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钟琪离开前线后，由四川提督纪成斌临时代摄军事。准军所偷袭的科舍图系西路军的临时牧场，也即放牧驼骡的地方，此处虽当敌来路，但距离大营甚远，理应派重兵堵御险要隘口。退一点来说，就算不能分兵保障，也要将驼骡及时收回大营，可是纪成斌重视程度不够，仅派副参领、满人查廪率兵到牧场放牧。
康雍年间，不少满人养尊处优，已失去了原先强悍和肯吃苦的本色，查廪怯懦畏寒，奉命后自己躲在山谷间，只派五十人在牧场空旷处放牧。准军乘机攻袭，抢走了不少驼骡，查廪无心恋战，狼狈逃跑后求救于总兵曹勷，曹勷仓促出战，大败而归。樊廷等总兵闻讯前去增援，大家力战七天七夜，终于夺回了被劫掠的大多数驼骡。
得知损失轻微，雍正转忧为喜，除特别奖赏樊廷等人，还派遣内务府总管鄂善到前线犒师。
科舍图遇袭期间，西路军营的紧急奏报接二连三地驰递京师，这些奏报不仅打破了雍正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幻想，也让他变得紧张起来，因为需要他及时处置的紧要军机事务开始急剧增加。
廷寄
清初继承明制，将内阁作为国家中枢机构，凡皇帝的谕旨、内外臣工的奏章，都是通过内阁周转，其中皇帝的谕旨通过内阁发抄，称为明发谕旨。明发谕旨的最大缺陷是难以保密，特别是由内阁刊登在邸报上的行政公告和敕令，本来按律只有京官、内大臣及县令以上的外臣才有资格阅读，可是外泄之事却层出不穷，且早已见怪不怪。比如在对曾静案的查处中，师爷唐孙镐就是从邸报上读到了诸葛际盛的文章。更有甚者，内阁、六部的官吏以及地方官员为牟取私利，还会偷偷将邸报贩售给民间报房，结果导致印刷粗糙的政府公文满天飞，根本无机密可言。
雍正一向偏爱机密和高效的行事风格，为了纠正明发谕旨的缺陷，他除密折制度，还使用了廷寄。所谓廷寄，是指皇帝绕开内阁，当着亲信大臣的面口述旨意，再让亲信大臣以“遵旨寄信前来”的口吻所拟的谕旨。负责拟稿的亲信大臣都是像张廷玉这样既让皇帝信得过，还善于体会皇帝意旨，同时又博闻强识、书旨得体、运笔如飞的角色。
廷寄写好后，便由兵部加封，发驿站寄出，它的好处是不仅可以保密，而且能减少皇帝的工作量（毕竟不需皇帝亲自拟稿构思了），同时其准确性、权威性和时效性也绝对可以保证。不过以前雍正身体好的时候，每天精力旺盛，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使用廷寄的机会和数量很少，大部分时候还是通过密折朱批来处理事务和给臣工发去指示，这些朱批动辄都有数百字，上千字的亦不鲜见。
得病以后，雍正的身体渐渐不堪繁剧，为了治疗，他又搞了几个月的“静养调摄”，自云其间“精神不能贯注”于政务。直接对于政务的影响就是朱批不仅数量有所减少，内容也日见简短，诸如“览”“是”“勉为之”“实力为之”等个把字的朱批比比皆是，雍正自己也承认：“偶然不批，乃极寻常之事。”
显然，对于西北战争及其他重大紧急机密事务，既不能延迟也不能简直处置，而通过内阁发朱谕（即内阁明发谕旨）又怕泄密，于是以1730年年末科舍图遇袭为标志，由军机处拟发的廷寄便开始被频繁采用，并逐渐超过朱批，开始在谕旨形式中居于主要地位。
军机处和廷寄虽然让雍正轻松了许多，但也仅止于此，他每天仍须理事，而且只要健康状况允许，一些重要的活动和仪式也会亲自去参加。比如，按照康熙生前的惯例，雍正每年春天都要到农坛行“耕耤礼”，1730年、1731年这两年他都生着病，但还是去行了礼，只是因为精力不足，取消了筵宴而已。
李卫曾奏请雍正“万几之余，稍为静养片刻”，雍正表示完全静养做不到，且未必对身体有好处。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边理事边调养，身体也确实越来越好，但这时科舍图遇袭事件真相的暴露，却差点把他又给气趴下。
原来樊廷等人夺回的驼骡只是少部分，西路军折损的驼骡高达十二万余头，阵亡汉蒙官兵三千多人，换言之，西路军的损失不是轻微，而是极其惨重。这样的大败仗，他们最后却以大捷上报，从雍正手里骗取了奖赏和犒劳。
雍正平生最恨欺瞒他的人，何况还涉及如此重要、如此关键的军务，西路军方面对他的误导已足以让他的下一步战略部署错到一塌糊涂。
具体写大捷奏报的虽然是纪成斌，但雍正不能不对岳钟琪表示怀疑和不满——岳钟琪不仅是纪成斌的上司，还是他的保举人，即便纪成斌的奏报未曾受到过岳钟琪的暗中授意，然而至少岳钟琪也没有加以反对或揭穿，他们已实际形成共谋！
失策
雍正用人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他如果发现你对他忠心耿耿而且能力又很强，他会宠待异常，乃至推心置腹，但一旦你表现得并不那么尽心尽力，或者与他想象中的相去甚远，他对你的态度又极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1731年3月，岳钟琪向雍正上奏军机事宜十六条，建议击敌后方，然后在吐鲁番屯田，并在哈密、吐鲁番之间设置哨所。雍正便借纪成斌讳败饰功的事加以责备，说岳钟琪所提建议中没有一条可以采用，“朕心深为忧烦”。言辞之中，可以看出他对岳钟琪无疑是失去了信心：“卿向持稳守大营、步步为营策略，如今驼马为准噶尔所劫掠，乃因愧愤而一改初衷，倡言长驱直入敌据腹地。以今之势，何以能保必胜？”
自此，岳钟琪在前线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怀疑岳钟琪及其亲信会谎报军情，雍正任命都统伊礼布为西路副将军，率两千八旗满洲兵前往赴任。伊礼布临行前得到指示，凡岳钟琪统兵所到的地方，他也可带满洲兵一同前往，这实际上是在监视岳钟琪。
在击敌后方的计划被否定后，岳钟琪采取了坚壁防守的战略，可是雍正又不高兴，说他统兵两万九千人，却不能御敌，是筹度无方。为此，雍正派石倬云为西路副将军，以分岳钟琪的统兵之权。岳钟琪在出兵之时，其川陕总督一职就由大臣查郎阿署理，雍正一边让查郎阿在陕甘后方专理军需，一边摆出了一副你岳钟琪不卖力，我可以随时用查郎阿等人将你换下来的姿态。
有人批评雍正对岳钟琪信用不专，但客观地说，岳钟琪也有他本身的问题。他虽然有勇有谋，在西藏、青海平乱中的大显身手更是令人惊艳，但放到主帅的位置上来看，他在用将和统筹全局等方面与允、年羹尧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还在出师之际，岳钟琪就疏言有“十胜”的把握，从天时、地利、人和、兵精、粮足一直到车骑营设计，说得头头是道，并且还断言必能“指日荡平，献俘奏凯”。这些言论明显所含水分太大，大言、浮言成分太多，有人说这是因为曾静、吕留良案尚未正式结案，岳钟琪为防嫌所以才极力迎合雍正意愿，以表明自己的忠诚，但能把话说到“十胜”这么绝对，何尝不是他自己骄傲情绪的一种外在表露？主帅的这种情绪很容易感染其部属，纪成斌及其官兵防范不周，不能说与岳钟琪的轻敌思想没有关系。
与此同时，岳钟琪又是一个典型的攻强守弱的战将，进攻时常能出奇制胜，轮到防守时却难以做到风雨不透、无懈可击。车骑法本是他“立意用车”与准噶尔部抗衡的得意之作，西路军的车骑营扎营时以千辆大车围成一个圆圈，内有前车、后车、中车三帐，确实看起来美观，练起来也整齐，但那是在平原地带，到了沙碛沟堑地区就是两回事了。
西北千里荒漠，利于战马驰骋，而不利于人力战车移动。准噶尔部是游牧民族，擅长用马，其骑兵大则三五千，小则四五百，可以经常性袭击清军，其进攻和撤退均十分迅猛，待到清军驾车迎战追击时，准军骑兵早已逃之夭夭。总之，车骑营在实战中打起来蹩脚，撤起来拖泥带水，难以对敌，使得清军常常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为了阻止准军侵袭，岳钟琪上疏力请移筑木垒扎营，称木垒能与巴里坤成掎角之势。雍正准其所请，但木垒地处两山之间，岳钟琪筑城其中，等于把重兵集中于形如釜底的兵家忌讳之地，而且他在木垒要冲仅拨了两营军士，士兵不过五百，如果遇敌袭击根本无力抵御。当然更糟糕的还是清军移驻木垒后，准军骑兵依旧隔三岔五地潜入西路军控制区，对其牧场造成侵扰。
西路军孤军深入，战线拉得很长，粮队和牧场频频受到袭击，使得大营时常发生粮草接济不上的紧张情况。数万清军在饥饿中作战，导致军心不稳，就是战机在眼前也抓不住。1732年1月，六千准军自乌鲁木齐扰掠哈密，岳钟琪闻讯派兵迎击并欲断敌后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这时由于西北军情紧急，西南的改土归流又已步入正轨，雍正遂将鄂尔泰内召回京城，封其为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地位。鄂尔泰首先弹劾岳钟琪，指责他拥重兵数万，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投罗网的敌人来去自如，“既不能料敌于先，又不能歼敌于后”。
鄂尔泰的弹劾分量之重，在朝臣中无人能及。雍正当即下令削去岳钟琪宁远大将军的名号，仅保留川陕总督衔，让他在前线戴罪立功。不久又以“办理军务未协”为由将其召回北京，改由张广泗护宁远大将军印，总理西路军一切军机。
