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位卑之际不忘忧国。位显之时，更是夙兴夜寐，以高人一筹的见识办洋务，兴译馆，遣学生，力扶将倾大厦。时时在践行中国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的古老命题。
曾国藩既扮演着知识分子的角色，开始其漫长的心路历程，又肩负匡扶国家的政治之重任。他把落脚点选在后者上，而又不忘前者的清高本色，把二者协调得几乎完美无瑕。
曾国藩的人生历程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当今中国需要的正是千万个经世济民的实践家。
1.为治乱世，不惜充当曾剃头
曾国藩生在乱世，从维护封建统治和道统观念出发，他极其仇视各地农民斗争，他与太平天国政权有着近20年的长期作战史，打败太平天国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无论对太平天国如何评价，在此，曾国藩拿起了峻法的武器，扼杀了这场农民斗争，这是事实，这是其阶级本性使然。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在金田村起义的时候，是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十日。这年虽在年号上仍称为道光年，但事实上道光皇帝，早已在这年正月中旬因病去世，而由他年甫二十岁的儿子奕讠宁继位，是为咸丰皇帝。
咸丰皇帝即位不到一年，太平天国就起事了，这位年轻的皇帝当时对于政务尚未谙熟，而国家一切军事、政治的重要政策，都要由他来决定，所以初期朝中颇有点慌乱之象。可是咸丰皇帝虽然年轻，却很沉着，最后他听从户部尚书入值军机处大臣文庆的建议，采用”以汉人制汉人“的政策，起用汉人，平定了这场大乱。
最先他起用前云南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率领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等驰往平乱，可是林则徐年岁太大，不堪长途跋涉，还没有走到广西，就在中途病死。那张必禄虽然走到浔州，但也步上林则徐的后尘。
接着，咸丰皇帝又派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漕督周天爵为广西巡抚，加总督衔，同时调整了湘、鄂、桂等省的一批官员，动员了两广、云贵等省兵力，对太平军加以限制围剿。可是李、周这两位大臣，为了权利之争，却大起龃龉，使得太平军攻城略地，得心应手。咸丰皇帝见事情不妙，又改派蒙古籍的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
赛尚阿到了广西，以向荣为北略，会同南路的乌兰泰部作钳形攻势，向太平军进击。结果却又因向、乌二人的战略见解不同，打了一场败仗，咸丰皇帝大怒，将赛尚阿降了四级处分，向、乌二人则革职留任。
向荣不失为一战将，当太平军冲进湖南以后，他竟一直跟在太平军后面尾追，再从湖北追到南京，在孝陵卫扎下了”江南大营“.这时咸丰帝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代替赛尚阿的人，觉得向荣这人也还不错，又升向荣做了钦差大臣。
稍后，咸丰帝在向荣之外，又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在扬州郊外宝塔山、司徒庙一带，扎下了一座江北大营。这江南、江北两座大营，虽监视了太平军好几年，打了无数次的仗，结果都被太平军所歼灭。
自此以后，清廷对付太平天国的责任，都落在曾国藩、及其一手所训练的湘勇身上了。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夏天，本已外放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忽遭母丧，乃照例弃官回家奔丧（这叫做”丁忧“）。这时正逢太平军攻掠湖南，曾国藩绕道才回到湘乡原籍。
是年十一月，清廷见事态严重，忙委派办理团练大臣数十人在各地兴办团练维持地方治安，命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曾国藩原想上疏恳辞，但这忽然接到警报，武汉失守，湖南告急。巡抚张亮基专差请曾国藩到省城去，协助筹划湖南防守事宜。
曾国藩正要起草坚辞，适郭嵩焘来家，闻知此事，慨然谓曰：”老兄素有澄清天下之志，今时机已至，何可辞也！“曾国藩一听此言，大为感动，乃焚毁草稿。遂决心变计，应邀前往长沙，与张亮基共商筹组武力保卫地方的事。
因鉴于绿营兵不可用，曾国藩决定另招乡勇，在省城组成一大团，施以不同的编组操练。在此之先，江忠源曾带了一批”楚勇“来到长沙，另外湘乡秀才罗泽南也率领了”湘勇“千余人，来长沙助守，张亮基就把这一批楚勇、湘勇的杂牌军，编成了三个营，分由王金王王、罗泽南、邵寿璋统带，而交由曾国藩指挥。
于是曾国藩遂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长沙鱼塘口设审案局。起初的目的，是专办”匪“类。曾国藩出身文臣，军旅的事，可说是一窍不通。这时他想起了唐鉴的话：经济之学，应该从史籍上去学习前贤的遗规。从前他在兵部侍郎任内，也颇读了些历代名将练兵打仗的有关典籍。他觉得明代戚继光”束伍“之法，最可仿效，嘉庆初年率乡勇平苗的傅鼐，训练技击，建立碉堡的办法，也很有用。
因此他比照戚、傅的成法，参以己意，定立了一套训练军队的章程。罗泽南所招湘乡练勇三营，先到长沙，曾国藩便先从这三营家乡子弟兵开始，用他的新方法训练。这就是湘军建军的起点。（后来湘军中许多得力干部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接着人数日见增加，规模逐渐扩充。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底上折奏陈办理团练情形，曾国藩痛切指出绿营兵缺少训练，胆怯、散漫等弊病。他组训练勇，乃针对绿营积弊，力求改革。同时上一奏片，声明他的责任，只以办理团练为限，一俟团务稍有头绪，仍当还家守制。曾国藩所以如此，一来他以一个在籍侍郎，过问家乡军、政事务，无权而有责，吃力而不易讨好，二来带兵打仗，不是自己的专长，弄得不好，很可能造成身败名裂，贻祸子孙的不幸后果。所以曾国藩当初的确无意在军功上求出路，更不曾梦想到会走出湖南去打太平军。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却一步一步驱使他身不由己地走上了军事统帅的道路。
湖南地方和其他各省一样，由于地方官的掩饰弥缝，乃致到处布满了反抗清政府的团会和散兵游勇，地方治安坏到极点。小至白昼抢劫，大至攻破城池，焚掠官署，变故层出不穷。他们占据山岭险阻，构筑工事，官兵简直是莫可奈何。如徵义堂、哥老会、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天地会等，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团体，至于其他秘密会社，则多至不可数计。太平军初到湖南时，便有成千上万的会党徒众，加入合流，使太平军声势更盛。
湖南三面环山，山区数十州县，尤其是各种会党活跃的区域。曾国藩运用团练、保甲等组织，稽拿会党成员，以他新定章程训练出来的乡勇，对付有组织规模的反政府武力。
他在长沙城内鱼塘口设立了一所行辕（司令部），专办全省团练，肃清地方事宜。又创设了一所”审案局“，专门审办各地缉解来省的不良分子。
曾国藩生平以儒者自许的一个老翰林，胡子粗粗的，指甲长长的，腰背弯弯的，走路拖拖的，平生不会骑马，不善刀矛，走起路来，连蚂蚁也怕踩死一只。可是他在惩办”盗匪“、维护地方治安的工作上，却完全是一副行家里手的作风。
他鉴于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坐致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于是主张”治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罚来痛惩不法分子。
曾国藩对付个别民众和小股会党反抗活动的政策是”就地正法“.其具体办法是令各地团练头子直接捕杀和捆送形迹可疑、眉眼不顺之人，或批令各县就地处决，或送往省城交他讯办。
当时政局动荡，天下大乱，一般地主富户都不敢公开同贫民、会党作对，各地肯于出面办理团练的，多是占据一方的土豪劣绅。他们平时称霸乡里，一旦办起团练，就更是有恃无恐，成为当地的土皇帝。他们所纠集的乌合之众残忍嗜杀有过于清朝的正规军。所以，曾国藩说”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
曾国藩为了迅速地把各地农民的反抗活动镇压下去，就大张绅权，用以对付贫苦农民和会党群众，并美其名曰”借一方之良，锄一方之莠“.曾国藩还提倡以本乡、本族之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处治大权尽归团长、族长掌握。这样既了解情况，又可避免引起乡村或宗族间的争斗。
开始时，曾国藩与张亮基商定，各地团练头子抓到会党群众捆送省城者，概交湖南首县善化县审理。后来曾国藩嫌其杀人不多、不快，便在团练大臣公馆设立审案局，甚至已经送到善化县的人，也要强行提来杀掉。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满，更不信任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构，自行审案杀人。他将过去衙门办案的”一切勘转之文，解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为这些恶棍捕杀和捆送农民大开方便之门。
