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本人不但学问渊博，而且精通兵法和武艺，很小的时候即能拉开劲弓，且每射必中。奈何时事变迁，非个人所能改变，吕家所组织的抗清斗争最终归于失败，吕留良带着作战时所受的箭伤和国仇家恨归隐乡里。其间他一度参加过科举考试，一考就考中了秀才，但随即又反悔自责，发誓再不在新朝应试出仕。
康熙年间，浙江学使到嘉兴考核生员，吕留良拒不应试，被革除了秀才资格。后来康熙开博学鸿词科，用以笼络明朝遗民和隐士，吕留良是浙江省第一个受到推荐的人，如果他要应试的话，百分之一百可被取中，也百分一百可做高官，但吕留良坚决予以了拒绝。两年后嘉兴官府再荐，吕留良觉得这是“逼仕”，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削发为僧，实践了他“死以山林隐逸，荐则剃发为僧”的志愿。
五星联珠
吕留良晚年，大清江山已经日益稳固，然而吕留良不改初衷，在他私底下撰写的著作和日记中，对大清及大清皇帝从不冠以尊称和敬称，而谓之以“燕”“北”“清”等，相反对于南明皇帝则礼敬有加。他称南明最后一个皇帝为“永乐皇帝”，而不按当时的要求称“伪永历”。他还充满敬意地描写永乐被捕时，满汉官兵为之动容的情景，“（永历）勒马前行，以鞭梢向东面一指，东面的满汉清兵都跪了下来，向西面一指，西面的满汉清兵也都跪了下来”。记述永历被害，吕留良的笔下更是充满同情和悲伤，“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百里之内，凡关公庙全都遭到了雷击”。
吕留良的讲义和所编纂的科考文集作为公开出版物，看似持论平正，没有什么偏激的观点，但如果你弄清吕留良真实的政治立场，便会察觉出他在其中也深藏着某些反满思想，最典型的是他会借评论科考文章的机会，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堂堂理学鸿儒，居然是个有异端思想的人！
曾静除了大惊，还有大喜，因为这种所谓的异端思想，他也有，而且随着屡试不中以及生活的日益艰难，这种思想正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
一度陷入消沉的秀才仿佛听到了时代召唤的声音，在吕留良遗著的指引下，他结合自己的体验和观察，开始热衷于思考社会问题，并写成《知新录》《知幾录》，用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诉求。
吕留良主张“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大清皇帝虽是君主，却是满人，是“夷”，按照汉族“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必须进行反抗，争取恢复汉人的明朝。曾静完全同意，他说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就不应该客气，“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
从自身处境出发，曾静对贫富不均的现实状况非常不满，他一直认为解决的良方就是实施井田制和封建制。令他格外意外和惊喜的是，吕留良也同样对井田制和封建制感兴趣，并且认为完全可施行于今世，从而把百姓从贫穷生活中拯救出来。曾静如遇知音，在《知新录》里，他兴致勃勃地写道：“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而后方可望得治平。”
曾静在老家做先生，能收到的学生也全都穷得叮当响，他的弟子张熙、廖易莫不如此，这使曾静虽在当地有些声望，人称“蒲潭先生”（据考证，蒲潭应为曾静故居旁的一处水潭），但日子仍然过得十分艰难窘迫。曾静的岳父病逝于康熙末年，临死也没能看到“贤婿”和自己的家族得以翻身，而他的舅子更因为在本地实在难以维持生计，最终不得不举家迁往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发生在清代的一次大规模移民事件，为了吸引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其他地区的居民移民四川，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曾静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曾有移徙四川的想法，继舅子迁川后，曾静便也动起了移民的脑筋。
曾静最初的打算是先到四川看看，然后再搬迁，但在经过长沙时，他突然看到一张告示，上面写着“五星联珠，日月合璧”的话，原来是朝廷正在宣传刚刚发生的祥瑞，这使他莫名地激动和兴奋起来，竟然认为世道将如自己所预想的那样变好，井田制和封建制也要实行了。
既然就要实行井田制和封建制了，那么何处无安身之所？又何必再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地去四川呢？于是曾静打消了移民的主意，返回了家乡。可是回家后，他却失望地发现，井田制和封建制不仅没有要实行的迹象，随着水灾的爆发，家乡米贵谷贵，日子反而变得比以前更艰难了。
莫非“五星联珠，日月合璧”不是祥瑞，而是一种可怕的异象？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在日记中这样引述“钦天监官员”的话，说“五星联珠”并非祥瑞，实际是内战之先兆，国家要以此线划分为西南和东部两国，军队将在城中哗变起事。“五星联珠”中的金星又称启明星，肉眼看上去为白色，“钦天监官员”因此还警告称，这预示着大清王朝即将衰落。
其实，就算是钦天监官员真的有类似说法，也不敢公布出来，这不过是民间的一种流言罢了，当然也代表着曾静、严鸿逵等人的解读。
曾静虽然命运不济，但却一向自视甚高，岳丈在世时夸他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他可真听进去了。他幻想着“五星联珠”出现后，中国将出现一个新的治世，而他则可以当仁不让地辅佐吕留良式的贤君，改变政局。他的弟子张熙也将他看作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师徒自此便操练起来，用雍正的话来说是“以济世自命，心怀异谋，图为不轨”。
曾静师徒皆为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他们有“异谋”，但是要想“不轨”也就是成事的话，就必须寻找实力派作为依靠。此前曾静除了赴州城应试以及去了一趟长沙外，很少出远门，也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他并不知道外界的世界究竟如何，当然也不了解谁是肯支持他们的实力派，这可如何是好？
岳公爷
在封闭保守的古代社会，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等待外乡人的光临，尤其是在被崇山峻岭所环抱、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里更是如此。这时虽然曾静自己已放弃了移民的计划，但湖南、广东等地不断有百姓搬家前往四川，从曾静家门口经过的也有不少，他们给曾静及其乡民们带来了各种新鲜的故事和信息。
曾静注意到，大部分过路者似乎都听到过西部有个叫“岳公爷”的人，说他爱民如子，深得百姓拥戴，“西边的人最肯服他”，不过当被问到“岳公爷”的真名是什么，担任什么官职时，这些人却又都答不上来。
在此之前，住在附近的一位秀才低声给曾静讲述了一个关于某总督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皇上一再传谕某总督进京面圣，意图趁机剥夺其兵权并将其处死，但某总督对皇帝深具戒心，拒不从命。皇帝无可奈何，只得让大学士朱轼为其安全担保。朱轼原是某总督当初出任官职时的推荐人，当他到陕西相请时，某总督出于知遇之恩，便在安全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同意入京。
一到京城，某总督就上书皇帝，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皇上见他坦荡无惧，勇气可嘉，态度已经稍稍有所转变，但当要求其回任时，某总督却拒不接受，说除非像召其入京时那样，有人出来保他，否则他决不成行。
