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会滔滔不绝地说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也许你会毫不费力地说他是反革命的集大成者，也许……也许你会找出许多理由不喜欢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但当你把深邃的理论思考拉到眼前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时，你就会感到社会的险恶，做人的艰难。而当你苦苦思索做人之道的时候，偶然你翻开了曾国藩留下的文稿，首先是一阵莫名的惊诧向你袭来，接着是掩饰不住的狂喜，最后是发自内心的敬佩。你在为人处世上的困惑和难题，一个多世纪前就有人给了你精确的答案！
掩卷思索，是迷惘，还是有所悟？对历史人物应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1.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论语》云：“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与正直的人交友，与信实的人交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友，这便是有益了。那么我们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交呢？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便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无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苏轼也说：“天不容伪。”可见，诚信，是人赖以生存的灵魂。不，它就是生命本身。也许你能欺骗一个人，但你不能欺骗所有的人；即使你诡计多端，欺骗了所有的人，但你能欺骗自己吗？人做到了诚信，然后才谈得恭敬；做到了恭敬，才能取悦于人，受惠于己。
然而，做到诚信，并不是不说假话，假话太容易被识破了。如果你的第一句假话被人识破了，那么你的第二句真话也将被人怀疑，所以人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说假话的。曾国藩在日记中反复谴责和归咎自己的也不是说假话，而是比假话更隐秘，又以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的不诚实。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能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惠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技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表。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虚荣好名的心理在作怪啊！这些都是不诚实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法三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就是这样逐渐成熟起来的。
2.去伪崇拙，以笃实消众机
因为讲求“诚、恕”，曾国藩又提倡人际关系中的“去伪而崇拙”，认为惟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下之至巧。他训诫曾国荃说：“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如果“伪”来“伪”去，必然两败俱伤，更伤风败俗。虚伪奸巧，是人人所不喜欢的，但不少人又偏偏在言行中把这四个字拣了起来。咸丰八年，曾国藩在家守丧，寂静的乡间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反省自己的过去。他把自己的思考坦率地告诉弟弟说：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叫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故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报复无已时耳。
“笃实”，是中国人民传统的优良品德，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民族性的表现。咸丰九年九月十六日，曾国藩给胡林翼写信，引用了一个老僧的话：“惟忘机可以消众机。”他在日记中又引用了这句话，接着写道：它“仿佛颇有意义，惭愧的是不能身体力行。”机，指机心，即巧诈之心。《庄子·天地》说：“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这条人际关系的准则，如果在上者倡而导之，人人遵而循之，社会风气必然会归于淳朴。
“忘机”，是对自己的修养而言的。至于对社会上的虚伪奸巧，则是绝不能忘的。曾国藩对付这种人的办法是以诚换诚。他说：“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他告诫曾国荃说：“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深藏而不露”，是要求对不善者不采取鄙夷等等令人难堪的态度，而是以身作则，使不善者能潜移默转。他写道：“一省风气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者也。”曾国藩每天绝早起床，黎明与幕僚同桌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国藩极重视求师交友，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他入仕以后，为了进德修业，深刻地认识到，“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他感叹道：“人之不可无良友也！”经过一段人世的磨炼，他这种感情似乎更加炽热。咸丰十年（1860年）七月，这位两江总督在日记中写道：“我身旁必须有一个性格淡泊之人，时时看到我的缺点来规劝，不让我不自觉中生出骄矜之心”又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好师好友的力量是极大的，榜样的力量更是无穷的。“京师为人才荟萃之地，不求人才没有，愈求则愈出。”曾国藩秉着这样的认识，在京城中结交了一大批师友，包括唐鉴镜海、倭仁艮峰及吴廷栋竹如、窦土序兰泉、冯卓怀树堂、吴嘉宾子序、邵懿辰惠西、何绍基子贞、汤鹏海秋、黄彭年子寿、刘传莹椒云、王锡振少鹤、朱琦廉甫、天尚志萃畲、庞文寿作人等等。这批师友不但对他当时的进德修益大有教益，而且他后来治政治军，也常常得到他们的重大帮助。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无一勇一卒。而当时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保卫长沙城，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了各部的行动。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刘腾鸿等，也大体上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和调度。湘军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一批非湘籍将领陆续得到曾国藩的重用，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族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桢等。这说明曾国藩在浓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之外，还有着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
