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妻儿在台湾家中的窗前眺望夜景的时候，晚风拂面，星月舒朗，台湾的那种温馨、美好的氛围又回到了我身边，我多希望这种氛围能够持久，多希望自己不再提心吊胆，不再担心有一天会发生什么意外，以致我和妻儿分别后再难相见。

    邓丽君的歌，漂洋过海

    我出生那年，大陆领导人第一次明确了“三通”政策，“通邮、通商、通航”，整整隔绝了30年的海峡两岸，重新建立起联系。

    不过，童年的我，对于台湾这座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岛的唯一印象，仅仅来自邓丽君的歌。还记得我父亲创业赚钱那次给家里买的那台“高级音响”吗？那时，那台音响除了经常播放我喜欢的摇滚乐、流行音乐，自然也常放邓丽君的歌。那个年代，谁没听过她的歌呢？那正是邓丽君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正是她那甜美温柔的嗓音，带给我对台湾的最初印象。

    荣幸之至的是，后来邓丽君的四嫂到了S Hotel的餐厅出任总经理，我机缘巧合地又和邓丽君的三哥结缘，成了忘年交。邓丽君的三哥高大英俊，气质极佳，我从他身上能看到一些邓丽君的影子。通过和他们的交谈，时隔多年，我又一次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邓丽君，了解到她的歌。

    我真的很感恩能有这样的缘分，如果我没在台湾开酒店，可能也不会结识到邓丽君的家人，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说到这儿，我想多说几句。我从小对音乐就有种莫名的敏感，我妈说小时候她给我放音乐，一放我就流眼泪。

    “小菲，你哭什么呀？”我妈笑话我爱哭鼻子。

    那时我才四五岁，刚刚懂点儿事，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

    十几岁时因表哥的关系，我接触到了当时京城摇滚圈最核心的一批人，可能他们也是当年中国最核心的摇滚音乐人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兴奋，因为一直以来，音乐对我的成长，对我的心境的影响都特别大。且不说那时我整天整日地背着小单放机，一刻不停地听歌，就说1995年——我至今都觉得那一年非常怪，就在1995年5月，唐朝乐队的张炬和邓丽君，当时中国乐坛两种风格的音乐的极具代表性的人物，相继去世，前后就相隔几天，而且都是那么突然。他们走后，中国乐坛剧烈地震荡，我不敢去评价一代人的心境，只能说我自己的感觉：当时，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被抽走了。如果说张炬代表的唐朝乐队曾经带给我的是青春的感动，那邓丽君的歌声就曾带给我一种温柔的抚慰。我想，音乐就和文学一样，对一个时代有一种记录性，它们满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他们的离开，让我觉得好像一个时代都渐渐离我远去了。

    所以后来有幸遇见邓丽君的四嫂和三哥，我才觉得特别有感触，可能这种缘分对我来说，真的就像和一个时代重逢，当年的许多记忆一下子就回来了。

    那时还是孩子的我，对音乐自然只是有一些感性上的认识，很多时候只觉得好听，甚至为之着迷，但却说不出为什么好听，那些旋律为什么那么吸引我。

    随着自己渐渐长大，我也能慢慢组织自己的语言，表达出一些自己对音乐的感受了。比如邓丽君的歌，当时它们在大陆流传，大陆人认可的除了音乐本身，我想还包含着一些难以言明的情绪：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和台湾已经隔绝了近30年，物理上虽相隔，根植于记忆中、蕴藏在血脉里的联系却一天都没断过。很多大陆人的亲人在多年前离开故土，一别近30年，至亲分离，将近大半生无从相见，那种思念是刻骨铭心的。而邓丽君的歌漂洋过海，它们仿佛承载着海峡那头亲人们的讯息，那婉转悠扬的旋律，仿佛诉出了绵延不绝的思念与哀愁……

