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来，性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成为一个公众和学术话语的题，到了80年代，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亀要的社会论争的题口，又是人众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因素。性问题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与家庭有关的性、性行为本身、性与母性、生育控制、堕胎与生育权利、性作为商品——卖淫业与色情业等等。对于女权主义来说，性问题的地位尤其特殊，因为性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从女权主义角度来看，件的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性与男女两性统治与屈从的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女权主义最为关注的与性有关的问题有：性的性别差异、淫秽品问题、卖淫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女权主义应当对性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以及性解放与妇女运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
在性的问题上，两方女权运动分化为两个阵营一激进派和自甶派。它们的论争引起了人们对两个问题的关注，一个是妇女运动与性的关系；另一个是妇女运动内部差异所饵有的含义。
性与两性不平等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女权主义内部最富争议性的问题。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认为，男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权力影响到他们与女性的性关系；女人在性的权利和权力上与男人是不平等的；双重标准的问题普遍存在。妇女运动向传统的性观念提出挑战。传统的性观念认为，如果一个男人与许多女人有性关系，那么他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可如果—个女人同许多男人有性关系，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严。这种男女双重标准对女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妇女运动最常提到的一个要求是，男人不应当把女人当做仅仅是一个性对象女权主义向男性压迫与女性屈从的秩序挑战：过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种”，女人则应准备接受痛苦，被“耕耘”；男入就像拥有土地和财产一样，也拥有妻子的性、生能力以及她子宫的产品。
女权主义关于性机制是如何导致压迫的问题有大量的探讨。激进派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麦金农有一个相当惊世骇俗的说法，她说：“做一个女人就是做一个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语一动词一宾语。”在她看来，这就是女人最现实的状况，这就是这个社会中在性别问题上的最后真理。性别就是女人的性的客体化的结果。换言之，所谓性别身份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强加在女性身上。两性的差別成为令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借口。“这种差异就像戴在统治铁拳上的一双天鹅绒的手套。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差笄是亳无价值的；问题在于它是由权力来定义的。无论这一差异被承认，还足被否认；无论差异的性质被褒扬，还是被贬抑；无论女人因此被惩罚，还是被保护。”
按照麦金农的观点，社会上的人被划分为两群：操人者和被操者。当然，在她看来，这一划分并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并非因为一群人长了男性生殖器，也并非因为女人要生汽，这一划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运。这种性别认问的规范是社会强加给人们的，而不是由两性生理的差异自然形成的。总之，她对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广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权主义中的地位就像劳动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弗里丹则把性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上，她认为，只要妇女获得了社会平等，性问题就会自行解决；格串尔尽管不反对异性爱，但却要求解放了的妇女不要结婚；费尔斯通则号召“在每间卧室中进行革命”；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倾向于把性解放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既要争取两性平等，又要争取性倾向选择的自由，她们争取妇女解放的根本动几是性解放，并认为只有通过完全摆脱异性恋才能实现女性的性解放。
在性问题的两大阵营中，激进派持有如下观点：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侶之问的性平等，双方都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最重要的是要扫除父权制机制，其中包括淫秽色情品制售业、父权制家庭、卖淫、强制性的异性恋；同时要反对男权主义的性实践，例如虐恋、猎艳式的临时性关系、童恋，以及阳刚阴柔角色的划分，因为这些实践会导致女性的性的客体化。
自由派的观点与激进派针锋相对，她们认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与激进派观念完全相反的实践，她们鼓励超越社会所认可的性行为规范，坚决反对将性行为划分为政治上的正确和不正确两大类，反对把性行为限制在所谓政治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她们借助于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理论，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的基本不同点在于女人受压抑，因此释放女性的性能量比压抑男性的性能量史为重要。
因此，这两派的区别又可以概括为，自由派更看重释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进派则致力于压抑男性的性能量。两派在对待性的看法上的分野实质上是赞成性和反对性。两种态度。前者对性持肯定态度，对各种形式的性表达，包括淫秽色情品、同性恋、虐恋，以及女同性恋中的模拟男女角色（阳刚阴柔）关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态度；后者则对性持否定态度，反对淫秽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费，反对性关系中的暴力及统治勻屈从关系等等。前者强调男女双方共同探索性的内由；后者却持有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对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于法理社会的个人价值；后者则接近于礼俗社会的社区价值。