所有这些大体上接受曾国藩节制的湘军将领，除极少数如塔齐布等出身行伍外，绝大多数是原先不甚得志、僻居乡间的士人，他们以维护名教为己任，以杀“贼”立业为职志，与曾国藩心心相印。然而，他们不团结于此，不团结于彼，独尊曾国藩者，除思想相通这一点之外，曾国藩实有过人的人格力量。曾国藩提倡“恕”.曾国藩说：“人们谁不想自己成名、显贵，若能推此心到别人，让别人成名、显贵，则与万物同春！”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曾国藩说：
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所以，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4.与人为善己亦善
曾国藩说：“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补充通融），故善源不竭。”每个个体都是有不完善的，只有不断吸取他人的长处，才能得到充实。别人有长处，则加以借鉴；我有长处，不要怕别人借鉴。与人为善，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杨伯峻译为，吸引别人的优点来自己行善，这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所以君子的最高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孟子说的是与别人一起做好事。
曾国藩自有他的理解，他说：
“古圣人之道没有比给人行善为大了。用言教诲人，这是以善来教人；用品德来薰陶人，这是以善来养人。都是与人为善之事。”孟子强调的是“与人”，曾国藩强调的是“为善”，既取人，又取于人。若要“为”，首先得“善”，那么“善”是什么？张履祥说：“非善不存于心，非善不出口，非善不付诸行动”，就是好品德，好思想，好学问，好语言，好行为。那么“善”又是如何得到的呢？一靠教，二靠养。
曾国藩还说：“仲尼之学无常师（固定的老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满足），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孔子之所以成为万世师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比别人更善于吸收他人的优长，他没有老师，但天下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老师；而他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给予他人的；他把自己的善给别人，别人也就拥有了一份共同的善了。
所以，无论是取以益我，学而不厌，还是与以益人，诲而不倦，都是与人为善。我们现代人在说与人为善时，实际上是说以友好和善意的态度对待他人，并没有包括古人那么丰富的内涵，我们是否可以从曾国藩对孟子的理解中获得一点为人处世的启示呢？
5.有容乃大，交友贵有雅量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史记》云：“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可见人们是根据个人的性格、气质、志趣而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真正的朋友是很少的，他们相知、相亲和相敬，同甘共苦。曾国藩和左宗棠就是这样的朋友。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1852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桀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从城中出来，到船上探望曾国藩，见他气如游丝，责备他说国事并未到不可收拾地步，速死是不义之举。曾国藩怒目而视，不发一言”.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物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特别能显示出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的心境的，是咸丰十年（1860年）后对左宗棠的举荐。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乃永州镇总兵，此人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巡抚骆秉章代拟奏折，劾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这位满人官文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格刚强又没有什么才，近来被有些官所中伤。幸亏所犯的事容易明白，而当政诸公还能明白事理，才没有落入网罗之中，但也很险了。想自己本是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家乡陷入贼手，才有从戎之举，而忘了自己的愚贱，一意孤行，又多次蒙受嘉奖，名过其实。这次身遭诽谤诬陷，本已早在意料之中。特打算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不敢再希图进取，使朝廷受辱，使当世之士羞耻。”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说“含沙射影造谣者还不满足，四面布满网罗，足令人心寒。”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他悲伤地写道：此“盖二百年来所仅见者。杞人之忧，曷其有极！侧身天地，四顾苍茫。”他知“帝乡不可到，而悠悠万里，仍畏寻踪。”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眼前贼军气焰嚣张，必欲攻取湖南才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帮助办团练等事，还是调赴你的军营，使他能发挥长处，达到最好效果，着曾国藩酌情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当现在正需人才之际，或饬令他办理湖南团防，或选拨作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可贵的援助之手。
不止如此，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上述奏章后，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光、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们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豕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赶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退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二十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俞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果然，左宗棠于第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为什么呢？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实心实力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一跃而为疆吏大臣，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正辅。”
人们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有龃龉，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所说，他们“同心若金，攻错若石”.