可是这回朱轼不愿再保了，找其他大臣，也没有一个肯出面相保，最后皇帝就决定自己保，某总督这才安心离京。在他离京四天后，有人奏称，朱轼不保他，是要和他一起图谋造反，这种情况下，更不应当让某总督离京。皇帝后悔莫及，忙派亲信侍卫追赶某总督回京，可是某总督已经不愿再回去，侍卫难以向皇帝复命，唯有自杀以谢罪。某总督到达任所后就上书皇帝，谴责他背信弃义。
这个故事非常符合民间百姓的口味，内容上生动具体，有板有眼，情节上山重水复，扑朔迷离。当然讲述者也不是故事的第一源头，他本人甚至连某总督姓甚名姓都不知道。
直到后来，曾静听人转述川陕总督岳钟琪“上一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他这才恍然大悟，茅塞顿开，意识到“岳公爷”和某总督其实指的都是岳钟琪。
岳钟琪系岳飞后裔，这个岳飞便是南宋时率部抵抗金军入侵，并力图收复失地的那个岳飞岳鹏举。多少年来，从小说戏曲到评书演义，他的忠勇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使其成为人们心目中忠臣良将的完美典范。对于清代的汉人来说，怀念岳飞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如今统治江山的满人，正是当年岳飞所抵抗的金军也就是女真人的后裔。很多人相信，岳钟琪身上仍流着祖先的血液，终有一日要像岳飞那样，“还我旧山河”，恢复汉家昔日的荣光。“岳公爷”和某总督的故事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曾静激动不已，他认定岳钟琪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人，于是决定派弟子张熙赴陕策动岳钟琪起来造反。
1728年10月28日，到达西安的张熙将曾静亲笔所写的书信投送至川陕总督衙门。岳钟琪单看信封，尚未拆看信的内容，就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麻烦，因为抬头并不是以他的现任官职“川陕总督”相称呼，而是极为突兀的“天吏元帅”。雍正年间流言纷生，“天吏元帅”的称呼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于是岳钟琪迅速传令将张熙予以拘捕候审，而他自己则独处书房，开始仔细阅读这封陌生而又神秘的信件。
曾静在信中给他和张熙都分别起了化名，并自称是“无主游民”，也就是不承认清政府，希望有新的人主出现之意。信的主旨是劝告岳钟琪：你是宋朝岳飞的后人，清朝皇帝是金朝女真人的后裔，岳飞既是抗金英雄，他的后人就不应该侍奉仇人的后代，而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清朝，替祖宗报仇，为汉人雪耻。
读完信函内容，岳钟琪证实了起初的判断，确认这是一封谋反味十足的“逆书”，同时他也感到极为郁闷，因为信中的说法，他已经不止听到过一次了。
万万没想到
岳钟琪出身将门世家，是纯靠军功擢升起来的武将，在“驱准保藏”、青海平叛等一系列西北战役中屡建奇功。年羹尧出事后，岳钟琪成为接替年羹尧的不二人选，出任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
岳家前两代虽然也是高官，然而都还没有达到像岳钟琪这样显赫的程度，尤其川陕总督这个职位，自康熙中期起即有定例，乃八旗人员的专缺，汉人从未能够染指。岳钟琪能够破例得到这个职位，赫赫战功自然是其资本，但若没有雍正的宠信，是根本做不到的。
可是正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朝中忌妒岳钟琪的人不少，光是密参他的“谤书”便在雍正那里装了满满一筐子。“谤书”中最具杀伤力而又让当事人难以辩解的言论之一，便是说他是岳飞的后人，他要追随先祖，揭旗反清云云。
岳钟琪知道后真是又急又气。岳飞抗金离清代已将近六百年，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家族的政治理念会不发生变化。事实上，从清初起，岳家就已经成为大清的忠臣了，而他们岳家也恰恰就是靠大清才重新发达起来的：岳钟琪的爷爷乃山西大同镇总兵官；父亲参加平定“三藩之乱”，为康熙所重用，授职四川提督，充议政大臣；岳钟琪本人更是红极一时，被雍正倚为重臣，雍正甚至还将岳钟琪的长子岳濬提拔为山东的署理巡抚，以示恩宠。
日转星移，岳家早已不是要保大宋，而是要保大清了，后者才是岳家新时代的“精忠报国”。包括岳钟琪在内，岳家子弟从未想到要借着所谓“种族大义”的名义去反清，岳钟琪更不可能与皇帝对着干，外面的传言不过都是造谣中伤或一厢情愿罢了。
就在张熙赴陕的前一年，岳钟琪领军坐帐于成都府，有一天中午刚过，突然有一个人双手抓着石块，在成都街头狂奔，嘴里还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丁造反”，他还说城内的秘密会社将在成都四门同时发难，见人就杀。此人随即遭到逮捕，在被押往监狱后竟立刻全身虚脱，死睡过去，对外界的一切都失去了知觉。
经审讯查实，他叫卢宗汉，是个乡下老百姓，先前因与邻居发生土地纠纷，以及未能够如愿收回部分被迫出售的土地，曾向乡县官员提出上诉，但当地衙门未予受理。他对此感到极为不满，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儿，便逐渐变得疯癫起来，之所以跑来省城成都，是为了替自己“申冤”。
在发现卢宗汉实际是一个疯汉之后，他的一系列看似疯狂的举动也就获得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狂言造谣，可能是他听到过岳钟琪秉公理案的名声，在没法正常见到这位“包公”的情况下，就想做出点什么事来引起岳钟琪本人的注意；两手握住石块，是为了驱赶一路追赶他的野狗，而不是真的要造反；被捕后昏睡，是因为案发前已患有疟疾，加上满街乱跑消耗了体力所致。
卢宗汉案水露石出，真相大白，可是它给岳钟琪造成的困扰却并没有能够就此消除。与此同时，岳钟琪与朝廷关系不协调，遭到朝廷谴责，其长子岳濬甚至已被捉拿问罪的流言，也开始在社会上广为传播。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为避免真的引起皇帝的猜忌，岳钟琪只好主动上折，强调身体欠佳，日感虚弱，自请解除包括川陕总督在内的所有职务。
其实雍正对岳钟琪一直都是相当信任的，这依赖于他对所有关于岳钟琪的情报的综合分析，而不是任何捕风捉影式的猜测——如果他雍正也像俗人一样，仅仅因为岳钟琪是汉人，是岳飞的后裔，就相信对方要揭旗反清，那他的头脑该有多简单，又哪里还配得上做大清的国君！
至少，雍正就是这么想的，在他的书房里，说岳钟琪不忠的“谤书”已经收了一大筐子，但就是再来几筐，他也照旧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对于新近发生的卢宗汉一案，雍正在回复中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并且说所有在背后诽谤岳钟琪的言论都是“鬼魅之所为”，它们不但伤害了岳钟琪，也极大地污蔑了作为西北边陲三军后盾的川陕忠良百姓。
雍正用人向来都有定见，此时朝廷已准备出兵准噶尔，岳钟琪是年羹尧之后西北最出色的大将，自然更不能允许在这个节骨眼上退出，所以他鼓励岳钟琪振作精神，继续供职，还说健康状况确实不可疏忽，但是他将派深受其信任的太医院太医南下成都，为岳钟琪做一番彻底的诊疗。
不久，太医刘裕铎果然奉皇命来到成都，来了之后便接连用三天时间为岳钟琪号脉、试药，直至根据他的情况开出药方。岳钟琪长年征战沙场，身体上难免这里那里有点毛病，所谓身体欠佳并不全是托辞。他在按照刘太医的药方吃药后，再经过一番调养，很快便“宿疾顿除，手足轻健”，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将一块心病给去掉了。
让岳钟琪万万没想到的是，事隔不到一年，同样的大麻烦会再次落到自己头上。尽管他在卢宗汉案中有惊无险，但眼前的案子无疑比卢案又要复杂和严重得多，首先案犯头脑清醒，目标明确，不是卢宗汉一类的疯子，其次“逆书”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更非寻常流言可比。面对如此奇诞的案情，他该怎样向皇上解释清楚呢？皇上还能相信他与之毫无关系，对他不产生疑心吗？
岳钟琪很清楚雍正对于封疆大吏忠诚与否的重视和敏感程度，尤其他又处于这样举足轻重的位置上，稍有不慎，就可能步其前任的后尘，因此心情格外紧张不安。
头等大事