张广泗在改土归流的战争中脱颖而出，是由鄂尔泰一手提拨起来的用兵行家。他到任后对岳钟琪的军事指挥进行检查，继而上疏指出了岳钟琪在战略战术的种种失策。雍正看到此疏后，下令罢去岳钟琪的官爵，交兵部拘禁，其负有责任的亲信部将纪成斌、曹勷分别因谎报军情和打败仗，于军前处斩。本来内阁奏议也要将岳钟琪处死，雍正鉴于他以前所立下的功劳，令判为斩监候，岳钟琪被关在大牢里，一直等到乾隆上台才得以恢复自由。
下下策
科舍图失利是整个西北战争的转折点，西路军失去绝大多数驼骡，就意味着他们在短时间内失去了主动出击以及与北路军相互呼应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雍正认为岳钟琪击敌后方的计划根本不现实的原因所在。
由于西路军已难以有所作为，雍正便只能转而倚重北路军。为防止准军像袭击科舍图那样，也对北路军营实施偷袭战术，雍正仿效父亲康熙生前留下的军事方略，令北路军统帅傅尔丹用筑城进逼的办法向准军步步推进。按照他的部署，自1731年6月起，傅尔丹坐镇科布多，督理部队筑城，准备等城池筑竣后再进兵。
北路军以满洲兵为主体，此前准军屡为满兵所败，上上下下都对其怀有极深的畏惧感，连策零也不例外，他告诫部下，让他们千万不要主动和北路军接战，如果北路军逼近，也只能监视戒备，等到降大风雪时再伺机偷马，“将其马畜奋力赶回”。
清军的两路军暂时无法相互策应，给准噶尔用兵北路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策零决心抓住这次机会，这时准噶尔最多可动员六万到七万男丁，其中准噶尔人不满两万，但却要同时防备哈萨克、土尔扈特、俄国和清军。为取得兵力优势，策零不惜从防御死敌哈萨克的西部鄂托克抽调兵力，从而集中了可动员兵力的百分之五十也就是三万人马，用于进攻北路军营。
北路军有两万人，比来攻的准军少一万人，但他们可以依托科布多城进防御。科布多城尽管尚未完工，然而配备火器后仍具有较强的防御能力，准军没有重炮，即便兵力上占有优势，也无力攻陷。如果清军以坚守防御的战术对敌，准军依旧可能乘兴而来，无功而返，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傅尔丹却偏偏选择了可称之为下下策的弃城出击。
雍正善于用人，却不善于使用军事人才。鄂尔泰曾评价在改土流改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哈元生，说他“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统率”。傅尔丹和哈元生相似，此人身材魁梧，平时就给人以雄赳赳气昂昂的印象，可惜的就是有勇无谋，在别人的指挥下厮杀可以，独当一面做统帅并不称职。
岳钟琪有一次到傅尔丹帐中与其商议进兵之策，入帐后见四壁刀枪林立，便问他干吗要在中军帐里摆这么多武器，傅尔丹颇为自得地答道：“这都是我平常习练的，放在这里激励部下。”岳钟琪听后不便当面批评，笑着随便应付了他几句就把话题岔开了，嗣后则对人说：“为大将者，如果不恃谋而恃勇，那就离全军覆灭的日子不远了！”
准军出动到达科布多附近后，清军抓了他们几个俘虏，这几个俘虏交代说准部怕受到哈萨克袭击，已被迫分兵防守，而且罗卜藏丹津的族人谋反，策零正在与其周旋，所以此次准噶尔最具作战经验的名将大策零敦多布不能出征，仅另一名大将小策零敦多布可以东来。傅尔丹还从中了解到，准军虽有三万之众，但目前已到达前线的只是前锋，不过才一千多人，大部队尚未赶到。
有人认为俘虏们都是准军的间谋，他们是在采用诱敌深入之计，骗清军出城作战。问题在于这些俘虏的身份均为“哈喇昆”，哈喇昆是蒙古语，在准噶尔的社会结构中地位很低，恐怕还担当不了间谍这样的角色。他们被俘后都分别受到了拷问，口供能够相互印证，反映清军的情况也基本属实，并无串通好欺诈清军的可能。
关键还是傅尔丹自己相信什么以及他想做什么。傅尔丹并不是第一次与准噶尔交手，早在康熙末年，他就曾率八千人翻越阿尔泰山，对准噶尔腹地实施突袭，并在斩杀准军两百人，擒获宰桑（准噶尔的宰相级官员）等百余人后，顺利引兵回师。
那次突袭成功显然给傅尔丹留下了深刻印象。现在既然准军尚未到齐，为何不再度以雷霆万钧之势突入呢？不说完全击溃准军，也至少可以歼其一部，挽回科舍图失利后的被动局面吧。
见傅尔丹要率队出城作战，副都统定寿劝阻道：“噶逆（准部）起初听到我们要进攻他们，便把部队全部缩回其境内，静以观变，可见他们是时刻预谋要对我们下手的。如今怎么能因为一个俘虏的一面之辞，就轻易突入敌垒呢？”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傅尔丹不以为然，“那个投诚我们的俘虏都说了，噶逆正处于窘迫困顿之际，如何能够抵挡我精壮强大之师？你为什么要那么胆小？”
定寿默然，回到自己营帐后即将自己的一件战袍交给随从：“你拿着它，以后我战死了，就将它和我的尸体一起运回我的故乡安葬吧。”
除了定寿，另一名副都统海兰也劝傅尔丹三思而行：“俘虏的话怎么能轻信呢？示敌以弱，向来都是敌人的惯用伎俩，您一定要提防啊！”
“国家为什么能够无敌，是因为武将不怕死！你们怎么都学得跟汉人一样怕死了呢？”傅尔丹火了，他不顾众人劝谏，仍然下令整军进发。
血战
为了保证突袭获得成功，傅尔丹挑选了一万余精兵随其出征，其中以京旗为主的满洲兵和专门训练的鸟枪骑兵，堪称八旗武力的精华部分。将佐也是豪华阵容，除辅国公巴赛、兵部尚书查弼纳、散秩大臣达福等赫赫重臣，定寿等人都是跟随傅尔丹多年的宿将，其中定寿还参加过当年突袭准噶尔的战役。
在草原上作战与平原不同，因为彼此都很依赖骑兵，所以一边打仗一边还得腾出时间来游牧。开始几天，准军正处于分散游牧的状态，这让清军暂时占据了优势，还俘获了一个名叫郎素的宰桑，可是清军也需要游牧，而有水草的地方又都为准军所提前占据，所以傅尔丹不得不下令撤退，向和通绰尔转移。
绰尔在蒙古语中是湖泊的意思，和通绰尔也称和通泊，此处即为“有水草处”，然而不幸的是，这时候准军也正好已从各游牧地集结，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清军了。
1731年7月24日，清军移至和通绰尔的当晚，狂风骤起，大雨滂沱，还下起了冰雹。突然间，周围响起了让人心悸的胡笳声，成千上万的准军从山谷中冲出，趁着雨雹大作之机，如同黑云蔽日般向清军发起猛攻。
清军猝不及防，退无可退，只能在绝境拼死力战。双方均投入炮兵和大批配备鸟枪的骑兵，战况极其惨烈，也正因为清军是在缺乏准备的情况下骤然陷入血战，所以参战官兵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中伏的错觉，一些幸存者在事后的报告中均称他们在和通绰尔遭到了敌人伏击。
激战中，位居移营队伍前方的一千名黑龙江兵率先被击溃，接着定寿部两千余人也被分割包围。很快，他们的火药、铅弹、箭矢就都打光了，定寿对部下们说：“贼（准军）实在太多了，你们各自突围，不要管我！”众人答道：“我们情愿追随将军，能出则出，若不能出，共同赴难！”定寿遂带着官兵们奋力冲杀，直至中枪伤后自刎而死。
得知定寿部被包围，傅尔丹忙派六千余清军前往解围，但因准军兵力雄厚，当他们到达作战地点时，定寿部已经全军覆灭，除一名高阶将佐冲出重围，其余全部阵亡。
在和通绰尔，清军主力分立三营，其中京旗为主的满洲兵为一营，蒙古兵为一营，以索伦兵（黑龙江地区的土著民族士兵）为主的黑龙江兵单立一营。7月25日凌晨，黑龙江营因发生混乱而崩溃，此后，准军派一名清军俘虏向傅尔丹传话，说：“我们两边为什么要舍命交战呢？不如这样，你们将前些天俘虏的郎素归还给我们，我们也将你方俘虏人员、尸骸送回，彼此遣使议和。”
傅尔丹答应了，随后下令在和通绰尔扎营坐守。傅尔丹这么做，据分析可能是因为部队连日苦战，黑龙江营又率先崩溃，他需要时间整顿营伍，只是他却忘了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既不是交换俘虏也不是整顿营伍，而是抓紧时间不顾一切地进行突围。事实上，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组织强行突围的话，虽然也免不了被准军穷追猛打，但代价最多不过就是牺牲后卫部队而已。
准军遣使议和自然也是谎话，他们的目的除了清理战场和休整兵马，主要是为了等待大策零敦多布及其所率兵马与之会合，以便能够全歼清军。与准军俘虏的交代不同，大策零敦多布之所以未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前线，是因为眼疾的问题，与罗卜藏丹津的族人的谋反并没有关系，所以他是可以赶来参加会战的。
7月26日，准军又派清军俘虏前来传话，称他们负责议和的宰桑马上就来，而且将就地交换俘虏。傅尔丹信以为真，当下便翘首等待宰桑的到来，可是他并没有等来什么宰桑和被释放的清军俘虏，反而看到了大批准军呼啸而来！
“既讲和，何来这么多兵？”傅尔丹还在懵懂之中，合兵一处的大小策零敦多布已经重开攻势，清军再也难以脱身了。
败局已定
在准军对清军发起总攻后，蒙古兵营继黑龙江营后发生崩溃，该营的各支人马全都乱了阵脚，纷纷败退或投降。整个大营只剩下满洲兵营在进行抵抗，清军败局已定。