6.行事奉守“克己之学”
曾国藩的“克己之学”，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陋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谦洁，晚节纯粹。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北京师事唐鉴、倭仁时，就立志“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所谓“克己之学”，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批评。他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今多少圣贤豪杰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自己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他写道：“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
道光十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就学于家乡的涟滨书院时，将自己的号伯涵（当时名子城）改为涤生。这中便含有“克己”的意思。他自述道：“所谓涤，取涤除过去所染泥污之意；所谓生，取明代袁了凡所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九年之后，他已身为翰林，回忆起改号之事，又自省道：“改号至今九年，还像从前一样不学习，岂不可叹！我今年三十岁了，资质鲁钝，精神亏损，往后还能又有什么成就？只求勤俭有恒，克制自己，不丧元气，作事勉励，希有所得，不失身为翰林的体面。”他如此克己自励，数十年如一日。
曾国藩“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至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例如，他年轻时爱抽烟，时常捧着一把水烟壶。他自觉抽烟无益有害，力求戒除，但戒而复吸，前后三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感到精神空虚，六神无主。戒烟想不到这么难！看来不挟破釜沉舟之势，就不能成功！”他终于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吸烟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争而瘟疫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军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沉。正在这个时候，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到长江，冲断湘军的江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之说。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在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还有，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亡地荒，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年[1862年]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国一军，米价至七千余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十余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者比比皆是，军中粮饷非常匮乏，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行军于往宁、池、太三府境内，常终日不见住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不知到何时才了？“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饱一顿地过日子，士气何由提高？这是曾国藩当年于军事危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然而，正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于这年九月，截留了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运折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不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郁的心情，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今天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虑过度，又因为江西诸事掣肘，烦闷不堪。“十八日又写道：”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然而，他并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侦发泄这些愤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淡地说：近来，”幸亏军饷来数较多，这在今年还是没有的事，勉强还行。如果像这个月入款，以后就是全停江西漕银的接济也能支持。唯恐以后入款不常像此月一样。万一不行时，我去信尊处相商通融办理。“这是多么宽厚的长者风度！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不加节制，于第二年[1863年]再次截留经朝廷批准解送曾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1864年）第三次奏请截留江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的最后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于沈葆桢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又在《日记》中写道：
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同治元年九月十八日）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励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九月二十五日）
