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耐性读Kittredge教授开的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他的课我只听了一两次。他穿着灯笼裤，身子笔直，看他这位活百科全书在哈佛校园里漫步，倒还不错。
一场灾难来了。我太太得了急性盲肠炎，我把她送交一位天主教的医生。他一定是把我太太的内脏仔细搜索了三个钟头，一定以为这是观察中国妇女脏器的好机会。我认为割盲肠原算不了什么，所以当时我仍在看盎格鲁撒克逊文字的文法，后来才觉得手术的时间未免太长了。此后不久，我太太显示受了感染，要第二次开刀。钱都已经花光，我只落得用一罐老人牌麦片做一周食粮之用，又急着给她哥哥打电报，请惠借一千美元。我太太以为我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渡此难关，颇有英雄气，后来常喜谈论此事。钱寄到了，我算得了救。第二次手术后，在医院住了很久。我记得那年的二月满街是雪，我是设法弄了一辆雪橇把妻接回家的。她康复还家，家人又行团聚，我们庆祝了一番。
在前面我应当已经提到在我们横渡太平洋时，妻曾经发作过盲肠炎。因为我们正在蜜月之中，清华同学发现我们老是在船舱里不出来，就向我们开玩笑。殊不知我们的痛苦之甚。我们须做个决定。是不是要在夏威夷上岸去把盲肠割除呢？这么一来，妻的嫁妆那笔钱我就要用尽了。但是，痛苦终于慢慢减轻了。我们决定冒险继续前进，没料到大约六个月之后，这个病又犯了。
妻和我两个人在一起，时光好甜蜜。这一段时间，我正是理性高度发展，但是感情尚未成熟。直到如今，吃西餐时，我还不知道用哪个勺喝汤，用哪个叉子吃鱼。横渡太平洋时，妻对西餐桌上的礼貌规矩已经完全精通，我弄错时，她常常纠正我，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吃西餐时，我常把我的酒杯和邻人的酒杯弄乱，不知哪个是我的，因而常喝错了酒。因为犯错出于无心，我还是一样心安理得。大学里教授夫妇惯于照顾外国学生。绥尔太太是被指定照顾我们的社交生活的。她自己的名字是杰茜·威尔逊，是威尔逊总统的女儿，她丈夫是哈佛的教授。一个礼拜天，十二点钟，有人告诉我们绥尔夫妇要来看我们。那时，前面说过，我们正住在赫石街。那时我太太已经从医院回到家里。我们和房东太太共用一个厨房，我们住两间房。另外还有一位拳击教师，一位未嫁的小姐，他们二人都在和大学有关的一家饭馆里做事。有一次，我负责清理厨房，从厨房门后的一个口袋里倒出一只死老鼠，慌忙之下，我把那只死老鼠扫到地板的一角儿，而没有藏在垃圾桶里。对这件事，我觉得很丢脸。
我们已经去过绥尔夫妇家。他一定是个北极探险家，因为他家客厅里摆着北极熊的牙，还有威尔逊总统很宝贵的画像，像上他三个女儿围桌而坐。有一天傍晚，我们去吃饭，结果弄错了日子。我们并没有急速返回，反倒硬赖着吃了一顿饭。当时，绥尔教授出来欢迎我们。绥尔太太赶紧准备饭。那是我们社交上的一次失礼。
在哈佛读书一年之后，系主任看了看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成绩单。因为我各科的成绩都是A，他要我到德国的耶拿去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不必出席上课，即可获得硕士学位。这是我终于得到这个硕士学位的经过。
第七节 法国勒克鲁佐
我一决定离开美国，立刻就向法国的勒克鲁佐美国主办的中国劳工青年会申请一个职位。那是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年。那个青年会接受了我的申请，并且愿付我夫妇的旅费，我一时简直快乐得迷糊了，天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在一九一七年，也许是一九一八年，中国加入了协约国，并且派了十万劳工到欧洲去，工作是运送并葬埋死尸。在《凡尔赛和约》上，日本攫夺了中国的山东省和若干租界，因此在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声中引起中国全国的罢工罢市的抗议。不过在勒克鲁佐的青年会与这件事毫无关系。