岳钟琪的第一反应是找同事作为旁证共同提审张熙。对于如此重案而言，官小了还不具备同审的资格，岳钟琪最初想到的是西安城内的二把手、陕西巡抚西琳，偏巧西琳有事不能出席，于是便退而求其次，把三把手、按察使硕色请来衙署同审。
审讯时，硕色在侧厅旁听，由岳钟琪亲自对张熙进行讯问。一开始，岳钟琪故作和颜悦色，请张熙喝茶，想从他嘴里套出实情，但张熙并未上当，坚不吐实。其后直至西琳把自己的事忙完，匆匆赶到衙署，审讯也仍然陷于僵持状态。
岳钟琪与西琳一商量，既然案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只好上大刑了。可是他们对张熙动了几个小时的刑，对方除了痛楚号叫，未肯再提供任何有用的口供。
发现张熙是个硬骨头，大刑不管用，第二天，岳钟琪又换了个套路，他一方面不断威胁要继续用刑，然而棒子举得高高，就是始终不落下来；另一方面，则用一种貌似推心置腹、将心比心的方式，竭力劝说张熙交代实情。谁知张熙在挨过大刑后，对岳钟琪更加难以信任，不管怎样软硬兼施，横竖还是不肯就范。
至1728年10月30日清晨，投书案已过去两天，但对张熙的审讯依然毫无进展。眼看拖不下去了，岳钟琪只得研墨敷纸，向雍正报告。在密折中，他字斟句酌，将张熙如何投书，所投“逆书”的大致内容，以及这两天审讯的经过都详细汇报了一遍，为的是证明自己在收到“逆书”后，毫无隐匿不报之意，且依然对皇上忠心不贰，凡他节制下的西北大军更不会有任何谋逆的心思和举动。最后他坦陈自己对此案至今束手无策，因此恳请皇上同意，将人犯押送至京城，由富于审讯经验的内大臣再行审理。
古代急递费用昂贵，速度也较慢，受限于此，各省督抚及以下外臣的密折通常都不会一件一件递送，而是集为一批，放入其个人专用的奏匣后一起递送出去。比如在岳钟琪十天前发出的奏匣中，就统共收了十二份奏折，其中既有地方税收等一般事务，也包括西北用兵后勤供应等朝廷要务。
投书案的密折是单独发出的！如此超越常规的做法足以显示出，该案在岳钟琪心目中已成为一桩头等大事，刻不容缓，必须立即处理。与之相比，其他公务无论平常看起来有多么重要，如今也都变得无足轻重了，所以不必同时递送入京。
写完并寄出密折，岳钟琪稍稍松了一口气，但并不能从烦闷和忧虑中完全解脱出来。自投书案爆发，无论愿不愿意，他都已经与此案紧紧捆绑在了一起，即便皇上在看了密折后，和过去一样相信他是无辜的，但破不了案本身，就已经足以让皇上对他留下软弱无能的印象了，这对他今后的仕途和前程而言，可以说是相当不利。再者，他建议将人犯押京受审也等于把难题推给皇上，万一京城的官员也对张熙毫无办法，问不出一句供词呢？
不管如何，还是得想方设法在自己手上破案啊！可是这几天软磨硬逼却总不见效，看这情形，就算是再给张熙赔多少笑脸，他也照旧会守口如瓶，若是一味严刑逼供，又怕把他给打死，令整个案件成为无头案。
既然明攻难以达到目的，何不智取？岳钟琪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将投书案从头到尾重新细想了一遍，渐渐地，一个新的行动方案终于在头脑中浮现出来。
当天晚上，张熙被从牢里提出，移送至衙署内一个较为舒适的客房内居住。其时天气寒冷，岳钟琪不仅命侍卫给张熙送来皮袄和暖酒，还派一名“家仆”专门进行招待。这名“家仆”绝口不提案情，只是一边陪着张熙饮酒，一边闲扯些西安当地的闲言碎语，之后便极力夸赞其主子的为人信誉。
张熙不知道，“家仆”其实是岳钟琪请来的代理知县李元。李元刚刚赴任不久，岳钟琪估计张熙应该不会碰巧遇见过他，最重要的是，李元原为西安城东的学监，跟读书人打交道是他的强项，自然更懂得如何攻破一个孤立无援、惊惧不安的读书人的心理防线。
果然，张熙的态度大为松动。他本为策动岳钟琪而来，不肯说出实话是因为他还信不过岳钟琪，岳钟琪突如其来的款待和李元与他的对话令他一下子放松了警惕，对于打动和说服岳钟琪的原计划也重新产生出极大期待。
诡诈术
按照岳钟琪制订的新方案，1728年10月31日黄昏，再次开审。张熙被从其过宿的新客房带至总督府大堂，在大堂上，岳钟琪故作真诚地告诉张熙，说他对信函上的内容以及张熙的话进行了反复思量，如今才痛下决心，甘冒风险参与造反，并希望张熙的老师能够辅佐自己。
经过和李元的对床夜话，张熙已经认为岳钟琪值得信任，岳钟琪的这一番慷慨陈辞也正是他所想要的，但出于保险起见，他仍然坚持在他披露所有实情之前，岳钟琪必须对天盟誓，绝不向任何其他人透露消息，更不会背叛他和老师。
对岳钟琪而言，设下骗局诱骗一个像张熙这样的要犯，于公于私都没有任何忌讳，唯独让他跟老天爷撒谎，多少都会产生些心理阴影。可是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总不至于前功尽弃吧？
岳钟琪一口答应了张熙的要求，不但赌咒发誓，而且发誓的时候痛哭流涕，表现得要多有诚意就多有诚意，他甚至还让自己的侄儿整理行装，做出了一副随时准备迎接曾静来归的样子。
张熙毕竟年轻，而且他和曾静一样，很少出远门见世面，哪里料得到眼前这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为了达到其目的，竟可以如此不择手段地行其诡诈之计？他当下就把岳钟琪当成自己人，一五一十地吐露了对方最想知道的一些秘密，包括他和曾静师徒的真名实姓，家住哪里，与谋判计划有关的还有哪些人，等等。
岳钟琪高兴得小心脏怦怦直跳，但他表面上仍不动声色，在结束当晚的问话后，即派人将张熙送回客房休息，让其和李元继续轻松闲聊，并命令手下在天亮前不得入内打扰。
乘此间隙，岳钟琪着手撰写出关于投书案的第二份密折，大致叙述了自己如何设下圈套，又如何假意盟誓以获取张熙的信任，以及当晚所套出的部分案情、包括曾静师徒在内的六名初步共谋嫌犯的姓名住址。笔墨刚干，岳钟琪就挑选了一名得力驿卒，命其乘快马连夜出发，将密折单独送往京城。
天亮后继续审讯，这次岳钟琪获得和掌握了所有案情，最具实质性也最让他感兴趣的信息，是张熙说出了吕留良对他们师徒乃至投书案的作用和影响。张熙还告诉岳钟琪，一年前他曾奉师命去浙江拜访吕留良的后裔，吕留良的孙子让他阅读了吕的日记及其他著作，并送给他一些吕诗作的刻印本。
岳钟琪先将张熙打发回客房，继而再展笔墨，撰写并发出了关于投书案的第三份密折。在这封密折中，他根据和张熙的谈话内容，建议重点追查吕留良家族，同时列出了新发现的七名共谋嫌犯的名单。至此，六天之内，三份密折都先后发了出去。
当岳钟琪的第一份密折送到雍正的案头时，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另外一份来自西安的密折，落款日期也是10月30日。具奏人是陕西按察使硕色，主要是汇报他旁听审讯的经过以及对案犯张熙的印象：“臣细看此人甚是狡猾，（此案）断非一二人所谋之事，必有党羽匪类。”
雍正看过后仅仅批了一个“阅”字，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批阅方式——说白了，硕色的作用就止于验证一下岳钟琪有没有撒谎，雍正对他的想法没什么兴趣。
岳钟琪才是牵动投书案的关键人物，雍正花了很多时间批复他所送来的密折。当然，他那时候还没有觉得投书案有什么特异之处，而只是把它当成了卢宗汉案的增强版，认为顶多是一个疯子变成了两个不自量力的腐儒而已，看法是：“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可恨之人！”
正如岳钟琪发出密折后所考虑到的那样，雍正并不认为把张熙送到京城审理是个好主意，凭他的直觉，张熙既有胆造反和挑拨别人造反，又能熬过大刑，必是一个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如果不改变审讯方法，就算押至京城，还是难以让他开口。
若论诡诈术，雍正甘居第二，没有谁敢称第一。略加思索，他便一口气给岳钟琪想出了四条计策，其中有的是假意与张熙开诚布公，套对方的话，有的是夸赞张熙为英雄好汉，借机劝他归化朝廷，有的是先随意攀谈缓和气氛，然后伺机展开审讯，还有的是欲擒故纵，释放张熙，但将其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待时机成熟，再将其与同伙一网打尽。总之，岳钟琪能想到的，雍正都想到了，岳钟琪没想到的，雍正也都想到了。
雍正批阅密折的惯例是通览来自一地的奏折，处理完后将朱批奏折放回同一奏匣，再由进京递送的驿卒发还给具折人。岳钟琪、硕色的密折都是发自西安，自然也就算作一批，不过还没等雍正把它们交到驿卒手中，岳钟琪的第二份密折已经飞马送到。
死人在指挥活人
通过新的密折，雍正得知案情已经获得突破性进展，且突破方法与其预想的思路基本一致，这让他大为激动，尤其是当读到岳钟琪佯装对天盟誓并允诺加入谋反行列一节时，更是动了感情，他以朱笔对密折中的这段文字加圈，批复道：“读至‘盟誓’二字，朕不觉落泪。”