自由派持有一种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珲论，它主张，女权主义应当把性快乐作为一种权利，因为如果总是把性作为一种控制手段来谈论，会令人惑到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在西方社会的观念中，女性的肉体既是低贱的，又是神圣的。女人们对性行为怀抱着一种羞耻、窘迫和害怕的感觉。她们讨厌自己的乳房，因为它们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们不喜欢自己的阴毛和臀部。对于青春期的性行为，男孩子受到鼓励，女孩子却受到训诫和禁令；女人因此认为性是危险的、神秘的、不可言传的东西。成年女性免不了性冲动，却又必须隐瞒它。凡此种种，导致广许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人学会了对自己的性欲感到恐惧，并讨厌自己的肉体。（爱森堡等，第51页）
自由派关于享用性快乐的立场可以追溯到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代表人物是高德曼。她以性的自由表达作为中心议题。她认为，性解放不仅是个人的实现，而且是人从剥削和私有财产制下的解放；她坚决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性占有和性控制，反对贞节观念。她对性问题的看法虽然影响并不太大，但却较早注意到了这个被主流女权主义运动所忽略了的问题。另一位女权主义先驱人物伍德胡尔也曾公开主张妇女的性独立和性自由，她在—次讲座中宣称：“是的，我是一个主张性爱自由的人。我有着不可转让的、宪法赋予的、也是天赐的权利，我想要爱哪个人就可以爱哪个人，想要爱多久就时以爱多久。只要我愿意，就可以每天换一个悄人。”（转引自凯査杜里安，第560页）在20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自由派的主张更加明确，那就是，应当将女性寻求性满足当做女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在艾滋病恐怖出现之后，自由派的观点受到挫折。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性伦理，即强调节制的性伦理。人们把性当成一种恐怖的事情。犹心，性的文化价值和性行为方式都有改变，—反过去盛行一时的乐观主义的性解放和快感政治学。在这个性传染病的时代，人们惊恐之余作出的反应是：安全的性行为，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以及持续监视的美学，因为性现在已经同死亡和疾病连在了一起。有的女权主义者抨击了这种貌似有理的道德主义回潮。法国著名女权主义者伊丽加莱说：我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这等于足说，性是罪恶和疾病，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要能起到限制性活动的作用，就是对人类的拯救。为此我们还要感激艾滋病，因为它将从诱惑中拯救我们，引导我们到钙慧的路去。
在性的问题上，女权主义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男人对厂女人的刻板印象，比如认为亚洲的女人都是驯顺的，黑种女人都是淫荡和性关系混乱的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即异性恋霸权问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其中最激烈的是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公开提出应当反对异性恋，认为它是男性压迫女性的机制；也有人不是绝对反对异性恋，而仅仅反对异性恋的霸权地位。这两种立场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异性恋视为妇女受压迫的基本机制；而后者则把异性恋当做多种性方式当中的一种。
二、性的性别差异
性的世界中一个最主要的统治与从属的结构来自性别的差异。当然性还。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文化问题有关，但是性别问题是与性问题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问题；性别角度也是研究性问题不可或缺的个角度。
第一代性学家艾宾的一个关于男女两性在性方面的差异的观点流行了数百年，很能代表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看法，他认为，在男女两件之间，男性拥有更强的性欲望。这种观念不仅是西方文化的观念，也是世界上许多其他文化对男女性差异的信念。
19世纪的性指南上说：“作为一般规律，女性极少有为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的。她服从于丈夫，但仅仅是为了他的快乐。”一位医生在1865年写道：“大多数女人很少受仟何性感觉的打扰。在男人是习以为常的事在女人只是例外。”对于19世纪的女性来说，性交基本上是讨厌的、残忍的和短促的，那时的女性没有被认为不应当对性活动感兴趣。令事情进入恶性循环的是，由于相信女性基本不一是非性的，使那个时期的男性为他们不合格的性表现及忽视性伴侣的需求找到了理由。而男性的此种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与性的疏离。
在那个时代，男女两性的性行为模式区別一度表现为：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消费淫秽色情品，更多地嫖妓，手淫的比例更大，频率更高。一般说来，男性的性活动比女性活跃得多，男件对性活动感兴趣的程度也人大高于女性。例如，男性对各种性关系类型的容许程度都高于女性；主动提出性活动要求的男性多工女件；男性玛中持有以肉休快乐为性活动目的的人数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婚外性关系的比例高于女性；男件假定他人对性感兴趣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对强迫性的件关系的容忍度高于女性；男性成为强迫性的性关系受害者的比例低于女性。在美国，男性性交快感几乎达到100%，而女性当中只有一半到3/4的人几乎毎次性交都有快感。许多项调査反复证明，有10%的美国女性从未经历过性快感。
男女两性在性观念上区别最大的还要算是对偶然性关系的态度，比如对于奄无感情投入的“一夜情”的态度。男性对这种关系的赞成程度一向高于女性。在两方社会，男性往往将爱与性分离，女件则往往被培养成能将爱、忠实、亲密和性划等号的人。女性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性关系以人为中心，性和爱不可分割，男性则为性关系以身体为中心，性的目标是肉休的满足。许多女性认为，只有在有感情的情况下，婚前性行为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于男性来说，有感情当然好，但不是非有不可的。