同时，对被捆送者的处置，既不依照法律条文，也不需任何证据，唯土豪劣绅们的言词和要求为据，稍加讯问，立即结案，重则砍头，轻则杖毙，最轻的也要鞭之千百，瘐死狱中。
总之，曾国藩的审案局就是阎王殿，土豪劣绅犹如无常鬼，凡是被各地团练头子捆送审案局的人，就休想活着回去。据曾国藩自己奏称，仅四个月的时间内，审案局就直接杀人一百三十七名，其中”立予正法“者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曾国藩批令各县就地处死者和后来捕捉的串子会群众九十二名尚不在其内。他自己后来承认杀了二百多人，实际当大大超过此数。
曾国藩所以采用这种非常手段对付敢于起来进行反抗的农民群众，不外这样几个目的：
①制造白色恐怖，使当地群众不敢接近太平军。当曾国藩听说江西百姓纷纷欢迎太平军，并以粮食、用品相接济时，恨得咬牙切齿地说：”贼若侵犯楚疆，敢有乱民效彼之为，吾纵不能剿贼必先剿洗此辈。“
他认为只有使民畏我远过于畏贼，才能达到孤立太平军的目的。这样，即使有一天太平军打进湖南，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也就无所作为了。
②杀一儆百，使在太平军鼓舞下革命情绪日趋高涨的广大群众，重新屈服于清朝反动统治者的淫威之下，以尽快恢复被太平军和会党冲乱了的社会秩序。
曾国藩认为，由于几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层积无数，再加上各地农民纷纷造反，尤其太平天国革命的鼓舞，使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也抬起头来，”遂以为法律不足凭，长官不足畏“，”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就不能打消人民企图摆脱清朝统治的念头，使一些即将起来选择的人重新回到封建秩序中来。所以，他效法”武健之吏“，”不复拘守常例“，用极为残酷的手段对付敢于反抗的农民，惩既往而儆效尤。他还在奏折与书信中一再表示，只要能使地主士绅安居乐业，自己即”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
③为豪绅撑腰，以便把他们发动起来，举办团练，重新组织起地主阶级的队伍，对抗农民革命。早在1851年曾国藩就已经看到，在会党活跃的湘南地区已有一部分地主士绅向当地农民低头，虽然心里不情愿，表面上却不得不低声下气，甚或送钱送酒讨好会党，以求旦夕之安。
曾国藩认为，在整个地主阶级人心惶惶、垂头丧气的情况下，如果不把农民的气势压下去，乡里的大多数地主老财便不能抬起头来，更不敢公开响应他的号召，组织团练对抗太平军和当地起来造反的农民。因而他在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人心陷溺固已抵此。独严缚匪党，动与磔死，差令良善得以伸彼之气而应吾之令耳“.
当时，湖南会党的势力是很强的，虽有一部分已跟随太平军离开了湖南，但潜在势力仍然很大，他们正在积极活动，准备发动较大规模的起义，整个形势若箭在弦上，弯弓待发。湖南地方官明知此情却莫敢奈何，深恐激成大变，引火烧身。因而相与掩饰，以求苟安一时。其情形与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广西非常相似。曾国藩在一份奏折中描写当时的形势说：
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天地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作孽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群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
又说：
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今日之巨寇。
由于曾国藩的残酷镇压，致使已经发动起来的起义尽被扑灭，正在酝酿的起义销声匿迹，被冲乱的封建秩序迅速得以恢复，地主官绅重新巩固了自己在广大城乡的统治，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一个新的造反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基地。
但是，曾国藩如此残暴地屠杀会党群众，不仅为广大人民所切齿痛恨，也受到社会舆论的抨击，一时间”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各种诅咒传遍湖南，人们说他砍人头与给人剃头一样。从此这个骇人听闻的恶名便永远与曾国藩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了。
当统治阶级用正常的法律无法手段镇压人民的反抗时，总是采用一种非常手段。所以，曾国藩的做法虽然遭到人民的痛恨和一部分士绅、官员的反对，但却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支持。
曾国藩上奏自己办理团练的政策说，对于”教匪“、”盗匪“以及逃兵、溃勇、乞丐、游手等”游匪“，”尤认真查拿，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臣寓馆设审案局，派委妥员二人，拿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又说：”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于地方有益。“
曾国藩向皇帝表示：”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奏折呈上之后，咸丰皇帝立即在上面石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除净尽。“当曾国藩在湖南官场中极为孤立的时候，得到咸丰皇帝的这个石朱批，如获上方宝剑，再不怕地方官员的反对和社会舆论的谴责。
湖南大吏对曾国藩的这套做法虽有反感，亦不敢公开进行阻挠，只好听之任之。
这样，曾国藩就在近代史上开了最恶劣的先例，撇开一切法令条文和司法机关，不经任何法律手续，随意捕人、杀人。
因而，他受到其后所有统治阶级刽子手的崇拜和效法。早在清朝末年就有人指出：”就地正法之制倡于湘乡（指曾国藩），秦、隋之暴所未有也，不经法司而可以杀人，则刑部为虚设，而民命同于草芥。淫刑已逞，残酷已极，彼尚不肯奏改于贼平之日，而谓其不得已之苦衷可以靠天地，质鬼神，其谁信之？“应该说，这些话是很有道理的。
2.倡导洋务，力扶将倾大厦
大批地主阶级官僚和士人投身戎伍，掌握着湘军的攻守进退，以镇压威胁他们生存的”发逆“.曾国藩则是这一次地主阶级的大自救活动中的坚韧的探索者和旗手。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到道光年间，突然遇到船坚炮利的”外夷“用炮火把鸦片烟强行送上中国大陆，一纸《南京条约》不但使二千一百万白花花的银两流到了侵略者手中，而且割去了香港，中国的门户首先在”五口“洞开。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于咸丰九年八月一直攻到清朝廷的老巢--北京，咸丰帝仓仓惶惶逃到热河，竟死在那里的避暑山庄，更无需说中国在这次战争中丧失的领土、主权和银两。其后，甲午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的威逼，侵略者的两次割地狂潮，使得偌大一个中国遍体鳞伤，国将不国，民陷水火。与此同时，太平军蓬勃兴起于大江以南，捻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与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棍棒刀矛、燃烧着起义的熊熊烽火。中国地主阶级及其总代表清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面临着整个阶级的政权和财权即将全面崩溃的险境。他们年复一年地在风雨飘摇之中苟延残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地主阶级的紧急任务便是”自救“；否则，”天朝上国“，便将永远成为统治者记忆中的梦幻。这点，除了那些昏庸、苟且的官僚外，略有忧国（清朝廷的”国“）意识的地主阶级成员都会清醒地了解到。在约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地主阶级中的许多先进分子，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无不奋发努力，寻求着中国地主阶级的自救之路。他们或作文著论，或上书陈情，或建厂铺路，或维新变法，不同程度地促进着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各自的历史效应也显然是极不相同的。但他们尽力维护以清王朝为总代表的中国地主阶级自救的一次集中体现。
曾国藩为挽救中国地主阶级的危亡命运，基本举措有三条：
一是针对绿营的腐败，大刀阔斧进行军事改革，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方法，建立起了一支与绿营迥然有异的新军队。这支军队终于除掉了清朝廷的”心腹之患“，挽救了王朝大厦于倾危之中。
