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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步伐一秒钟也不会停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应该发生的那一天发生。
——1960年11月28日，范汉杰、李仙洲、庞镜塘、宋瑞珂、沈醉、董益三以及溥仪之弟、伪满洲国宫内侍从武官溥杰等50名战犯第二批获赦；——1961年12月25日，廖耀湘、韩、王凌云、杜建时、覃道善、孙楚等68名战犯第三批获赦；——1963年4月9日，康泽、严翌、孙渡等35名战犯第四批获赦；——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等53名战犯第五批获赦；——1966年4月16日，方靖、杨光钰、牟中珩等57名战犯第六批获赦。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报上曾经有这么一个表格，上面填写着一个个国民党战犯被俘的日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篇章里曾经有这么一个页码，上面记载着一个个国民党战犯获赦的时日。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着、前进着，以它无可阻挡的脚步挺进在世界上一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曾经驾着战车阻挡过历史车轮的国民党战犯也就这样变化着、进步着，在他们归回人民的地方，以他们并不迟疑的步伐迸发出时代的回响。
杜聿明走进人民大会堂。
那是他在红星人民公社当社员的时候。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北京，周恩来和陈毅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特邀杜聿明作陪。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互知名的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指挥官和中国战区中缅战场指挥官，他们交谈的内容依旧是军队。蒙哥马利扭头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军队到哪里去了？”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答曰：“都送给他了。”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吗？”杜聿明指了指自己，答道：“就剩下我一个。”周总理接过话题，对杜聿明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此时，全场一阵开怀大笑。
李仙洲走在济南街头。
那是他刚刚获赦回到山东老家的时候。大年初一，李仙洲竹偕同妻子探亲访友。穿过大街，走进小巷，李仙洲四下观望，美不胜收。正待他跨进院落向主人拱手拜年，突听得身后一片大吼：“打倒国民党军阀李仙洲！”“李仙洲是一个大战犯！”李仙洲回首看时，巷口早站满了戴着红领巾的儿童以及佩着中学校徽的青年。
李仙洲之妻见状，不觉勃然大怒，回身走下台阶，冲着学生一阵对骂。李仙洲慌忙走到妻子和学生之间，面朝妻子厉声喝斥道：“你在胡闹什么？你没有道理嘛。第一，我过去确实是国民党军阀，小孩子并没有骂错；第二，我现在虽然不是国民党战犯，但是小孩子提醒我不要翘尾巴，这是在帮助我嘛。”事后，李仙洲颇有感触地对亲友说：“新旧社会的最大差别，莫过于人民思想觉悟的变化了。”
杨伯涛走在田间小路。
那是他在回到湖南芷江探亲的时候。尽管杨伯涛自从当年湘西会战以后再也没有回过老家，而且在他离别故乡的时候，特意把他获得的战利品——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赠送给他的母校——芷江中学。但是，当他踏上阔别15年的桑梓之地，他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乡土之情。讲究衣着外表的杨伯涛也讲究揣测人们的心理，既然他发现农民如此看重他在3年反人民战争中的表现，那么他也必须表现出他在10年改造中所得到的东西，所以杨伯涛在回家的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而生产队的土广播在第三天就号召社员向杨伯涛学习。
曹天戈走在西子湖畔。
那是他在回到杭州当清洁工人的时候。在曹天戈的眼里，他现在的职务是世界上最卑贱的“清道夫”，而他过去曾经是一位精通英文的中国将军。如果说他在功德林里只能与美国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才生杜建时同日而语，那么他在西子湖畔则只能用厚厚的草帽遮住薄薄的脸皮。
