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历史上曾有过禁毁淫秽色情书籍的做法,一次是在1422年,另一次是在1664年,其中获罪者被处鞭刑和流放。自建国后,中国一直严格实行禁止一切淫秽出版物的法律。我国禁毁淫秽品主要是出于道德的原因。
最高入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出版署等六部门于1987年12月底在北京召开的有关打占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上提供的数据表明,1987年7月至11月底,全国共查获非法图书1613万余册、非法期刊4714万余册、非法报纸6516万余份、非法录音带151万余盒、非法录像带89600余盒。
1989年7月11日,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检査整顿书刊市场的通知”。通知中提出的原因是广前,一些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书刊在社会广为流传,淫秽色情出版物、宣扬封建迷信、凶杀暴力的出版物充斥图书市场,非法出版活动依然猖狂,严隶危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妨碍社会安定广检査范凼中的第—类是“对涉及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和宣扬资产阶级內由化问题应停售的书刊”;第二类是“淫秽、色情出版物”;第二类是“虽不属淫秽、色情出版物,但夹杂淫秽色情内容,低级庸俗,有害青少年的”;第四类是“宣扬封建迷信、凶杀暴力的出版物”。(任克,第30页)
从1989年7月以来到8月下旬,据26个谊、布、自治区的不完令统计,共山动检奄人员65000多人次,检査发行网点近4万家,取缔无照经营2300家,吊销违纪经营者的营业执照100多家,对朽问题的2000多家发行笮位实行停业整顿,收缴内容反动、淫秽色情和宣扬凶杀、迷信的书刊266万多册,杏封各种有问题的书刊872万多册,收缴黄色和非法录像带9万多盘。一些制作、贩卖淫秽出版物和非法出版活动案件已由公安机关立案审理,有的当事人已被收审。(任克,第92页)
新疆自治区在1989年的扫黄行动中,逮捕制作、贩卖、复制、传播、观看淫书、淫画、淫秽录像带、录音带和其他淫秽物品的违法犯罪人员1554人,其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1/3以上,工人占1/3以上,国家干部占1/6以上。
1990年10月的全国扫黄工作会议又公布了—批统计数字:到漤年8月底,全国共取缔违禁书刊约3200万册、违禁音像制品240万盒。此外,全国取缔制黄、畈黄和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犯罪窝点3200多个,破获此类案件1万多起,査处违法犯罪人员(包括行政处罚、治安处罚)近8万人,罚没款933万多元,査获没收了走私进目的违禁出版物78万多件。涉及淫秽品的行为包括以下几种典型案例:
第一类,制作、贩卖淫书。
被告人王,男,农民。1982年6月,王用32开白紙复写制作《我的性生活》,装订成册,每册8页。6月4日王在洛阳火车站以每册2角的价格进行销售时,被公安人员抓获,当场从王身上查出淫秽手抄本8册。据被告人供述已售出该手抄本12册。检察院以制作、贩卖淫书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王作了有罪判决。
第二类,制作、贩卖淫両及其他淫秽物品:
个案2:
被告人徐,农村个体漆匠。于1987年4月9日帮助其妻(个体摊贩)去淅江省义乌县小商品市场进货时,以每张1.5元的价格秘密购得淫秽彩色照片276张。后以每张3元、2元、1元、18元等价格,在其妻开设的小百货摊上出售,共售出6寸照片6张、1寸照片109张,得款60元。检察院以制作、贩卖淫画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
个案3:
被告人张,农民。于1987年6月在福州火车站广场以每副27元的价格购得“哈哈哈”牌棵体扑克12副,委托他人以每副32元的价格为其推销。公安机关将被告人抓获,并收缴了12副棵体像扑克。检察院以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
第三类,制作、贩卖、组织播放淫秽录像制品。
个案4:
被告人黄,国营农场工人。于1985年2-6月期间,先后到广州市以每盘53-95元的价格购进《美人鱼》等12部淫秽录像带,然后到四川省分别以每盘85100元的价格卖给单位,牟利300余元。检察院以制作、贩卖淫书、淫画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
个案5:
被告人余,又父县总工会俱乐部主任。于1985年4月在县总工会录像放映厅播放淫秽录像共11场次,观众达3050人次,营利540元。检察院以播放淫秽录像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
个案6:
被告人薛XX,XX生产建设兵团治安联防队副队长。1986年4月1日,被告人将在执勤中没收他人的两盘录像带在职工家放映,共播放4场,看者达30余人。被告人传播淫秽录像带的时间持续近半年。检察院以播放淫秽录像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作了有罪判决。
上—述案例中,个案4是贩卖淫秽录像带,个案5是盈利性放映淫秽录像带,个案6是非盈利性放映浮秽录像带。问题最大的是个案6,如果在私人住宅放映淫秽录像带这种没有盈利目的、纯属娱乐性质的行为要受到有罪判决,全国就有相当大比例的公民都应受到有罪判决。因为社会调査统计表明,有相当大比例的公民看过淫秽录像带。比照案例6的判决,当这些公民在家中观看淫秽录像带时,都犯了传播淫秽品罪,是应当作有罪判决的。一项法律,如果严格执行,则涉及很大比例的公民;如不严格执行,则形同虚设,这一法律条文的不足是非常明显的。
同西方国家在开放与禁止淫秽品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的情况不同,禁止淫秽品的法律在中国从来是“没有争论”的,而且被认为是“最得民心”的。如果说权力对人的禁止在别的问题不免有点“心虚气短”,在禁毁浑秽品问题上却一向是理直气壮的。
扫黄运动还特别提出了一些原则:“要特别强调把问题搞准。搞过了不好,当然不及也不好,二者相权,宁可一时不及也不要过,因为我们有不少因过反而不及的教训。一时‘不及’,我们还有时间继续搞下去;而如果不分朞红皂白横扫一气,把不属于反动的东西当做反动的去取缔,把不属于淫秽的东西当做淫秽的去淸除,甚至不适当地千预个人正当的生活爱好和文化兴趣,那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和社会的非议……”(转引自任克,第48页)尽管扫黄运动的原则显得如此温和,如此通情达理,却从来没有人想到,禁止淫秽品这件事本身存什么问题(违宪问题),以及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地方。
在扫黄中,最常见的两个主要的理由为:一是为孩子,一是力妇女。萷者更多一些。例如,像以这样的文字在扫黄文章中很常见广一位老工人愤怒地说,个体书摊上的好多书,笮瞧封面就让入睁不开眼,我真不明白这些有文化的人想干什么?这不是要毁掉咱们的孩子们吗?他们这种只顾赚钱、不顾子孙后代的做法,无异去图财害命。你们也有妻儿老小,难道你们就能这样昧着良心去坑害孩子、去挣孩子的大钱吗?(任克,第79页)