这两段文字，实可作为如何对待下级”拂逆“的千古法范。当时，曾国藩对这种下级的”拂逆“与上级的褊袒，有时也不免发两句牢骚。例如，同治三年沈葆侦奏请截留江西全部厘金时，曾国藩于三月十二日上《沈保桢截留江西牙厘不当，仍请由臣照旧经收充饷折》，对比当时的情况说：”臣统军太多，月需饷额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摸可以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就是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所属各地人吃人，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还没到这地步。“又陈述军事局势说：”今苏、浙等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故绝不可因粮饷奇绌而”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曾国藩又进一步从情和理上缕晰道：”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敕书》。……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桢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桢既违分又违情，曾国藩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但朝廷没有准奏，而是将江西厘金分江西地方军与曾国藩大营各一半，曾国藩于三月二十七日接到廷寄后，在日记中写道：”皇上仿佛偏袒巡抚，仍命督抚各分江西厘金之半。考虑到围攻金陵正处于关键时刻，恐军心涣散，经总理衙门于上海奏拨银五十万两，专解金陵大营，其中二十九万虽不甚可靠，其二十一万则立刻可起解，足济燃眉之急。因念枢廷苦心调停，令人感激；而劳逸轻重之间，又未尝不叹公道不明也。“这是曾国藩运用”克己之学“的典型一例。
7.追名逐利，锋芒不可毕露
曾国藩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着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着、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其在我“的执着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炼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纟至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饮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委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大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8.坚忍成事，打脱牙和血吞
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至汝于战，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打脱牙，和血吞之“.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尺蠖之曲，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求存也“之意。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往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识拔的无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了。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于是绿营兵大恨曾、塔等人。
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绿营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绿营兵于是胆子更壮了。
咸丰三年八月初六日，绿林军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放把火把参将府烧了，又一窝蜂拥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悻悻作鸟兽散。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进出城门的盘查斥骂，街头的公然侮辱，甚至拳打脚踢，都是常事。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司令部也移驻于衡州。这就是曾国藩生平常说的”打脱牙，和血吞“的委曲求全处世之道。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最大困难，不是敌手的强大，而是清方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因此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
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初次出师图援湖北，行至岳州，猝遇大风，沉没船只数十号，勇夫落水淹死的也不少，军中士气颇受打击。陆师王鑫一军，行至羊楼司，与太平军遭遇，大败而回。曾国藩此时又以上年在衡州时，奏请以杨健入祀乡贤祠一案，部议革职，奉旨改为降二级调用。
曾国藩”任劳任怨“，为清廷卖命，结果为了一点小事，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处分，其内心的沉痛，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当四月初二日亲率水师于靖港出战太平军，遭受挫败时；他逆料清廷必将科以重罪。展望前途，大局已毫无希望。于是纵身投水，图以一死超脱自己。然而连续两次，都被左右救起。幸得陆师塔齐布大破太平军于湘潭，歼斩达数千人。得此捷报，曾国藩才打消死念，重新振作精神，部署再战。
此后湘军作战颇有进展，声誉日起，而清廷为了抑制汉人，却还不时蹈瑕抵隙，找点小毛病来挑剔责难一番。例如八月间曾国藩军克复武昌，有旨授湖北巡抚，曾国藩上折固辞。这本是曾国藩谦退的表现。清廷却恼羞成怒，降旨准辞巡抚而责其折中不具巡抚官衔，有”违旨“之罪，著严行申饬。令人觉得荒谬可笑。
是年十二月，湘军水师攻太平军于湖口，舢板船驶入内湖，被阻不得出。周凤山陆营又败。二十五日夜间，曾国藩大营遭受偷袭，连旗舰（坐船）都被太平军掳了去，文书密件尽失，曾国藩几乎被俘。幸乱中有人驾一小船，救出曾国藩，避入岸上陆营，才免于难。连番挫折，使曾国藩愧愤不已；立即骑上战马，要冲入敌阵，壮烈地战死。罗泽南、刘蓉等一班将领幕僚，拼命劝阻才罢。
此时湘军主力全在江西，理当以江西财源，全力支援湘军军饷。江西巡抚陈启迈，也是湖南人，又与曾国藩是同榜进士，翰林院同事。凭着这样深厚的关系，照理应该更容易合作才对。然而事实却大为不然，陈启迈并不感谢湘军为他守土保官的功劳，反而处处与湘军为难，拒不供应军饷。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兵部侍郎督办军务“的身份在江西作战，本身不负行政责任，没有地盘。军饷的来源，全得仰赖江西及其他省分解款接济。现在地主省分都居然拒绝供饷，湘军的生存，便立即感受到威胁了。
这时又发生万载知县李山告与举人彭寿颐因办理团练不和，互相纠控一案。经曾国藩查得李山告有受人贿赂，弃城逃走等罪；而彭寿颐却为人刚直，办理团练，也颇具才华。可是陈启迈却有意曲庇李山告，而加罪彭寿颐。曾国藩也不想与陈发生正面冲突，于是面商陈氏，咨调彭寿颐至军营效力。用意不过想藉此平息李、彭的控案，化纷争于无形而已。
不料陈启迈却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统辖权力，勃然大怒。不仅拒绝了彭寿颐的调用曾营，反命按察使恽光宸将彭逮捕下狱，用刑迫供，坐以诬告之罪。这分明是要给曾国藩难堪了。曾国藩至此忍无可忍，也发了火，立即具折参了陈启迈一本。胪列陈氏诸项劣迹，请旨惩处。这时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地盘，清廷全仗曾国藩支撑。得奏不敢迟疑，立将陈启迈、恽光宸先行革职；所参各案，着新任巡抚文俊查奏。
一年以后，文俊复奏，词颇含混敷衍，陈氏被饬回籍了事。见得清廷并没有采信曾国藩的弹劾。其革退陈启迈，不过是惟恐曾、陈不和，影响战局而已。
