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视听与耳目
达到智慧要用目视物，用耳听声，积累知识，以明事物的情理。运用智慧要思，要行，要做，要为，以使人遵事理、循物则。成就事功要耗精劳力，竭己之能，以服众驯物。这是常人的看法，列子却另有他议。请看他所讲述的以下故事。
亢仓之知
春秋时期，陈国的一位大夫到鲁国去访问，以私人的身份拜谒鲁国的大臣叔孙氏，二人谈起了本国圣贤。
叔孙氏说：“我们国家出了一个大圣人。”陈大夫说：“不就是孔子吗？”叔孙氏说：“是呀。”
陈大夫问：“你怎么知道他是圣人呢？”叔孙氏回答说：“我常听孔子的学生颜回说，孔子不用心去思考，只要随着形体的行动而行动，就能合乎规矩，不出规范。”
陈大夫说：“我们国家也出了一个大圣人，先生不知道吗？”叔孙氏问：“说的是哪位呢？”陈大夫说：“是老子的弟子亢仓子。他得了老子的真传，能用耳朵看东西，能用眼睛听声音。”
叔孙氏把这个话转告了鲁国的君主。鲁侯非常惊奇，专门派出上等使者，带上丰厚的礼物，去请亢仓子。
亢仓子到了鲁国。鲁侯像接待贵宾一样，把他请到上座，自己坐在下首，很卑顺地请教以耳视物、以目听声的事情。
亢仓子说：“这种传闻有些失真。我只能不用耳目视听而不能将耳目的功能颠倒使用。”
鲁侯一听，更觉新奇。忙说：“这比耳视目听又高了一筹，快说说给我听。寡人对此太感兴趣了！”
亢仓子说：“我让自己的形体随着自己的心动，让自己的心随着自己的气动，让自己的气随着自己的神动，让自己的神随着无形无象的宇宙而动。因此不管是毫芒那么细小的东西，还是蚊鸣那么微弱的声音，哪怕远在天边，近在目内，只要它来干扰我，我就一定能够知道。也不晓得是我的七窍四肢知道的，还是我的五脏六腑知道的。反正是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鲁侯听后大开心窍。日后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孔子。孔子觉得这的确是有了真正的智慧，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所以就笑了笑，一言未发。
真正的智慧不是耳聪目明、心灵手巧，而是顺应宇宙的自然变化。
这个故事是说，真正的智慧不是耳聪目明、心灵手巧，而是顺应宇宙的自然变化。宇宙是无形的，难以用耳听其所动，难以用目观其所行，只能用整个身心去体验和领悟，以道家始祖老子的话来说，就是“涤除玄览”，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直观体验。
列子的这种观点，与他万物归一、顺随自然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人与宇宙本是一体，相互之间自然感应。所以用不着用耳听声、用目视物。而且耳目都有各自的局限，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超出了范围则无能为力了。只有把自己的全部身心融化在无形无象的宇宙之中，让自己的身心与无形无象的宇宙自然感应，才能无所不听，无所不视。所以亢仓子说“不管是毫芒那么细小的东西，还是蚊鸣那么微弱的声音，哪怕远在天边，近在目内，只要它来干扰我，我就一定能够知道。也不晓得是我的七窍四肢知道的，还是我的五脏六腑知道的。反正是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故事用孔子与老子的弟子做对比，有贬低儒家而崇尚道家的蕴意。
儒家与道家在中国古代是观点相左的两个学派。在智慧问题上，儒家看重具体形象，讲究多闻多见，道家看重无形无象，讲究直观体验。
故事中的孔子超出了儒家所说的最高智慧，而且有些向道家的方向倾斜。儒家所说的最高智慧是孔子自己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最有智慧的人，心中所思都符合人的行为规范，只要随心行去便不会出错。这种智慧是由耳闻目睹的感性知识积累、上升而来的。感性的知识积累多了，就会逐渐形成一种区别是非的能力，化为一种规范性的思维习惯，思不逾矩，因此从心而行也就不会逾矩。故事中的孔子比这更高一筹，到了随形所趋不逾矩的境界，连思都不用思。如此看来他已经脱离了儒家使用认知器官求取知识的轨道，达到了儒家难以攀上的高峰，所以叔孙子称其为圣人。可是在道家看来他还差得很远，不要说与老子相比，就连老子的弟子都比不上，所以故事中的陈大夫特意推出老子的弟子亢仓子，以亢仓子为圣人。
尹喜传道
孔子听说尹喜从老子那里得到了真传，所以特地来到函谷关向尹喜请教。行过见面礼后，孔子说：“听说老子过函谷关时为先生留下了一部《道德经》，宇宙妙理、人间智慧都蕴其中，统称为‘道’。在下愿有所闻，不知先生可愿传授？”
尹喜说：“老子之道，甚易知，甚易行，只是先生离它过远了，不知能不能够听得懂。”
孔子说：“孔丘不才，愿意抛弃己见，从头学起，只求先生授教。”
尹喜见孔子是诚心要学，所以也就诚心传授。他让孔子坐下，说：“要想知晓宇宙大道，掌握人间事理，首先得放弃自己的成见，随和天地，顺应万物。内心虚空，大道自呈；内心平静，物理自明。大道就在眼前，物理就在身边，人们之所以不能知，不能晓，原因就在于自己的内心受到了种种成见的困扰，不能随和天地，顺应万物。天地万物，言其变动，则像流水；言其平静，则如明镜。它与大道的关系就好像形体与影子、声音与回响一样。它可以背离大道，大道却不会离开它。所以说，这个大道啊！你看见它在前面，可突然又出现在后面，使用它时则到处有它，废弃它时则无处寻它。因此我们说，善于遵循大道的人，不用眼睛看它，不用耳朵听它，不用力来捉它，不用心来想它。看是看不见的，听是听不到的，捉是捉不住的，想是想不来的。只有默默地顺应天地万物的性情，才能得到它。有知而不任自己之性，有能而不用自己之能，这是真正的知、真正的能。把自己当做无知的人，这样也就不会产生自己的个性了；把自己当成无能的人，这样也就不会使用自己的能了。把自己当成一块土、一片尘，虽然无所作为，但却不会离开天地万物的道理。”
孔子听后，若有所思，返回家去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些头绪。这个故事是对上一个故事的理论说明。它告诉人们，认知大道，取得智慧，为什么不能用目观看，用耳听闻，用手捉拿，用心思虑，只能直观体验。
让全部身心处在平静安宁的状态，没有个人的好恶，没有个人的企求，随着天地运动而运动，顺着万物变化而变化，完全与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融为一体。列子认为，大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法则，取得智慧就是要通晓和把握天地万物的根本法则。虽然天地万物是有形有象有声有色的，但它们的法则却是无形无象无声无色的。既然这些法则无形无象无声无色，因此，要想通晓和把握它们，便不能用目视，不能用耳闻，不能用手捉，不能用心思，因为耳目与手都是接受具体形象声色的器官，而心则是在接受具体形象声色的基础上进行思虑的器官，一旦离开了具体形象声色，它们的功能就难以发挥了。不过这绝不是说天地万物的法则就无法通晓和把握了，可以通晓和把握，但是不能用一般的认知方法，而需要用特殊的体悟方法，那就是把心中的一切杂念清除得干干净净，让全部身心处在平静安宁的状态，没有个人的好恶，没有个人的企求，随着天地运动而运动，顺着万物变化而变化，完全与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融为一体。到这个时候，大道自然也就在人的身上了，智慧也就自然体现在人的身上了。
这里讲的道理与常人的理解大不一样。常人认为通晓和把握事物的法则，首先要耳闻目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心思，把感觉到的知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列子讲的上面这一套理论犹如奇谈怪论。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有启迪人智的方面。这个角度就是我们在《巧术篇》的《理性与悟性》中讲的“悟性”和“模糊性应合”。
西方圣人
春秋时期，宋国的太宰非常崇拜孔子，特意登门拜访。见面后太宰问：“孔先生，您可以说是圣人了吧？”孔子回答说：“丘怎么敢自称圣人呢？我不过是广泛学习、多多求知的人罢了。”
太宰又问：“您觉得自己不是圣人，那么三王可以说是圣人吧？”孔子说：“三王是善于使用智勇的人，至于说他们是圣人，那我可是不知道。”
太宰又问：“三王说不上是圣人，那么五帝总可以说是圣人吧？”孔子说：“五帝是善于使用仁义的人，至于说他们是圣人，那我可是不知道。”
太宰又问：“五帝说不上是圣人，那么三皇总可以说是圣人了吧？”孔子说：“三皇是善于利用时机的人，至于说他们是圣人，那我可是不知道。”
太宰听了这话非常吃惊，说：“既然连三皇五帝都算不上圣人，那么天下到底还有没有圣人呢？”
孔子稍微停顿了一下说：“圣人还是有的，不过不在中原而在西方。那里有一位圣人，不治理国家而国家自然安稳，不开口许诺而民众自然信服，不实行教化而百姓自然顺从。那可真是伟大、坦荡啊！百姓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词来赞美他了。我认为他是圣人，不知道他是否果真是圣人。”
太宰听了之后不太相信，心中暗想：“孔丘这是在欺骗我吧！”这个故事比前一个故事更进了一步。前一个故事仅只停留在认知上，只是说不用耳目就能知道天下之事，认识天下之物。这个故事则推广到成事上，认为有智慧的人，心无所思，体无所动，就可以治天下，化万民。
列子将智慧描述得如此神妙，常人很难理解，所以太宰以为孔子在欺骗他。实际上这里贯穿的是随其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认为人无须强用己心，强费己力，只要顺着事物自身的法则行动，就可成就万事。谁能做到自然无为，谁就最有智慧。
人无须强用己心，强费己力，只要顺着事物自身的法则行动，就可成就万事。与此相照应，列子还讲了无为而治的一种具体方法，这就是借他人之力。借他人之力，说到底，与借自然之力是一个道理，因为相对于行为主体而言，他人之力也是一种自然造就的力量。
贤者任人
列子说：“姿色艳丽的人往往骄傲，力气十足的人往往奋勇。之所以骄傲和奋勇，原因在于不懂得自然的道理；也正因为骄傲和奋勇，所以听不进去自然的道理。有鉴于此，所以说，人不到白头之时与其谈自然的道理，犹如对牛弹琴，更不用说实施自然的道理了。由于他们骄傲和奋勇，人们便不愿意接近他们，有了失误和偏差人们也不愿告诉他们。这样一来，他们就失去了人们的援助，将自己孤立了起来。这样的人没有不失败的。而真正聪明的人则不这样，他们不依赖于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借助于他人的智慧和力量。他人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所以自己老了而力量却不会衰退，自己迟钝了而智慧却不会枯竭。由此看来，治理国家最难得的是能够知贤、任贤，而不是自己贤明。”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一个人的寿命是短暂的，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务事、治国，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人类的智慧是无限的，人类的寿命是长远的，只有借助于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智大、力强、就事、成功。列子这番话的蕴意正在于此。
与此相反，不借助于他人之智，不借助于自然之力，强用己心，强费己力，施展技巧以成事功的，尽管可能有暂时的小成，但却难以持久，也难以大成。列子用“三年一叶”的故事来说明这样的道理。
三年一叶
宋国有一个能工巧匠，可以用玉雕刻各种各样的花草，雕出的花草与真的一模一样，简直达到了用假乱真的地步。有一次他为君王雕刻了一片楮叶，用了三年时间，那楮叶的茎脉芒刺，惟妙惟肖，把它放在真楮叶之中，竟然辨别不出哪些是真哪个是假。宋君得此巧匠，心中大喜，把他留在了宫中，给以丰厚待遇。
