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自己的设想加以验证和取得支持，雍正决定给在西南主持改流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寄去长谕的副本。凑巧，鄂尔泰的一名亲信家臣正好也在京城，于是雍正便将副本封在一个黄缎包裹的奏盒内，令此人迅速携件返回，交给其主子。
就算没有收到长谕，有关投书案及其该案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雍正不利的一些言论，也早已传到了鄂尔泰耳中。作为一个政治家型的能臣，鄂尔泰拥有发达的政治嗅觉，他和雍正都应该能察觉得到，无论是以前的查嗣庭案，还是如今的曾静案、吕留良案，案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喜欢在异象上做文章，与皇帝和当朝唱对台戏。
翻一翻查嗣庭、吕留良、严鸿逵的日记，里面均津津乐道于各种自然灾害，并把它们解释成为灾象征兆。当雍正从日记中读到此类记述的时候，真是又气又恨。他在长谕中拿出相当篇幅对此进行了专门批驳，说吕留良之辈对于自然灾害缺乏常识性的了解，要知道，中国的自然灾害在历朝历代都会间隙性地发生，并不是大清朝所独有，也不仅仅发生于吕留良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报祥瑞
既然自然灾害总是不可避免，正确的应对态度是什么呢？是在灾害时期救百姓于水火！
雍正认为他的父亲康熙就是一个这样的楷模，其勤政爱民的风范与功绩，无人能出其右。纵观当今之世，吕留良家乡的父母官李卫同样公忠体国，面对一个被吕氏之辈所散布的谣言所毒害，以致民风败坏、士风堕落的省份，他兢兢业业，一心为百姓谋求福祉。相形之下，倒是吕留良自己，平时以追随圣人的理学家自居，动辄引经据典，实际却心怀恶念，任意诠释自然灾害，真可谓无耻之尤。
雍正说得有没有道理？至少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可是有没有用？老实说，没什么大用。
有专家认为，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个严谨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向来感性强，理性弱。更何况，在“天人感应说”长期控制人们思想的古代，你要大家在自然现象面前不迷信根本是难以做到的。相应地，灾异之说也最容易动摇人心，曾静不就是因为对“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解释前后不同，而逐渐产生出“异谋”的吗？
甚至雍正本人也不能免俗。你别看他一张嘴一套又一套，但他其实最迷信，尤其在当初刚刚登基、帝位不稳的时候，更是大讲祥瑞，一个“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之瑞，就能把他给乐得屁颠屁颠的。讲祥瑞的同时必然恶灾变，朝鲜来华的使臣回国后报告说，雍正“恶闻灾异，钦天监虽有灾不敢奏”。
显然，当自然现象被与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后，讲祥瑞或灾异便被人为地赋予了政治意义：报祥瑞，就是支持朝廷；讲灾异，便是对朝廷表示蔑视或反对。
鄂尔泰不愧是雍正的第一心腹重臣，当雍正身陷各种不利传言之中，据理辩驳看上去又作用不大，效果有限时，是他第一个想到了以报祥瑞来支持雍正——这回不但要讲祥瑞，还要有意识地有针对性地大讲祥瑞，哪怕是为此编瞎话也在所不惜！
投书案案发后，鄂尔泰频频奏称云贵出现了诸如瑞莲、瑞谷、瑞鹤等祥瑞。这其中最出彩的还是卿云，据他说，万寿节也就是雍正过生日那天，云南四府三县出现“五色卿云，光华捧日”，次日“绚烂倍常”，此乃“从来未有之嘉瑞”。之后他又奏报，贵州省的思州和古州一个月内竟连续出现了七次卿云。
卿云偶尔出来亮相一两次就够给面子了，如此频繁地现身，你以为搞批发呢？一些官员认为鄂尔泰吹得太过离谱，是在刻意迎合和谄媚皇上，大理县有一个刘姓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哪，莫非是眼睛里迷了沙子？”
雍正听到后很不高兴，他斥责说鄂尔泰陈奏祥瑞，乃是出于强烈的爱君之心，哪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龌龊？你们在背后说人家的风凉话，才真正是藏有幸灾乐祸的邪心呢！
雍正当然要给鄂尔泰撑腰，他们君臣在类似的政治操作上可谓一拍即合。曾静指控雍正大逆不孝，十大罪状中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个个都触目惊心，而鄂尔泰就引《孝经》中“天子孝，则卿云现”之语，把卿云与天子孝顺连在一起，说卿云的出现正是皇上“大孝格天”的征兆，当今圣上乃是标标准准的大孝子，在道德方面没有任何缺陷，曾静之辈完全是在恶意诋毁。
别的地方和别的时候或许都可以低调，唯独此处此时绝对不能。在鄂尔泰的奏折中，雍正异常高兴地用朱批写道：“朕每遇此祥瑞，蒙上天慈恩，岂有不喜感之理。”他随后即谕告廷臣，特别引出“天子孝，则庆云现”的话，说：“朕之事亲，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诚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
对于雍正、鄂尔泰两君臣的喜庆之意，大臣们心领神会，大家全都应声附和，上书请求将卿云这一所谓的罕见祥瑞载入正史。雍正颁旨批准，同时大肆开恩，对云贵官员加官晋爵，鄂尔泰被超授为三等男爵，其他县令以上官员也都得到赏拔。
雍正在位期间极少大兴土木之举，没有建造过任何一座专供游赏的离宫别馆，但他此次援引古制惯例，破天荒地下旨特造风、云、雷、雨四座神祠，表面上说是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其实还是想把这股因祥瑞而起的声势再炒大炒热一些。
知音
在雍正的支持和鼓动下，继鄂尔泰报卿云之后，各省关于祥瑞的报告纷至沓来。在当年余下的八九个月中，山东、山西、湖北等省总共有十六封奏折驰入京师，打开来看，汇报的全是本省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祥瑞，里面最多的即为卿云，不是“霞光万道”，就是“光华四射”。
雍正一边欲盖弥彰地表白“朕从来不言祥瑞”，“朕素不言祥瑞”，一边乐滋滋地对奏报省份迭加奖励。他当然知道这些所谓的祥瑞里面掺杂着多少水分，但这重要吗？不重要。相比之下，通过国家机器的宣传，尽可能让那些危险的恶兆烟消云散，以及使所有居心叵测的流言归于破产，才真正重要。
鄂尔泰是一个极具城府和见识的人，他不是李卫，可以“粗狂”到把自己当成西湖花神，他内心完全清楚祥瑞之说有多么荒诞，但就是这样，他还要推崇祥瑞，甚至冒着声誉受损的危险假造祥瑞，说穿了，都是为了支持雍正，使其能在政治上取得主动。
这是一个有意设计的政治行动，不知内幕或不直接参与操作的人不应受责。鄂尔泰是政治家，他有这个雅量，所以对奚落他的大理令刘某不但不记仇，反而嘉许他的公直，主动向雍正予以推荐。
思想感情上的高度契合，使得鄂尔泰比别人更能领会雍正的深意。在读完雍正寄来的长谕副本，完整了解曾静的各种指责后，他像雍正一样感到激愤、痛心和不安，回复说：“我大清开国八十多年，施政有方，恩及百姓，但国家人民却并未达到齐心合一的境界，一方面汉人尚有疑心异念，另一方面满人在治理方面也有可议论之处，否则就不会让曾静辈有机可乘了。”
“汉人之心思终不能一，视满洲之人物犹未如争光”，鄂尔泰的这段话简直就是雍正自己的心声，他在奏折上特地加圈并批道：“朕亦叹息流涕耳。”
除了交流感受，鄂尔泰还向雍正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些建议与雍正的设想也完全合拍。鄂尔泰认为曾静案不能孤立看待，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按照他的分析，“逆书”中的十大罪状以及种种社会传言都事出有因，官场是它们的发源地，但本源必在皇室内部，具体地说就是允禩、允禟等人。