—项以32个国家为对象所作的调査研究衷明，62%的国家中男性对于性伴侣的童贞要求高于女性，其中包括美国；其余38的国家男女对于性伴侶的童贞要求相等或者都认为重要，或者都认为不重要。在许多文化中都有男性需要多性伴的看法和说法，为男性的性行为其中包括剥削和伤害夂性的行为提供生理的依据。虽然现代科学早已否定了这种貌似科学的以生理学面貌出现的男件性冲动理论，但一般公众中还有许多人相信男女两性生理上的区别决定了他们行为模式区别的理论。
不仅社会如此压抑女性的性欲望和性权利，女性自身也会通过社会教化的过程，把这种观念内化从而形成被扭曲的女性主体。这种女件主体对内身性欲望的压抑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性关系中绝对不愿表现主动性，对男性采取服从的态度，对男性有恐惧感，不敢坚持提出快感要求，不敢要求充分的刺激，以为一男性达到高潮，性交就完成了，只关注给男件愉悦，不关心自己的愉悦。第二，对性活动本身的自我压抑，其中包括对性欲望、性唤起和性快感的压抑。第三，性欲低下。
显然，这种传统的以女性为非性的观念与在许多社会中存在的男女双重标准不无关系。经调査所发现的两性性行为模式的差异并不能说明女性的性欲和性能力确实低于男性，而是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受到了社会规范的压抑从而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的结果。因此，从表面现象看，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似乎超过女性，但如果我们观察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运行机制就会发现，这种区别并非来自两性生理的区别，而足来自社会规范的影响。双重标准的社会规范儿千年釆—直向女性灌输这样的观念：男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比女性更强。结果，不仅男性相信这种说法，就连女性也对此信以为真。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来，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性欲低下并非由生理决定，而是受社会规范塑造的结果。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在性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女性的性欲低下、性冷淡和女性这个性别的非性化。
尽管长期以来，无论足科学界还是一般公众都对于性欲望男强女弱的观点信以为真，但有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男女两性的性唤起程度是不相上下的。柯些女权主义因此认为，上述神话之所以能盛行大有可质疑的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男权社会为了贬低和压抑女性的性表达、剥夺女性的性权利而有意制造出了那样一种观念。
在现代的性观念中，人们已经大多认同了男女性欲相近的观念。早在1863年，美国的摩舍溥士就做过一项关于女性性行为的调査。调査发现，占样本80%的女性自述有性欲望；72%的经历过性快感；64%的有避孕经历。她的研究成果的重要性了，尽管处于社会气氛极为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些女性还是能够亨受到性的快乐，能够表达出她们性的欲望。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项调査表明，男女两件的件活动模式其实是十分接近的，只是男性比女性稍微大胆一些：搂抱行为在男孩中开始于14岁，女孩则近15岁；爱抚活动男孩始于16岁，女孩始于16岁半；初次性交男性17岁半，女性18岁；男女两性从拉手到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平均都在4年上下。日本青年从20岁开始接触，但过程较短：男性平均从20岁初吻，到21岁性交；女性平均从20岁初吻，到22岁性交。一次对239项调査资料（调査对象共128363人，美加地区，1966-1990年）分析表明，虽然总的看来，男性对于各种类型的性行为的宽容程度还是略高于女性，对婚前性交尤其是非固定关系的性交的宽容程度也略高于女性，但是这种两性区别以极快的速度缩小直至消失。到1990年时，男女两性的性观念已不再有任何区别。
对男女两性的双重标准在中国、芬兰、伊朗、摩洛針、俄国、瑞典和泰国也在迅速降低直至完全消失。在20世纪70年代的性指南上，常常可以看到类似下面这样的规劝女性的说法：为了唤醒你的潜力，你必须为你自己的性快乐负责，找到使你自己获得性快感的手段。男性可以把他的阴茎供你享用，但是你亨用它的程度则是你自己的责任。要珍视被称作欲望的东西。它可能是你最极端的性感觉，别人不能把你的欲望夺走。享受人生，享受你的快乐。
时间，发掘和表达女性的性欲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卜面这位女权主义者对自己感觉的描述很能代衷这个时期女性对自身性欲的表达方式：“在性活动中，我喜欢用舌头，这种做法会被描绘为屈从，怛我的经历告诉我，这种动作富于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性，打开了肉体交流的渠道。被插入对于我来说也不是被动的行为，当我的阴道将刚茎包住时，这种动作刺激着我阴道的其他部分，于是我成了性交的主动方——荇时性使我非常悲伤，最令我悲伤的是我不能得到像我想要的那么多。我很喜欢贝杰曼爵的一句话，当釆访者问他一生有何憾事时，他说，‘我没有得到足够多的性。’不过没关系，在我不能做这事时，我还可以写这件事。女人不需要过阴郁枯燥的生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互相拥存，我们还有男人。女人常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依赖他人，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人们在谈论很多世纪的男性压迫，而在我看来是几个世纪的女性的软弱。”
有些专家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女性比男性的性欲还要强烈。著名性学专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都认为，女性实际上具有比男性更强烈的内在性冲动，这、观点与女性性动力较弱的思维定式针锋相对。作为证据，他们观察广一种在发情期的雌性猿，它可以连续不断地性交，一小时高达12次，几乎是不知满足的。男性性高潮后有不应期，可是女性可以连续达到性高潮，这些观察都被视为女性的性能力强于男性而非弱于男性的证据。在一些东方国家的传统性观念中，也有女性性欲比男性强的看法。根据传统印度人的信念，女性能够比男性从性活动中得到更大的快乐。中国古代的性观念也认为，男性的性能力是有限的，而女性的性能力是无限的。英国著名的中国妇女问题专家克罗尔在她关于中国女性地位变化的著作中，引用了“文化大革命”后一个时期内报刊杂志上大量关于两性差异的说法，发现其中有人将男女两性的性欲做过比较后，得出了女性比男性性欲更强的结论。原因据说是因为女性的性欲长期受压抑，所以变得更为强烈。据史学家和性学家的考证，古希腊人也持有女性比男性的性欲望更强烈的观点，但是他们同时认为，女性的自我控制力不如男件。
在这个问题上，女权主义者斯曼的观点最为激烈，她明确指出：女性的性能力远远超过男性，是天生永不知餍足的；女性可以拥有无限多的快感只要她们了解到了自己的潜力。从认为女性的性欲望和性能力弱于男性，到认为两性的性欲相等，再到相信女性的性欲比男性强，人们对男女两性的性的看法几经变化。虽然女性的性欲强于男性的看法还不能说服所有的人，但是人们大都已经认同了女性性欲和性能力并不弱于男性这一观点。