列子听说这件事后颇有感受，说：“假如天地产生万物也像这位巧匠一样，三年才成一叶，恐怕有叶的东西就会很少了。真正有智慧的人，遵循自然的道理，顺从万物的生化，不使用这些小技巧。”这个故事说明，人的技巧可以成就小事而难以造化万物，只表现出人的小聪明而遮蔽了人的大智慧。人，不怕具有小技巧，而怕沉溺于小技巧。用小技巧谋生可以，用小技巧成就大业则不成。真正的聪明和智慧是摒弃雕虫小技，顺随自然变化，借自然之无限威力，造天下之大千世界。
真正的聪明和智慧是摒弃雕虫小技，顺随自然变化，借自然之无限威力，造天下之大千世界。
大力不用
周代有一位贤士，名叫公仪伯，以力大无穷而闻名于诸侯。堂奚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周宣王，宣王用厚礼招聘公仪伯。
公仪伯到了，宣王一看，大出所料，原来他是一个身体瘦弱的人，大有弱不禁风之势。宣王心中疑惑，开口问道：“先生有多大的力气？”
公仪伯回答说：“臣的力气能折断春蝗的大腿，戳穿秋蝉的羽翼。”
宣王听后非常恼怒，厉声问道：“寡人足以撕裂犀牛之革，拖住九牛之尾，还嫌自己的力气小。你只能折断春蝗的大腿，戳穿秋蝉的羽翼，就以力大闻名于天下。这是为什么？”
公仪伯离开了自己的座位说：“大王问得好啊！这是问题的关键，臣不能不照实回答。臣的老师名叫商丘子，他力大无穷，天下无敌，可是连他的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臣要拜他为师他不肯，臣以死相求，他才将其中的秘诀讲出来。他说：‘人想要看见他看不见的东西，那就要视他人不视的东西；他人之所以不视，那是因为所视之物就在眼前，用不着有意去视。人想要得着他得不着的东西，那就得练他人不练的本领；他人之所以不练，那是因为这样的本领很简单，用不着有意去练。因此，要锻炼视力，先要从凝视柴车练起，因为柴车就在眼前，无遮无拦；要锻炼听力，先要从静听撞钟练起，因为撞钟声音宏大，无隔无碍。凡做任何事情，只要内心觉得容易，做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困难。做起来没有困难，也就用不着费力去做。用不着费力去做，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功。轻而易举地成功，所以你的名声也就不会传扬出去。’现在看来臣已违背了老师的教导，因为臣的名声已经传扬了出去。之所以传扬了出去，那是因为臣在做事时使用了自己的力气。虽然如此，臣还有一点可以自慰，那就是外面流传的不是说臣的力气小，而是说臣的力气大。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说，说明臣仅仅是使用了自己的力气，还没有自我炫耀自己的力气。如果自我炫耀自己的力气，那可就像大王那样属于没有力气的人了。”
宣王听后，半天都没有回过味来。这个故事是说，最有力气的人是不费力气、顺势行事、不言不语、自然成功的人。有大力气的人是量力而行、做易做事、不自炫耀、举事则成的人。没有力气的人是超力行事、为所不能、自我炫耀、功溃事败的人。第一种人，借自然之力，没有无力之时，没有不成之事，所以说最有力气。第二种人用自身之力，做能做之事，事无不成，路无不通，所以说有大力气。第三种人用有限之力，做超力之事，为所不能，无事能成，所以说没有力气。最有力气的人全借自然之力，虽然事事成功，但是由于没用自己之力，一切都自然而然，所以人们不知道他有力气。有大力气的人使用自己的力气，事事成功，所以人们都认为他有力气。没有力气的人之所以没有力气，在于他的炫耀。因为所谓炫耀不是一般的客观介绍，而是自我夸张。本来只能提起百斤，硬说能举千斤。人们以千斤之力去衡量他，以举千斤之物去要求他，其结果自然无一能成，所以都说他没有力气。
立足于这种思想，所以故事中以力大闻名于诸侯的公仪伯说自己的力气能折断春蝗的大腿，戳穿秋蝉的羽翼。因为作为一个人，虽然弱不禁风，折春蝗之大腿、戳秋蝉的羽翼还是其力有余的。折一千次，戳一万次，也不会有一次失败。这就是用自己之力，做能做之事。因此他不负于有力的美名。
立足于这种思想，故事中的宣王虽然自称能撕裂犀牛之革，拖住九牛之尾，仍然没人说他有力气。因为他的力气可能比公仪伯的要大，但言过其实，不能兑现，按照他的自诩去要求他，则将一事无成。
立足于这种思想，故事中的公仪伯说他的老师商丘子力大无穷、天下无敌。因为他从来就不使用自己的力气，凡事都借自然之力，顺自然之势，合自然之情，循自然之理，所以没有不成之功，没有不就之事。即使是要太阳第二天从东方升起，也不会有什么差错。
这个故事表面上是在讲力气，实际上是在讲智慧。是说有智慧的人总是顺着事物的情理、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行事，从容易做的事情做起。这样就没有不成之事，不就之功。虽然客观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一个人的能力也在不断变化，从事的事情可能有难易、繁简不同，但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永远不能变，这就是顺事物之自然，做力所能及事。
列子还以相反的故事说明同一个道理。这个故事就是“夸父追日”。
夸父追日
中国古代有一个力大无比、快步如飞的人，名为夸父。夸父自以为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比他跑得更快的了，只是还没有与太阳比试，于是他决心去追赶太阳的影子。他追呀追，一直追到太阳落下的隅谷也没有追上。这时他又急又渴，喝干了黄河和渭河的水仍感不足，又想去北极喝大泽的水。还没赶到，便渴死在了半路上。他的手杖抛在身旁，经腐烂的躯体浸泡，生出了树芽，长成了森林，名为邓林。邓林非常广阔，长宽蔓延数千里。这个故事是讲，超越自己的能力行事，不管自己的力量有多大，都会碰得头破血流。夸父腹饮黄河渭河之水，杖化千里之林，其形不能说不大，其势不能说不壮，可是却死于非命。究其原因，就在于他自不量力，做力所不及之事。列子以此说明：力无大小，适用者成功，蛮用者败事。
认知方法主要是直观体验，治世方法主要是无为而治，成事方法主要是顺理量力。上面几个故事分别讲到了有智之人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讲认知方法，第二个方面是讲治世方法，第三个方面是讲成事方法。认知方法主要是直观体验，治世方法主要是无为而治，成事方法主要是顺理量力。从总体上说，它立足于一个大前提，遵循着一个大原则。大前提是宇宙与人本是一体的理论，大原则是顺应天地万物的自然变化。
2.不变应万变
列子认为，宇宙之内，天地为大，天地之间，物众事杂。要说智慧，则不是一言一行、一偏一隅所能囊括得了的，需要通万物之性，顺万物之能。仅有一技之长、一事之能，大不了也只能称得上是人中之才、物中之杰，算不上有智慧。最高的智慧是立于一而应于万，以不变而应万变。
最高的智慧是立于一而应于万，以不变而应万变。
不如四子
一天，孔子的弟子子夏问孔子：“先生，您看颜回的为人怎么样？”孔子说：“回是一位仁义之士，在这一方面我不如他。”
子夏又问：“子贡的为人如何？”孔子说：“赐是一位雄辩之士，在这一方面我不如他。”
子夏又问：“子路呢？”孔子说：“由是一位英勇之士，在这一方面我不如他。”
子夏又问：“那么子张呢？”孔子说：“师是一位威严之士，在这一方面我不如他。”
听到这里子夏大惑不解，离开了座位又问道：“既然这四位都比先生强，为什么他们还要做您的学生，向您学习呢？”
孔子说：“这里面的道理你就不知道了。来！好好坐在这里，让我讲给你听。虽然他们都有比我强的方面，但是各有不足之处。回有仁爱之心，却无疾恶之心；赐能开口雄辩，却不能闭口不言；由能英勇向前，却不能见机退却；师能威严从事，却不能慈面待人。所以把这四位的长处加在一起与我交换，我也是不干的。这就是他们一心一意向我学习的原因。”孔子的四位学生各有一长。也正因为各有一长，所以也就各有一短。那是因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长与短是相辅相成的。是方则不能圆，是圆则不能方；是白则不能黑，是红则不能黄。这样一来，任何单一的智能都是缺陷的标志，都是需要弥补的。孔子没有四位学生的长处，所以也就没有四位的缺陷。这是四位学生之所以要向孔子学习的原因之一。
故事中没有说孔子的长处，反过来说，也就是说孔子没有短处，这在现实之中虽然不可能，但在这个故事中却用以说明孔子是全智全能的圣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因此圣人的智慧也是无所不包的。四位学生各自都有一方面比孔子强，然而却有千千万万个方面赶不上孔子。四位学生的长处加在一起，与孔子的智能相比，也只是四比千千万万。因此孔子说，“把四位的长处加在一起与我交换，我也是不干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四位学生也是需要向孔子学习的。
有智慧的人眼光远大，不限于一个局部，不矜持一技之长，着眼于自己的不足，着手于学他人之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眼光远大，不限于一个局部，不矜持一技之长，着眼于自己的不足，着手于学他人之能。
伯丰不应
郑国有两个出人才的地方。一个是圃泽，多出贤士；一个是东里，多出才子。有一天，圃泽的谋士伯丰子和他的弟子路经东里，遇到了东里的辩士邓析和他的学生们。
邓析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向他的学生笑着说：“你们看着，我来戏弄戏弄这帮所谓的贤士，看他们有什么应付招数。”
学生们说：“我们愿意见识见识。”
邓析走到伯丰子面前很有礼貌地说：“听说先生是圃泽的贤士，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知道养育和被养育的关系吗？被人养育而不能自养的，是猪狗一类的东西。养育他人并利用他人，是人的智能。像你们这帮人，之所以能吃得饱，穿得暖，休息得自在，都是你们地方长官的功劳。而你们长长幼幼聚集在一起，争吃厨师倒在食槽里的食物，与猪狗一类有什么区别呢？”
伯丰子只是笑笑，好像没有听见邓析的问话，脚不停步地向前走去。伯丰子的弟子走上来回答说：“大夫没有听说齐鲁之地有很多能工巧匠吗？有善于土木工程的，有善于制革冶金的，有善于声乐歌曲的，有善于著书算术的，有善于用兵打仗的，有善于祭祀鬼神的，那真是群才济济，无所不有，可就是缺少宰相，没有人能使用他们，所以他们的技能都没有发挥的地方。而做宰相的、使用他们的人却没有他们的种种技能。由此可见，有技能的人都是被人使用的人，没有技能的人才是使用他人的人。地方长官正是被我们所使用的人，你也属于这一类，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邓析被问得张口结舌，说不上话来，用眼神示意他的学生们快走，快走！这个故事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专长的贤士，一类是身怀绝技的才子。伯丰子属于前者，邓析属于后者。
列子认为，才子虽有一技之长，但却算不得什么大智慧。如果在自己所能的范围内施展其才，也还可以尽其所能，成其小事。如果骄矜放纵，妄用其才，则会功毁名败。有大智者无有专长而无所不能，原因在于他不持己能，借物之长，随机而动。
人的技能是有限的，再有能力也不过是一技之能，不值得骄傲，更不能持能贬人；智慧的领域是无限的，最大的智慧是借人之能，顺物自然。故事中的邓析就是妄用其才的才子，他把才能用在戏弄贤士上，结果不但未能如愿，反受羞辱，所以他有才而不如无才，这是最大的愚蠢。伯丰子的弟子讲的那些能工巧匠们是适用其才的才子，在各自的技能领域内展示其才，所以可以称为有才之士。伯丰子的弟子属无才而有用人之才的有智之士，通过反驳邓析的言辞表明了他们的智慧，也说明了他们是无有专长而使用人才的“宰相”。不过他们还没有达到智慧的顶峰，因为他们还在用自己的辩才与邓析辩论。最有智慧的是伯丰子，他同弟子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用人之才而形同无用，既不有意去用，也不言说使用，随其自然而用，求得自然成功。所以弟子自然而然去为他批驳邓析，邓析自然而然遭到失败。用力最少而所得最厚的是伯丰子，他代表了最大的智慧。
