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偶然性，人的行为难以逃脱偶然事件的左右。也许自己并没有用力气，由于偶然的机遇，事情成功了；也许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偶然的因素，事情失败了。遇到这种情况，人们无可奈何，只好“认命”。
在人的生活和事业中，成功与失败是经常发生的，主要取决于“力”还是主要取决于“命”？这是列子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下面就是他所表述出来的主要思想。
1.努力与命运
在列子看来，人的功业与人的努力有密切联系，有些事情，如果没有人的努力就不能成功。但是最后的结果如何，还要看客观的条件，其中包括时机是否成熟、形势是否有利、环境是否允许、所遇是否投机。他把这些条件中的机遇称为命运，并且认为命运是事情成败最终的决定者。在他的天平上，命运要重于努力。请看下面的故事。
力命之辩
努力听人们议论说命运主宰着一切，心中很不服气，于是就去寻找命运辩理。不想在路上碰见了命运，见面后也不客套，径直就问：“命运！我来问你，在人们的事业中你的功劳大还是我的功劳大？”
命运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于是反问道：“努力！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是明摆着的事情，难道还用再说！你对人们的事业有什么功劳呢？怎么可以与我相比！”
努力气愤地说：“人们的长寿还是短命，人们的穷困还是通达，人们的高贵还是低贱，人们的富有还是贫苦，这些都是通过我努力可以达到的。这些功劳你能比得了吗？”
命运笑笑说：“你既然这样说，就请回答我的问题：尧舜是古代两个贤明的帝王，他们要比彭祖智慧得多，可是彭祖活了八百岁，比尧舜的寿命长得多。颜渊是个有名的才子，他的道德要比常人高得多，可是仅只活了十八岁。孔子是个大圣人，他的德行比各路诸侯不知道高出多少倍，却困于陈蔡，屡屡遭难。殷纣王残暴无道，根本无法与微子、箕子和比干相提并论，可是却高居于三人之上，身为君王。季扎是吴国的贤士，却没有爵位；齐桓怀有奸诈之心，却掌了国政。伯夷和叔齐是多么仁义的人呀，竟然饿死在首阳山上；鲁国的季氏与坐怀而不乱的柳下惠相比，一位在地下而一位在天上，可是季氏那样富有而柳氏却如此贫穷。假如说你的努力可以决定这一切，那么，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了？既然如此，就请你说说，为什么要让有智慧的短命而让无智慧的长寿？为什么要让仁义的人贫穷而让无耻的人富有？为什么要让高尚的人失意而让残暴的人位尊？为什么要让善良的人遭难而让凶恶的人享受？”
努力觉得自己负不起这样的责任，于是改口说：“如果这么说，我固然对人的事业没有什么功劳。这种赏恶罚善的混乱局面也不是我的力量造成的。既然不是我的力量造成的，那么一定是你造成的了？”
命运说：“这话就不对了。我既然名为‘命运’，就不存在‘造’的问题。我不过是遇到顺理的事情则推动一下，遇到不顺理的事情则任其自行罢了。所以是好是坏，是成是败，是穷是富，是贵是贱，都是事物自己的命运而已，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世界上的事物这样繁杂，我怎么能够认识它们呢？要说我有什么功劳的话，就是顺着它们，不去干扰它们，让它们按照自己的方向自由变化。”这场辩论以努力的认输和命运的胜利而告终，表明了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事业的成功与失败，还是寿命的长短、遭遇的否泰，究其原因，人为的努力是次要的，自然的命运是主要的。这与列子的基本思想一脉相承。列子的基本思想是顺应万物之自然，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
顺应万物之自然，以无为而达到无不为。这个故事揭示出了认命思想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社会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的丑恶现象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它既不是人们努力造成的，也不是人们的努力所能矫正的。既然如此，对于人来说也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随其自然、认命而已。认识根源在于，世界上的事物是繁杂多样、无穷无尽的，人们很难认识它们和把握它们。既然如此，造就它们、控制它们也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有鉴于此，对待客观事物的最为省力、最为简便的方法就是无为而任其自然。
从如上的角度看问题，列子重命轻力，有其可以理解的一个方面。但他却忽视了另一方面，这就是人是智能动物，不但能认识事物，而且能改造事物。尽管这种能力是有限的，但却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决定事物的前途和命运。比如现代科学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改变着人的生活状况和人的寿命。由此看来，列子认命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西门之荣