一分钟的情绪自然不能与10多年的意志相比，曹天戈经过另一位清洁工人漫不经心的暗示，便抖擞精神，昂扬斗志，手拿扫帚如同手拿指挥刀一样神气。他脱去草帽，甚至脱去口罩，面对着相识者点头微笑。如若发现哪位老朋友掉头而走或者绕道而去，曹天戈便会疾步上前，怒目而视：“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劳动光荣，我今天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嘛！”
邱行湘走在长江南岸。
滚滚的江水给他载来老友们的消息。尽管他把这些消息转告给爱人时被她斥为“人老话多”，但是他把它们当做不可多得的刺激。他力图像过去保持他的军队实力那样保持他现在的荣誉，可是他依旧承受着来自内部的威胁。邱行湘一个人在南京明故宫旧机场跑道行走时，他进入了情绪的坦荡之途；邱行湘知道了陈长捷在上海有着比他更加艰辛的种菜经历后，他进入了情绪的沼泽之地。只有当精力远远不如邱行湘的陈金城由功德林回到南京城，重新成为邱行湘的同事和邻居，这位军人气质毫无减退的文史专员方才承受了一丝心理上的慰藉。
邱行湘是敏感的，也是敏捷的。在陈金诚谈及罗瑞卿接见第二批获赦人员时的那句名言——“你们连死都不怕，但是怕真理”——的第二天，邱行湘撕下了贴在门上的“喜”字，换上了一副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横批是“真理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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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汉府街51号院内的这副对联一贴就是3年。虽然因为红纸褪色的缘故，邱行湘重写了几次，但是由于丝毫没有改动先前的文字以及字体，所以谁也没有注意。直到不速之客沈醉的到来，才出现由这副对联引起的显然带着感伤情绪的话题。
沈醉坐在沙发上，透过眼镜向主人投来一束发亮的目光。邱行湘满以为沈醉会称赞他漂亮的妻子，却不料客人称赞的是贴在他门上的那手到家的魏碑体毛笔字。沈醉重重地吸了两口香烟，有意让吐出的白色烟雾遮住自己现在开始发红的脸面，向邱行湘诉说了他如何饱蘸墨汁为自己写下耻辱：沈醉自幼喜好书法，尔后在母亲的指教下，专攻板桥体，虽然中途辍，投笔从戎，却亦是日臻得法，渐有名气。沈醉在出任国民党重庆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时，已有人向他索讨字墨，在升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时，更有人请他恩赐真迹。而且沈醉手书的全部横幅和条幅又绝大多数高悬在人来客往的店堂之壁，所以沈醉常常春风得意，即使在囹圄之中亦常常引以为慰。可是直到他在获赦以后，方才知道他的书法的真正价值！一位当年的酒家老板劝告他，今后有时间可以多多练习毛笔字，过去请他题字补壁实在是为了防止警察特务们惹事生非，不得已借借沈醉的大名维持全家的生计。自此以后，沈醉从来不用毛笔写字。有次参加一位死者的追悼会，非得用毛笔签到，他竟如同蘸着别人的鲜血为自己写下罪恶。现在眼见着邱行湘挥毫写下的心曲，沈醉自然是百感交集，大概是出于一种自我的戏谑，他苦笑着说：“行湘兄现在是‘真理在握’，我那时却是‘权力在手’啊！”满座高朋开始默默无语，继而明白了他所讲的含意，顿时掌声迭起。
邱行湘和张玉珍在两居室的住宅里，接待着前来南京参观访问的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以及他们的眷属们。杜聿明的谦和、宋希濂的舒心、范汉杰的幽默、王耀武的谨慎、周振强的粗犷、杜建时的文静、廖耀湘的开朗、康泽的深沉、杨伯涛的豪爽、董益三的诚恳，连同溥仪的腼腆、溥杰的热情，交织在压缩在这几十立方米的空间，组合成汉府街这家院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浓烈空气。邱行湘大口大口地呼吸，大步大步地来去，现在，他在人们中间站定，以东道主的身份主持着一个即将开始的迎宾典礼。宋希濂此时站起身来，按照旧式官场的规矩，首先把自己新婚的妻子易吟先介绍给主人，然后拉着邱行湘的手绕场一周：“这是杜建时的妻子，这是董益三的妻子……”邱行湘检阅着一对对新婚夫妇，忘了点头，忘了致意，甚至忘了放在肚子里的那篇动人的欢迎词，因为他在看见郑庭笈夫妇的一刹那蓦地想起一件发生在功德林的往事。
那是在国民党战犯的对立情绪几乎不可压抑的时候，由于在他们各自战败之后，他们的眷属也各自逃到海外，音讯杳然，生死未知，于是常常有人挤在胡同角落里咬牙切齿地发出诅咒：“共产党害得我们妻离子散！”以后随着交罪运动的开展，特别是郑庭笈在发言中提出了“国民党害得人民家破人亡”的全新的命题和全面的论证之后，战犯们的情绪得到中和性的缓和，甚至有人对自己眷属的厄运表示了“罪该应得”的态度。可是事隔不久，郑庭笈的情绪突然一落千丈——北京中级人民法院送来他的妻子冯莉娟的离婚申请书。他在功德林会客室的吊灯下签了字，却在胡同角落里对他的黄埔五期同学邱行湘发出欲哭无泪的哀叹：“共产党好是好，就是害得我……”