    那时候连去一趟郊区都觉得像出趟远门的我，从没离开过家，怎么能体会那种深深的乡愁呢？只是“台湾”这个地名，被邓丽君的歌声传递进我的心里，在我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多年后我背井离乡，只身一人去法国留学，当年种在心中的对台湾的情感，才渐渐发芽，记忆里，我对“台湾”的感觉，似乎总是和“乡愁”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国外，在那个特别能唤起我乡愁的地方，“台湾”虽然和当时我的生活不太相关，但却总是莫名地牵动着我的情绪。

    犹记得2000年，台湾大选。当时是连战对阵陈水扁，我在巴黎用一台小收音机收听选举实况——在那之前，陈水扁就已经发表了诸多“台独”言论，我那时虽然从没去过台湾，却莫名地牵挂那次选举的结果——结果是陈水扁获胜了，我一连难受了好几天。

    在法国，我第一次接触到台湾人。她们一个叫玉兰，一个叫美玲，都是我在巴黎上学时的同学。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记忆里，她们都性情温和，鲜少提到政治，并不是一提到“台湾”“大陆”等字眼就“剑拔弩张”。

    后来我在加拿大，平时课业很紧张，课余时间我们这些留学生也没太多地方可去消遣，便常去学校附近的Shopping Mall，2000年前后，那里就有台湾人开的珍珠奶茶店了。那入口的甜腻滋味像极了我当时对台湾女孩的印象——那时的台湾女孩就已经很会打扮了，通常都干干净净的，说话声音很柔，相处起来感觉很舒服。

    2001年，我老婆主演的《流星花园》正在热播，加拿大的留学生也有看的，可见那部剧当时影响之广。我在加拿大和一个室友合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室友的女朋友特别爱看，她过来时常常拿盘《流星花园》的DVD在客厅看，我偶尔瞥几眼，但看得不仔细。这事儿说来也有趣，我和我老婆认识那会儿，我连《流星花园》都没完整看完过，就这样和她在一起了。

    另有一个趣事，那时我室友的女朋友还很喜欢看台湾综艺，尤其爱看《康熙来了》。一次，她问我：“小菲，大小S你喜欢哪个？”

    我回答说：“我不太了解啊。”

    她不放弃，又说：“你就现在看看，要你选你选哪个？”

    我答曰：“大S，大S看着温柔点儿。”

    后来，我室友的女朋友还把这件事学给我老婆听，把我老婆逗得笑个不停。谁能想到当时的一句话后来就成真了呢？

    只因那1%

    我在加拿大留学时，同学有很多是来自台湾的，我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朋友。后来初次到台湾的经历前面已经写过，那时我在台湾感受到的也都是一片祥和，特别温馨。

    后来，我娶了我老婆，又有了一儿一女，我与台湾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台湾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我也因此更加能体会到一些曾经在上一辈人心中深藏的情感，那是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挂。

    有时我因工作只身一人回北京，和家人分别的那一刻，我心里总是充满难过与不舍。可能嘴上只是一句：“我去北京了啊。”心里却波涛汹涌。过去我关心台湾局势，可能只是出于一种正义感，但如今，我的关注背后还增添了许多私人的因素。正是这种私人因素，让我觉得更接近台湾问题的内核，因为这个时候我并未站在任何高度，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去看、去听、去感受的。

    如果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北京工作，结果一去就回不来了，从此和妻儿半生都无法相见，甚至连音信都无从寻觅，等我再见到我的两个孩子时，他们可能都不认识我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那该多么可怕啊，我连想想都觉得接受不了。可是这样的事当年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许多人身上。

    转眼间，我断断续续在台湾已经生活了近8年了，这8年间，我又在这里与许多优秀又善良的人相遇，结识了许多台湾朋友。这里的朋友曾经无数次帮助过我，我也对他们无比感恩。这里有非常好的人文环境，老百姓也都很淳朴。所以我的心情是矛盾的，8年了，我对台湾的了解比初来时更深了，我感受到，或许这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样平和，在看似平和的外表下，这里一直在暗地里上演着风起云涌。这里时常会发生一些令我瞠目结舌的奇闻，可能始作俑者只占台湾的1%，而支持这1%的也只有少数人，但却足以搅动得人心神不宁，每天惶惶不安。