北宫子与西门子处在非常相似又非常不同的两个家庭。北宫子对这种现象很是不解，就去请教西门子。见面后他说：“西门先生，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我实在想不通，所以特来请教您。我们两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你事事通达，而我却事事穷困；我们两家同是一个家族，你受人尊敬，而我却受人鄙视；我们的相貌不相上下，你招人喜爱，而我却遭人嫌弃；我们的言语如出一辙，你的被采纳，而我的却遭冷遇；我们的行为一模一样，你受人信任，而我却遭人猜疑；我们的官职一样，你受人仰视，而我却遭人贬斥；我们一起耕作，你发家致富，而我却一贫如洗；我们一起经商，你大得其利，而我却亏本失利。你看看，到现在，我穿的是粗布短衫，吃的是糙米野菜，住的是茅草小棚，外出是两脚步行。而你呢？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鱼虾佳肴，住的是高榭楼台，出门是驷马华盖。在家里，你秽言秽语，没有躲避我的意思；在朝中，你傲里傲气，大有藐视我的气色；访友不与我同去，旅游不与我同行，已有好多年了！是不是你以为你的品德比我高尚呢？”
西门子说：“其中的道理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你做事总受到挫折，我做事总畅达成功。这不就是一人功底深厚、一人功底浅薄的证明吗？可你却口口声声说我们各方面的条件都是一样的，说这话你毫不脸红，你的脸皮也未免太厚了一点吧！”
北宫子听后无言以对，感到很惭愧，很没有意思地往家走去，中途遇到了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看见北宫子垂头丧气的样子，便问道：“北宫先生，这是从哪里回来呀？为什么无精打采，走起路来连头也不抬，像是有什么羞愧之事？”
北宫子将前因后果叙说了一遍。东郭先生说：“你用不着羞愧，这事是西门子没有道理。你领我去找西门子，看我帮你把面子找回来！”
北宫子领东郭先生找到了西门子。东郭先生问：“西门先生，你是怎么羞辱北宫子的，把他弄得无地自容？”
西门子说：“我也没说什么。他说他在各个方面都与我一样，只是得到的荣华富贵与我不一样。我说荣华富贵不一样，就说明先决条件不一样。还说既然先决条件不一样，而你却说一样，这不免脸皮太厚了吧！”
东郭先生说：“你所说的先决条件不一样，无非是说北宫子在才华与品德上不如你。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北宫子在品德上远远高于你，只是在命运上不如你。你之所以通达，不是因为你的品德高尚、才华横溢，而是因为你的命好；北宫子之所以穷困，不是因为他的品德低下、才华不足，而是因为他的命不好。所以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自己的命运好而骄傲，那是不懂其中的道理；北宫子也没有什么可以羞愧的，因为自己的命运不好而羞愧，也是不懂其中的道理。”
西门子赶忙说：“先生不要再说了，我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这样说了。”
北宫子回到家后很高兴，穿上他的粗布短衫，像是穿上狐皮一样温暖；吃他的糙米野菜，像是在吃佳肴一样香甜；住在他的草棚之下，像是住进大厦一样安适；乘上他的柴草牛车，像是乘上华盖一样傲气。一辈子逍遥自在，再也不知道荣辱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他人身上。
东郭先生闻知后高兴地说：“北宫子的愚昧是很久的了，可是听了我的一句话便醒悟了，可见醒悟是很容易的。”品德与才华是人为的，可以由人的努力来改变；命运是天然的，人的努力无能为力。西门子认为北宫子做事不成的原因在于人的努力不够，东郭先生认为北宫子做事不成的原因在于命运不佳。最后的结局是东郭先生说服了西门子，而且启发了北宫子。反映出的仍是命运重于努力的思想。
与“力命之辩”相比，这个故事又多加了一层描述，亦即“认命”的态度。北宫子在东郭先生的启发下，抛弃了自己才德不济的观念，相信一切由命所定。既然一切由命所定，人的努力也就无用了。不仅人的努力无用，而且人的好恶也无用。既然如此，与其每天怨命，不如认命、顺命。认命、顺命，就是不分贫富、贵贱、荣辱、是非，既来之则安之。这样才能无忧无虑，自由安心。这就是北宫子得出的结论。列子认为这才是真正体悟了大道，所以通过东郭先生之口，对北宫子的体悟给予了肯定。
季梁赏医
杨朱的朋友季梁得了病，七天之后，病情越来越重，他的儿子很着急，要去请医生。季梁听后很生气，找来杨朱说：“我的儿子真是不肖子孙，愚蠢到这个程度，我病就病了，重就重了，可他非要去请医生。你替我唱一支歌给他听好不好？”
于是杨朱便放开嗓子唱了起来。他唱道：“天尚不晓病由何处来，人岂能知病到何处去？人生之福上天不赐予，人死之祸人不能自觅。我呀你呀，不知其所以！医呀，巫呀，谁为通消息？”
歌唱完了，季梁的儿子根本听不懂其中的道理，还是去请了医生来，而且一下请了三个：一位是矫氏，一位是俞氏，一位是卢氏。
既然请来了，就让他们诊治一下吧。
矫氏诊脉之后说：“你这个病呀，属于冷热失调、虚实失度之症。是由饥饱不均、色欲过度、思虑太甚、精神烦乱引起的，不是鬼神造成的。虽然病得时间长了一些，但是还有法治。”
季梁听后说：“这是一个庸医，快快给我打发走！”
俞氏诊完脉后说：“你这个人呀，在没生下来的时候胎气就不足，生下来后吃奶又吃得过多了，病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引起的，而是长期积累而成的，到现在才治已经太晚了，无法治了！”
季梁听后说：“这是一位良医，快请吃饭！”
