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