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由校成长时期，他的父亲朱常洛已经被册立为皇太子。“国本之争”虽然渐渐趋于缓和，但是由此引发的政治后遗症依然如厚重的乌云密布在帝国的天空。在立嗣之争中，大多数帝国官员乃至社会舆论都站在了东林党所提倡的传统礼法这一边，与万历皇帝对着干。但也有那么一拨儿人，希望通过支持万历皇帝来捞取政治资本。
其中也有一些居于高位的中间派人士，他们并不希望看到君臣反目，不希望帝国的权力系统被拖向崩盘的边缘。但他们又无力改变两党对立的局面，于是只好在博弈双方之间扮演着和稀泥的角色。那些固本清源，专门同皇帝和高级官僚作对的东林党人常常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那些阿附皇帝、辅臣的人则被称为“邪佞”。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中，“正”“邪”两大政治派别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双方都会台上桌面缠斗不休，朝堂上下乌烟瘴气。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帝国皇城内发生了一件大案，一位男子擅自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暴力袭击太子，史称“梃击案”。每每读史至此，我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入宫行刺不携带刀具或者暗器？一个身手平常之人拎着一根木棒就想袭击太子，难道他只是为了吓唬太子，而不是为了将其置于死地？
当时巡视皇城的御史刘廷元经过一番初审，拿出初步意见：罪犯叫张差，蓟州井儿峪人。察其行迹似乎有疯癫症状，而仔细看他的容貌实乃狡猾之人，请交给刑部严加审讯。这些平日里巡查皇城的官员并不具备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更何况这个案子还牵连到皇太子朱常洛。
刘廷元非常聪明，他将整个案件梳理了一遍，将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做了初步判断。一个流窜进京的农民，竟然去袭击帝国的少主人，他知道这个案子一定有着巨大的隐情，已经不是他所能承担的了，所以他只好将这个皮球踢给了最高司法机关——刑部。
刘廷元不愧是一位长期在皇城办差的老练官员，他在上报的调查材料里留下了一个进退可守的伏笔：张差虽然行事疯癫，但是看上去是个狡猾之人。对于这样一个行事疯癫、内心狡猾之徒，案情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可大可小。
刘廷元和当时的大部分帝国官员都清楚，这个案子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刑事案的范畴。由于“国本之争”的惯性使然，案情既然涉及太子，就会被那些文官炒作成一项严重的政治案件。随着案情的发展，这样的政治案件已经超出了一个低级别官员的掌控范畴。
这个案件刚刚发生，就引发了帝国官员对于政治方面的诸多联想。万历皇帝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福王，迫于祖制和群臣的压力，不得已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储。为了维护太子的地位，打着维护祖制旗号的东林党人不断发动攻势，迫使福王朱常洵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对万历皇帝所宠爱的郑贵妃及其势力进行攻击，而且总是要牵扯到其他政敌。
在东林党人看来，只要是围绕着“争国本”的斗争，他们都能在舆论上占据优势。官员们都知道皇帝仍然喜欢那个已赴洛阳就藩的福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会改变局势，那就是太子朱常洛丧命。只有如此，福王朱常洵才能上位。也就在这时候，宫内发生了“梃击案”。帝国官员自然会将这个案子引向朱常洵的生母郑贵妃，还有她的兄弟当朝大臣郑国泰。
这个案子经过刑部郎中胡士相复审后，认为张差确实是个疯子，并判了斩刑。
就在案件将要尘埃落定之时，又出现了波折。提牢主事在私下里套问张差，张差供出是宫里的太监将其引至慈庆宫门前。也就是说宫内有内应，案子的主谋就藏于宫内。
事情传开后，很多朝臣都怀疑是郑贵妃和他的哥哥郑国泰设下计谋，借张差之手伤害太子。
刑部侍郎张问达采纳刑部员外郎陆梦龙的意见，下令刑部十三司对张差进行会审。参加会审的其他官员都知道事关重大，不敢深究，唯独陆梦龙审问得特别认真。张差供出给他引路的太监是庞保、刘成两人，这两人对他说：“打死小爷（指朱常洛），有吃有穿。”