1731年7月28日，傅尔丹率四千满洲兵“列方营”步行突围。雍正在密谋出兵时，采纳岳钟琪的车营法建议，除了在西路军中建立以满洲护军和绿营鸟枪兵为主的车骑营，还挑选直、鲁、晋、豫四省绿营兵九千人演习车战，并将其配属于北路。不过在清军出兵讨伐准噶尔的第一年，北路军营就已经裁汰了三千名车兵，此次出征前，傅尔丹认为车骑营的战车没什么用，携带远行看上去又很笨重，便没有携车出发，六千车兵也被留在了科布多筑城。换句话说，傅尔丹的方营与车骑营完全不是一回事，这只是部队所列出的一种方形阵式，为的是守护包括火炮、粮饷、牲畜在内的行装。后来有人指责车骑营造成道路壅塞，并说清军在撤出和通绰尔时因而蒙受了重大损失，其实是不了解内情，不知道傅尔丹根本就没有带车骑营出征。
此时局势对准军极其有利，与清军的兵力对比上已形成了七打一，即七个准军打一个清军，而且清军已苦斗数日，在无生力军予以增援的情况下，个个疲惫不堪。令人称奇的是，准军却无法一鼓作气地将剩余清军也就是突围的这四千满洲兵打垮，后者以寡敌众，在海拔两三千米的山地上连续苦战，始终没有放弃保护主帅突围的希望和信念。
应该指出的是，雍正朝时部分满人的腐败无能与满洲兵的衰弱不是一回事。不可否认，满洲兵在入关后确实经历了长期的衰退过程，早已没有刚开始那种横扫一切的气势，但作为世代以此为业的军制，满洲兵尤其是京旗、右卫这样的老满洲军人仍有着较强的内在凝聚力和荣誉感，这一点绝非以募兵制为基础的绿营可比。
令准军内心有着本能畏惧感的满洲兵即便身处绝境，也依旧不是可以任人宰割的弱旅。准军没有办法，只得冒着随时可能遭遇对方援军甚至被打伏击的风险继续尾随追击。
对于和通绰尔战役的惨败，傅尔丹自然要负首要责任，他在自身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冒险出击，遇到重挫后，在心理上又没有做好相应准备，乃至错过了最佳的突围时机。与此同时，后方清军未出兵接应，则是战役酿成惨败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傅尔丹在率部出征前，安排都统衮泰等人率七千余名官兵留守和抢筑科布多城，另派参赞大臣陈泰率两千满洲兵扼守科布多河东。自7月24日战役打响起，就有溃兵逃回科布多，报告大军在和通绰尔陷入重围。衮泰等人惊惶不已，除必要的守城部队，他们急调附近机动兵力前往增援，然而响应者寥寥。此时陈泰不仅辖有两千满洲兵，还新到了一千察哈尔兵，是科布多附近最强的野战和机动力量，如果这支生力军能够及时赶去和通绰尔，必能最大限度地遏阻准军的攻势和追击，减少前线部队的损失。可惜的是陈泰虽为康熙朝名将费扬古的儿子，妥妥的名门之后，却并无乃父之雄风和血性，他贪生怕死，拒绝了衮泰关于增援前线的命令。
7月27日黄昏，索伦兵纷至沓来，他们声称傅尔丹已经自尽，清军损失惨重，数万准军正沿科布多河两岸开来，且旦夕即至。其实彼时准军尽管已发起第二次总攻，但傅尔丹并未自杀，满洲兵营仍在抵抗，甚至他们还没有步行突围，问题是留守将领们并不了解这一情况，都以为索伦兵说的是真的。衮泰在加强城防的同时，急令陈泰协防，万不料陈泰的回应竟然是“我的部队是负责野外作战的，不能去你筑城的那些地方”，随后便率部一溜烟地往东逃往了扎布堪。
陈泰怯战东窜，不仅令救援前线之议完全成为泡影，科布多门户洞开，而且在承担各项劳役的蒙古兵丁中引起极大动荡，不少人在惊慌失措中沿途抛弃军粮等物资，驱赶马匹、骆驼逃逸，补给线因而一度中断。
后方留守大臣中，正在阅视地形的大臣锡保属于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接到警讯后，他立即从阅视地折往察罕叟尔。当时的察罕叟尔是北路最大的军运中心，仅军粮便贮有二十万石，但驻兵只有两千多人，此处倘若出现闪失，科布多守军乃至整个北路军都将陷入危局。锡保一边将东撤的宁夏驻防兵截留下来用于守城，一边从各处增调官兵前来协助防守，他还与漠北蒙古的札萨克（即蒙古王公）们商量，让他们安排喀尔喀人向内游牧，以免被准军所袭扰。
锡保事后得到雍正的赞赏，被晋封为顺承亲王，也因为他和衮泰等人的处置，才暂时确保了科布多城及其整个后方的稳定，给前线清军留下了一个可以突围逃生的落脚处。
7月31日，突围部队抵达哈尔哈纳河，此时他们的弹药、箭矢都打光了，大家被迫丢弃一直守护的行装，吸引准军掠取，以便寻机突围。当天的突围战打得十分残酷，就是被俘的士兵也几乎个个浑身是伤，突围而出的官兵登上对面山岭，分两队撤退。一队由傅尔丹亲自统率，一队由副将军巴赛、查弼纳统率，后者在准军的追击下全军覆灭，只有傅尔丹的一队于两天后抵达科布多，一清点，只剩下两千余人。
成为空中楼阁
和通绰尔战役创下了八旗军在统一蒙古战争中的两项纪录：最大败绩、最高伤亡。据统计，北路军一共损失了七千多名官兵，战损率超过百分之七十，侥幸突围撤回科布多的两千余人也大多有伤在身。死伤官兵中，京旗、右卫驻防兵占到了最高比例，可想而知若不是因为他们的殊死苦斗，清军离全军覆灭也就不远了。乾隆上台后对阵亡于西北战争中的官兵追加恩恤，更对是役八旗满洲兵的表现做出较高评价：“京师、右卫之满洲兵奋勇冲击，虽年少者亦死战不退，是以尽忠者甚众。”
指挥官层面，傅尔丹以下共有十八名至少副都统衔的大臣随其出征，除傅尔丹和少数几个大臣突围得生，其余全部战殁。战殁大臣中的达福曾是讨伐准噶尔的反对派，廷议时雍正急于让他闭嘴，居然说：“达福是中暑了吧，为什么不回家去灌两碗老汤解解暑？”达福为人耿直，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言辞更激烈了，雍正见没法说服他，只得说：“虽然你坚持己见，但如果我就是要让你做傅尔丹的副手，随其出征，你敢推辞吗？”达福一时语塞，他默默无言地向雍正叩了个头，随后便应命出征。
其实达福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的爷爷是康熙朝时赫赫有名的权臣鳌拜。鳌拜年轻时极为勇猛善战，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作为他的孙子，达福也不是孬种，他反对讨伐准噶尔纯粹是担心取胜没有把握，并不是个人怕死。突围时，他承担了最危险的断后任务，成为战役中第一个战死沙场的清军重臣。
一次战役中阵亡这么多重臣，这在19世纪以前的八旗战史中是极其罕见的，往前数，也只有顺治九年即1652年，敬谨亲王尼堪在衢州遭遇明军伏击身亡的那一场战役可与之相提并论了。
在战后对责任人的处理上，傅尔丹被认为用兵无方，是导致“损兵败绩”的主要责任人，但因他在突围中拼命力战而得以免罪，雍正仅将其由靖边大将军降为振武将军。畏敌逃跑的陈泰则被雍正批为“不知羞耻，玷辱父祖，该杀”，只因父、祖之功而逃过诛戮，最后的处分是削职囚禁，直至乾隆朝得以获释。
和通绰尔之败不仅令清军拱手交出了北路战场的主动权，也使雍正苦心经营的筑城进逼之策顿时成为空中楼阁。傅尔丹退回科布多后虽加紧修筑城池，北路军能够集中在科布多的兵马也有一万五千多人，加上调来增援的新兵，科布多仍堪称重镇，但大败之后，部队士气沮丧，要想予以固守已经变得相当困难。更重要的是科布多的后方空虚，驻守兵力很少，设若准军越过科布多袭击漠北蒙古，清军将面临无兵可用的窘境。
原先锡保力守的察罕叟尔处于漠北蒙古纵深，这是一个与和通绰尔相似的地区，形势险要，水草丰美，便于屯戍，康熙末年出兵准噶尔时，就曾在察罕叟尔筑城驻兵。雍正认为可以效法，他指示傅尔丹相机坚守科布多，如果觉得科布多守不住，便将军队集中于察罕叟尔、拜达里克至归化城一线，分设将佐统兵，守护漠北蒙古纵深，保障通往内地的台站（即驿站）。
搞政治和军事指挥有着很大不同，搞政治需要再三权衡，话到嘴边留三分，军事指挥则往往要求当机立断，所下的命令也是越简单越直接越明白越好。雍正的本意是让傅尔丹放弃已形同鸡肋的科布多，可是在谕旨却又为固守科布多留下了空间。傅尔丹并不愿撤兵，加之此前为进攻准噶尔，清军在科布多积贮了大批物资，仅白银就有八十多万两，粮米有两万多石，难以遽行运回，所以他在接到指示后没有立即部署撤退，而是上折称察罕叟尔距科布多太远，移驻过去有困难。
傅尔丹没有想到的是，策零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行动。蒙古在明末时分裂为漠南、漠北、漠西三部，漠南蒙古早在清军入关前就已被大清国所控制，漠北蒙古（也称外蒙古、喀尔喀蒙古）则在康熙朝时被中央政府完全招纳。之后，从康熙到雍正，凡是要出兵从北路进袭准噶尔本土，都是以漠北蒙古为桥头堡，越过被准噶尔人视为天然障碍的阿尔泰山，攻击敌之侧翼。
准噶尔也同样知道漠北蒙古的价值，其历代首领除了青海西藏，最想染指的就是漠北蒙古，只是自康熙三征噶尔丹以来，慑于清军特别是满洲八旗军的威力，他们从来都不敢越阿尔泰山东侵。此次策零用兵北路，堪称他一生中最大的军事冒险，没想到冒险取得了极大成功，和通绰尔一战大胜清军，他在大喜过望之余，扩展势力乃至吞并漠北蒙古的野心也因此迅速滋长起来。
和通绰尔战役结束后，策零在西北两路备兵，他让台吉（蒙古贵族）们环峙乌鲁木齐，“以伺清军西路”，又屯田于鄂尔齐斯河流域，“以窥清军北路”，但是其主攻方向始终被放在北邻的漠北蒙古，大小策零敦多布也都在这一侧磨刀霍霍。
响亮的回答
1731年9月11日，大小策零敦多布奉命率两万六千多人，自鄂尔齐斯河上游启程，越过阿尔泰山东进。
