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之一
征夫泪
本文标题，如若依了宋仁宗朝代范仲淹在他陕西经略副使（西北军副军长）任上写下的边塞词《渔家傲》里的句子，前面还应当有“将军白发”四个字。
我隐去了它。尽管原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曾经当着我的面一字不漏地背诵了这首词。我只能说我不愿意重复，因为我第一次见到本文的这位主人公的时候，他已经是满头霜雪了。
而那泪水，那并非来自古人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的情怀，却分明源于今天现实生活的溪流的泪水，正是我眼睁睁望着他一滴一滴掉落下来的呵……
-1-
开始，我只注意到了他右眼角附近的那颗黑痣。
北京，我的出生地。你恩赐给远道归来的游子的，难道竟是这样一场瓢泼大雨！
刚下火车，雨就落响了。钻进车站宽敞明亮的地下道倒是舒服，淋不着雨，还可以匆匆领略到一点儿北国夏秋之交的暖意。走出车站，那滋味就大不一样了：黄豆般的雨滴直接掉落在我蓬乱的头发上，渗入发根的部分则顺着头皮迅速涌上了我面部的“阶梯”，那额头下的睫毛，那睫毛下的鼻尖……我站在车站广场上，如同许多初来首都的外地人一样，看一眼过去在图片上见过的钟楼，瞥一眼陌生的新奇的街心，然后慌忙问得道路，各奔东西。
我的目的地是黄维的寓所。地址以及乘车路线都是舅父告诉我的：从火车站坐地铁到和平门，从和平门坐15路汽车到天桥，再从天桥坐106路电车到永定门。下车以后，方位朝西，需要扭头转身方才是永内东街。这样就可以数着门幢往前走，200米开外有一幢西三楼，西三楼四单元202号房间，便是我从四川赶去南京，再从南京寻来的目的地了。
我正是这样来到北京的。虽然千里迢迢，迢迢千里，却不能算做绕道。为了写一部原国民党战犯监狱生活的作品，我去南京采访了有过这段生活经历的舅父。舅父是支持我的，而且还希望我能够得到他过去的上司、有过更为漫长的监狱生活经历的黄维的支持。于是舅父为我开了黄维的地址，并且在我动身那天给黄维寄去一封航空信。
我不知道我在北京的路线是否有些绕道，反正循着这条路线，出现在202号门前的时候，雨水可没有少淋！唉唉，我简直被这场大雨征服了：蓬乱的头发完全湿透以后，连个子也不知不觉矮了一截，加之身上那件在四川老家做的深灰色咔叽中山服，本来就做得过长，长就长在一处罢，偏偏在我敲门的当儿，有一绺湿漉漉的头发从额上滑落下来，不偏不倚遮住了我的一只眼睛——我成了落汤鸡，这是没有什么怀疑的了，可是我更为相信，出现在黄维的两只眼睛里的将是世界上最丑的一只落汤鸡！
我在敲门，我为开门的人担心。
门开了，开得大大的；开门的人正是黄维，站得直直的。舅父给我看过黄维的照片，现在我看见的只不过是从照片上走下来的黄维：没有惊奇的神色，没有意外的表情，整个面部平淡得像是永远涂在房门上的浅灰色油漆。只有那平视着我的眼睛像是一道出现在房门上的裂缝，显示出一种变化的可能。
“黄伯伯，我是……”我期待着变化。他的平淡开始使我平静，现在使我不安。
“嗯嗯……”他打断我的话，自己却什么也没说，只是机械地横过胳膊，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