咸丰六年，湘军在江西作战并不顺利；其主要原因在于兵少力分，顾此失彼。前一年，陆军名将塔齐布病故军中，曾国藩如丧一臂。接着罗泽南奏命赴援武昌，彭玉麟驰往临江，陆师一分为三，水师也分为内湖与外江两部。周凤山接统塔齐布的部队，大败于樟树，南昌省城因而告急。曾国藩飞函向湖北、湖南两处求援，又往往被太平军中途截获，机密尽泄。是年二、三月间，江西十四府州之中，府城八座被太平军所占，州县城邑五十余处，皆告易手。而湘军另一大将罗泽南，又于三月初攻武昌时受伤而卒。各路援军迟迟方到江西。
是年九月，李元度大败于抚州。十月建昌围城清军也为太平军所破，福建援军被逐回闽，曾国藩坐困南昌，局势相当危急。南昌省城的官绅们，对于曾国藩议论纷纷，讥弹备至。后来幸得广东援军进入赣南，解了赣州的围。湖北方面，胡林翼也派兵数千来援。湖南则有曾国荃、黄冕等募得湘勇三千余人，由南路直趋吉安。这几支军队，作战颇为得力，迭复要城。到了这年冬天，才把局势稳住。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因父死丁忧回籍，在家守了一年多的孝。这是咸丰三年出山治军以来，最为悠闲的一年。在这段时间内，他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战绩卓著，九江、湖口相继克复，长江中游全归清军控制，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渐被肃清，奠下了克复安庆和金陵的胜利基础。而检讨湘军之所以能获得上述诸战果，主要还须归因于咸丰六年八月间太平天国发生严重的内讠共，天京诸王互相残杀，领导失去重心，才予湘军以可乘之机。
不过，清军的作战前途，仍是艰困重重。石达开所部太平军，转战东南各省，使清军疲于奔命。李秀成活跃于江、浙、皖、赣，陈玉成则驰驱于江北皖、鄂地区，给以清军重创。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被命再出，续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湘军之在江西，虽有守土却敌之功，然与各地乡团却积不相能，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消灭。又逢疫疠流行，营中军士纷纷病倒。是以曾国藩重至江西以后，深感诸多刺刺手。九月间，安徽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粗定。
而这时的曾国藩，忽而奏命援浙，继又改令赴闽，未几又著筹援安徽。及石达开有由湘入蜀之势，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更着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精神极感苦恼。
咸丰十年闰三月，江南大营再度大溃，和春、张国木梁皆战死。苏州、常州接着也落于太平军之手，巡抚徐有壬死之。杭州又被李秀成攻破。东南全局糜烂，清廷环顾内外，除曾国藩之外，已经没有可望支持残局的人。万般无奈，只好起用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至此曾国藩才开始掌握地方实权，有了自己的地盘，不再寄人篱下，可以放手作军事布置了。
这年十一月，曾国藩仍被太平军三路包围于祁门，一度对外音讯断绝，江西供应祁门大营的粮道，也因为浮梁的失守而被截断。曾国藩急得晚上不能入睡，甚至不住地求神问卦。幸得部将张运兰、刘松山击败太平军刘官芳等于羊栈岭，接着左宗棠在贵溪、景德镇、德兴、婺源等处也连破太平军，后路粮道复通，祁门大营才得转危为安。这时有人劝曾国藩放弃由皖南山路进攻江南的计划，改由长江进兵。如此既不必进出险地，又可与水师相呼应。或者暂时退入江西，徐图再举。曾国藩怕稍露退意，会动摇军心，所以坚持原定作战计划，由休宁进取徽州。
不料第二年三月，正当曾国藩调动九千大军，分两路进攻徽州时，唐义训一军攻势顿挫，景德镇重被太平军夺去，曾国藩大军粮道又断，再度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时徽州附近的太平军，足有二、三万之众，约三倍于曾军。曾国藩见势不利，退守休宁。
太平军乘胜追击，曾国藩续退祁门，浩然长叹，挥笔作遗书，已经作殉难尽忠的准备了。这时又亏左宗棠大破李侍贤于乐平，续于景德镇、鄱阳一带连战皆捷，祁门后路饷道复通，才解除重围。（后来左宗棠的轻视曾国藩，想来和这两次祁门之围不无关系）曾国藩遂幡然变计，改由长江进兵。
咸丰十一年八月，曾国荃攻下安庆，长江千里，已全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准备给日渐衰微的太平军最后致命一击。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最能与他合作无间的湖北巡抚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未免平添后顾之忧。曾国藩为之彻夜不眠。而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曾国荃一军，因为是亲弟弟，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
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顿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他们甚至发生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心中焦虑，渐渐忧急成病。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军纪败坏的围城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遭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的自行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迫得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当金陵攻下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功名盖天下，而谤亦随之，因幼主逃亡，他根据报告业已焚死，就和左宗棠、沈葆桢打了不少的笔墨官司，甚至于绝交！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秀全占据南京十余年，金银如海，则实全无所得，又仓卒把李秀成杀了，于是群言嚣嚣，都说曾国荃有毛病。曾国荃愤恨致疾，告假回家，把所部湘军二万五千人，全都遣散。
9.凭”悔、硬“双诀闯天下
曾国藩曾作联云：”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荡荡；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他的悲观是对乐观的悲观，他的乐观是对悲观的乐观，这使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时思奋。曾国藩援引朱熹的话说：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字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朱子将《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于是就有了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曾国藩特别解释说，”贞字即硬字诀也“，于是就有了一条处世秘诀：”以硬字法（效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开启）春生之机“.
硬字，曾国藩也称为”倔强“，他祖父星冈公曾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他自己也认为，”功业文章，皆须从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以’倔强‘二字做出“.初出山时，曾国藩刀光闪闪，杀人如麻，人称”曾剃头“，不就是初试一”硬“字。在百端拂逆之际，艰苦卓绝之时，他也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的”结硬案，打呆仗“，”屡败屡战“不也是得力于一个”硬“字。