    就说说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经济吧，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在台北，有着让全台湾人骄傲的101大楼，当年的台湾经济确实很好，以至于有些人的心境还一直停留在当年。因为对大陆这几年的发展情况不了解，有人至今还认为台湾经济要远远领先于大陆，但那些曾经来过大陆亲眼看过的人都能发现，这些年大陆经济飞速发展，反而是台湾这些年经济发展缓慢，很多地方已经不如大陆了。

    自从大陆到台湾的自由行开放后，很多大陆人都乐于去台湾看一看，这也毫无意外地带动了台湾的旅游业。2012年后，由于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增多，台湾的经济有所回暖，这是有目共睹的。原本已经呈现萧条之势的忠孝东路，曾经一度恢复生机。可就在2016年，一辆大陆游客乘坐的观光游览车在桃园起火，车上24名游客无一生还。对此，新政府当局在遇难者的头七公祭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反而对纵火的大巴车司机表示哀悼。这一举动深深伤了大陆游客的心。那之后，还接二连三地出了几次事故，大陆到台湾旅游的人数锐减。听说大巴车闲置，每日的停车费都很贵，台湾旅游业大受影响。

    我以为，如果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考虑，首当其冲应当在经济方面下功夫，真正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应该为了一己私利，把精力都投放到那些没有意义，甚至损害老百姓利益的事情上去。

    其实在我看来，大部分台湾老百姓都是很善良的，他们善良、勤奋、坚韧，我身边的每一个台湾朋友都是如此。有很多次，我去一些小店吃饭，老板、老板娘见了我，都会热情地打招呼，说：“小菲，‘台湾女婿’来啦！”他们甚至还会给我碗里多加块肉，多盛点菜，那种温暖是我始终能感受到的。

    当我和妻儿在台湾家中的窗前眺望夜景的时候，晚风拂面，星月舒朗，台湾的那种温馨、美好的氛围又回到了我身边，我多希望这种氛围能够持久，多希望自己不再提心吊胆，不再担心有一天会发生什么意外，以致我和妻儿分别后再难相见。

    这些天，我又重温了一首老歌，是“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我觉得这首歌唱出了一种迷茫，而这迷茫正如同此时的台湾本身。尽管歌词中唱到“我多想跳上车子离开伤心的台北”，但其实整首歌仍旧渗透着对忠孝东路的一种依恋，对台北的一种热爱。这也是目前我的很多台湾朋友的心境，由于经济状况不好，他们一次次燃起希望，又一次次失望，到现在有些心灰意冷，有的甚至已经转到大陆发展。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其实一直对台湾怀着期待。爱之深，责之切，希望台湾越来越好，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因此，很多事其实不必多言，是非对错都会有相应的现实结果诠释，可是有时这个结果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浮现，有些行为带给台湾的影响是渐进式的、逐步深化的。在这个过程中，真正受影响的，不还是普通老百姓吗？

    从“地道”到“精致”

    最初来到台湾，我对这里的餐饮市场进行了初步了解，但并没有马上在这里开餐饮店。毕竟这里离北京较远，我对这里老百姓的口味也还不甚了解，虽然有心日后在这里开店，但当时我打算先观察一阵，这件事就一直放在心上，没有付诸实践。

    我决定在这里开店，是在和我老婆结婚之后。当时我能待在台湾的时间变多了，家人也都很喜欢美食，我才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便选了一个心仪的位置，一边着手店铺装修，一边从四川找来几位专业的川菜厨师——他们都有数十年做川菜的经验，做得一手地道的川菜——带着引以为豪的经典口味，我满怀希望地在台湾开办了第一家地道川菜馆。

