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思而后行
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之一,在于有思维,能谋划。一般说来,人在行动之前都要先想一想,明确了自己的行为目的及实施方法后才行动,所以他们的成功率比一般动物要高得多。遇到一些重大的事情,思谋对人来说那就更为必要了,有的时候甚至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列子讲了几个这样的故事。
人在行动之前都要先想一想,明确了自己的行为目的及实施方法后才行动。
飞卫授艺
中国古时候有一个精于射艺的人,名为甘蝇。只要他一张弓,远处的猛兽就会趴下,空中的飞鸟就会落下,所以很多人不远千里投在他的名下学艺。其中一位学生学艺最精,甚至超过了老师,这就是飞卫。
飞卫不但学得一手射箭的技艺,而且为人精明,凡事都要动脑想一想,想得周全了才肯行动。
飞卫收了一个徒弟,名叫纪昌,学习很用心,飞卫也想把自己的技艺全部传给他。飞卫让纪昌先学不眨眼,说只有练得能不眨眼了,才谈得上学射艺。
纪昌按照飞卫的要求,回到家中躺在妻子的织布机下,两眼盯着左右穿行的飞梭,练不眨眼的功夫。两年过去了,即使锥子触到了他的眼睫毛,他的眼睛也不眨一下。
纪昌来向飞卫报告,说不眨眼的工夫练成了。飞卫又让他练视物,说是必须练到视小物为大物、视细物为粗物的程度才能学射艺。
纪昌按照飞卫的要求练了起来。他用一根细丝吊了一个虱子在窗子上,每天盯着它看。十天过去了,在纪昌的眼中,那虱子的个头开始大了起来。三年过去了,看上去那虱子大如车轮。这时候再去看其他东西,一个个犹如小山一般。纪昌用一根牛角丝做了一张小弓,用一根细针做了一支小箭,离那虱子五十步,张弓射箭。针尖穿透了虱子的心,但那悬挂虱子的细丝却纹丝未动。
纪昌来向飞卫报告,说已能箭贯虱心。飞卫听后跳了起来,用手摸着胸脯说:“你已经学到家了。”
纪昌将飞卫的技艺全部学到手后,心里想:“现在天下射术能与我相比的也只有飞卫一人了,要是把飞卫杀了,我不就是天下第一了吗?”于是他就想法子要谋害飞卫。
一天纪昌在路上遇到了飞卫,乘其不备,突发一箭,射向飞卫。不想飞卫早有防备,也发一箭,将纪昌的箭拦截在了中途。两支箭落在地上,竟然没有荡起一丝尘土。纪昌见一箭不行,又连连发射,箭箭都被飞卫的箭挡住了。当纪昌剩下最后一支箭的时候,飞卫的箭用尽了。眼看纪昌的箭射到了,飞卫不慌不忙,将路边的一个棘尖射了出去,挡住了纪昌的箭。事到如今,二人的武艺难分高下,所以都将自己手中的弓扔在地下,相对而跪,结为父子,发誓绝不再将射技传给他人。这个故事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方面是说,飞卫与纪昌的技艺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以至于两箭落地连一点尘土都荡不起来,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在于刻苦学习、认真训练,正像纪昌观虱一样,一观就是三年。另一方面是说,飞卫之所以能免于一死,除了他的技艺可与纪昌匹敌外,更受益于他的精心。当他听说纪昌的技艺学到家时,就预感到了自己的危险,所以吓得跳了起来;之后见到纪昌便存戒心,所以纪昌向他放暗箭时,他能及时反应,免于祸事。这就是思谋的效用。
列子拒粟
列子在郑国居住的时候很贫穷。有一位养客对郑国的国相子阳说:“列子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名士。名士住在先生管辖的国家竟然这样穷,您不怕人们说先生不爱贤士吗?”
子阳觉得此话有理,就派官员专程给列子送去了几袋粟米。列子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使者,但却拒收送来的粟米。
使者走后,列子的妻子抱怨说:“我听说,做贤士的妻子享受安乐,可做你的妻子不但不能享受安乐,而且连饭都吃不上,饿得面黄肌瘦。现在国相自己感到内疚,送来了粟米,你还打肿脸充胖子,拒不接受,看来我们受穷挨饿是命中注定的了!”