知音啊！王澍现身后，雍正设想的关键一步就是要顺藤摸瓜，对幕后的允禩、允禟等人进行重点追查，鄂尔泰的分析可谓正中下怀，他不由得称赞鄂尔泰：“恳挈详明，深诛奸逆之心。”
雍正希望从鄂尔泰那里得到的东西，现在都得到了，剩下来的就是像以往规划重大政事和权斗那样，镇定自若地逐一走出令对手和旁人都瞠目的杀招。他告诉鄂尔泰：“为朕放心，丝毫不必愤闷。过此怪物，自有一番出奇料理。卿可听之。”
雍正“出奇料理”曾静案的第一回合，是找出攻击他失德的舆论根源。对王澍的追查自然首当其冲，但让承审官们感到发愁的是，关于王澍的所有信息都来自于曾静的一面之辞，他甚至都说不清楚王澍任何职以及籍贯故里，只记得好像是江浙一带人，“彼时有四十多岁，如今有五十余岁了，五短身材，胖胖的，微须”。
只能先从王澍的丙戌进士、曾做过允禵伴读这些线索查起。可是负责审案的官员在经过彻查后，却发现丙戌科的进士题名榜上并无叫王澍的人，在其他科虽有一个同名者，但此人从未入侍皇子，也无子任职西南，更重要的是，此王澍年已六十二岁，不久前才致仕归里，返回江苏安葬父母，怎么看，都没法和案中的王澍对上号。
显然，“王澍”从名字到身份都是假冒的。雍正没有就此放弃，他谕令吏部彻查旧档，从中寻找可能为假王澍的人，查询标准一共有两条，可任择其一，其中一条是至今仍不知去向的候补官员，另一条是廷试中榜且出任皇子伴读的进士。
事实上，具备这两条标准的人并不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康熙末年官僚机构重整，湖北某处有个叫王倬的官员因而丢了饭碗，按规定，他应向吏部备案，以申请新的职位，但他没有这么做，而且从此杳无音信。
沿着这条新线索，两湖官员对王倬进行通缉，直至将他逮捕归案并解送京城。此后承审官立即将王倬带往关押曾静的监狱，让两人互相对质，然而让众人大失所望的情景再次出现：曾静、王倬面面相觑，彼此都根本不认识对方。
线索断了，王倬不是“王澍”。
柳暗花明
在屡屡碰壁的情况下，挖空心思的承审官不由得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即假王澍是不是认识真王澍，或许还曾替真王澍办过差使，所以才利用了一部分他的信息进行假冒。问题是，当承审官就此访问正在无锡家中的真王澍，并向他提供曾静所述的假王澍相貌特征时，真王澍就算搜索枯肠也回忆不出身边有过这么一个人。
相貌特征已成为假王澍的唯一有价值线索。承审官们专门请来了一位画师，让他根据曾静的描述画出一幅人物肖像。肖像画成后即被四处散发，让所有可能与假王澍有过接触的人进行辨认，但依然一无所获。
古代信息和交通都不发达，要仅仅依靠画像找出一个人，无疑形同大海捞针。对假王澍的追查就此进入了死胡同，但好在曾案本身又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般的转折——曾静在审讯过程中承认，除王澍，茶陵州的风水先生陈帝西是流言的另一个信息源。
陈帝西立刻遭到逮捕和提审。经过审讯，他供称流言也是路上听来的，那是他去衡州城为母亲买丝线，因为天气酷热，就在一个小凉亭里乘凉歇脚。这时有四个说官话、穿马褂、旗人打扮的人也走进了凉亭，陈帝西听到他们互相议论，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恐怕不便。”
陈帝西和曾静一样，都属于没怎么见过世面的乡下人，他见四人语带官腔，举止行为颇像京城八旗禁军，就没敢询问细节，也没胆量问一下他们的身份和姓名。
无论是京城禁军还是侍卫，没有皇帝的特批，是不能随便前往外省的，更不用说还带出“岳老爷”之类犯忌的话了。审讯结果报上来后，按照那四个人所走的路线，雍正推测出他们可能是发配南方边疆的犯人，而且还是身份不一般的犯人，遂令沿途各省长吏按图索骥地进行追查。
不久，各省巡抚相继应命报告。广西巡抚金具折上奏，报告查出五名由衡州流往本省的太监，据他说，这五名太监昔日均供职于皇子府邸，在流放地，他们每每于酒足饭饱之后信口开河，在公开宣扬其从前主子皇阿哥好处的同时，为其主子鸣冤叫屈。
五名太监随即被锁拿进京。雍正对广西方面的追查非常满意，在金的奏折上明确批示：“料理可嘉之至。”让他感到不满的恰恰还是湖南，湖南巡抚王国栋等人在查到四个过路人后就没了头绪，雍正屡次降旨催责，“再行详讯，务必追出传言之人，则此事方可归着”，但官员们仍旧一筹莫展。
雍正下令将王国栋调往京城，其余承审官员也予以革职论处。当官的最害怕丢官，新任湘抚赵弘恩为避免重蹈覆辙，铆足劲儿进行侦查，终于将太监们在经过湖南戍所时的言行也全部翻了出来。
各种逮捕档案、审讯记录、押解兵丁和沿途店家的耳闻目睹，随即被汇总到一起，拼凑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画面。从中可以看出，涉案太监均为允禩、允禟、允䄉、允禵门下，主子获罪后，他们也被判流放南方。怀着为故主和自己复仇的念头，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这些太监就“沿途称冤，逢人讪谤”，每到村庄城市总是高声呼喊：“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甚至有太监叫嚷：“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
北方同样有流放的皇子党门下太监，从那里传来的案情消息，证明他们中有人也没闲着。流犯、三藩之一的耿精忠之孙耿六格被充发在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据他供招，他在允䄉使用过的八宝家中，曾听允禩心腹太监何玉柱、于义向八宝的妻子讲述皇上改诏篡位、毒死康熙、逼死太后的话。
另一名流犯达色供认，允禩太监马起云向他讲过太后自杀的情况，“皇上令塞思黑（允禟）去见活佛，太后说何苦如此用心，皇上不理，跑出来，太后怒甚，就撞死”。佐领华赉供称，他在三姓供协领时，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
尽管仍未查出假王澍的底细和去向，但雍正已经初步达到目的，他宣布曾静案以及与之相关的投书案已经真相大白，可以结案了，此案的罪魁祸首也就是有关他失德舆论的制造者与传播者，即为允禩集团。
雍正断言：“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䄉、允禵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在他看来，曾静之辈同允禩集团之间，属于彼此利用的关系，“曾静等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
改造和利用
雍正说要“出奇料理”曾静案，对流言的来源追根究底当然还远称不上“奇”，其真正出奇之处，恰恰体现在对曾静本人及其言论的“料理”之上。
在曾静案的审理过程中，雍正亲自览读了曾静所写的《知新录》《知幾录》，与吕留良的日记、诗作相对照，他可以明显发现曾静所受吕氏的影响之深，但同时也能一眼看出两人在学养、境界上的悬殊差别：“吕留良生于浙省人文之乡，读书学问初非曾静山野穷僻寞顽无知者比。”
吕留良从儒学里挖掘精神资源，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曾静接受了这一观点，遂“华夷之见横介于中心”，不过他更大的兴趣却集中于究竟让谁做皇帝。在《知新录》中，他信心满满地写道：“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变，在位多不知学，尽是世路中英雄，甚至老奸巨滑，即谚所为光棍也。”
曾静认为，只有饱学之士和大儒们才有资格做皇帝，从古到今，春秋时应是孔子，战国应是孟子，秦以后应为程、朱，“明末皇帝该吕子（吕留良）做”。至于明亡以后更是如此，国政毫无疑问要由吕留良来掌握，而不能拱手让于外夷、“光棍”或者千百年来只会一时之勇，却因循夺取江山的匹夫们。