庞保和刘成都是郑贵妃手下的太监，傻子都知道，再往下查必然会牵连到郑贵妃。
这时候，希望案子马上了结的，除了可能是幕后主使的郑贵妃姐弟，应该还有万历皇帝。郑贵妃姐弟的理由就不需要解释了，而万历皇帝除了偏爱郑贵妃和福王的因素外，更多的还是以大局为重。这个真相一旦大白于天下，就会将太子和皇帝、郑贵妃的矛盾公之于众，这是皇帝的家丑，将会在帝国高层掀起巨大的风浪。以当时帝国文官党派林立、攻讦不断的习气来看，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利用这个案子兴风作浪，从而使得帝国权力系统陷入更大的纷争与动乱。
具体办案的一些中层官员，并不会站在皇帝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们只想着还百官一个真相，还人心一个公道。尤其是谏官，就是靠这个来博取名声的。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人，显然不希望东林党人通过此案的审理从中获益，他们从一开始就企图草草结案。
东林党人则希望通过此案的审理，扩大事态，打倒自己的竞争对手。万历皇帝对东林党人热衷此案的目的，是心存疑虑的。他下令迅速结案，并警告东林党人，不许再挑唆他和太子之间的关系。在万历皇帝看来，今后破坏帝国权力系统的，一定就是朋党。
案子审到了这个地步，逼着万历皇帝跳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万历皇帝明知自己是被局势所迫，可也找不到退缩的理由，毕竟国运所系。就算他再有宠爱郑贵妃的私心，也担心天下臣民的议论。于是，他先谕令郑贵妃今后要老实做人，不要再有非分之想。这时候，郑贵妃只好请求太子的谅解，说明自己毫无恶意，然后让当事人太子出面化解。久居深宫的万历皇帝亲自驾临慈宁宫，他在供奉皇太后灵位的几案前召见太子，并命文武百官站在旁边做证。
皇帝拉着太子的手，说：“此儿很孝顺，朕十分喜欢，如果有别的意思，为何不早立别人呢？外臣心怀何意？动辄用流言离间朕父子二人。”
他还把太子生养的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让各位大臣看，说：“朕的孙子都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并要太子将心里的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出来，不要隐瞒。
万历皇帝既然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太子朱常洛就算再心怀不满，也只能无奈地做出表态：将案犯马上处决，不能再拖。同时他也配合着万历皇帝，父子二人在群臣面前演起了双簧，他说：“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
等着看好戏的大臣们只好暂时散去。本来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结果成了皇帝的家务事，不让别人插手了。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闯宫的张差被凌迟处死，太监庞保、刘成在宫内用私刑处死。至此，一件意图谋害皇储的案件，就这样成了一个葫芦案。死的只是三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没有更多的牵连。每个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场大风波就这样消弭于无形。对于张差梃击案，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猜测，除了郑贵妃意图加害太子外，还有太子使“苦肉计”陷害郑贵妃和福王的说法。
万历皇帝利用皇权将这次危机强行化解。可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在他死后，这个案子会被再次翻出来，引发帝国政局的大动荡。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太子朱常洛终于在苦熬了三十九年后，登上了皇帝宝座。八月初一，朱常洛即皇帝位，宣布以明年为泰昌元年。（由于明光宗当年即逝世，后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下一年则为天启元年。）