二是整顿吏治，欲将那些退缩、琐屑、敷衍的官僚”转移“，建立起一支振作有为的新的统治者队伍。可惜，曾国藩由于长期没有掌握地方实权，反对腐败、整顿吏治这一条，他无法过多地付诸实践。后来，他任直隶总督，正着手整顿吏治，又因被派去处理天津教案，而不得不中断。
三是引进西洋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生活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曾国藩，首先接触到的西方物质文明，与其他同时代人一样，仅是坚船和利炮。这是鸦片战争那样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曾国藩深深为这些坚船和利炮所折服，并在自己的军事实践中加以引进，为剿”发逆“所用。咸丰三年（1853年）十月，在太平军西征军围攻武昌的万分危急之时，清朝廷谕令正在衡阳练兵的曾国藩，”赶紧督带兵勇炮船，驶赴下游会剿“.曾国藩则以为保全两湖而考虑，就必须多准备大炮和船只，才能够既能堵截，又能歼灭，而舟师尚未完备为理由，趁机申请”截留粤饷四万余两，作为筹备炮船之费“.这个时候，他所说的”船“，是他于衡阳、湘潭两处所设船厂自造的木板船；而”炮“，则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奉命先后为他买到的六百尊洋炮。他在奏折中说：这六百尊炮，都是真正的洋货，是经过挑选适于使用的大炮，湘潭、岳阳两次胜利，其实是凭借洋炮的力量。因此，他于咸丰四年七月上奏，请求仍遵前旨，催促广东续解洋炮，总共达到千余尊。
曾国藩不但买洋炮，而且仿制洋炮。他奏调浙江候补知县龚振麟来湘造炮。他说：”龚振麟及其子龚芸常精于造炮，自制铁模，与洋炮没有两样。“
”洋船“进入曾国藩的政治生涯，则已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由于英国人赫德、法国人哥士耆愿意协助清政府购买外国火轮，时任议政大臣的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购买十数艘，驶入长江堵剿，事下曾国藩及两广总督劳崇乐等人妥为议筹。曾国藩乃于七月十八日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大发议论说：
恭亲王奕讠斤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之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康熙、雍正年间，云南铜斤未曾解京之时，皆给照商人，采买海外之洋铜，以资京局之鼓铸。行之数十年，并无流弊。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这段话表明了曾国藩对引进西方物质文明的态度，至少有三点：一、主张拿来主义，将外国”所独有“的拿来，为我所用，使”独有者“不再独有，”罕见者“不再罕见；二、不但主张购买，而且主张”试造“，隐隐约约成为我国后来创建新式造船工业的最初萌发；三、主张”中外贸易，有无交通“，发展对外贸易往来。
曾国藩早年曾是一个立诚居敬的理学门徒，怎样会在晚年走上向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的坦途呢？
作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曾国藩在咸丰初年就收罗人材去购买和仿制洋枪洋炮，最初的动机和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剿发逆“.可以说，当时的封疆大吏或带兵统帅如果谁不这样去考虑问题，还存在其他什么动机和目的，只能是个不识”时务“的呆子。因为，第一，”剿发逆“是当时满朝文武的最大心事，也是曾国藩本人仕途逆顺的关键，因而从这里出发并为此目的去仿制洋枪洋炮，是很自然的。第二，曾国藩在走上镇压太平军的战场的初期，就有胜利”实赖洋炮之力“之叹，到了战争的后期，他的这种感性认识进一步加深。例如，太平军李秀成部回救金陵时，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闻贼以炸炮炸弹打入营内，为之惊心动魄。“他要仿制洋枪洋炮洋船来对付太平军，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曾国藩所为”洋务“，发轫于屠杀革命群众，与中国地主阶级的”自救“（曾国藩称之为”自强“）紧密相联，是二而一的事。
然而，在”发逆“即将肃清或业已肃清的情况下，曾国藩仍然沿着自己开辟的”洋务“道路走下去，而且道路越走越宽广，成效越来越显著，这中间就有令人注意的更深层次的动因。
第一，曾国藩内心燃烧着中国士大夫传统的爱国热情。人们说，历史进入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新因素，”洋货“和”洋思想“在五口通商后的大量输入，由西洋文化在明末清初以来逐渐引进而引发的国人眼光的扩大，以及清朝廷的积弱积贫，都在促使中国发生变化，并使中国有了进一步学习西洋文明的土壤；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由”一宗宋儒“的士大夫转而把目光射向西方科学技术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认同，无疑是深刻的。然而，它终究不能代替对曾国藩这个人物的具体分析。
曾国藩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大动荡。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跻身翰林院，刚进入不惑之年，正沉湎于程朱之学，他对于外国人和外国人对中国这个睡狮的猛烈冲击，与他的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士人和官僚一样，是很迷惑不清的。他以对待”蛮夷“的传统的夜郎态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件大事。他在日记和书信中，第一次提及这件事，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十日用这样的口吻写的：”上年六月，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夷性同犬羊，贪求无厌。上年十二月十五，攻破沙角炮台。正月初五日报到后，又直逼虎门。正月初五报到，皇赫斯怒，于初六日通谕中外。初九日，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本日又策侍卫四人往广东，备差遣。“分明是道光帝采取所谓”羁縻“政策，惩办了坚决禁烟和抵抗侵略者的林则徐和邓廷桢，并下诏开放烟禁，使英国侵略者得以肆意横行，曾国藩却说成是皇上气度恢宏宽大，不想即刻兴兵征讨，分明是道光帝出尔反尔，在不能满足”放手卖国“的琦善所答应侵略者的要求时，又宣布了没有准备的近乎儿戏的征讨令，曾国藩却歌颂为”皇赫斯怒“.其后，奕山于四月初一夜至初七（5月21日至27日）与英军开战，丧失泥方和四方两座炮台，死伤无数兵民，在广州城头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英国陆军少将恭行三跪九叩首礼，呈上求降书，赔上所谓”赎城费“六百万两。奕山却谎报军情，把大败改为大胜，于初八日上奏说，”焚击痛剿，大挫其锋“；又将赔款改为”将历年商欠清还“；将开放烟禁改为”暂准其与各国一体贸易“.曾国藩也与道光帝一样被欺蒙，在家信中报道说：”广东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广东事已成功，由军功升官及戴花翎、蓝瓴者共二百余人“.武装贩运鸦片的英国侵略者，在欲壑未填满之前，当然不会满足广州战役的胜利，于是沿海北上，先后攻占定海、宁波、镇海、乍浦、吴淞，入长江，陷镇江，向南京进犯。这段时期，曾国藩对这件大事向家人时有报道，但他扑朔迷离，不甚明了：”广东事前已平息，近又传闻异辞。“”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胜。“（实际上是余步云军在镇江不战自溃。）”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尔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尚未恢复。“”英夷去年攻占浇灌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里面人心安定，平静无事，估计过不了几日就可把洋贼消灭干净。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逆夷在江苏滋扰，六月二十一日攻陷镇江，有大小船数十只在大江游弋。江宁、扬州二府颇有危虑。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面对敌人的长驱入侵，满朝文武竟然”人心安静如无事时“，而曾国藩却不是枯如古井的理学家，他关心国家大事，较详细地掌握了动态，表现了对侵略者”极可痛恨“的民族自尊心。