我为中国劳工编了一本千字课。我们有四五个人在一张饭桌上吃饭，这几个人里有一个中国厨子，他的一只手老是哆嗦，所以每次他手里端着一碟子菜时，你不知道他是要送给你呢，还是要从你手边拿回去。青年会里的中国男人可以和法国小姐缔结良缘，因为当时法国太缺少男人了。我和妻住在青年会外的一栋房子里。我们睡的床非常高，而床垫子又非常厚。这栋房子的缺点是厕所在后花园外。不过我们住得很舒服。
在那时，我既不会法语，也不会德语。自己下功夫自修德语，我居然能自己动笔写德语信去申请入耶拿大学，颇为自得。妻从一位法国太太那里学法语，她们二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妻在波士顿买的一件浅褐色的大衣，穿着看来蛮神气，我和妻在勒克鲁佐照的相片上，她就是穿着那件大衣。
后来直到我们过了德国，才看见巴黎，所以我们对卢浮宫，或是香榭丽舍大街，或是协和广场等地，都是一无所知，过了相当久，我们才从火车上向外望了望。我们倒是看见了凡尔登，那就是法德两国打沟壕战往复冲杀打了三四年的战场，结果双方都没得到那一片土地，那片土地打得不剩一棵树，没有一片荫。多少团的军队战死，他们的刺刀那时还依然乱抛在地面上。后来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就是在那里兴建的，被认为是百攻难破的坚强堡垒。我们经过时，谁都可以从地上拾取遗留下的刺刀。
在勒克鲁佐时，我很希望能找到我那失踪的祖父。我祖父在咸丰十年太平天国之乱时，漳州大屠杀中，被太平军夫拉走，去扛东西，后来始终音信杳然。我父亲当时藏身床下，仅以身免。祖母带着我父亲和另外一个才一两岁大的婴儿逃到鼓浪屿，后来把婴儿给了一个有钱的吕姓医生，我家和那位医生一直相交甚好。他们的住宅很大。我们三兄弟在鼓浪屿读书时，都是他们吕家女人的教子。我被给予曼娘，我在《京华烟云》里写的曼娘就是她的影子。她的未婚夫死了，她就成了未嫁的寡妇，她宁愿以处女之身守“望门寡”，而不愿嫁人。吕医师挑选了两个孩子，打算抚养长大。在我看来，这位处女寡妇不愧为中国旧式妇女中的理想人物。我到她屋里去时，她常为我梳头发。她的化妆品极为精美，香味高雅不俗。她就是我所知道的“曼娘”。平亚的死，在《京华烟云》里记载得很忠实。曼娘和木兰二人常常手拉着手。在《京华烟云》这本小说里，我最熟悉曼娘。
在两三岁时送给姓吕的那位叔叔，后来中了举人，我颇以有如此显贵的亲戚为荣耀，因为他是我们林家的血统。我姑母的儿子，在江苏也是很有名气的学者。我到鼓浪屿时，那位林叔叔死了。他死前曾把一个儿子送到英国去，后来做了工程师。我祖母再嫁给一个姓卢的，我们家还有他的一张照片。但是祖母仍然算我们林家人，我父亲也是一样。我在法国时，心里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在那些华人劳工之中找到祖父。这种希望自然不大，我可是曾经仔细找，毫不放松，看看是否年龄上有相似的。我觉得这个想法也很有趣。
第八节 耶拿镇和莱比锡大学
在耶拿镇，我们过的日子很快乐。耶拿镇是歌德的故乡，是个小型的大学城，和海德堡一样，是个颇有古风遗俗的市镇。这个小镇的活动以在俱乐部里的学生为主，还有他们的女房东、学生的郊游、出去看决斗等事。他们的功课就是皮肤上的伤留下的瘢痕，似乎是瘢痕越多，学位越高。我和妻手拉着手去听课，一同去郊游，第一次尝到德国大学生的生活滋味。我们都已成年，不再有点名和小考的麻烦。我们何时把功课准备好，就随时自动请求考试，三年、五年，甚至十年都可以。我们没有请假这回事。春天，我们可以到布拉格去，然后给教授寄一张明信片表示问候即可。生活何等自由！虽然有此自由，上课的人数还是依然如常，每个人都照旧苦读，因为是出乎本心想求学。