此前，雍正已收到傅尔丹的奏折，他召集大臣们廷议，众人一致认为察罕叟尔距离科布多固然较远，可是距漠北蒙古的游牧区域较近，若大军会屯此处，战守都很方便。雍正于是下诏命傅尔丹移驻察罕叟尔，同时任命大学士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在归化城屯守，以为后援。
等雍正的诏令到达傅尔丹手上，已经是当月月底，他这才开始就地掩埋筑城工具，做撤退准备，而此时大小策零敦多布已率主力部队渡过科布多河，直逼城下！
傅尔丹虽然手握重兵，但大败之后，却已不敢出城与之野战，只能听任准军在城外各处劫掠马畜和物资。大小策零敦多布在科布多附近所获不多，他们很快就绕过北路军大营，分兵向其后方进袭。
从归化城到察罕叟尔的台站（即驿站）是北路用兵的生命线，但因傅尔丹未及时率大军移驻，察罕叟尔、拜达里克两城的守军兵力过于单薄，发现准军大举进袭，他们只能遵照上谕守城，而不敢出城应战。在清军各部“无敢撄其锋”的情况下，准军如入无人之境，从二十二台向北，直到察罕叟尔的台站几乎全部遭到准军洗劫，坐台官员、家眷、牲畜被掠走，运米的兵丁和百姓则多数惨遭杀害。尚未被劫的二十二台到十六台为防止准军袭掠，将家眷、牲畜移往戈壁，每台仅留二十名男丁、四十匹马用于传讯，刚到十九台的抚远大将军马尔赛也被迫折返归化城。
雍正原本命马尔赛在后方调度，但马尔赛此人庸劣怯战，派他奔赴西北的任命刚刚下达不久，他就在众大臣集会时牢骚满腹，公然说：“让我做统领大将军，还不如发遣黑龙江，那样倒安逸舒服得多。”马尔赛折返归化后就一直缩在城里，一动也不敢动，使得后方清军更加惊慌混乱，不知所措。
一时间，北路陷入了自康熙朝设驿以来的最险恶之局，不单单是漠北蒙古动荡不安，漠西蒙古直至西藏也受到了影响。马尔赛行文漠南蒙古各部，命令他们备兵边境，以防御准军窜犯。四川总督黄廷桂等人奏报，因担心准噶尔偷袭西藏，重演挟制活佛的故事，准备将居住于四川泰宁的七世达赖移居成都。
策零自然也有动漠西蒙古、青海、西藏的念头，但他首先要做的还是彻底颠覆清廷在漠北的影响力。早在出兵漠北之前，策零就令大策零敦多布选出数名在和通绰尔战役中俘虏的漠北蒙古士兵，让他们负责充当信使，对漠北蒙古上层进行分化和拉拢。趁着清军兵威扫地之际，大策零敦多布依照策零的交代，派信使们给所属部落的王公送去了信函和礼物。
“你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决没有做别人附庸的道理。”策零在信中说道。他希望能够在此刺激和打动对方，赢得这些漠北蒙古最有权势的王公的支持，孰料王公们不仅不为所动，而且还用血和剑做出了响亮的回答，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三音诺颜部首领策棱。
策棱是成吉思汗十八世孙图蒙肯的后裔。明末漠北蒙古有宁玛、格鲁教派之争，宁玛、格鲁是藏传佛教的两大教派，其中的格鲁派戴黄色僧帽，拥有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至明末清初时已逐渐发展成为西藏地方的执政教派，图蒙肯尊奉和护持黄教，被达赖授予三音诺颜（意思是好的官长）称号，三音诺颜部也由此得名。
三音诺颜部最初隶属于漠北蒙古三大部之一的土谢图汗部，部众世代游牧于塔密尔河流域。康熙朝中期，噶尔丹举兵入侵漠北，当时的部落首领善巴被迫率众内附于清廷，康熙对他们非常重视，除将善巴及其部众暂时安置于漠南蒙古居住外，还把善巴的母亲及弟弟策棱接到了北京。自此以后，策棱便被赐居京师，教养于内廷，其所有待遇也与满洲王子无异。
康熙四十五年，即1706年，已经成人的策棱与自小青梅竹马的和硕纯悫公主成婚，被授和硕额驸（额驸即驸马），并赐贝子品级。鉴于噶尔丹和准噶尔势力已被逐出漠北蒙古，康熙让他率领本部部众归牧于塔密尔。
奇迹般的秋天
自和通绰尔战役后，清军之所以格外被动，除了战后精兵缺乏，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没能用好漠北蒙古的武装力量。当然这与漠北蒙古附清较晚，战斗中表现也一直不是太好有关，不过这就又看出康熙、雍正父子在军事调度上的能力和远见了。
康熙一直坚持倚重漠北蒙古军队，当年派傅尔丹袭击准噶尔腹地，漠北蒙古王公如策棱等人均被委以先锋重任。反观雍正则显得缩手缩脚，虽然他也委任策棱等三人为副将军，可是这三人均不能参与核心机密，就连跟雍正是郎舅关系、满化也最深的策棱亦不例外。雍正的态度和做法当然不可能对大臣没有影响，傅尔丹麾下有四千漠北蒙古兵，他都不用于作战，而是让这些兵丁负担台站、运米等杂役。
漠北蒙古人并不是真的不能打仗，只是出头的时机还没到而已。策棱在年少时就因准噶尔的入侵而背井离乡，内心对准噶尔极其愤恨，报仇雪耻和奋发图强的决心也十分坚定，而通过参与对准噶尔的袭击行动，又让他积累了军事经验，在本部落中赢得了威望。为了对付准噶尔，策棱从部众中挑选猛士，建立了一支千人的亲兵部队。他认为此前准噶尔能够在漠北横冲直撞，肆无忌惮，是由于漠北蒙古的军队普遍缺乏纪律约束，为此每次率部打猎和扎营，都以从清军中学来的阵法对官兵加以约束。
通过严格训练，策棱的亲兵部队军纪森严，即便在不打仗的时候，官兵们也如同与敌人对垒一样时刻做好戒备，这使策军迅速崛起于漠北，被公认为是漠北当地战斗力最强的一支武装。
策棱等漠北王公或与准噶尔是世仇，或受清廷感召，在清军不敢接战，纷纷作壁上观的情况下，他们为了保卫家园，依靠自身的力量，陆续向准军发起了反击。在这一系列的反击战中，策棱指挥了鄂登楚勒战役，他与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合作，利用自身对漠北地形的熟悉，先派六百轻骑兵向准军挑战，诱其来追，然后再实施伏击，结果大败准军。
在和通绰尔战役中，准军的损失应该并不严重，否则的话，大小策零敦多布不可能只在鄂尔齐斯河流域休整月余便挺进漠北。鄂登楚勒战役就不一样了，准军死伤枕藉，宰桑喀喇巴图鲁阵亡，另一名宰桑锡喇巴图鲁受重伤，不久也死了，大策零敦多布承认此战让准噶尔损失了“甚多好男儿”。交战中，漠北蒙古兵的强弓硬弩尤其令准军不寒而栗，“锁子甲被射透，大旗旗杆也被射断”。
鄂登楚勒战役是结束北路乱象的关键一战，经此一役，准军东来时的嚣张气焰受到极大遏制，不得不移营台锡里山以避锋芒。雍正闻讯大喜，特将策棱由多罗郡王晋封为和硕亲王，授蒙古大札萨克（即蒙古大王公）。
漠北蒙古各部除了积极抵抗，还遵顺承亲王锡保之命，将马畜内徙游牧。眼看漠北蒙古军越战越勇，抢掠的机会越来越少，连屡经战阵的大策零敦多布也萌生退意，他向策零报告，称漠北草原已进入枯黄期，战马非常瘦弱，漠北蒙古军又“力众可惧”，所以必须撤回阿尔泰山以西过冬。
1731年10月底，准军渐次撤退，北路的危机终赖策棱等漠北王公之力得以缓解。事后锡保向雍正奏报：“此次喀尔喀众感戴主子厚恩，行走甚奋勉。”雍正接到奏报后，在对众王公予以嘉奖的同时，也完全改变了过去轻视漠北蒙古军的认识，策棱、丹津多尔济的事权被扩大至仅次于大将军，诸部兵亦一跃成为清廷讨伐准噶尔的核心力量。
对雍正而言，当年他经历的是一个奇迹般的秋天，不但眼看已经无法收拾的边境危机得以暂时消除，而且他自己也在身体上闯过大难，基本痊愈了！
令雍正感到伤心和难过的是，10月29日，他的元配皇后孝敬皇后去世。孝敬是雍正在雍邸时期的结发妻子，性格温和柔顺，雍正又无声色犬马之好，所以两人结婚四十余载，感情一直都很好。雍正本来想亲自参加孝敬皇后的葬礼并到灵前致奠，但群臣以皇上大病初愈，尚宜静摄，不可过劳为由，竭力予以劝阻，雍正“自度量力，亦觉勉强”，最后没能成行，这也给他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时势比人强
两年前，傅尔丹等人誓师出京，雍正亲自告祭太庙，检阅军队，场面热烈隆重，从皇帝到多数将帅都显得踌躇满志，认为可以稳操胜券。然而也有一些人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即当天的天气相当不给面子，大雨如注，把军旗都淋湿了，官兵们全成了落汤鸡，只能“狼狈出国门”。两年后，这一细节被放大，成了记忆中的不祥之兆。
对于出兵准噶尔，雍正可谓后悔莫及，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战争的按钮一旦揿下，就不是你想停就能停的。在漠北，虽然准噶尔的军队已经撤退，但如同人的身体已经总体康复，然而依旧虚弱一样，战争的阴霾远未消散——准军只是退回去过冬，没有说不卷土重来，如果他们再集中全力发动一次攻击，实力上已今非昔比的清军能否顶得住，连雍正自己都没有把握。
准军入侵漠北期间，马尔赛等人的表现相当拙劣，再结合防御漠北的实际需要，雍正决定对北路军指挥层做出调整，他授锡保为靖边大将军，改授马尔赛为绥远将军，与振武将军傅尔丹同受锡保节制。
1731年11月，北路军奉命放弃科布多城，撤往察罕叟尔，这次战略撤退标志着清军已前所未有地转入了守势。察罕叟尔、拜达里克因此从军运中心转变为屯聚重兵的桥头堡，至1732年3月，两城合计已屯有官兵一万八千余人。朝廷经过廷议，仍认为两城势孤，不足以制敌，于是又在三音诺颜部内筑城戍兵，以加厚漠北防御。
自漠北向内，到漠南境内，雍正下令在呼伦贝尔、乌尔会河、察哈尔集中蒙古兵加以训练，以补充和通绰尔战役中丧失的精锐。直隶、山西的绿营官员也接到命令，要求修缮自明亡后就一直未大规模修葺过的长城各紧要隘口，并添设兵马。