邱行湘由于当时没有妻子的缘故，产生不了相应的情绪，当他有了妻子的时候便生活在难解难分的胶着状态里。不过他懂得痛苦，也懂得幸福；懂得仇恨，也懂得感激。他一手握住郑庭笈，一手握住冯莉娟，迫不及待地追问着来自北京的客人，究竟是谁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回答邱行湘的是一个比他的欢迎词动人得多的故事。
郑庭笈在辽西战役被俘以后，他的妻子冯莉娟从南京回到他的老家海南岛。1953年，郑庭笈尚在黑龙江绥化解放军官教导团改造的时候，冯莉娟专程由海南岛去看他。绥化归来，路经北京，冯莉娟竟在街头碰见了张琴。张琴是原国民党52军军长黄翔之妻。黄翔在国民党第5军（军长杜聿明）任参谋长的时候，郑庭笈在第5军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任团长，黄妻张氏与郑妻冯氏那时有着姊妹之谊。故人重逢，感叹之余，张琴把冯莉娟带回家去。水利部参事黄翔通过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将冯莉娟偕同子女迁入北京，安排住在自己家里。以后为了在参加工作时不受到某些方面的限制，冯莉娟在1958年与郑庭笈办了离婚手续。这段琐碎的往事，周恩来听得很仔细，他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首批获赦人员时，对郑庭笈说：“你们应当复婚。”这段琐碎的往事，周恩来竟没有忘记，他在颐和园万寿山与首批获赦在京人员合影时问郑庭笈：“你们复婚了吗？”
从离婚到复婚，这当中存在一个感情的距离。可是由于郑庭笈和冯莉娟之间站着一位世界上最富有感情的人的缘故，他们的距离缩短了。
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文史资料办公室把冯莉娟调来当打字员。不过，她不必坐在大庭广众之中的办公室，办公室的打字机特意搬进她的住宅里，而奉命取送材料、三天两头出入在她的房间里的人正是郑庭笈……邱行湘湿润的目光，从郑庭笈夫妇身上转移到杜聿明夫妇身上。他不知道生活在太平洋彼岸的曹秀清是什么风把她吹到共产党的大陆上的。他只知道，杜聿明被俘不久，她从上海赶到南京，由于蒋介石避而不见大闹过“总统府”；而杜聿明获赦以后，她从美国飞回中国，很快收到周恩来的请柬，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邱行湘目睹着人们新旧社会不同经历的对比，分享着人们分镜重圆的欢乐，不由得把同情的目光放在沈醉身上。是的，沈醉的追求未能如愿以偿。虽然他在获释的第二天就给香港方面拍电报，而且专程赶到广州迎候“雪雪”归来，但是，出于可以理解亦可以谅解的原因，她最终未能跨过罗湖桥。对于沈醉来说，他当然痛苦，他曾经在暮色中的珠江岸边掉过泪，然而，他没有失望，他站在生活的桥下听见流水哗哗作响。他坐在沙发上，透过晨雾，透过眼镜，向南京的林阴大道投去一束发亮的目光……邱行湘突然想起沈醉关于贴在门上的对联横额的建议，一个经过生活的提示而诞生的修改方案也就突然出现在心底。于是，他在他的欢迎词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是爱国民主人士到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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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形的桌面上，升腾着8菜一汤的热气。
张玉珍懂得烹调，她做的红烧牛肉得到溥杰的日本妻子的夸奖，她做的糖醋带鱼得到溥仪本人的赞誉。邱行湘则站起身来，把人们认为好吃的东西连续不断地挟到康泽的碗里。邱行湘的这个举动虽然并不显眼，但是凡是在功德林目击了他与康泽曾经发生过的那么一场“战争”的人们，都明白了邱行湘此间的用意。杨伯涛说邱行湘有悔过之心，廖耀湘说邱行湘有感恩之情，杨伯涛则顺着廖耀湘的语意、带着与邱行湘共勉的意思，当即作了一首诗：“特赦再生永回肠，况复殊遇享膏粱。天高地厚恨难报，愿为统一蹈火汤。”
悔过之心与感恩之情，在逻辑上可以构成因果关系。对于在座的前国民党将军来说，这种关系不仅揭示了他们心理运动的趋势，而且表明了他们具体行动的意义，所以杨伯涛最末的那句诗的构思，还应该从前时他们以国民党战犯之身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时候谈起。在绘制着高山族风格的几何形图案的台湾厅里，他们站在一幅描绘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油画面前，重温了一部悲壮的历史：从三国时代孙吴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航海到“夷州”，到明朝末年驱逐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祖国的“海上走廊”，到杜鲁门悍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进台湾海峡地区。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之后居然出现了一个“共同防御条约”，完完整整的华夏古陆便产生了一道人为的裂痕……国民党战犯在台湾厅站得很久很久，莫不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难以迈开艰难的步履？国民党战犯在台湾厅走得很慢很慢，莫不是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开始追逐时代的足迹？