卢氏诊完脉后说：“你这个病呀，不是上天造成的，不是人为造成的，也不是鬼神造成的，它是在你禀受自然、构成人形的时候就形成的，既没有控制它的东西，也没有知道它的东西，打针吃药对它是根本不起作用的！”
季梁听后说：“这真是神医呀，快快赏给他重金！”
季梁的病没有治，过了一段时间自己好了。儿子请来了三个医生，季梁分别给了评价。之所以说第一个是庸医，是因为他说病是人为造成的，而且说人的医术可以治疗。之所以说第二个是良医，是因为他说病是先天自然造成的，人的医术无法医治；之所以不说他是神医，是因为他还没有完全否定后天的人为因素，说后天吃奶过多也是原因之一。之所以说第三个是神医，是因为他说病是先天造成的，而且完全否认后天人为的因素，认为人为的吃药打针根本不起作用。这种评价反映出来的观点与杨朱唱的歌是一个意思，这就是：得病与不得病、病愈与病不愈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人们既无法得知，也无法医治；得病不是人为造成的，去病也不是人为可行的。正是出于这种观点，所以季梁反对儿子请医生。也正是出于这种观点，在列子编的这个故事中，季梁的病没有治却自己自然而然地好了。这种不知原因自然产生与自然消失的现象，列子称之为“命”。
这个故事的主旨是说，人的疾病、人的生命不由人定，而由命定。对于这一思想，列子专门做了说明，这反映在“天福天罚”中。
天福天罚
季梁的病不治而好了，他的儿子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去请教杨朱。杨朱给他讲了一套大道理。说：“人在应当活着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活着，这是天赐予的福气；人在应当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死了，也是天赐予的福气。人在应当活着的时候却死了，这是天给予的惩罚；人在应当死的时候却活着，也是天给予的惩罚。人在既可以活着又可以死去的时候，活着的是有的，死了的也是有的；人在不可以活着又不可以死的时候，死了的是有的，活着的也是有的。然而活着的还活着，死了的已经死了，这一切都不是你我可以主宰的，也不是任何人、任何物可以主宰的，全是命运的结果。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些都不是人的智力所能控制的。所以古人有这样的说法：朦朦胧胧、无边无际，天沿着运行的轨道自然而然地在那里交会；混混茫茫，无分无界，天沿着运行的轨道自然而然地在那里运行。天地不能违背这个轨道，圣智不能干扰这个轨道，鬼魅不能欺骗这个轨道。所谓自然而然，就是默默地在那里成就事物，使一切事物都平静、安宁，迎接自己的未来，送走自己的过去。”
所谓自然而然，就是默默地在那里成就事物，使一切事物都平静、安宁，迎接自己的未来，送走自己的过去。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什么叫“命运”。故事中的杨朱认为，命运就是天给予的奖赏或惩罚。而所谓“天”，不是指的天神，也不是指的某种有意识的力量，而是指的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就是不受任何外力干扰，事物自身的存在和运动。所以，所谓天的奖赏和惩罚，也就是事物自身自然存在、自然运动所呈现出来的两种结果，即和谐的结果和险恶的结果。
由此可见，所谓命定，也就是事物自己决定自己。
2.顺势与任命
虽然列子将事物成败的最后决定者归之于命运，把命运归之于事物自身的自然而然，但是并不认为凡是事物自身的自然而然都叫做命运。在他看来，所谓“命运”仅只是事物自身自然而然运动的一种状况。他把事物自身的自然而然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带有必然性，显示出来的是事物运动的轨道和法则。这个部分，相对来说被人认识和掌握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它表现为一种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的必然趋势，所以列子称之为“势”。另一部分带有偶然性，显示出来的是事物的偶遇和随机变化。这个部分，相对来说被人认识和掌握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它出现于人们的预料之外，人们很难控制它，所以给了它一个无可奈何的名字，这就是“命”。也就是说，列子所说的“命”，指的是事物自然变化中那部分偶然出现的、人们不知所以然的状况。
列子所说的“命”，指的是事物自然变化中那部分偶然出现的、人们不知所以然的状况。
管鲍之交
管子与鲍叔牙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二人都在齐国做事。管子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齐国当时有许多公子，得宠的人很多，有的是娘娘生的，有的是妃子生的，乱七八糟，酝酿着一场内乱。因为害怕乱中遭害，所以管子与召忽二人陪伴公子纠投奔了鲁国，鲍叔牙陪公子小白投奔了莒国。
后来齐国的公孙无知作乱，齐国没有了国君，公子纠与小白争相回国，想主齐政，为此战于莒国。管子为主而战，一箭射中了小白的带钩，险些要了小白的命。最后小白做了齐国的国君，号称齐桓公。齐桓公胁迫鲁国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主自杀，管子没死，被鲁国囚禁了起来，听从齐国的发落。