雍正信佛，他认为，岳钟琪出于尽快破案和让皇帝安心的考虑，在明知自己将欺天的情况下仍对天盟誓，已足见他对皇帝和朝廷有多么忠诚。他安慰岳钟琪，说：“此等盟誓乃不得已的权变之举，神明有知，不但不降祸，还一定会消灾灭罪，赐福延禄。”
从收到岳钟琪的第二份密折起，雍正就明确投书案与卢宗汉案完全不同，属于前所未有的民间大案。随着第三份密折的到来，不仅涉案嫌犯人数已达到十三人之多，而且还具体延伸出曾静、吕留良两案，而这无疑又进一步验证了雍正的认识。最令他感到震惊的，莫过于吕留良在案件中的出现，这位已故的浙江大儒竟然对两案中的一干嫌犯都有着那么深刻的影响力，宛如死人在指挥活人，谁能想得到？
十三名嫌犯分别居住于湖南、浙江和江苏，雍正下令由三省督抚亲自负责，同时在三省展开抓捕。1728年11月24日深夜，浙江总督李卫接到雍正急谕，要求除抓捕嫌犯，还必须彻查吕留良宅院及藏书。
如果李卫兴师动众地派部队包围吕宅，人是一定跑不掉，但警觉事情有变的吕家必然可能毁书。李卫先前已有查办查嗣庭案的经验，为防止意外发生，他便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之计。按照其部署，缉捕官隐瞒身份，欺骗吕氏家人，假称他们来自京城内廷史馆，特地到民间拾遗补缺，收集图书，并将用现银购买吕宅中藏有的珍本。吕氏家人对此毫无防备，在遭到官兵突袭时自然也未能做出任何应变，结果使得李卫如愿以偿地达到了既捕人又搜书的目的。
从吕宅搜出的所有手稿都先被送至总督府，由李卫本人阅读、甄别，然后再与抄没的其他吕氏著述一起送往京师，供皇帝阅览。李卫在破案子、抓犯人方面是把好手，读书就头大了，看来看去，愣是看不出这些所谓危害巨大的文章与别的文人撰著有什么区别，自然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有何“危害”。为此，他只好在密折中向雍正老实承认，由于自己学业不精，因而对抄没的手稿、著述缺乏鉴别力，难下判断，只能粗略地认为吕留良及其后人、弟子是在以研究理学为幌子，四处散布异端邪说。
其实倒也不能完全怪李卫不学无术。吕留良著述浩繁，加之学术、隐寓和批判性文字交织其间，李卫又只是没有重点的粗略浏览，当然很难发现不轨的段落。张熙随身有一本吕留良的诗稿，岳钟琪在审讯时拿着看了半天，也是看不出任何名堂，最后还是在张熙的指点下，从另外的角度重新审读玩味，才得以琢磨出一点意思出来。
比如诗卷里有一首长诗《钱墓松歌》，这是吕留良应友人钱汝霖之邀，到嘉兴名胜南北湖游玩时所作。钱家是嘉兴望族，钱汝霖的祖上全都葬于南北湖，他们的墓前遍植松柏，形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柏林，人称“钱墓”。从表面上看，《钱墓松歌》不过是一个文人对“钱墓”松柏的感怀，但寓意就暗藏其中，因为吕留良在诗中特别以松柏发论，说此松应自元朝时就存在，接着又用短短数行的篇幅，描述了在元朝统治下，中原百姓的困苦生活。
元与清一样，都是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后所建立的王朝，可想而知，任何一个有反满倾向的人只要一读到这些诗句，立刻就能联想到元与清之间的关联，也随即能够明白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曾静就是如此，他说他刚接触《钱墓松歌》时即受到了巨大震撼，尤其诗里“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一句，更是令他“如坠深谷”，不能自拔。
与《钱墓松歌》相比，另一首长诗《题如此江山图》的背景更为复杂。《如此江山图》是一幅画，画中的“如此江山”实际是一座亭子，称为“如此江山亭”，乃杭州吴山的一处胜迹，据传是北宋被金灭掉后，南渡的遗民所建，用以寄托对故国的思念。这幅画的作者陈仲美则生于南宋，但他少年时南宋就被元朝倾覆了，所以作者同样是在托景寄情，既写山水之美，复叹时代变迁。
宋遗民的悲情引起了吕留良的共鸣，他在题咏诗中写道：“其为宋之南渡耶？如此江山真可耻。其为崖山以后耶？如此江山不忍视。吾今始悟作画意，痛哭流涕有若是。”
《如此江山图》虽是山水画，但山水间依稀可见人物，只是画中人的穿着很奇怪，既不像是一般士大夫的官袍，也不像山林隐士的竹笠粗服。吕留良借题发挥，甚至不惜超出画卷本身创作的时代，说如果画中人是宋人，那么其必然以祖国大好河山落于蒙元铁蹄之手而为耻，如果画中人是明人，则其必为汉人重拾江山而举杯痛饮，欣喜若狂。
一首《钱墓松歌》，一首《题如此江山图》，不要小看就是两首诗，正是它们对曾静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曾静读后“始而怪，即而疑，继而信”，开始觉得怪，后来感到有些疑团，最后就完全相信了吕留良关于“华夷之分”的学说。
收买人心
雍正的文化水平和学养远非李卫可比，加上已经仔细阅读和研究过岳钟琪等人的密折，所以他对吕留良隐藏于字里行间的这些情结全都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除此之外，其他诸如吕留良反感和蔑视清廷，对明朝充满同情等细节，也都被雍正火眼金睛般的从各种书函、日记和著述中一一“抠”了出来。
雍正越读越气愤。在他看来，吕留良与汪景祺、查嗣庭是同一个类型的人，都是他极为厌恶的“浙江习气”的具体体现，但比起汪、查等，吕留良还要更为可恨和可怕得多。因为前者毕竟影响力有限，而吕留良却托名讲学，将“华夷之分”“夷夏之防”等观念灌输给士子，造成了“海内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的现象。曾静师徒本是僻处湘南山区的乡下人，竟然也受到吕留良启蒙，并视之为精神偶像，就可见情况已有多么严重。
与雍正只能透过文字勾勒吕留良的思想脉络不同，在吕留良晚年，他的反政府倾向常常通过行动直接表现出来。以他作《钱墓松歌》的南北湖之行为例，清廷开国后，严禁汉族文人结社，但南北湖之行就是一次典型的文人聚会，钱汝霖、吕留良等具有反满倾向的文人会聚在一起，在南北湖及周边盘桓达四十余天，已经是在公然与朝廷唱对台戏。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那次其实还钻了钦天监推算日历失误的空子，说是要在南北湖过除夕，但这个除夕并非清历所规定的除夕，其意就是不承认和不按清廷的时节办事。
康熙朝的情报网或许没有雍正这么严密，然而康熙也熟知下情，尤其对江南社会的动静一直都很关注，吕留良的这些行迹不可能一点都不为他所察觉，但可以看出他既未采取什么措施，也没有下令严查。对于吕留良本人，如果说康熙有什么遗憾，倒很可能是吕留良始终不肯“入其彀中”，以及宁愿剃发做和尚也不肯参加他的博学鸿词考试。
清在取代明后，出于调和反满情绪及满汉矛盾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表面上一改抹黑前朝，抬高当朝的做法，在对待明朝君臣的态度上表现出了相当的气度。康熙六次南巡，每次到南京都要祭扫明孝陵，并且行三跪九叩大礼，以示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尊重。不仅如此，他还亲题“治隆唐宋”四字，赞誉明朝的治理和兴盛程度为唐宋所不及。
雍正登基后，检视康熙的遗物，在书箧中发现了一道康熙的未发谕旨，上面说自己决定效法前人，查访朱元璋的子孙，然后给他封官加爵，以继承朱元璋的香火。雍正看后认为父亲说得很对，遂在雍正二年派人找到了据传是明室后裔的朱之琏，加封其为一等侯，让他承担明朝诸陵的祭祀，并将其“抬入”了汉军正白旗（朱之琏的先人被清军俘虏，已入八旗）。
对于明臣，清皇室也有他们的一套做法。顺治说：“明臣而不思明者，必非忠臣。”清修《明史》，对明末清初因抗清而遇难的明朝官员予以表彰，反过来将那些投降清朝的官员称为大节有亏的变节分子，洪承畴、祖大寿等人就算是对清代立国立下过赫赫功勋，堪称大清的开国功臣，但也照旧被列入了《贰臣传》。
康熙等人这么做，讲穿了都是收买人心之举，为的是让汉族臣民像忠于明朝一样忠于清朝，转而为他们服务。如果有谁越过底线，对大清统治造成了威胁，他们还是要予以打击的。像雍正找到的那个明室后裔朱之琏，其实据说并不正宗，最正宗的是崇祯帝第五子、民间称为“朱三太子”的朱慈焕，他也是截至康熙朝时，唯一活下来的明皇室后裔。问题是反清复明者都纷纷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造反，哪怕朱慈焕自己并没有实际参与进去，可康熙也依旧将他给处死了。
辩论