然而，曾国藩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并不了解沿海战事节节败退、当事者糜烂不堪的真实情况，而且除了”官兵退缩不前“和”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原因外，他还把失败之咎主要归之于汉奸。汉奸助敌为虐，固然可恶，但对那些屈膝投降如琦善、奕山之流的满族大员，弃城不战如余步云之类的将领，以及尸位素餐如牛鉴之类的官僚，曾国藩却不曾有一语谴责，或许是他有难言之隐，或许他就根本上被他们谎称的”胜利“或冠冕堂皇的”理由“所迷惑。至于对外”夷“的凶狠面目和侵略本质，以及外国侵略对中国的深刻影响，他更是未能超越时代而有丝毫的认识。尤其迂腐的，他竟然将丧地赔款的《南京条约》的签订，称为”抚局已定“，可”安民而息兵“.他在”天国圣朝“的光圈的笼罩下，根本无视侵略者的实力，他根本看不到朝廷的腐败和失败的必然。认为”天不降灾，圣人在上“.他没有因战争的惨败而引发民族危机感，甚至对敌人存有”永不犯边“的幻梦，而把清朝廷的屈辱称为”以大事小，乐天之道“.这与鲁迅后来刻画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毫无二致。曾国藩这种思想落后于形势的状况，是清廷长期闭关锁国、使国人对欧美的蓬勃发展一无所知、如同盲人的结果，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和士大夫自汉唐以来对周边国家和民族鄙视、蔑视的传统心理的反映。曾国藩的传统文化心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表露得相当充分，西方文化在他心头上的冲突还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他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在这段期间已是几十万湘军的统帅，清廷的各种文报他能及时读到；对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某些行径，他亲闻亲睹，尤其是他已直接与”夷人“打过许多交道。因此他对于《南京条约》后英、法、美、俄的步步侵逼，咸丰七年（1858）十一月的广州失守，咸丰八年六月《天津条约》的签订，尤其是咸丰十年八月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等一连串的石破天惊般的大事，他知道得相当详尽，思想震动极大。
虽然，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二十来年间，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已逐渐的深化，但是，他仍然以儒家的文化心理看待侵略者。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他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可说是他对待外国侵略者的纲领性见解：
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炮弹、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这段话，有如下几个要点：（一）以保存、巩固清廷的统治为最高利益。认为侵略者没有推翻清朝的统治（”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是德；助剿太平军，是德。这就为以清廷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地主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提供了理论根据。（二）只要能保存和巩固清廷的统治，由双方议定关税则改为侵略者直接管理中国关税，丧失国家的主权，他认为无关紧要，不是”着眼“处；只要能保存和巩固清廷的统治，他认为崇洋媚外，”借夷压华“的社会风气，也不是”着眼“处。一句话，国家利益可以不顾、民族气节可以丢失。（三）除了修政事、求贤才外，把制炮造船提到”自强之道“的高度。认为有了炮和船，对外，在与外国人和顺时可以借此”报德“，与外国人不和时可以借此”报怨“；对内，可以借此扫清”媚夷“之风，或利用人民的”仇夷“情绪和手中的炮和船以”制夷人“.--这就是曾国藩的所谓”勤远略“的具体化
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受理学薰染很深的人，对待侵略者还大讲什么”信义“.咸丰十一年，他说：”西洋通商各国，但以信义自处，一时当可相安“，这当然是一种幻想。但是，侵略者的肆行无忌，并没有使他破除这种幻想。
《论语》只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国藩却大说与侵略者交要讲信义，要谦退，要”无防范之方“，这岂不是与虎谋皮吗？所以，曾国藩的”御外侮“，带有明显的迂腐成分，在实践中不能不败下阵来。
曾国藩的”勤远略“是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首次在奏折中正式提出的。他回复是否购买外洋船炮的上谕时，称颂皇上考虑问题很周到，内安国家，外除贼寇的坚强意志。他于”安内“之外，想到了”攘外“.这时，距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三个《北京条约》的签订不过几个月，何况在条约签订才一个多月的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初八日，他就提醒皇上说：”此次议款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所以，他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的话，是有相当的思想认识基础的。当然，在湘军攻入金陵之前的斗争激烈的岁月，曾国藩的目的很单一，即”全力与粤匪相持“，根本谈不上”勤远略“；”勤远略“此时还是他的一种理想，所以他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说：洋人”惟逐利居奇，是其本性，当此积弱之时，断难与争锥刀之末。“及至太平军被镇压以后，国内的阶级形势发生了变化，”勤远略“的”御外“内涵，才逐渐在曾国藩的视野中上升到一定位置。例如，同治七年（1868年）他在《筹议江苏水师事宜折》称：”臣之微意，不过欲使中国兵勇以舟楫为室家，以海洋为坦道，庶几事以屡试而渐精，人以狎水而渐壮。“同治十年（1872年）十二月，《续江苏水师事宜折》更明确指出：习惯于在船上居住是水师的根本，探讨船炮却是防御外敌入侵的根本。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曾国藩有这种”徐图自强“以”御外“的思想，是极可贵的。
”剿发逆“与”勤远略“是曾国藩办”洋务“的双重目的，而以同治初年为界，前期的侧重点在”剿发逆“，后期的侧重点在”勤远略“.从有明确的双重目的看，曾国藩办”洋务“是自觉的；从他死后引发大规模的”洋务运动“看，曾国藩则是事先意识不到的，因而是不自觉的。十九世纪西方的物质文明（主要是枪、炮、船）是随着侵略者的入侵而传入中国的，曾国藩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这类物质文明，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以保卫神圣的”天国“和东方文明的领地，所以曾国藩办”洋务“，是东方文明受到西方文明的撞击时的一种积极反应，而不是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如果是”勾结“，那么”勾结“的目的是什么？是出卖封建士大夫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天国圣朝“？是迎合封建士大夫从内心厌恶和鄙夷的那些”蛮夷“或称”洋鬼子“？从曾国藩一生的言行中，无论如何是找不到这方面的丝毫影子的。不错，曾国藩办”洋务“，从设备、技术到经营管理，不得不大多假手于洋人，但是，这不正是”据为己物“吗？不正是使洋人”渐失其所恃吗“？不错，十九世纪的外国资本主义正扩大向国外倾销商品，并进而输出资本，从表面上看，曾国藩办”洋务“正适应它们倾销商品的需要，但是，人之所有，我之所无，拿来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