为妇女的说法则常常是这样:“一些来自基层厂矿、农村、文教科技战线的妇女,也到各级妇联去反映,说现在许多写书、出书、卖书的人们,为了金钱,不择手段地总拿我们妇女开刀,胡编滥造,乱写乱画,以女人的千奇百怪的裸体、半裸体像做封面,招揽生意发大财。这是对我们妇女本质上的歪曲,是对我们人身、人格的极大侮辱,我绝不能上他们这种放肆的行为蔓延下去了。”(任克,第79页)出自女权角度对淫秽品的批评与一般主张禁止淫秽品的观点有所不同。一般禁止淫秽品的问题只牵涉到违反宪法中关于出版自由权利的问题,而女权角度的批评除此之外还涉及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后文还将详加探讨。
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习惯于人治,不习惯于法治,在法管人还是人管法的问题上,一向习惯于人管法,不习惯于法管人。因此,在许多人心目中,法律条文是可以说了不箅的,事实上也常常有说了不算的现象。
其实,如果你来到中国的某个小城小镇,淫秽品随处可见,淫秽书刊、录像比比省是。这证明了两件事:第一,选择不高雅、不体面的生活的人很多。第一,关于禁止制造、传播淫秽品的刑法条例在那里并没有实行。
二、定性研究
不像在一些两方国家或香港,人们可以在大街1合法地买到或租到色情材料;在中国,色情材料是严格禁止出售和出租的。然而,在整个凋脔过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意外地发现,色情材料在中围人的生活中并不像外国人士以为的那么稀少。几乎我所有的调査对象都或多或少接触过这类材料。虽然她们当中许多人表示不喜欢这种东西,有的人就是为了见识一下那是什么样的东两而看一下,并不派什么其他用场;但在有些人那里,这类色情材料在性生活中兵有固定的功能,如学习功能、帮助唤起性欲的功能等等,因而是家中常备的。
当一位在行为和观念上都绝对谈不上“新潮”甚至相当“老派”的女性对我承认,她也看过一次“毛片”(色情录像带)时,我真是感到很意外,并由此想到,色情材料的普及程度恐怕远远超过警方甚至一般公众的印象。如果不是法不责众,而严格执行不许观看此类影视录像的法律,把凡是看过这种片子的人都抓起来,成年人的七八成恐怕都要入狱。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有一次“扫黄”就曾试图这样去做,结果所有的拘留所马上满员,不得不动用临时监所,最后此事不了了之。这就是对人口中看过此类色情材料的人所占比例估计过低所致。幸亏现在有关的法律规定并未严格执行,否则国家将不得不拨天文数字的经费去扩建拘留所和监狱。
一些调査对象对色情材料是持肯定态度的:有一位知识女性说:“色情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是两性生理特征决定的。”
一位女性把自己对性的观念从“肮脏”、“下流”、“淫秽”改变为“自然”归因于社会影响和色情材料,她说广这和社会影响有关,家家都能看到黄色录像带。(当然,事实上肯定不会家家都有。这只是她对自己熟识的家庭的印象。但由此可知,家庭拥有色情材料的普遍程度很可能大大高于一般人的想象。)我认为夫妻之间看看这类带子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要指导夫妻的性生活必须有技巧。但我不愿看港台的,愿看西方拍的。没觉得有什么危险,要是家里有未成年人,不告诉他们,把带子蔵起来就行了。
一位女性提到看色情录像带被他丈夫当做性交的准备活动:“他(指丈夫)有时要先看录像带,再做那事。”
另一位的丈夫则试图用此类材料启发妻子的性欲:“我不喜欢做那事,他有时就给我看那些照片和画,他一看这种东西就很激动。我那时一心想创立功勋,每天回家都很累,顾不上看,他就很伤心。”
“一般的毛片我不喜欢,看了觉得恶心;我喜欢看有故事情节的毛片。”
“白种人的毛片好看,有的亚洲人拍的毛片太丑了,太难看了。”
“我看过毛片,对这种东西没有兴趣。但我不反对有这些东两,有人愿意看也没什么可非议的,只是觉得去攻击这些东西很累。我去过匈牙利,看过这种录像,还有真人的表演。有一个地方,投上两弗林,帘子拉开,有女人在里面做性感动作。我认为应可以多弄点黄带让人们看看,没必要禁。传统女性每天操劳,没条件培养自己的魅力,应该让她们享受生活。”
“我觉得用这种片子对青少年做性教育是有益的。”
“我是一个人看的,是在一位男友家里,他主动让我看的。我看了不觉得反感,只觉得挺剌激的。看欧美的觉得好,看日本的感觉不好,有航脏的感觉,觉得他们变态,老爱演受虐什么的。我认为,这种东西成人看看可以,文化修养高的,可以学习些方法,了解些社会现象,年轻人看了作用不好。”
一位后来与人同居的女性讲到色情林料对她性观念的影响:“我以前厌恶这种事,觉得没意思。我现在这个朋友很温柔,他给我借带子看,后来我才觉得好,才觉得这是女人的快乐。”也有些调査对象对色情材料持否定态度:“我看过一次毛片,看了挺恶心的。有人说觉得刺激,我没这种感觉。”
“我一开始不敢看,觉得恶心,但生理上觉得有刺激。”
“我在澳门存次看电视,看别的都听不懂话,就看了毛片。我觉得特别难看,很丑,太恶心了。”
“我看过两次毛片。第一次看是在一个朋友家,他们都看过了,让我一人看,我看得都烦死了。好像是个法国的片子。我特别不能接受人兽交、几个人一起滥交这些情节。只有其中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情节感觉还蛮好的,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女的一定特别舒服。总的来说我不言欢看,没有像有的人那样看得热血沸腾过。”
“我喜欢感情炽烈,但是含蓄一些,不喜欢暴露的。我看过《花花公子》、《阁楼》,看了不想吃饭,看了片子也都不喜欢。”
“看过毛片,感觉不太好。我喜欢文学的激发的感觉,不喜欢那么直接。”
“我觉得黄色录像带是亵渎。电影故事总得和情节连在一起,看了才能动情,要不就成了‘动物世界’了。我不敢看,不愿看,觉得恶心。”
“我觉得黄色录像很恶心。其实我对于口交、肛交这些事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不爱看这种书,一看就困,没兴趣,不如实践。”
“我看过《曼娜日记》(一度在北京十分流行的手抄本地下色情小说),就两三张纸。那小说很恶毒,写的是曼娜16岁时怎样春情荡漾,浑身发热,怎样挑逗她的表哥,怎么样扒开自己的衣服让男孩子摸、舔和摸完有什么感觉。我看了很厌恶,觉得是流氓教唆。小说没有感情可言,但是有感觉,有动作,有指导性。”
一位女性有个上中学的儿子,她说:“我要求他两条,一是别赌钱,二是别看黄色录像。我儿子的回答吓我一跳,他说,我早看过了,妈,您看不看,我给您弄几盘来看看。”
有不少女性反映,对色情材料主要是丈夫喜欢看,自己一点也不喜欢。一位女性说:“我看了一会儿就去睡了,可他特别爱看,看完还要录下来,我看了只觉得恶心。”
一位娘家在上海的女性讲到在色情片问题上北京人与上海人的区别。她说:“上海人很保守、很规矩;北京人不在乎,看毛片还呼朋引类地叫一大堆人去看。上海人即使看也绝对不会这样。上海人很讲小情调,很讲温情,讲隐私和心照不宣。”
调査中却也发现有的确没看过任何色情材料的人,其中一位说:“我想看看黄色录像,不知是什么样的,所以也没有看法。”
三、西方关于淫秽品的论争
在西方,围绕着是否应当禁止淫秽品问题舍过——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各派政治力最和各种政治观点在这场争论中都有充分的表演。这场争论的中心在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有许多人卷入论争。这场围绕淫秽品问题的论争集中于下列几个方面:如何定义淫秽?淫秽品对于接触者到底有何种影响?应不应该对淫秽品加以控制?如果应当加以控制,应采用何种控制方式?