虽然对真正的“朱三太子”绝不肯放过，但康熙朝时，清廷的统治基础尚不稳固，反清复明的起义和排满斗争不断，在那种情况下，康熙不可能听到一点风声就打，否则就会四面树敌，到处激化矛盾。
二十多年前，雍正还是雍亲王的时候，曾发生过一桩旧案。江苏苏州人一念和尚以忠于“朱三太子”和前明为号召，突然聚众起事，参加这次起义的人一律头裹红巾，打着仿明朝的旗帜，檄文通令也都沿袭前明年号。
一念武功高强，许多江湖侠客如甘凤池等都是他的徒弟，同时他又通晓作战之术，清军骑兵闻讯前去“围剿”，被打得大败。至当年年底，起义军已增至数千人，只可惜他们终究独木难支，次年还是遭到了失败，一念亦被捕遇害。
当时吕留良早已去世，被俘的起义军士兵指控吕留良的孙子吕懿历参加了起义军，吕懿历因此被抓去审问，并与指控者当面对质。在审问过程中，他坚称自己从未见过指控者，也否认与起义军有任何瓜葛，最后，朝廷派去江浙平叛的钦差大臣穆旦宣布将其无罪开释。
正常情况下，涉嫌谋反可没有这么容易就脱身，更何况还有人证。李卫在审问吕氏家人时初次听到此事，马上命人从总督府旧档中翻出了关于吕懿历的卷宗，上面有穆旦写的公文，说他确信吕懿历并未说谎，于是下令撤销了对吕懿历的所有指控。
实际上，穆旦的公文只是官样文章，他开释吕懿历的背后，是得到了皇帝的特别指示和许可——康熙顾念吕懿历出身宿儒世家，不谙世事，故特命将其宽宥释放。
是康熙真的特别器重吕留良这样的宿儒，所以才对其子弟网开一面？自然不是，而是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对外宣传需要他这么做。为此，康熙一方面该硬的时候不手软，坚决镇压反清起义，消除重大隐患；另一方面，又积极主动地拉拢汉族上层知识分子，实行要官给官，要名声给名声，要出路给出路。即便是那些执意不肯与朝廷合作的明遗民及其后代，只要不直接拿着刀枪跟官府对着干，也都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康熙对吕留良和吕氏家族是如此，对于名气比吕留良更大的“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亦然。
康熙朝时的顾虑到了雍正朝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康熙平定台湾，郑氏退出政治舞台，海上最后一个反清堡垒消失了，江南虽然仍有遗民风气，但反清的武装起义已明显式微，号召力也大大下降，到了这个时候，对于一些在他们看来给脸不要脸的文人儒生来说，清皇室自然就没有理由再忍着性子好声好气地哄骗和包容了。
雍正决定下旨对吕留良展开批驳，为了显示对这次行动的重视，他特意从相对较为舒适的圆明园移驾回紫禁城养心殿，在那里专心撰写谕旨。
雍正元年，从中国返回自己国家的朝鲜使臣曾向国王报告，说亲眼见到雍正“气象英发，语言洪亮”。事实上，雍正不但说话声音饱满洪亮，而且好辩善辩，有学者认为，他这种好辩的性格最初应该得益于康熙。康熙倒不是好辩，他是爱讲逻辑，据分析，康熙之所以会如此，小半是接受了宋明理学关于“理”的观念，大半则受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影响。
雍正一方面继承了父亲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他偏好禅学，而禅学重自省思辨的倾向也必然会渗透到思维和语言习惯中去。雍正登基后，不但支持禅宗，而且直接参加了佛教宗派的学术斗争，其间，曾亲自对他所认为的“邪魔外道”进行指斥和批驳，并集成了《拣魔辩异录》一书。
和尚都是老百姓，雍正以皇帝之尊与他们辩难，免不了招来“以人天子与匹夫搏”的讥笑，但这就是雍正的一贯作风，他认为自己不单单是能靠皇帝的无上权威来强行压服别人，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做到以理服人。
这回雍正需要驳倒的是吕留良，与以往批驳“邪魔外道”一样，他先要寻找对方的弱点，而吕留良的弱点或者说是软肋是什么？
是吃着本朝的饭，却砸着本朝的锅！
如果吕留良是一个明朝官员，为明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他还不失为一个尽其本分的忠臣，但雍正说可惜了，吕留良只是出生于“明朝之末季”，清军入关时，“年方孩童”。按照雍正的理解，吕所得到的完全是大清的恩泽，是清朝给他提供了读书教育的机会，甚至于后来应试成为秀才，都得益于此，可以说他本人是长于斯朝，得喂养于斯朝，其子子孙孙亦生长于斯朝，那他有什么理由对这个朝代如此痛恨和憎恶呢？
吕留良一生中最感到悔恨不已的一件事，莫过于为生计所迫和免遭陷害，在顺治年间参加了清廷的科举考试，他自己也常称之为“失脚”。雍正紧抓住这一点不放，把吕留良因思想改变而自弃考试，说成是赴考不中而一改初衷，在他的笔下，吕留良成了一个原本对明朝毫无依恋之情，一心以仕途为念的人，直到后来考试受挫，丧失了秀才资格，才突然尊奉起明朝，而做起了肆意污蔑大清的文章。
在上谕中，雍正质问道：“谁曾见过吕留良这样怪诞无耻、可嗤可鄙者？”随即发出感慨：“朕即位以来，实不知吕留良有何著述之事，而其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天地不容，致有曾静上书总督岳钟琪之举。”
明顶暗抗
“华夷之分”是吕留良反满思想的核心论点，也是雍正予以批驳的重点。在古代中国，少数民族素为汉族的主流政治圈所排斥，连雍正也无法堂而皇之地说出满人亦可为中原之主这样的话，不过他不愧是辩论战的高手，此路难行，立即另寻捷径，转而用偷换概念的手法，以地域代替民族。
雍正说，什么是华，什么是夷，依地域来分的话，上古的舜帝为夷之人，周文王为西夷之人，这两个君主不都是公认的圣德明君吗？我们清朝皇帝也一样，不过原先住在满洲而已，自然也像舜帝、周文王一样有资格做中国的皇帝。
在论证华夷无别，地域不能作为区别君主好坏标准的基础上，雍正说清朝开辟疆土，创造太平盛世，“令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否则的话，全国将仍陷于战乱和苦难之中，臣民们应该感到庆幸才对。更何况，清朝是从李自成手里夺来的天下，夺明朝皇位的并不是他们，相反，他们还打败了李自成，为明朝报了仇，雪了耻。现在一些居心叵测的汉人却专门将明朝后裔作为反清旗号，这种行为只能算作叛逆。
在亲自出马，对吕留良进行一番批驳后，雍正自认为找到了予以惩处的合理依据，他在发下批驳谕旨的同时，下谕给在京百官和封疆大吏，要求内外臣工拿出了一个处理吕留良及其家族的具体办法。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初夏时颁下的旨意，整个夏季都快结束了，竟然还是没有任何有关的奏疏上达。
雍正虽将吕留良与汪景祺、查嗣庭列为一类人，但吕留良在文人圈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其实与汪、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很多科甲出身的官员都看过吕留良对儒家经籍的注解，或者在走进考场前阅读过吕所编纂的应试文章范本，吕留良在这些著述中多持论平正，就是偶有一些偏激之语，也早就为后来编辑其著作的学者所删除，所以他们印象中的吕留良，只是一个具有杰出学术成就的注经通儒和理学家而已，实在难以跟雍正上谕中那个狂妄悖逆、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挂上钩。
不少人认为吕留良晚年没有从事过实质性的反清活动，纵使有“华夷之分”“夷夏之防”的言论，主要还是认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获罪是受到了曾静案的牵连，是曾静案把他给连累了，所以应予重惩的不是吕留良，而是元凶曾静。雍正接到密报，湖北按察使王萧章对贬低和处罚吕留良表示不满甚至愤怒，考虑到王萧章只是在表达意见的过程中，“含愤激切，一时昏聩，致失检点”，雍正在警告之外，没有对他进行惩处。
有的在雍正看来却是非惩处不可。广州府同知朱振基在自己管理的书院内供奉吕留良的牌位，还让前来参加考试的生员向牌位跪拜，在雍正发出批驳谕文后，才将牌位移至家中，若不是被人举报，难保他不会暗中继续敬拜。事发后，朱振基被撤职严审，并受杖刑，直至死于狱中。
在吕留良的家乡嘉兴，早已退休的学官张昌言被揭发不仅刻了吕留良的牌位，而且将牌位请到城内一座著名书院中供奉。浙江总督李卫下令将张昌言处以鞭刑，同时焚毁吕氏牌位。