与购买洋炮、洋船稍后一点时间发生的”借洋助剿“，更是中国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重要内容。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法、俄等看透了清朝廷外似强大，内实脆弱的纸老虎原形，从而改变了对清朝廷的策略，即由进击清政府改为拉拢清政府，以保障和扩大它们在华的既得利益。这就是侵略者对清政府的”内改政治，外笃友谊“的建议。所谓”内改政治“，即要求清政府加速对侵略者的屈辱投降的步伐。到咸丰十年八月，法国专使葛罗正式表示愿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提出”所有该国停泊港口的船只、兵丁，悉听调遣“；十月，俄国公使伊格那蒂耶夫面见奕讠斤时说：”发逆在江南等处横行，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清廷因而问计于曾国藩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曾国藩于十一月初八日复奏说：”该夷[俄]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夹板船助剿，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只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因此他主张”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当时咸丰帝尚怕侵略者占城后不让出，或贪利过甚，故于十二月十四日下诏说：借助洋人来消灭匪寇，有很多弊端。万万不能图眼前小利，而留下无穷祸患。于是此事便作罢论。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借洋助剿“的问题被苏州绅士潘曾玮等再次提了出来，经薛焕上奏朝廷。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二十二日议复，明确说：”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由于后来又有两次上谕，令曾国藩”悉心筹酌“，曾国藩于三月二十四日第三次上奏，重申”助守上海则可，助剿苏、常则不可“.其后，据清朝廷说，”因上海吃紧，英法两国帮同战守，是以始示羁縻，未经阻止“，使得华尔的”常胜军“进入了青浦、嘉定二城。太平军猛烈反击，大队涌进，华尔畏之如虎，惨无人道地焚毁二城而逃。事后，英国领事吉必勋声称，是年秋天将调印度兵来华大举进剿太平军，作为报复。通商大臣崇厚听到这一信息，大为赞赏，建议朝廷”许其兴兵，约其助剿，即令由镇江一路水陆并进，直捣金陵贼“.并且说，此时英国侵略军已与太平军为仇，中国约其战亦战，不约其战亦战，与其不约其战而虞无穷之患，不若约其战而收有用之效”.封建地主阶级欲与外国侵略军相互勾结，以镇压太平天国的狰狞面目，完全暴露无遗。但是，较为开明的议政王奕讠斤不同意崇厚的意见，他上奏说：“若令外国带兵入内地攻剿，不特得一处代守一处，足为中国腹心之患：即得一处焚毁一处，亦实为地方疮痈之灾。”又说：“以内地城池竟全委于外国，无论流弊滋多，即使并无他意，亦太觉中国无人，实为外国轻视。”事下曾国藩等会商时，曾国藩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冷静地分析说：“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按指焚毁青浦、嘉定二城事），断无起印度之兵，助剿此贼之事。”“兵头纵有此意，国主未必允许；印度纵有兵来，其数未必能多。”又说，万一果调印度兵前来，则当“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以劝之”，正告外国侵略兵：中国的灾难，由中国来承担。作为皇帝，自然拥有强国的办法，不会因时势艰难而向外邦求援。作为臣子，自然有应尽之职责，岂能轻易向外借兵而贻笑于他人？这是曾国藩第四次正式表明自己对“借洋助剿”的态度。
当时在“助剿”的名义下，英国兵进驻上海，法国兵进驻宁波，垂涎三尺的俄国也照会清廷，拟派俄国兵船水师提督颇颇福带领兵船来“帮同中国官兵堵御击退”.事下曾国藩等议筹，并询问可否让俄舰驶入里下河，会同江北水师防剿。曾国藩认为，“里下河本非通商口岸，若令常川停泊，殊多不便”；却可以将俄国兵船安置于通州、海门以下，遥壮声威，亦不拂其和好之意“.
可见，曾国藩是不反对”借洋助剿“的。他甚至提出，如在”芜湖、梁山一带官兵战守之处，恰与洋人会合“，湘军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不敢稍乖恩信，见轻外国“，活活地画出了他自己主张勾结外国侵略者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嘴脸。事实上，他曾调白齐文的洋枪队围攻金陵。但他与外国人的勾结，是有条件的，即与洋兵会攻，”要自有为之主者与之俱进俱退，偕作偕行“，仍以湘军为主师，而以洋兵为偏师。当时，湘军的兵力尚未抵达苏浙，淮军新建，甫至上海，只堪自守，不能远征，因而没有劲旅与洋兵会战。曾国藩筹思道：”若使洋兵“转战内地，但有西兵，而无主兵，则三吴父老方迓王师而慰云霓之望，或睹洋人而生疑惧之情”.曾国藩的这种考虑，是出于极想利用洋枪洋炮，但反对洋兵喧宾夺主，以致授柄于彼。他这种既拟引狼入室，又积极设法防范的方针，基调仍然是要引进西人长技，为我所用，以进行地主阶级的自救。
3.师夷长技，为求自强建工厂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领。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因此，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一开始就有怀着各种目的的洋人参加，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日益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因此，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及其实践的爱国性昨进步性，人们也有了更多的认同。
办洋务，图自强，固国本，这是曾国藩人在官场，为清王朝所办的又一件实事、大事。
自1840年起，中国就饱受外国列强的入侵，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徐图自强的救国方略。比曾国藩年长17岁的湖南邵阳人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强国主张，这主张像闪电霹雳一般耀眼惊心，得到了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响，曾国藩是将这一主张变为现实的最早的先行者之一。
曾国藩作为社稷之臣，由家及国，考虑中国的富强之道。
曾国藩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军事装备、科学技术的落后，只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国就能走上“自强”的道路。他在奏折中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
曾氏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较早使用西洋新武器，从而认识到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既能“平内患”，又能“勤远略”以抵御外侮。于是他第一个办起了新式军火工厂安庆内军械所，第一个同意和支持容闳所提“觅制器之器”的建议从而办成了江南制造局。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的。
安庆内军械所是曾国藩在攻陷安庆后的咸丰十一年（1861）秋冬之交创办的。早在上年十二月初，曾国藩就上奏清廷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里所说的“永远之利”，就是一年后他所说“剿发逆”“勤远略”，以期渐至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思想。
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即着手筹建兵工厂。他派人寻觅到了无锡徐寿、华衡芳等科技人员，并通过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由薛焕将徐、华送赴曾国藩军营效力。徐华到后，即奉命筹建机器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创建机器局于安庆。”可见建安庆局是有抵制洋人利用火器买卖以侵利的用意的。而该局筹建之时，也正是奕讠斤与赫德酝酿购置和建立“阿斯本舰队”之际；而次年李泰国赴英办理“阿斯本舰队”的购置组建事宜之际，也正是安庆内军械所试造小火轮初见成效之时。因此，自造轮船也有作为“阿斯本舰队”对立面而存在的意义。
内军械所是一个综合性军火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其重要成就是自己试造的小火轮，主持该轮制造的负责人是蔡国祥，科技人员则为徐寿、华衡芳。
徐寿（1818-1884年），字雪村，江苏金匮县（今无锡市）人。“幼娴帖括，习举业”，断以为无裨实用，遂“专研博物致知之学”.积岁勤搜，凡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学、汽机、医学、光学、电学，“具窥见原委，尤精制器”.徐氏以博学多才著称，曾自制过指南针、象限仪等器具，还仿制过墨西哥银元。
大量一流的科技人才靡集于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便造了第一台轮机。该机的计算由华衡芳负责，徐寿主持设计、施工、徐寿次子徐建寅参与其事，“出奇思以佐之”.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了观看轮机试演的情况：
其法，以火蒸水气，窍入筒。筒中四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窍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不知也。
在此基础上，于同治二年（1863）元月初，在安庆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该船“长五十余尺，每一时行四十余里”.曾国藩“登船试行江面”，亲自命名“黄鹄”.