邱行湘在寓所的壁头上，贴有一幅中国地图。杜聿明坐在地图之下，发表了一番言语：“民族的分裂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祖国的统一也应当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努力完成，不能把战争的责任留给后人。”邱行湘坐在地图之下，撰写了一篇文字：“……我虽然在洛阳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但是对蒋军的惨败却不服气，不服输，把这次蒋军覆灭的原因归咎于蒋介石指挥失策，其他蒋军兵团见死不救，以致兵力悬殊，孤军作战。通过10多年来的学习与改造，尤其是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以后，我逐渐认识了真理，辨明了是非。世人皆知，蒋介石卖国独裁，祸国殃民，固然刚愎自用，指挥无能，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但是战争的胜负主要决定于战争的性质和人心向背。蒋军必败、人民解放军必胜的道理就在这里……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在台湾的老朋友、老同事们，目前台湾蒋经国集团的处境和我当时在洛阳一样，已经是末日将临了。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继续。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坚强意志。希望台湾国民党军中的老朋友、老同事们，认清形势，审时度势，早做抉择。只有在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才有出路。”
这是已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对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广播”节目里播用的一篇广播稿。邱行湘撰稿之余，除了想起他在赴洛阳主战之前去蒋经国的官邸（励志社）辞行的情景，还想起从那时开始认识的忘年之交赖钟声。他之所以把当年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与他首屈一指的得意嫡系门生连在一起，乃是因为赖钟声毫不吝啬地把青春和才智献给了蒋经国，而在得到东西的人继续得到东西的时候，失去东西的人却不知在哪里。
有这么一天，在邱行湘看见喜蜘蛛后10分钟，他突然收到了赖钟声的信，信封的落款是“北京市第九十二中学”。这位戴着眼镜的高中物理教师用他的蝇头小楷向收信人首先表达了提笔时的欣喜若狂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情绪从有顶的高山落到无底的深渊。他谈到新安分别相视无言，也谈到解押永年行程坎坷。不过最终是一番不可抑制的抱怨：“我本一介书生，因对当时贪污腐化的局面不满，才放弃工程技术岗位考了干校。这一举铸成大错，偏为小蒋所用，几成为殉葬品！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青年军少将政工处长，如出国学习，现在回来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环顾美籍中国学者，大半系我的联大同学，而今旧同学中都是专家学者，我不过一中学教师耳！有时难免有‘冠盖满京华，唯我独消瘦’之慨！”
赖钟声比起青年时代显然要发福得多。他是北京物理学会理事、《物理通报》编委，撰写了几本物理方面的小册子。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身上产生了这样的事迹：高二班的上午第四节课，由于授课的一位女教师因病请假，本应改作自习。然而就在上课的电铃刚刚响毕，连续讲了3节课的赖钟声又慢慢走进这个班的教室。他并不准备讲课，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着牛顿第二定律与第三定律的综合练习题。写着写着，双手发抖，写着写着，粉笔落地。正待他弯腰去拾，学生已上前拾起。他透过突然发黑的镜片看了学生一眼，然后闭着眼睛，写了最后一道题。学生没有看见这道题——他们只看见老师倚靠在黑板上，手里捏着一支沾有污垢的粉笔……邱行湘收到信的时间是下午，可是他从一封信里看见了一个早晨。尽管赖钟声用略带惆怅的笔调告诉他，因为自此从高血压到脑出血再到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所以也就如同在生命的树林里，已经从上午走向了黄昏。但是邱行湘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对赖钟声的评价依然根据着自己的结论。他把这位俊气的书生看作树林中的一只黄莺，站在绿色的树梢上对着蓝天啼鸣。当然，它也有栖息的时候——邱行湘奇怪的是，它明明站在蓝天底下，为什么不向一只刚刚飞出鸟笼的麻雀唱上一支思恋与欢乐的歌曲？