在西方社会,淫秽色情品业的兴衰与检杳制度的建立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拉锯式的历史过程。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净化社会和愚民的运动,就是从维多利亚女王明令禁止出版淫秽书籍开始的,一开始还只是没收或销毁淫秽色情书刊,后来殃及许多著名的经典著作,就连莎士比亚、弥尔顿、但丁的著作都受到审査,甚至连圣经中与性有关的章节也遭到删节。
在17世纪的英国,没有宗教主题的淫秽色情品是不被禁出的;当18世纪反淫秽法通过以后,没有宗教成分的色情品也要受到审査了。在1868年,由英国法官希克林等作出的一项裁决中,曾为淫秽色情品下过一个定义,即要看被指控为淫秽的东西是否有意去毒害和腐蚀那些心里准备接受这种不道德影响的人,或是否有意让这类出版物落入他们手中。美国也曾立法禁止淫秽色情品的进口。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海关曾禁止巴尔扎克和伏尔泰等人的作品进口。
后来,美国最高法院对“希克林定义”提出质疑,并根据《尤利西斯》一书出版案,提出了一个淫秽色情品的新定义:用当代社会的标准衡量,如果这个材料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的主题是唤起一般人对淫欲的兴趣,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社会意义。换言之,美国最高法院判定某项作品足否淫秽的标准有3个:首先,制约整个作品的主题必须足淫秽的;第二,它必须是冒犯了社会共同的准则的;第三,它必须被判定为完全没有社会价值。(拉里亚等,第157页)
1959年,美国最高法院根据这一定义,驳回了纽约州禁演影片《査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要求,批准放映这部影片,理由是:禁止“意识形态上或主题上的淫秽”是不符合宪法的。(转引自塞威特兹等,第145-146页)随后,在1964年围绕法国影片《情侣们》的上映的论争,在1966年围绕《范尼畠希尔》一书的出版的论争,致使美国最高法院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正了关于淫秽色情品的定义。由于这个定义实在难下,最高法院将解释权下放到州法院,有些州法院又将其下放到地方法院,允许其根据各自的标准卜定义。由此可见,注重法制的国家与不重视法制的国家相比,办起事来要复杂、困难得多。
1970年,美国国会任命了一个全国性的专门委员会调査淫秽色情品问题,他们提出的报告令议员们大吃一惊。该报告发现,接触淫秽色情品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大体上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害。淫秽色情出版物与性犯罪、性过失没宥必然联系。一个雄辩的事实是:没有一个社会因淫秽色情品泛滥而导致犯罪率升高,也没有一个政府因淫秽色情品的泛滥而垮台。对此的解释可以追溯到金西调査。金西调査早已发现,性幻想在社会地位低下和少受教育的男性的性行为中,仅占很小的分量。由于多数性犯罪者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所以缺少性幻想。而对淫秽色情品的强烈反应是与幻想联系在—起的,因此淫秽色情品不是他们性犯罪中的直接因素。该报告认为:85的成年男子和70的成年女子曾或多或少地接触过淫秽色情品,而且无论法律如何禁止,大多数美国成年人还是会接触到这些出版物,不如减少控制,放宽政策。这个专门委员会的最终建议是:取消各种对成年人接触使用淫秽色情品的限制和禁令,废除所有适用成年人的反淫秽色情的法律。(转引自拉里亚等,第165-166页)
在淫秽色情品问题上最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是“丹麦试验”。丹麦在1967年和1969年分两步放开了淫秽色情文学和视觉产品的市场。“丹麦试验”的两个主要结果是:第一,合法化以后,淫秽色情品的制售经过一个短暂的高潮之后急剧下降,大多数公民对淫秽色情品产牛了厌恶感。一项对大量观看淫秽色情品的后果的研究表明:被试者的性行为并未发牛变化,虽然最初他们对性想得多些,但不久他们的性幻想又降到了观看前的水平。试验表明,观看淫秽色情品产生了一种稳定地降低对淫秽色情品兴趣的效果,不断接触此类材料的结果是使人感到餍足和无聊。他们的欲望完全满足了,也发腻了。第二,犯罪率下降。1967年的犯罪率比上年下降了25;1968年又下降了10;到1969年淫秽色情品彻底解禁后,犯罪率下降了31。其中猥亵儿童罪下降了80;露阴癖的犯罪率和报案率下降;观淫癖只剩下很小的比例;暴力侮辱妇女的犯罪(包括强奸和猥亵)也大幅度下降了。(盖格农,第321页)在淫秽色情品合法化后的10年中,任何种类的性犯罪均无增长。在英国、荷兰、西德和瑞典等国家,放宽控制淫秽色情品、同性恋和流产的法律努力获得了成功。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大多数西方同家都经历了从法律上的道德主义到更自由的法律制度的转变。据统计,西方的性犯罪率直致60年代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在60年代以后下降得相当快,而这正是许多西方国家对淫秽色情品放宽政策的年代。
目前,在淫秽色情品问题上有3种基木理论:第一种是模仿论,即人们会模仿在淫秽色情品中看到的行为;第二种是宣泄论,即观看淫秽色情品会使郁积的性欲得到宣泄,这一宣泄会降低性冲动,使一些男人的反社会行为减少;第三种理论是无关论,认为淫秽色情品并不会产生刺激或降低性行为的效果。看来,丹麦试验为第二种理论宣泄论提供了证据。
在淫秽色情品问题上,俄国的情况有点特殊:自从苏联解体以后,淫秽色情业十分兴旺。性自由与政治自由的气氛掺杂在一起,使那里关于淫秽色情品问题的论争带上了在西方社会中所不具备的政治色彩。
在苏联,从1985年开始,传媒展开了一场关于淫秽色情品的公开辩论。1988年,发生了一件最为有名的色情事件:苏联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一夜前后》,播出了一场莫斯科伏洛夫斯基街的淫秽色情表演,其中有一位只在身上抹了一些奶油的裸女。这—事件将辩论推向高潮。此外,近年来,在俄罗斯的报刊上出现大量女性“上空”照、半裸照;淫秽色情杂志以合资形式出现;全国各地涌现出许多公开销售淫秽色情照片的公司;1990年7月,还在索契举办了第一届俄罗斯“色情节”。人们对此感到疑惑:这些现象似乎是从性压抑下解放山来,但又同女性形象的商品化联系在一起。
这场公开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此类活动可以被允许的界限;二是关于性道德和性行为的讨论。迄今为止,该国所有的淫秽色情品展示的都是裸女,显而易见,它们是为男性观众服务的;目前性行为木身和非异性恋的性表现还比较少见。人们的意见大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从正面效果看,它是禁忌的放松,在国内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氛围;从反面效果看,这类现象是对女性的商品化利用和商业剥削。
1985年开始的这场围绕淫秽色情问题的辩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带有相当明显的政治色彩。苏联刑法是禁止淫秽品的,淫秽的度量尺度从最广义到最狭义,幅度很大,而这一定义往往是根据政治标准而不是根据法律标准来确定的。在基辅,有一个地下组织,取名为“进步政治色情团体”。他们认为淫秽色情品具有反对保守派的意义;淫秽色情品的女主人公不仅是色情的象征,而且是政治革命之象征。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气氛与苏联十分接近,尤其是淫秽色情品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反控制这一政治意义。这就使淫秽品问题在我们这个东方国家超出了它在西方国家所具有的意义,使围绕淫秽品的论争的意义远远超过这一论争在西方国家所具有的。
四、女权主义关于淫秽品的论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掀起了—场被著名自由派女权主义者罗宾称为“性战”的大论争,论争涉及性领域中的多个论题,如淫秽品问题、性工作问题、虐恋问题、女同性恋群体中的男角女角问题、异装易性问题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淫秽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女权主义各理论流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论争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妇女运动中占据了非常兄著的地位。争论的焦点就是:从女权主义角度应当如何看待淫秽品问题?
