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论幽默
西方人，对“幽默”这一词，当然是毫无疑问，是人人接受的。可是对中国读者而言，一个报章杂志的编者会留一页用以登载生活的轻松方面的文字，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高级官员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句幽默的话，也是一样不可想象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记者问他何以选他弟弟充任首席检察官时，他运用他的急智回答说——做了首席检察官之后，他再做律师就更有经验了。Russell Baker主办的《纽约时报》是尽人皆知的，而包可华专栏更是获得万千读者的欢迎。他有见识，也有良知，也有机智，敢把普通社论所不敢说的话以滑稽诙谐的态度说出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幽默完全不离常人的淳朴自然。一次，他到伦敦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因为迟到而正式道歉，说原因是他必须去租一件无尾的燕尾服，好符合那种文物衣冠上流社会的派头儿，但是此种礼服都已被参加此宴会的文明绅士租去了。当时马克·吐温到宴会上，故意做违背礼俗之事，开了个玩笑说：“我已经吃过了。”而其他绅士先生则假装他们还不曾吃过。
我们平常往往夸大其词，谈论断然行仁行义，做这做那，其实应当脚踏实地，返璞归真，切合实际才有实效。
“幽默”一词与中国的老词“滑稽”，颇多混乱之处。“滑稽”一词包括低级的笑谈，意思只是指一个人存心想逗笑。我想“幽默”一词指的是“亦庄亦谐”，其存心则在于“悲天悯人”。我在上海办《论语》大赚其钱时，有一个印刷股东认为这个杂志应当归他所有。我说：“那么，由你办吧。”我那位朋友接过去。这份杂志不久就降格为滑稽笑话的性质，后来也就无疾而终。我后来又办了《人间世》和《宇宙风》，同样以刊登闲适性的小品文为特色——一直办到抗战发生，甚至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
在我创办的刊物上，我曾发表了对幽默的看法。题为“论幽默”，我自己觉得那是一篇满意的文章，是以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的《论喜剧》为依据的。
虽然现代的散文已经打破了过去主张“文以载道”的桎梏，但那种硬性的义法还是对中国的散文家有支配的力量。苏东坡持有一种宽容的看法，程伊川则持武断硬性的看法。宋时，朝臣为司马光举行过严肃的丧礼之后，所有的朝臣又应当去参加一个节日典礼。那位理学家就引用孔子说的“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句话。这引起苏东坡对理学家激烈的批评。我们有很多这种悖乎情理的事例。有一个理学家不去探视卧病在床的儿子，而去探视他的侄子，用以符合“孔孟之礼”，因为探问侄子比探问亲儿子更合乎古礼。
我创办的《论语》这个中国第一个提倡幽默的半月刊，很容易便成了大学生最欢迎的刊物。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对我说：“我若有要在公告栏内公布的事，只需登在你的《论语》里就可以了。”我发明了“幽默”这个词，因此之故，别人都对我以“幽默大师”相称。而这个称呼也就一直沿用下来。但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现在“幽默”一词已经流行，而“幽他一默”这句新的说法就是向某人说句讽刺话或是向他开句玩笑的意思。
有一次，我参加台北一所学校的毕业典礼，在我说话之前，有许多长长的讲演。轮到我说话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站起来说：“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大家听了一发愣，随后哄堂大笑。报纸上登了出来，成了我说的第一流的笑话，其实是一时兴之所至脱口而出的。
另外我说的笑话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请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这话我是在巴西一个集会上说的。
在《读者文摘》上我看到的一个笑话是：“女人服装式样的变化，不外乎她们的两个愿望之间：一个是口头说明的愿望——要穿衣裳；一个是口头上不肯说明的愿望——要在男人面前或自己面前脱衣裳。”
第十节 三十年代
北京大学的教授出版了几种杂志，其中有《现代评论》，以胡适为中心的若干人办的；一个是颇有名气的《语丝》，由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刘半农、郁达夫等人主办的。胡适那一派之中包括徐志摩、陈源（西滢）、蒋廷黻、周甦生、陶孟和。说来也怪，我不属于胡适派，而属于语丝派。我们都认为胡适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文章的人，并且适合做官的。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这对我很适宜。我们虽然并非必然是自由主义分子，但把《语丝》看作我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园地，周氏兄弟在杂志上往往是打前锋的。
我们是每两周聚会一次，通常是在星期六下午，地点是中央公园[23]来今雨轩茂密的松林之下。周作人总是经常出席。他，和他的文字笔调一样，声音迂缓，从容不迫，激动之下也不会把声音提高。他哥哥周树人（鲁迅）可就不同了，每逢他攻击敌人的言辞锋利可喜之时，他会得意地大笑。他身材矮小，尖尖的胡子，两腮干瘪，永远穿中国衣裳，看来像个抽鸦片烟的。没有人会猜想到他会以盟主般的威力写出辛辣的讽刺文字，而能针针见血。他极受读者欢迎。在语丝派的集会上，我不记得见过他那位许小姐，后来他和那位许小姐结了婚。周氏兄弟之间，人人都知道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太太，兄弟之间误会很深。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从来没打听过。但是兄弟二人都很通达人情世故，都有绍兴师爷的刀笔功夫，巧妙地运用一字之微就可以陷人于绝境，置人于死地。他们还有一位弟弟周建人，是个植物学家，在商务印书馆默默从事自己本行的学术工作。