朱常洛由谨小慎微的东宫太子好不容易熬成了一国之君，最高兴的莫过于他身边的那些亲信、侍从和拥戴者。朱常洛的拥戴者有很多都是东林党人，这些人在“国本之争”中力挺太子朱常洛，今天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朱常洛即位的短暂时间里，有大批的东林党人得到起用和提拔，从内阁中枢、部院寺司直到六科十三道，帝国的权力系统俨然成了东林书院的别院，到处都是东林党人士。
明光宗夹着尾巴憋屈了几十年，一朝贵为天子，及时行乐就成了他的王道。可命运无常，他的新生活刚刚拉开帷幕，就戛然而止。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帝国的两位皇帝先后“龙驭上宾”，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对于一个帝国而言，这无异于两次政治巨变。各方利益集团在这两场政治巨变中，都在积极主动地做出调整，以寻找新的权力路径。
作为朱常洛的铁杆粉丝，东林党人正准备借着新皇帝的权力庇护，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空间。朱常洛的突然死亡，让他们陷入了一种忙乱无措的状态。他们在慌乱之余，也在思考如何保住甚至发展已经到手的权力。
既然明光宗已经死了，他们只有重新寻找新的政治靠山。对于帝国的新主人而言，投靠者的存在就是为了谋取一份双赢的局面。在这政局不稳的时期，谁能够主动站出来，谁就可能占据有利位置。
在朱常洛死后没几天，东林党人干了两件事：一是督促尽快查明朱常洛的死因，这么做是为了坐实与这个案子有牵连的“非东林党”人士的罪名；二是掌控即将继承皇位的朱由校，将其监护人李选侍打发得远远的。这就是继“梃击案”后的另外两案：“红丸案”和“移宫案”。
明光宗走得过于突然，八月十日患病，十二日还强撑着病体组织召开了一次御门听政。
在明光宗病倒之时，太监召来了御医崔文升为皇帝诊断。崔太医诊断为肾虚火旺，需要泻火，便给朱常洛开了一服药性很烈的泻药。皇帝在服药之后，一夜之间腹泄了数十次，几近衰竭。
史料记载，明光宗在病倒之前，曾经接受了郑贵妃向自己进献的美女。按《明史》的说法，郑贵妃送来八名美女。《明史纪事本末》则减半，成了四名。但无论是八名还是四名，喜好美色的朱常洛都无比高兴。
作为“国本之争”的对手，郑贵妃担心朱常洛登基后会报复自己。除了进献美女向明光宗示好，她还联合朱常洛所宠幸的妃嫔李选侍，请求朱常洛立李选侍为皇后。作为交换条件，由李选侍出面请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
郑贵妃这么做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美女被朱常洛搂在怀里，夜夜春梦了无痕。就连立自己为皇太后这样的事，明光宗也同意了。甚至在自己病重期间，明光宗还专门就此事诏谕礼部准备大封。这样一来，时人不免猜测，明光宗是因为纵欲伤身，才一病不起。
官员们见皇帝突然病重，都认为是崔文升庸医误人，或另有其他阴谋。
大臣中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上了一道奏折，主张严惩太医崔文升。这个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后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
东林党人主张将崔文升拘押审讯，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他们要求明光宗能够收回进封皇太后的成命，让郑贵妃先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此时，明光宗的身体略微好转，还与两位大臣见了面，并且交代了一些朝中的事情。
就在光宗病急乱投医之时，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能够药到病除。明光宗有意尝试。
八月二十九日，明光宗召见内阁大臣，特地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首辅方从哲回话：“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妙药，臣等未敢轻信。”鸿胪寺丞只是六品的小官，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如果不是因为病急，皇帝又怎会关注到位卑职微的李可灼。