关丁淫秽品的论争主要有3种立场,或者说是3种话语:第一种是自由派的话语,认为淫秽品既是一种为某些人带来感官快乐的生活材料,又是免除禁忌、偏见和权力压抑的力量。第二种是保守派的话语,它坚决主张禁毁一切淫秽品,其论争的角度总是诉诸道德,为家庭和宗教的价值观辩护。第三种是激进女权主义的话语,是从女性的角度提出禁毁淫秽品的主张的。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地令保守派与激进女权主义合流,引起了女权主义阵营极大的不安。结果在女权主义阵营内部因为淫秽品问题出现了分化,一派是激进女权主义的观点,其立场是反对淫秽品和反对性;另一派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其立场是反对检査制度和对性持肯定态度。
20世纪70年代,激进女权主义在美国发起了反淫秽品运动。在1976年,旧金山湾区成立了一个叫做“妇女反对淫秽色情和传媒中的暴力”的组织。在此之前,这一话题在女权主义运动中一直没有受到过如此的重视。女权主义阵营中新出现的这种对淫秽品的分析认为,淫秽品本身就是针对妇女的暴力,或者会导致针对妇女的暴力;淫秽品是与妇女的利益对立的;女权主义的态度应当是禁毁淫秽品。
这种新观点与女权主义过去的社会和文化批判立场大不相同。过去,女权主义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批评淫秽品时,同时也批评所有主流戏剧、电影、小说、艺术中的男权思想和性别主义倾向。过去的批评并不是要拋弃所有的文学艺术,也不是要求禁绝一切有性别主义倾向的作品,只是批评它的性别主义。而1976年开始的反对淫秽品运动却要求取消所有的淫秽品,认为淫秽品与女权主义的原则完全不相容。
持这种观点的女权主义者认为,淫秽品是女性身体的客体化,是女性主体性的丧失,是女性的异化。他们提出,英语淫秽品一词印—源于希腊语?原意是关于妓女的作品。淫秽品本身就是反对女权主义的宣传。她们还进一步提出了“淫秽品是理论,强奸是实践”的说法。—位主张禁毁淫秽品的女权主义者说:“我认为,淫秽色情品不是某种图像、词语或者想法,而是性统治的实践,在淫秽品中,女性的屈从地位被性感化了,男性的性统治因此得以保持。”
在英国,女权主义者在禁止淫秽色情品问题上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激进女权主义者总的来说是反对淫秽色情品的,主张禁止淫秽色情品的生产和消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则与此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检査制度的危险性超过了淫秽色情品的危险性。前者对后者的反驳足:检査制度并不是仅仅在淫秽色情品问题上存在,检査制度总是存在的,它无时无刻不在检査着各种出版物,检查和禁止淫秽色情品并不会对检査制度起到过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两种立场出于不同的原则,强调不同的方面:反对禁止淫秽色情品的人们史强调言论自由的原则;而主张禁止淫秽色情品的人则认为,淫秽色情品的制售是对妇女暴力的合法化。据此,又有人将女权主义在淫秽色情品卜,的两种立场概括为反淫秽色情立场。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成立了一个组织,取名为“妇女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由它所掀起的反对淫秽色情品运动,使得妇女运动开始把性活动本身当做男性的暴力来加以反对。反性的道德的大多数团体在英国壮大起来,其组织严密,力景很强。她们这一运动收到了使淫秽色情刊物读者数量下降的效果。英国的保守势力一向非常强大。举例言之,英国全国视听协会共有12万位成员,他们不懈努力的目标就是监视和清洁全国的视听材料和大众传媒。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是清洁电视节目,亳无疑问,他们的主要清洁示是这些节目中的性内容。反淫秽品的女权主义的行为问这些保守势力不谋而合。
在英国,这场由劭特和理査德森发起的反淫秽色情运动持续了数年之久,运动的目标是促进立法程序,将以盈利为目的出版女性低级下流形象的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妇女反暴力闭体认为,这一立场还不够激进,主张将淫秽色情品的制铐规定为刑事犯罪。在澳大利亚,妇女反暴力剥削组织也掀起了反对淫秽色情品的运动。
苻人把女权主义者在淫秽色情品问题上的态度按国家区分: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主张采取禁止和反对淫秽色情品的观点占上风;而在美国,更多的女权主义者为言论自由辩护,高度重视和警惕检査制度的危险。在美国,国会和法庭上展开了如何对待淫秽色情出版物的辩论,人们分为赞成和反对制裁淫秽出版物的两派,反对制裁淫秽出版物的—派要求对方解释其立场的政治、法律与哲学依据。
在20世纪70年代,对淫秽色情品持反对立场这一派的女权主义组织曾动员消费者抵制淫秽品,在制裁淫秽品方面采取了一种十分活跃的姿态。她们的主要观点是,在色情淫秽品的制作与消费过程中,女性成为男性所消费的“商品”,她们是被统治、被利用、被羞辱的。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虽然淫秽只是—个道德概念,但淫秽品却是一种政治实践,是一种同时涉及有权者与无权者的政治实践。然而,即使在反淫秽品这一派的内部,关于淫秽色情品问题究竟有多么重要以及它对于妇女的受压迫是因还是果,还是有着不少的争论。有些人认为,淫秽色情品是男人针对女人的暴力行为的直接原因,但不少人认为这种观点说服力不够强。大多数人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淫秽色情品的制售是影响男人对女人态度的间接原因。
持反淫秽品立场的女权主义者非常强调有暴力内容的淫秽品,因此,一词之外,她们又创造出,专指有暴力内容的淫秽品;还有人认为,不管淫秽品中是否有暴力内容,它本身就是针对妇女的一种暴力。另一方面,她们也提请公众警惕那些不包含淫秽内容的纯暴力内容。她们提出,美国的电影定级制度忽略了针对妇女的非性暴力内容。有不少暴力内容由于没有被定为淫秽而得以大行其道。
这一派女权主义者指出,淫秽色情品的制售已成为数以10亿美元计的产业,而且得到了公众的尊重和职业威望。她们讨论淫秽品对女性的影响,研究大众传媒中的性暴力及其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间接影响。她们的研究设立了一个因果模式,认为文化因素与个人变量的交互作用会导致反社会行为。她们认为,在传媒中,广告商们总是要有意无意地把受虐妇女描绘为自愿受虐。有人用印刷广告和一项电视广告为例,做了一次电话访谈式调査。调査表明,广告商完全意识到了广告中对妇女暴力的含义,但认为这样做不过是出于幽默感;不少女性也认为,传媒中包含的侮辱妇女的性质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女权主义研究者认为,这说明妇女在社会教化过程中已经对视自身为受害者习以为常。
从1983年开始,这一运动进入了借助国家权力来反对淫秽品的新阶段,其典型做法是向—些国家的地方政府提出反对淫秽品的提案。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是激进女权主义者麦金农和德沃金。她们起草了一份反淫秽品的提案,提交给明尼那波里市议会,提案认为,淫秽品本身就是对女性的性歧视,是制造和保持女性在社会中的下等人地位的关键因素,而且淫秽品既是对女性的性歧视形式,又是侵犯女性权利的行为本身。这一提案具体提出了4种性歧视行为:第一,女性被强迫出演淫秽片中的角色;第二,被强迫观看淫秽品;第三,由于接触淫秽品而导致的侵犯或肉休攻击;第四,贩卖淫秽品。
1983年12月300,这个提案在明尼那波里市被批准通过。德沃金和麦金农在这项关于反对淫秽品的提案中,对淫秽品作出了下列定义:
对女性的性屈从状态的描绘,无论是图像还是文字,其中包括下列一项或多项内容:
女性被表现为非人的性客体、物品或商品;或女性被表现为享受疼痛或羞辱的性客体;或女性被表现为在被强奸时经历性快感的性客体;或女性被表现为被捆绑或被切割或被肢解或被打伤或被伤害肉体的性客体;或女性被表现为采取性屈从或性服务态度,其中包括邀请插入行为;或女性的身体一些部位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阴道、乳房和臀部一被展示致使女性被貶低为仅仅等同于这些身体部位;或女性被表琛为天生的妓女;或女性被表现为被某种物体或动物插入;或女性被表现为处于被貶低、被伤害或被拷打的场景中,处于肮脏或下贱、流血、青肿或受伤害的情形中,而这种情形是性活动的背景。
麦金农将社会不平等、暴力与男性的性联系在一起,她说:如果没有不平等,没有侵犯,没有强力,也就没有性唤起。淫秽品的消费越多,为做出性反应所需要的暴力程度和攻击性程度就越高。因此,许多人认为,麦金农和德沃金关于淫秽品的提案具有一般反对性行为的倾向。