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技能是有限的，再有能力也不过是一技之能，不值得骄傲，更不能持能贬人；智慧的领域是无限的，最大的智慧是借人之能，顺物自然。
3.己是与人非
人虽然都是高级生物，都有智慧，但是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事物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求得的知识不同，所以形成的观念、看问题的方法、分析事物的角度和构造的理论体系也不同。正因为这样，所以从古至今，每朝每代，仅只学界就分众多学派，光是先秦，就有百家在那里争鸣。其中的大部分人都以己非为非，都以己是为是，都以己愚为愚，都以己智为智。然而究竟谁非谁是？谁愚谁智？也只能说仁者见仁而智者见智。不过倒有一个公理可供人们借鉴，那就是己所是者未必全是，己所非者未必全非，是己非人者未必智，非己是人者未必愚。
己所是者未必全是，己所非者未必全非，是己非人者未必智，非己是人者未必愚。列子就曾告诉过我们这个公理。请看下面的故事。
公孙龙辩
战国时期，魏文侯灭了中山国，将此地封给了公子牟。公子牟非常贤明，喜欢与贤士们交朋友，整日与他们一起游览名胜，不去过问国家之事。在诸多贤士中，他尤其喜欢赵国的公孙龙。
乐正子舆及其朋友为此而讥笑公子牟。
公子牟不明白其中的原委，便请来子舆问：“我喜欢公孙龙先生，这有什么好笑的呢？”
子舆说：“公孙龙这种人，您还不知道吗？他的那一套东西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天下没有一个人赞同。每天在那里胡说八道，没有一点准劲。天南海北，没有边际，只不过是为了迷惑人心，屈人之口。与那位争强好胜、无理搅三分的韩檀是一路货色。”
公子牟听了很不高兴，满面怒气地说：“你怎么这样看待公孙先生呀？把人家说得一无是处。你有什么具体的证据？”
子舆说：“证据有的是，随便给你说说看。比如他欺骗自己的弟子孔穿，说善于射箭的人，能一支连着一支地射。前一支刚刚离弦，后一支马上就跟上了，紧紧咬着前一支的箭尾。前一支中了箭靶之后，后一支就钉在了前一支的尾部。如此这样，一支连着一支，一直连到还没离弦的箭头上，老长老长，形成了一根直线，就像是一支长箭一样。孔穿听了很吃惊，可公孙龙却说这还不是最高的高手呢，逢蒙才是真正的高手。孔穿问逢蒙的箭法高在何处。公孙龙说，不要说逢蒙了，只要看他弟子鸿超就可以知道了。有一次鸿超与自己的妻子生了气，为了吓唬妻子，张开了最硬的弓，搭上了最好的箭，向着妻子的眼睛射来。吓得他妻子赶紧闭上了眼睛，心想这一下可完了。可是等了半天还不见动静，睁开眼睛一看，那支箭掉在她的脚下了。原来射来的箭飞到她的眼眶时，只射断了一根睫毛，连眼皮都没有触及，就掉到了地上，地上的尘土动都没动。你说世上会有这样的事吗？纯粹是骗人！”
公子牟听后说：“看来智者的话是愚者难以听懂的。一箭连着一箭，是手快的原因嘛；后箭射在前箭的尾上，是准确的原因嘛；数箭连成一线，是平衡的原因嘛；箭至眼眶落在地上，是势尽的原因嘛。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子舆很有感触地说：“啊！原来先生与公孙龙是一类人，怪不得与他这样要好。既然如此，当然要为他遮丑了！不过，我看你也不可能把他的谎言全部遮盖住。比如他还诳骗魏王说：意念已经产生了，可产生意念的心却没有活动；名称是表达意思的，却不能把意思表达完全；物体都是有限的，但又没有穷尽；影子不会移动；头发可以悬起千斤重物；白马不是马；孤犊从来就没有过母亲，如此等等。真可以说，反常背理的话比比皆是。”
公子牟说：“我以为是什么奇谈怪论呢，原来都是至理名言。先生不懂至理名言，反以为是奇谈怪论。我看你说的这些话才是奇谈怪论。
意念是由心产生的，但是产生意念不必都是要动心才可。非自然而然产生的意念要动心，自然而然产生的意念则无须动心。
名称是用来表达意思的，但不一定能把意思表达完全。比如名称自身就不能表达自身，“我”这个名称只能表达我这个人，而不能表达用来表达我的“我”这个名称。
物体都是有限的，但也可以说是无穷的。一尺长的木棒，就其长度而言是有限的，仅有一尺而已，但如果每天截其一半，就可以永远截取下去，没有尽头。
影子自己是不会移动的，只有随着形体的移动而移动。即使如此说，影子也不是在移动，而是随着形体的移动，前一个影子消失了而后一个影子产生了。因为这种消失和产生之间的接续很快，所以人们觉得是影子在移动。假如一个人从阴处走到阳处，就可以看出，走到阳处时的第一个影子，是由无有而变为有的，而不是由上一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的。
头发是可以悬起千斤重物的，只要集中足够多的头发，达到可以承受千斤的数量，为什么不能呢。一根头发悬起千斤重物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已经有悬起九百九十九斤九两九钱九分九的承重力，仅差一根头发的承重力，就能把千斤重物悬起来，在这个时候，有了这一根头发，千斤重物就悬起来了，没有这一根头发就悬不起来，那就可以说一根头发能够悬起千斤重物。
说白马不是马有什么不对呢？白马只是白色马的名称，它指的是众多马中的一种，不能囊括全部的马；马是所有马的共同名称，它指一切马，能囊括全部的马。所以白马与马的含义不一样，所指的对象不重合，说白马不是马那完全没有错。不信的话你可试一试。当你叫马过来时，所有的马都可以过来，白的、黄的、黑的、红的，凡是马无一不可以过来。当你叫白马过来时，只有白色的马可以过来，其他的马都不能过来。由此可见，白马与马是有很大区别的。白马既然与马有很大区别，所以白马就不是马。这不是很清楚的事吗？正确的结论是：白马属于马而不是马。
孤犊从来就没有过母亲，这也没有错。那是因为当它还有母亲的时候，它还不是孤犊，而从它成为孤犊的第一刻起，它便没有了母亲。所以孤犊从开始就没有母亲。只能说孤犊在它还没有成为孤犊的时候有过母亲，不能说孤犊有过母亲。”
子舆听了公子牟这一段议论，心中很不服气，挖苦地说：“这样看来，你是非要把公孙龙的歪理当正理说的了，那么公孙龙从臀部的排气孔中排出的气，你是不是也要承接过去呢？”
公子牟听子舆口出秽言，不想再与他辩论下去。于是说：“好了，明天我们再来讨论吧！”
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承认自己知识的有限性，虚心学习未知知识，这是真正的聪明。这个故事涉及许多古代辩论的问题，谁是谁非，无须评判，就故事的结尾而言，是说子舆理竭辞穷，无言以对，所以出口伤人。这里包含着两种意义：其一是己所是者未必是，己所非者未必非；其二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第一种意义是从主观上说的，第二种意义是从客观上说的。
在子舆看来，批评公孙龙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公孙龙的一些说法完全脱离了常理，陷入了谬误。世上哪里会有一箭射去只射断一根睫毛而不触及眼皮的事呢？世上哪里会有从来没有过母亲的孤犊呢？还有那个“白马非马”的谬论，简直不可思议。囿于子舆的眼界、学识和思维方法，这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情。然而这些违背常理、不可思议的事情，公子牟居然表示赞同，而且讲出了其中的道理，使子舆无以批驳，说明子舆的眼界是狭隘的，学识是浅薄的，思维是僵化的。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承认自己知识的有限性，虚心学习未知知识，这是真正的聪明；以自己有限的知识为渊博，以自己未知的知识为谬误，这就未免无知而可悲了。因此，不要以为自己所是者一定为是，不要以为自己所非者一定为非。要活一辈子，学一辈子。
公子牟就子舆提出的种种怪论做了说明，而且说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在人们的眼前展示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们通常难以想象的，却又是无法否认的。它告诉人们，世界是复杂的，多样的，在我们面前显现的仅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透过眼见的世界，见到未见的世界，这才是智慧。
虽如此说，但是很多人不能做到兼容并蓄，不能见到世所未见，他们固执己见，拒斥他说，将自己的头脑禁锢起来，只以己是为是，只以己非为非，就像子舆一样，死不开窍，死不回头。所以天下总是分成各种派别，相互攻讦。这恰恰是天下之人愚蠢的表现。
愚公移山
在冀州南面、河南北面有两座山。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这两座山很大很大，方圆七百里，山高近万丈。山北住着一位愚公，年将九十。因为家门口对着山壁，很不方便，出一次门，往往要绕好远好远的路，所以想把山搬走。
他召来了儿孙计议说：“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困难。咱们齐心协力把山铲平，达到河南，把路一直修到汉水北岸，你们看怎么样？”
儿孙们一致表示同意。只是老伴有些疑虑，说：“你这把老骨头了，连一根草木都挪不动，要想挪走两座大山，岂不是异想天开。再说，那些山石也没有地方堆放。”
儿孙们都赞成愚公的想法，并说山石可以抛进渤海湾里。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第二天愚公便带着几个儿孙、拿着锹筐上山了。邻居有一个小孩，刚刚七岁，母亲是一位遗孀，听说愚公要开山通路，没有告诉家里就跟着跑到了山上，想要为此尽一点绵薄之力。他们开山掘土，一筐筐往遥远的渤海湾背去，来回一次，要用一个季节。可是他们不怕劳累，一筐一筐地装着，背着。
河曲有一位智叟听说愚公在移山，觉得很可笑，于是专程来找愚公，向他说：“快快不要干这种傻事了！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活几天？没等你移动大山的一根毫毛，便会撒手而去。且不说移动整座大山了。”
愚公听后长叹一声说：“你这个人目光也太短浅了。移山通路不是为了我这一辈，为的是造福于子孙万代。我这一辈子打不通，还有我的儿子。儿子打不通，还有我的孙子。孙子打不通，还有孙子的孙子。一代传一代，永无止境。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只会一天天地降低，我们一代一代打下去，怎么会打不通呢？”
智叟听后无言以对。
山神听了非常害怕，赶快禀告了上帝。上帝被愚公的决心和诚意感动了，于是派了夸娥氏的两个儿子将太行山和王屋山背走了。一座背到了朔州之东，一座背到了雍州之南。从此，自冀州之南到汉水之北，再也没有山脉阻隔了。故事中的愚公与智叟，各自代表着一类人。前者表面愚笨，可内心坚韧而目光远大；后者表面聪明，可内心懦弱而目光短浅。因此前者称为愚公而后者称为智叟。
愚公是故事中的正面人物。之所以说他愚，是因为他做了常人以为愚蠢的事。在常人看来，用人力铲平两座大山是不可能的，因为山太大而人太小，若想达到目标，所花费的时间将趋向于无穷之长。可是愚公却突破了常人的视野，以积少成多、积小成大的思维方式看问题。认为山的大小是固定的，人的相续是无穷的，以无穷的人力去铲除有限的大山，时间虽长，但终有尽时。按照绝对数量的计算，愚公是正确的，而且他代表着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前提。因此可以说：愚公不愚。
智叟是故事中的反面人物。之所以说他智，是因为他用常人的观点看待问题，发现了愚公所犯的常识错误。在他看来，愚公是愚蠢的。因为愚公平山是为了生活方便，而这种行为对年将九十的愚公这代人是无效的，不仅如此，而且对愚公的子孙后代也是无效的。可是他没有意识到在做出这种判断时显露出了自己的两大不足：一个是不懂得以无穷的人力铲除有限的大山，人终将胜；另一个是不懂得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则一事无成。因此可以说：智叟不智。
愚公不愚而智叟不智，滞于常识而自以为是，必将禁锢人的思维，遮蔽人的眼光。这是故事要说明的主要道理。与此同时，故事也在高扬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鼓励人们着眼于长远，勤奋于足下。