结合曾静被捕后的表现，雍正有足够理由认为，这就是一个愚腐鄙陋的乡下秀才，一方面他看了吕氏等人的书，有点飘飘然，想做点大事，但另一方面又缺乏做大事应有的见识、能力和胆魄，所以无论谋划还是实干都只能停留于表面。
如果拿曾静与吕留良案中的唐孙镐做一个对比，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此人的无能和无足轻重。
唐孙镐虽也不过是个师爷，但他见多识广，又是圈内人物，有官场上的关系和背景，要不然就无法解释在唐孙镐被害，原揭帖也已被销毁的情况下，其备份揭帖如何会进入其他官方流转渠道。曾静则才疏学浅，且因为陋居村乡，与外界几乎隔绝。
唐孙镐可以从一份官方文件邸报中看出问题所在，而且进行言之有据、条理分明的批判，足见其具有独立和极其敏锐的判断认知。曾静完全无此头脑，他在“逆书”中的指控并不是来自本人直接的观察和思考，所依据的不外乎是道听途说、谣言恶言罢了。
同样是吕留良的追随者，之前同样名不见经传，唐孙镐对吕留良的慕拜发自内心，对吕留良的学说也有真切的认识，所以他在被捕前后才会不屈不挠，不惜以殉道的精神与强权进行抗争。曾静就简单多了，雍正把他这类读书人称为“好乱乐祸”之徒，说白了，就是企图浑水摸鱼，乱中夺取富贵的野心家。野心家尚有大小之分，曾静属于能力不强、意志薄弱的小野心家，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甫遭逮捕，即痛哭流涕，悔恨再三。
出色的人因无法掌握，一旦形成危害性，就万不能留他在这个世界上，反之，无能的人你可以看不起他，但唯有这样的人，才更便于玩弄于股掌之间。先前为了在吕留良案上制造声势，雍正曾将那个叫诸葛际盛的书生作为工具，曾静、诸葛际盛看似观点立场和做法截然相反，一个是站在朝廷的对立面进行谋逆，一个是站在朝廷这边主动献媚，实则他们的层次相差并不大，都是易于被利用和控制的类型。
雍正新设想的核心就是对曾静进行改造和利用，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也唯有做到这一点，他才可能在舆论反击战中真正占据主动。
改造曾静的第一步是让他重新端正认识，认清皇帝与岳钟琪之间的真实关系到底如何。雍正为此特别降谕，让承审官亲赴关押曾静的大牢，将一批宫廷密件交给他细细阅读体会，之后再写感想。
这批密件都是数年来岳钟琪的密折及雍正的御笔亲批。在曾静所写的感想中，他对于密件中所披露的君臣亲密关系深表惊讶，承认自己误听误信了谣言，加上家乡农业歉收，生活艰难，又受到吕留良华夷之分思想的毒害，才最终导致了自己叛逆狂悖念头的滋长。
不管曾静是真的感到惊讶，还是被迫低头，雍正都认为这种用接触朝廷公文原件来触动其反省之心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接下来，他又下了一道谕旨，令承审官收集各省数百份奏报交给曾静阅读。
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奏报及其皇帝的批阅，曾静傻眼了，一直以来，他凭借着民间传闻和自己的臆想，都把清宫中的皇帝想象成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昏君，何曾想到雍正会这么辛苦呢？
更让曾静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雍正每天要处理如此多的军政要务，但他批阅时孜孜不倦，从不掉以轻心，所以连字句笔误、数字不合都别想逃过他的眼睛。
在“逆书”中，曾静根据流言将雍正描绘成了个酒色之徒，现在他知道这根本不可能——雍正哪有时间去花天酒地，这位皇帝必须“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件件御览，字字御批”，甚至到了半夜三更，还得批阅密折，“竟不用一人代笔，其焦劳如此”。
眼睛不会骗人，事实面前，曾静深受震动，百感交集，自叹：“蝼蚁度天，何处测其高深。”他这才明白皇帝不是好当的，“吾儒”和吕留良们且不说根本不可能当皇帝，就是当了也未必治理得好国家。
大功告成
在让曾静了解和认识国家大政运作机制的同时，雍正还针对自己所蒙受的不同指责，分门别类地让他阅读相关奏折。比如“逆书”的十大罪状中有“好杀”一项，他就亲自列出一系列当年春夏两季送朝廷三复审的案子，令曾静静心细读，并对每一件案子的判决发表意见，特别让他反省，这中间有哪一件可以说明皇上“极好杀人”？
没有例外，曾静在将案子一一读过之后再受震撼，他说他没想到皇上对普通老百姓的死活也看得如此之重，乃至于每一个细枝末节都不肯放过，他这才知道以前对皇上误解之深，今后再也不敢存皇上好杀生、轻人命之心了。
眼看以摆事实为主的攻心战已经胜利在望，雍正又拿出他的绝活，通过书面对话，一面就“逆书”中的十大罪状等向曾静解释，一面与之进行辩论。
说是辩论，其实光看后来所拟的责问标题，就知道纯粹都是碾压式的，是一方肆无忌惮的猛打猛冲，而另一方连招架之功都已失去：
“大逆不道的吕留良真的能和孔子相提并论吗？”
“你曾静为何尊敬悦服一个行走于市井江湖的吕留良呢？”
“你曾静真的是可以担当‘天聪明，乾之九五’的大人物吗？”
“你曾静自命为济世英才，你真的有‘宰相之量’，还是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呢？”
……
如雍正所希望的那样，曾静迅速在精神上缴械投降，在口供中逐一认罪忏悔，就其标题而言，倒也与雍正的责问相映成趣：
“乱臣贼子吕留良是怎样把我们引入歧途的？”
“我是怎样受吕留良思想毒害，而成为弥天重犯的？”
“我这过去的禽兽，如今是怎样脱胎成人的。”
“皇上不是有意遵循守孝三年的古制，不过是为了尽心尽孝才安心罢了。”
……
雍正对曾静的改造终于大功告成，既然如此，当然就用不着再对他予以惩罚乃至处死了，雍正决定特赦曾静和他那个也已经认罪忏悔的弟子张熙，让他们双双从宽免死。
本来雍正可以直接下特赦令，但与对吕留良案的处治一样，他希望由朝臣们而不是他自己首先提出这一建议，然后他再来个顺水推舟。可是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大臣们根本就想不通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吕留良都死四十五年了，也没有任何直接谋反的举动，不过是言论有些出格，就要加以严惩，而曾静蓄意谋反，大逆不道，却要予以宽宥！
大臣们不敢明辩，唯有选择默不作声。雍正眼巴巴地盼了半天，朝中就是没有一个人主动上书奏论此案，万不得已，他谕令九卿六部再次会审曾静，就其是否“自知罪大恶极，愧耻悔恨出于本心”做出最后裁断。
在皇帝的严令下，九卿六部对曾静进行了一周时间的重审。曾静在重审过程中态度非常老实，句句都是万分悔恨的话，但大臣们的决议却不免让雍正失望，因为他们依据刑律，仍旧坚持非判曾静死刑不可。
更让人觉得难办的是，这还不是某几个人的意见，而是浩浩荡荡一大群人的意见——自曾静案发生以来，所有有关此案的上奏都是由个别大臣、衙门具名奏闻，可是这一回完全不同，奏章上总共有一百四十八名大臣署名，从大学士到六部，官员们的名字整整齐齐，密密麻麻。
奏章是按刑部名义呈报的，然而看这阵势，分别是文武百官已经团结一致，横竖就是不同意放曾静一马。
利用曾静打舆论反击战乃是雍正既定方略中最重要的一招，岂肯因大臣们组团施压就轻易让步？1729年11月27日，在刑部决议已经呈递上堂的情况下，雍正仍然下令暂缓勾结该项决议。
理由已经编好了。当初岳钟琪为了从信使张熙口中套出实情，曾立下盟誓永不背叛曾静师徒，雍正称岳钟琪为其股肱大臣，与他这个做皇帝的应视为一体。换句话说，岳钟琪若是失信、不忠，那就等于他雍正失信、不忠，所以必须遵守盟誓，宽免曾静师徒。
再者，经过追查，发现社会上那些恶毒攻击皇帝和朝廷的谣言原来都是允禩、允禟的太监所为，若要论刑的话，允禩、允禟、允䄉、允禵及其太监们应是主犯，曾静、张熙只能算是从犯，而且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师徒的投书，才能展开追查，如此看来，他们还立了功，有减免罪罚的条件。
至于最后究竟应该如何处治曾静师徒，雍正说有先例可循：康熙年间，吴三桂等三藩造反，从者甚众，但康熙一旦平息三藩之乱，即降下谕旨，凡一般妄从者，只要深具悔意，立志重新做人，则一律赦免其罪。