由于麦金农和德沃金的提案被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向由的原则相冲突,讨论又深入到淫秽品到底应当算作言论还是应当算作行动的问题上。
麦金农认为,由于淫秽色情品能导致生理反应(如勃起)和行为(如手淫),它就不再属于言论范畴,而属于行为范畴,因此不应当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她说:“淫秽色情品是手淫的材料,它被用做性,因此它就是性——女性是两个向度的,但是男性是用他们自己3个向度的身体对她们进行性活动的,不仅是精神的。男性在做这种事,这是行为,不是一种想法或一个观点。”认为淫秽品应当算做言论而不应算作行动的意见则反驳道:人在观看恐怖片时,也会出现生理反应(如手心出汗、心跳加快)和行为(如偷偷回头观看,关门等)。但没有人会闲此认为恐怖片是行为。这种生理反应并不能够把淫秽色情品排除在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范畴之外。
持反淫秽品观点的人指出,淫秽品是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实践。淫秽品的生产者通过自身的性快感表达出男性的性统治;淫秽品的消费者则从性统治的表达中获取性快感。德沃金指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形式包括:等级制度、女性的客体化、统治与屈从机制以及直接的暴力。持反淫秽品观点的人认为,接触淫秽品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使之对强奸犯变得宽容;对妇女解放的支持率下降;对妇女的残忍倾向增强;使各种“异常性活动”的比例增加。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还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一些经验调査的数据。
分析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接触淫秽品程度越高,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程度越低,性残忍程度越高;接触淫秽品的程度同各种“变态性行为”都有着完美的正相关关系接触淫秽品越多者,有过各类“变态性行为”的比例越大。
麦金农和德沃金反对淫秽色情品的主要理由是,淫秽色情品的基凋是男性统治女性。西方把淫秽色情品分为硬核与软核两类。在所谓硬核淫秽色情品中,女人被捆绑、被鞭打、被折磨、被羞辱、被杀害;而在所谓软核淫秽色情品当中,女人则是被擭取、被使用。德沃金指出广性别关系是一个简单的非历史的形式,即男入压迫女人。这种压迫的机制就是异性恋的性交。她提出,淫秽出版物侵犯了妇女的公民权;她主张,应当允许单个妇女对因淫秽出版物而造成的损失起诉,成立这一新的罪名。她指出,淫秽出版物是一种暴力形式,它唤醒了男性内心深处的死的本能,并将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秽出版物本身并没有直接描写暴力,似它们的人物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男性世界观念的暴力表述。她称之为“男性真理”。
上述观点受到其他女权主义者的抨击,她们指责这位激进女权主义者并没有发现什么“男性真理”,而是臆造了一个激进女权主义的关于“男性真理”的神话;认为她的论点的效果不是增进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而是将两性的距离加大了。
这项反淫秽品的地方法案一出台,马上引起激烈的辩论。法案的主要反对者是“女权主义反检査制度行动力量”,简称?代表人物有戈登、米丽特、理奇和罗宾。罗宾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坚决批判对女性性行为的各种限制和压抑;另外一种是赞成保守的反性的观点。她本人当然是前一种倾向的支持者。她们担心的是,持保守反性观点的人会不知不觉落入道德派的陷阱,限制了女性对自身的性欲与快乐的追求;反对法案的理由还有担心它被保守派右翼用来审査女权主义观点及出版物,为传统的家庭价值辩护。罗素早年也表达过对女权主义者陷入道德派陷阱的担忧,他说过:“最初,男女平等所要求的,不仅涉及政治问题,而且也与性道德有关——那些争取妇女权利的先锋分子是一批极为严厉的道德家,他们希望用以前束缚女人的那些道德锁链来束缚男人。”(罗素,第64页)
对于这种担心,德沃金作出的反应是:如果说反淫秽色情品的法律是带有检査制度色彩的法律,那么为什么反种族歧视的法律就不算是带检査制度色彩的法律呢?巨大的争议使得反对淫秽色情品运动进展缓慢。麦金农和德沃金被攻击为性别本质主义者,把性别的概念当成了跨文化和超历史的普遍适用的概念,在不问阶级、种族、民族和不同性倾向的妇女的不同经验之上强加了一种错误的统一性。
总之,反淫秽品一派的主要观点和主张可以被概括为:第一,淫秽色情品是—种实践,不仅仅是图像、词语或想法;第二,确定女性经历的伤害;第三,建立女性中心和非性别中立的法律;第四,建立由女性提出、由女性执行的法律;第五,补偿淫秽品的受害者;第六,提高性别平等;第七,允许艺术与教育方面的性对话。她们关注的足:那些在淫秽色情品中出现的女性是谁?她们是怎样干起这一行的?你是否会为钱脱衣?你是否会为钱而性交?淫秽色情品对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何影响?它对女性的社会形象有何影响?淫秽色情品对女性的平等权利造成哪些障碍?总之,反淫秽品派的女权主义者把包括淫秽品业在内的性工业视为男性厌女症的一个视觉表现形式。
在1986年,反对生产和出售淫秽出版物的运动使两个极端不同的群体搞在了一起,他们就是激进女权主义和福音派教会。但是,这两群人攻击淫秽出版物的原因和策略却有着显著的不同。激进女权主义认为,淫秽出版物是男人系统压制女人的做法,它暗不女性在内心深处暗自从性虐待中得到享受。他们寻找证据以证明淫秽出版物与针对妇女的暴力之间有因果关系,他们支持反淫秽出版物的立法,理由是淫秽出版物侵犯妇女的公民权,但是他们争取立法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福音派教会比起女权主义者在影响立法机构方面更为成功。他们也从经验研究中寻找证据,证明淫秽出版物伤害了家庭。他们成功地促使立法机构对淫秽出版物实行检査制度,把《花花公子》一类杂志从公众能方便得到的书店和图书馆清除出去。
反淫秽品提案在美同的几个城市获得认可后,反对这些提案的人上告到最高法院。美国书商协会和美国出版商协会在美国联邦南部地区印第安纳法庭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市长提起诉讼,认为这一提案如果通过,将是违宪钳制自由言论。南部地区法庭认为,印第安纳波利斯提案确属违宪钳制言论自由。法庭指出,该提案中试图钳制的言论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应巧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此,法庭认为,该提案有违宪嫌疑,过于宽泛。1985年,联邦上诉法庭第七巡回法庭认可了南部地区法庭的决定。在1986年2月,最高法院赞同第七巡回法庭的决定,以违宪提案的名义驳回了反滓秽品提案,理由是:虽然浑秽品会影响人的世界观,但它毕竟属丁言论范畴,应受到宪法的保护。法官布伦南本人在经过多年涉足于与反浮秽品法有关的论争之后,得出如下的结论:所有的反淫秽品法都应当废除。
反对禁止淫秽品的女权主义从反对检査制度和维护言论自由的角度提出问题,成立了反检査制度委员会,但是她们的会议常常受到反淫秽品派的騷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对禁毁淫秽品的女权主义提出,不应当利用国家的权力来反对淫秽品,因为国家绝不会从女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做这件事。自由女权主义者是反对禁止淫秽品的中坚力量,她们一直同反对淫秽品运动展开激烈的辩论,表明她们的不同观点。她们于1989年春成立了女权主义反对检査制度组织,主旨是支持自由表达和自由论。她们提出:如果我们给检査制度—个检査某种出版物的理由,他们就会用这个珲由来检査你,尤其是当你打算反对件别主义的时候。