在对性问题的研究中，性别问题有多么重要呢？性的问题与性别问题各自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在我看来，性别、阶级、种族、性倾向这四个范畴处在同一个数景级。性与性别是并列的两个范畴。但是性问题与性别问题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说，超性别倾向就和异装、易性、同性恋、异性恋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解构二兀结构时，既要解构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兀结构，又要解构男性与女性的二元结构。这样，性问题就与性別问题连在一起了。
三、家庭暴力问题
女权主义在性领域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家庭暴力问题，因为家庭暴力不仅以女性受害者为多，而且是男性权力压迫女性的一个极为典型的表现。
上表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低得可怜。从统计数据看，发达国家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程度一般来说比不发达国家低一些，但是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调査资料显示出略有不同的结果。一项以2000对美国夫妻为对象的调査表明，25%有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我在年利用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所得到的家庭暴力数据是，无论程度和频举如何，丈夫打过妻子的比例占样本的21.3%；其中丈夫经常打妻子的约占1%。
如此看来，家庭暴力似乎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无论社会制度是怎样的，文化传统又是怎样的。其实情况并非如此。在一些社会和文化中，人们从不知家庭暴力为何物。这一点同这种社会与文化中的性别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莱文森对90个小规模民族文化的调査发现，其中的16个文化中基本上不存在家庭暴力问题。再如，在女权主义人类学家桑德对156个部落社会的调査中，47%的文化中基本上是“无强奸社会”。这就说明，至少有一些社会没有受到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行为的侵害。根据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凋査，在泰国中部地区，家庭暴力的现象也极为罕见。在我囷西南部摩梭人的母系社会中，不仅不存在家庭暴力，就连邻里、村落之间的暴力行为也很少发生。此类文化的存在尽管数量很少一一证明，对女性的暴力并不是源于男性生理、男性性欲或男性荷尔蒙的必然现象，而是由社会的性别结构决定的。
跨文化的研究表明，对女性的暴力与社会的性别结构有关，具体来说，它同某一社会或文化中有没有“男性理想”有关，所谓男性理想是指对统治、强悍和男件荣誉的强调。有社会学家研究了各种与性别暴力有关的因素。
在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的问题上，有些女权主义者还提出了警惕“反暴力陷阱”的问题。“反暴力陷阱”是指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对性别暴力的关注有可能导致性本质主义的增强，即增强了那种男性对女性施暴是因为他们的生理冲动，是由男女两性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样一种观点。本质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本身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它为现存的地位等级结构提供了“生理的”依据。如果说现存的男女关系结构是有生理基础的，那么就应当认为它是“天然合理的”，甚至是“好的”，至少是不可改变的。有些反对家庭暴力的女权主义者虽然在主观上想为妇女賦权，但是她们对家庭暴力行为机制的本质主义分析反而贬低了女性，把女性当做是完全被动的人，把女性贬低为仅仅是男性暴力的受害者。
有人在看到男性暴力的数据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男性性欲中的哪些因素使他们做这种事？而反对本质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正确的提问方法是：不同文化对男性气质的建构中有哪些因素在促成男性的攻击性性行为？社会对女性气质的建构以及这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权力关系中有哪些因素在允许此类行为继续下去？
从“男性气质”角度（一般以生理根源来解释）提出问题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就是前文所提到过的，跨文化研究并不能证明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是普遍存在的。一些跨文化研究证明，至少有一些社会完全不存在强奸和虐妻现象。在反对家庭暴力的过程中，本质主义观点的错误会导致男性统治地位的合理化、自然化和固定化。从妇女长远的利益来看，这样做是不明智的。
对妇女身体的暴力行为有一个特例，那就是盛行于非洲一些国家的女性阴部环切术。苏丹女性达里尔调査了她所在国家的女性阴部环切术状况。她调査的地区是苏丹北部，调査对象为3210位女性，其中3171人做过环切手术，只有39人没有做过这一手术。在做过环切术的人当中，81%是全切手术，手术将阴蒂、大小阴唇全部切除；12%是半切手术；1%做的是阴蒂包皮切除术。
达里尔调査了当地人赞成女性阴部环切术的原因，其中包括认为这是一种好传统，合乎宗教要求；干净，可以得到较好的婚姻，丈夫可以得到更大的快感；保持童贞，防止不道德行为；提高生殖能力等等。其中宗教要求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赞成女性环切术的原因则有：所信的宗教禁止这种做法，难以获得性满足，为婚姻和劳动增加了困难（这一点比例最高），个人经历，为了人权和女性的尊严，怕丧失生殖能力等。
根据达里尔的分析，在她的国家，女性阴部环切术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的原因是：对其后果的无知，怕受到社会的批评（这一点比例最高），助产士使它得以施行，害怕引起社会变革，父母的无知、祖母的影响，怕违反法律，法律执行不得力，政府对人民启蒙不够和健康教育不充分。
女性阴部环切术就像印度的烧寡妇和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一样，一直是一个触动民族文化神经的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西方女权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简单批评往往会引起拥有这类陋习国家的妇女的反感。这是因为当某种伤害妇女身体的做法以习俗的方式被固定下来，并成为绝大多数妇女的实践时，它必定是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有着某些功能，不能够简单地把它看做愚昧无知。比如，据考察，印度的寡妇自愿殉夫的原因之一在于：守寡后，她们往往丧失了经济来源，生活极为艰难，这就促成了殉夫习俗的形成；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妇女的裹小脚有限制妇女出门的作用，此外一个现实的困难在亍，在盛行裹足的时期，如果不亵足，一位妇女就找不到体面的男子愿意娶她，不得不降格以求。社会的规范已经如此，不是可以用愚昧无知来全部加以解释的。阴部环切术也有不少被当事人视为正面价值的因素，简单否定于事无补。女权主义对于这些伤害妇女的习俗只能采取谨慎的批评态度，并且用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它加以改变，绝不是简单否定所能奏效的。