不修长城始自康熙朝，当时有人请修长城，康熙没有同意，说自秦代以来，汉、唐、宋没有哪一个朝代不修长城，然而照样都有边患，明代也修长城，可我们清军不还是照样长驱直入，谁都挡不住吗？
康熙没有修长城，但他成功地笼络住了漠北蒙古各部，又亲自出马，三征噶尔丹，这无异于在边疆上建立了一座更坚固更牢靠的长城。雍正本来也想沿着乃父的足迹继续前进，无奈能力不够，如今便只有窝窝囊囊地重走明朝老路，指望靠砖头来帮着阻挡准噶尔铁骑的南侵了。
即便采取了这么多举措，承受着巨大压力的雍正也依旧坐立不安。晋商苏大茂捎来一封策零的信件，信中谈到欲与清廷秘密议和的话，雍正虽明知可能有诈，但还是打算一试，他在谕旨中说：“准噶尔之策零倘照商人苏大茂带来之信，遣使乞和，事便完结。”
时势比人强，在保住面子与避免危机之间，雍正只能选择后者，一如北京地震中，就算外人再怎么笑话，他也得不管不顾地躲到船上和帐篷里去一样。
雍正想让他的烂摊子不再继续烂下去，然而现实却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策零关于和谈的提议果然还是谎言，利用过冬和休整的时间，他集中了三万兵马用于再次东进。1732年9月，策零把这股可称为倾国之兵的力量全部使用出来，亲自率部越过阿尔泰山，进击漠北要地乌逊珠勒。
按照雍正对北路军指挥层的调整，已任靖边大将军的锡保自然成为统帅。锡保虽然反应很快，责任心也较强，但军事才能有限，调兵遣将方面甚至不及傅尔丹。得知准军发动进攻，他也不管来了多少兵马，就给傅尔丹拨了三千人，让他前去防卫。
在乌逊珠勒，傅尔丹和准军打了几仗，都击败了对方，可那只是准军前锋，等到准军后队赶到，合力进攻，傅尔丹就招架不住了，部队也败归大营。锡保上疏弹劾，雍正撤了傅尔丹的领侍卫内大臣、振武将军等职务，并削其爵位。
锡保本身并不是一个做统帅的料，常干些将兵丁“时撤时拨”的事，抓不住战机的同时还白白损伤许多马匹，整个军营里没有不怨恨和讥讽他的，傅尔丹应该也在此列。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第二年锡保又再次弹劾傅尔丹，不过这次雍正经过调查，发现傅尔丹失利的原因是带的兵太少，不但没有对傅尔丹继续治罪，反而还宽赦了他。
乌逊珠勒战后，大策零敦多布率部绕过察罕叟尔清军大营，潜至杭爱山，目的是“延请”活佛哲布尊丹巴二世。
由于蒙藏百姓普遍信仰藏传佛教，所以自噶尔丹起，准噶尔便十分重视利用藏传佛教的号召力来达成其重建蒙古帝国的计划。哲布尊丹巴是漠北蒙古的宗教领袖，在漠北蒙古拥有极为崇高的威望，策零“延请”哲布尊丹巴二世，其实质与当初策妄阿拉布坦侵藏，将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予以拘禁是一样的。
雍正在军事才能上固然远不如康熙，但在政治手腕及其敏感性方面却还可能超过乃父，在上年年底，他就命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将哲布尊丹巴二世转移至漠南蒙古的多伦诺尔寺庙，活佛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启程，让准军扑了个空。
发现准军潜至厄得尔河源，锡保忙檄令副都统塔尔岱携同策棱等人到本博图山进行阻击。侦知策棱已经离开，小策零敦多布乘机突袭了其位于塔密尔河流域的游牧地，在攻破三音诺颜部的大营后，准军不仅抢掠了数万头牛羊，还掳走了策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激将法
准军第一次出兵漠北时，之所以没有急于抢掠三音诺颜等部，是因为他们还想分化和拉拢策棱等人，结果后者不但不买账，还跟他们干了起来，如今自然没必要手下留情。不过小策零敦多布的副将事前仍向他提出警告，说：“策棱的军事实力在当下的漠北各部中居于首位，乃北藩中最强的，如果真的把策棱给激怒了，与我们死拼，恐怕连您都难以生还呢！”
其实就算副将不说，鄂登楚勒战役也已经显示出策棱有多么难对付，只是小策零敦多布垂涎于三音诺颜部的人畜，根本没听劝，依然还是做了他想做的事。
策棱率部走到半途，就听到了自己的大营被袭，牛羊被夺、妻儿被掳的消息，不由得悲愤至极。可是此时的形势与鄂登楚勒战役时已有所不同，鄂登楚勒战役时，准军实际处于强弩之末，此时出师不久，士气正盛，策棱自忖若是硬碰硬的话，未必能够战而胜之，这让他又急又恼，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恰巧理藩院侍郎绰尔铎护送粮饷来到军中，策棱上前拜见，把事情经过跟他讲了一遍，随后便说自己想去向朝廷请援。绰尔铎听后，笑着对策棱说：“我向来都认为王爷是个豪杰，可现在才发现王爷原来也只是一个没用的人！您的妻儿虽然被抢走了，但精兵劲卒都还在，再加上诸部协力，您带着他们尽力攻敌，阻其归路，必可一战成功。这样的话，您不仅可以迎回妻儿，还能收复疆域，朝廷也一定会对您大加表彰和赏赐，此乃您应该采取的上策啊！”
在使激将法的同时，绰尔铎也不忘提醒策棱：“现在您如果不顾大局，独自去向朝廷请援，前线将帅们不知道您的用心，只会以为是您把事情弄糟了，所以才扔下军队和任务一走了之，到时我担心不仅漠北诸部中不会再有王爷的位置，而且您还可能被逮捕法办呢！”
“您说得太对了！”策棱是个血性汉子，绰尔铎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他，“男儿一腔血，当为诺颜倒也！”
诺颜是蒙古语，意为君王，此处指雍正。随后策棱便割下自己的头发及所乘坐骑的马尾，向天宣誓，表示将为朝廷和雍正拼死一战。
绰尔铎也没闲着，他随即前去谒见锡保，请锡保调清军配合策棱行动，这更增添了策棱与准军作战的信心和勇气。当然，策棱也并不是一个莽撞的人，行动之前，他先派遣了自己的亲信护卫绰克浑前去侦察敌情。
绰克浑有着《水浒传》中神行太保那样的本事，能够“日行千里”，步行速度快到惊人。他在到达准军军营附近后，立于高山之上，一边观察敌情，一边两手撑开衣服，远望仿佛一只大雕鼓翼而立，准军即使看见，也真以为那是大雕，所以并不为意。
绰克浑把敌情侦察得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然后返回向策棱报告。策棱心里有了数，他立即凭借自己在漠北建立的威望，从各部落中抽调和集中了三万蒙古兵用于作战。
准军有三万之众，对外号称三十万，看起来策军似乎仍难以胜算，策棱激励大家说：“贼军（指准军）有三十万，但我们只要能够以一诛十，一个杀他们十个，也照样可以战胜敌人。”
兵马齐集，准备就绪，策军抄小路向塔密尔河逼近，他们先乘夜从山后绕出，至黎明时突然从山顶大叫着俯冲下去，向准军军营发起突袭。
听到外面的动静，准军从梦中惊醒，人不及甲，马不及鞍，猝不及防之下难以对战，遂尽弃军资，仓皇溃逃。策军急追，追至喀喇森齐泊后，两军作战十余次，准军被多次击破，只得继续奔逃。
策棱熟悉地形，率部日行三百里，抄近道先一步到达了准军必须经过的光显寺。光显寺是一座大喇嘛寺，因在蒙古语中将寺称为昭，所以也叫额尔德尼昭。该地区右邻杭爱山南麓，左傍鄂尔浑河畔，中间就是这么一座寺庙，道路狭窄，大军不易通行。策棱对部下们说：“只要我军控制了此处险要地域，贼军纵有百万之众，也必定可为我所擒。”
众人请示是否要赶紧登上杭爱山据险以守，策棱摇摇头：“贼军如果看到我们扼守住要害，就会主动避开，从鄂尔浑河上游逃窜，那样的话，我军反而不容易取得成功。”
策棱另有克敌妙计，不过这一妙计还必须通过弱兵来实施。
安得北斗为长弓
就在此次出击前，通过绰尔铎的协调，策棱专门与锡保会面，除商量对准军进行夹击，他还请锡保拨给他一些孱弱的满洲兵。锡保觉得奇怪：你怎么要弱兵呢？我这里又不是没有精兵，你要多少，我马上拨给你。
“我所以请王师（即清军）相助，是想用他们来做诱饵，以便让敌人上当！”策棱笑道，“不然的话，王师虽然战斗力强，但敌人更是百战之师，怎么打得过他们呢？”
自和通绰尔惨败后，清军确实一场真实意义的胜仗都没打过，策棱这话听起来虽有些刺耳，其实并没毛病。锡保也就不再坚持，按照策棱所希望的那样给他拨了兵。
在光显寺，策棱将参加联合行动的满洲兵部署于鄂尔浑河的南面，令其背水列阵，自己率本部落劲旅埋伏于山谷。其他部落的蒙古军则被安置在鄂尔浑河的北面，策棱与他们约定：“听到胡笳声起，大家就按计划向敌人发起进攻。”
刚刚部署好，准军就来了。见满洲兵背水列阵，而且军容很差，小策零敦多布嗤之以鼻，不屑地说：“一群手下败将，居然还敢跑来跟我们斗！也好，又可以增加俘虏数量了。”
“策棱是个才智出众的人。我们攻破他的大营，抓了他的妻儿，他能这么甘心就放我们走吗？”副将表示疑虑，“我军这一路逃过来，却没发现他在后面穷追，会不会他就埋伏在这里阻我去路啊？”
小策零敦多布自以为聪明地笑道：“你看清楚了，这是满洲兵，彼国（指清廷）制度，从来就不用外藩统率满洲兵，策棱怎么会在这里？”随后他命令所部向满洲兵径直进击。
如其所愿，准军一出击，满洲兵便望风披靡，弃甲向山谷中逃去。准军一边追击一边捡拾战利品，渐渐追进了山谷，正追得起劲，突然胡笳声大作，山谷里瞬间插遍旌旗，事先隐蔽于谷中的策军伏兵出现了！
事后来看，除了角色易位，策棱所策动的这场战役与小策零敦多布发动的和通绰尔战役其实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到了最后关键处，处于主动地位的一方都把军事学中“兵不厌诈”用到了精彩绝伦的程度。