在管子生死攸关的时候，鲍叔牙来见桓公，说：“管子是一个人才，可以帮助君王治理好国家。”
桓公说：“他是我的仇人，我想把他杀了。”
鲍叔牙说：“我听说，贤明的君王是不记私仇的。况且他既然能为他的主人效力，也就能为他的君王尽忠。想要称霸诸侯，非得有管子辅佐不可，我劝君王一定要舍弃个人的恩怨，赦免了他。”桓公听从了鲍叔牙的劝告，派人去接管子。
管子从鲁国回来的时候，鲍叔牙亲自到郊外迎接，桓公用隆重的仪式欢迎，赐给他高于高氏、国氏的职位，让他执掌国政，尊他为仲父。鲍叔牙甘居其下，听他之命。后来在管子的辅佐下，桓公果然成了霸主。
功成之后，管子深有感触地说：“天下知我的人只有鲍叔呀！少年的时候我很贫穷，曾与鲍叔合伙做生意，分利的时候总是给自己多留一些，鲍叔并不以为我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穷呀！我曾与鲍叔一起合计做事，遭到了失败，鲍叔并不以为我愚笨。因为他知道这是时机不成熟的原因呀！我曾在三个国家做过官，三次都被国君赶出了国门，鲍叔并不以为我无能。因为他知道这是没有遇到明君的原因呀！我曾上过三次战场，每次都未败先逃，鲍叔并不以为我胆怯。因为他知道我家有待我奉养的老母呀！公子纠败了，召忽为主捐躯，而我却没有死，被囚受辱，鲍叔并不以为我无耻。因为他知道我不羞于小节而耻于不建大功呀！生我的人是父母，知我的人是鲍叔呀！”
多少年后，管子得了病，桓公前来探视，坐在他的病床前说：“仲父这次的病可是不轻啊！病成这样，有些话也就不用避讳了。万一你一病不起，寡人可把国政交给谁呢？”
管子说：“您想交给谁呢？”
桓公说：“我看只能交给鲍叔牙了。”
管子说：“我看不行。鲍叔牙为人过分清廉，过分正直。而且拿他的为人标准衡量人，凡是不合乎他的标准的，都认作过错，能在心里记一辈子。让他理国，对上要挑君王之过，对下要挑群臣之错。这样一来，对上必逆君心，对下必逆民心，这样怎能长久？”
桓公说：“依你之见，谁可以呢？”
管子说：“如果实在没有人的话，只好用隰朋。隰朋这个人呀，处人之上，不以为高；处人之下，服人指教；对待自己，自愧不如黄帝圣明；对待下属，体谅能力不如己处。常言说得好，将自己的品德传给他人的是圣人，将自己的财富分给他人的是贤人，在他人面前显示贤能的不得人心，在他人面前以德待人的不失人心。隰朋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在国内他不挑剔别人的错误，在家里他不挑剔他人的毛病。如果实在没有人的话，只好用隰朋。”
这就是有关管子与鲍叔牙互为知己的故事。
有人说，从这里可以看出鲍叔牙多么善于举贤，桓公多么善于用才。而实际上并不是鲍叔牙善于举贤，桓公善于用才，而是形势决定鲍叔牙不得不举贤，桓公不得不用才。因为鲍叔牙不举贤就不能起到他辅佐桓公的作用，而桓公不用才就不能达到他称霸诸侯的目的。
有人说，鲍叔牙待管子如此厚爱，而管子待鲍叔牙却如此刻薄；隰朋对管子无甚恩惠，而管子待隰朋却如此厚爱。这个管子也太不近人情了。实际上不是不近人情，是形势决定不能近人情。如果管子推荐鲍叔牙执政，从眼下看来，好像是厚待了鲍叔牙，而日后鲍叔牙上逆于君、下逆于民，身遭大祸，那不正是薄待了鲍叔牙吗？如果不荐鲍叔牙执政，眼下好似薄待了鲍叔牙，可是免了鲍叔牙上得罪于君、下有悖于民的罪过，使君得其乐，使民得其安，使鲍氏得以享尽天年，这不正是厚待鲍叔牙吗？所以不是管子不愿意厚待鲍叔牙，而是形势决定不能厚待鲍叔牙。厚待薄待，这不能由个人呀！
认为人做什么与不做什么，不是个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而是客观事物自身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个故事主要是在讲势。认为人做什么与不做什么，不是个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而是客观事物自身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在这种客观因素中有一种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以个人的好恶而改变，认识了它，顺着它去行事，就能带来好的结果；不认识它，不顺着它行事，就要带来坏的结果。列子将这种人意不能违背的趋势称为“势”。鲍叔牙认识了称霸诸侯必用管子的势，推荐了管子，所以成功了；桓公认识了称霸诸侯必听鲍叔牙之言的势，重用了管子，所以成功了；管子认识了维护齐国霸主地位、保持鲍叔牙安稳生活必不能让鲍叔牙执政的势，所以推荐了隰朋，而不推荐鲍叔牙。
子产诛邓
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个大论辩家，名叫邓析。邓析有一套诡辩术，可以将一件事情说得有道理，又可以将同件事情说得没道理，可以将是说成非，也可以将非说成是。人称“两可之说”。当时他制订了一套法律条文，名为“竹刑”，执政的子产采用了。
令子产感到棘手的是，邓析的两可之说使法律难以正常执行，因为这种是非皆可的辩术使黑白难辨、是非难分，完全凭邓析的好恶和一张嘴，谁给他的好处多，他就为谁辩护，搞得政令难行，民心不定。子产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抓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把他杀了。由此“竹刑”得以正常执行。
有人说子产滥杀无辜，实际上子产并不是有意要杀邓析，而是形势所迫，不杀不行。因为不杀他就无法治国。
有人说，邓析有意捣乱，破坏安定，罪有应得。实际上邓析并不是有意捣乱，而是形势所迫，不辩不行。因为不辩就没有他自己的地位，就显不出他自己的才华，就没有他的生活来源。这个故事也是在讲势，认为人的行为是形势决定的，不是由个人的好恶决定的。
