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皇家历来有子凭母贵的传统。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李太后（万历帝生母）宫中的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一场意外，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时间倒回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万历皇帝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慈宁宫准备向李太后请安，不巧的是太后因事不在。慈宁宫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小宫女王氏向少年皇帝献茶，万历皇帝一时冲动就宠幸了这个王氏宫女。万历皇帝的第一个皇子就以这种方式来到了世间。在德行至上的明朝，这应该算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万历皇帝本来准备提上裤子就不认账的，哪里会料到欢娱过后还要负责任，因为王氏宫女为其产下了一个龙子。虽然他事后还想赖账，可专门记录皇帝吃喝拉撒睡的官员已经在《起居注》里做了记录。
万历皇帝是个感情非常专一的人，他的心中只有一个郑贵妃。虽然王氏为他产下龙种，可还是无法得到皇帝的感情。
在位将近半个世纪的万历皇帝，就像一个幽闭症患者，天天沉溺于后宫，差不多有三十年没有上朝问事。或与心爱的郑贵妃厮守缠绵，或与太监宫女纵情玩乐。就连宫廷失火、帝国官吏缺失一半这样的大事，他都懒得去过问，只想关起宫门过自己的快活日子。
文官与皇权之间的激烈冲突，更是让他心灰意冷。在他看来，那些帝国的官僚们总是和自己对着干，而且越干越有劲儿。自己赞成的，他们一律反对；而大臣们坚持的，又是自己所反感的。
为了将郑贵妃的儿子立为太子，万历皇帝与官员们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这也为明朝埋下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隐患，最终导致帝国滑向衰落。
郑贵妃先后生了三个儿子，皇三子朱常洵和皇四子朱常治，皇二子则少年早夭。
万历皇帝很不愿意将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更何况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位职位低下的宫女，他并不喜欢她。当然除了郑贵妃，他的感情世界里已经容不下第三者了。正因为这份感情的牵扯，在册立皇太子这样的国本问题上，万历皇帝为了心爱的女人，不惜与帝国的官僚集团撕破脸皮，不仅不册立太子，还私下允诺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
面对帝国上下的流言汹汹，万历皇帝丝毫不为所动，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
等到皇长子朱常洛年满5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王氏还没有受封，而刚刚产下皇三子朱常洵的郑贵妃却要被封为皇贵妃。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王氏，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却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
这一异议虽然引得万历皇帝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在子凭母贵的皇家后宫，这种身份上的强烈对比，传递给大臣们的信号就是——万历皇帝更可能立皇三子为太子。这让本就喜欢寻找话题的言官们有了更多发挥的机会，一时间，皇帝的个人喜好与文官所坚持的传统礼法发生了火花四溅的碰撞。
在所有的儒家经典和前朝旧制中，“无嫡立长”都是一个死理。在儒家信徒和大部分帝国文官的眼中，他们认的死理往往就是绝对的真理，谁反对都是错，就算是皇帝想要与真理抗拒也不行。
不遵循传统，就是不守三纲五常；不讲人性道德，就是对帝国政治局势的破坏。帝国官员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皇帝成为反人伦、反纲常的急先锋，更不能容忍他拿帝国的长治久安开玩笑。
帝国的言官们毫不避讳，说万历皇帝晋封郑德妃是为朱常洵立嗣创造条件，皇帝不应该专宠郑贵妃一人。按照传统，皇帝应当先晋封产下皇长子的恭妃王氏为皇贵妃，更有人直接喊出了“册立东宫”的口号。
面对帝国官员的指责，万历皇帝除了愤怒还是愤怒。他向官员们解释：“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就是说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任何关系，朝臣不应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指责他。
万历皇帝给出的解释，没有人能够听得进去。官员们虽然一直在拿“无嫡立长”的法则来掣肘皇帝，但对万历来说，他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他之所以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久拖不决，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等到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兑现自己对郑贵妃的承诺。
