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照顾皇帝起居的太监，与皇帝朝夕相伴，把皇帝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自然就成了文官大臣们想要结交的对象。隆庆皇帝即位时，张居正就将目标锁定在了照顾太子（后来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生活的冯保身上，于是便百般结交。这是一项长线投资，等到太子有朝一日登上皇位，那么陪伴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冯保也将迎来权势的顶峰。
与张居正的暧昧态度不同，高拱却在千方百计地遏制冯保的权势。高拱如此做法，更符合帝国政治体制。当年朱元璋将“不许太监干政”制度化，就是从帝国的长远发展考虑。现如今，帝国建立已经两百多年了，朱元璋定下的这项制度早就被他的继任者们抛之脑后。
隆庆皇帝在位时，冯保是宫内太监的二把手，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之职提督东厂，也就是说他掌握了令百官十分恐惧的特务机构——东厂。东厂是直属皇帝管理的特务组织，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司法机构——刑部，自行侦缉、逮捕、关押人犯，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左右审判结果。恰逢宫内太监最高职位司礼监掌印太监空缺，冯保作为二把手，本可以顺理成章地升任一把手。但高拱担心他难以控制，就向皇帝推荐了另一位太监陈洪。而陈洪能力实在太差，不久便被罢职。高拱干脆将冯保得罪到底，又绕过冯保推荐了另一人。这样一来，冯保心中又怎能不痛恨高拱？
冯保有一个干儿子，也是他的管家，叫徐爵。这个人过去在军队里待过，后来因为犯事儿当了逃兵，经过一番波折被冯保收留在身边。此人脑子非常好使，腿脚也勤快。于是，张居正就嘱咐自己的管家游七，想尽一切办法和徐爵交朋友、拜把子。一切都在张居正的掌控之中，游七没费力气就摆平了徐爵的这个干儿子。贵重的礼品、数额不低的银票就不说了。张居正甚至还亲自出马，把徐爵请到家里吃饭。这让徐爵受宠若惊，感激不尽。
时间久了，徐爵就完全被张居正收买了，成为张居正与内宫的“信息联络员”。这样一来，冯保、张居正外加徐爵，就形成了一个内廷和外朝的“铁三角组合”，也形成了对首辅高拱的包围之势。
有一天，刚刚和高拱、张居正两个人谈完话的隆庆皇帝，又派人叫高拱进宫商谈要事。此前谈话的时候，皇帝说了，自古帝王身后事要早安排。隆庆皇帝这么着急着召他进宫，很可能就是要和他商讨自己的身后事。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高拱觉得，内阁里就他和张居正两个人，自己一个人进去，会引起外边的诸多猜疑，会让别人觉得，皇帝对待两位阁臣轻重有别，从而有损张居正在百官中的威信，不利于团结。于是他要求和张居正一起进宫面圣。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可官场上又有几人按常理出牌？
张居正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在长期与高拱的合作过程中，他找准了对方的死穴。
如果只是挖好陷阱、守株待兔地被动等待是不行的。等待会错失机会，等待会消磨意志。张居正不想等，就连冯保太监也不想等。张居正不可能停止他的计划。实际上，张居正和冯保，已经在密谋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天阴谋。
有了某种密谋要实施，人就变得格外敏感，也特别会察言观色。
隆庆皇帝弥留之际，高拱、张居正和后宫太监都守在皇帝的病榻前。冯保拿出张居正事先拟好的白纸揭帖，替皇帝留下遗言，说要高拱、张居正和司礼监“协力辅佐”。这份存在争议的遗诏让冯保晋升为掌印太监，进入顾命大臣行列。
对于这样一份遗命，高拱是不认可的。他认为帝国建立两百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太监受顾命的先例。可既然是先皇遗命，他也只能遵守。等到万历皇帝登基，内阁两大臣高拱、张居正，加上内臣第一大太监冯保，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就像曹、孙、刘的三国之势，高拱好比曹操，因为他是首辅，说话最有分量；而张居正和冯保好比刘备、孙权，没法和高拱单打独斗，但两人联合起来，力量的天平就向张、冯这边倾斜了。
张居正早就和冯保暗通款曲，两人的联合几乎是水到渠成、一拍即合。
对明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对宦官干政最为痛恨，早就立下过规矩，绝对不许宦官干政。他的不肖子孙虽然未能坚守，但是公然委托太监顾命、辅佐皇帝的事情，还没有哪个皇帝做得出来。
其实隆庆皇帝已经昏迷不醒，冯保宣读的所谓遗诏，是他和张居正冒天下之大不韪事先拟好的，根本不可能是隆庆皇帝的真实意愿。恰恰相反，隆庆皇帝此前还多次告诫高拱和张居正，要他们警惕宦官。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张居正和冯保联手矫诏。在历朝历代，这都属于弥天大罪，有灭族的后果。有必要说明的是，矫诏，是为史家所公认的，但是矫诏的参与者，史学界还有不同看法。多数倾向于是张居正所策划、拟就，冯保具体实施的。
不管怎么说，在这场惊天阴谋中，张居正都是关键人物。由此可见，张居正行走官场多年，胆大心细是他一贯风格的行事风格。