奇书
雍正向文武百官宣谕，声明康熙处理三藩党羽的原则完全适用于曾静师徒。宣谕完毕，他便称日后将再有旨意，命令散朝，实际是在继续察看下面的反馈。
反馈的结果一点都不让人乐观，从京师到外省都有人把曾静案与吕留良案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并间接地对雍正处治曾静的方式表达不满。雍正不得不一再向臣工们强调：“曾静讥及于朕躬，而吕留良则上诬圣祖皇考之圣德，曾静之谤讪由于误听流言，而吕留良则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是吕留良之罪大恶极，诚有较曾静为倍甚者也。”
他还说，投书案至今已经一年有余，他前后考虑思量了很久，认为有一件事是极为清楚的，那就是此大案中的每一个重大疑点都不是源自曾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
在与雍正的角力中，大臣们并无任何优势可言，但他们也不是纯粹吃素的，为了既能挽回圣意，又不因此获罪于皇上，他们决定附翼于最为雍正所信任的内大臣之下，做最后一争。12月5日，怡亲王允祥应邀出面，代表百官领衔上疏，提出像曾静师徒这样的“诬谤悖逆、罪恶滔天”之徒，不杀不足以蔽其辜。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雍正想让臣下为其背书的初衷完全落空，他已没有别的退路和选择，只能乾纲独断了。于是当天稍晚时候，他正式下达谕旨，明确表示曾静案已不是臣下所可以参与的，他说宽宥就宽宥。至于这件事到底是对是错，他的看法是留诸后世评判，责任由他一人承担，“天下后世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皆朕身任之，与臣工无与也”。
雍正不仅将曾静师徒免罪赦放，而且公开留话给自己的继位者，让他不要对曾静师徒动刀，“即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
曾静意外获赦，自然感激涕零，他搜肠刮肚，前引后证，写了一本《归仁录》。此书一反《知新录》《知幾录》等“逆书”中的观点，一边对吕留良以及诋毁雍正的谣言进行痛斥，一边大加称赞清朝历代帝王的作为，尤其颂扬雍正至纯至孝，勤政爱民，把他吹捧成了一个宛如尧舜在世的罕有圣君。
雍正早先寄上谕副本给鄂尔泰时，鄂尔泰就曾建议没必要将上谕藏着掖着，“不为一曾静，而为千百亿万人，遍示臣民，布告中外”。这一建议与雍正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下令将曾静的口供、《归仁录》与上谕编辑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加以刊刻，分发于全国各地。
由于雍正的这道谕令，至1730年11月底，连远在台湾的官员也上奏朝廷说收到了寄书。雍正的要求是，上自各省府州县，下至集镇乡村和驻地军营，“使人人观览悉之”。
全国各府州县学被作为重点，学官必须带领学子们观览，如果读书人不知此书，一经发现，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都要被从重治罪。各地府州县之中，台湾因收复未久，移居岛上的百姓不多，学宫数目有限，但台湾府的官员为了达到雍正的要求，也根据寄来的样本印了不下一千多册。
即使不识字的乡间小民，也要通过巡回宣讲让他们知晓。作为特殊身份的宣讲人，雍正下令将曾静、张熙分别派往江浙和陕西进行巡回宣讲，现身说法地对《大义觉迷录》进行宣传。这种宣传效果自然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而它也正是雍正要留住曾、张的性命并加以改造利用的目的所在——想想看，两个被吕留良遗著愚弄的乡下读书人，如今幡然悔悟，重新做人，反戈一击地揭穿了吕氏和允禩集团的老底，是不是很有故事性？是不是比仅仅杀了他们和揪出谣言根源更高明，更有远见？
除此之外，雍正还从翰林院中选拔新科进士，组建征西宣谕队，专门奔赴陕西、甘肃等被认为流言广布的地区进行宣讲。按其谕旨，《大义觉迷录》被传播到西北的每个基层角落，连一些人烟稀少的乡村都没有遗漏。
在国家机器的助力下，《大义觉迷录》当时的普及之广，读者规模之大，是普通著书人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它也因此成为18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人阅读并引述最为广泛的一本清代奇书。
神秘人
雍正允许曾静在前往江浙宣讲前，先回家乡“料理家务”。曾静返乡在当地引起了极大震动，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亲友、邻人，还是曾有一面之缘的旧相识，无不惊讶不已，而当他们听说了曾静在京城中的际遇，尤其还是皇帝亲自下旨将其开释时，更是个个目瞪口呆。
曾静启程离京时，雍正特地派太监御赐了一包衣服及一些其他东西作为礼物。看到这些来自皇宫的衣服和礼物，乡人们一个个都把眼睛给瞪圆了，脸上全是羡慕和不可思议的表情，“简直是着了迷”。
曾静不说是衣锦还乡，起码在乡人面前没有丢份儿，他在感恩戴德的同时，也尝试着要报答皇帝的恩惠，穷本追源地找到那个始终没有下落的神秘人——假王澍。
经过四处查访，曾静掌握到了一个新的线索。他得知，1723年5月20日那天，假王澍自耒阳县南下，曾在祝融庙落脚。祝融庙是位于永兴县的大路旁、两县交界处的一座小庙，据当时接待王澍的该庙住持弥增回忆，王澍喜谈宫廷内幕及早些年在陕西边地的行军生涯，尤其钦佩皇十四子允禵，夸赞允禵“文武圣神”，还说他和允禵志同道合，朝中大事全靠他们两人把定，假如没有他们两人在朝，“天下一日难安”。
十一天后，也就是1723年5月31日，王澍来到永兴县，拜访了曾静设于大路边的学馆，并在学馆里逗留了两天，正是在王澍的启发和引导下，曾静才下决心派张熙前往西安投书。
那么在此之后，王澍又去了哪里呢？曾静一路寻访到桂东县，桂东县见过王澍的人还不少，他们证实，王澍行藏诡异，蓄微须，留指甲，曾在本地四处走动，拜访士人，参观藏书，如果受邀也会吃上一顿饭，并闲聊京城掌故。知情者还说，王澍最后客死在了本县大岭山的一个茶馆里，并被安葬在了茶馆附近。
本来曾静还要继续追查下去，但他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长沙衙门报到，于是他便向湘抚赵弘恩进行报告，深入追查的事也就由官府接了过去。
在官府的严查下，更多证人证词被收集和汇总到一起，由此描述出的王澍形象越来越立体化，但也令此人的各种信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他言必称京师皇宫，还自称是北方人，但其言语中却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两手空空，甚至铺盖卷都没带一个，有人问他何以随身竟不带行囊，他回答说是身负秘密使命，为免被怀疑，不便多携行李；自诩精通艺文，却从未亲笔写过一个字，随口吟了一首诗，还被识破是抄袭之作。
连祝融庙住持弥增和尚都上了当。王澍曾送给他一张五十两的银票，说是可以购置大约十亩地，用来维持小庙生计应该不成问题了。银票上由耒阳县知县署名，湖南布政使担保，并签有“皇子允佑”字样。可是经过核对，这张银票却是假的，银票本身连同上面的署名、签字、担保皆系伪造。
追查结果显示，王澍后来在桂东县染了病，不断吐血，而且身无分文。他临时雇了一个行贩做随从，他说自己要图大事，并且口头许诺事成后会给予重酬，但实际上随从身上仅有的一点钱也都被他给借走用光了。
在大岭山的那个茶馆里，王澍开始大量呕血，直至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死后，茶馆要把他的尸体扔出去，在随从的央求下，当地一个与王澍见过面的文人出资买了一副棺木和一小块墓地，才将王澍予以安葬。