如果仅仅是硬字，那就不足以服众，也不足以成就一番事业。曾国藩的成功之处还得力于一个”悔“字，”悔“字是从内省中化生出来的，那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检点或反省，也反映出曾国藩智慧的一面。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如觉我已无愧无怍，但觉他人待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曾国藩早年在翰林院整月整月地研读《易经》，自然受到了其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推思想的影响，他常常引用《易经》中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来告诫自己和家人。
曾国藩的这种思想并非晚年才有，早在咸丰年间就已思虑成熟，他曾写过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也是一悔一硬，柔中显刚，可进可退，亦行亦藏。正是这种思想使自由地游刃于天地之间。
曾国藩还把”恕“、”忍“与刚强合二而一，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的独特的处世之道。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正是把”恕“当作”夫子“的一项重要的修养目标。”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便是善于忍。”恕“、”忍“，都包括在”柔“字之中。曾国藩一生刚强，却又极重柔道。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曾对曾国藩之孙婿、曾纪泽之女婿吴永口述过一段往事，来说明曾国藩刚柔并济的处世之道。李鸿章说：
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竞就此消解。
关于这第一条的”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吴永肯定老翁”躬自入局“，算是对这个故事的深意的一种理解。近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也是一种理解。其实，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之谓，儿子与京货担子站着、挺着。他们强则强矣，韧则韧矣，可是谁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唯有老翁婉言相求，又欲亲自脱鞋下水，却一下子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使他顺利地达到了目的。曾国藩把这种忍让的”柔道“包括在他的”挺经“中，不仅说明处事必须刚柔互用互济，而且进一步说明，外表的柔，有时正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
早年曾国藩在京城，喜欢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作对，当然不乏挺然特立、不畏强暴的意思，但也因此吃过不少苦头。这使曾国藩认识到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实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
那么，何时何处可刚？何时何处当柔呢？曾国藩有自己的法则：凡遇事或为公，应当强矫，而争名与逐利，应当谦退；开创家业时，应当强矫，而守成安乐，应当谦退；在外待人接物时，应当强矫，居家与妻儿享受时，应当谦退。
曾国藩认为，如果一方面建功立业，在外声名赫赫，另一方面又求田问舍，内图家资厚实，这两方面都有盈满的迹象，完全没有一点谦退的意念，那么，这样的人家断定是绝对不能长久的。
10.处世精明方可全身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作为朝廷大臣的曾国藩，更是时时感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威胁，尤其是当宫廷内有什么风吹草动之时，他便会有草木皆兵之感。但是，凭借他为官的精明，他还是一一应付过来了。但这种应付，未免要违拗自己的心志，但大丈夫能屈能伸，要的就是这份精明。咸丰帝死后，肃顺等八人当政，更放手把重任交托给曾国藩等人，八月二十五日一天内，清廷即以曾国藩”调度有方“，赏给他太子少保衔，以曾国荃”围攻安庆，智勇兼施“，赏给他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遇缺即补，曾贞干以同知直隶州知州尽先选用，并赏戴花翎，即使在三河之役中已被击毙的曾国华也加恩予谥。”一门之内，兄弟四人同日俱蒙非常之恩“，曾国藩”惊喜之余，弥深悚惧“.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正是”极盛之时，每虞蹉跌“的思想反映。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更加励志要报答清廷这种”高厚生成“之德。所以他盛赞清廷”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谓”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但是，咸丰帝死后仅两个半月，慈禧太后等人于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便伙同恭亲王奕，在英国公使卜鲁斯等侵略者的支持下，根据御史董元醇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疏请，解除了八大臣赞襄政务的顾命。六天后，又下令斩决肃顺，赐载恒、端华自尽。穆荫发往军台效力。其余四人均革职。这次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直到十一月十四日（12月15日）曾国藩才从一件奏片中得知一点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皇！“过了三天，即十一月十七日，曾国藩的这种忧伤恐惧的心情便稍稍缓解了，他写道：”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大臣王大臣八人中，载恒、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他没有弄清真实情况，以为肃顺未被斩决，便转而歌颂起慈禧太后来了。甚至说：”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宗室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对于这次宫廷政变，曾国藩从本能的惶恐，转而衷心地拥护了。
身在官场，时时都会遭遇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当挑战来自朝廷时，常给人以泰山压顶之感。但有趣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徒二人，却每次都凭着自己的绝顶精明，化险为夷，变不利为有利。这可以从以下三件事中看出来。