赖钟声寄出信的时间竟在邱行湘获赦多年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人民日报》一则关于江苏各界人士在南京中山陵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活动的报道中发现了邱行湘的名字——赖钟声没有从几年之前的全国任何一家报纸上面获悉33名战犯首批获赦的消息，却责怪邱行湘为何不去读读《物理通报》，封底上面的编委名单中就有赖钟声的名字。邱行湘啼笑皆非之余好一番长叹短息：身为少将政工处长时，要了政治丢了技术；身为三级中学教师时，要了技术丢了政治。他了解对方的内心，也希望对方领会他的见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懂得战争的人们也就懂得政治，譬如说，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既可以当做军事常识又可以当做政治术语。倘若有人连这也不懂，那么赖钟声应该担任这方面的教师，即令在昔日的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同班同学王升、李焕、陈元这些台湾军政大员面前也可以谈谈自己的经历和事迹。
邱行湘把自己的意思写信告诉了赖钟声，虽然带着几分命令的口气，但是为了使这位当年的下级能够得到相应职务的委任从而重新与自己战斗在一个阵地，他给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侯镜如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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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行湘现在收到的是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的来信。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此时不去提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介绍一篇与之相关的文字：
“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邱行湘还妄图依托其长期修筑的防御体系阻挡我军进攻，负隅顽抗。我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经过英勇顽强的突击，连续摧毁了敌人一道道防御工事，一举夺取了所谓‘固若金汤’的洛阳，并且俘虏了邱行湘。对于这样反动、顽固的敌人，在他放下武器之后，我们仍然执行了宽大俘虏的政策。后来，经过共产党的教育，邱行湘决心改恶从善。”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洛阳营”前营长、现解放军南京部队副司令员。他曾经率领一支英雄的部队攻克了敌人的第一道城门。
关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此时也不去提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应当向读者交代一件与之相连的事情。一位来自北京的干部为着特殊的使命抵达南京。他到了洪武路跃进制盒厂，找了厂长和工人；他到了汉府街街道办事处，找了主任和居民；他到了江苏省政协办公室，找了书记和秘书。于是，他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南京方面有关人员对于邱行湘的全部议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市市长彭冲于1960年在傅厚堂大会堂召开的省政协扩大会议上的一段谈话：“溥仪在北京每天早上都要唱《东方红》，我们南京的特赦人员也在积极要求进步嘛。”