当遗诏宣布说要太监共同顾命的时候，高拱虽然大吃一惊，但是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这时候司礼监的头儿是一个姓孟的太监，人还说得过去。
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内廷又传达“遗旨”：任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步棋在隆庆皇帝崩驾前就已经布局了。冯保打通了两宫太后的环节，让隆庆皇帝下诏驱逐掌印太监孟冲，自己取而代之。
高拱这才如梦方醒。原来冯保宣读的那份遗诏要司礼监同为顾命，乃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如果当时在隆庆皇帝的病榻前宣布遗诏，直接说高拱、张居正、冯保同受顾命，那么势必会引发矫诏的争论，场面一定不可收拾。
作为首席顾命大臣的高拱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他抛出了自己的观点：驱逐冯保，拨乱反正。高拱的想法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支持，他以为张居正就算不支持他的想法，也应该不会投反对票。高拱高估了张居正的人品操守和道德底线，他认为张居正即使不与他同心协力压制宦官势力，至少也会保持中立，绝对不至于卖身投靠一个胆大妄为的太监。所以，高拱居然拿着如何驱逐冯保的谋划找张居正商议。
表面上，张居正做出同仇敌忾的样子。转过身去，张居正就和冯保密谋有针对性的对策，伺机打垮高拱。当这一切都谋划妥当，张居正就到昌平出差了（为隆庆皇帝安葬事）。他要避嫌。实际上他和冯保的联络，没有一刻中断过。
张居正出差之际，正是帝国权力更迭的关键时期。此时的北京城，局势很不平静，处于瞬息万变之中。官员们都很紧张，也羡慕张居正所表现出来的超脱。
而高拱就大不相同了，连表面的超脱都做不出来。作为隆庆皇帝托付天下的首席顾命大臣、当朝首辅，高拱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十分强烈。当务之急，他要驱除矫诏欺君、公然干政的恶太监冯保。
于是，高拱和新入阁的高仪研究应对之策。高仪是胆小怕事的老实人，他正后悔加入内阁，哪里还有什么主意？于是，高拱以首席顾命大臣的身份，打了一个报告。通篇都是教新上任的小皇帝如何处理政务的，连细节都写得明明白白。但是，他的核心意思，就是政务要交内阁处理，不能交给太监处理。
文件起草好了，首先请高仪过目。“我不敢反对，但是，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高仪还是不发表意见。高拱又派人送给张居正，并且就共同对付冯保的计划，和张居正商量。高拱还特别强调，除去冯保，是正义事业，是为国除害，是为先帝正名，功莫大焉，希望张居正不要错过立此大功的机会。
张居正虽然在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回过头来，张居正立即给冯保通报。高拱过于轻视自己的对手，他没有料到张居正、冯保早已勾结在了一起。
作为高拱的老朋友，张居正面对高拱的咄咄紧逼，一度陷入恐慌。但是等到静下心来，他准备反戈一击。对于高拱这样认死理的人来说，暴露出自己的破绽是早晚的事。
虚岁十龄的小皇帝，在国丧期间，怎么可能独立行使权力呢？任命冯保当司礼监掌印太监，明显就是事前策划的，哪里会是小皇帝的意思呢？不仅如此，内阁给皇帝的请示、报告，不符合冯保和张居正意图的，都不予批准。
作为首席顾命大臣的高拱等于被架空了，于是他对到内阁传达皇帝谕旨的太监说：“你们动辄说这个是皇帝的意思，那个是皇帝的意思，十岁孩子如何治天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分明不是皇帝的意思，完全是张居正和冯保的意思。
这句话让张、冯二人十分高兴，因为高拱的门户大开，给了他们出手的机会。冯保跑去对年轻的太后和小皇帝说：“高拱不忠，竟然说十岁的小孩子怎么做皇帝呢？他是不是要篡位？或者他要密谋立其他人为皇帝啊？像这样的人，应该让他远离权力核心，不然后患不穷。”
太后和万历小皇帝在惊恐之下，责成张居正调查此事。张居正拟好最后的文件，又交给了冯保。两个人商定，事不宜迟，要杀高拱一个措手不及。第二天上朝，小皇帝的圣旨就出炉了：罢斥首席顾命大臣、内阁首辅高拱，即日离京，回老家养老。
这时离隆庆皇帝拉着高拱的手恋恋不舍地托孤，才过去不到八天。小皇帝登基也才刚刚六天。其实，张居正心里最清楚，这就是不按照常理出牌的效果。张居正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内阁第一把交椅。
在权力场上，张居正属于演技派的代表人物。事到如今，自己的老朋友终于倒在了自己的枪口之下。他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兴奋，而是故作震惊。他大声疾呼：“我绝对不相信高拱不忠，要是高拱有罪，那我张居正就是他的同党，连我也一并撤了吧。”
到此为止，在以构陷、驱逐高拱为目的的大政变中，张居正这个幕后总导演，却一直是以局外人的面目出现的。甚至可以说，他表现得还不完全是局外人，而是高拱的同党和辩护人、保护者。
高拱就这样被自己的老伙计给算计了，他在离京的那一刻也没有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出局的。
按说张居正已经大权在握，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对高拱监视也罢、防范也好，尚也合情合理，如果继续构陷和加害，那就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可是，张居正并没有就此罢手，一场更为阴险毒辣的阴谋正在酝酿。