随从跟着王澍跑东跑西，不仅预期的酬劳落了空，自己还倒贴了进去，但他对王澍却并无怨恨之心。曾静估计王澍有四五十岁年纪，他则认为王澍死的时候看上去年纪还不超过三十，并且叹息着说王澍“让人觉得是个颇有教养的人”。
承审官再三追问王澍死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以及他到底是谁，究竟来自何方。随从答道：“他临死时，小的也曾问他家住何处，家里还有子弟没有。他只两眼流泪，竟不答应就死了。”
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官府发掘出了王澍的棺木及其尸骸，证明他确实是死了，然而包括籍贯、身份在内，围绕此人的众多谜团仍然没能解开：他如此寒酸穷困，为什么会了解这么多京城掌故、皇宫秘闻乃至陕西边地的军旅生活？他来到永兴县的目的是什么，究竟担负着怎样的使命？他一直声称要从事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大事究竟是什么？
现在，所有这些谜都永远成了谜，再也不会有人知晓了。
什么叫奇
在曾静的家乡永兴，至今还有一个传说。传说从前有一个名叫曾甑的读书人，他家旁边有一个水潭，透过潭里的水泡可以看到皇宫，有一个道士告诉曾甑，只要看到鸡上墙、狗上屋，就可以通过水潭造反。
一天，有一只鸡突然飞上了墙头。眼看“鸡上墙”有了，独缺“狗上屋”，曾甑的妹妹盼哥哥早日成事，就把一条狗抱上了屋顶。曾甑不知道是妹妹硬凑的数，以为时机已到，便拨开潭里的水泡，对着皇宫射了一箭。
这一箭本来要射的是皇帝，可是因为道士所预料的机缘其实并没有真正来到，皇帝没有被射中，而曾甑的造反企图也被发现了。随后皇帝就派人将曾甑捉去，关进了死牢。
在死牢里，曾甑想到自己一肚子学问，不甘心就这样白白死了，于是要来文房四宝，连夜写了一本《增广贤文》。《增广贤文》进呈皇帝，皇帝看到曾甑的才学如此之好，出于爱才之心，就赦免了曾甑的死罪，把他给放了。
显然，这个传说与曾静的故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当地方言中，“曾静”与“曾甑”的发音非常近似，其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曾静故居旁也确实曾有一个水潭，所以曾静才会号称“蒲潭先生”。
《增广贤文》是明清时期的儿童启蒙读物，相对于四书五经，它或许更易被农村人所熟悉，同时书名中“增”字与“曾”同音，也可能是它被作为传说中道具的一个重要原因。写一本《增广贤文》就能免罪，既可以看出乡间百姓对朝廷法律机制的隔膜和陌生，也能充分反映出他们当年对曾静犯造反这样的大罪却能全身而退的迷惘和不解。
老百姓不能理解，官员们也同样感到困惑，但这就是雍正“出奇料理”中的“奇”。什么叫奇？就是奇在雍正能够放下架子，以皇帝之尊与一个穷秀才对话，奇在他敢于把所有不利于他的论点和舆论公布出来，进行大批判、大辩论，奇在他可以置百官的意见于不顾，宽恕并将曾静师徒放到社会上去做典型。
毫无疑问，如果雍正没有超越常人的政治气魄，没有善于料理重大政治事务的能力和决心，“出奇料理”别说做，根本是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至于作用和效果，从因追查王澍而被拘捕的证人们口中，已经不难看到——
王澍在永兴县活动期间只口述，从不亲自写字，字是由他找来的一个塾师代劳的。王澍曾当着塾师的面大谈他与皇宫的关系，吹嘘他与允禩、允禟之间的友情，还说他在此地肩负着秘密使命，皇室前程安危在此一举。塾师差点相信了，直到他参加了一次乡约集会，听了《大义觉迷录》的宣讲，才领悟到王澍所说的众皇子故事有多么荒唐可笑。
那个为王澍买棺木、墓地的桂东县文人名叫钟湘，他与塾师有着差不多同样的体会。先前王澍登门拜访钟湘时，讲了许多有关他与允禩、允䄉、允之间关系密切的话，钟湘说他那时候还有些将信将疑，不置可否，及至读了《大义觉迷录》，才知道在这些事情背后，原来都有着重大干系与复杂背景。钟湘表示这使他擦亮了眼睛，终于意识到了王澍此人的危险性。
除了诸多证人，曾静当然更不能不提，他已经从一个无法无天的谋逆罪犯彻底转变成了诚心归向的合作者，一个朝廷的喉舌和帮手，此次若不是他主动且第一个发起追查王澍的行动，王澍逃匿和潜藏于何处就要成为悬案了。
作为对曾静协助查案之功的奖赏，雍正谕令湘抚从省库银中拨出一千两银子送给曾静。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笔钱在当时都是一笔巨款，曾静因此也欢天喜地向官府请假，要求回家乡“葬亲置产”。湖南方面将这一陈请上奏朝廷，雍正同意给假一年，待期满后回长沙报到。
有人猜测，雍正赠予曾静重金，并仅仅是奖赏，其实还另有意味——王澍送给弥增和尚一张面值五十两的银票，说是可以用来买十亩地，结果还是假的。雍正给曾静的礼物货真价实，白花花的千两银子，足以购买百多亩良田和他以前可望不可即的任何好东西。
曾静就是榜样，你们都瞧好了，是要坚持跟朝廷作对，还是合作，自己看着办！没有什么比这种对比更能刺激人了。当眼睁睁地看着再次回乡的曾静从穷秀才摇身一变成为地主，可以堂而皇之地享有各种良田美宅的时候，有更多人开始效仿曾静，在精神上将自己与吕留良，与反清复明，与各种反政府思想进行剥离，而这也正是雍正所乐意看到的。
内中堂
作为大清入关后的第三代君主，雍正本人虽从未像乃父那样御驾亲征，但他对西北形势和政务一直极为关注，而在西北地区，自康熙朝以来，新疆的准噶尔部又始终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最严重隐患。
康熙末年，允禵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移驻甘州，对准噶尔部采取了进攻的姿态，却发现难度较大，同时康熙在西藏平乱后，也强调用防御性手段对付准噶尔，本身就没有大举兴兵，深入对方老巢彻底消灭之的打算，所以前线未能取得明显进展。
解决准噶尔问题是康熙的未竟之业，也是他留给后继者的一个重要使命，但雍正即位后就以兵丁在前线日久、勤劳过度为由，将大军撤回了内地，仅在哈密、吐鲁番等地留下戍兵驻防。这当然不是雍正不想解决问题，而是当时内部事务繁多，经济力量也不足，客观上缺乏用兵的条件。
准噶尔方面，由于在入藏时曾大败于清军之手，所以也对中央政府多出了一些忌惮，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决定派遣使臣到北京讲和。雍正热情款待了使臣，1724年元旦，该使臣要求随同廷臣一起朝贺，雍正便让他与朝鲜使臣一道行礼。
准噶尔使臣行礼时，“光景十分虔诚”。看到策妄阿拉布坦似乎表现出了讲和的诚意，雍正即派人到准噶尔与之进行和谈，然而此后的谈判并不顺利，始终商谈不出任何结果。
谈不出结果，是因为双方在核心利益和价码上相去甚远。未几，和硕特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叛乱失败，率两百多人逃往准噶尔，为策妄阿拉布坦所接纳和藏匿。雍正遣使索取罗卜藏丹津，策妄阿拉布坦拒不奉诏，但也不敢轻易侵犯边境，双方再次进入了相互敌视的状态。
看来光谈是没有用的，雍正相信，只有重新做好在西部秘密集结大军的准备，从军事上时刻保持对准噶尔的警惕，才能防范准噶尔袭击和抑制其势力的扩张。
做军事准备需要进行商议和部署。以往决定军国大事，都是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或由内阁拟议，但议政王大臣全都是世袭贵族，没有实际经验，就是把他们召集到一起也谈不出个子丑寅卯。内阁在紫禁城太和门外，离街市近，人员又多，往返递奏本章容易泄露机密——想想看，京城中有蒙古王子和公主，有游贩的商人，有念经的喇嘛，只要稍有风声传出去，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有机会把相关信息传递给准噶尔，到时可能朝廷还没做好准备，准噶尔就已经先发制人，大举进攻了。
出于这些考虑，雍正只能把商议的对象限于少数他最信任的大臣，为了与外朝官员相区别，雍正称他们为“内中堂”。内中堂的核心成员一共有三个人，为首者自然是怡亲王允祥，其次则为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