一次是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4月22日（闰三月初二）占领舟山，5月27日、6月8日先后侵入大连和烟台，8月1日占领北塘。8月21日夺得大沽口炮台，之后，于24日攻入天津，9月18日陷北京东面的张家湾和通州，21日进至距北京只八里路的八里桥。次日，咸丰帝率领大批妃嫔和大臣匆匆忙忙逃到热河行宫去了，只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驻守北京。当时僧格林沁节节败退，京畿的另一统兵大臣、光禄寺卿胜保也惊慌失措，于八月十一日（9月25日）上了一折，请求飞召外援，”以资夹击“.同一天，咸丰帝便下令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兵勇二三千人，由鲍超、张得胜管带，”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这道上谕，曾国藩至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才接到。这天，朝廷催鲍超北援的谕令，”凡四次“.又恰恰在这天晚上二更，曾国藩接到了湘军先天在徽州大败的战报。太平军在夺得皖南的战略要地宁国之后，又夺得了另一个战略要地徽州，这使曾国藩本人率部驻扎的祁门前无屏蔽。两件事接连而来，曾国藩极为震惊和痛伤，”竟夕不寐“.他既要对付正面的强大的太平军的进攻，又要派出自己得力的霆营北援，实在是两面艰难。他自述道：”自徽州失守，京信危急，弟实忧惶竟日，在室中徘徊私恸，几不能办一事。“他于八月初七日写道：”夷人占据天津，读之惊心动魄，焦愤难名。……睡不甚成寐，不图时事决裂至此。“又于九月初三日写道：”接恭亲王咨文，敬悉銮舆已出巡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他不断与胡林翼、李续宜等商讨北援之事，又写信给左宗棠问计求助，说：”弟忝窃高位，又窃虚名，不能入吴，不能入越，并不能保皖，闻此大变，又不能星速入卫，负责旁皇，莫知所措。目下应如何自处，是否弃此而北？求飞速示知为荷。“当时，他的左右大都人心浮动，议论不已，”颇多“，加上”宁防败兵，徽防败后，楚师败兵，数近二万，纷索饷“，”纷纷多事，日不暇给“.他”又不得不强颜抚慰，镇定人心“.曾国藩处在汹汹大浪之中。
于是，他打算自己率部北援，”拜表即行“.但是，这段时间常到他营中晤谈的张芾却力加劝阻，说：”专为统兵大臣则可拜表入卫，兼为两江总督，则有守土之责，又值皖南败坏之际，未可弃此而他行。“曾国藩听了，认为”其言有至理“.但是他又不愿遵令派鲍超北上，使这位”骁勇之将“成为胜保部下的一员，因此，他在九月初六日（10月19日）的复奏中说，鲍超部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殊恐缓不济急“，又说，鲍超”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把一道”圣旨“挡回去了。然而，这位”抱道君子“，对待”勤王“这样封建主义的大是大非，究竟不敢等闲视之。他在给弟弟国荃的信中，振振有词地说了一大篇：”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令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敢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怡讥于百世。“这个时候，他想的是，他的湘军，他的江西、两湖基地，他的粮饷厘金，他本人以及他曾氏一家的命运，与清朝廷这个”根本“的命运何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何等不可分割。
面对这种情况，曾国藩于九月初六日提出了一个办法：奏请皇帝于他自己与胡林翼二人中，派一人带兵北上，在得批复后再行起程。这个很有心计的”主意系希庵所定“，而与曾国藩的”初计相符“.当时，李续宜带勇四营自江北赴援徽州，在祁门住了十多天。曾国藩欣然接受李续宜定出的这个主意，是因为他计算得很清楚：”夷氛去京二十余里，安危之机当在八九月内“，也就是说，在八月或九月间，京城的安危问题早就有了眉目，解决了；而清廷对他们请求勤王的奏折的态度，根据当时驿站的速度，”计十月初七八可奉谕旨“，届时，谕旨便是个马后炮了。因此，他和胡林翼既可博得”勤王“之名，而又无需”勤王“之实。
当然，他们也估计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英法联军与清军在京畿处于胶着态度，战争旷日持久，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叫”犹豫相持“，那就很可能朝廷会真的叫他或胡林翼带兵北上，故他在上奏的当天，就在信中提醒胡林翼说：”惟如此入奏，谕旨派出之后，即不可少有濡滞。“曾国藩自己确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他与胡林翼及其他湘军大员反复商量，对他们中一个走后的安徽战场作了详细的部署，甚至对军事统帅人员的调动也作好了安排，并写了《北援八议》。
曾国藩北援的直接目的，主要不是去抗击英法侵略者。他”神魂震越，中夜涕零“的是，咸丰帝逃到了热河，他在日记中写道：”念唐皇幸蜀、金宗迁蔡之事，不幸身见之，身为大臣，愧愤不能自己。“他之所以定计亲自北援，是认为”君父之难，义无反顾。“虽然”勤王“与抗击侵略者是一件事，或者说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但是曾国藩当时考虑的侧重点绝不是要去”制夷“，他一再强调，”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北援专以明臣子之义“.”主辱臣死，分所当然耳“.又说：”入援本难，若但明奔问官守之义，不求补救全局之策，则尚不甚难“.所以，他明知”此行不过明臣子义，毫不裨于时局“，但仍认为，”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当他从恩秋航的信中知道和议已成，侵略者已退出北京，咸丰帝已可以回到京都时，立即表示”差可忭慰“.至于京都大遭劫洗，他轻描淡写地说：”圆明园虽被焚毁，京城尚未大伤。“对于新的辱国丧权的《北京条约》，这年十一月他始见到，”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加难堪。“这才表示了对侵略者的不满与对国家的忧虑。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同时并存的时候，曾国藩始终坚持把矛头指向太平军。他在给朋僚的书信中一再提出：不可因北援而”掣动南北两岸之全局“，”南服两湖、三江战守各事，仍不可不竭力支持“，”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他说：”大抵天下有理有势。北援，理也；保江西、三湖三省，势也。吾辈但就目前之职位，求不违乎势，而亦不甚悖于理。“他口里说的是”理“，而内心大力在谋画的却是”势“，即保住自己的这点军事力量，保住自己的这块地盘，保住自己的来之不易的顶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听说和议已成，立即兴高采烈地说：”九月初六日请派带兵入卫一疏，殆必不准，从此可一意图东南之事！“同一天的日记，更按捺不住轻松的心情，写道：”旬日，寸心扰扰无定，因恐须带兵北上入卫，又须进规皖吴，兵力难分也。今接奉此旨[指鲍超不必北上之旨]，可专心南服之事矣。“
据载，拒绝鲍超军北上”勤王“，是李鸿章的主意，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任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当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鼎、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还有一次是发生在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他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加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阴谋一石二鸟；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又可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他未经与李鸿章协商，就上疏抗争，声言”目下贼势趋重东路“，清军”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臣今所倚以办贼者，全赖淮勇诸军，供其指麾，李鸿章若果入洛，亦岂具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认为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滔“，难胜其职。