愚公不愚而智叟不智，滞于常识而自以为是，必将禁锢人的思维，遮蔽人的眼光。全面一点看，愚公同样也犯有固守一偏的思维错误。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用可能性代替现实性；其二是固守于一种行为模式。
按照愚公的想法，把山铲平是可能的。因为山相对于愚公的家而言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下一尺则低一尺，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将山铲平的。可是愚公却没有考虑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需要多长时间；另一个是能不能坚持下去。按照故事所述，太行和王屋方圆七百里，山高近万丈，而向渤海倒一筐土则需用一个季节。如此下去，铲平两山所用的时间是一个大大的天文数字。因此实现愿望实属渺茫，其现实性几乎等于零。所以故事不得不搬出世上不存在的天神来背山，以鼓励值得发扬的坚韧不拔精神。另一方面，愚公一家三代都去挖山，生活失去来源，维持已有的三代已属不能，说要子子孙孙延续下去，更成了天方夜谭。由此我们说，愚公的想法只有可能性，而无现实性。
按照愚公的想法，挖山是为了生活方便。既然以生活方便为目的，也就不必拘泥于一种固定的方法。只要不损害他人及社会的利益，什么方法都可使用，例如迁移到方便的地方去居住。可是愚公恰恰选择了一种最为吃力而最难实现的方法，而且自以为是，固执不化。照他这种方法做下去，几万辈的子孙都要跟着他白白吃苦而不得实惠。由此可见，愚公的思维僵化死板，实不可取；称之为愚公，并不为过。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愚公与智叟各执一偏，各守一隅，互不理解，互不融通，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之中。这正说明，人各有志，天各一方，能超出自己天地者方可为智，能借鉴他人天地者方可为慧。
人各有志，天各一方，能超出自己天地者方可为智，能借鉴他人天地者方可为慧。
孔子辨日
孔子到东部去旅游，见两个小孩在辩论，各说各有理，争执不下。孔子上前问其原因。
一个小孩说：“我说太阳在刚刚出来的时候离我们近，到中午的时候离我们远。他非说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离我们远，到中午的时候离我们近。”
孔子问：“你说早上太阳离我们近而中午离我们远，为什么？”
小孩说：“早上看上去太阳大大的，像个磨盘；中午看上去太阳小小的，像个餐盘。看见大，自然是离得近；看见小，自然是远。早上太阳看着大，自然是近；中午太阳看着小，自然是远。”
另一个小孩立即反驳说：“不对！不对！早上太阳凉凉的，中午太阳暖暖的。凉凉的，不是远吗？暖暖的，不是近吗？”
孔子听后觉得都有道理，不知谁对谁错，只好说：“太阳何时近，何时远，我也辨不清楚。”
两个小孩一起笑着说：“人们都说您是圣人，看来不对了，连这点小事都不懂！”孔子本是大圣人，应该说知识非常渊博，可是偏偏连小孩提出的问题都解答不了。故事以此衬托世界之广大、物理之无穷。说明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再有智慧也不可能览尽宇宙之流变，体尽万物之精微。智者以知为知，以不知为不知，因为他知道天地之大、世界之奇；愚者以小知为大知，以不知为知，因为他不知道宇宙无尽、物理无穷。所以世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智者无知而愚者多知；言知者不知而言不知者有知。孔子知道自己不知，所以不愧为有知；小孩不知道自己不知，所以为无知。
智者无知而愚者多知；言知者不知而言不知者有知。之所以说小孩无知，是因为两个小孩都说自己的看法对，而实际上他们的看法都不对。
按逻辑来说，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如果其中有一个是错误的，则另一个就应该是正确的。但在实际中却并非绝对如此，因为事情所处的环境和形成的条件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使事物之间远远超出了非此即彼的关系。故事中两个小孩的看法完全相反而无一正确，正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小孩说早上看见太阳大，中午看见太阳小，所以认为早上太阳近，中午太阳远。这是用简单的光学方法进行判断。这种方法在地球上，在近距离的范围内使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比如一个物体，在一里地之外比在一百步之内看见小。然而并非所有物体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如此。太阳是个很强的发光体，而且是一个自身燃烧着的没有明显形体界限的发光体。它在人们眼中的大小主要不是由它距人们的远近决定的，而是由它在人们眼中的可视范围决定的。可视范围大，则看见大；可视范围小，则看见小。早上太阳的光斜射到地球上，光度较弱，人们对它的可视范围大，所以看见它大，而大不一定就近；中午太阳的光直射到地球上，光度较强，人们对它的可视范围小，所以看见它小，而小不一定就远。
第二个小孩说早上太阳凉凉的，中午太阳暖暖的，所以认为早上太阳远，中午太阳近。这是用简单的热能传递方法进行判断。这种方法在地球上，在近距离的范围内使用，一般情况下是正确的。比如一个火堆，在两米之内比在十米之外感到热。然而并非所有物体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太阳是远离地球的发热体，它向地球传递热量，受到种种情况的限制。早上太阳的热是斜着传递到人身上的，所以感到凉；凉不一定就离得远。中午太阳的热是直着传递到人身上的，所以感到暖；暖不一定就离得近。
两个小孩用常识的眼光去衡量常识所不能衡量的事物，所以都出了差错。值得借鉴的是，自己错了还自以为是，因为他们的智能限制了他们。孔子发现了常识方法的矛盾，但囿于知识的不足，难以从矛盾中跳出来，给以正确的解释。他的明智在于不以无知为有知，为自己留下了通向真知的可能性。
孔子之所以不知，是因为当时的天文学还没有解决小孩提出的问题。应该说，当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至于回答这一问题，则需要对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做出科学的测定，而这种测定的条件当时还不具备。
就现代科学测定的结果来看，在不同的季节、站在地球的不同纬度，早上与中午太阳距离人的远近有规律地变动着。这种变动与地球的自转、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椭圆形轨道、地球自转时受其他行星引力的影响等等因素有关。据中国现代天文学家戴文赛计算，20世纪50年代，一个人立于北纬40°：1月23日至6月4日，中午太阳比日出时远；6月6日至1月21日，中午太阳比日出时近；1月22日和6月5日，中午太阳与日出时远近相同。
4.观形又闻声
世上有没有先知先觉？如何才能先知先觉？一直是古代先哲探讨的问题。儒家推崇先知先觉，孔子认为存在着不学而知的人，说生而知之者是上等的人。易学家们则以《周易》预测来事，认为通过八卦可以推演出后事的吉凶祸福。道家否定先知，它把先知称为“前识”，认为前识是虚假的现象，相信前识是愚蠢的开始。
道家否定前识，但并不否定分析和判定事物发展的未来。在它看来，前识是没有根据、谎托神意的虚构，分析和判定事物发展则需依据事物目前存在的状态及其发展趋势。列子立足于这一思想，以故事的形式表述了前事为形声后事为影响、观形闻声以知影响的观点。
列子观影
列子想跟壶丘子林学习立足于现世的方法。壶丘子林说：“你想学会立足于现世的方法，就必须先要学会立足于后世的方法。”
列子问：“什么是立足于后世？”
壶丘子林说：“立足于后世，就是百年之后人们还在想念你，尊敬你。”
列子说：“我愿学习立足于后世的方法，请先生传授。”
壶丘子林说：“看看你的影子就知道了。”
列子看自己的影子。只见它老是随着自己的形体变化。形体直立，它则直立。形体弯曲，它则弯曲。
壶丘子林问：“你懂了吗？”
列子说：“是不是说，影子的正斜不在影子而在形体，我的正斜不在于我而在于我的行为？是不是说，我的行为合于外界事物则能立得住，不合于外界事物则立不住？”
壶丘子林听后满意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列子不敢肯定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于是去请教关尹。
关尹说：“一个人，说话的声音美，别人才听着好听；说话的声音差，别人也听着不好听。身材高，影子才会长；身材短，影子也不会长。所以说：你的言语慎重，自然会有人赞同；你的行为慎重，自然会有人随行。因此说：圣人看到有人出去，就知道他是否还会回来；看到事物的开始，就知道事物的结尾。因为每个事物都有一个度数，考察度数就能判断事物的由来和变化。这就好像人爱我我也爱人，人恨我我也恨人一样。汤武爱天下，所以能做天下之王；桀纣害天下，所以终究走向灭亡。这就是所说的度数。度数都很明了而不遵照行进，就好像出去不走门、行动不循道一样。如果这样，想要取得成功、求得益身，不是很难吗？你好好去考察一下神农、炎帝的德行，读读虞舜、夏禹、商汤、周公的著作，思考一下历代贤哲圣明的言论，所有存亡兴衰的原因，没有一件不是遵循这一道理的。”
列子将这个道理牢牢记在心中，事必遵此而行。他的学生严恢不以为然，对他说：“遵循道理有什么用呢？一个人要学致富，只要他得到了珠宝，他便富有了，要道理做什么？”
列子说：“有了道理，贫穷者可以致富；失去了道理，富有者可以败亡。夏桀、商纣身为天下之王、珠宝堆积成仓，那个富有可以说是天下第一了，可是没过多久便家败身亡了。你很幸运，还来得及听到其中的道理，不致于走他们的道路。一个人如果没有道义，只知道吃饭，那与鸡狗有什么两样呢？为了一口食物而相互争斗，谁胜了谁就吃，谁败了谁就饿着，那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呢？自己像鸡狗和禽兽一样可又想让人尊重自己，那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尊重自己，那么受侮辱的时刻也就快要到来了！”这个故事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说，要想获得成果，必须造就成因；只有造就成因，才能得到成果。其二是说，造就成因的途径就是遵循道理，脱离事物的道理就会远离目的。
壶丘子林让列子观看自己的影子，为的是说明形体与影子的因果关系。影子的正斜是形体正斜的结果，形体的正斜是影子正斜的原因。想要影子正直而不去校正形体，就永远达不到目的。只有从校正形体入手，才能获得影子正直的效果。
把这种关系推广到人的立身方面，也就是说，要想立足于社会，就必须修养己身。自己的言行正直，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自己为非作歹，大祸也就要临头了。同样的道理，要想留名后世，也不能想入非非，只有扎扎实实为人类做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才能给人类留下永久的纪念。
造就成因不是一句空话，它是一个具体的操作过程，这就是遵循事物的道理行事。
要想留名后世，也不能想入非非，只有扎扎实实为人类做出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才能给人类留下永久的纪念。人行有道，物化有理。人道物理是客观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行道遵理，才能功成事就；离道背理，则将事与愿违。故事中的严恢把事物的关系颠倒了，认为只要得到珠宝就可以富有，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了事。他不知道，事物都有自己的来由，也都有自己的去向。没有致富的方法，珠宝是不会自己跑来的；获得珠宝的方法不合于道理，不但会得而复失，而且会加倍偿付，引来杀身之祸。没有成事的方法，事情是不会成功的；成事的方法不合于道理，不但会成而复败，而且会加倍付出，以致身败名裂。