列子笑笑说:“不是我自作清高,而是因为不能接受呀!你就不想一想:国相怎么会给我送粟米呢?是因为他听信了别人的话。今天他听信了别人的话,说我是贤士,给我送来了粟米,我接受了。那么明天他听信了别人的话,说我是盗贼,要杀我,按同样的道理,我不是也得接受吗?我不能接受,不只是不能接受粟米,同样也不能接受处罚。
要有依据就不能只听人言,而要证之以实;行事要遵道理就不能只凭感受,而要谋之以心。因为这样的赏、罚都是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赏、罚是为政之大忌。”
没过多久,百姓因子阳执政问题而作乱,郑君因此而杀子阳。列子因拒粟免于牵连。这个故事告诫人们两点:其一是办事要有根据;其二是行事要遵道理。要有依据就不能只听人言,而要证之以实;行事要遵道理就不能只凭感受,而要谋之以心。
子阳仅凭养客的一人之言,没有进行任何实际考察,就信以为真,赐人以粟。这种没有根据的行为,即使一事没出错,也难免他事会出错。因为它在理事方法上是盲目的。依照这种方法行事,不发生错误是偶然的,发生错误是必然的。所以子阳的结局是必然的。
拒粟和拒罚,就行为结果来看,一害一利,二者相背,但是道理却是一样的。列子拒粟,不是从结果的利害关系出发的,而是从事情的道理出发的。根据同样的道理,他从眼前的拒利看到了将来的避害,从眼前的受利看到了将来的受害。可见列子思虑之深,谋划之远。如果抛开深谋远虑,只去解决眼下的饥肚疾肠,故事中的列子大概就会用几袋粟米卖掉自己的性命。
贤者慎出
杨朱教导他的弟子说:“施惠于他人,往往自己会得到实际的利益;为害于他人,往往自己会得到最后的恶果。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人都是有情感的。从你这里发出情感,到别人那里就会响应。这个响应再反射回来,利害的结果都会由作为起因的人来承受。因此,贤者在行事之前都要慎重考虑自己行为的结果,不轻易采取行动。”
过了一段时间杨朱又教导弟子说:“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得到名誉,可是名誉伴随着做好事自然而然地就来了。名誉与财富并没有必然联系,而一旦有了名誉,财富紧跟着就会增长。财富与争吵没有因果关系,而一旦有了财富,争吵伴随着就会发生。所以君子做好事也要三思而后行。”
同样一件事情,产生的背景不同,周围的环境不同,与事人员的素质不同,它的结果就可能不同。这个故事的第一段是告诫人们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因为做好事有好报应,做坏事有坏报应。第二段又告诫人们做好事也要三思而后行,要有得到坏报的思想准备。因为好事会转化为坏事。
从表面来看,这样的教导会使人无所适从,而实际上却包含着客观真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同样一件事情,产生的背景不同,周围的环境不同,与事人员的素质不同,它的结果就可能不同。比如,你同情一个受难的人,把他领到家中,接济他衣服,供给他饮食。如果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会感谢你。假如他是一个恶人,他会偷你的,抢你的。正因为客观事物如此复杂,所以所谓三思后行不是空洞的,要想避免恶果,在自己做好事时,就须有个周全的考虑,不但要考虑到自己的做事动机,还要考虑到周围的环境、自身的能力、行为结果的多种可能性。虽说多谋并不是万能的,但一般说来,思考要比不思考强,周全的分析要比不周全的分析成功率高。
2.谋事与成事
在列子看来,思谋虽说很重要,但却不是万能的。之所以这么说,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思谋受到各方面的因素制约,很难达到事事周全;另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思谋需要遵循一定的思路,而客观上却存在着很多思路之外的事物,人们难以预料。所以,人只能是尽自己的智力而已。智力已尽,能否达到预期目的,那就要看客观情况了。中国古代把这种情况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下面的几个故事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孟氏效施
鲁国有一姓施的人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好文,遇事善究其理,行止善究其宜,很有学问;二儿子好兵,博览兵书,精研谋略,很有将才。大儿子用他的学问从事于齐国,齐侯很高兴,任命他为公子的老师,位高而禄厚;二儿子用他的武略从事于楚国,楚王很高兴,任命他为将军,爵尊而俸丰。所以施家很快就成了荣耀富贵之家,显于乡里。