事实证明,反淫秽品运动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已经从美国波及到加拿大。1982年,加拿大最高法庭修改了关于淫秽品的法律,这个新修订的法律是麦金农协助搞的。一开始,不少女性杂志赞赏这个新法律,但是这个新法律的实施成了女权主义的一场噩梦。新法律规定,要禁掉所有“堕落”的文字,徂是什么叫做“堕落”是个见仁见智的事。加拿大海关禁止输入的书单越来越长,同性恋类、虐恋类的书,全都榜上有名。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反对淫秽品的女作家的书也上了“黑名单”,如德沃金的《性交》—书就在禁运书单上。不少世界级文学家如王尔德、杜拉斯的书以及一些同性恋诗人的作品都在被禁之列。至此,反对禁止淫秽品方面20年前的预言都不幸言中,她们所担心的由同家出面千预可能导致的局面全都发生了。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反淫秽品运动就丧失了人心,广大妇女群众也不再赞成她们的观点。
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性革命和这场关于淫秽品法律规范的大辩论,美国社会中的性规范所发生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检査制度的崩溃。在今口美国,对文字、剧场、摄影、绘画或电影已不再有检査制度了。国家惟一保留控制的是电台和电视台,但在这两处,夜间节目的标准也放宽了许多。相比之下,在1948年,一位想报道金西性调查的记者锊抱怨说,他没法报道这项调査,因为他们是一份家庭类报刊,“手滓”这样的词绝对不能刊登出来。当年金西性学报告的出版使美国社会风气为之—开,如果放在今天,都没有人会注意到它。由此可见,在社会的性规范上,尤其在出版物方面,已经发生了多么人的变化。
在美国的女权主义学者当中,反对禁止淫秽品一方的代表性的人物有罗宾和巴特勒等。年初,笔者在美国加州大学会见罗宾时,她指出:我们反对某些人禁毁淫秽品的立场。罗宾认为,反对淫秽品的激进女权主义有两大问题:第一,如果将淫秽品一概视为父权制的表现,就无法分別对待不同种类的淫秽品。第二,如果认为所有不反对淫秽品的人都不能算作女权主义者,就重新定义了女权主义。
概括地说,反对禁止淫秽品的一派主要是从以卜—几个方面阐明自己的观点的:
第一,最大的问题在于言论自由问题。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事物有喜爱与憎恨的自由,有赞赏与讨厌的自由,但是一部分人的观点和好恶不可以被允许来指导社会政策。因为你不喜欢的有人喜欢,你讨厌的有人不讨厌。问题在于,那些喜欢淫秽品的人有没有权利得到这种东西,那些制作淫秽品的人有没有发表这种作品的权利?某些人认为淫秽品很恶心,格调低下,是否可以成为将其取缔的理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认为不可以。仅仅因为淫秽品所描绘的活动为一些人所不齿,不能够成为禁止它的理由。
如果说妇女的公民权受到淫秽色情品的侵犯,按照同一逻辑,是否要认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侵犯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三尺党的文学侵犯了黑人的公民权,新教徒对天主教徒的攻击侵犯了天主教徒的公民权?如果将此类出版物—概禁毁,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否会因此丧失?这就是反对禁止淫秽品一派提出的质问。他们认为,反淫秽品一派的错误在于,他们把单个人的想象和幻想当做对社会的威胁,而一个保护言论自由权利的国家必须为单个人的幻想留下空间。
反对禁止淫秽品的一方指出,反淫秽品的人们把淫秽品本身当做针对妇女的暴力,这是站不住脚的。暴力、性别主义和性是3个不同的现实:许多暴力行为与性别主义无关;性别主义本身并不局限于性,也不一定包含暴力;对性的表现完全可能既无暴力,也无性别主义。罗宾认为,反淫秽品一派所犯的最大锚误,就是把“暴力”——词当成了可以同“淫秽色情品”互换的词,好像两者是同义词一样,把淫秽色情品等同于暴力本身。
罗宾严厉地批判了反淫秽品一派的女权主义者,她指出:“身为女权主义者而参与建立剥夺无罪的女性和男性的自由、生存手段和内心安宁的政策、态度和法律的共谋是不适当的、了耻的。女权主义者勾其他所有的入一样都负有一种责任,那就是要记住,仅仅因为某些事物看去奇怪和恐怖,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危险的或威胁公共安全的。”
在淫秽品问题上,女权主义不应当“自我检査”,同时也不应当允许别人来检査自己。既要反对“麦长锡策略”,也要批判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非性化价值观。女权主义者瓦兰斯就曾说过这样一段深思熟虑的话:“我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将很难从理智上认为禁止淫秽色情品是有正当理由的。”
在这场关于色情材料的论争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反检査制度的立场。它强调指出,禁止色情材料的出版会伤害到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一基本原则,为专制主义的检査制度张目;而对基本人权的损害也是对妇女权益的损害;检査别人也会同时检査自己。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如果要求一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也就要禁止女同性恋类的色情出版物,这就伤害厂这部分妇女的利益。因此,街人提议,应当做的事情不是——般地禁止色情出版物,而是改变过去色情材料以男性为主要消费对象的局面,多出版为女性服务的色情材料,以便既改变了妇女在这个领域被剥削、被消费的局面,又维护了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她们提出,我们妇女所需要的不是去禁止以男性为中心的淫秽色情品,而是应券去生产以女性为中心的淫秽色情品;不是去禁止男性“消费”女性,而是由女性去“消费”男性,或女性內己“消费”自己。她们进一步提出,应当创造—套新的淫秽色情话语,用以创造出女性的淫秽色情品,用女人的话浯而不是用男人的话语来表达女性的性,改变传统淫秽色情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权力关系一男人以女人为商品的消费。她们在淫秽色情品问题上提出的口号是:“由女人来生产,为女人而生产。”
第二,那些将颅秽品定义为对女性的压迫的人,至少没有看到淫秽色情品市场的多样性。同性恋淫秽品在市场上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它们完全不涉及性别问题;虑恋淫秽品也很多,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女性统治,男性屈从,因此认为凡淫秽品必定是男性压迫、剥削女性,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统计资料表明,在那些离欢“硬核”淫秽色情出版物的男性中,喜欢观看男女关系平等的作品以及虐恋作品中男性屈从女性统治作品的占大多数。从淫秽色情影片和杂山中大量男性扮演性客体或扮演女人的性奴隶的内容来看,很难得出现代的淫秽色情出版物足男性统治的表现这一结论。
反对淫秽品运动之所以失败不仅因为大多数女性反对麦金农“我恨男人”的态度,而且囚为女性一向都足淫秽品的阅读者。反对淫秽品的女权主义者坚持认为,淫秽色情品是对女性的冒犯。虽然许多女性确实认为淫秽色情品冒犯了她们,但是有相当多的女性喜欢那些被定义为淫秽色情的出版物。女性喜欢被性唤起,她们为这些性出版物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美国的淫秽录像市场的顾客有40%是女性;斯堪的那维亚的性杂志《爱神》的订户中有40%是女性;《论坛》杂志的订户也有40%是女性。女性不仅是占淫秽品市场40份额的消费者,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淫秽品的制作者,她们制作色情图画、雕塑以及各种形式的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淫秽品的作品。目前两方增长最快的一个文学市场就是以女性为读者对象的色情幻想文学。
麦当娜的《性》被认为是后现代和后女权主义的性指南。麦当娜认为,女性必须接受色情品,接受这个巨大的渗透当代想象世界的后工业干国。她指出,色情品业是最强有力的后现代实体。通过将色情品业女性化,麦当娜向反淫秽品派女权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第三,反对淫秽品的女权主义者与右翼宗教势力划不清界限。反性的宗教势力在反对淫秽色情品的问题上不再是孤军作战,一向属于进步力量的女权主义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两者尽管有很多不同,但找到—个共同点:反对不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对于这两个群休来说,性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无论是保护家庭,还是消除性暴力。