至于立身的道理，故事明确指出，这便是道义；不做鸡狗之事，不为禽兽之行，自尊自爱而致人尊人爱。这种观点时至今日都不失其做人的指导意义。
如上这两层意思又说明一个共同的道理，这就是，行事能否成功并不在行事之后，而在行事之前。成因具备、道理明晰，事则可成；成因不足、道理模糊，事则不成。这就是孙子所说的，战争未始而胜负已决。
中的求因
列子学习射箭，已到箭箭中的的程度。自以为可以出师了，于是向他的师父关尹子辞行。
关尹子问道：“你可以箭箭中的，可知箭箭中的的原因吗？”
列子说：“不知道。”
关尹子说：“既然不知道，那就是没有学到家。再去练！”
列子又练了三年，再次向师父辞行。
关尹子问道：“这次可知箭箭中的的原因了？”
列子说：“知道了。”
关尹子说：“好了，你可以回去了，要好好固守所以中的的原因，不要忘记。不只射箭要如此，治国、立身都要如此。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主要不是看一个国家的存亡，而是看国家所以存亡的原因；主要不是看一件事情的成败，而是看事情所以成败的原因。”
聪明的人不把自己的成就放在成功上，而是放在理解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上。办事成功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掌握成功的道理。聪明的人不把自己的成就放在成功上，而是放在理解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上。办事成功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掌握成功的道理。这是因为，办事成功只是成就了一件事情，而掌握道理则可成就一类事情；成就了一件事情只是说明了以往，而掌握了道理就可开拓未来。正因为如此，所以关尹子把是否学会射箭的标准定在理解中的的原因上。
故事告诉人们，成就事物一定要探究成功的原因。成其事而不知其因，则算不上智慧；智慧者预见后事，则立足于知其因。
胜有忧色
赵襄子派新稚穆子攻打翟人。新稚穆子取得了大胜，一个早上就攻下了左人、中人两个城池，派人回去向赵襄子报喜。赵襄子正在吃饭，听了消息之后不但不显得高兴，反而面有忧色。
左右的人感到很奇怪，开口问道：“打了胜仗，这是高兴的事，特别是一个早上攻下了两个城池，更是令人兴奋。君主为什么不高兴呢？”
赵襄子叹了一口气说：“世上的事情瞬息万变，实在太快了！江河之水如此之大，一涨一落，三天一变。暴风骤雨如此之猛，时不过晨，三刻便停。日当中天，不过须臾；翟人失城，不过一朝。我们赵氏本来也没有积下多少仁德，居然一个早上能攻下两个城池。那么有谁能知，赵国之亡又在何时呢？想到这些，怎能不使人担忧？”
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赵家一定会昌盛的！”
子贡不明其中的道理，问道：“赵襄子说赵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灭亡了，先生却说赵家一定会昌盛的。为什么你们二位的结论如此对立呢？”
孔子回答说：“这就是你的无知了。我之所以说赵家一定会昌盛，正是因为赵襄子担心自己的国家会灭亡。
取得胜利不是难事，难的是保持胜利。世上的道理就是这样：担心自己国家会灭亡的，一定不会灭亡；忘记自己国家会灭亡的，一定会灭亡。因为担心自己国家会灭亡的，一定会勤政爱民，奋发图强，所以不会灭亡；忘记自己国家会灭亡的，往往会贪图安逸，疏理政事，所以会灭亡。因此说取得胜利不是难事，难的是保持胜利。贤明的君主以不忘国亡来保持胜利，所以能够长久持国，传及子孙；像齐、楚、吴、越这些大国都取得过胜利，然而胜后骄奢，忘却国危，终将会亡，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保持胜利的道理呀！只有遵循治国道理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
不仅贤明的君王如此，而且那些智慧的先哲们都在遵循着持胜不败的道理：孔子的力量能打开关闭的国门，然而却不肯宣扬自己的力大；墨子守城，击败了公输般的进攻，公输般服输了，可墨子却不肯承认自己善于用兵。这些善于保持胜利的人们，都以自己的强项为弱项。正因为以自己的强项为弱项，所以才能谨慎地使用这些强项，使其永远保持优势。在道家看来，一切事物都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着：强大转化为弱小，弱小转化为强大；胜利转化为失败，失败转化为胜利；兴盛转化为衰亡，衰亡转化为兴盛；吉祥转化为灾祸，灾祸转化为吉祥。不过社会和人事与自然界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人的因素在其中起作用。一种人虽然强大而不自为大，小心从事，循道而行，永远把自己置于弱小的地位，所以不会向弱小转化。另一种人，自以为强大，骄而忘形，目无一切，忘危放纵，背道而行，所以势必由兴盛走向衰亡。故事中的孔子正是遵循这一道理，判定赵襄子一定不会灭亡，因为赵襄子正视自己的弱点，不自强，不自大，在胜利面前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个道理：其一是居安思危是避危处安的前提；其二是人之所行是预测来事的依据。
居安思危之所以能避危处安，其道理孔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主要原因在于，安危与人的行为有直接的联系。勤奋努力是保持安稳的前提，贪图享乐是引来灾祸的缘由。居安思危则促使人们奋斗不息，所以会保持安稳；居安忘危则诱使人们懒惰享乐，所以会招致灾祸。
勤奋努力是保持安稳的前提，贪图享乐是引来灾祸的缘由。人之所行之所以能彰显来事，孔子没有讲，但他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点。他对赵氏的前景做出了预见，认为一定会昌盛。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前提有两个：其一是赵襄子的言行；其二是这种言行可能引出结果的道理。言行表明赵襄子居安思危；道理是思危则勤奋，勤奋则昌盛。
在列子看来，赵襄子居安思危是一种智慧，因为这使他在实践中立于不败之地；孔子预言赵氏昌盛更是智慧，因为他不但预见了来事，而且展示了这一预见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将赵氏在实践中可能取得的成功提高到了理论的高度来认识。
爱人之妻
春秋时期，有一次晋文公集结军队想去攻打卫国。军队走到半路上遇到了公子锄。公子锄问文公意欲何往，文公以实相告。公子锄听后仰面大笑。文公问他笑什么，公子锄回答说：“我笑我家的一个邻居。有一次，这位邻居送他的妻子回娘家，路过一片桑林。他看见一位采桑的女子长得漂亮，非常可爱，就离开大道上前与之说笑。说话之间回头一看，路边有一位男子正在向他的妻子招手，而他的妻子也与之眉目传情，早就把他忘到了一边。我的邻人本来是想招引别人的妻子，没有想到别人也来招引他自己的妻子。这不令人可笑吗？”
听了这话，晋文公略有所思，之后传令班师回朝。军队还没有回到国都，就有探子来报，说有外国的军队进犯晋国的北疆。晋文公立即挥师北上，打退了敌人的进犯，避免了一次军事上的失误。这个故事给人的教益是，在处理彼此的关系时，既要推己及人，又要引人比己。
老子与孔子都讲究推己及人，这主要是从爱人施善的角度提出的。老子主张用对待自己家人的态度对待他人，孔子主张自己不愿做的事不强迫他人去做。目的在于施爱于人，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关系。因为人们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总是仁爱的，推己及人的结果必定是将对自身之爱扩展为对他人之爱。而这个故事则教导人们引人比己，其作用在于限制自己的恶行也预防他人对自己的危害。因为当自己的行为危害他人的时候，引人比己会使自己体验到被危害的痛苦，引发自责和反省；与此同时，也可能从他人遭受危害意识到自己遭受危害的可能性，从而引起防范。由此可以说，引人比己既有道德上的意义，也有智慧上的意义。
晋文公很聪明，他从公子锄的故事中受到了教益，并马上将自己所做的事情与公子锄讲的故事做了类比。公子锄的故事直接告诉人们的道理是：自己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自己；别人受到什么危害，自己也可能受到什么危害。自己招人之妻，他人也会招己之妻；他人可能受到失妻之害，自己也可能受到失妻之害。晋文公依照这样的道理做论证，依照这样的事例做类比，意识到自己进犯他国，他国也会进犯己国，他国可能受到进犯，己国也可能受到进犯。从这样的论证和类比中，晋文公预感到自己国家受到侵犯的可能性，所以下令班师，并且由此解除了自己国家的危难。
自己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自己；别人受到什么危害，自己也可能受到什么危害。由此可见，引人比己也是预见后事的一条途径。
简子放生
春秋战国时期邯郸的百姓有一个习惯，每到正月初一就将自己养的小鸟献给赵简子。因为赵简子会给献鸟者以丰厚的奖赏。赵简子的客人问其中的原因，赵简子说：“这叫买鸟放生。在这个好日子，把鸟放回到自然界之中，让它们过自由的生活，不是很大的恩德吗？不但对鸟是很大的恩德，而且可以引导人们爱鸟、向善，培养人们仁慈的性格。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呀！为什么不做呢？”
客人听说后长叹一声说：“可怜呀！今后的小鸟没几天好日子过了，不是被捉，就是死亡。”
赵简子问：“为什么？”
客人回答说：“您想想，如果您不买鸟放生，捉鸟的人也会有，但要少一些。您买鸟放生，有鸟的人会从您这里得到一大笔钱，没有鸟的人也会想方设法地去捉鸟，那鸟还有活路吗？”
赵简子一听蛮有道理，说：“依您所见，该怎么办呢？”
客人说：“与其买鸟放生，不如禁止捕鸟。禁止捕鸟才能起到保护小鸟，引人向善的作用。”
赵简子听了客人的劝告，下令禁止捕鸟。从此在赵国，笼里养的小鸟越来越少了，林内、树上的小鸟越来越多了。在这个故事中，有两个人对事物的前景做预测：一个是赵简子，一个是客人。实践证明客人的预测是正确的。相比之下，赵简子的预测则是不正确的。客人的预测之所以正确，在于它摸准了事物发展的脉络和人们的心理，从事物的根本做起。赵简子的预测之所以不正确，在于它仅只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没有深入于事物的本质，仅只看到人们的表现而没有体察出人们的内心世界。
赵简子放生是为了给小鸟自由。然而，与其给小鸟自由，不如原本就不要限制小鸟的自由。先限制而后给，那岂不是舍其近而求其远，弃其本而求其末。而鼓励放生正是这种舍本求末的愚蠢行动，而且还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放生的前提是捕生，没有捕生也就谈不上放生。所以直接鼓励放生也就是间接鼓励捕生。这样一来，不但不能达到给小鸟自由的目的，而且还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造成限制小鸟自由的恶果。
赵简子奖赏献鸟，是为了导人向善，而人们争相献鸟，是为了得到奖赏。人们要想得赏就得献鸟，要献鸟就得有鸟，要想有鸟就得捕鸟。所以，赵简子从导人向善的目的出发，得到的却是导人行恶的结果。
故事告诉人们，预期得到好的效果，只有良好愿望是不行的，必须对事物的本质有所认识，并依照本质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否则的话便会徒劳
预期得到好的效果，只有良好愿望是不行的，必须对事物的本质有所认识，并依照本质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无功甚至事与愿违。
拾契为富