施家的邻居姓孟,也有两个儿子,与施家的儿子一样大小,与施家的儿子一样爱好,与施家的儿子一样精明,与施家的儿子一样灵通,可是家境却极度贫寒。孟氏见施氏发了家,不知其中的道理,就去请教。施氏原原本本把实情告诉了他,他按照施氏的方法也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打发了出去。
孟家大儿子到了秦国,说自己精通六经,善解人情,愿助秦王以仁义治天下。秦王听后笑笑说:“如今天下大乱,各逞其能,都凭武力打天下。你要我用仁义治天下,是不是存心坏我大事,灭我国家?”于是下令施以宫刑,放他回去了。
孟家二儿子到了卫国,说自己精通武略,善于运兵,愿助卫侯以武力扩疆土。卫侯听后很是为难,说:“卫国是一个小国,处在大国之间,日日战战兢兢,夜夜慌慌恐恐,惟恐有所得罪。所以只有看着人家的脸色行事,选那上等的财物给人家进贡,哪里敢于动武?卫国以武力扩展疆土,只能是死路一条。”卫侯不能留用孟家的二儿子,又怕放他走后,他将兵法用于别国,对卫国造成威胁,所以将他的双足砍下,把他变成废人,之后放他回家。
两个儿子好端端地出门,身残肢缺回家,不但没有改换门庭,反而连自己的生活也难料理了。孟氏父子遭此不幸,捶胸顿足,后悔不及。想到引此路的本是施氏,于是找上门去,兴师问罪。
施氏知此状后很是同情,但也无法挽回。总结其中的道理说:“先生不必过分懊恼。做事情总是这样的:时机碰得好,事情就成功;时机碰不好,事情就不成。
天下的道理没有常对的,天下的事情没有常错的。先生走的道路与我家是一样的,结果与我家却相反,并不是这条道路不对,而是时机不对。天下的道理没有常对的,天下的事情没有常错的。前一天这种做法可能成功,第二天这种做法可能就不能再用;今天不能用的做法,日后又可能时兴。能用不能用,从来就没有不变的定式。捉时捕机,不是一般的智慧能够做到的,没有孔丘的博学、吕尚的机敏,想要捉住时机、行事必成,那是不可能的。”
孟氏听着此话不住地点头,说:“我明白了。”这个故事说明,人的智能是有限的,且不说有许多偶然事件难以预见,即使非偶然事件,人也不可能穷尽一切变化,捉住每个时机,恰恰投其应投,举其应举。孟氏与施氏,两家的条件完全相同,仅只因为投奔的对象不一样,就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且不说再有其他的因素制约了。
就故事本身而言,还暗含着一层意思,这就是孟氏智力不足。就这点而言,孟氏的灾难不完全出于客观。智力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自己有本事却找不到用武之地,而同样条件的施氏却能用其之长、逞其之能。其二是,选择对象不做可行性分析,秦国用武却送之以文,卫国需文却送之以武。如果兄弟二人投奔的国家颠倒一下,结果可能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由此可见,孟氏的失败并不完全是客观条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孟氏智力问题。
这层意思说明,有可能用智力办成的事情,人的智力尚且不足,非智力所能办成的事情,就更得任其自然了。
有可能用智力办成的事情,人的智力尚且不足,非智力所能办成的事情,就更得任其自然了。
艺人献技
宋国有一个民间艺人想向宋元君献技。宋元君召见了他。他踩着两人高的高跷,一会儿奔跑,一会儿高跳,而且舞着七把宝剑,其中的五把常在空中,没有失过一次手。宋元君看后非常惊奇,觉得此人技艺高超,赏了他大批财宝。
另一个民间艺人听说此事,也想向宋元君献技。他的技艺是像燕子一样在空中轻飘。宋元君听后大怒,说:“前几天有一个艺人向我献技,那些技艺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我当时正高兴,所以赏给了他不少财宝。今天又有人来献技,表面上是为我献技,实际上不过是效法前人,想要得我财宝而已。这样的小人怎么能够容忍?”于是下令把他关进了牢房,打算杀掉他。过了一段时间,宋元君息了怒,才把他放了。两个艺人都是向国君献技,一个得了大批财宝,一个几乎被杀。结果如此不同,却不是二位艺人所能设想的。寻其原因,皆出于宋元君一时的心情。不仅如此,而且,第二位艺人的生死命运,也出于宋元君一时的心情,如果当时立行,这位艺人便没了性命,只因过了一段时间,宋元君消了怒气,他的性命又捡了回来。宋元君的喜怒,对于二位艺人来说,完全是偶然的,不是他们的谋划所能预测的。他们所能谋划的,只是向君王献技,按照人情与常理,不会有太大危险。可列子却说:预料之外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牛缺遇难