“势”与“命”是什么关系？下面的故事将要讲到。
谁知其故
杨布与他的哥哥杨朱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同异问题。
杨布问：“有这样的两个人，从年龄、言语、才能、相貌上看，都像兄弟一样接近，可是一个寿命很长而一个寿命很短，一个地位很高而一个地位很低，一个名誉很好而一个名誉很坏，一个喜欢接近善人而一个喜欢接近恶人，像父子两代人一样相距很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一直很迷惑。”
杨朱说：“古人曾经谈到这个问题，我听说过，现在转告给你：不知所以然而然，这就叫做‘命’。现在我们昏昏昧昧，只见世界上的事物纷繁杂乱，一会儿是这个样子，一会儿是那个样子，今天这个东西出现了，明天那个东西消失了，谁能知道它们来来去去的原因呢？这些都是命啊！你说的这种现象就是这样：年龄、言语、才能、相貌一样，而寿夭、贵贱、地位、好恶却不一样。你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谁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是命。命就是如此，人们弄不清其中的原因，也不用追究其中的原因。命就是如此！”在这里，杨朱给“命”下了一个定义，这就是“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就是说，凡是人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而事物自然成了这个样子，那就是命。
“命”体现出的是偶然性，人们难以认识，难以遵行，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不知所以然”。从这个定义来看，“命”与“势”既有一定联系，也有一定区别。它们的联系是，都属于客观事物自身的变化状况，都属于事物的自然而然。它们的区别是：“势”体现出的是事物的必然性，人们可能认识，可以遵行，正如上面的故事所说的那样，鲍叔牙认识了，桓公遵行了，所以齐国成了诸侯霸主；“命”体现出的是偶然性，人们难以认识，难以遵行，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不知所以然”。两者的区别也反映出了各自的特点：“势”虽然是客观事物的自然而然，但是由于它具有必然性及可知性，所以可以转化为人的主动性，也就是说，人在认识了它之后，可以主动地顺应它。而“命”则不可。它是客观事物的自然而然，由于它是偶然的，难以认识的，所以人们难以主动地顺应它，只能处在被动的、无可奈何的地位，听任它的变化。
除了上述故事，列子还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农民要赶着季节下种，商人要有利可得才行，工匠追求技艺的高超，官员追求职位的升高。这些都是事物的趋势所迫造成的，都是势的体现。然而，趋势是否能够畅行无阻，则会受到种种偶然因素的制约。比如，农民有时会遇到旱，有时会遇到涝；商人有时会遇到得，有时会遇到失；工匠有时会遇到成，有时会遇到败；官员有时会遇到升，有时会遇到降。这些都是偶然的机遇造成的，都是命的体现。
将上述内容概括一下，“势”与“命”的主要区别有两点：前者是必然的，后者是偶然的；前者是可知的，后者是不可知的。
3.安时又顺命
既来之则安之，万物自然，自己也自然，最后的结果是与万物水乳交融，合为一体。在列子看来，事物发展变化的最后决定者是命，而命又是人的能力无法控制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认命、顺命。认命、顺命，不祈求用人的努力改变命运，这样，客观世界对自己来说也就不存在什么好坏、善恶的问题了。既来之则安之，万物自然，自己也自然，最后的结果是与万物水乳交融，合为一体。这种境界在“西门之荣”的最后一段已有描述，即北宫子懂得一切皆命的道理后，吃野菜、住草棚，都感到非常安适、愉快。因为在列子看来，只要认命、顺命，也就无所谓穷，无所谓苦了，一切都能适应。下面的几个故事进一步讲这样的道理。
不如任己
杨朱说不知道寿夭、贫富、贵贱、荣辱的原因，也用不着追究其中的原因，这都是命。杨布听后觉得很茫然，于是又问：“既不知道原因，又用不着追究原因，那我们遇到命该怎么办呢？”
杨朱说：“生命不是珍惜就能保住的，身体不是爱护就能健康的；生命不是轻视就能丢弃的，身体不是糟蹋就能损坏的。有时候，你珍惜它而不能活下去，轻视它而不能寻到死；爱护它而对健康无益，糟蹋它而对健康无损。从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与人的意愿相反，实际上并不是相反，而是人的意愿与生命和身体的自然而然偶然相背而已。有时候你珍惜它果然活得长久，轻视它果然中途夭折；爱护它果然健壮康宁，糟蹋它果然疾病缠身。从表面看来，这好像是与人的意愿相顺，实际上这并不是相顺，而是人的意愿与生命和身体的自然而然偶然相合而已。生命的得失和身体的好坏是自然而然的，不以人的意愿而改变。正因为如此，所以鬻熊教导文王说：‘一个东西是长的，那是自然长长的，不是它本来短而自己增长了；一个东西是短的，那是自然长短的，不是它本来长而自己截短的。个人的计算有什么用呢？’老子也这样教导关尹说：‘上天厌恶什么，谁能摸得清楚呢？’这都是说，迎合天意。揣测利害，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倒不如由它自己去吧！”这个故事主要是讲人在命运面前应该采取的态度。列子认为，人无法改变命运，想要改变也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它去。