激进女权主义反对淫秽品的运动与保守的右翼联合起来这一事态是颇具讽刺意味的。这些女权主义者大量使用右翼的语言,与他们同流合污。右翼的一贯立场是反对件教育,反对淫秽品,反对同性恋,反对一切所谓邪恶的东西。他们也为了自锊的利益,利用了这些反淫秽品的女权主义者,利用了女权主义的话语,说自己之所以反对淫秽品,是因为它伤害了妇女的利益。他们反对性教育,反对睛胎,也都是打着为妇女的旗号。
尽管反淫秽品派的女权主义者一再否认,她们赞成检査制度的活动却越來越明地受到来自基督教右翼力埴的支持。在今日英国,由反淫秽品派女权主义者举办的会议和辩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右翼分子参加,他们止是在这一过程中学会使用女权主义的话语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罗宾指出:反淫秽色情的女权主义者被右翼分子及其反动活动利用了。或许这两种力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共谋关系,但是两者的目标和倾向肓定是一致的。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反淫秽品的运动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它在广大妇女中的威信,因为反淫秽品运动同右翼、同国家权力结合起来的事态已经越来越不加掩饰。在60年代,受当时美11政府委托的一个研究淫秽品问题的委员会提出了与保守的政府搞这项研究的初衷相反的报告——报告的—个主要结论是,淫秽品的出版发行与性犯罪没有相关关系,因而没有必要设立反淫秽品的法律。怛是在1986年,一个新的关于淫秽品的政府报告基调是反淫秽品的,而所有参加反淫秽品运动的女权主义者都为这个报告提供资料,出庭作证,她们已经很难否认自己与右翼合流的态度,因而遭到广大妇女的唾弃。
第四,反对淫秽品一派的观点属于性问题上的浪漫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做爱应当是美的、浪漫的、柔和的、可爱的;要避免肮脏、低俗、统治与屈从的冲动或任何种类的攻击性。总之,在性活动中要强调人的亲密关系,而不是肉体的快感。这种观点认为,女性的性白由仅仅意味着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形象,而不是自由地从事多种多样的性活动。
反对淫秽色情品运动希望与道德保守主义划清界限,但却划不清。她们否定所有平等关爱的关系之外的性幻想,把缺乏这种关系的性活动描绘成对女性的威胁,以此增强浪漫主义的假象。这种保守的浪漫主义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散布一种女性基本上是不喜欢性活动的非性动物的神话。某些男性一听到性欲不是男人的专利、雄性的证据的说法,就会感到受了威胁;某些女性也不愿意放弃女性比男性更“纯洁”因而应当比男性有更多向我禁制的想法。这些人不懂得也不愿懂得女性的性欲,不懂也不愿懂得女性可以做性的主体的愿望。他们不愿看到许多女性确实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这一事实,而调査表明,许多女同性恋者喜欢与伴侣作插入式性活动,也并不足所有的异性恋关系都是性别压迫的噩梦。
反淫秽色情的女权主义者以女人为性的受害者,以为所有的性关系都属于女性被男性强奸的性质,女性从不会在男性的怀抱中感到兴奋。如果有些女性承认在“有感悄的、平等的关系”之外的性表达方式中或者从非传统的性行为中获得过快乐,她们就会被视为使男性的暴力合法化,而不会被看做这些行为是她们主动的追求。为快乐的性活动被视为男性的邪恶,喜欢性的女性被划入“认同男性”之列,她们的追求被认为是在表达男性的性,而不是女性円身的性。这种思维定式认为,浪漫情调更容易使女性性唤起,而男性的性唤起则更倾向于“直露的性行为”。这种看法以金西调查中男女两性对色情故事的性唤起率为依据。在金西报告中,男性听色情故事的性唤起串是50,女性是14。有人因此推论,在对待淫秽色情品的问题上,女性比男性更加看重幻想因素,看重情感背景。所以一般来说,男性更喜欢直露的“硬核”淫秽品,而女性则喜欢“软核”色情品。换言之,女性的幻想更强凋浪漫情凋和亲密关系,而男件更强调肉体和新奇感;女性更强调性关系中的亲密感,而男性更关注于亲密关系中的性。此外,男性更倾向于主动发起性接触,更看重性活动的变化;男件比女性更视觉中心,更容易在看到裸体、裸照和做爱情景时性唤起,虽然这种区别也许只楚程度不同,也不一定在所有的文化中都如此。
但是,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批评了这种从表面看是在赞美女性的说法,直截了当地驳斥了这样的“美化”。一位女权主义者说广为什么女性将性与爱分开就会被视为越轨?我就认为,对个人来说,将性与爱分开是好事。同时,也有人量调査资料否定了关于男女对于淫秽品的生理反应不同的假设:1970年,著名的海曼实验(男女各128人)表明,男女两性对色情材料的反应没有什么区别,在观看有抚爱与性交情形的幻灯片和电影后,有40%的女性报告了比男性还强烈的性唤起;在观看活动后的24小时之内,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报告了抚爱和性交活动的增加。因此,说妇女对这类淫秽色情材料反应较弱是没有根据的。
这项著名的实验釆用了测景器具来记录男女两性对淫秽色情材料的身体反应。研究将调査对象分为4组,第一组听色情故事,第二组听浪漫故事,第三组听色情和浪漫故事,第四组是控制组。调査结果表明:首先,直露的异性恋描写(色情故事和色情浪漫故事)性唤起功能最大。绝大多数男性和女性都对这两类故事反应最强烈,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内我评估上都是如此。女性对色情故事的性唤起功能评估比男性要高。男女两性对于纯浪漫故事均无件唤起反应,同控制组结果相同。其次,男女两性都认为,由女性主动提出来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故事更能唤起件欲,可能是因为由女性主动的情节具有禁忌的性质。再者,女性有时会意识不到自己的性唤起,因为它不像阴茎勃起那么明显,这一点从自我报告的性唤起与测量设备记录的性唤起之间的区别已经得到证明。总之,这项使用了先进测量设备因而可信度较高的调査表明,男女两性对色情材料的反应相当接近,但女性有时会不知道自己生理上的性唤起。
第五,有经验研究表明,淫秽品的消费不会导致性犯罪率的上升,在某些方面,还会导致犯罪率的下降。这方面有说服力的例子有:在日本,有暴力内容的淫秽色情品(包括强奸内容)在社会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而导致的强奸率仅仅是美国的1/16;在丹麦和前西德,在实行了淫秽色情品的合法化之后,性犯罪率不何没有升高,反而大幅度下降。此外,在中国、日本、波斯、古希腊这些古文化中,都有大量描写性活动的图画,而此类淫秽品的消费与性犯罪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研究表明,淫秽品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娱乐和改进性生活质量,与性犯罪没有因果关系:
接触性材料所带来的彩响。
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性材料的看法以正面为主,负面的看法极为少见。
持有反对禁止淫秽色情品观点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美国淫秽出版物检査委员会的报告夸大了淫秽出版物的有害后果,过于强调了淫秽山版物对于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潜在影响力。她们提出的主要争论点是,应不应当对有暴力内容的淫秽色情品和无暴力内容的淫秽色情品加以区别;将淫秽与色情加以区别。有一种较为精细的观点,将淫秽出版物与色情出版物加以区分。调査表明,前者得到负面评价;但后者得到正面评价;有暴力内容的淫秽出版物得到最负面的评价。
关于淫秽品究竟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大量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宏观研究,看淫秽品的消费对犯罪率、对妇女地位的影响;另一类是微观研究,看淫秽品对于接触者个人行为的影响。