牛缺,是上地地区的有名学者,不但满腹学问,而且胸怀坦荡,不积小怨,什么事情都能想得开。
有一次,牛缺要去邯郸,走到耦沙遇到了强盗。强盗把他的衣服、钱物及所乘车马抢了个精光,只放了他一个空人。牛缺像没事人一样,迈步上路,继续向邯郸方向走去。强盗觉得这个人好生奇怪,被人抢了好像没事一样,脸上毫无忧色,于是追上去问个究竟。
牛缺说:“衣物钱财都是用来保养身体的,丢失了可以再去积累,没大妨碍,只要身体在就行了。如果为了钱财而把身体忧愁坏了,那不是因小失大吗?”
强盗们听后都很佩服,觉得遇上了贤人。可是一计议又觉得不妙。他们说:这样的贤人,将来一定不是等闲之辈。到了邯郸,见了赵君,肯定受到重用。一旦做了大官,我们这些强盗不是就没活路了吗?这个人不能让他活着回去。于是就把牛缺杀了。
燕国有一个人听说这个消息后,把家里的人召集起来告诫说:“大家一定要记住,遇上强盗千万别像牛缺那样愚蠢。”
没过多久,这位燕人的弟弟前往秦国,在关下遇到了强盗。他牢记兄长的告诫,以力相争,结果力量不济,财物被强盗抢光了。强盗走后,他觉得无法生活,于是又追上强盗,求他们留下一些。强盗大怒,说:“我们给你留下了一条命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还不识抬举,苦追不舍,这样下去会露馅的。我们既然已经做了强盗,哪里还有什么仁义可讲呢?”说毕挥刀将他杀了,跟随他的手下人有六七个,也与他一起受了害。这个故事原本是在讽刺牛缺和燕人之弟的愚蠢:牛缺愚蠢,燕人之弟更愚蠢。
所以说牛缺愚蠢,是因为他在强盗面前显示洒脱。不但显示洒脱,而且还讲述洒脱的原因。不分场合,不看对象,面对危险而不识危险,为保身体而丢失身体。究其原因,在于他忘了强盗的本性,面对强盗讲做人。
所以说燕人之弟更愚蠢,是因为他以牛缺为戒,却戒在表面而不及其质。牛缺失去财物不在乎,他却很在乎;牛缺以身体为重,他却以财物为重。从表面来看,他与牛缺大不一样,满有以牛缺为戒的味道。但实际上犯了与牛缺同样的错误,这就是忘了强盗的本质,乞求强盗施善心。比牛缺更进一步的是,牛缺是被强盗追杀的,他是上赶着强盗去送命的。
故事的含义还在于,人的智能是有限的,有时候偏于东而有时候偏于西,想要拨云见日、抓住实质、计谋得当、合于时机是很难的,因此往往出现预料之外的情况。“孟氏效施”讲意外,以同途异归的情节来表现;这个故事讲意外,以殊途同归的结果来表现。牛缺因为丢了财物满不在乎而丢了生命,燕人之弟吸取了教训,却又因为丢了财物很在乎而丢了生命。计谋在前,失策在后。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因鼠灭家
有一姓虞的人家,是梁国有名的富户。且不说银钱有多少,仅是财宝就数也数不清。家中建造了一座高楼,窗子紧临大街,养了很多闲客在上面,整日饮酒作乐、嬉笑赌博,普国之中无人不晓。
有一天,门下的一帮侠客在楼下饮酒,空中飞过一只老鹰,将其口中的腐鼠掉了下来,不偏不斜,正好打在一位侠客的头上。侠客们以为是虞家之人所为,纷纷议论起来。大家说:“虞家的富日子已经过得很久了,往往有看不起人的劲头。我们没有得罪过他家,如今却拿腐鼠侮辱我们。此辱不报,怎么称得上是侠客呢?”于是他们约好了时间,半夜三更一起动手,把虞氏一家人全都杀光了。虞家被灭了,可是被灭的原因虞家一点都不明白,因为它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事情。不管虞家如何计议,这种偶然事情引起的误会是料所不及的。列子以此说明,人的命运、事的成败,不完全由人的谋划来决定,意外和偶然的事情有时候也会起决定作用。因此在处世、理事的时候,一方面要尽力谋划、以求成功,另一方面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可能受到意外事件的左右,或者促其成功,或者酿成败局。
一方面要尽力谋划、以求成功,另一方面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可能受到意外事件的左右,或者促其成功,或者酿成败局。
3.必然与偶然