光宗命身边太监速召李可灼进宫献药，可见皇帝治病心切。李可灼诊视完毕，光宗命其快快进药。诸臣再三嘱咐李可灼要慎重用药，可皇帝却不断催促赶快进药。到日午，李可灼进献了一粒红丸。泰昌皇帝先饮汤，气直喘。待药入，即不喘。于是称赞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心怀不安，都聚集在宫门外等候。一位太监高兴地出来传话：皇上服了红丸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第二天，明光宗又服下一颗红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皇帝驾崩。
即位刚满一个月的明光宗突然驾崩，一时之间，朝野上下舆论哗然。
东林党人坚持认为，明光宗死得过于蹊跷，有人蓄意谋杀。他们的理由是鸿胪寺丞李可灼既然不是医官，那么让他为皇帝进药就有弑君的嫌疑。服用“红丸”是导致皇帝崩逝的直接原因，那颗原本用来救命的红丸就是致人死命的毒药。李可灼进献红丸，也就成了逆臣投毒弑君。
在东林党人看来，光宗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而这场阴谋的最大嫌疑人就是郑贵妃以及首辅方从哲。顺着这个思路一路追究，将会引发帝国权力高层的又一次大动荡。
李可灼进宫为皇帝献药，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虽然是皇帝自己要求的，方从哲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但是对于政治斗争而言，一次子虚乌有的事件就可以让人死无葬身之地，更何况这还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当年的“梃击案”时，首辅方从哲就表现出庇护郑贵妃之意。如今他又牵连到“红丸案”中，难免使人猜疑。这种猜疑不无道理。明光宗是因为吃了崔文升的药，导致病情加重；之后又服下李可灼的红丸，命归西天。崔文升是郑贵妃的老部下，李可灼又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带进宫的。
非东林党人士则认为，光宗之死与红丸无关，东林党人的推理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其实细究之下不难发现，明光宗在服下红丸之前已经是病入膏肓，服用红丸只是催发了病情的恶性发展。
所谓红丸，其实就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其炼制所用的配方十分变态，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搅拌在一起煮，熬成药浆，再加上秋石（人尿）、人乳、辰砂（湖南辰州出产的朱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速亡逝乎！”
王御史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李可灼进献红丸促成了光帝之死，并不说明这就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弑君事件。李可灼进献的“红丸”与先前崔文升进献的大黄药性相反。身体本就极度虚弱的朱常洛，在连遭药效相反且药性猛烈的两味药物折腾之后，岂能不暴毙而亡。
东林党人揪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要全力以赴将首辅方从哲牵扯到这个案子里，借机将他踢出帝国权力核心，由东林党大臣取而代之；二是暗示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是郑贵妃，这样就可以向世人强调数十年来的“国本之争”是合乎天意民心的事，以此标榜东林党人的政治业绩。
其实这个案子是经不住推敲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时候的郑贵妃缺乏杀人的动机。宫廷斗争是残酷的，步步惊心，一步出错就会将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任何一个决定，都会产生要命的连锁反应。人都有趋利避害的一面，任何一个参与博弈的人，都不愿做赔本的买卖。
光宗已经即位，就算死了也会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郑贵妃想将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推向帝位，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此时光宗和郑贵妃的关系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郑贵妃也有了成为皇太后的想法。