顺着狭长的过道，我径自走进他的客房。客房不大，临窗的地方，却放着一张不小的写字台。写字台上面，横七竖八地堆着一摊书。靠近桌沿的那本书是平放着的，上面压着一封航空信。一点不错，那封信正是我舅父写来的。信笺被抽放在信封之外，我的心倒平平稳稳地钻进信封里去了！不是么？我终于有理由认为，黄维没有把我当做沿街乞讨的叫花子，而那时的北京街头，比我体面的乞丐有的是呀！
黄维走在我的身后。他一定是踩着我的脚印走进来的，因为从我扭身回瞥他的第一眼起，他就这样深深地低下了头。既然如此，还有看不见的么？我的脚印是这样潮湿，又是这样污浊。鞋底有多大，脚印就有多大。脚印有多脏，鞋子里面就有多脏……唉唉，我不是乞丐，我不会伸手，怪只怪我的皮鞋断了麻绳，鞋底和鞋帮之间，竟像饿汉似地张着大口……“你坐下！”黄维的声音是命令式的，短促的。而他那只拍打着沙发靠垫的手臂已经悬在半空多时了。
我不敢怠慢，后退两步，规规矩矩地在他指定的位置上坐下来。沙发对面低低地放着一把铺有线毯的凉椅。凉椅右侧歪斜着一个高高的竹管做的书架。书架是由于纤细的脆裂的竹管承受不了满架子书籍的巨大负荷而歪斜的。
“你脱鞋！”黄维已经站在我的前面，他弯下身腰，从凉椅下面取出一双皮革做的拖鞋。起身站立的时候，为了适从我的坐向，他把手中的拖鞋旋转了一圈，直到确信鞋口已经旋转到了我的正面，他方才重新弯下身腰，将拖鞋整整齐齐地放在了我那两只张着大口的皮鞋之间。
我歪斜着身子，如同对面歪斜着的书架，缓慢地沉重地抬起了腿，解开了潮湿的鞋带，套进了暖和的拖鞋。拖鞋的鞋尖擦得好亮呵！我在鞋尖上面，看见黄维的白发，干燥的白发……“你脱袜！”
黄维的头部一直是低垂着的，他也看见了好亮的鞋尖。可是他为什么看不见我的青丝，只看见了我潮湿的袜子呢！而且是这样眼疾手快，就在他发布他的第三道命令的同时，一双深蓝色的棉线袜子已经被他放在我的膝盖上面了——于是我又开始脱袜。当着别人的面亮出光脚丫子，据说是不礼貌的。但是既然这间屋子里的礼仪已经在白发青丝之间发生了错乱，我也就无所顾忌了。脱去潮湿的袜子，我盘腿坐在沙发上，让双脚在穿上黄维的袜子之前好好干一下水气。脚背倒是容易干的，主要是脚板，脚板被雨水浸泡白了，软软的，厚厚的，软得起了皱纹，厚得裂出小孔，那水气的隐身之处便在这里了……蒸发，无声地进行着。我的面前，却响起了一阵比一阵沉重、一阵比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黄维穿的是黑色布鞋，灰色中山服，我却蓦地从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睛的反光里面，把他看成了一只黄黑相间的老虎！他的客房是他的铁笼，他在烦躁的时候只好这样来回乱步！可是，他为什么要死死盯住我的脚板？走过去，是为了看脚板上的皱纹么？走过来，是为了看脚板上的小孔么？
我捂住怦怦跳个不停的胸口，目光垂落到了黄维的双腿之间。谢天谢地，他终于并拢了，双腿像军人作立定姿势那样并拢了。呵，不不，他又迈出了左腿，他又开始了进军，目标正对着沙发，正对着我——我在躲闪，我在退却，我将后背紧紧地贴在沙发靠垫上面，要是可能，我愿意将整个身子都给陷进去。然而，我被黄维，被勇往直前的原兵团司令官给一把“抓”住了！他那瘦骨嶙峋的隆满青筋的手紧紧地重重地捏着我的肩头。动弹不得么？没有。那么是摇晃？是颤抖？是呵，是呵，我的身子被他的外力所摇晃，他的声音为他的内心而颤抖：
“……对不起……怪我们打败了仗，把国家丢了……害得你们……吃了苦头，吃了苦头呵……”