同治元年（1862），中国最早的机器制造局在曾国藩的手下诞生，炮厂也兴办起来了。
江南制造局是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基地。此局原设虹口，同治六年（1867）移至高昌庙，建成机器、木工、铸铜铁、轮船、熟铁、锅炉、枪炮等厂（工场）以及船坞和码头。此后又增设了火药厂、子弹厂、水雷厂、炼钢厂。当年有工人五百名左右，两年后达到一千三百名。曾国藩任命徐寿总理局务。
徐寿凭借这一有利条件，使自己的科技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于制造炮、枪、弹多所发明，自制镪水、棉花药、汞爆药，并为化学工业之先导，而塞银钱出海之漏厄”.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亲临江南制造局视察，“见之大乐”，容闳“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工程理论与试验，以期中国将来不须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曾国藩“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
同治七年的一则日记就记下了他观看火轮船的试演情境：“其法以火蒸水气，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前后试验了一小时，曾国藩喜不自禁；暗喜洋人的智慧技巧，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出来，他们再也不能因我们无知而轻傲我们了！可别小看了这台机器所发生的声音，这可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先声啊！
曾国藩说：“寻求自强的道路，总的来说应以整顿政务，寻求贤才为当务之急，以学习制作枪炮，制造轮船为入手工作。只要洋人长处我们都有，他们顺服我们报以恩德有器械，他们反对我们报以怨怒也有器械。
曾国藩说：如果我们没有器械作为依靠，那么理曲固然有罪，理直也仍然有罪；怨恨他们有罪，施以恩德也有罪。人人献媚洋人，我们没有能力制服他们；人人仇视洋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利用他们。
这些都是从现实中获得的惨痛的经验和教训，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它的认识价值。
在曾国藩此次视察两个月之后，江南制造局第一艘轮船制成。曾国藩”亲自登舟，试行采石矶“并命名为”恬吉“，”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该船”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参用，船身长十八丈五尺，阔二丈七尺五寸“.较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的”黄鹄“号，有明显进步。到曾国藩去世前为止，该局后来又陆续建造了三艘轮船，分别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
4.借商强国，遣人留学以兴邦
”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卫商“这是中国古代开明的官员所极力提倡的，曾国藩也注重商业与国家、民生、军队的关系。对于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衣食住行有保障。在生活中，一是有饭吃，二是有钱花，这样，人心就可以安定，生活有保障，人民就愿意接受教育。所谓”富而后教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教育施行了，人们就会按合乎社会标准的道德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社会也就有秩序，天下也就太平了。
”无商不活“，商业是财力的来源，商业为各行各业提高经济来源，提供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商业，是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需要是国家财政建设的需要，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曾国藩认识通商做买卖的重要性，是从购买洋人武器开始的。以期凭借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迅速剿灭太平天国。但苦于财政紧张，此项经费无出，暂时搁置。咸丰十一年（1861）末，太平军攻下了宁波、杭州等地，并继续向东南一带进攻，在上海外围摆开战事。有传闻说，太平军正在筹款，准备向美国购买船炮，这使清政府大为恐慌，如若传闻成为事实，太平军大有从所占领的宁波海口北上天津攻打北京的态势。为此向外国购买军用船炮一事，再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尚书赵光、御史魏睦庭都上书朝廷，提出借兵助剿以及迅速购买外国轮船火器，以对付太平天国。这时，在朝廷起到举足轻重地位的奕讠斤也认为：”事机甚迫，呈借兵剿贼未可遽议，而购买船炮之议，尚属中外会同详核，“于是决定先行购买船炮。如何筹集这笔款项呢？代理总税务司赫德向奕讠斤建议，将鸦片税留作购买船炮的费用。
曾国藩看重容闳，也是因为他在通洋、经商方面有些心计。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但大清朝对他不重视任其当翻译、上海海关职员、洋行职员，自由经商。在这过程中，太平天国势力的蓬勃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充分暴露了清朝的腐败与无能，使其大失所望。咸丰十年（1860）秋，容闳从上海来到了天津，去对他”几欲起而为之响应“的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受到洪仁的热情欢迎，并多次被邀参加讲座军政大事。同治二年（1863）经李善兰的介绍，加入曾幕，办理洋务。
当时容闳的主要想法是要通过曾国藩实施他的”西学东渐计划“.首次会面，曾国藩便向他提出了：”君以为今日欲为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着手？“容闳当即回答：”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特别强调”立普通基础“之工厂，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基础，不单可以造枪炮弹药、轮船，而且可以造出各种机械，作为一切制造厂的基础。
谈话后，曾国藩深深为这位年轻人”制器之器“的主张而折服，颇感这一主张比自己的为适应”特别之应用“的军火生产要高出一筹。几天后，曾国藩再次召见容闳，专折保奏他为五品衔，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其赴美购买先进的机器设备。对于曾国藩的知遇之恩，容闳认为一时无以回报，只有倾尽全力，购回机器设备，才是对曾国藩最好的回报。不久，容闳即从安庆出发，经英国伦敦于次年春抵达美国，经多方洽谈，终与朴得南公司订约，由该公司按”制造机器之机器“标准承造，并于同治四年（1865）运抵上海。
通过容闳这次购买洋机器，曾国藩加深了通商贸易的认识，也对与读书做官之间的关系，做了平心的论说。经商是为了获取巨额利润，读书是为了博取名声和权位，一个人如果用心读书而没有成效，就应该把读书做官放在次要地位，而以主要精力去经商致富。经商获利之后，为子孙后世考虑，就应该把经商放在次要地位，而专心读书经世。这样一弛一张，相辅相成，要么赢得万贯家业，要么获得高官厚禄，就像车轮运转一样不断循环变化。
曾国藩是一个有着坚挺的外王精神，厌恶夷蛮气势的人，但他的内圣修养也使他成为了一个抱有”早绝天娇荡海氛“的坦荡胸怀的人。
曾国藩深知，真正实现”外王“之法，必须在于民族的自强，靠大量精英的坚挺来实现民族的振兴。同治元年（1862）十二月二十三日，他在”复王家璧“的文中写道：
当年我所作的檄文，偶而涉及粤匪的教义，天父天兄、昆父姊母，伦理纲常紊乱不堪，文字粗陋浅薄，不值得称述。但近来有好事者与檄文痛加诋毁天主教，措词下流污秽，四处张扬传播，闹出了许多事端。我认为我们要想胜过对方，不必斤斤计较，尤其不应在口头文字上逞强。若使全国官员都廉洁奉公，一身正气，全国将士都能战能守，从上到下事事可以对人，对方也不会对我们产生轻视之心，而且会渐渐对我们变得敬重佩服。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潜移默化，转弱为强。现在审时度势，权衡力量，我们没有什么可倚仗的，仅凭一时快意不过是扬汤止沸之举。将来召致侮辱，岂不是掩耳盗铃。外省的情形，京都内知之不详。阁下如能听到什么言语，还请多看多听，公正评判，那么您思考的就算深远了，带来的好处也够大了。
靠几篇诋毁洋教的咒骂是没有用处的，只有坚挺起来，转弱为强，才能以”外王“之像立于不败之地。在曾国藩看来，眼下最紧要的是”师夷“，不惜重金聘请洋人传授技术。同治二年（1863）三月二十七日，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
容闳去年曾经来过安庆，我认为这个人长期生活在西方，对洋人的事务很熟悉，就打算通过他聘请有知识有技术的洋人来为我们所用。如果真的招来不少人，则开办工厂不仅仅在浦东，也不仅仅在湘潭，凡是两湖近水的偏僻之县，均可开厂。比如湖南的常、澧，湖北的荆州、襄阳，沿长江的地区都有不少的好地方，这中间已有华若汀、徐雪村，龚春海等人经营，内地也有不少有技术的工人，等我与容君相商，请他出使各国，广泛罗致洋人。如果须要携带重金，请和少荃商谋解决，即使万金也不可吝惜。那些善于制造洋火铜炮的人，更要多多招募才是。
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以南洋大臣，李鸿章以北洋大臣会衔入奏，请清廷批准。他们的办法是先设一个专门机械，派专人到沿海各省选拔一些聪明的小童，派往外国学习，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乘船放洋。在外国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国，费用则综计首尾二十年，共需银一百二十万两，每年拨款六万两，由江海关在洋税项下按年指拨。管理及教授人员，则正副委员各一，每员月薪四百五十两，翻译员，月薪二百五十两，教习二员，每员月薪一百六十两。留学而自带教习者，”随课以中国文义，俾议立身大节“也。至于派学的理由，奏折中说：
西人求学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画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苟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地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第一批留学幼童三十人，于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出国，由陈兰彬、容闳带领，其中有梁敦彦（十五岁）、黄开甲（十三岁）、詹天佑（十二岁，籍贯报徽州府人，但在广东出生），后来皆有名于时。第二批于翌年五月出洋，第三批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初九日放洋，这一批中有香港名流周寿臣，其他著名者为唐绍仪、梁如浩（均十二岁）。第四批则于光绪元年（1875）九月放洋。
幼童出洋留学，是洋务事业发展的客观上的需要，而洋务派和先进思想家在主观上也敏锐地反映了这种需要。在幼童出洋留学问题上，容闳倡于先，曾国藩成于后，中间起桥梁促进作用者为丁日昌。
容闳是中国最早系统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文化，因此，当他于咸丰五年（1855）、咸丰十年（1860）两次回国时，很自然地感到中国的落后，其间尤其感到教育落后，他在咸丰十年（1860）提出的建立新式教育，诸如：设立武备学校、海军学校和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的教育制度等。同治四年（1865）筹建江南制造局时，他建议曾国藩在厂中设兵工学校。容闳认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怎样才能达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目的，容氏第一个想法就是中国派遣留学生到外洋先进国家学习。早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他即已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中国留学计划“了。