至人若死
“人都有自己的感觉，都有自己的主意，都有自己的行动，怎么才能做到由它去呢？”杨布还在问。
杨朱继续说：“要做到由它去，就不要管它是寿是夭，是是是非，是顺是逆，是安是危。既然什么都不去管它，遇到什么就是什么，那就无所谓忧也无所谓乐，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无所谓就也无所谓避，无所谓损也无所谓益了。静止下来就像死人，运动起来就像机械；不知道自己是静止着，也不知道自己是运动着；不因为有人在观看自己而改变面貌，也不因为没有人观看自己而不变面貌；像旁边没有任何东西一样，独来独往，什么东西也没有妨碍，与天下万物融为一体。达到这个程度，也就达到了由命的境界，也就达到了至人的境界。所谓至人，就是非常高超的人。”在这个故事中，列子将认命与《大道篇》中万物归一、顺随自然的思想融汇在了一起，认为客观世界中的偶然事件是难以预见的，而站在宇宙总体的角度考虑问题，也用不着去预见，因为说到根本上，万物都是一样的。懂得万物一样的道理，就用不着管他结果如何了，只要自己像枯木死灰一样，对周围一切无知无觉，顺水而流，也就可以了。
这里需要辨明的一点是，在列子的观念中，事物究竟是否可以完全认知？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智愚篇》“亢仓之知”的故事中曾说，无论是天地之外，还是宇宙之内，哪怕细如毫芒、微如针尖，“只要它干扰了我，我就能得知”，而在本篇中又说偶然的东西难以预知。二者岂不矛盾？
在列子的思想中，这不仅不矛盾，而且恰恰说的是一种境界的两个方面。
体悟不是对事物的具体认知，而是朦胧的感应。前面说的可以得知，并不是说用耳目视听可以得知具体事物，而是说用全部身心可以体悟整个宇宙。体悟不是对事物的具体认知，而是朦胧的感应。正因为如此，所以最后的结论是消除人的主观作为，随从外物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顺其自然。这是从正面谈对事物的感应，从侧面谈耳目功能的局限。
后面说的对偶然事情不能预知，说的正是对偶然事情不能用耳目视听。正因为不能用耳目视听，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放弃耳目认知而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也就是朦胧感应。这是从正面谈耳目功能的局限，从侧面谈对事物的感应。也正因为前后两者是一致的，所以最后的归结点都是顺其自然。
友不相交
木立、勤摇、迟缓、急躁是四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都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可是相处了许多许多年，相互之间谁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智能，他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各自都以为自己的智慧很深奥。
逢迎、愚直、呆滞、恭顺是四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都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可是相处了许多许多年，相互之间谁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技巧，他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各自都以为自己的技巧很高明。
冷漠、情露、木讷、诡辩是四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都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可是相处了许多许多年，相互之间谁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情趣，他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各自都以为自己的才能很出众。
腼腆、推诿、勇敢、怯疑是四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都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可是相处了许多许多年，相互之间谁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毛病，他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各自都以为自己的行为很得体。
随和、自专、乘势、独立是四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都感到心情特别舒畅，可是相处了许多许多年，相互之间谁都不知道其他人的性格，他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各自都以为自己的举止很适时。
这么多的人，各有各的形态，各有各的相貌，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才能，很不相同，却能聚在一起，成为朋友，那是因为他们都在顺应自己的命。这个故事谈到了五组朋友，每组四人，共是二十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代表了他们各自的特征：