黄维的声音是沙哑的、低沉的，在我听来，却是脆裂的、炸响的，如同五雷轰顶，震耳欲聋！我惊恐，打了一个寒噤。我发怵，倒抽了一口冷气。然而我清醒，隔墙有耳，为了黄维，也为了我，我要奋力从黄维的手里挣扎出来，然后放下双腿，穿上皮鞋——为了抢时间，不妨就穿上他的拖鞋——去关掉那扇大大敞开着的房门！
迟了，迟了！那房门与客房之间的过道上已经响起了匆匆的脚步声……出现在客房门楣下的却是黄维的老伴。这位江苏籍老太太上街买菜回来，拎在手中的篮子里装满黄瓜、西红柿、鸡蛋、大葱，还有长长的一尾鲢鱼，难怪走得大气喘喘的。
老太太自然不认识我，但是，她那怔愣的目光是朝着她家老头子的。若是换成我，我也会感到奇怪：他为什么要从一个外人的肩头缩回手去，又为什么要转过身子，用后脑勺迎接内人的归来？“你去买一只鸡。”黄维对着窗户说。“你不是不能吃鸡吗？”老太太懂得老头子留客吃饭的意思，她故意问上一句，是等待黄维把头掉过来。她发现他的嗓门有些变调。黄维纹丝未动，连变调的通过玻璃反弹过去的声音也没有了。稍有片刻，作为对老伴的回答，也是对老伴纹丝未动的挑战，他猛一跺脚，继而将缩在胸部的右臂用力划下，燕子尾巴似的空悬在身体背后，再而化拳为掌，掌心在内，手背朝外，做了一个“去去去”的手势。
老太太眼睛一眨，顺从地转身走了。听音响可以知道，她拎着菜篮走进厨房，腾空篮子复入过道，步出门坎之际，还随手紧关了房门。虽然那“砰”的一声又让我心跳一阵，但是我感激老太太，因为是她替我做了我也许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真是这样的哩！眼下，客房里又是两个人了，然而，系住我们心颠的绳索，早已被老太太的皮鞋踩断，那僵滞的凝重的气氛，纵然因为闭门关窗的缘故还浓浓地弥漫在这里，但至少有满满一菜篮子被老太太方才给带出去啦——黄维的脚步又开始移动，缓缓地，拘谨地，甚至是无可奈何地，仿佛老太太给他留下多少空间，他就只能在这个空间寻找他栖息的目标。我的方位不属于这个范围了，他的范围除了那张大大的写字台便是凉椅，铺有线毯从而显得小小的凉椅成了他的死角。
黄维呆然在凉椅上坐下来，躺下来。双腿并在一起，鞋跟碰着鞋跟，鞋帮成60度分开；双臂贴着腰身，平平整整地搁在凉椅的扶手上面，连手指头都是伸得直直的。这就是说，只要他站起来，便是一个军人的标准的立正姿势！唉唉，连躺下也像军人的人此生我还是第一次见着——我坐在他的对面，注视着他那剧烈起伏的胸膛。渐渐地、渐渐地，他的呼吸均匀了；这时候，他闭上了眼睛，他仿佛睡着了。这时候，我才敢去看他的面部。在他浓黑的眉毛底下，开始，我只注意到了他右眼角附近的那颗黑痣，定睛看时，才在他下眼皮的皱纹里发现了一颗泪滴。而那弧线形的皱纹多么像是一棵古木的年轮；那灰扑扑的脸色多么像是涂在他家房门上的油漆；那从枯竭的性灵里强压出来的泪水，莫非就是油漆斑驳脱落以后，从木材中间流出来的晶莹透亮的植物油么？
呵，泪滴……
-2-
那么，泪滴是黑痣的溶化，还是黑痣是泪滴的凝固？
我在黄维家呆到下午一点，也就是刚刚吃完午饭便走了。是黄维叫我走的。不，是他命令我走的。当然，不是逐客令。
那是我们在客房隔壁的房间里围着小圆桌团团而坐的时候。黄维坐在他固定的坐位上，直挺着腰，双臂机械地平放在桌沿，像小学生上课的姿势那样端端正正，像大学生听课的神态那样聚精会神。我的嘴巴成了黑板，我的食指成了白墨；仿佛我的脸上写上了饥饿两个字。他连口都没有张一下，却眼睁睁地看着我怎样吃完了一碟鸡蛋，半条鲢鱼，两只鸡腿……我吃得过量了，用四川话说，就是吃得太胀了。老实说，我有一半是吃给黄维看的，让他看得高兴，坐得平稳。因为我毕竟不是为了这顿饭来的，我需要采访，只有等他恢复了常态，我才能够不虚此行。