宋国有一个人在路上拾到了一张被人遗弃的契约，非常高兴，拿回家去藏到秘密的地方，惟恐被人偷了去。到了晚上，关好门窗，悄悄拿出来，一点一点地数契约上的缺齿，这些缺齿记录着契约包含的钱数。数完之后，他兴奋极了，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字哟。他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第二天告诉了自己要好的邻居，说：“我马上就要成为大富翁了！”
可是过了很久，他依然还是穿得破破烂烂。邻居问他富有了为什么不换件好些的衣服，他哭丧着脸说：“我拾到的是一张废契约。”拾到契约的人失望了。之所以失望，是因为他原本的愿望是虚幻的。一张契约虽然可能是金钱的凭证，但并不是金钱本身。即使是一张有效的契约，它也不能等同于金钱，因为将契约变成金钱，需要一定的手续，而拾到契约的人要想办通这套手续，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且不说一张失效的契约与金钱之间早已脱离了关系。拾到契约的人根本没有认识到这里面的种种关系，只知道契约与金钱的可能性联系，便把这种可能性联系当作现实性联系来看待。这种虚幻的愿望怎么可能不失望。
5.智者与愚者
人非神仙，各有所偏，不同的是偏向哪边。智者疏于外而精于内，疏于小而察于大；愚者滞于外而不知内，见于小而疏于大。疏于外而精于内、疏于小而察于大，虽然不能周全而有所漏，但得大而失小，功大而过小，所以称之为智；滞于外而不知内、见于小而疏于大，则有小得而失大机，为小利而引大祸。这就是智与愚的区别。列子为了揭示这样的道理，讲了如下的故事。
智者疏于外而精于内，疏于小而察于大；愚者滞于外而不知内，见于小而疏于大。
方皋相马
秦穆公看见善于相马的伯乐越来越老了，怕后继无人，所以请伯乐来对他说：“先生！我看您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只怕是心有余而力难支了，不知您的后代中有没有像您一样的相马好手？请先生推荐推荐。”
伯乐说：“良马可以从肋骨和外貌上看得出来，而驰骋天下的马却不行。你看它好像是良马可又不像良马，看它好像存在可又好像消失了，这样的马才是疾速异常、天下绝迹的马呢。我的子孙都不行，他们能看出良马来，但却看不出驰骋天下的马。不过我倒有个朋友，名叫九方皋。不要看他是个编绳子、挑担子的，相马的眼力可远远超过于我。您要相马，可以请他来。”
穆公召来了九方皋，让他去寻求好马。九方皋去了三个月，回来禀报说：“好马已经得到了，在沙丘一带。”
穆公问：“什么样的？”
九方皋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
穆公派人到沙丘接回了那匹马，一看，原来是黑色的公马。
穆公心中很气恼，把伯乐召来说：“你推荐的人很不称职，连颜色与公母都分不清楚，怎么能辨认出好坏来呢？”
伯乐听后大吃一惊，说：“我原先只知道九方皋会相千里马，可不知道他已经达到了如此高超的地步。”
穆公听后更加气恼，说：“先生莫不是戏耍寡人？这种人怎么称得上高超！”
伯乐说：“大王有所不知。知其外者不知其内，知其内者不记其外；知其小者不知其大，知其大者不屑其小。九方皋之所以忘了马的肤色与性别，那是因为他太专心于马的素质和能力了。因为太专心于马的素质和能力，所以便不去注意马的外表和性别；也正因为不去注意马的外表和性别，所以他相中的马一定是千不出一的好马。能达到忘外而精内，那可就不只是能相马了，大可透有形而视无形，观当今而察后世。这样的人万中不出一，说他高超恐怕还远远不够呢。”
知其外者不知其内，知其内者不记其外；知其小者不知其大，知其大者不屑其小。
穆公不置可否，只管让骑士出去试马。果然是一匹驰骋于天下不知疲倦的好马。九方皋虽然忘了马的性别和肤色，但却能透视其骨骼而辨识其本能，代表了智慧；秦穆公只能看到九方皋的小毛病，看不到九方皋的大技能，显然是愚人。伯乐的一番议论，揭示了智愚的界线和各自的特色，讲出了人之所以智、所以愚的大道理。
一般人的认识都有片面性。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一心不能二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当一个人的注意力放在某一个方面的时候，对其他的方面就会有所忽略。而当人综观全面的时候，又往往难于深入一个特定的方面。所以越是精于此也就越是疏于彼，这在一些大匠、高手的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而九方皋正是这样的一种高手，他的相马之技达到了拨云见日的程度，能忘掉一切与良马性能无关的外观，直接捕捉良马的本质，所以说他智慧。
有鉴于此，对那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必须有个客观的审视标准和适度的要求：一是不要求全责备；二是观其所长、用其所长。秦穆公不懂得这个道理，不用九方皋的长处去衡量其长处，而用九方皋的短处去抹杀其长处。九方皋本是识别马的奔驰能力的，不是观看马的肤色和性别的，秦穆公却以他记错了马的肤色和性别来否定他的相马技能，犯了失察的错误，所以说他愚蠢。
伯乐纠正了秦穆公的错误，揭示了“知其外者不知其内，知其内者不记其外；知其小者不知其大，知其大者不屑其小”的道理。这个道理正是列子想通过故事展示给读者的内蕴。
严格来说，伯乐的观点有一个大的漏洞，这便是忽略了时间之差。人的大脑确实不能在同一时间顾及两种东西，但在不同的时间却可以顾及多种东西。可以在一个时间观察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在另一个时间思考事物的内在本质；可以在一个时间考察具体事物的特征，而在另一个时间综合事物的共性。这样一来，一个人既可以认知事物的表面现象，也可以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既可以了解一个个具体事物，也可以综览事物的共性，不一定就非得顾此失彼。有鉴于此，应该说九方皋相千里之马与察马之色、记马性别并不是矛盾的事情，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能做到的事情而九方皋却没有做到，说明他不是全智全能的人。伯乐掩盖了九方皋的不足，用在同一时间中难以兼顾大小、内外的道理为他辩护，用通常的道理来衡量，显然是立不住脚的。
不过，伯乐的观点确有其精明之处，它的精明恰恰在于把立不住脚的道理说得有了道理。在他看来，通常人在不同的时间可以彼此兼顾，而一心一意专于事物本质的人在不同时间却不及兼顾，他把一切时间都用来考察事物的本质。正因为如此，一种奇迹产生了：一方面，这样的人成了偏人，疏于对事物表面的认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又成了奇才，他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要比别人深刻得多。得失相较，失去的表面认识无关紧要，而得到的本质认识却使之成了超人。这样一来，九方皋的不足反而成了造就大器的前提，而知其内不知其外、观其大则不观其小的观点也由此成了精辟之言。
得失相较，失去的表面认识无关紧要，而得到的本质认识却使之成了超人。
只见金者
过去齐国有一个人想要得到金子，朝思暮想，想不出好办法。一天早上，他穿好衣服，戴好帽子来到市上，走进了卖金子的店铺。见到了金子，他好生欢喜，心里想：“我日夜想念金子，金子不是就在我的眼前吗？想不到得到金子是这样容易。”于是顺手拿了一块金子就装在了自己的袖子中。没走出几步远，人们就把他捉住，扭送到了官府。
官吏审这个案子的时候问他：“人们都在跟前眼睁睁地看着，你怎么就敢偷金子？”
他说：“我没想到在偷金子。在我看到金子的时候，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见，只见眼前的金子。我好生喜欢，于是就拿了。”这个故事与“方皋相马”的故事相似，都是说人的心思不能二用，专注于一事的时候，往往不及他事。不同的是九方皋专注于事物之本，偷金者专注于事物之表；九方皋以其专注而成奇才，人称其为智慧，偷金者以其专注而成囚徒，人贬之为愚蠢。
杨朱治国
有一次，杨朱前去拜见梁王，对梁王说：“臣虽不才，却能将天下运筹于掌上，不为而治之。”
梁王听后觉得好笑，毫不隐讳地说：“听说先生家中有一妻一妾，谁都不听先生的指挥。您的智慧不足以治理三人之家，气力不足以耕耘三亩之田，还敢夸海口，说能治理天下。是不是太自不量力了？”
杨朱说：“这个道理大王就有所不知了。您见过牧羊的吗？一群羊大概有百十来只，一个五尺高的牧童手拿一根鞭子随于其后，想让羊群向东则向东，想让羊群向西则向西。假使换了唐尧，不要说放牧一群羊，即使手牵一只羊，再让虞舜拿着鞭子赶于其后，也休想前进一步。我听说这样的事情：能吞下舟的大鱼从来不游于支流之中；鸿鹄高飞九万里，从来不落在池塘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在追求高远呀！像黄钟、大吕这样的乐器是不可用来演奏琐碎的乐曲的，为什么呢？乐器大而声乐疏的缘故呀！古人有言说：成就大器的材料不能用于小器，造就大功的高手不善料理琐细。正是说的这个道理呀！”
志在大者不屑于小，能力强者不举毫毛。这个故事的蕴意与“方皋相马”大体相同，也是说志在大者不屑于小，能力强者不举毫毛。不同的是，前者讲相马而后者讲治世。
6.怪者与知者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形之物，无所不变。不同的是，有些事物人们常见，有些事物人们罕闻；有些变化人们习以为常，有些变化人们少见为怪。用常人的眼光观天下，一定是怪物多而常物少，因为人类的见识在宇宙之中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用世人的眼光观变化，一定是怪变多而常变少，因为人类经历的变化在宇宙中只不过是万年之一瞬。用智慧的眼光观天下，则世上无怪物，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用智慧的眼光观变化，则天下无怪变，因为任何变化都有它的缘起和轨道。列子用两个故事来说明这样的道理。
用智慧的眼光观天下，则世上无怪物，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用智慧的眼光观变化，则天下无怪变，因为任何变化都有它的缘起和轨道。
狗咬主人
杨朱有一个弟弟叫杨布，家里养着一条狗，非常善解人意，杨布非常喜欢它。一次杨布穿着白色的衣服出门，遇上了雨，在外面换了一件黑色的衣服回家，那条狗竟然不认识他，冲着他直叫。杨布很生气，拿了一根棍子要打它。杨朱见了连忙制止说：“这不能怪它。方才你是穿着白色衣服出去的，可是回来时却穿上了黑色衣服。这个变化狗没有料到，所以咬你。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也是会感到奇怪的，不信你试试：假如这条狗出去的时候是白色而回来的时候是黑色，你一定会以为回来的不是你的狗。”换一件不同颜色的衣服，这样的变化对于人来说习以为常，谁都不会感到奇怪，对于狗来说也不是什么难见之事。问题出在自己的主人在出门的时候穿白色衣服，而不久却穿着黑色的衣服回来了。这种变化对这条狗来说大概是初次遇到，出于意料之外，所以它未能认出自己的主人来。
用人的智能来衡量，会感到这条狗太蠢了，因为衣服的变化只是表面的变化，穿衣服的人并没有变化，认人主要是认人自身，而不是认穿在人身之外的衣服。
站在智慧的高度来衡量，会感到人也太蠢了，因为人也经常犯同样的错误。杨朱就举出了这样的例子：假如杨布的狗出去的时候是白色而回来的时候变成了黑色，杨布也会认不出是自己的狗来。
杨朱这个例子举得非常深刻，之所以说深刻，是因为一般人认为狗的颜色是不会改变的，就像杨布家的狗认为杨布出门时的衣服与回家时的衣服颜色不会改变一样。认为不会改变的东西改变了，所以便辨别不出来了，尽管只是皮毛的改变而不是本质的改变。这是认识的一个误区，对狗对人都是一样。