雍正朝有“四大宠臣”的说法，除了排在前面的鄂尔泰、李卫、田文镜外，剩下来的就是张廷玉。张氏家族发源于安徽桐城，如同查嗣庭所在的海宁查家一样，他们也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科举家族。张廷玉父子均为进士出身，张廷玉自己六次充任廷试的读卷官，有一年他主动申请回避，原因是他的弟弟、堂弟、侄孙居然同登甲榜，全都考中了进士。雍正听说后特降谕旨，破例允许他继续担任读卷官，被外界称为“异数中之罕见者”。
众所周知，雍正对科甲人讲究师生、同年这一点很是反感，认为是唐宋遗留下来的积习，应当予以清除，并有意通过科甲朋党案实施了打击。当然这不等于说他不要科甲人，他所不满意的只是科甲朋党和所谓“科甲习气”而已，张廷玉作为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员，之所以能够在“四大宠臣”中叨陪末座，用雍正的一句常用评价就可加以概括，那就是“不似科甲，像一实力办理之人”。
股肱大臣
张廷玉久在官场，又屡次在科举考试中担任考官，同僚和门生故吏自然到处都是，但他非常注意不让这种关系影响到自己的公事。康熙末年，他被任命为会试考官，一天同僚中有人造访，张廷玉当着他的面铺开白纸，不动声色地写下诗句：“暗室无欺古所难，四知常凛寸心安。帘前月色明如昼，莫作人间暮夜看。”
我们千万不能“暗室欺心”，昧着良心做坏事啊！你看，我这间房间里除了你知我知，还有天知神知，那帘前明月相照，万事都能被它照得透亮。
来人的目的就是要与张廷玉攀关系，想从中舞弊，眼见张廷玉以诗寓意，已直接加以拒绝，只得羞愧而退。会试放榜后，张廷玉洁己奉公之誉以及他的这首绝句很快就都在士人中流传开来。
张廷玉性格宽厚，但他身上不仅没有雍正所讨厌的“科甲习气”，而且驭下也极严。吏部有个姓张的吏员仗着有些背景和人脉，经常用玩弄文字的手法构陷官员，京师内外不少人都吃了他的暗亏。张廷玉担任吏部左侍郎后，毫不犹豫地对张某痛加惩治，即使朝中权贵多有前来为张某求情的，亦不为所动。张某绰号“张老虎”，张廷玉把他都给降服了，令众人感到敬佩，遂尊称其为“伏虎侍郎”。
又有一次，张廷玉坐堂理事，一名小吏拿了一份地方报上来的文书来给他看，说是文书中将元氏县误写成了先民县，所以应发回地方驳问。张廷玉一眼看穿了其中猫儿腻，他笑着说：“地方上的人如果把先民二字错写成了元氏二字，这种可能性也许是有的。现在多写了好几笔，那就不是人家粗心的事了，我敢肯定是书吏加了几笔，目的无非是想向地方上索贿敲竹杠罢了。”他随后下令重责书吏，以儆效尤。
严格执法，不徇私情，是雍正“威严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鄂尔泰、李卫、田文镜最初能得到雍正的赏识，皆来源于此，张廷玉在这方面同样也符合要求。
张廷玉具备超强的记忆力和文字书写能力。雍正召见他，有时问起某部院大臣或司员胥吏的名字，张廷玉不仅可以随口报来，还能准确无误地讲出此人的籍贯甚至入仕前取自于科举的哪一科。白天雍正讲过的话，散朝回家后，他会一字不漏地记录于日记之中，据说一直到八十多岁他才把一句话给记颠倒了，为此还掷笔叹息，说人上了岁数，到底不行，“精力竭矣”！
雍正面谕廷臣或召见地方官员都要讲话，大家聆听时，或没有听清，或有所遗忘，总之落实到谕旨中常有不合原意的情况，但如果把书写谕旨的事交给张廷玉，则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符合雍正的本意。雍正大权独揽，多数主意都是他自己定夺，身边缺的就是一个出色的书记长，张廷玉正好填补了这一角色，是以屡获表扬。
与鄂、李、田较为张扬的性格不同，张廷玉不喜声张，他的为官之道也是缄默二字。北宋大家黄庭坚说“万言万当不如一默”，张廷玉以为至理名言，“终身诵之”。这实际也是他常伴君旁的处境所决定的，毕竟疆吏需要自己去开拓，在朝为臣则不用，因为大事自有君王拿主意，作为朝臣只要记着以君王之意为意，默默去做就行了，事成自然归功于君王，事败也不能辩解或企图摆脱责任，默默接受就是。
缄默的背后，是张廷玉对荣辱进退相对淡然的态度。每次朝中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升迁任免，别人都会用惊讶的语气私下议论，认定其中必有缘故，他们问张廷玉怎么看，张廷玉往往一笑置之，说：“天下事，哪里有你们说的那许多缘故呢！”
不算疆吏，朝臣中除弟弟允祥外，雍正最器重最赏识的就是张廷玉。张廷玉曾经六次得到雍正的大笔赏金，有一次还受赐典铺一所，价值三万五千两白银。遍查史册，能够得到如此高规格赏赐的大臣实属凤毛麟角，张廷玉也因此将他家的花园起名为“赐金”。
有一年张廷玉得了个小病，痊愈后，雍正对近侍说：“连日来朕臂痛，用了几天时间才好，你们知道吗？”消息传开，众人争相前来问安，雍正笑着解释事情弄错了，他不是说他自己真的臂痛，而是指张廷玉这位股肱大臣生了病，“张廷玉患病，跟我臂痛有何分别”？
张廷玉和蒋廷锡精明强干，忠心耿耿，而且他们一个以大学士兼管吏部，一个以大学士兼管户部，其中吏部涉及官员调遣，户部涉及钱粮调配，均为用兵所必需。允祥作为秩位最高的亲王，平时承雍正亲命总理事务，统筹全国财政经济，并参与京师防务及西北军事，更是雍正在选将练兵、军需后勤方面的得力助手。
正当雍正在几位股肱大臣的协助下，为出兵准噶尔进行筹谋的时候，西藏突然爆发叛乱事件，这更促使他下定了用兵的决心。
次第解决
康熙末年平定藏乱后，建立了五噶伦共管西藏事务的体制，雍正继位后，又于元年将留守驻藏的部队撤回了内地，只在四川的察木多留少量军队驻守。
五噶伦也就是五个噶厦的高级行政官员，由于中央政府放宽了对西藏的控制，五噶伦内部的矛盾加剧，原先地位更高的前藏贵族阿尔布巴出于夺取权力，控制西藏的目的，开始对被朝廷所扶持的后藏贵族发起挑战。1727年7月，阿尔布巴发动武装叛乱，杀掉了后藏贵族康济鼐，又出兵对另一个后藏贵族颇罗鼐发起进攻。
雍正向来认为，西藏问题和准噶尔问题紧密相联，准噶尔安宁无事，西藏就不致生出太大波澜，反过来，西藏若料理不妥，必然会引起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北部蒙古的不安甚至躁动。此时恰值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病故，出兵西藏已无后顾之忧，雍正于是决定抓住讨伐叛乱这一契机，将两个问题予以次第解决：雍正六年（1728年）解决西藏问题，七年（1729年）转向准噶尔，“必灭此而后朝食”。
1728年6月，清军取道八年前驱逐准噶尔的路线，由南北两路同时进藏。部队刚刚入藏，尚未与叛军正式开打，阿尔布巴就已被颇罗鼐所擒获，这使清军剩下来的任务变得更为轻松，不久便得以肃清叛军残部，彻底平息了叛乱。
平叛后，雍正一方面封颇罗鼐为贝子，将西藏政务委于其一人总理，另一方面又在西藏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办事衙门，派遣两名驻藏大臣，分驻前后藏，协助颇罗鼐处理政务，并留川、陕兵各一千驻守西藏。
清军入藏平叛前，七世达赖正处于前藏众噶伦的控制之下，其父索南达结更是已与阿尔布巴等人结成死党。这使得雍正对出兵入藏一度产生过犹豫，就是怕把阿尔布巴给逼急了，索性挟持达赖喇嘛逃奔准噶尔，两边共同作乱，则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为安定人心，免除后患，雍正下令将达赖父子迁往内地。1728年12月24日，达赖父子在清军保护下离开拉萨，移驻于原归属于前藏，此时由四川管辖的里塘。
自决定次第解决西藏、准噶尔问题起，雍正就加快了讨伐准噶尔的军事准备。首先是挑选和训练出征兵将，对于如此重大的西北战事，自然要调拨驻京八旗参加，但雍正对八旗中的汉军有看法，认为他们平时耽于安逸，不肯演习，导致骑射技术生疏，难以胜任战事，现在纵使勉强调去打仗，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处，所以索性就不派他们了。