四、女权主义的性政治
跨文化研究表明，一个社会女性的权力与男性的权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越小，她们的性行为就越受到禁止。因此，女性的性自由是女性权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女权主义性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扩大女性的性自由权利。女权主义的性政治经历了一个从反性禁欲到为女性争取性自由的过程，其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以女同性恋作为取代异性恋的政治实践的阶段。也可以这样说，在女权主义性政治中，存在着这样几种政治力量，一种是反性派女权主义，另一种是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是一个特例，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特殊政治群体。
在世界历史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女权意识的高涨，女性的性权利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但是，即使在女权主义内部，对于性问题的看法也不是一致的。虽然都是从女权主义角度出发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规范，但是这种改变一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反动的方式，另一种是进步的方式。反动的方式是用规范男性的欲望、提倡男性的纯洁的方法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的性状况；进步的方式则是通过为女性賦权来解决男女性权利不平等的问题。这两种方式、两种主张一直处于不断的论争当中。女权主义的性政治也始终分为反动与进步、反性与性自由两派。
早在19世纪，女权主义刚刚兴起时，运动的骨干分子、那些中产阶级的白种女性就集合在“纯洁社会”的旗帜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女性自治和选举权，另一个是要求男性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像女性一样保持纯洁。她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女人投票，男人贞洁。”在19世纪末，英国女权主义者霍普金斯活跃于白十字军的活动中，该会会员的义务包括：第一，尊重女性，尽力保护她们不受罪恶的侵害；第二，尽力避免粗俗的用语和玩笑；第三，在维护贞洁、法律方面坚持男女平等；第四，在同伴中广为传播上述原则，帮助年轻的兄弟；第五，尽一切可能实现“保持自己的纯洁”的要求。
在19世纪后半叶的所谓“纯洁社会”运动中，女性团体和宗教界人士联合起来反对卖淫，反对社会不道德现象，尤其反对仅仅要求女性贞洁却容忍男性到妓女那里满足他们的淫欲的男女双重标准。禁娼运动打出的旗帜是“社会卫生”，运动的一个后果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卖淫从合法行为转变为非法行为。但这一非法化的后果是卖淫活动的分散化，并转入地下，与集团犯罪合流。20世纪的社会纯洁派女权主义者以保护妇女的名义阻止女性卖淫，指责女性的性开放和自慰行为埕罪恶，目的是鼓励女性接受由传统异性恋婚姻来定义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女权主义反对卖淫、淫秽品和同性恋的历史渊源。从反对男性罪恶的立场山发，这种取缔运动播下了反对所有性越轨行为的种子。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女权主义反性派的主张已经从要求男性贞洁演变为彻底反对一切性行为。反性女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德沃金、麦金农和英国的杰弗瑞斯。她们的理论框架是保守主义的性观念，强调以男性处于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对女性的威胁。由于她们把异性恋的性行为视为男性统治的生理基础，所以认为要反对男性统治就要反对性关系本身。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一个攻击目标是两性之间的性关系本身。德沃金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异性性交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奴役、贬低、玷污和压迫。她声称，“如果人类的目标是普遍的和平，那么结束性交将是一个基本的完全符合逻辑的步骤。”她还公开承认，“我就是拒绝说我不反性”。1992年11月，德沃金在伦敦对《晚报》记者说广事实就是女人并不那么喜欢性交。性高潮的稀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为自己喜欢性，就像有些奴隶以为自己喜欢摘棉花一样。
反性派女权主义者杰弗瑞斯则提出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从所有未经邀请的男性接触中解放出来。”在《反对快感》—书中，杰弗瑞斯说：“异性恋就是使男性优越的社会得以形成的体制，因此它必须被废除。”她斥责那些屈服于对男性的欲望的女性，说她们的倾向是男权思想的回潮。杰弗瑞斯将异性恋与其性别基础相分离，置于另一种两分结构中，即两性权力区别的结构中。她认为，“异性恋欲望是性感化的权力差异——它起源于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即使在同性关系中也可以存在。”
麦金农在谈到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同男性建立平等性关系的女性时说：“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为你高兴；接下来的反应是，你可能有没看明白的地方；我最后的反应是，再等等看。真实的情况是，男人和女人是在两性不平等的情况下经历性行为的。在观察了我的许多朋友之后，我得出结论，平均来说，男女双方一般只有两个星期的平等。”
反性派女权主义者认为，异性恋性关系本身就是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女性是受压迫的阶级，这一压迫是通过性统治和性控制实现的。男性对女性的性统治是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实现的。直接方式是指通过强奸及其他明显的性强迫方式；间接方式是指女性被教省成把自己身体的性殖民化当做性快感來对待。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还拥有一种其他压迫机制所没有的“合法性”，那就是以男性的性本质作为社会控制的力量。它的表现形式包括强奸、性谋杀、在街道上、家庭中和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儿童的性虐待（其中90%是女童）、打淫秽电话等。女性不断受到男性性暴力的威胁，不断被提醒她们所处的低下地位，并不断因为是女性而受到惩罚。性暴力表明，统治、贬低、羞辱女性的欲望只不过是天生的正常男性性本质的极端形式而已。这些正常的男性性本质包括暴力、攻击性、阴茎中心、性与爱的分离、女性的客体化、恋物倾向、不可控制的性冲动等等。