从湖北到广东再到浙江，三个省份的官场竟然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对批驳谕令明顶暗抗的事件，而且涉案者除一名退休官员，另外两人不是执掌一省司法大权者，就是负责督导教育的官员，连他们都沉迷到了不惜抗旨甚至供奉吕留良牌位的地步，可想而知吕留良对臣民的影响力有多大，不整治又怎么得了？
雍正于吃惊和警惕之余，又连发几次长谕，对吕留良的弟子严鸿逵等人展开批驳，并着刑部严加审问，议定其罪，资以制造更大的声势。
就在雍正及其拥护者急于获取朝野舆论支持的时候，福建泉州有个叫诸葛际盛的书生向读书人发了一封公开信，立刻得到了他们的注意和重视。诸葛际盛在公开信中写道，读罢皇上谕旨，发现吕留良居然在日记中攻击先皇圣祖康熙，真是太可恶了，而吕留良的子孙不但不对吕留良的行径感到忏悔，还故意藏匿其父祖的“逆书”，由此可见，吕氏合门上下都有企图颠覆大清之祸心。
诸葛际盛还不忘拿姓氏做文章，吹嘘自己是一千多年前忠君爱国的诸葛亮的后代，同时又说吕姓一族千年以来有不少奸臣，受刑斩首的也不乏其人。
按照这位书生的意见，吕留良已死，砍他的脑袋是不可能了，最适宜的惩罚是开其棺戮其尸！
小人行径
任何时代都会有想靠踩别人来获得进身之阶的小人，诸葛际盛大抵如此。一开始，他的文章还只是局限在小范围内，一位支持雍正处理吕留良案的大臣偶然看到了，如获至宝，决定在邸报上破格刊登此文。
邸报全国发行，是官员们必读的内参，一个处于京师官僚机构圈子之外、此前又名不见经传的书生，如果没有皇帝的允许或至少是默认，怎么可能刊载他的文章？毫无疑问，这是雍正在用希图上位进阶的小人当武器，给朝臣施加压力，在批判吕留良方面逼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意志。
出于同样的目的，雍正明谕表彰在广州朱振基案中举报朱振基的四名生员，下令增加广州一地生员乡试配额四名，这四名生员可以用此特置配额参加乡试，若成绩优良，即赏作举人，送京城参加会试。
在一片人为制造出的沉默中，竟仍不乏勇敢倔强之声。按照制度，邸报的阅读范围仅限于朝廷命官，但朝廷命官的私聘幕僚实际上总能接触到这些内部材料，据湖北省通山县知县井濬详报告，他的师爷唐孙镐从邸报上读到诸葛际盛的文章后，“忽然疯狂大作，詈骂号呼，无所不至”。
官场之上，谁都知道诸文的背景有多深，井濬详连忙上前阻止，但不管他哄劝也好，责骂也罢，唐孙镐依旧不改初衷，几天后又突然向井濬详提出辞职。
唐孙镐追随井濬详已有数年之久，井濬详忙问他将何去何从，回答说要去向省城官署呈递文书。问是什么文书，唐孙镐交给东家一份他花了几天时间写就的揭帖。
井濬详不看揭帖则已，一看大惊失色。唐孙镐在其中大骂诸葛际盛是汉人中的败类，一个“蛇蝎为心，豺狼成性”的小人，此人诋毁和攻击吕留良不过是“饰奸为忠，希图幸进”。
唐孙镐通过揭帖直言，正是诸葛际盛的这种小人行径促使自己不能不挺身而出，为吕留良说几句公道话。他承认，吕留良并非无过，但那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在吕氏生活的时代，东南沿岸动乱未息，明末忠臣义士仍在举旗抗清以图恢复，吕留良受此影响，私下不免会流露出同情前明的言论。可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吕留良写出了不朽的学术著作，就以《四书讲义》而言，虽然以他唐孙镐的学识不足以完全窥其精妙，但也知道此书“阐扬圣道至精且详，海内文人莫不宗之”，甚至即便孔孟程朱这些儒家圣人复出，都“不易其言”，不能随便改动书里的话。
唐孙镐认为皇上日理万机，可能无暇翻阅《四书讲义》等吕氏名著，于是才在“疑信相参”的情况下，下旨让群臣细研吕氏之书，希望听取众臣的见解，以此作为判断依据。可是内外臣工因为都怕得罪皇上，便纷纷甘作违心之谈，导致如今被小人所乘，竟有了开棺戮尸之说。在唐孙镐看来，如果此说成真，必将使饱读圣贤之书、尊崇孔孟之道的天下儒生为之心寒，“孔孟在天之灵亦应为之流涕”。
在诸文发表于邸报的前后，湖北按察使王萧章受警告，广州府同知朱振基、嘉兴学官张昌言遭严惩等一系列事件已经传开，它们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为吕留良辩护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唐孙镐也知道呈上揭帖之后，“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十之九”，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还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但他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与其与无耻之诸葛际盛并生阳世，何如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也！”
读完揭帖，井濬详被吓得胆战心惊，这时候他如果再放唐孙镐离开，就有知情不报乃至包庇私幕的罪名了，于是只能先下令羁押唐孙镐，然后向湖广总督迈柱呈报案情。迈柱仔细阅读后，次日便向雍正寄呈密折并附上了唐孙镐的揭帖抄件。
唐孙镐在揭帖中猜测，皇上可能是没空阅读吕氏名著，未能领略到它们有多么了不起，所以才向臣下广泛征求意见。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雍正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读完吕氏的全部著述，但重要部分他都看了一遍，而他要对已经死了四十多年的吕留良予以严惩的决定，也正是在看了吕氏著述后才做出的。至于征求意见，那不过是雍正一贯的权谋风格而已——虽然雍正贵为皇帝，手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朝廷上下也没有任何有效机制可对他进行限制，然而每逢重大决策，他总是要征求朝廷内外的意见，为的是取得道义上的支持和舆论的背书。
从整治皇子党起，雍正玩的就是这一套，已经极其娴熟，吕留良案并非特例。也就是说，对怎么处理吕案，他早有定见，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他所需要的，只是掌声和应和声而已，但他没想到，这一套在吕案上会显得那么不适应，尤其唐孙镐的出现，让他简直有手足无措之感。
名山藏
权谋之术说到底，都是在利用人性的弱点。允禩、允禵厉害吧？一个智谋超群，一个将略出众，可是他们本身就是皇位的追逐者，其有所求则必会让别人有空隙可钻。年羹尧、隆科多皆为大臣中的出类拔萃者，然而他们贪图荣华富贵，漏洞到处都是，乃至于雍正只要一打招呼，还没等公开宣布罪状，两人就已形同瓮中之鳖。
唐孙镐是什么样的人，他既非王子王孙，也不是朝中重臣，甚至连一个起码的官职都没有，不过是个极普通极平常的书生。同为未受朝廷升斗之粟的书生，诸葛际盛一肚子私欲，对雍正而言，这样的人最好拿捏，也最适宜用来当武器，唐孙镐却与诸葛际盛正好相反，他什么都不求，只求维护读书人的信念和正义。
雍正最拿手的权谋在唐孙镐身上失去了用武之地，而若改用强权的话，唐孙镐又根本无惧生死，正如他在揭帖中所说：“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
无可奈何之下，雍正不得不放弃了他所谓的以理服人，但是如果公开处决唐孙镐，又怕招来外界议论。在迈柱的密奏末尾，他用朱笔如此批注道：“像唐孙镐这样的人，你杀了他反而成就了他的声名，那太便宜他了，不如将其秘密处决，比如杖毙，或者用其他办法。总之，这件事就当从没发生，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曾就此事上奏朕，谁都不要说，包括井濬详。”他还特地嘱咐迈柱，务必跟井濬详讲清楚，不得把唐孙镐的揭帖泄露出去，否则将来必定严惩不贷。
迈柱是个久历宦海、经验丰富的老官僚，收到雍正的朱批后马上明白了皇帝的心思，他回复说，因为担心用杖刑打死唐孙镐太过引人注目，所以没有马上采用这一办法，不过好在唐孙镐“不数日而伏冥诛”，自己在监狱中患病身亡了。
唐孙镐其实并不是病死，根据后来流传出去的说法，他是在狱中被人用沙袋压死的。迈柱做了这个安排后，便将唐孙镐的猝死解释成连老天都不能宽饶这等逆天大罪，并报告说已将唐孙镐的揭帖原稿就地销毁，一定不会外泄。
就像当年对待囚禁中的允禩、允禟一样，雍正既要解心腹之患，又希望尽可能避免被人议论，所以体察其意的大臣便用同样一个“冥诛”的办法，让他遂了心愿。
雍正君臣自以为料理得干净利落，不料几天后，湖南就传来消息，沅州的一位巡察御史竟在书案的一大堆公文中见到了唐孙镐的揭帖！