敌人已经中计，成败在此一举，策棱用蒙古语大呼：“策棱在此，阻君之行！”清军如同急风骤雨一般对准军发起冲击，杀得性起，策棱一把将自己的帽子摘下扔在地上：“今日若不能破贼，我以后就不戴帽子了。”
在策棱的激励下，将士们无不以一当十，奋勇争先，准军被斩杀一万余人，谷中布满尸体，人们几乎都要踏着敌人的尸体才能继续前进。
小策零敦多布率余部乘夜拼死突围，被他们丢弃的牲畜、器械、辎重塞满山谷，只为迟滞策军追击。在从山谷中突围后，准军准备继续渡河奔逃，谁知河对面的蒙古军听到胡笳声后已做好作战准备，发现敌人渡河，便立即“半渡以击之”，即趁其渡到一半时才发起攻击，可怜准军大多不是被杀死，就是在河里溺死，河水被染成血色，乃至“数十里皆赤”。
准军被彻底击溃了，小策零敦多布的副将阵亡，他自己仅率数百骑逃出重围。这就是有名的光显寺大捷，战役结束后，策棱骑在马上，弹着琵琶唱着歌，率部凯旋。
在光显寺大捷中，护卫绰克浑立下汗马功劳，在庆功宴上，策棱赐以千金，并亲自向他敬酒。绰克浑即席提出请求：“请王爷的侍姬为奴（绰克浑自称）舞剑，奴请求为王爷歌上一曲。”
得到策棱的同意后，绰克浑引吭高歌：“朔风高，天马号，追兵夜至天骄逃。雪山旁，黑河道，狭途杀贼如杀草。安得北斗为长弓？射陨欃枪入酒盅！”
据传当年文天祥被关在大牢里，晚上听到狱卒在唱一首有调无词的蒙古歌（有人认为可能是呼麦），曾深受震撼，叹息说：“此黄钟大吕之声，中土久不闻矣！”漠北草原民风强悍，士多悲歌慷慨之气，绰克浑在高歌时更是带着一种雄壮沉郁、豪迈宏大的情感，恰与光显寺大捷的氛围相契合，策棱听得高兴，即席又将自己的侍姬和所乘战马赐给了绰克浑。
本来连小策零敦多布也插翅难逃。锡保之前已给驻于拜达里克的马尔赛下达命令，让他与副都统达尔济出兵合力截击，以断其归路。土谢图汗部亲王丹津多尔济也派人向马尔赛送信，催促他尽快发兵。
拜达里克城内有一万三千兵马，仅八旗兵就有五千人，奈何马尔赛胆小如鼠，接到命令后犹豫不决，被催急了才召集诸将进行商议。众将大多主张时不我待，赶紧出兵，副将军达尔济更是已经整兵待发，唯有都统李杕主张继续守城。马尔赛自己怕死，便对李杕的意见表示支持，制止达尔济出城击敌。
糊涂蛋
参赞大臣傅鼐这时正以偏将的身份在拜达里克从军效力。他本是雍邸旧人，祖上以军功起家，自己也精于骑射，于是便主动向马尔赛请令：“贼败亡之余，成功唾手可取！鼐（傅鼐自称）刚刚远道而来，虽然马疲但犹能一战，愿大将军拨数千轻骑给鼐指挥。如果事成，归功将军；事败，鼐受其罪。”
马尔赛听后默不作声，既不愿自己统兵出城也不肯拨兵给傅鼐。傅鼐再三恳求得不到回应，急得跪在地上给马尔赛磕头，然而马尔赛依旧无动于衷，李杕则帮着他威吓众人，说：“违将令者可斩也。”
此后传来了光显寺大捷的消息，已经发起追击的达尔济也遣使来让马尔赛堵住敌军。众将看到这种情况，全都争着想出城立功，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马尔赛竟然还是不肯发兵。第二天，将士们在城头看到准军残部从城下经过，正在焚烧荒草以阻挡追兵，阵形已经紊乱，于是再次请命出击，岂料马尔赛听到准军就在城下，却更加不敢动弹了，还说：“我奉命屯戍于此，没有奉命退贼。”
众将悲愤交集，有人拿刀砍柱子，有人都已经急得哭了。李杕见将士们不服，一边挥舞着鞭子让士兵紧闭城门，一边说谁敢擅自出城，他将按军令将其斩首示众。
李杕的高压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傅鼐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相公（指马尔赛）奉命断贼归路，如今逆贼已经失魂落魄，豕突狼奔地逃到此处，这正是男儿杀贼立功之时，为什么要紧闭城门，听任逆贼逃脱？”
不等马尔赛下令，傅鼐和参赞胡琳便冒着被处斩的危险，打开城门冲了出去，其他将领也紧随其后，虽然小策零敦多布已经跑远，但他们还是斩杀和俘虏了一些来不及逃跑的敌军。
看到大势所趋，拦已经拦不住，马尔赛这才无可奈何地跟着一道出城截击。他出城后没看到准军，看到的是追击准军的达尔济部，这个糊涂蛋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达部当成准军加以攻击。两军互有伤损，打了半天才弄明白打错了，马尔赛只得收兵回营，然后向朝廷报告说准军逃得太快，实在追不上了。
马尔赛之举激起了公愤，胡琳等人先后上疏进行检举，雍正得报大怒，命令削去马尔赛官爵予以治罪。刑部经过合议，认定马尔赛及李杕犯下贻误军机罪当斩，雍正遂传令将二人立斩于军中。
次年，锡保、丹津多尔济也受到追究。锡保被追究，除了乌逊珠勒之战中，只拨给傅尔丹拨三千兵，以致兵败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光显寺战役中处置无方，没能调集足够兵力与策棱形成夹攻准军之效。丹津多尔济则是在光显寺大战时，明明拥兵两万，却既不参与夹攻，也不追击，纯粹观望躲避，事后却还要冒领军功。雍正下令罢去锡保靖边大将军的职位，将他和丹津多尔济的爵号一并削掉，另行委任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
从鄂登楚勒战役到光显寺大捷，北路军两创准噶尔几乎均为策棱一人之功，雍正大赏策棱，赐号超勇亲王，并授定边左副将军，让其进驻科布多城，协助福彭经理军务。除此之外，雍正还从漠北蒙古的其他部落中分出二十旗给策棱，使三音诺颜部得以从土谢图汗部中独立出来，与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并列为漠北四部。光显寺大捷进一步扭转了北路军原先极度被动的局面，雍正心情大好，而这自然也对他恢复健康极有益处，1732年11月，他给田文镜的朱批中透露，现在身体“健爽倍常”，已经完全好了，他在感激上天和父亲在天之灵庇佑的同时，自己也觉得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虽然形势好转，但清准双方的战略均势尚未得到根本改变。翰林院检讨周彬上疏，指出西征已经造成国家“糜费疲惫”，必须迅速撤兵和立即停止所有军务，从而“舒天下之力，养天下之命”。
周彬揭示了一个事实，从1729年到1733年，西北战争已经连续打了四年，在这四年时间里，两路军共用兵十余万，跟役近十万，钱粮消耗尤其惊人——1723年，雍正正式登基建元，经过六年时间的努力，才使国库帑银由八百万两增加至用兵前的五千万两，但至雍正末年，国库帑银只剩下不到三千万两，减少了将近一半，其中大部分都耗费在了西征之上！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换来的却是败多胜少，师久无功，不能不让人对战争的前途感到忧虑。当雍正认识到这一点时，也就与周彬有了共鸣，1733年6月，他宣布暂停进兵，同时特召策棱及西路的署宁远大将军查郎阿进京，与王大臣会议西北军事。
这次讨论的不再是怎样打，而是要不要打。以策棱、查郎阿、庄亲王允禄为一派，主张继续开战，大学士张廷玉曾是出兵西北的倡议者，但他跟皇帝朝夕相处，最知道雍正的心理变化，因此反而希望能议和就尽快议和，如果策零不顺从，还要来西北扰乱的话，则再整兵进讨。
雍正内心倾向于罢兵，见两派争执不下，他引用康熙生前的密谕说：“准地辽远，我往则我师徒劳，彼来则彼师受困，惟当诱致邀击，是为万全之策。”这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四年前雍正自己所定的主动用兵方略，表明他“无复深入犁庭之志”，自然也就不用再争论下去了。
尽管在事实上已经一言定乾坤，但雍正心里也不是特别有底，于是便向亲身参加过西征的傅鼐征求意见，问他对于罢兵之议怎么看，傅鼐表示赞成，叩头说：“此社稷之福。”至此，雍正才下定了与准噶尔议和的决心。
还是得靠战争来解决
准噶尔在光显寺大败后，也无力再向漠北发起进攻，据说小策零敦多布败逃回准噶尔后即向策零报告说：“南朝（指清廷）大有人在，策棱谋勇兼备，未可撄其锋。”
在这种情况下，策零似乎也隐隐流露出与清廷和谈的意向，1733年下半年，他放出口风，表示要释放清军俘虏。问题是策零之前曾以和谈和释俘作为烟幕弹，对清军发起过突袭，如今又施以相同手法，真的很难让人分出真假。定边大将军福彭因为不明敌意，甚至无法进行军事部署，雍正连忙指示：策零若遣使前来，朝廷也应表示愿意罢兵，但不能因此放松军事部署。
如果准噶尔肯不掺假地“遣使求和”，朝廷就可以体体面面地顺势接受，这无疑是宣布收场的最好方式，只是策零光打雷不下雨，放出口风后便没了后续动作。不久，查郎阿也向雍正递来奏折，称前来投奔的准噶尔人透露，策零确有讲和之意，但这一情报也并无相应事实可以佐证和跟进。
难道策零又在弄奸耍滑，想靠和谈烟幕浑水摸鱼，抑或他其实并不想与清廷和谈，还要继续打下去？非也，他不过是为未来谈判增加砝码而已，因为他知道只要清廷首先沉不住气，就必然会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当然，作为玩心机的老手，雍正也未尝不清楚策零的这一打算，结果双方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谁都不肯迈出第一步，哪怕脸上都已憋到通红。