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指出这一误区，跳出这一误区。要跳出这一误区，就要从根本上树立各种变化皆有可能的观念，不要把目光局限在自己所见的范围内，不要认为自己未见过的变化就是不可能出现的变化。不要把目光局限在自己所见的范围内，不要认为自己未见过的变化就是不可能出现的变化。人穿的衣服可以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狗的皮毛也可以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狗不知道主人的衣服颜色会改变，所以以变为怪；人不知道狗的皮毛颜色会改变，所以以变为怪。人笑狗只看表面不看本质，通变的人也会笑不通变的人只看表面不看本质。道理是一样的。以此类推，任何变化都是有可能的，不过要看是不是具备促成变化的条件。一切事物都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沿着一定的轨道变化，只要条件具备，变化就会发生。这就是列子传授给人的智慧。
不死之术
过去有一个人，说懂得不死之术。燕国的君主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下子可找到永享人间荣华富贵的途径了，于是特派一位使者前去学习。没想到使者还没有学会，教授不死之术的人却死了。燕君得知消息后大怒，下令将使者处死，因为他没有尽到职责。
燕君的宠臣进谏说：“君主息怒，没有学会不死之术，责任不在使者，而在老师。教不死之术的老师死了，说明他根本就不会不死之术，否则的话，他怎么会死呢。既然老师都不会不死之术，怎么能让学生学会不死之术呢？”
燕君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把使者释放了。
有个名叫齐子的人也想学不死之术，听说老师死了，非常悔恨，怪自己知道得太晚、没有福分学不死之术，捶胸顿足，无以发泄自己的悔恨之情。
一位叫富子的人听说此事觉得很好笑，说：“教不死之术的人都死了，学不死之术的人还懊悔，这不是大笑话吗？教不死之术的人自己都难保活命，可见不死之术是骗术。学不死之术的人免于受骗，应该庆幸才是。齐子不但不庆幸，反而懊悔，那不是把自己想要学习什么都忘记了吗？”
一位叫胡子的人对富子的话不以为然，他说：“富子的眼光也太狭小了。一个人死了，并不等于他不知道不死之术。知道不死之术与运用不死之术是两回事情。知道了并不一定就会运用，会运用也不能保证次次都能运用得好。不会运用并不等于不知道，运用中出了偏差也不等于就是骗术。有其术而不能运用的人是有的，能运用而没有其术的人也是有的。卫国曾经有一位精于算术的人，临死的时候把算术的口诀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儿子把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就是不会算数。别人问他父亲是怎么向他传授的，他都说得很清楚。问话的人按照他转述的话去做，也精通了算术，与他父亲的技艺相差无几。依照这样的道理，一个不会运用不死之术的人并不一定不知道不死之术。”这个故事分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教授不死之术的人死了，这个事实说明不死之术是骗术，教授之人死了不值得惋惜，学习之人没有学会不应该责备。这个道理由燕君的宠臣揭示出来，燕君接受了。第二个层次是齐子不懂得这个道理，还为不及学习不死之术而惋惜，受到了富子的讥笑。第三个层次是胡子批评富子的观点，认为他的观点是狭隘的。
三个层次反映出了智愚不同的四种人。
第一种人最蠢，这便是齐子。齐子本想学习不死之术，却从不考虑世上存在不存在不死之术。教授不死之术的人自己死了，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可是齐子却毫无反应。他的头脑像木头，僵化、死板，只会朝着一个方向想问题，根本没有考虑到教授不死之术的人之死与不死之术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忘了自己想要学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第二种人虽然愚蠢，但还可以教导，这便是燕君。燕君听说教授不死之术的人死了而使者却没学会不死之术，他的第一个反应不是不死之术是骗术，而是怪罪使者没有完成使命。说明燕君也钻进了牛角，好在他能接受宠臣的开导，悟出了其中的道理。
第三种人比较聪明，这便是燕君的宠臣和富子。他们从教授不死之术的人死了的现实，得出了不死之术为骗术的结论，打破死板和僵化，使用了正常人常用的思维方式，即自身不能逃避死亡的人是不可能知道不死之术的。
第四种人具有智慧，这便是胡子。胡子没有盲从富子的意见，而是站在理性的高度去审视，提出了自身不能逃避死亡的人不一定不知道不死之术，打破了常人的思维模式。
在这里需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世上是否存在不死之术？第二个是富子与胡子谁的思维方式更富有智慧？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这样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不死之术。
之所以这样说，基于两点：第一点，按照事物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有生就有死，有始就有终。人都是由不存在而转化为存在的，最终还要回归于不存在。第二点，至目前为止，科学的发展还没有突破如上的规律，尽管人们的寿命在不断地延长，但还没有发现可以无限延长下去的机制。
任何规律都不是绝对的，都是一定条件下的规律。这个答案与“根本不存在不死之术”的答案是有区别的。它避免了绝对与僵化，为未来的科学发展留有余地。因为任何规律都不是绝对的，都是一定条件下的规律。一旦条件发生了变化，以往的规律就要让位于新的规律。有鉴于此，“根本不存在不死之术”的答案起码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封闭”的弊病。另外，现在已有科学家发现了生命的基因，在生命体中培育这种基因可以延长生命。将来是否会培育出自身具有再生能力的生命基因来，也很难说。我们不能用当代人的目光去估计未来科学的发展。
无论如何，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富子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教授不死之术的人并无不死之术。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这样的：富子的思维方式合于常规，胡子的思维方式更富智慧。
之所以说富子的思维合于常规，是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具有某种技艺的人就是会运用这种技艺的人，不会运用这种技艺，就说不上具有这种技艺。也就是说，会运用某种技艺是具有这种技艺的标志和验证标准。应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具有的能力与施展能力的结果应该是统一的。
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分析教授不死之术的人，可以说，富子的分析没有错。教授不死之术的人死了，从实践上证明他不具有不死之术。如果具有，怎么会死呢？
之所以说胡子的思维方式更富有智慧，是因为他的思维更细腻，对一个人有没有某种技艺采取了分析的方法，避免了绝对肯定与绝对否定的片面性。在他看来，一个人有没有某种技艺，具有多种情况。有些人可能仅仅懂得理论而不会运用，有些人可能只会运用而不懂理论，有些人可能理论与运用都有一手但不精通，有些人可能理论与运用都很精通。他举了一个卫国人做例子，说明以上的划分不是妄说。有鉴于此，就不能以一次成败下定论。可惜的是，有无不死之术只能成败一次，如果换一种技艺，比如发射火箭，就可以说明失败了并不等于不具有这样的技艺。
见异常而不怪，逢异事而泰然。说胡子的思维方式更富有智慧，不局限在它对有无不死之术的具体分析上，而更在于它肯定了大千世界的多样性，启迪人们从多种视角、从多种层面看待事物，有助于人们避免思维的绝对化和片面性，有助于人们扩展自己的视野、开动自己的脑筋，见异常而不怪，逢异事而泰然。
正因为如此，列子把胡子超于常规的见解当作这个故事的最高见解。
7.知人与知己
人类的智慧还涉及一个重要的领域，这就是人心。人心又分两个部分，即他人之心与自己之心。人常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可见知心之难。知他人之心难，知自己之心更难。正因为难，所以要想知心则更需要智慧，能够知心则更显示智慧。列子的故事涉及知心的问题。
知他人之心难，知自己之心更难。
消人三怨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精于心理的贤士，人称狐丘丈人。狐丘丈人见楚国的大夫孙叔敖贤达廉洁，很是钦佩，有心要帮助他。
一天狐丘丈人去拜访孙叔敖，对孙叔敖说：“人有三个方面容易招人怨恨，俗话称为‘三怨’，不知道先生知道不知道？”
孙叔敖问：“是哪三怨？请先生指教。”
狐丘丈人说：“爵位高了，会招同人妒忌，这是一怨。官做大了，会招上司厌恶，这是二怨。俸禄厚了，会招百姓憎恨，这是三怨。遇到这样的事情先生怎么处置呢？”
孙叔敖说：“这些都容易处置。我的爵位越高，我的派头越小。我的派头小了，与同人平等相待，同人便不会妒忌我。我的官衔越大，我的追求越低。我的追求低了，上司觉得我不会超过他，便不会厌恶我。我的俸禄越厚，我的施舍越广。我的施舍广了，百姓得着了实惠，便不会憎恨我。您看这样是不是可以呢？”
狐丘丈人听后放心地笑了。
后来孙叔敖得了重病，即将离世时对他儿子说：“我要离开你们了，有一句话你要牢牢记住。因为我对楚国做了一些事情，大王曾要给我一处很富庶的封地。我一直没有要。我死后，大王肯定又要给你封地。你一定不能接受那富庶的地方。在楚国与越国的交界处，有一个叫做寝丘的地方，土地贫瘠且名声不好。如果大王非要封地不可，你就把这个地方要下来。楚国人讲究鬼神，越国人讲究吉祥，都不愿意去争这块不吉利的地方，所以将来能够长久保留的也就这一个地方了。”
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要加封他的后代。谈到了许多土肥水美的地方，孙叔敖的儿子都没有要，最后要下了寝丘。结果，其他地方你争我夺，不断遭受兵乱，不管谁都难以长久立足，只有寝丘一地平平安安，一直在孙叔敖的子孙们手里。人的心理非常奇怪。有些人在你穷困的时候同情你，帮助你，当你富有之后维护你；有些人在你穷困的时候同情你，帮助你，当你富有之后妒忌你；有些人在你穷困的时候小看你，鄙视你，当你富有之后妒忌你；有些人在你穷困的时候小看你，鄙视你，当你富有之后恭维你。单就两人之间的穷富关系，便有如此之多的心理反应，且不说涉及爵位高低、官职大小等等其他方面了。
列子把握了人的心理天平，这就是高则下之，富则均之，使自己与他人永远处在一种平等、互惠的关系中，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保持对方的心理平衡。因此孙叔敖消除三怨的方法便是：爵位越高则派头越小、官衔越大则追求越低、俸禄越厚则施舍越广。这样一来，对方在己方的地位变化中得到的是一种同等的待遇，所以不会引起异常的反应。
此外，故事还涉及人们的心理趋向，那就是趋利避害。凡是有利之处，人必争之；凡是有害之处，人必避之。孙叔敖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趋向，为子孙们找到了长久安身之地，这便是最为贫瘠而负有恶名的寝丘。因为这里无利而不吉，所以无人相争；因为无人相争，所以得以以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灵。
凡是有利之处，人必争之；凡是有害之处，人必避之。这个故事不涉及道德问题，只涉及智慧问题。人的心理如何，在有些场合与道德修养有关。比如见别人穷困则同情，见别人富有不眼红，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见别人穷困则鄙视，见别人富有则妒忌，是一种卑下的心理。然而，认识人们的心理反应，消除人们的异常心理，使之趋于平静，以此维护自己的正常生存，免遭他人伤害，则是一种智慧。
失斧之人