反性派女权主义就是这样将两性间的性行为定义为男性权力的实践。反性派女权主义活动家用这种观点向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挑战。这就是她们对性暴力和淫秽色情品分析的基调，也是她们对男性的性定义和性结构所作的基本分析。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二个攻击目标是性的商业化。在西方，女性参与性工业的方式可以被概括为5大类：脱衣舞女、色情舞女、卖淫女、色情电影女演员、色情照片女模特。反性派女权主义者反对所有这一切，认为这是女性的商品化，而女性的商品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是父权制环境中使男性无条件接触女性的合法化。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也否定这些活动，但她们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的，她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妇女的贫困和妇女在经济上受歧视造成的，是经济上的受压迫地位导致妇女成为男性的性客体的。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三个攻击目标是性解放和对性的开放态度。她们认为，如果性解放的条件由男性来决定，性解放就绝不是女性的解放。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反性派女权主义者激烈抨击与陌生人发生的开放的性活动、那些在单身酒吧和夜总会寻找性伴的性活动。此类性活动以及虐恋性活动，成人与少男少女的跨代性活动，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性活动，都被划归统治与屈从的父权制关系，被认为是反女权主义和反女性的。她们认为，女性看重的是亲密的性关系和浪漫的温存，不喜欢情感淡漠的性关系和作为性客体的“一夜情”。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女性来说，良好的性活动是那些使她在暴露自己的性的弱点时感到安全的性活动，而不是使她感到存在着性虐待和性剥削的威胁的性活劾。因此，对于女性来说，真正能够使她满意的性活动就是同一位可爱的、忠实的伴侶之间的一夫一妻制的性活动。在这个艾滋病时代，开放的性被视为危险的性，开放的性有多个性伴，而有多个性伴的性活动被视为不安全的性。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四个攻击目标是所有的“反常”性活动。在1980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提出反对虐恋和跨代性关系，提出的原因同10年前反对女同性恋一样，即父权制的压迫性的权力关系与女权主义原则不符。这些受到攻击的“反常”性倾向除了虐恋和跨代性关系之外，还有异装倾向、分男角女角的女同性恋关系等等。反性派认为，上述倾向是具有压迫性质的传统男权制中的性角色分工的再现，而女权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此外，易性倾向也在被批评之列，易性者被批评为希望按照父权制模式给自己换一个“正确的”身体。
总之，她们给所有这些“反常”的性活动戴上了—顶“政治上不正确”的帽子，她们把具有压迫性质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关系称为“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反性派女权主义者认为，无论是男同性恋中成年人与少年的关系、女同性恋中分男角女角的关系，还是虐恋关系，都属于具有压迫性质的性关系，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为这些性关系所作的辩护则认为，上述关系并不是对父权制的统治与屈从关系的模仿，它是人们探索自己性本质的具有正面价值的创造性方式。在性自由派女权主义看来，反性派女权主义者制造了一个具有压迫性质的性环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压迫性，至少是同旧的压迫制度相等的，它拒绝了男女两性充分实现其热情和快乐。
反性派女权主义的第五个攻击口标是女同性恋活动。在1969年一1971年间，美国全国妇女组织试图将女同性恋者从她们的组织中清除出去。同性恋倾向被弗里丹称为“紫色威胁”是向男权主义性关系的倒退，会对女权主义运动造成损害。但是在随后的10年间，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成为妇女运动的决定性力量。对女权主义政治与女同性恋性倾向的这一结合的最佳表述是阿特金森的一句名言“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然而，由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性倾向看做是有意识的政治选择，而仅仅视为一种性倾向或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概括在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女权主义者之间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提法。
在反性派女权主义和性自由派女权主义的论争中，女同性恋女权主义是一个独特的群体。她们一度被称为“女同性恋分离主义”。她们的观点认为，异性恋是男性统治和女性受压迫的中心所在，只有女同性恋才是女权主义的政治实践，虽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女同性恋者都是女权主义者。然而女同性恋的政治立场并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关系，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间不建立性关系。因此，“女权主义是理论，女同性恋是实践”这一口号风行一时。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国，许多女权主义者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的性本质和修正自己的性实践。有些人脱离了男性，开始与女性结为伴侣，或者仍然保留异性恋关系，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动。她们认为，对女性的任何插入式性行为都属于侵犯行为，它有损于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对于男性来说，它是权力和主宰的行为，它使男性变得强大，不仅超越一个具体的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体。英国的女同性恋女权主义组织利兹革命女权主义团体就持有这种看法。对于许多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些改变被视为性革命的开端。