事物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事态的变化都有一定的逻辑性,否则的话,为什么水在高处总是要往低处流,气体受热总是要往高处走,人在少年总是日日趋向成熟,人到壮年总是月月趋向老朽。这些“总是”反映出了一种“必然趋势”,这种必然趋势的背后总归有一种造成“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们所说的规律和逻辑。正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规律和逻辑,所以人们在处世理事时才有必要谋划,人们的谋划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什么叫做谋划?谋划就是开动人的脑筋,思索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和逻辑,寻找遵循规律和逻辑的途径和方法,制定行动的程序和步骤,在着手办事之前努力为事情的成功进行一系列的思维活动。这种活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能为事情成功铺设前进的道路;这种活动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事物本身具有可供遵循的规律和逻辑。
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内在的,事态变化的逻辑是无形的,否则的话,人们看见水在高处总是往低处流、气体受热总是往高处走、人在少年总是日日趋向成熟、人到壮年总是月月趋向老朽,循其而行也就可以了,何必还要谋划?之所以要谋划,就是因为如上种种只是规律和逻辑的展现形式而不是其自身;规律是内在的,逻辑是无形的,不能通过直接观察去把握。既然要谋划,就有一个谋划周到不周到的问题。谋划得周到,成功率就高;谋划得不周到,成功率就不高。因此说,谋划只能为成功增加可能性,不能保证事情一定会成功。
谋划只能为成功增加可能性,不能保证事情一定会成功。规律的展现受客观条件的制约,逻辑的推演受各种因素的左右。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低处的水可能向高处倒流,在一定的条件下老年人会出现返老还童的现象。事物的环境是复杂的,制约规律的条件和左右逻辑的因素是多样的,人的智能很难穷尽一切,所以人们的谋划不是万能的,预料之外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有鉴于如上的道理,列子既强调人谋的重要,又强调人谋的局限,既提倡人尽其谋,又提醒意外事件,代表了人类的一种智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就反映出了事物发展变化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问题。提倡人谋,就是承认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必然性;不承认有必然性,就谈不上谋划。提醒意外,一方面是承认人的智能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是承认事物发展存在着偶然性,实际上列子的故事已经把偶然性的意外当成了意外事件的原因之一。
在客观世界中,必然与偶然的确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对它们的发现和认识,是对客观世界深入认识的重要方面。
既强调人谋的重要,又强调人谋的局限,既提倡人尽其谋,又提醒意外事件。
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在自己的行动中就会扩大主动权,谋事于前,行事于后。而事情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事前的谋划。所以著名军事家孙子特别强调两军对垒前的庙堂谋划,甚至于认为决胜于庙堂。
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在自己的行动中就会增强应变力,在行事过程中遇到了偶然事变就能不拘常式、游刃隙间、随机应变,而事情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随机应变。所以著名军事家孙子特别强调因敌制变,认为用兵要像流水一样,随着形势的高低而变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用兵如神。
对于必然与偶然的问题,列子没有做出理论的阐述,但他的故事却闪射着理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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