过去有一个人丢了斧子，怀疑邻居家的儿子偷了。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便处处觉得邻人的儿子是偷斧子的人：看他走道，像偷斧子的人。看他面色，像偷斧子的人。看他言语，像偷斧子的人。看他态度，像偷斧子的人。有一天他扬场里的谷子，发现斧子在自己的谷堆里埋着，并没有丢。第二天再见邻居的儿子时，左看右看，什么地方都不像偷斧子的人了。
相信证据，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这个故事展示了一种心理现象，那就是人的认识往往具有主观偏向。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如果已有成见，就会左右自己的知觉和感官，使之带上主观色彩。
它告诉人们，要看到自己认识过程中的这种心理缺陷，防止它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干扰视线，努力校正视角，使自己在观察和分析事物的时候，更忠于实在，更出于客观。否则的话，就会犯丢斧之人的错误，把自己的主观感觉强加在被认识的事物身上。
它还告诉人们，要想校正自己的心理偏向，最好的办法是依靠证据。因为人的主观感觉一旦形成，想要校正过来十分困难。不是自己不愿校正，而是这种主观感觉十分顽固，没有充分的事实很难克服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心理偏差造成的认识错误，就要恪守一条原则，那就是相信证据，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丢斧子的人就是通过物证才校正了自己的错误感觉。
伐树之心
一家门口长着一棵梧桐树，已经干枯了好几年了，也没舍得锯倒它。一天，邻人的父亲说枯木在门口立着不吉祥，还是早日锯倒为好。这家人听了劝告，就把枯树锯倒了。
没过几天，邻人的父亲需要木柴烧火，向这家人索取。这家人非常不乐意，认为他劝告锯树并不是为了别人家好，而是为了他用柴方便。因此不但没有给他木柴，反而觉得他居心险恶，与他断绝了交往。这个故事说明人心很难揣摩，摸透人心很难，明察己心也很难。故事中的主人公就陷入了永也辨别不清的境地。
邻人之父先是劝说锯倒枯树，后是索取枯木烧柴。从表面联系来看，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联想就是劝人锯树是为了自己烧柴。
可是这种判断是否准确？则很难说。主人公是否犯了失斧之人的心理错误？难以排除。因为邻人之父的行为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劝锯枯树时出于好心，当时还没有产生烧火用柴的需要，之后有了这种需要，才向邻人索要；另一种是，劝锯枯树本来就出于私心，索要木柴才是目的。如果属于后者，也算罢了。如果属于前者，邻人之父岂不是遭受不白之冤，而故事的主人公岂不是做一亏心之事？多亏这是一件小事情，若是有关人命的大事，岂不铸成大错？然而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因为没有办法再为邻人之父进行解脱。留给人们的只是两个教训：一是行为要慎重，以免造成误会；二是心胸要开阔，以免伤人之心。
第一个教训是针对邻人之父而说的。按人之常情来说，邻居有枯木，如果处得不错，要些来烧也不为怪。问题出在枯树是自己劝邻居伐倒的，再去索要则容易让人误会，以为自己劝人伐木别有所图。如果将这前因后果细致考虑一下，再懂得一些人的心理反应，便会放弃索要枯木的念头，从而避免这场误会。假如邻人之父劝人伐树出于无心的话，他的行为缺陷就在于不懂人心，给人造成了产生误解的客观原因。
第二个教训是针对故事主人公而言的。邻人之父劝己伐树并非没有道理，伐树之后自己也没有什么损失。有鉴于此，宁肯以好心度人，不可以恶意测人。因为邻人之父是好心还是恶意处在两可之间，而且自己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说明对方是恶意。以好心度人，即使有所出入也两相无伤；以恶意测人，一旦冤人则会终生遗憾。
故事留此遗憾的可能性，借以说明知人心难，知己心亦难。故事的主人公虽然对邻人之父下了恶意的结论，但他永远也无法证明自己判断的正确性，永远也无法排除自己犯有心理偏向错误的可能性。
文子止盗
春秋时期，晋国有一段时间盗贼特别多，晋君很是苦恼，没有办法治理。正好有一位名叫郄雍的人能辨别盗贼的相貌。据说他只要看看睫毛与眼眉之间，就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盗贼、做案经过如何。晋君把他请来让他试试，结果一百个盗贼之中没有一人逃得过他的眼睛。
晋君得了这么一位能人，心里高兴极了，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赵文子。他说：“我得了这么一位能人，再也不用怕有盗贼了。看来治盗贼也用不了多少人，只要有一位这样的能人也就够了。”
文子听后笑笑说：“君王用监盗的方法治理盗贼，永也消灭不尽盗贼。不仅消灭不尽，而且监盗的郄雍也快要出事了。”
没过多久，盗贼们聚在一起商量说：“我们之所以没有饭吃了，就是因为出了一个郄雍。与其让他整我们，不如我们来把他除掉！”于是联合起来把郄雍杀害了。
晋君得知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刻召见文子说：“先生太有远见了，郄雍果然被人杀害了。先生看还有什么办法治盗呢？”
文子说：“周朝有一个谚语说：‘能看见渊中之鱼的不吉祥，能知晓别人隐秘的有祸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眼睛太明亮、心里太聪明，就会妨碍别人的利益；妨碍了别人的利益，就会遭到别人的报复。郄雍之所以被害就是这个道理。他的眼睛太厉害了。要想防盗，这不是根本的办法。最根本的办法是举贤施教，导人之心。只要百姓的心善了，知道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耻辱，谁还去做盗贼呢？”
晋君听从了文子的劝告，任用贤臣随会治国，行仁教之政，结果盗贼们没有了市场，都逃到秦国去了。
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关键的关键是知道人心，引导人心。抓住了人心，百姓自然和顺，社会自然安定；不知人心，失去人心，再有能人也无济于事。这个故事包含着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的思想。认为过分刚强会招致失败，要想长在久存，就要守柔处弱。而更主要的是在说明知心、得心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和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的行为是由人心支配的。所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关键的关键是知道人心，引导人心。抓住了人心，百姓自然和顺，社会自然安定；不知人心，失去人心，再有能人也无济于事。
8.体悟与思谋
孔老夫子有一句话，叫做“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仁者乐山”在这里勿须多叙，那是道德范畴里的内容，而“知者乐水”则须稍事叙说，因为它形象地描绘出了知者的心理特征和智慧的基本属性。
水，置于杯中则为杯形，置于碗中则为碗形，置于高山则顺势下流，置于谷地则环抱静候。见机而动，顺势而行，启迪灵敏和精明，激发活力和智能。它的特征可用一个字来概括，这就是“动”。在动中求得适应，在动中穿窍入孔，深入万物之内，出于宇宙之表，与知者的心理特征相照应，善谋善思出智慧，胡思乱想出癫狂。与智慧的展现形象相融通。所以知者乐水。
人要有智慧，首先是要动。智慧是大脑活动的产物，不谋不思，僵化死板，智慧永远不可能产生。
不过，动只是产生智慧的前提，并不是产生智慧的保证。要想出智慧，就要动之有序。动之有序谓之智，动之无序谓之狂。换句话也就是说，善谋善思出智慧，胡思乱想出癫狂。
什么是动之有序？何谓善谋善思？列子的故事从两个方面论及于此：一是就宇宙整体的宏观而言；一是就具体事物的微观而言。
就宇宙整体的宏观而言，列子认为，天地万物既是一个自然而然存在、自然而然变化的客观世界，又是一个普遍联系、相互沟通的统一整体。既是一个普遍联系、相互沟通的统一整体，又是一个无限多样、变化无穷的大千世界。
正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世界，所以不能用人的主观臆想去对待它，必须扫除自己心头的主观杂念，保持内心的虚空洁净，按照世界的原本面貌认识它，对待它。
正因为它是一个有机整体，所以不能割裂它、只去把握它的某一局部，而需全面地、相互联系地对待它。
正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存在的世界，所以不能用人为的力量去扭曲它，而要消除人为造作，保持世界的自然原貌。
正因为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变化的世界，所以就不能用人为的力量变其常规，而要顺应它的自然变化。
它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所以在用相互联系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时候，要避免单一和简化，要打破固定的思维模式。
它是有常的，又是多变的。所以在按照自然法则观察世界的时候，要避免凝固和僵化，树立变中有异的观念。
它是多样的，但却有主有次。因此在处理事务时要抓住主要的，不能平均使用力量。
它是多变的，但却有因有果。因此在看待变化时要寻其原因，不要颠倒因果。
在故事的述说中，虽说有很多怪诞的情节和离奇的色彩，间或夹杂着一些神秘，比如，不用耳听，不用目视，而用全部身心去体验，但其所要表达的思想，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却闪射着智慧的光芒，对人类思维的发展具有启迪作用。
就具体事物的微观而言，列子认为，天地万物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相对于不同事物来说，既表现为一定的优势，又表现为一定的缺陷；处在不同的领域，原先的优势可能会变为缺陷，而原先的缺陷又可能变为优势。客观的事物是如此，人的主观认识也是如此，所以认识和看待具体事物，不仅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而且要依据不同的环境和事物之间的不同关系对事物进行重新审视；处在不同的环境和处理不同的事物时，要注意调整自己的视角，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自己的缺陷。这些思想有时候尽管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述出来，比如说九方皋不辨马的肤色和性别却能相千里马，偷金者只看见金子却看不见金子旁边的人，但其揭示出来的思想却是非常深刻、非常精彩的。
人要像水一样，顺应事物的形势，随从世界的变化，遵循变化的法则，以求行动的成功。这就是智慧。如上两个方面虽然涉及的范围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前者着眼于整个宇宙，后者着眼于具体事物，但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人要像水一样，顺应事物的形势，随从世界的变化，遵循变化的法则，以求行动的成功。这就是智慧。而要做到这一点，对整个世界则采用体悟的方法，对具体的事物则采用思谋的方法。体悟，按照列子的说法是要静，而实际上则是以静求动，亦即排除内心的杂念以顺应世界的变化。思谋，则是运用思维的机制，揭示事物的法则，把握事物的本质联系，以顺其势而成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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