在当时的女权主义阵营中，许多女性认同女同性恋，不仅是把它当做一种性倾向，而托是把它当做一种政治选择。这一选择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为她们认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权力和统治的成分。由于女同性恋拒绝了两性关系而选择了女性，她就蔑视了现存的政治体制。在当时的政治潮流中，许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恋并不一定是性倾向上的女同性恋。
这种政治性的女同性恋最终拒绝了这样一个理论，即认为性仅仅是女人不得不为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认为，作为女性阶级的一员，性实践的政治意义只有两种：或者是对性阶级及异性恋意识形态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再生产；或者是脱离异性恋及其意识形态。由于这种观点过于激进，难以得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认同，同性恋女权主义者所期望的分离主义的性革命一直没有到来。
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中的最极端者认为，作为女同性恋者不仅意味着异常的性行为，而且意味着异常的性别行为：不屈从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以及性别的反叛，甚至是彻底脱离女性这一性别，把女性性别本身视为象征性和实质件地对男性权力的服从。在这一激进女权主义的模式中，性别不再限于男女两种，而至少有3种：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恋。
概括地说，当时的政治性女同性恋者不仅把性看做个人行为，而且看做一个斗争的舞台。在这一斗争中，男性的统治和女性的屈从或者被巩固和维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战。她们反对把性仅仅看成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杰弗瑞斯指出：“一个基本假定认为，性是私下的和个人的事。或许社会与政治压力对卧室中发生的事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性行为并不被认为能够影响卧宰之外的世界中的权力关系结构。性被理解为私人生活的最为个人的领域，因此规范男性性行为的妇女运动被视为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误解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潮流开始消退。女同性恋者“变为正常人”；异性恋女权主义者也开始寻求插入式性活动的快乐；许多认同女权主义的女同性恋者公开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话语，以颇具危险性的语言取而代之，例如操、来快感、虐恋、皮革服装等等。
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有时会故意使用一些惊世骇俗的话语，以矫枉过正的冲击力来对付传统的男性话语和男性观念。在1970年，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格里尔激情澎湃地写道：“革命的女性可能会参加妇女解放组织，痛骂警察，对他们大喊大叫，同他们格斗，但是你听到过任何一个在街上游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说‘来发掘它吧，女阴是美的’吗？伊甸园就是女阴。美丽圣人曼朵拉就是女阴。神秘的玫瑰就是女阴。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门，女阴就是将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女阴就是知识。知识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动。女阴就是性感科学的象征，是对疯狂征服一切的技术的必要更正。裙子必须掀起，紧身内衣（女人穿它的历史只有一个世纪）必须永远抛弃。发掘女阴的时刻到了，而女人必须首先来做这件事。”
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格兰特指出：“阴茎统治的时间太长了。在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420年的水瓮，上面画着一个女人正在浇灌一排竹笋一样的阴茎。这种女性为男性的性器与权力的图腾服务的图景已延续了太长的时间。下一步将不可避免发生的将是以阴蒂、阴道为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如果没有男女两性之间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未来的性将推翻阴茎中心主义，结束压制同性恋的法律，将有更多的阴蒂中心的活动。”
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麦肯西则这样说：“为什么女权主义还在赞赏天真？为什么天真仍被视为美德？性压根就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为什么我们还要尊崇天真？难道它的对立面是有罪的和应受责备的？我们好像不应当喜欢性，我们不被鼓励对性持有正面的看法。如果我们有了性经历或者承认自己喜欢性，就会被视为‘肮脏’或‘堕落’。我们对被人视为‘妓女’怕得要死，以致接受广这样的观点，认为一旦参与性活动，我们在其中只能是受害者。‘可敬的’女性（包括女权主义者）仇视喜欢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欢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暴力和强迫的男性的完全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欢性，那么性就不再是女人为从男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家庭、婚姻、爱情、安全等）所付出的‘代价’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欢性，那些只是为了保持某种关系而不得不欺骗自己、出卖自己来忍受性折磨的女性就丧失了这样做的理由了。”
性自由派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只反对性别主义，不反对性。她们对德沃金和麦金农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它在两个层次上过于简单化的。其一，将女性所受的压迫简化为性客体化和性压迫；其二，将性视为仅仅是男性对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对女性完全是负面的、危险的。性可以成为一种压迫机制，但它也可以成为女性正面发展和解放的欲望、感觉和思想。反性的女权主义的最大错误在于，认为异性恋的目的和性别主义就是男性想让女性为他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乐的阴谋。
当然，性自由派对于男权社会中的性也不是毫不批评的。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对男权社会中的性的批评认为，非个人化的纯粹为性而性的行为是男性的变态表现，男性应当向女性学习的是，性可以是一种范围史广的、更富于情感的表达方式。虽然她们从多方面、多角度对男权主义的性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绝不是反对性本身。