雍正闻讯大发雷霆，劈头盖脸训斥了迈柱一顿，说揭帖风波不但未销声匿迹，反而波及远地，“海内外皆传闻矣”。你口口声声都料理好了，怎么给我出现这种情况？
谁也不知道在明明已被销毁的情况下，唐孙镐的揭帖是如何再现，又从湖北来到湖南的。很有可能唐孙镐在写好揭帖后，另外还抄了若干份，并已在他获罪前进入了别的官方流转渠道。
不管怎样，揭帖的秘密是再也守不住了，其内容在文人圈子里迅速得以传播，并得到了一些正直之士的推崇。唐孙镐乃浙江会稽人，他的浙江同乡、天台秀才齐周华将揭帖易名为“讨诸葛际盛檄文”，收入其辑刊的《名山藏副本》。“名山藏”取自于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意思是现在不便公世，只能藏起来给后人看，果然，后来的人们都通过这篇作品领略到了一个底层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坚毅、执着与伟大。
揭帖的事且放到一边不去说它，让雍正感到烦闷不已的是，大臣们对吕留良案的表态仍不踊跃。在多方暗示也不见动静的情况下，他终于失去耐心，多次降下严旨，纵论历史和罪案，向满朝文武施加压力。
明末之际，战火频仍，明朝军队镇压李自成起义不得力，在滥杀百姓用以充数邀功方面却很起劲。自李自成发动起义后，整个中原都沦为战场，据雍正自己估计，至少有半数内地百姓死于战乱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动荡、迁移、饥荒。他还特地提到四川，因为这个省那时候死伤特别惨重，即便少数幸存者，也多被剜目去耳，残足伤手，否则何至于有“湖广填四川”？
雍正说，当是时，他们大清“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镇压了起义，拯救了大家，给关内带来了和平和统一，可谓居功至伟。然而时至今日，反清的谣言仍间有耳闻，打着恢复明朝汉人江山旗号的起事者也依旧层出不穷，此情此景，让他感慨系之，真有不知何从何往之感。
在雍正看来，吕留良的恶毒正在此处，他的那些悖谬思想由其门生继承，再传于曾静，所以曾静才会有“八十余年以来天地昏暗，日月无光”的狂言以及阴谋造反的举动。
1731年1月，距离雍正下旨征求意见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八个月，六部九卿终于呈上了基本符合雍正意愿的审结建议。吕留良案由此正式定案：吕留良及长子吕葆中（已死）、门生严鸿逵戮尸枭示；吕留良最小的儿子吕毅中、严鸿逵弟子沈在宽斩立决；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孙辈全部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吕案被曾静案所牵连，而吕案本身又牵连了很多人。因为雍正认为凡与吕留良有关的人员均应重判，所以最后连与吕留良有交往的刻书人、藏书人都被问斩，其株连人员之广、判刑之重，在文字狱中也是不多见的。
十大罪状
在岳钟琪最初关于投书案的密折中，一直未随折附上“逆书”原件，只是做了概要介绍，以及配合案情陆陆续续地透露了一些其中的信息。
为什么不附原件呢？岳钟琪的理由是“逆书”过于“诬谤悖逆”，他担心“有污圣览”，皇上看了会影响心情。彼时雍正还表现得颇为轻松镇定，提笔写道：“犬吠兽号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观之。”
其后，岳钟琪奉命将曾静所写的“逆书”原件递送入京。乍见“逆书”全文，雍正的反应却是大受震动，激愤之情无可名状，已全无一点“闲观之”的淡定和从容了。
原来曾静在“逆书”中直指雍正是失德暴君，并给他列了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这十条罪名基本囊括了雍正从继位起直至投书案前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其中除“好谀任佞”稍显平淡，其他九条罪名全都称得上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曾静说雍正这样的暴君，就算不是满人，是汉人，也根本没资格做皇帝。
暴风雨前的宁静瞬间就被击破了。在岳钟琪的奏折中，雍正批道：“朕览逆书，惊讶堕泪。览之，梦中亦未料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也，亦未料其逆情如此之大也。”
雍正说做梦也想不到有人会这样议论他，其实也并非实话。之前通过情报网，他早就知道在他的继位、处理皇子党、惩处年隆等问题上，朝野颇多私议。不过一者，流言毕竟是流言，当事人总是不太好自己去挑明。二者，就像不在乎避讳一样，雍正本身不重虚名，他认为这些流言都处于零散状态，况且只是对他本人表示不满或质疑罢了，尚没有对其政权构成挑战，所以不需要像处理其他重大政治事务那样拿出大量精力去认真对待，一般性点到为止即可。比如雍正元年、二年，雍正在讲话中曾两次提到有人说他“凌逼弟辈”“凌逼众阿哥”，但除了矢口否认，他都没有追究流言的具体来源。
“逆书”之所以能够起到让雍正都坐不住的作用，是因为经过曾静的妙笔生花和归纳综合，在雍正看来荒诞不经的那些社会流言，不仅全都被包装得十分像样，颇能令人信服，而且还骤然上升到了对其人格和政绩的全盘否定——若雍正真的像上面所说的那样，他哪里是配不配做皇帝的问题，根本就是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具备了，简直一个禽兽不如！
别说雍正本来就好辩，就算他不好辩，事到如今，也得逐一严辞批驳了。
“谋父”是曾静所列举的雍正第一罪状，曾静显然对社会上雍正毒死康熙的传说深信不疑，认为新皇帝处处与老皇帝“为仇为敌”，终至弑父、改诏、篡位。这是雍正所要驳斥的最大指控，为此他调动全部脑细胞，竭力追忆了他继承大统前对康熙的敬爱孝顺，以及康熙在畅春园病重、弥留期间的种种细节。雍正思维极其缜密，他不是单方面说自己如何如何，而是还将康熙去世之际，接受“末命”的皇子、王公大臣的姓名和接受时辰都一一描述了一番。
“谋父”以下，指责雍正残害至亲骨肉的罪状尚有“逼母”“弑兄”“屠弟”。“逼母”是说仁寿皇太后（德妃）之死为被迫自杀，“弑兄”是怀疑被囚的废太子死于雍正之手，“屠弟”当然是指允禟、允禩的死于非命。“逼母”“弑兄”均被雍正视为令他忍无可忍的恶毒谣言，他也像批驳“谋父”一样，一一拿出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唯有“屠弟”一条，他却无法完全否认。
当初为了秘密结果允禟、允禩，雍正和大臣李绂合谋，想出了一个“冥诛”的法子，他们自以为得计，谁知老百姓心明眼亮，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认为正是李绂秉承君命谋害了允禟、允禩。实际上，雍正在通过情报网得知外界有他“屠弟”的流言后，也已经开始感到后悔，后来他的儿子乾隆便回忆说对于处置允禩、允禟，“皇考晚年意颇悔之”。雍正当然不会是后悔对允禩、允禟进行整治，他应该是在发现靠“冥诛”也无法瞒天过海后，觉得与其如此，倒还不如把这哥儿俩像允禵一样予以永远囚禁了，那样的话，他们既翻不了天，自己也不会落一个“屠弟”的恶名。
哭笑不得
在批驳圣谕中，雍正先解释了整治允禟、允禩等人的原因，说这些皇弟都是不安分的觊觎大位者，在康熙生前和自己执政初期有种种不端非法行为，康熙早就对他们不满。自己圈禁他们，也并非出于一己之私，或出于残忍或报复之心，而是为了尊重先帝的意愿，维护祖宗留下的江山基业。
雍正说他虽然下决心要大义灭亲，但并没有想要允禟、允禩的命，反而还在他们生病时遣医送药，就怕他们在狱中有什么闪失。二人也确实是病死的，是伏了“冥诛”，受到了阴间的惩罚。
正好此时李绂已因科甲朋党案而失宠，雍正就顺势把责任都推给他，指责李绂没有把允禟、允禩病死的情况明白地告诉众人，以致引起了外界无端的怀疑和猜测。至于他自己对两个皇弟的死，“不辩亦不受”，意思就是说他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但至多就是负失察的责任而已。
平心而论，曾静的十大罪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谣言。比如“淫色”，指责雍正特别好色，竟将废太子的妃嫔都收归己有。雍正气愤地说他自幼对女色就兴趣乏乏，“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远色’二字朕实可自信，而诸王大臣近侍等亦共知之”。他称自己登基以来，从未广置后宫嫔妃，更不用说什么收归废太子的妃嫔了，“今乃谤为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