我们住在公寓里，有沿着墙造的砖炉子。有人教我们调整火的大小，用灰埋火保持火种，使火整天保持温暖，并没有冷热水管子，我们要用壶和盆洗浴。我忽然想起来，歌德和席勒也是用同样的壶和盆洗浴，却写出那么好的诗。每天，我们享受愉快的散步。真是天上人间的生活。我从美国的哈佛大学而来，在此，我的生活观也改变了，我爱上了这旧大陆的风光和声音，它和新大陆是那么明显的不同。在美国，不管是在纽约，或是在旧金山，看见的是同样的冷饮柜台里同样的牙刷，同样的邮局，同样的水泥街道。欧洲则变化甚多，在法国卢瓦尔河流域，有旧式古城堡、狭窄的街道，有布鲁塞尔的大教堂，比利时列日城繁华的市街，圣莫里茨和因特拉肯的灿烂风光。我对一切古老的东西，古老的风俗、衣着、语言，都是极其爱好，极其着迷。
我们看见歌德的房子，很受感动，尤其他收集的物种演化的资料，还有他自己零零星星的杂物。我很受他所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感动，也深爱读他的《诗与真》。但是我读之入迷的是海涅的作品，诗之外，应以他的政论文字为最可喜。
不久，我就因为莱比锡大学是印欧文法的比较哲学的重镇，而被它吸引住了。Siebold的语音学是很杰出的。他曾发明了一套方法，用声调去分析一本古籍。我又读到Passy的语音学，它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书。这些都与区分中国古音的“等韵”研究有关。区分古韵对于决定古音是极有价值的。这要根据陈兰甫和黄季刚的根本研究入手。不过清儒王念孙、段玉裁，还有近来瑞典的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都已经有很大的成就。
关于Dürerbund文学书目顾问学会，我认为大有用处。这个学术机构向读者提供忠告，使读者知道对应某一个专题当读某些书籍。Jagemann教授是教我后期德国浪漫主义的讲师。我不能去找他打听相关的参考书目，也不能去问别的学生。后来，在纽约我帮助编了一本供大学生阅读的书，销售了一百多万册。一本好的导读类书，对自己研究的学生而言就如同锁的钥匙一样。有这样导读的书在手，让学生自己去研究，对这项专题方面，你等于已经提供他浩繁的材料。这是我针对大学生研究一项专题所采用的方法。关于这一点，容后再予详论。
妻与我一同去上Max Forester的英语课。我们俩就犹如兄妹一样。从那时起，妻就注意到我必须衣着整齐，这是她对丈夫的要求，至于我个人，倒认为无所谓。在食物方面，她使我一定要营养适当；可她对自己则自奉甚简，绝不讲究。后来，一个和很出名的音乐批评家离婚的美国女士，是我们的朋友，对我说：“林博士，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吗？”我回答说：“没有。”她甚为诧异，她于是知道了中国婚姻是与美国婚姻不同的。
在德国莱比锡我们没有朋友。若是到附近的地方去郊游，我们就到莱比锡的Denlsmol。每周我们也到火车站的浴池去好好儿洗个澡，买些好点心回家。我们渐渐和Schindler博士夫妇成了好朋友，这位博士后来成了Asia Major杂志的出版人。另一位特别要好的朋友是Frau Schaedlich，她一度是我们的房东。妻和这位太太无事时一同嚼鰽鱼。她有一个好漂亮的儿子，是在希特勒兴起时被杀死的，那时他才二十岁的光景。这位太太是犹太人，逃到了伦敦。后来我听说，她又回去取东西，正赶上她的房子坍塌，她就被活生生埋在里面。那是一九四五年。
在莱比锡工业展览时，所有欧洲的出版商都去参加。那时，我们正住在郊外。我们的女房东是一个孤独寂寞的寡妇，同时又患有色情狂。她无时不在喝啤酒，吃咸肉，抽烟。她把自己作的诗给我看，存心引诱我。她有一个女儿，已到适婚年龄，很厌恶她这位母亲的行为。有一次我从她门口经过，她正在发作，一阵病来就昏倒，要我过去把她扶起来。我叫我太太过去，她假装苏醒过来。在工业展览期间，她有一个常来的客人和她一起住。她告诉我们那位男子像歌德一样，还告诉我们他们俩在一起相处的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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