官场是天然的猎场，所有进入其中的人，都要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这场狩猎游戏之中。张居正未必算得上最阴险、最毒辣的人，但却算得上最善于伪装的政客。张居正是个真正的权术大师，所谓大师，就是能化腐朽为神奇的人。
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十九天，宫里发生了一件蹊跷事。这一天，睡眼蒙眬的九岁小皇帝坐着轿子刚刚离开乾清宫，一个男子突然从西边的台阶向御驾奔来。侍卫们眼疾手快，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当场拿下。
不用说，这个消息很快就报到了最高实权人物张居正那里。张居正大吃一惊，因为这个闯宫者自称叫王大臣，是戚继光的麾下。举国上下，谁人不知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
作为一名官场老油条，张居正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把事情想得复杂化。他以为别人也像他那样设圈套、挖陷阱，因此就会惊慌不安。好在权势在握，他自信有能力驾驭局势，他转告他的盟友冯保（冯保主管东厂），禁止人犯说他是戚继光的部卒。
冯保心领神会。他决定将这盆脏水泼向已经远离京城回家养老的高拱。张居正与冯保经过商量，写了一道奏疏，奏请皇帝批准将此案一查到底，找出幕后真凶。
高拱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郁闷，曾经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如今远离了官场，只能靠回忆来打发时光。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过去了，下辈子重新再来吧。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远在京城的张居正时刻没有忘记他，又给他送来了一份要命的大礼。
冯保的前任陈洪和高拱家的仆役被逮捕并火速押解到京。经过一番刑讯逼供，获取了闯宫者的“口供”和“物证”。事态进入十万火急的时刻。不仅京城里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血腥，就连地方上关心时局的人们，也在私底下为高拱鸣不平。
其实，张居正对高拱还是有几分敬畏的。高拱作为官场前辈，身上有很多地方值得张居正学习。高拱的人品节操、办事能力，都是他张居正难以望其项背的。
张居正对高拱除了怀有一份敬畏，还怀有一份愧疚。作为堂堂首席顾命大臣、内阁首辅的高拱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他张居正勾结冯保矫诏欺君、构陷加害所造成的。张居正动了恻隐之心，他决定放高拱一马。话不可说满，事不可做绝。因为一个已经在野的高拱而失尽天下人心，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张居正给高拱写了一封信：“最近京城有点儿情况，一些别有用心、心狠手辣的人，想制造事端，妄图置高兄于死地。请高兄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设法解救，绝不允许这些小人的阴谋得逞！”
在这以后的七年时间里，高拱在家乡过得并不开心。张居正不断对他的老兄弟问寒问暖、寄药访医。后来，当他唯一一次衣锦还乡路过河南，来回都特意改道前去看望高拱。高拱得到消息，抱病出来迎接，两人还相对痛哭了一场，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政治家风度吧。
高拱死后，张居正“哀恸不已”，又出面替高拱申请政府的丧葬补助。张居正也许是为自己失去了一个最佳拍档、一个真正的对手而痛苦。用阴谋搞垮自己的恩师或者密友，然后自己上位，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里有很多，张居正绝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像张居正那样扳倒前任后，继续以朋友、支持者、保护者的身份出现的，怕是没有第二个了。
在官场上，偶尔作秀甚至进行虚伪表演，算不得本事。能够将虚伪表演进行到底才是真本事。如何应付来自周围的压力，如何运用计谋和权术，张居正为我们做了一个绝佳的注解。
高处不胜寒，身处高位的张居正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发出感叹：“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也就在他走向权力巅峰之际，他突然连上两份奏疏，要求“归政乞休”。结果遭到慈圣皇太后的极力反对。她不但没有批准张居正的“乞休报告”，而且要求张居正辅佐万历皇帝到三十岁。皇帝年龄虽小，心中已播下恨的种子。
在时间面前，荣华富贵如浮云，万历十年（1582年），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辉煌的张居正时代就这样落下了帷幕。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也很快倒台，并被逐出宫廷。那些长期戴着镣铐起舞的文官重获自由，并迅速反弹，在朝堂上下掀起一场清算张居正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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