性自由派很重视福柯的思想。福柯对于女权主义的吸引力在于他激进的反本质主义立场，以及他关于性是由权力构成的而不是仅仅受到权力压抑的这一观点。尽管福柯很少关注女权主义和性别问题，怛是他对身体的关注，他将身体当做话语权力的弥散的载体这一思想，开启了主体性别化的思维方式。在两方，身体长期以来一直与低下、异类、被压抑者、肮脏、恶心、性以及女性联系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为人的身体“正名”，使之“登堂入室”，令女权主义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欢迎男同性恋与女权主义的结合，他认为，“这就使同性恋能够表明，他们对男性的爱好并非阴茎中心论的另一种形式。”
福柯关于女权主义与性的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他们试图将女性限制在性的领域。多少世纪以来她们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么都不是。’而这种性根据医生们的说法是脆弱的，几乎总是病态的，或总是包括病态在内的。‘你是男性的病态。’但女权运动作出了挑战性反应：我们天生是以性为主的吗？那么好吧，让我们就这样独特地存在，就这样以我们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让我们接受它的后果，重新创造我们自己这种类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存在……”
性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认为，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性革命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要大。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多数女性接受被动角色。她们避开性这一罪恶，通过幻想强奸来躲避对性欲的罪恶感。在传媒中，女性总是被表现为非性的，使人联想到死亡与责任。传媒总是将女性表现为避开欲望的、讨厌快感的、在性方面天真无邪的人物。在经历了性革命之后，女性的性模式发生广较大的改变，女性幻想着掌握她们喜欢的男性，与许多人共享性快乐，以她们愿意和喜爱的方式付出和获得她们所向往的一切性快乐。
在80年代，女性的性心理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性革命并未因里根和撒切尔的当选而停止，它在私人领域不断内化和发展。80年代的虚无主义、死亡的威胁以及对未来的失望被新出现的女性丰富多彩的性活动所遏制，其力最之大是前所未见的。
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女权主义更是在性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后现代女权主义者把性作为生命力的培养力量，将生殖器当做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与精神相分离的肉体来看待。她们用性的语言、图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们将性的检査制度视为反艺术和反人性的。她们通过对性的肯定为自身陚权。她们通过爱性的自我而获得快乐，治疗这个病态的世界。
在新的世纪，女性性权利的伸张已经从西方蔓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就连一向在性问题上最为保守的东方社会也不例外。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关于女性的性权利也出现了大量知识性和学术研究形式的出版物。在台湾，女权主义者发起了关于性解放的激烈论争，明确而尖锐地提出了女性情欲自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中，性一向隐藏在私人领域中，现在正逐渐进入了公共领域，正如西方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所主张的那样：私人的就是政治的。女权主义的性政治正在成为中国学术研究与政治运动的新的关注点。
福柯有一次在谈到当代中国社会对自慰的看法时评论道：这种看法停留在西方18世纪的水平上。从目前中国社会的性氛围来看，我们在与性存关的大多数领域中，在对卖淫、淫秽品、性聚会、自慰、性快感、同性恋、虐恋、婚前和婚外性关系等问题上的看法和做法，可以说基本上仍处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性革命之前的状态。从女权主义角度为目前中国的性状态定位，我们提出的是“男性贞洁”的要求、反对选美的要求、取缔卖淫的要求、取缔淫秽品的要求，这些要求仍停留在19世纪西方女权运动第一波中所提出的那些要求的水平上。对比之下，我们所处的阶段是要求男性克制性欲、全民克制性欲、反对将女性变为性客体的阶段，而远非要求女性发展自己的性欲主体、女性与男性一起共同解放自身性欲的阶段。如此看来，快乐离我们的国度还相当遥远，性的开放程度还远远达不到人性——虽然东方与西方有文化上的差异，但人的性欲望应当不会有太人的差异要求。我们的性状态即使不是相当于西方18世纪和19世纪的状态，也不过相当于他们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状态。每当听到中国经济状态落后西方几十年的说法，爱国的人们都很着急、很激动，有一种追上去的冲动；听到中同的性状态如此落后、如此封闭、如此停滞，爱国的人们为什么不激动？
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信息产业的巨大发展，地球上各个国家、各种文化之间的隔膜在迅速地消失，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来闭口塞听的国度，各种信息也开始四处传播。任何偏安一隅的精神控制的企图都显得越来越软弱无力。在性的领域也不例外。人们会越来越多地了解到，有些什么样的性观念、性行为方式、性关系规范和性文化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它们与我们的观念、方式、规范和文化有哪些地方相似，有哪些地方不同。这些信息的传播必然会导致中国性文化的变迁。
变化已经在发生。比如，中国人在婚前性行为的观念、行为和规范上已经比20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卖淫、淫秽品等领域，也出现了与20年前极为不同的局面。虽然有些人试图把眼睛闭上，假定这些变化并没有发生，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新的问题和社会文化的变迁。正确的态度在我看来是勇敢而冷静地正视这些变化，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成功经验，认真分析遗留在我们文化中的各类错误、扭曲、变态的性观念，逐步理顺中国的性规范、性政策和性法律，在我们的社会中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健康的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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