东林党人执意要将郑贵妃拉下水，其目的昭然若揭。无非是向帝国的新主人天启皇帝邀功，为长达二十年的“国本之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就是要向帝国的臣民们揭示一个所谓的真相：郑贵妃一党是邪党，一直以来以褫夺光宗的皇储地位，以加害光宗的性命为奋斗目标。新皇能够顺利登基，全是东林党人奋斗的结果。
就在“红丸案”纠缠不清、泰昌皇帝死因未明之时，东林党人又一手炮制了连环三案中的“移宫案”。
乾清宫是内廷的正宫，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地方。明光宗朱常洛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就住在乾清宫，由李选侍陪侍在侧。李选侍是光宗最为宠幸的妃子，很受光宗的宠爱和信任。明熹宗朱由校（天启皇帝）和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生母早逝，他们都曾由李选侍抚育。一次，光宗当着群臣的说：“选侍数产不育，可惜只有一个女儿。皇五子也没有母亲，也是选侍抚育。”
光宗言下之意，就是要让朝臣们知道李选侍的地位等同于皇后。
光宗驾崩当天，朝臣都赶至乾清宫，要求见皇太子。李选侍不让他们进宫，还命亲信太监将群臣挡在门前。东林党人给事中杨涟、大学士刘一燝和光宗皇帝的亲信太监王安就里外联合，连吓带骗，将朱由校强行弄了出来。
第二天，东林党主将之一的左都御史左光斗等人上书，要求李选侍马上搬出乾清宫。李选侍当然不会同意，她派太监去向天启皇帝朱由校求援，希望朱由校能够压制群臣，为自己争取利益。结果派出去的太监被大臣挡在门外，没有见着天启皇帝。
几天后，群臣齐聚慈庆宫外，要求朱由校下诏，令李选侍搬出乾清宫。在东林党人一再的坚持之下，李选侍只好搬到宫女养老的地方去居住。
东林党人的非常规手段，引发了一些非东林党人的不满。以此为起点，两大党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移宫案其实是帝国权力集团的双线运作，明暗两条线互相转换。从明面上看，移宫案是李选侍企图挟太子自重。从暗线上分析，其实是东林党人想通过控制皇帝，成为帝国权力博弈的操盘手。一场连环案，东林党人的博弈重点并没有放在“移宫案”上，而是利用权力之争，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版图。
万历皇帝死后，朱常洛重用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遍布朝堂。明光宗在位一个月就突然驾崩，东林党人要想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保持话语权，就要想办法控制住新皇帝。
其实明光宗在弥留之际，对帝国的后事已经做好了安排，尤其是册立太子之事。他遗命由朱由校继位，李选侍封为皇贵妃，负责养育太子并帮助太子处理政务。朱由校的生母王氏原是太子宫中一位地位不高的侍妾，因为生了皇长孙，母以子贵，被封为才人。但王才人命薄，没等天启帝长大成人就死去了。其后，李选侍以宠妾的身份争取到对太子长子的监护权，直到光宗即位之后。天启帝幼稚晚熟，虽然已经十六岁了，却没有表现出一点儿独立意识。
明光宗在驾崩之前曾经召集首辅方从哲等大臣于乾清宫开过一个托孤会议，对后事做了专门的安排。明光宗这么安排也是经过一番利益考量的。当时太子朱由校还是未成年的孩子，按照惯例应该由母后辅政，但是太子的生母早已不在人间，太子是由李选侍抚育长大的。明光宗有心安排自己最宠爱的妃子担负起太后这个角色，以制衡朝臣。
为此明光宗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专门负责养育太子并处理政务。明光宗去世时，朱由校已经册立为太子，李选侍还没有被封为皇贵妃。可以说李选侍履行母后职责，辅佐朱由校并住在乾清宫，是明光宗驾崩时已经安排好的。
在这里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明光宗为什么没有一步到位将李选侍封为皇后？那样的话，李选侍辅政就会更加名正言顺。
其实明光宗之所以没有那么做，还是因为李选侍毕竟不是太子的生母。李选侍与太子的生母有过矛盾，皇帝自然要对李选侍留一手，防止李选侍权力过大威胁到皇权，这也是李选侍没有成为皇后的主要原因。
明光宗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就在病榻托孤之时，李选侍拉着朱由校也在场。当时李选侍在朱由校耳边嘀咕了一番，然后朱由校居然在明光宗的病榻前要求封李选侍为皇后。这一幕让皇帝和在场的大臣们脸色大变，不禁愕然。他们一方面觉得李选侍太不懂礼数法度，另一方面也感到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表现得像个未断奶的孩子，任由李选侍摆布，将来难当大事。这也是后来朝臣们催逼李选侍移宫的主要原因之一。