幼童到美首先是学习英语，因此，大多数学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以便加快过语言关。他们一般是先进小学，再进中学，而后入大学，循序渐进。例如詹天佑就是先进西海文小学，再进纽海文中学，而后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专业的。
像国内其他洋务事业一样，先进与保守的矛盾斗争在赴美国留学问题上也是尖锐的。驻美委员容闳名义上是副职，其重要性却居首位。容闳与洋务派的结合是他的”西学东渐“主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师夷长技“相一致的缘故；但他们中间有很大矛盾。前者是从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制度出发的，后者则是从维护清封建统治出发的，派顽固守旧的陈兰彬为正监督，就是这种出发点的体现。李鸿章曾将陈、容作过对比，说容闳”熟悉洋情语言文字，较荔秋较强。但其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
这里所说”大体“，从根本上说，即是封建制度的”大体“.李氏明确描述容闳的作用说：”陈主事带学生赴美国，若无容闳为之先导，必致迷于所往，寸步难行。“陈、容的结合，实际也是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即以封建顽固派为主导，借用容闳的外国关系和外国语言文字的技巧而已。这就不可能不发生矛盾。矛盾的根子，在坚持封建性与资本主义化之间的对立。容闳的目标，要将幼童培养为系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人，”早不以遣派留学为然“的陈兰彬为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目的，仅仅是培养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和办理外交所需的洋务人才。这一点李鸿章讲得也很明确，他说”挑选幼童赴美国肄业，以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这就是教育章程中坚持规定孝经、五经等课程的由来。”体“”用“矛盾也随时表现于日常生活。容闳概括地说：
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礼拜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
这些事，始而是陈兰彬与学生的冲突，逐步导致陈、容之间的冲突。在陈兰彬看来，学生参加基督教的活动是叛逆行为，健身跳跃等运动视为不守规矩，剪发辫着西服更看作对清王朝不忠。光绪二年（1876）因剪发辫等事而被撤回的幼童学生就有九名之多。这当然是容闳所不以为然者。矛盾发展到陈兰彬推荐吴子登继任监督这一年而更为尖锐。光绪元年（1875）陈回国，区愕良代署，次年区回国，陈兰彬荐吴于登继任。吴较之陈的顽固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容闳说陈兰彬之荐吴自代，是”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的表现。从此”留学事务所乃无宁岁矣。“确实，吴子登肆意攻击，说容闳听任学生”放荡淫佚“；说学生”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学生已多半入耶酥教“等等。吴认为，这些学生若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来，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极力建议将留学生撤回。
陈兰彬、吴于登的反对和攻击不是孤立的，国内顽固派与之遥相呼应着，”士大夫议者纷纷“，光绪六年（1880）左右达到高峰，他们说”幼童出洋一事，糜费滋弊，终无实效“.李鸿章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倾向于顽固派，他带着妥协的口吻对陈兰彬说：”纯甫意见偏执，不欲生徒多习中学“，他为此写函给容闳，”嘱勿固执己见“，并”令其不必多管，应由于登太史设法整顿，以一事权“.李鸿章的这种思想和态度，更促使加速撤退留学生。在议论撤银留学生问题时，吴子登始则主张”悉数可撤“，继则认为，”习气过深与资性顽钝者可撤回华，其已入大书院者满期已近，成材较速，可交使署兼管“，陈兰彬则”坚持全裁之议“.争论结果，留学生终于翌年下半年先后”凄然返国“.共撤回九十四名（在此以前因故撤回和病逝者二十六名），其中头批二十一名，均送电报局学传电报；第二、三批学生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其中个别人如容闳侄子容揆在撤回后在容闳帮助下又到美国至耶鲁大学完成了学业。
中途撤回留学幼童，是顽固守旧派和一切惧怕西学危及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胜利“，却是对培养新型人才的扼杀。当时不少有心人均为之惋惜。郑观应说：”全数撤回，甚为可惜。既已肄业八、九年，算学文理俱佳，当时应择其品学兼优者，分别入大学堂，各习一艺，不过加四年工夫，必有可观。何至浅尝辄止，贻讥中外。“黄遵宪在其《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中叹道：”磋跎一失足，再遣终无期，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光绪二十六年（1900）梁启超游美国哈佛时，谈起二十年前幼童中途撤回事，亦深为叹息。
然而，由于派幼童出洋是为了适应洋务运动发展的需要，洋务派早就有对学生”各习一艺“的要求，所以尽管留学生被中途撤回，不少人还是学到些长技的。光绪三年（1877），也是第一批学生留美的第五个年头，李鸿章即指示容闳等人说：”中国所亟宜讲求者，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则地宝不出“，所聘洋人未必均是高才，”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望送入矿务学堂“深造。因而一时学矿学者较多。又如，在临撤回前半年，李鸿章因电报需才，电告即将任满的驻美公使陈兰彬，转请容闳赶速在幼童中”择其颖悟纯静，尚未入大学院者二十人，令速赴各处电报馆游历，讲求电学“.容闳照办了。因此，幼童中还有不少专业技术人才，对后来中国实业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除众所熟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铁路建设中所作贡献外，黄仲良先后担任沪宁、津浦铁路总经理，粤汉铁路副局长，黄耀昌、陈荣贵、唐国安、梁普照、邮荣光、邝景扬、陆锡贵等，成了首批矿业工程师；朱宝奎，周万鹏、袁长坤、程大业、吴焕荣等均在电线电报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总计一百二十名幼童留学生，除早夭十二人和私人经商等事共约二十人左右外，近百名回国人员中，在实业界铁路、电报等企业任工程师、经理等技术和管理者有四十四人，外交官和翻译官十六人，海军、海关官员、学校教员、医生等方面工作者约二十余人，可见幼童留学回国对中国近代化起着一定作用。
总之，曾国藩在同治年间，是中国”自强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凡制造轮船枪炮、翻译西书、派遣留学生赴美，每一件工作，都凭着他坚挺地支持或指导擘画，才得顺利推动。
5.经世致用，勤远略以期中兴
被称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国藩，其理学经世思想为众人所知。作为一名儒学大师，他在义理，词章，经济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晚年，面对着列强环伺，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他却积极主张”师夷长技“，并躬身实践，兴办洋务，成为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务派。理学家与洋务派，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然而在曾国藩身上却兼而有之。那么，在曾国藩的思想上，是什么使它们统一起来的呢？究其原因：一是他对各家学派采取了开放、宽容的态度，屏除了门户之见；二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用之学。
曾国藩在潜心研究理学的过程中，继承了朱熹”理一之论“的宇宙观。他主张：即以为理在气先，由理来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出于捍卫这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对于”气一元论“朴素唯物主义又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子，他在哲学思想上坚持”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完全是出于对封建伦理作为统治宇宙的无上法则观念的维护。他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中的仁敬孝慈和纲维五伦的道德规范，视为由”性“和”命“决定的。而在理学中”性“、”命“、”理“属于同一范畴，于是，封建的伦理原则遂于至高无上的天理相等同。在曾国藩看来，自觉地服从封建伦理纲常，是人们的本份。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自觉地维护以君权为核心的伦理，便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政治准则。
但是，清王朝所面临的各种统治危机，并不是单凭”义理“所能解决的，理学”罕言制利“的伦理观念与现实危机之间产生了矛盾。为解决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在认识论上，曾国藩则更为重视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形下，曾国藩认识到了实事求是在认识上的影响和作用。为了地主阶级的一致利益，需要”克己以和众“，来加强统治阶级的团结。因而，一定程度上摒除门户之见，进行学术兼容，互相吸收和弥补，是很有必要的。
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冲击下，曾国藩意识到，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曾国藩在坚持以义理为本源的程朱理学基础上，并不固守前辈旧有的阵地，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明确表示应兼取汉、宋二家学说之所长，使儒家学说在新的形势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曾国藩在治学过程中，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哪一个领域，只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随唐鉴、倭仁学程朱理学之前，他就在潜心钻研古文和经世之学，虽然唐鉴告诫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同时，仍然对古文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致于对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达到”日夜以诵之不厌“的程度。曾国藩自踏上仕途起，对”做官做久了，更加崇尚一些虚浮的文句“的现状十分忧虑。他希望能从前史中寻找到一二”济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曾国藩并不是一名单纯的学问家，他始终将自己置于国家藩屏的位置，为挽救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去吸收和利用学术领域中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服务。因此，他不能不把经世致用之学放在重要的学术位置上。在他之前，人们常把学问分成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经世致用之学是包括在义理之中的。曾国藩却认为：”为学之术有四个方面：一是义理，二是考据，三是辞章，四是经济。“他赞同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之中独立出来，从而将经济之学放到和义理、词章、考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