这位实地考查的干部不是别人，正是功德林的刘管理员。他曾经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奇迹，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奇迹能够比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国民党战犯，更应当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究其内在的道理，其实也非常单一。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尽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生活逻辑不同，处世哲学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阶级范畴不同，但是，热爱脚下即令坎坷不平的国土，忠诚自己即令遭遇不幸的民族，则是一个起码的道德，违背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长江的冲洗；具备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黄河的养育。
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国务汇报会上，就中国共产党改造国民党战犯的若干情况向人民作了庄严的报告。他在结束他的历史性发言时，放下了手中的讲稿，用满意的目光和赞扬的语气，向与会者作了表彰性的介绍。他说：“在特赦人员中，上海的陈长捷和南京的邱行湘表现良好。”这句话被张治中写在他的信笺上，就在当场听到周恩来的讲话的当天，他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两封信分寄上海与南京。这位人大副委员长在给两位文史专员的信中，除了热情的祝贺，还有殷切的希冀：“得到党和人民的承认，这是来之不易的。你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盼在革命大道上继续奋进！”
邱行湘是在送走刘管理员整整半年以后收到张治中的信的。他把这封毛笔书写的信件紧靠着铅字印刷的特赦证，放在衣柜上的一口皮箱里。本来特赦证旁边是放人民币的地方，现在他把人民币转移到衣柜的抽屉里。不知为什么，每当他看见张治中的墨迹，脑海里便出现刘管理员的身影，连同刘管理员讲述的关于黄维的故事。
黄维继续生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
其实，一定意义上他也失去了国民党战犯的身份。由于依旧发明“永动机”
的缘故，他现在的职务是工程师。这个职称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核审而能够得到战犯管理处的确认，乃是因为如下的原因：既然黄维仍不服输，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提供一个战场。黄维的战场摆在一间24平方米的实验室里。整套设备是他的武器，数名助手是他的军队，而来自共产党国库的近千元人民币，则是他用来维持战争的经费。
天时、地利、人和、兵强、马壮、粮多。在这样的战场上都打不了胜仗，还当什么中将！黄维拿出吃奶的力气，拿出决战的勇气，苦苦折磨了360天，结果站在实验室门口发出带血的哀叹：“失败，失败……”而只有当他坐到大通铺上面才咬牙切齿地补出一句：“失败是成功之母！”
黄维还得投身他不愿结束的战役，邱行湘则拒绝参加任何一场与真理交锋的作战。也许正是刘管理员向他介绍黄维近况的用意，邱行湘突然发现了一条历史的秘密：突破洛阳城防的是“洛阳营”；打下黄维兵团的英雄部队之一也是“洛阳营”。换言之，这支军队可以征服邱行湘，也可以征服黄维——不同的命运统一在同一支军队面前，区别于时间的先后之间。至于失败与胜利的演变，当然也就随之而来——失败在一个战场，胜利在另一个地方。
邱行湘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在南京宽敞的柏油马路上。两旁法国梧桐的枝叶把他融化在绿色的世界里。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给大地洒下圆圆的光环，富有弹性的土地又把光环送到他的额前，使他在斑斓的生活中常常眼花缭乱。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开始产生幻觉：对面走来一个中等身材、穿着笔挺的黄色呢军服的国民党将军，领章上那颗三角星的光芒，辉映着灼人的目光。他挟着黑色的图囊，走得那样威风凛凛，那样匆匆忙忙——对了，脚下就是黄埔路，为了开赴一个罪恶的战场，他刚刚从“主席官邸”走了出来。
邱行湘的心里“咚咚”作响。淡蓝色的无轨电车在他身后按响喇叭，他却仿佛听见了洛河边上的枪声；深绿色的梧桐树叶不时掉下几滴露水，他却如同北渡黄河浪花溅到脸上。直到看见他所在的机关的大门，眼睛才泛出宁谧的目光。这里是长江南岸，他走在长江路旁。南京“总统府”的水泥柱头残存着几个弹洞，几个弹洞的旁边，高悬着一块吊牌，吊牌上写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邱行湘走得那样威风凛凛，那样匆匆忙忙，他穿着整齐的蓝卡叽中山服，拎着黑色的提包，直端端地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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