明光宗驾崩之际，有意在帝国权力核心打造这样一种三方博弈的格局，让朝臣与李选侍相互制衡，从而巩固朱由校的权位。
在明光宗驾崩当日，以杨涟、左光斗、刘一燝为首的东林党人就开始为朱由校举行立太子的仪式。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帝国官员和百姓中造成一个假象，即李选侍的存在威胁到了皇权。他们要求李选侍移宫，是为了正本清源。
东林党人打着捍卫大明道德法理的旗号运行权力，其实只是为了能够在帝国的权力新格局中占据最大利益。
东林党人这么做显然是违背了明光宗的遗命。李选侍既受皇命，就要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她当然不能坐视东林党人的霸道行为不管。而东林党人无视先皇遗命，为了能够控制住新皇帝，他们就必须在这场三方博弈中，想尽一切办法将李选侍踢出局。他们要求李选侍尽快搬出乾清宫，与太子脱离关系。
为此他们不惜撕去自己的道德外衣，用尽各种手段。他们结党上门逼宫，催逼李选侍搬出乾清宫。他们甚至还编造出了李选侍想与太子乱伦这样的荒唐借口。可见在权力面前，以学术涵养著称的文人也无所谓道德底线。
首辅方从哲认为迟搬几天也可以，可东林党人却心急火燎，表示如果李选侍不搬出乾清宫，他们就赖在这里不走。在东林党人的催逼之下，李选侍只好搬到宫女养老的地方去住。离开了皇帝的李选侍，就像一个武林高手废去了自己的武功。对于李选侍来说，她失去的是参与辅政的机会。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背景下移宫案实质上相当于一次非暴力政变。在帝国皇权的交接时刻，既定的政治格局需要来一次重新调整，有时候还要面临颠覆性的破坏。为了能够通过控制新皇帝而继续掌控权力，东林党人在帝国新旧势力交替之际，不惜使用这种非常规手段。
在连环三案中，有一个人深陷其中，成为东林党人打击的主要目标，那就是方从哲。
首辅方从哲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入内阁，第二年成为首席大学士。万历朝的最后几年，内阁中就只有方从哲一人，因此权势极大。
其实方从哲并不是一个强势的独裁者，史料对其评价是“性柔懦，不能任大事”。
首辅方从哲坐着帝国官僚集团的头把交椅，这是东林党人所不能容忍的。为了壮大己方势力，他们自然会将方从哲视为打击目标。礼部尚书孙慎行（东林党党人）在劾疏中就直接指认方从哲犯下弑君之罪，“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事，欲辞弑之名，益难免弑之实”。而且还请求天启皇帝为帝国除恶，杀了方从哲。
这时候，方从哲为了摆脱东林党人的攻击，做了一件自认为聪明的事。
他在征得各位阁臣的同意后，颁布了由他亲自起草的遗诏。在这份遗诏里，他以明光宗的名义褒奖了李可灼，并诏赐钱物。方从哲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息言官的攻击。结果事与愿违，这份褒奖李可灼的遗诏刚一颁发，就引得朝堂内外群情激愤，攻击更甚。
方从哲本来就因为“三大案”成为众矢之的，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他只好提出辞官归隐的要求。为了缓和政治斗争引发的矛盾，天启皇帝也就顺势批准了他的要求。
泰昌元年（1620年）十一月初，在帝国权力场上执掌大权八年的方从哲，在萧瑟的秋风中黯然离开了京城。
对于少年朱由校来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接受的第一门人生课就是政治斗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是成年后的天启皇帝始终对政治意兴阑珊，始终以旁观者的姿态参与帝国事务。
二是天启皇帝缺乏安全感，始终在极力地逃避现实，将自己固着在幼年状态。而这种心理幼稚的外在表现，就是对他的乳母长久依恋。
少年天子朱由校在运作皇权时急需一位政治代理人，或者说是权力经纪人。他属于那种不愿意承担皇帝职责的“甩手派”君主。他的“甩手”并不是将权力完全甩出去，而是将政务当作一个皮球踢给他的权力代言人——宦官。
这时候内官的第一号人物是大太监王安。王安是先帝（明光宗）的伴读太监，在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之后就迅速晋升为司礼监秉笔，成为光宗身边最为信赖的宦官。王安还是东林党中许多政界要人的好朋友。在“移宫案”中，就是他与东林党人里应外合，逼走了李选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