君臣之间因为册立太子而斗得天昏地暗。太子是储君，是帝国未来的掌舵人，是国家命运之根本，因此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斗争就成了“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的时间跨度之长创造了帝国政治斗争的一项新纪录，这场争论在帝国权力高层足足持续了三十多年。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为止，这样一幕政治闹剧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本之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臣们的思想动机开始变得复杂，“国本之争”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游戏，逐渐沦为权力集团党争的工具。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人”中的代表人物，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些志同道合者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人都参与其中，一时声名大噪。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都闻风而至，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
一些有心结党营私的帝国官员，借着向万历皇帝发难的机会，妄图实现掣肘皇权、扩张权力的目的。在这场“国本之争”中，东林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走向。
东林党发端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打着学术的旗号，行政治活动之实。它并非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其人员构成主要是在野官僚。
东林书院就像是一个权力信号的发射台，帝国官场的各种复杂关系和政治能量都会在这里交汇并发散出去，进而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随着影响力的增大，东林书院讲学大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会多达千人以上。
走进东林书院的不光有在野人士，甚至连一些在职官员也会前来参加讲学活动。用东林书院创办者顾宪成的话说，就是“同志毕集，相与讲德伦学，雍容一堂”。官员的不断参与使得东林书院逐渐成为朝堂之外的权力集散地。低级别官员加入其中是为了形成抱团势力，寻找政治靠山；而高级别官员加入其中，则是为了形成对抗皇权与其他势力集团的党派。
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而东林党从建立之初就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其成员标榜文人的道义气节，以天下君子自居。
在一个道德统治的国度里，东林党人把自己视为道德的化身。可问题是，结党必然会营私，结党必然会破坏政治势力的平衡。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统治者都不愿看到有人结党。
现在有一个词叫“圈里圈外”，里外是两个世界。东林书院的存在，将帝国的政治势力划为圈里圈外。圈里是东林党人，他们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专门同皇帝和帝国的高级官员作对，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圈外是非东林党人，他们是遵循官家游戏规则，迎合皇帝和辅臣的人，被称为“邪佞”。东林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威胁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还有皇家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东林党人士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采取防范措施。既然东林党是抱团组织，那么为了保持权力博弈的平衡，非东林党人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同乡中的高官为领袖，组建自己的党派。这样一来，在帝国官场上就形成了一个攻守联盟。
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之下，帝国的权力系统内部党派林立。在当时能够与东林党相抗衡的党派，是同样居于帝国权力系统高层的浙党。
如果说东林党是在野人士的权力抱团，那么浙党则是朝堂人士的权力抱团。当时的帝国首辅沈一贯，纠结京城的浙江籍官僚，形成“浙党”。他们与东林党针锋相对，又与宫中的阉党遥相呼应。
除了浙党，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还有很多小派系。比如当时还有以湖北籍官员为主的是“楚党”，以山东籍官僚为主的“齐党”，而楚党与齐党常依附于浙党，合称为“齐楚浙党”。另外还有“宣党”和“昆党”。
由于“国本之争”拖延了很长时间，东林党与“浙党”等非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发展到最后，帝国的派别之争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不论是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争得没完没了，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被折腾得乌烟瘴气。各党派将帝国权力系统分解得支离破碎，相互之间明争暗斗，致使党争绵延数十年。
而万历皇帝也逐渐对东林党感到厌恶，因此直到万历末年，东林党人在帝国的权力格局中都没有占得上风。