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学的研究，主要是反复研读了《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在研读《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曾国藩对秦蕙田所著的《五礼通者》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该书”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荟萃其中。“
经世致用作为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虽在明末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时，却一度低落。道光年间，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内忧外困，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再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千古奇变“情况下的发展。曾国藩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讲求经世致用，并接受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也是顺理成章的。
曾国藩由理学经世到倡办洋务，这也是他高于同时代其他理学大家之处。绝大多数正统的理学家，都主张：治国之道在于尊崇礼义而不在尊崇权谋。为政的根本在于获取人心而不在于一些雕虫小技。坚决反对将西方先进技术引到中国，以解决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曾国藩虽然也讲求理学，但务实的精神，却使他摆脱了夷夏大防的心理，指出：向古代学习，应多看书籍，向现在学习，则要多找榜样；向有经历的人求教，则知道其中的甘苦；向旁观的人请教，就会明自其中的教训经验。这种”多觅榜样“、”知其效验“的务实精神，正是曾国藩由理学家到洋务派的思想基础。
但是，曾国藩绝对不可能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必然会引起东方社会的渐变，而这种社会的渐变，又必然会引起对理学以至整个封建制度的冲击。曾国藩主观上不愿看到的这种结果，却由他自己在倡导，自己在开辟。他在中国传统文明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剧烈冲击的情况下，从进行地主阶级自救出发，不自觉地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先驱，客观上刺激了挖掘封建主义坟墓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在这里，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是不一致的。恩格斯说：”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效果。“曾国藩的历史正是这样。
作为清王朝后期著名的理学家，面对着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政权，曾国藩从单纯的学问家行列跨出，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以拯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为更好地服务于清王朝的统治。曾国藩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目的出发，广泛吸收和利用清代诸种学派，尤其是汉学的认识论和治学方法的合理因素，以帮助清王朝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对于那些固步自封，不肯跨越学科界限的迂儒，曾国藩予以猛烈的抨击，认为经学都是局限在某一领域，纯粹的寻章摘句，有如井底之蛙，实在好笑。倡导治学方面应”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这使得曾国藩在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上，目光要比囿于理学范围的同时代官僚远大、实际。为此，曾国藩能够借助于多种方式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曾国藩开始摆脱夷夏大防的心理，渐渐接触一些有关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例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比较重视当时自然科学，包括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曾国藩认为：宝剑长矛不锋利，就不能斩断东西，鸟的羽毛没有丰满，就不能飞得很高。在整个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他高度重视武器的作用，并不断地引进西方武器，如在初建湘军时，他克服重重困难，多方采购洋炮，用以装备水师，希图与太平军争夺水上优势，湘军在清朝正规军屡战屡败的情形之下，出师即取得了湘潭、岳州两次战役的胜利，曾国藩认为取胜的关键在于武器精良。于是，他屡次陈请咸丰皇帝支持其用西方先进武器来装备湘军。曾国藩虽然比较重视自然科学的成果，但是，他的思想体系还无法超越封建主义的范畴，他所接触的科学成果主要是由传教士所带来的历法、技艺、火炮等方面的成果，它无法代表近代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成果。这只能使曾国藩借助于先进技艺去为封建统治服务，却无法使他产生一种超越封建思想体系的思想，而对封建的思想文化形成根本性的冲击。这就势必形成他要将太平天国的打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与向西方寻求新思想的行动一并加以诛灭，这就注定曾国藩在坚持维护伦理政治观念的同时，从西方接受的只能是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而这种思想特点是保留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使得西方列强统治中国合法化。正是这种对内顽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对外接受部分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又无力摆脱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构成了曾国藩兴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而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加快了他倡办洋务的进程。
曾国藩受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的刺激，从”学作炮弹、学造轮舟“入手，发展到从国外购买工作母机（”制器之器“），再发展为翻译和介绍国外的科学技术知识，再发展为派生员直接到国外学习，一步一步走上了引进”西学“的道路。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是从他这里起步的。虽然起步是如此艰难，但他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和江南机器制造局，在相当闭塞的中国却起了发聋震聩的作用。1865年李鸿章创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1866年崇厚创天津机器局，都是在他的直接影响下的产物。在他的倡导下，不但出现了中国近代的第一家军事工业企业，制成了第一部蒸汽内燃机和第一艘轮船，创建了第一个近代化学校，培养了第一批科技人材，购回了第一批外国机器，聘请了第一批外国专家和工匠，办起了第一个以介绍科技书籍为主的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尤其是，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了反映外国的科学技术”据为己有“以”勤远略“，”期永远之利“，自立自强的办”洋务“的总方针。所以，说曾国藩是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实效的第一人，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在中国大陆上勃然兴起的所谓”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是至当不移的。
创业维艰，这固然是事业发展的一般情况，然而尤可宝贵的是，在别人尚未有走上某种创业道路之时便在披荆斩棘，率先创立某种事业的开拓精神。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正是基于这种精神。
人们说，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就李鸿章从事洋务活动频繁和实绩较大这两点上考察，这个说法有道理。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无论创淮军、建海军、搞军事，或是任地方官、清吏治、搞政治，或是设工厂、办外交、搞洋务，李鸿章都是曾国藩的学生。由于某些历史上的特殊原因，湘军和淮军一消一长，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有当时其他人难以攀比的后盾；又由于李鸿章比曾国藩少十二岁，又晚死二十九年，时代在不断渐变；加上李鸿章本人的一些主观因素，因而李鸿章在”洋务“上比曾国藩活动更多、实绩更丰，是很自然的。然而，李鸿章的事业终究不过是在他老师所开拓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
谁也不能否认：”自强运动“所展开的每一件工作，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这些措施虽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但至少已使停滞了数百年之久的老大帝国，开始艰难地举步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了。
曾国藩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中的人物。但他的这段故事却应让我们时时品读，思索，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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