在《语丝》集会中给那个团体增加轻松快乐气氛的，是郁达夫，他那时已然是因诗歌、小说的成就而文名确立了。郁达夫一到场，全席立刻谈笑风生。郁达夫酒量好，是鲁迅的至交。我们坐在低矮的藤椅上，他总是以放浪形骸、超然独立而自满自足的精神，手摸索着他那留平头的脑门。他那美丽的妻子王映霞后来和某巨公许绍棣发生了暧昧关系，而抛弃了他，郁达夫的婚姻便成了悲剧。他孤独而悲伤，只身逃到印尼，在日本军阀占领之下，隐姓埋名，但终被日本宪兵查出他的身份，据说最初他曾颇受礼遇。但日本战败撤退前，依照当时日本军方的政策，把他和其他一些人一起枪毙了。
其他《语丝》作家有钱玄同和刘半农。钱玄同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之一。刘复（字半农）也是力主改革的思想家。前者专攻的学术是语言学。他倾全力提倡中文的拼音和中国文字的简化。在他反对儒家的一切思想，而且对一切都采取极端的看法这方面，我觉得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我认为在提倡社会改革上，应当采取中庸之道，但是在争论“把线装书都扔进厕所里去”时，一般人听了确是心惊胆战，因此自然在宣传上颇有力量。钱玄同两眼近视，常常脸红，据我的记忆，他一直住在孔德学校，和太太分居。
刘半农教授则是另一类型。他在法国巴黎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对敦煌古物做过很重要的研究。他的研究成绩获得了国际的声誉。陈源那时也在伦敦，曾经把他向别人介绍，说他“也算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当时对这句话甚为敏感，从此以后，对陈源始终存有芥蒂。
北京当年人才济济，但《语丝》社和《现代评论》社诸同人各忙于自己的事。我们都是适之先生的好朋友，并且大家都是自由主义者。在外人看来，这两个杂志之间那种似乎被夸大的对立，事实上，只是鲁迅和陈源的敌对而已。对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屠杀学生一事，《现代评论》是采取亲北洋政府的态度，《现代评论》这种只顾自己利害的态度激怒了我们，才对他们发动抨击。后来我们之中有人喊出“不要打落水狗了”。鲁迅却说：“落了水的狗也要打。即使是学会向主人摆尾巴的北京狗也要打。”他的原文已记不清楚，大意如此。
我不妨顺便提一下民国十五年从北京大学的大逃亡。在奉军张宗昌占领北京之后，军方抓去了两个报的编辑邵飘萍和林白水，在当夜十二点钟之前就将他们拉出去枪毙了。我们知道北洋政府开始下毒手了。当时军阀手中平时坦直批评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单上，共有五十四个人的名字，包括共产党员李大钊。这个人倒是很老实，谁都对他有好评。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做了一段图书馆管理员，那时已经离职去组织共产党了。他们都藏在东交民巷的法国大使馆。我家在东城船板胡同。当时我也预先做了准备，必要时跳墙逃走。我做好一个绳梯子，紧急时可以拉入阁楼。我后来以为不够安全，于是藏在林可胜大夫家。那时我有两个孩子，小的才三个月大。在林大夫家藏了三个星期，我决定回厦门去。由于朋友联系，我和鲁迅、沈兼士，还有北京大学几个很杰出的人物，和厦门大学签订了聘约，我们前去教书。北京大学这批教授一到，厦大的国文系立刻朝气蓬勃，向第十一世纪兴建的那座古老的木造巨厦“东西塔”送上了一项研究计划。这却引起了科学系刘树杞博士的嫉妒。鲁迅那时单独住在一处，他的女友许小姐已经单独去了广州。我住在海边一栋单独的房子里，我觉得身为福建人，却没尽到地主之谊。由于刘树杞的势力和狠毒，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那时正在写他的《小说旧闻钞》。他和他的同乡——报馆的朋友孙伏园——一起开伙。他们吃的是金华火腿，喝的是绍兴酒。他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无法在厦门待下去。他决定辞职，到广州去。他要离去的消息传出后，国文系学生起了风潮，要驱逐刘树杞。我也离开了厦大，到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部下去做事，我对陈是一向佩服的。他曾和英国交涉，收回了汉口租界。做了六个月之后，我对那些革命家也感到腻烦。从民国十六年起，我就开始专心写作了。
在别的文章里，我提过蔡元培，他是北京大学校长，把北京大学变成了全国的改造中心。我们大家都敬称他为“蔡先生”。在国民党元老当中，他是唯一真正了解西方的。他中了进士，又是翰林院的翰林，这是人所争羡的。他也是国民党党员，在成立兴中会时，他和中山先生关系很密切。在康有为、梁启超保皇党瓦解之时，他到法国、德国求学。他归国做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把学术自由奉为第一要事，在北京大学里，教授的新旧派兼容并包。他聘请旧派名儒刘师培、黄侃、大名鼎鼎的辜鸿铭。辜鸿铭在人人都已剃去了辫子之后，他还依然留着，表示忠于清朝。著名的英国小说翻译家林纾，他仍然称白话文为“引车卖浆者之言”。他曾写过洋洋万言的长文为文言辩护。另一方面，蔡元培也为胡适、陈独秀、沈兼士和《新青年》那一派敞开了大门。蔡元培平易近人，不斤斤于细节。蔡夫人曾经说“米饭煮得好他也吃，煮焦了他也吃”，但是对重要的问题则严格认真，绝不妥协。我记得反对《凡尔赛和约》割让山东半岛给日本时，蔡元培站起来说话，他的声音很柔和，他说：“抗议有什么用？我是要辞职的。”第二天，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搭上蓝色的京沪快车离开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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