木立，呆立无知的样子；勤摇，摇动不停的样子；迟缓，行动不敏的样子；急躁，性情不稳的样子。
逢迎，阿谀献媚的样子；愚直，耿直不曲的样子；呆滞，反应不捷的样子；恭顺，恭敬顺从的样子。
冷漠，冷淡无情的样子；情露，热情洋溢的样子；木讷，言语不畅的样子；诡辩，口齿伶俐的样子。
腼腆，见人含羞的样子；推诿，责任旁推的样子；勇敢，胆大无畏的样子；怯疑，胆怯疑虑的样子。
随和，顺随人意的样子；自专，个人专断的样子；乘势，借助外力的样子；独立，无依无靠的样子。
二十个人二十种特征，可是却能四四为伍，亲密相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各随自性，各顺自命，互不妨碍。正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只知道自己的特长而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既不知道，也不过问，更不干涉，只管自己按照自己的特征自然动止。这就是顺其自然，这就是任命。各自都顺其自然而行，各自都认命，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这就是不同中的相同，这就是他们融为一体、共同组成一个统一世界的基础。
既不知道，也不过问，更不干涉，只管自己按照自己的特征自然动止。这就是顺其自然，这就是任命。这个故事的基本含义就是如此。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认命即是归万为一，顺其自然。
知命安时
一件事情眼看就要成功了，可是却失败了。这叫做好像是成功了。之所以说它好像是成功了，是因为它本来并没有成功。
一件事情眼看就要失败了，可是却成功了。这叫做好像是失败了。之所以说它好像是失败了，是因为它本来并没有失败。
人们生活在世上，之所以对一些事情迷惑不解，原因在于“好像”在里面作怪。这个“好像”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如果有谁能在“好像”面前清醒不迷，那就不会在外来的灾祸面前害怕，也就不会在内在的福气面前喜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运动，随着时间的停止而停止，这是智力所不能达到的。这就是随命而行。
信命人不分你我彼此，都采取顺应随从的态度。与其划分你我彼此，对自己用一种心思，对人用一种心思，不如掩上耳目，背对山坡、面临城下也不跌落。
因此说，是死是生都是自己命运的展现；是富是穷都是自己时机的展现。埋怨夭折的人，是不懂得命运；埋怨贫穷的人，是不懂得时机。遇到死时不害怕，遇到贫穷不哀伤，才可称得上知命安时。
让那些多智多能的人来合计一件事情的利害，推断一个事物的虚实，揣度一个人的心情，正确的占一半，错误的占一半。那些少智少能的人不合计事情的利害，不推断事物的虚实，不揣度人的心情，行为的结果也是正确的占一半，错误的占一半。合计不合计，推断不推断，揣度不揣度，有何区别？
只有达到不合计而又无所不合计，不推断而又无所不推断，不揣度而又无所不揣度，才能包容周全而无所遗漏。实际上，既然知命安时，也就不知道是不是周全、是不是不周全了。周全是自然而然周全，不周全是自然而然不周全，如此而已。这段议论是对认命观点的理论阐述。
在列子看来，人们对事物的判断都是不真实的。看见一件事情成功了，仅仅是好像成功了，而实际上并没有成功；看见一件事情失败了，仅仅是好像失败了，而实际上并没有失败。之所以说它是好像，是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事物自身自然而然的变现形式，无所谓成功，也无所谓失败。从事物自然而然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变成这样或变成那样，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它自身而已。这是列子要说的第一点。把它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事物都是一样的，用不着追求。
在列子看来，表面上事情好像有成有败，而是成是败，其结果是人所难以预测的。不管是智能高的人还是智能低的人，不管是测还是不测，事情的结果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许成，或许败，人对事情的认识也不外乎两种，或许对，或许错。成败、对错都是自然而然、各占一半，不是人智所能得知、所能改变的。这是列子要说的第二点。把它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事情总是那样的，追求也无用。
成败、对错都是自然而然、各占一半，不是人智所能得知、所能改变的。既然事物都是一样的，用不着追求，追求也无用，那么唯一的出路就是承认“一样”，跳出好像成功、好像失败的迷网，舍弃人为的努力，将自己融于天地万物之中，顺其自然。这就是知命，这就是安时。在这段议论中涉及两个需要指出的问题：一个是“时”的问题；一个是对错各占一半的问题。