    店铺刚开业时备受瞩目，客流量很大，尤其是一些四川老乡，对我们的口味高度赞赏。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来自四川的老兵，他尝了一口我们的菜后竟然落泪了，说这就是他家乡的味道，说别的地方都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获得这样的赞赏，我感动极了，坚定了自己在台湾继续把店开下去的信心。可是，好景不长，开业的热潮刚过，店铺就遇到此前没有想到的难题——水土不服。

    开业不久，我忽然接到一个顾客投诉，说我们的水煮鱼里放了太多油。我过去一看，没看出什么问题，厨师做的水煮鱼和我记忆中水煮鱼的样子没什么差别，可是那位顾客就是觉得油放这么多根本没法吃。厨师也有些委屈，争辩说自己就是按照最传统最经典的方式做的，全中国都找不到比这个更地道的水煮鱼了。

    这并不是个例，有越来越多的顾客投诉说这么多油的菜根本没法吃，一看到满盆的红油与红油上飘着的那层辣椒，就觉得根本无从下筷。

    除此之外，也有很多顾客抱怨菜的口味太辣，接受不了。

    台湾大部分川菜其实都是经过改良过的，和当地的口味有所融合，不仅不麻不辣，也清淡少油。传统川菜水煮鱼的做法在这里属于前所未有。其实最早我来台湾调查时就了解过这种情况，但那时，我的想法是将真正经典地道的川菜口味带入台湾，我相信如果味道足够好，就能够被认可，因此我坚持了自己的定位，实际看来，我可能错了。

    还有一点，台湾人和许多大陆南方地区一样，都喜欢小份菜，尤其加上受日本文化影响，他们的审美倾向偏于“小而美”，如川菜那样粗犷泼辣的风格，当地人不太适应。

    菜品的口味、分量的多少还方便调整，我犯的最重要的一个错误，便是预估错了店铺的面积。大陆的餐饮店店铺面积通常都很大，一家店1000平米很正常，但如上面所说，台湾人大多喜欢“小而美”，台湾的店铺也大多面积不大，1000平米的店铺开在台湾，不仅显得突兀，水电租金等成本也很高。台湾的这家川菜馆的客流虽然不少，但远远不及大陆的情况，虽谈不上亏损，但也几乎没什么利润，渐渐变得有种“鸡肋”的感觉。

    我开始筹措改良，店大难以转身，我的选择是转而开了一家川菜小馆，调了一部分厨师在小馆里干。我将这家菜馆装修得十分精美，风格有些像日式的居酒屋，每道菜量都很少，一小碟一小碟的，立即受到了欢迎，这家精致川菜小馆至今还开着，生意兴隆。

    在台湾开店的这次经历让我感触颇深，经营讲求“天时地利人和”，而这六个字不仅仅都是运气，还包含着对不同地域、不同人的习惯的思考以及灵活实践。我在台湾开店前虽然自认为已经充分地了解了这里的市场环境，但其实我仍旧下意识地把在大陆的那些思维搬到了台湾，我只看到台湾的客流量，同时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正宗川菜口味”有着强烈的坚持，但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对顾客的想法感受与饮食习惯的洞察和接纳。

    我所坚持的“正宗川菜口味”最主要的受众群体就是当年来台湾的那些四川老兵，他们中的有些人其实也曾经在台湾开过川菜馆，但他们大多年事已高，那些川菜馆也关了不少。这些老兵的后辈所接受的其实已经是根据当地人口味调整改良过的川菜了，因而“正宗川菜口味”在当地实际是小众的，而我一开始则因为对此十分坚持，对受众群体的估计也有些过大。如果最初我就开一家二三百平米的店铺，并接受当地人对川菜的口味要求，或许情况会比实际好很多。

    其实，开店不仅仅要考虑顾客的想法，也要考虑员工的思维习惯和自己的主张是否契合。后来我在台湾开S Hotel，所招的员工大部分都是台湾本地人，我又迎来了一次因理念、习惯的冲突促生的挑战。所幸，每一次挑战之后，我都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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