紧跟着“淫色”的是“贪财”和“酗酒”。“贪财”的内容不少，曾静曾从移民四川回来的百姓那里打听到，皇帝“使人从四川贩米，至江南苏州发卖”，又据行走于广东的人传言，雍正还在“广东、广西发卖水银”，于是曾静就都列入“逆书”，作为了雍正贪财的证据。
曾静所举的两个例子都确有其事，只是在被传来传去的过程早已扭曲变形。雍正解释，最初是外省督抚上奏时向他提出的建议，说江浙一带人多米贵，因此请求动用国库里的银钱，向产米的省份购进后，再运到江浙。
雍正辩驳道，把米粮平价卖给百姓，以解决当地的吃饭问题，是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米粮调配办法，况且减价卖给百姓，朝廷还亏着本呢，他本人又如何可以从中得利？
水银的事，则跟原任贵州巡抚金世扬有关。金世扬在任时，由于动用府库的银两收贮水银等原因，使得府库亏空，无法完成交接，新任巡抚石礼哈向雍正报告了此事，同时建议将金世扬收贮的水银在广东变卖，用以充公平账。雍正同意了，认为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解决了亏本，也保全了金世扬的身家性命，但这跟他雍正想占谁的便宜完全不搭界。
在据理驳斥时，雍正再三强调，他身为一国之君，富有四海，如果他想要钱财的话，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什么必要去动与民争利的小脑筋？
“酗酒”的指控直接来源于坊间流言。社会上传闻雍正是一个不理政事的酒鬼，常带着大臣在圆明园内大白天的饮酒作乐，隆科多得宠时，他曾频频与之饮至深夜，直到把隆科多灌得烂醉，令人抬出为止。又传说有一年端午节，雍正与诸王大臣登上数十条龙舟，在船上畅饮蒲酒。
对于这一罪名，雍正颇有哭笑不得之感。他引用古史所载，说连尧舜都喜好饮酒，《论语》中亦称孔子“唯酒无量”，这表明饮酒这件事即使对圣人的道德而言，都没有什么损害，作为他本人，如果真的喜欢喝几杯的话，绝不会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然而实际情况是，他天生就不爱喝酒，同时平时的工作量和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他整日流连于醉乡之中，酗酒云云完全是无稽之谈。
雍正还提到一件事。前年陕西固原提督路振扬来京朝见，有一天忽然启奏说：“臣在京很久，每天晋见皇上，仰看皇上容颜，发现完全不像喝过酒的样子，可为什么臣在外省任上时，却听到有皇上喜欢饮酒的说法呢？”
雍正说他听后只是一笑置之，如今想来，曾静诽谤自己酗酒，应该就是这一类谣言的反映。
在“逆书”中，曾静在指责完雍正的个人品格后，马上就转向了其执政风格，控诉雍正“怀疑诛忠”。所谓“怀疑诛忠”，无疑是指年羹尧、隆科多的案子，雍正认为这个罪名本身就不成立，“诛忠”？年、隆能算是忠臣吗？他对年、隆的怀疑无错可言，最终予以处置，乃其“自招”，是他们“倚功造过”的结果，属于咎由自取。
曾静痛骂雍正“极好杀人，京城凛凛”。雍正大叫撞天屈，说他的本性是最仁慈的，平时别说随便惩罚一个人了，连走路都不肯轻易伤害蝼蚁。他继任后更是时刻以谨慎用刑为宗旨，每遇到死刑犯案件，都要亲自审查，如果能够从中为罪犯找出一线生机，他心里都觉得十分愉快，这样曾静居然还说他“好杀”，那真是和他的存心以及现实相差得太远了。
最新线索
“好谀任佞”在“逆书”诸条罪状中算是比较轻的，但这是历代昏君的标配，原告不能不提，被告也不能不驳。雍正辩驳称在藩邸四十余年，早已看透了各种人情世故，什么是谗言，什么是谄媚，了解得比谁都清楚，他自己也十分讨厌虚伪和卑鄙。即位以来，凡是歌功颂德的马屁文章，他都扔到一边，或一看即过，不再留意，以至于内外诸臣都已形成习惯，不敢把浮夸颂扬的词句写入奏章或者口头说出，就怕遭到他的厌弃和轻视。
雍正说曾静如此诬蔑他，是把他看得太浮浅了，把他当成了那种从娃娃开始就做皇帝，以致没有一点人生阅历的人。他质问道，现在你曾静既然说我爱好阿谀奉承而任用奸佞之人，那么，能够举出一人一事来加以证实一下吗？不能吧！
在雍正洋洋洒洒地亲笔完成批驳后，内阁按其旨意整理出了一份长达八十三页的长谕，不过这份长谕除在乾清门外当着所有在京大臣的面宣读了一遍，并没有公开下发。原因当然是里面也同时披露了“逆书”的内容，大臣们担心其中的“十大罪状”反而会引起民间的注意和兴趣。
雍正对此很不满意。曾静的“逆书”已经让他认识到，相对于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自己在民间舆论中却一直处于极其不利和被动的地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他的嗣位及其政策表示质疑、不满和反对，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散布攻讦他的言论，希望他立即垮台。
对雍正而言，舆论上对他的进攻跟政治斗争紧紧挂钩，所以必须全力以赴地打它一仗。过去政务繁忙，就算想打也没时间打，现在皇子党瓦解了，年、隆灰飞烟灭了，科目人受到打击，吏治得到整饬，火耗归公、养廉银、摊丁入亩、改土归流等新政已逐一得到实施，也就到了可以腾出手来好好策划一番的时候了。
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曾静用“逆书”发难，提出嗣位和施政问题，不正好为出击提供了一个开火的靶子吗？在投书案初发阶段，雍正就对岳钟琪说曾静投书是坏事，也是好事，随后他在给李卫的朱谕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观点：关于我的谣言，由曾静暴露出来，乃是天赐良机，我可以“借此表明于天下后世，不使白璧蒙污”。
要知道，他雍正肯花那么大的力气和那么多的篇幅，一一驳斥“逆书”，可不光是好辩或者一时激愤所致，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企图和用意。在他的计划中，向所有在京大臣宣读长谕，也只是第一步，离最终目标还没远，奈何大臣们不能理解，居然到此就想刹车了，这怎么行？
就在雍正考虑如何推进下一步骤的时候，湖南方面传来了最新线索。这一线索来自已经被捕且正在湖南受审的曾静，曾静是在长谕宣读的前一周被捕的，当缉捕官兵闯入他家时，情知大事不妙的曾静曾经大叫道：“蒲潭先生卒于此！”
看样子他想自杀，可惜没有成功。其后当缉捕官兵在对曾静进行搜身时，发现其夹衣上绣有几个字，是“渤潭（蒲潭的别称）得道先生”，另外衣衫上还绣有一副对句。按照当地的乡间风俗，已故老人的寿衣上常绣有姓名故里，为的是在阴间易于识别，曾静此举似乎表明他对被捕和自杀成仁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
不过曾静显然又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坚强，他很快就向雍正专门派去湖南的承审官求饶了，“痛哭流涕，叩头不已”，并且按要求写下了详尽的供状。当承审官们追根究底，要他提供流言根源时，他虽然称只是“偶听来往路人传言，实未询确姓名住址，不敢信口妄报”，但还是交代有一个叫王澍的人在案发前曾造访过他的学馆，自己“逆书”中关于雍正的罪状很多也都出自王澍之口。
据曾静供述，王澍自称丙戌进士，与“十四爷”同窗读过书，而且有一个儿子现在正在川陕统兵。曾静当时看到王澍的来头太大，就没敢再深入打听他的其他信息，但猜测此人可能就是岳钟琪的父亲，王澍只是他的化名。曾静说正是因为王澍的到访，才直接促成了张熙的西安之行。
至此，投书案的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大家这才知道，不管吕留良的著作对曾静产生过多么巨大的影响，也不管曾静本人对异族统治和现实政治抱着何等不满的情绪，实际上他派弟子远赴西安投书策反岳钟琪的直接起因，还在这个神秘的王澍身上。
很显然，王澍不太可能是岳钟琪的父亲，但仅凭他自称的进士、“十四爷”允禵的伴读等身份，就足以判定，他绝不会是一个普通人，与那些或人云亦云或目不识丁的路人亦截然不同，更为巧合的是，吕留良长子吕葆中即丙戌科榜眼，王澍与他还是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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