和战趋势的发展和演变最终还是得靠战争来解决，就在雍正深感骑虎难下之际，继北路军之后，西路军方面终于也传来了捷报。
查郎阿虽然名义上是西路军的一把手，但他在军事上的能力并不比锡保、马尔赛强上多少，西路军务主要还是依赖于张广泗。张广泗自受命以来，通过详细考察地形，改变了岳钟琪在任时的错误方略。他首先奏准雍正，将全军撤出被认为“地处两山间”，“非屯兵进取之地”的木垒，转而退屯巴尔库尔，以便利用地形，以守为攻。
针对准噶尔善于用骑兵实施迅猛突袭的特点，张广泗以巴尔库尔为中心，不仅在各要隘设置哨所，派兵巡护牧场，还增兵哈密、塔勒纳沁等极为重要的驿站和屯垦点，对其严加戒备。除此之外，西路军各部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得到加强，只要发现准军的警报一响，各路将士便互相求援，合力对敌兵展开围歼。
张广泗在换下岳钟琪的第一年，便屡次挫败了准噶尔对西路所发动的突袭，使得西路军逐渐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次年，雍正改授张广泗为正红旗汉军都统，让他直接统帅京师八旗与准军作战，张广泗遂率一万兵为前锋，进驻北山，为实施反攻进行准备。
1734年，张广泗组织和指挥西路军发起反攻，他亲率京师八旗冲锋在前。一场天昏地暗的恶战之后，袭击西路的准军主力被打垮，余部落荒而逃，西路军乘胜追击，直至鄂隆吉大阪全歼逃敌。虽然实际歼敌数量并不多，只斩杀准军四百余人，俘三十六人，但这是自出兵准噶尔以来，清军所独自取得的第一场货真价实的胜仗。捷报传至京城，雍正立即下诏对西路军进行犒劳和论功行赏。
西路受挫，对策零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而在清军已经打了胜仗的前提下，朝廷如果遣使议和，便不再存在丢面子的问题，相反它还可以被解释为不拘小节的大度之举。当年8月，雍正主动打破僵局，派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前往准噶尔议和。
前往准噶尔的道路自非坦途，一路上黄沙万里，即便配备了向导，也有迷路的时候，使团往往通过连年战争所遗留的人畜白骨，才能重新辨识和找到通向准噶尔的方向道路，只是真不知道这是幸抑或不幸了。
在到达准噶尔领地和见到策零后，傅鼐即向宣布雍正的旨意，宣诏时人山人海，“观者以万计”。傅鼐相貌堂堂，声如洪钟，引得围观的准噶尔人都一边拿手指着他，一边用蒙古语交头接耳，说：“果然是中国大皇帝的使臣，相貌就是出众！”
如同其他蒙古王公一样，策零伏地听旨，但一俟进入实质性的谈判环节，他便以国与国的态度来予以对待，且寸步不让。雍正的诏书中言明为漠北蒙古和与准噶尔蒙古划分游牧地，以阿尔泰山为界，策零表示反对，要求以杭爱山为界，阿尔泰山为其游牧地。
“阿尔泰山乃不毛之地，中国（指中央政府）拿去有什么用！况且这是我的先辈披荆斩棘，刀头舐血，才从喀尔喀手里争来的地方，怎么能在我手里丢掉呢？”
惊骇欲绝
傅鼐能在这种场合下充当使节和谈判代表，自然也是能言善辩之人，他马上应声答道：“我还以为您心里已经没有您的先辈呢！如果您对先辈们真的如此尊重，那是再好不过了。”
傅鼐引证说，当初康熙三征噶尔丹，策零的父亲策妄阿拉布坦与清军合作，以噶尔丹为敌。噶尔丹败亡后，策妄阿拉布坦就主动把阿尔泰山献给中央政府管辖，中央政府也已在阿尔泰山设置驿站多年。
“您现在还说坚持不让出阿尔泰山，这不单单是违背大皇帝（雍正）的旨意，更是违背了您先辈们的意愿，难道您不认为这是件很不吉利的事吗？”
策零语塞，但他并不甘心就此让步。见嘴皮子上不是对手，在谈判间隙，他便唆使一群文臣武将去威胁傅鼐，说：“您今天若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就不要想活着回去了！”
傅鼐性格刚直豪爽，且向来敢作敢当，无惧无畏，当即厉声对他们说：“出嘉峪关而思归者，庸奴也，我如果抱着侥幸生还的念头，就不来你们这里谈判了！今天的谈判，如果能够谈成，我们双方以后就是万世和好的局面，这对大家都有利，但如果谈不成，你们非要杀了我，那就杀好了。杀我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你们这样婆婆妈妈，搞得像女人做事一样，我真是为你们的大王感到羞耻。”
不愧是“清廷好舌头”，一番话不卑不亢，言正词严，说得众人无言以对，面面相觑，只好都灰溜溜地退了下去。
次日，策零把准方起草的谈判文件递交给傅鼐等人，在文件上，他做出了让步，以杭爱山为界被改成了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界。随后，傅鼐等人与策零所派的使节一起返京，向雍正进行禀报。
就策零所划边界，雍正征求策棱的意见，策棱说以前漠北蒙古的游牧地确实不到哲尔格西喇呼鲁苏，所以此为界是可以的，但是仍应规定准噶尔人不得越过阿尔泰山。
阿尔泰山是阻碍准噶尔人东侵的天然障碍，在西北战争中，准军两次对漠北发动大规模进攻，都必须首先越过阿尔泰山。雍正认为策棱言之有理，应该将阿尔泰山作为缓冲带。
清廷把自己的意见反馈给策零，策零又不满意。此后两边一直争论来争论去，使得和谈相持不决。尽管如此，鉴于形势已经明显缓和，1735年上半年，雍正还是批准了两路撤军计划，除留下必要兵力屯守要隘，主力全部撤回内地。
在西北事务尚未能够最后了断的情况下，与准噶尔达成协约乃至解决准噶尔问题，仍是雍正渴望实现的目标，只是他已没有时间和机会了。
雍正自从病愈后，身体一直都很好。1735年10月6日这一天，他感到有些不适，但仍照常在圆明园内办公，没有休息，当天大学士张廷玉照常进见，未有间断，并没有发现皇上有什么明显异样。
次日白天也不例外，晚上二更的时候，张廷玉刚刚就寝，突然有内侍前来宣诏，让他前往圆明园，而且催得非常急。他不敢耽搁，连忙起身穿上衣服，匆匆赶往圆明园。
除张廷玉，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等人当天深夜也都接到了前往圆明园的急召。由于事情紧急，缺乏准备，张廷玉乘的是官厩中的劣马，赶路时几乎从马上跌下来，鄂尔泰更惨，只能骑一头运煤的骡子，骡子上没有马鞍，弄得他肛门开裂，大腿上的皮也被磨破了，鲜血涔涔而下，可是鄂尔泰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当然就是他发觉，恐怕那时候也顾不上处理什么伤口了）。
张廷玉第一个到圆明园，在他赶到之前，已有三四个内侍在圆明园西南门翘首以待，一看到张廷玉，他们就将他带往寝宫。张廷玉这才知道雍正竟然已濒临弥留关头，他白天一直在雍正身边，却没有发现皇上有任何危殆预兆，自然很难接受这一现实，所以那一瞬间感觉“惊骇欲绝”。
“惊骇欲绝”可以用来概括鄂尔泰等人的共同感受。在内侍的引领下，大家先在雍正的御榻前请安，然后出门到台阶下等候。事已至此，他们只能指望奇迹降临，就像五年前雍正身患重病却又转危为安那样。
太医一直在为雍正诊治和进药，但全无效果，至10月8日子时（半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雍正“龙驭上宾”。奇迹终于还是没有发生，这一天距离雍正五十八岁生辰仅差两个月！
疑案
五年前雍正病重的时候，曾把密诏和密旨的内容单独透露给张廷玉和鄂尔泰，及至雍正在圆明园去世，两人告诉允禄、允礼等人：“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应急请出。”众人都表示同意。
按照雍正所嘱，密旨藏在圆明园内，可是问总管太监，他却说不知有此密旨，所以不晓得藏于何处。张廷玉平时的角色就相当于雍正的贴身秘书长，他分析道：“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
根据张廷玉提供的这一特征，众人一通寻找，终于把密旨找出，拆开一看，上面是雍正御笔亲书，说明皇位传于宝亲王弘历。张廷玉立即就灯下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即乾隆）受命，乾隆随令允禄、允礼、张廷玉、鄂尔泰辅政，安排既定后，再率众人扶雍正灵柩返回紫禁城。
根据清宫档案，在张廷玉等人被召至圆明园之前，乾隆和他的弟弟、和亲王弘昼已经随侍在御榻旁。雍正召重臣们进宫应该是要嘱托后事，特别是宣布皇储，然而在他死后，圆明园的密旨一时竟无处寻觅，由此可知在张廷玉等人进入寝宫时，雍正已失去知觉，或至少失去了最基本的语言和行动能力。
是雍正首创“密建皇储”法以及五年前所做出的安排，保证了在如此突兀的情况下，政权仍能以最稳妥的方式得到交接。10月8日寅时（凌晨三点至五点），乾隆来到紫禁城，在他的注视下，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了元年所封诏书，也就是可与密旨相互验证的密诏，但没有当场拆开。等到允禄、允礼、张廷玉、鄂尔泰等人到齐，才拆封宣读，其内容果然与圆明园密旨分毫不差。