八旗的兵员数本身就不多，少了汉军，就更加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雍正只能考虑重用和选募地方上的绿营。清代笔记中载，雍正曾招募天下壮士，成立了数千人的一支部队，称为勇健军，又说勇健军的士兵都是力大无穷的好汉，最厉害的能拉开二十石的强弓，还能举起千斤重的大刀。
古代一石少说点也有二三十斤，二十石那是什么样的硬弓？可见这与千斤大刀一样，都只是一些民间的噱头。不过雍正在挑选绿营兵将方面确实还是很严格的，对他自己的话来说，“殊非草率从事”，除了士兵必须是“行伍中出格精壮”者，基层将领也均为“镇协中优等人才”。
西北距内地较远，要深入敌后进行作战，保障军需供给的压力很大，雍正为此建立了专门机构——军需房。军需房人员除原有的内中堂成员外，又将川陕总督岳钟琪等前线将帅纳入，雍正集中这些军政精英，一起秘密商量兵马粮饷屯守进取的方略。
骆驼、骡马是古时运输的主要工具，西北用兵为长途运输，驼骡自然不可或缺。雍正虽然从各省征用了大量驼骡，但仍不够用，再买的话代价太大，而且还得考虑到驼骡在战场上易受攻击，一旦出现损失，便会对供给保障造成影响。
雍正让大家筹谋良策。岳钟琪提出了车营法的建议，办法是制造一种宽二尺、长五尺的战车，用一人推辇，四人保护，即一车五人。按照这一单位推而广之，每五车为一伍，每五伍为一乘，每四乘为一队，每十队为一营，称为“车骑营”。
车骑营在行军时用战车装载军粮军衣，以人力代替驮骡，驻防时则将战车作为营盘，对大营进行保护，到了作战的时候临时拆开，各负其责：两队在前，进行冲锋格斗，三队随后跟进，其余五队保护大营，劫杀可能冲入的敌军。
雍正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打造战车，并挑选满洲护军作为车骑营的骨干，同时密令河南、山东、山西三省督抚从各省步兵中挑出两千人，要求是不必擅长弓马，但一定要会放鸟枪，以便用于车战。
毕其功于一役
1729年3月，在内部政局稳定，财力充足，外部解决了西藏问题，相应准备工作也已充分完备的情况下，雍正公开发布上谕，提出对准噶尔的用兵主张，并下令朝臣进行讨论。
朝臣们在讨论时意见并不统一。大学士朱轼、左都御史沈近思认为解决准噶尔问题的条件尚未成熟，“天时人事未至，不宜用兵”。散秩大臣、前锋统领达福也从军事角度力言不可：准噶尔的老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虽死，但得力的旧臣仍在，而继位的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亲贤使能”，能够信任和利用好这些先帝旧臣，后者感念于老首领生前的恩泽，必然拼力死战。
“我军千里转战，官兵疲惫，要进攻以逸待劳且誓死一搏的敌军，臣看不出这样做的胜算有多大。”达福慨然道。
除了觉得难以打赢，反对派中还有人批评进攻准噶尔这样的游牧部落是穷兵黩武，对大清帝国而言，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和价值，“得土不足以耕，得民不足以使”。
支持用兵的主要都是雍正的亲信大臣，其中张廷玉极力主战，已在西南改土归流中取得重大进展的鄂尔泰也斥责反对派是庸人畏事，目光短浅，只知道评论事情的难易，而不管事情的正确错误以及利害关系，在他看来，所有反对派的意见“皆不足道耳”，都是一些不值得称道的议论。
如果说鄂尔泰主战是有感而发，张廷玉等军需房成员更多还是早已摸透雍正的意图，深知他用兵决心已下，无可挽回，讨论云云和之前决定许多大政一样，都不过是走个形式过个场，想让大臣们附和他，为其背书而已。
如果大臣们不能达成一致怎么办？照例，雍正自己负责，自己决断，1729年4月，他下令出兵讨伐准噶尔，与此相配合，军需房改为军机房（当年改名为军机处），以便协助他料理军务。
两个月后，雍正以出征告祭太庙，其间他与傅尔丹等将领一一行跪抱礼，还在检阅车骑营后难得地当场赋诗：“万里玉关平虎虏，三秋翰海渡天兵。”
雍正对此次出征的极端重视不难理解。在清代前期，准噶尔人的势力除控制新疆外，一度达到西藏、青海、漠北蒙古，噶尔丹时期甚至还想将战火从边疆延伸至华北地区。为了全力对付准部这个心腹大患，康熙不得不在他极为敬重的孝庄太皇太后死后“秘不发丧”，继而还在中俄边界谈判中将尼布楚让给俄国。之后经过三次亲征噶尔丹，才终于消灭了噶尔丹势力，然而此消彼长，没想到策妄阿拉布坦一支又跑出来做乱，弄得康熙年逾六十都差点再次率部亲征。
所有这些都被雍正看在眼里，从中他深切地体会到了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之难，同时也明白一旦成功解决，对于一个大清皇帝的荣誉和作为而言意味着什么。康熙作战，于战前必认真准备，雍正不仅把父亲的这种作风继承下来，而且做得更为精细和富于耐心，可以说，他从即位起就一直在暗中为出兵准噶尔做着准备，凡是康熙能忍的，他也都忍了，比如急于同俄国订立边界条约那件事，即含有阻止沙俄勾结准噶尔之意。
整整七年的筹划，筹措的军需用银高达六千万两，相当于每年国家财政收入的两倍，加上军需房的建立，这一切都是奔着毕其功于一役，完成皇父未竟事业而去的！
出征部队按照以往模式分两路向准噶尔进军，以形成夹击之势，其中内侍卫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北路军，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统领西路军。
西路军以绿营为主，岳钟琪及部将也多为汉人，而从战前雍正主要与岳钟琪筹商各项事宜，以及自西藏平乱以来的惯例看，西路军乃是当仁不让的主攻力量。1729年9月13日，岳钟琪率西路军十二支先遣队“出关”，也就是出甘肃肃州向西，六个星期后抵达新疆的巴里坤。闻此消息，雍正立即致信岳钟琪，对他及前方将士表示关切和期望之意：“鞍马风霜，卿好么？官弁兵丁人马安泰否？特谕。”
西路军出发不久，策零就探知了消息，正如廷议时达福所料，这位准噶尔的新首领虽然继位不久，但在狡黠好战方面不让其父，绝非易捏的软柿子。
得悉清军大举进攻，策零连忙派使臣特磊前往岳钟琪军营说项。特磊在见到岳钟琪后，按照预先商量好的口径编了个瞎话，诈称罗卜藏丹津阴谋与其族人杀害策零，后者发觉了，拟将其解送清廷，谁知走到半路，却听到了清军进兵的消息，于是就又把他送回了伊犁。
特磊说如果清廷能够原谅策零，“俯念愚昧，赦其已往”，他们便再将罗卜藏丹津解送过来。岳钟琪当即将这一情况向雍正进行报告，并表示怀疑策零求和的诚意。
相对于政治方面的才能，军事和外交向来都是雍正的短板，尽管他已经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准备，但到了实际操作时，仍与康熙相去甚远。从军事行动刚刚开始起，他就有料敌不足的倾向，只是一味认为己方兵精粮足，胜券在握，见对方主动派人求和，他在深信不疑的情况下，一面命岳钟琪将特磊送至京城，一面谕令策零“请封号，所有属下悉编旗分佐领”。
为显示自己的从容大度和等待噶尔丹归降，雍正又下令暂缓两路军进兵，于是在其后整整一年时间里，前线都处于战不能战、和亦不能的窘境之中，以致先机丧失，将士怠急，师老兵疲。更糟糕的是，岳、傅两位前敌总指挥也被雍正临时召回京城商议军情，此时两路军尚顿兵于敌境之外，而这显然也是兵家之大忌。
颓丧之气
雍正八年，即1730年，雍正正式登基的第八个年头，北京突然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震前是狂风暴雨，震中地动山摇，房屋倒坍严重，紫禁城、圆明园、畅春园全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连太和殿的一角都倾颓了。死伤人数也很多，有说死了两万人，有说死了四万人，虽然数据并不统一，但总之极为惨烈。
出使中国的朝鲜官员李枢、李桡此时正在北京，他们听内大臣常明说，地震发生后，皇上先是跑到船上，后来又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乘船幕处，以避崩压”，以致没能像往常那样回宫室理政和休息。这一信息传到朝鲜国内，向来就对清王室没有好感的朝鲜君臣表现得幸灾乐祸，国王李昑讥笑雍正“以万乘之主”居然泛舟而居，如此惊讶失措，大失常态，真是够丢脸的，“可谓骇异矣”。