官员之间的党争并没有发展到朝堂上的短兵相接，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利用“京察”的机会互相攻击。明代的官吏考核有两种制度：“京察”和“外察”。“京察”每六年施行一次，考查对象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外察”每三年施行一次，考核对象是在地方任职的官吏。
“京察”不是随便走过场的干部考核，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如果一个官员在“京察”中出了问题，那么他的仕途就算走到了尽头。
万历皇帝虽然在立储问题上一拖再拖，可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这时候，他已经年满二十岁。“国本之争”虽然有了一个形式上的结果，可是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帝国权力系统所遭受的破坏是无法计量的。
帝国虽然有了名义上的太子，可是在万历皇帝的心中，他却并不认同这个太子。正因为内心的不认同，所以他对朱常洛的态度也非常冷淡。加上这时候外朝内廷不断有流言传出，皇帝早晚会废了太子，再立皇三子福王朱常洵。在这种局面下，太子朱常洛和他身边的人都不免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
所有人都不看好朱常洛这个太子，连他自己都对未知的明天充满了怀疑。他无法安心待在东宫做一个享受型的宅男，无法安心等待皇权易手的那一刻。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年底，皇长孙朱由校（后来的天启皇帝）降临人世。朱由校的降生并没有为这个步履沉重的帝国带来多少活力，反而让那些言官们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炒作话题。
皇长孙朱由校的出生，并没有让万历皇帝对太子的态度有所改变。不仅没有改变，万历皇帝还把施予太子的冷漠又复制了一份送给皇长孙朱由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位御史上奏“皇长孙年已十龄，未闻出阁，岂成燕翼之深谋？”就是说，皇孙朱由校已经年满十岁，可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宫廷教育，将来怎么能够担当大任。这份奏章一直被万历帝皇帝“留中”，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这难免会让那些帝国官员浮想联翩，毕竟太子朱常洛当年也有过同样的人生际遇。
万历十八年（1509年）年初，当时还不是太子的朱常洛已经八岁，已经过了正式入学读书的年龄。迫于朝臣们的压力，首辅申时行等四位大学士集体向万历皇帝请愿，提出“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
朱常洛的出阁读书涉及一系列问题，必须要确认他的太子身份。万历皇帝宁可拖着耽误皇子的教育，也不愿意把册立太子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太子受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并慎重选择皇子的讲官和近侍，尽心培养帝国的接班人。
在太子的教育问题上，明朝虽然制定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礼仪程序，却没有规定皇子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确立对未册封为皇太子的皇位继承人提前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规范。
当时的皇家教育（尤其是东宫教育）是建立在册封基础上的，没有取得太子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虽贵为皇子，却因为敏感特殊的身份，不仅不能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连最起码的基础教育也难以进行。
朱常洛的教育问题一拖再拖，主要是因为太子身份始终没有落实。万历皇帝的冷漠态度，使得朱常洛受册封为太子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太子应该得到的受教育机会。
由于万历皇帝在位的时间过久，不仅耽误了太子朱常洛的教育时机，甚至连皇长孙朱由校的教育也受到了影响。
幼年的天启皇帝朱由校从来就没有跟着真正的文臣儒生读过书，他的所谓的启蒙老师不过是东宫里有些文化底子的太监。他长至十七岁仍不能出阁讲学，接受正规的皇室教育。天启皇帝就是在这样一种教育环境下成了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不亲史书、没有受过正统儒家精英教育、没有接受过诗书文化熏陶，大字不识几个的半文盲皇帝。
更重要的是他的启蒙教师都是些没有文化素养的太监和宫女，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与儒家的正统教育是相背离的，他们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都投射在了小主人的身上。
正规教育的缺失，使得天启皇帝在成人后表现出偏执、乖张的性格特征。
从小没有人督促他读书学习，正好养成了他“不好静坐读书”的性情。这种性情的另一面就是好动，喜欢疯狂与热闹。太子受教育的年龄越大，可塑性就越差，对宦官内侍的心理依赖就会越强，他们“昌龄日茂，未离阿保，讲读未就，冠婚已逼”。
朱由校自幼生长于清冷的东宫，母亲很早就已离世，平日里围绕在身边的就是些宫女和太监，没有机会接触其他人。在人多的陌生场合，帝国未来的小主人往往会表现出笨拙羞涩的一面，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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