明清两代遗诏多系君主驾崩后所拟，雍正五年前曾“面谕遗诏大意”，准备在他死后让大臣们给他草拟遗诏，当然他当时没死成，遗诏也就不存在了。雍正死后，他的遗诏系由乾隆与众大臣酌商拟定所成，里面基本保留了雍正面谕时所说的“遗诏大意”，比如雍正对允禄、允礼、张廷玉、鄂尔泰四人的评价（四人能够辅政，也主要缘于此），比如让张廷玉、鄂尔泰将来“配享太庙，以昭恩礼”等。
雍正自己入承大统不仅在他当朝时引起民间质疑，对后世而言也是疑团重重，但他的儿子即位却没有引起任何争议，除了父子两人所处政治环境已大不相同，雍正生前的未雨绸缪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甚至五年前他对自己后事所做的周密安排，也保证了其丧事的有条不紊，雍正所亲自指定的随葬品，即两盘数珠、一只玻璃鼻烟壶以及一部经、一个古钱，均于去世当天被放入了棺内。
雍正死得过于仓促，官书中虽载其因病而亡，却没有说清楚究竟是死于什么病，加上一直以来外界对他为人的一些争议，遂引起各种猜测，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说他被吕四娘所刺杀。
据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之子吕葆中的女儿（也有说是吕留良的女儿），吕留良案发时，她在外作客，故逃过一劫。后来，吕四娘遇异人学得一身武艺，为报父祖之仇，她潜入寝宫，刺杀了雍正，并把雍正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吕四娘行刺说”主要见之于稗官野史，好事者还把鄂尔泰拉进来作为佐证，说鄂尔泰是雍正死的那天下午被召进宫的，而他在被召时，关于雍正暴崩的消息早已闹得满城风雨。
圆明园虽属离宫，但雍正一年里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在里面办公和休息，园内设有护军营，军士和侍卫们日夜巡逻，要想潜入而且还要取下皇帝首级，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吕四娘到底又是如何做到的？
唐代有一部传奇小说《红线传》，里面的侠女红线身怀绝技，能潜入戒备森严的大宅中，从敌方大将的枕头底下盗取金盒。人们认为吕四娘也有这样的奇能异术，他们把吕四娘、鄂尔泰都掺入了雍正遇刺毙命的故事，使之变得更加形象生动，《清宫词本事》中这样写道：“羽林执戟卫森严，月落鸡人报警签，红线剑光寒似雪，老臣夜半泣龙髯。”
“吕四娘行刺说”流传甚广，就连有的学者都在其著作中加以引用，“雍正被刺”也因此被列入所谓的“清宫四大疑案”，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狸猫换太子”（雍正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闻）并列。
最好的时期
从史实上看，当年雍正在处理吕留良案时，就已下令将吕留良的孙辈全部发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这些吕氏后人遭到严格管制，不能自由活动，当然更无法替祖上报仇。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末年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吕氏孤儿”漏网的流言，并且已经传入宫内，雍正为此在浙督李卫的奏折上批道：“外边传有吕氏孤儿之说，当密加访察根究，倘若吕留良子孙有隐匿以致漏网者，在卿干系匪轻。”李卫随后通过密折禀复雍正，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都已被抓了起来，连吕留良父子的坟茔也在监视之列，他可以保证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漏网。
雍正行事严谨周密，甚至还可以说有些过于苛刻细致，从来容不得臣工给他打马虎眼，李卫作为宠臣，又以善于侦缉闻名，在这件事上自然不会也不敢敷衍搪塞，由此可知吕四娘侥幸漏网是不太可能的，史学界也普遍认为，吕四娘刺杀雍正是子虚乌有的传闻之辞，历史上并无此事。
既然不可能有吕四娘刺杀雍正的事，民间这种传说又是因何而起呢？1729年，江南大侠甘凤池等人在浙江策划反清复明活动，准备在次年秋天举事，此案被李卫侦破，甘凤池遭到逮捕，这就是“江南案”。自清初以来，江南一直是前明遗民和江湖情结特别浓重的地区，康熙时，包括一念和尚在内，许多人都打着“朱三太子”的旗号在当地进行活动，甘凤池本人就是一念的徒弟。至雍正中期，江南反清势力才日渐式微，“江南案”更使之遭到了雪上加霜般的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此后也不再见有打着朱姓旗号起事者。
现实中越是难以做到的事，人们往往越希望它在想象中能够实现，“江南北八侠”由此应运而生。民间称八侠中包括吕四娘、甘凤池在内的七人都曾是郑成功的部下，并且都始终不渝地从事着反清复明活动，这样便很容易把吕四娘与吕留良联系到一起，再与社会上“吕氏孤儿漏网”的传言一结合，吕氏孤儿也就顺势变成了能够飞檐走壁地混入宫中，用飞剑将皇帝脑袋削去的神奇女侠吕四娘了。
近年史学界对雍正死因的推测，主要集中于中风死、过劳死、丹药中毒等几种，但都只是推论，并无板上钉钉的确凿依据。古代医学不发达，对于很多病症都束手无策，雍正五年前得的那场重病，皇家档案中就没有注明病因，实际也可以看作根本没有查出来，后来之所以能够痊愈，药物固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可能多半还是靠运气。据此是否可做这样一个判断：由于当年的病因没有真正查出，病根很有可能仍然潜藏在雍正体内，只是没被发觉而已。疾病潜伏的时间久了，自然来势就猛，所以五年后一旦发作，就能在瞬间将雍正彻底击垮。
雍正从入承大统到驾崩，计在位十三年，时间甚短，但对国家事务、社会问题、民间生活都影响深远。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讲明清史问题，列举1840年以前明清史上发生的十四件大事，其中属于雍正朝的就有两件，即实行摊丁入亩和设立军机处。他在讲清史时，说到清朝历史上有八件大事，属于雍正朝的也有两件，其一是摊丁入亩，其二则是驱逐西方传教士。
从明朝建立的1368年到鸦片战争开始前的1840年，在这近五百年的漫长岁月中，雍正朝只占十三年，但却有两三件以上不同凡响的施政大事，足见雍正的魄力以及那个时代的重要。
事实上，雍正朝不仅是清代历史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对太平、富足的时代。嘉庆年间的皇族学者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康熙末年“库帑亏绌，日不给”，而至雍正末年，封柜库所藏国帑“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朝廷“仓廪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
至雍正中期，国库存银一度达到六千万两，在康熙规定“永不加赋”的前提下，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后来由于西北两路用兵，动用了将近一半，但就这样，到新君继位，国库也还存有两千四百万两白银。
即便与世界上的其他先进国家相比较，雍正朝时的中国也不逊色。当时的欧洲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萌牙期，近代科技和政治思想虽已露出峥嵘，但还刚刚驶出历史的站台，远没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就物资繁荣程度而言，中国尚走在它们前面，社会发展程度则各有千秋，至少可以做到两相持平。
这是所谓康乾盛世的中间阶段，也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盛世中最好的时期，把它推上巅峰的人实在功不可没。在当政的十三年里，雍正“以勤先天下”，坚持“今日事今日毕”，每天看的奏折有多少且不说，只是亲手批阅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没有印行的还有很多。郑天挺因此评价雍正“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做到这点（指勤政），是很不容易的”，他认为雍正是一个“好皇帝”。
雍正在他统治的后期，也做了一个自我评价，说：“朕返躬自省，虽不敢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
他一点都没有谦虚，当然也不用谦虚，因为他这一生正是照着这个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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