其实只要是人，雍正也好，李昑也罢，不管是什么身份，又有什么样的作为，在大自然和命运面前都一样极其渺小。雍正一个劲儿地让臣下们报祥瑞，但一个大地震就把几乎所有祥瑞都给冲淡冲没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遮掩的颓丧之气，这其中最令雍正感到无法接受的，则莫过于怡亲王允祥的因病去世。
先前京城中有一个名气很大的刘道士，外界传闻他已经几百岁了，能知人的前生。有一次允祥见到他，他就说允祥前生也是一个道士，允祥把这件事当作趣闻告诉皇兄，雍正大笑道：“这是你们生前的缘法，应如是也，但只是为什么商量来与我和尚出力？”
雍正以戏言的方式把允祥视为道士，自比和尚，说允祥一直在为自己出力。事实也正是如此，允祥既是参与帷幄的重臣，又是雍正身边贴心的大管家和侍卫长，忙里忙外，东奔西跑，可谓完美地恪尽了臣弟之道。雍正曾亲书“忠诚敬直，勤慎廉明”八字匾额赐予允祥，并且对众人说，廷臣之中能够做到“忠诚敬直”的不乏其人，而具备“勤慎廉明”的则很少，所以你们都应向怡亲王效法。
允祥死前仍在为雍正调度西征事宜，尤其是粮草等后勤供应，他比雍正小八岁，死时年仅四十四岁。雍正悲痛万分，亲临奠祭，称赞他“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并超出常例，为允祥素服一月，在朝官员也不例外。
允祥对雍正的支持作用在皇室之中有目共睹。外界传言，允祥死后雍正身边无人扶助，所以命大学士马尔赛传旨，欲赦免和重用囚禁中的允禵，允禵回奏只有杀掉马尔赛他才会应命，雍正见状只好放弃了起用他的念头。虽然这只是谣言，但无风不起浪，可以看出已被雍正完全压制的政敌残余可能又有了某种异动，最明显表现出来的就是允祉，他不仅迟迟未参加允祥的丧礼，而且在丧礼上即便是装也不肯装出忧伤的表情，惹得雍正大怒，下令将他和允禵、允䄉一样囚禁起来。
其实雍正本人的健康状况也早已出现危机。皇子时的雍正身体素质应该不错，否则既不可能在储位争夺战中获胜，也无法在即位后日理万机地料理政务，然而再好的体魄恐怕亦难承受数年如一日的超强度工作。自1729年冬天起，雍正经历了一场他自我感觉“不大爽快，似疟非疟”的大病，但究竟是什么病，却连太医院的御医们都弄不清楚，亦束手无策。
这场病的持续时间相当之长，一直到参加允祥丧礼，寒热不定、饮食失常和睡眠不好等问题都一直缠绕着雍正。至1730年上半年，他的病情已极为严重，只得给田文镜、李卫、鄂尔泰等心腹督抚秘密发出谕旨，让他们为自己访求医家。
李卫得旨后访得道士贾士芳浪迹河南，很有名气，于是便向雍正推荐。其实雍正与贾士芳见过面，后者原为京中最有名的道家圣地白云观的道士，允祥认为他“精通医术”，曾把他推荐给雍正，但雍正召见后感觉他虚诈不实，就将他给打发走了。此次也算病急乱投医，见李卫说好，雍正就让河南总督田文镜将贾士芳送来京城。
贾士芳进京后，用口诵经咒加按摩术的办法为雍正进行治疗。一开始很见疗效，雍正十分高兴，寄信给鄂尔泰，说：“朕躬违和，适得异人贾士芳调治有效。”
不料没过多久，雍正忽然又宣布贾士芳是妖人左道，随即下令对贾士芳予以治罪，一个月后即行处斩。这是怎么回事呢？
后事安排
从贾士芳采取的治疗办法来看，他其实也没真正找到雍正的病因，口诵经咒充其量是一种精神治疗，目的是配合按摩，让雍正进入睡眠放松状态，以便得到休息。这种治疗方法应该说效果是有的，但不治本，只可能时好时坏，时间长了，雍正便认为贾士芳是在利用他的健康故意控制他。
有一天贾士芳给雍正治病，雍正听到他诵的经咒是“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于是便以此理由给他定罪：我是至尊的皇帝，尚且要听命于天地神祇，你一个外方道士，有何德能敢当着我的面让天地鬼神都听你的摆布？我看你不仅仅是在亵渎神明，而且还是大逆不忠！
对一个病人而言，谁都能得罪，唯医生不能轻易得罪。想想看，千方百计找来的贾道士都被你以这样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给斩了，以后还有哪个“异人”敢为你医治？就是李卫们在推荐民间良医方面也不敢再积极了。
雍正素来以不好杀人作为标榜，综观其在位期间，类似的情况不是没有，但确实少之又少。或许只能这样说，雍正生病后，病情给他制造了太大的病痛和压力，已经让他有些歇斯底里了，所以才会变得疑神疑鬼，喜怒无常。
经过此次变故，雍正对口诵经咒的调治失去了信心。久治不愈让他想到自己大限将至，随时可能一命归西，为了防止猝死无备，他不得不打破禁忌，对后事做出安排。从1730年6月18日起，雍正陆续降旨，指定自己的棺内随葬品以及御容（画像）前、陵寝内用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亲自指定的三件棺内随葬品：数珠两盘、玻璃鼻烟壶一只。
这三件随葬品分别与雍正的三个亲人相关，其中两盘数珠为孝庄文皇太后、康熙所赐，玻璃鼻烟壶则是允祥的遗物。
孝庄是雍正的曾祖母，其对大清的贡献、对少年康熙的扶持，以及在康熙心目中的地位都是人尽皆知的事。孝庄病逝时，雍正已经十岁，他亲眼见过孝庄，孝庄能够把数珠赐给雍正，说明了老人家对这位曾孙的喜爱，这当然也会影响到康熙对皇储的选择。
至于康熙，不管他在夺储时期如何无端地罚过雍正，也不管雍正为了取得康熙的好感和信任，如何处心积虑地揣度他的心思，到了最后，康熙终究还是把皇位传给了雍正。仅凭这一点，就足够雍正后半生都念着皇父的好，更别说他还受到了康熙许多教诲和真传，执政手法处处都可以见到康熙的影子。
允祥是雍正人生中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亲人兼贵人。他遗下的那只玻璃鼻烟壶被雍正珍藏在一个精致的黄匣内，见物如见人，自允祥病逝后，雍正一直都把这只鼻烟壶带在身边。
人之将死，其言未必都善，但其情却多半真挚。雍正平时喜欢宣传自己对母亲仁寿皇太后（德妃）的孝顺以及仁寿对他的偏爱，但看看他所选择的棺内随葬品，竟无一件仁寿的遗物，这对母子的实际关系究竟如何，就很可玩味了。
遗诏也是要准备的。1730年7月，重病中的雍正将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以及大学士、内大臣数人召至御榻前，“面谕遗诏大意”，以便草拟遗诏。
皇储早已确定，还在雍正元年，雍正就按照自创的“密建皇储”法，密定弘历为皇位继承人，其名写进密诏，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由于雍正经常不在宫中居住，而是在圆明园安身，他怕出了大事后，身边没有遗诏，弘历不好即位，也为了与第一份密旨进行验证，所以又写了一份与乾清宫密诏内容完全相同的密旨，藏于圆明园内。
尽管已经是双保险，但毕竟以前从未施行过此法，雍正仍担心出现闪失，于是决定提前向亲信大臣进行透露。10月，他把密诏和密旨的内容单独透露给了张廷玉，后来又告诉了鄂尔泰，并叮嘱他们注意保密，说：“汝二人之外，再无一人知之。”
雍正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十分周到稳妥。办理完这一切后，他就静等龙驭上宾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经过药丸调治，他的身体状况又有所好转，不仅没有死，还出现了逐渐恢复健康的迹象。11月14日，雍正特别召为鄂尔泰递送密折的亲信家臣进宫，后者向鄂尔泰报告：“亲见万岁佛爷脸面十分丰满。”
虽然暂时得以转危为安，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已足以使雍正元气大伤，以往那种只要处理公务就生龙活虎，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的状态也从此一去不复返。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令雍正深感意外和震惊的消息传来：西路军营遭到准噶尔突袭，驼骡被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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