李鸿章接奉廷寄后，也”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视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饷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为此，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他认为倘若自己视师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必多变局“.吴棠早年曾有德于贫穷未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帘听政后，”圣眷颇隆“.李鸿章虽然恭维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虑到吴棠既是慈禧亲信，又被曾国藩贬抑，因而从派系利益出发，反对吴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建议调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大臣，而以丁日昌任苏藩，或调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务既熟“，又与淮军”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只有他们才能稳定东南大局。他劝告曾国藩在择人问题上，”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十六日他再次致函曾国藩表示最好是维持现状，否则就彼此对调。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十月初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允准。
还有一件发生在同治三年，当时湘军攻占金陵还不到四个月，曾国藩突然于十月十三日接到初八日的一道上谕：”现在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军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稍迟缓。“同一道上谕还说：”江南甫经肃清，所有抚辑地方一切事宜，切须妥为筹办。即着李鸿章前赴江宁，暂署总督篆务；曾国藩俟李鸿章到后，即行交待启程。“在此之前，新捻军在皖、豫、鄂辗转苦战，声势大张，闪灼着天京失陷后的耀眼光芒。九月，捻军围清将成大吉部于蕲北，大将石清吉阵亡。”疲倦殊甚“的曾国藩已遵旨派出刘连捷部赴援，交官文调度。他认为，这样做或许可以将朝廷的指令敷衍过去，谁知又来了这么一道新上谕。这使他”竟夕不能成寐“.他的幕僚赵烈文也惊呼此事”殊咄咄可怪“.第二天，曾国藩给九弟写信说：”少泉三月内可到。余交卸后，拟即力陈精力已衰，请解兵权。实则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矣。“
果然，曾国藩于这月二十二日连发一折一片，诉说自己”才力竭蹶，不堪肩荷艰巨，曾于元年八月、十月、二年四月三次具奏，本年三月又因手足抽挈，请假调理。“自度”蒲柳早衰，万难再胜重任“.因说：”一俟皖鄂肃清，臣即专疏吁恳天恩，请开各缺“：在一些经手事件未清理之前，”拟择滨江僻县驻所，力疾经营，不敢稍涉疏懈“.曾国藩婉转地向朝廷表达了”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的心意。
除了摆出”蒲柳早衰“这层理由外，曾国藩进一步用自贬的方式以求不赴前敌。他说：”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临救援。本年屡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也，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落到这最后一句：”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
曾国藩确是一个写文章的高手，很懂得起承转合的奥妙，奏折写道”未必有益“时，用”而“字轻轻一转，淡淡地说出：”与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四百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他话中带刺，讽笑两个钦差大臣萃于四百里之内，大军云集，却不能制压捻军；同时，他的话虽说得婉转，实际意思却是不愿与僧格林沁、官文两位蒙、满贵族共事。这才是曾国藩抗旨不应的真正的内心世界。
清政府鞭长莫及，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只得以”蕲北之围已解，战况转好“为由，于十月二十九日谕令”曾国藩即可无庸赴安庆，亦无须交卸督篆，仍驻扎金陵，妥筹调度。“并且叫他”不得遽萌功成身退之志，用副厚望。“
曾国藩在官场中的精明还表现在他的激流勇退。晚年的曾国藩心情十分矛盾，他不想做官，可又不能不做；他想上疏请辞，可语气又不能太硬，可语气不硬，又怎么获得恩准，万一战事又起，他不也还是被征召吗？前后不能，进退两难，怎么办呢？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做官，他有三条理由：一是”督抚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攻挫致谤，筹饷则恐以搜刮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名声。“二是自己”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三是他认为”凡做大官，处安荣之境，即时时有可危可辱之道，古人所谓富贵常蹈危机也。……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
于是他上疏告病求退休，李鸿章听说后写信告诉老师：”奏章的语气不可太坚决，这样除了让人觉得痕迹太重没别的用处，而且未必马上就能退休，即使退休一二年，其他地方若发生战争，仍然免不了被皇上征召，到那时就更加进退两难了。“曾国藩觉得他学生的这些话都切中事理，这使他陷入思考之中。他想到了这样一个办法，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决计今后不再做官，也不打算回老家享清福，只求在军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高位，不享大名，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大祸大谤。如果遇上小小的凶咎，我也只将听之任之。“
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他也陈述了不能逃避的看法：
”我们兄弟蒙受国家厚恩，享有赫赫大名，终究不能退藏避事，也只好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将祸福毁誉置之度外，坦坦荡荡，行法俟命而已。“
曾国藩只求能将自己闲置起来，不进不退，不露不藏，这样既可以消除心腹们的后顾之忧（李鸿章之所以不愿曾国藩退休，不就是怕失去他老师这一靠山吗？）也可以避免其他同僚的闲言碎语；既不至于让皇上为难，也不至于让自己处于被动之中；既可以保持自己的晚节和清誉，又可增加自己的体恤皇上的名声。真是一箭数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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