反对禁止淫秽色情品的女权主义者指出,经验研究表明,接触暴力淫秽出版物和影视作品基本上不会导致针对女性的攻击性或反女性的性想象和态度。在接触淫秽出版物与对女性的态度之间没有任何关系。除青少年之外,被认为易受淫秽色情品影响的是潜在的性犯罪者,淫秽色情品会导致这些人犯罪。但一项对在押性犯罪者、其他犯人以及普通人的对比研究表明,接触淫秽色情品对这3组人的影响并无差别;犯罪与否的差别倒是更多地取决于年龄、教育和社会经济阶层的区别。有人指出,淫秽出版物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出于道德动机。虽然现在更多的人是从女权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但它仍是一个道德问题,只不过在现在的提法中,科学和科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他们创造出一个神话,即淫秽出版物与暴力的因果关系的神话。
虽然一般常识以为淫秽品会导致性犯罪率的上升,似是经验研究一再证明,性罪犯接触淫秽品的频率甚至低亍一般男性。在淫秽品的消费程度及频率与性犯罪及暴力程度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调査还表明,在家庭背景和性犯罪之间有相关关系。性罪犯家庭环境的特点有:完全不讨论性问题,比一般家庭更强调遵守传统或保守的性价值。一项研究还发现,样木中的强奸罪犯中凡是在少年时被家长抓到看淫秽品的都受到过严厉的惩罚,而同一年龄组的一般人被家长抓住看淫秽色情品的只街受到过惩罚。
经验研究进一步表明,“软核”淫秽品(如《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不仅不会导致犯罪冲动,反而能够降低人的攻击性。一项调査将凋査对象分为两组,一组看没有性内容的图像,另一组看《花花公子》杂志。在没有愤怒的情况下,这两组人所看的材料对攻击性都没有影响;但是在愤怒的情况下,观看淫秽品的一组显示出比控制组的攻击性要低。这就确切地表明,淫秽品具有降低人的攻击性的功能。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多项调査表明,“软核”淫秽色情品有降低攻击性的功能,“硬核”淫秽色情品虽然会提高人的攻击性,但这一攻击性并不特别指向女性。
在实验室之外,在社会这个大“试验室”的试验中,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例如在英囷,自从对录像、影片内容和公开暴露裸体实施严格限制以及随后500家性商店被关闭之后,性犯罪有了大幅度的上升。有—部分人在反淫秽品方面总爱以日本为例说明淫秽品与性犯罪的关系,他们指出,在淫秽品法律收紧后,日本的强奸率下降了。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日本对淫秽品的控制尽管严格,徂是在淫秽品内容的控制尺度上与西方差异很人。在那些受到控制的淫秽品销售中,包括了“暴力”程度最高的内容,捆绑、统治屈从和拷打内容在日本的合法淫秽品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还有一些定最调査为性犯罪与淫秽品之间没有关系的立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根据美国的一项定3调査,密苏里州的强奸率高于堪萨斯州,但堪萨斯州的“软核”淫秽色情杂志的人均销售量是密苏里州的2倍;密西西比州淫秽品人均消费最是全美国最低的,但其强奸率高亍其他17个州。在相关分析中加入第三个因素,即“暴力倾向”囚索之后,淫秽色情品销售量与强奸率之间的相关性完全消失,这就证明:有暴力倾向的男性与性杂志消费及对妇女的攻击性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而淫秽品的消费与强奸率之间没有关系。
在前曾提到著名的“丹麦试验”也口了说明这个问题。1967年,丹麦实行了淫秽品的全面合法化,此前四五年间,淫秽色情品已大量上市,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市场上买到淫秽品,其中包括青少年。淫秽品的消费不但不会使性犯罪率增加,反而具有降低性犯罪率的功能,淫秽品的合法化使各类性犯罪下降了16-80。当然,也有人认为,丹麦淫秽品的合法化与性犯罪率的下降之间可能没苻因果关系,就像美国儿童被性虐待和强奸的增加与淫秽品的泛滥也没有因果关系一样。两者可能都是某种社会变迁的结果。怛是,即使能够证明在淫秽品的消费与性犯罪下降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它至少还能证明淫秽品与性犯罪率的上升是无关的。
第六,虽然淫秽品的消费与两性平等这两者之间也许并没有直接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但是从现象上看,这两个方面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一个社会两性关系越是平等,淫秽品的消费量就越大。至少在表面上存在着这两种现象同步的现象。例如,在丹麦和荷兰这两个性别最平等的国家,对淫秽品和—般商业性性活动有着最开放的政策,这两种现象的并存恐怕不仅仅是偶合。在世界的跨文化比较中可以发现,妇女地位与淫秽品数量是成正比的,即某个国家妇女地位越高,男女两性越是平等,淫秽品的销售量也越大。淫秽品与妇女地位的这种相关关系乍看似乎难以解释。可以想到的原因有:妇女在一个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满足妇女自身情欲和性欲的权力也就越大。从淫秽品消费市场妇女所占份额达40这一统计事实来看,妇女地位与淫秽品销售量的关系是合乎逻辑的。
第七,淫秽品是向传统道德的挑战,传达了以快乐为性的目的的新价值观。有学者提出:淫秽品可以被视为性的视笕的独特媒介,它是欣赏身体性感的—种感官快乐,它是一种没有后果的、轻松的自由观念,它是一种不受时间限制的、重复的沉溺幻想。与维多利亚时代以僵化的方式对合法的性功能所做的狭隘定义的观念相对立,淫秽品建造了一种町塑的多样性和过度享用性快乐的模式。基督教文化总是把性行为与生飱繁衍的行为合二为—。与此相对立,淫秽色情品为性提供了—个独立的地位:它是人性的一种深刻而具有颠覆性的狂莴。
淫秽色情品的意义在于,它是以快乐为性的目的这种观点的图像表现,它赞美性的多样性。也许它所传达的信息并不现实,但是它表明,性是有趣的、可塑的、快乐的。如果说淫秽色情品传达的观念是性快乐,它为什么会如此令人感到害怕?因为它以—种特殊的方式向传统的道德挑战,它描绘了人们对性的享受一通常是非生殖的性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
传统的性规范又是双重标准的:男性可以追求性的快乐,女性却不可以。传统的性道德对于女性的压抑表现为禁止女件追求以性快乐本身为目的的性快乐。似乎女性只有在为他人服务时才能自我实现。在性方面,女性可以为了生背,为了满足伴侣的需要,或者是为了社会和政治的目标;如果去寻求內己的快乐就犯下了最严重的罪恶:自私囪利。
根据女权主义者威利斯的说法,反淫秽法的基本目的一向是而且仍旧是增强对性的文化禁忌,压抑女权主义、同性恋和其他形式的“性异教徒”。在这样做时,反淫秽法压制了非生殖的性观念,巩固广性的等级地位。一位从事色情出版业的女性说:“我从來没想到过享受快乐和给别人带来快乐除了愉悦别人和愉悦自己之外还有什么,当我听到女权主义者责难淫秽色情出版业的人们剥削和虐待他人时,当我听到她们说人们喜欢性、想满足欲望是一种错误时,我真是大吃一惊。我对她们这种态度为人们的快乐所设置的障碍感到越来越震惊。”第八,淫秽品只是社会问题的症状,而不是它的原因。有的女性说,我并不喜欢淫秽色情品,但我肯定不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坏的事。如果让我在扫除淫秽品和提供救助儿童服务中选一样,我们都知道选哪一样可以让大多数女性生活得更好。但对于一些女权主义者来说,淫秽色情品是成为社会失误的原冈而不是它的症状。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反对禁毁淫秽品的理由之一就是,她们不认为淫秽品是导致妇女的从属地位的原闪。尽管她们也批评淫秽品,但是反对把淫秽品作为造成妇女从属地位的原因来看待。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原闪有宗教制度、家庭制度以及劳动制度等等因素,而不是淫秽品。反对社会机制中对妇女的歧视是比较难的,而反对淫秽品足容易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一如前所述,我的调査表明,虽然没有公开的消费,但地下的色情材料消费相当普遍——而是因为中国社会目前还不具备如上述争论所需要的条件。我想,随着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人们或迟或早终究会探讨这一问题,并取得更好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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