列子提出：是死是生，都是自己命运的展现；是富是穷，都是自己时机的展现。埋怨夭折的人，是不懂得命运；埋怨贫穷的人，是不懂得时机。这里谈到的“时机”就是所谓的“时”。在列子的学说里，“时”与“势”是对应的两个概念。“势”展现的是事物在一段时间内将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必然趋向；“时”展现的是事物在一瞬之间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的偶然遭遇。所以，“时”和“命”是同义词，都是指人们难以预测的、事物自身偶然出现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子将“命运”和“时机”前后并举。
列子说，多智多能的人合计、推断、揣度，少智少能的人不合计、不推断、不揣度，行为的结果都是正确的和错误的各占一半。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不是正确就是错误。这是从质上说的，不存在量的关系。一层是说，正确的比例占一半，错误的比例占一半。这是从量上说的。从质上说易于理解，从量上说不易理解。实际上，从量上说各占一半是有根据的，在一种事情只有对错两种可能的情况下，如果这种事情重复出现千万次，那么它的结果，对的与错的相比，大体上会是一半比一半。比如将一个硬币向上抛，让它自由落地，抛上千万次，落地的结果，正面向上与反面向上的次数大体是各占一半，这就是概率。列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的论点，可以说是相当惊人的。
4.机遇与努力
认为人的寿夭、贫富、贵贱、祸福是命中注定的，人智很难预知也无法改变，这种观点学术界称之为命定论。
命定论在中国古代很流行，但对命的解释却不一致，有时还截然相反。从大的方面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神意说，一类是自然说。神意说认为，人的命运是神意的体现，或者说是一种神秘意志的体现。自然说认为，人的命运是自然界某种因素的体现，或者说是自然界某种力量的体现。
在自然说中，又有两种理解：一种把由自然因素或自然力量造成的、人们只能这样而不能那样的必然趋势称之为命；一种把由自然因素或自然力量造成的、人们生活中意外的偶然遭遇称之为命。列子所说的命，正是自然说中第二种。
科学一点说，世上无命。因为所谓“命”，不管做什么样的理解，都带着一种神秘莫测、人力无奈的色彩。而人的寿夭、贫富、贵贱、祸福等都是人的努力、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虽然人的智能不可能完全预见它们，但是却不是根本不能预见它们；人的努力不可能单独决定它们，但是却不是绝对不能影响它们。比如一个人很穷，当他找到致富的方法之后，人们就可以知道他将要富起来了；一个人身体不好，通过锻炼就很可能转为健康而避免早亡。所以说，绝对不能认知、绝对不可改变的所谓“命”是不存在的。
绝对不能认知、绝对不可改变的所谓“命”是不存在的。由于客观世界是复杂的，人的眼界和智能在一定时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左右一件事情的所有因素都考虑到，即使考虑到了也不可能完全主宰。所以，没有预料到的、无力把握的偶然情况是存在的。列子将它称为“命”，有时也把它称为“时”。前种称呼带有神秘的色彩，后种称呼更多一些自然色彩，近似于我们经常说的“时机”和“机遇”。
客观一点说，时机或机遇在人的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的。与人的努力相比较，可以说它的重要性占着一半。
人生在世，事业是否有成？生活是否幸福？基本上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个人是否勤奋，二是有无客观环境。如果个人不勤奋，就不会掌握学识、技术和立身于社会的种种本领；没有本领，在社会需要、时机到来时，自己就难以胜任，难以入选，难以进入自己想要进入的领域。反过来说，如果个人勤奋，练就了一身本领，社会没有为自己提供机遇，也难实现自己的宏愿。立足于此，如果非要用“命运”一词来表述人生历程的话，可以说，命运是个人勤奋力度与机遇频率合成的一条生活曲线。
命运是个人勤奋力度与机遇频率合成的一条生活曲线。从这样的观点看问题，列子关于努力与命运的观点失于偏颇。他过分强调偶然机遇对人生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人为的努力。
从学术的视角评析列子的观点，应该弄清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列子讲命运，不是从神意的角度讲的，而是从客观环境的角度讲的，与宗教迷信有着根本的区别。
其二，列子讲命运，不是讲人生历程的必然性，而是讲人生机遇的偶然性。因此，他说命运难测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其三，列子讲命运，归结点是“顺其自然”。而“顺其自然”在道家那里不是被动的行为，而是一种与天地万物和谐一体的精神境界，有在总体上体验到宇宙脉搏而随风起舞的意味。因此，他所说的认命、顺命，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被动性，却具有潜意识状态下的主动性。在《大道篇》中有在险水恶浪中自由游泳的故事，在《巧术篇》中有伸手捉蝉犹如拾物的故事，都讲的是这种境界和状态。而这种境界和状态又是要经过耐久的磨炼才能达到的，所以列子把达到这种境界和状态的人称为圣人。由此看来，列子讲命与他整个思想体系是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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