然而，我想错了。要晓得，正是我的狼吞虎咽，引起了他新的更深长的不安！他显得那样慌忙，那样烦躁，以致我刚刚放下饭碗他就劈头盖脑地问：
“你今年多大了？”“30。”
“30岁还没有谋上差事？”黄维惊异的目光中包含着一种责备。责备的含义中存在着一种对比。那意思莫不是说：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是国民党陆军少将啦，偏偏你的而立之年为什么就立不起来呢？黄维迟疑了一会儿，随后他眉宇间的距离一下子拉开，看来他的思路很快就畅通了，出现在他眼前的不是他那个朝代的人，包括他在内，现在都生活在共产党的世界。这样理解他的上半句话的时候，他那下半句话的凄楚的语调也就可以理解了，“你现在靠什么养家活口呢？”
“我在念书。”我有必要解释清楚，“我是1977年考上的，刚好有5年工龄，可以带工资念书。”
黄维似乎不知道我的解释为何物，他那重新集结的眉头表明，他有可能把我说的念书和蹦蹦跳跳的中小学生的事情连在一起了：“你念的什么书呵？”“我是四川内江师专中文系的学生……”自费外出采访，步入省会都市，尤其在那些不时迎面而来的名牌大学学生面前，我不好意思在我这件中山服衣袋上方佩戴我那枚遭人白眼的“内江师专”校徽。但是，在黄维面前，我没有自惭形秽。当然，也有虚伪（不是虚荣），我们专科学校只有“中文科”，没有“中文系”，我之所以要这样回答黄维，主要在于让他听懂我需要表达的全部意思。
“你在上大学！”他听懂了“，大学不是早都开学了吗，你跑出来干什么？”“我出来，为的就是采访各位老前辈……学校放了暑假，我才出来的，怕时间不够，我请好了一个月的事假……”“你是请假出来的？”黄维使劲地嗅着鼻子，发出冷冷的尖利的声音。浑沌的眼睛也突然睁开了，眼珠被挤到眼角，呈露着最大面积的通红而胀鼓的血丝：“我以为你没有职业，你舅父才写信给我的……唉，唉，你现在不好好念书，去写什么文章，去卖什么文章呵！新旧社会一样，找碗饭吃不容易的，你要珍惜，你要靠自己，你不能让学校把你除名，你无论如何要赶快回去……”
黄维连珠炮的轰击，顺着他的目光斜打过来。没有击中我的头部，却封住了我的嘴巴，我的舌头，我的呼吸！
“培我，你怎么这个样子说话？”老太太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招呼她家的老头子，“小黄来趟北京不容易，你不留他多玩玩……要是他舅舅晓得了，你不难为情我可要难为情呢……”
“你晓得什么？你晓得个屁！”黄维抬起胳膊，一巴掌打在小圆桌边，吓得老太太抱在胸前的碗碟一晃一晃的。老太太扭头走了，黄维也霍然起身，仅以半步之差尾随在她的背后。他自然不是追她去的。
通过那窄长的过道，老太太进厨房去了，黄维进客房去了。来自过道的空气的对流才把我从窒息的窘境中解救出来。虽然得以复苏，得以喘气，得以长叹短吁，但胸部之不适仍在继续之中。于是，我不得不果断地离开饭桌，也来到这窄长的过道，来到这分手的路口，迎候那告别情景的光临。
老太太从厨房出来了。她拎着我的皮鞋和袜子。开饭之前，她把它们搁在了点燃着的煤气灶侧旁的一个铁架子上面，现在正好烘干。而淌在我心里的感激的泪水却是烘不干的：老太太哟老太太，她趁我弯腰换鞋换袜之际，一把朝我上衣袋里塞进了30斤粮票、20块钱……黄维从客房出来了。其实，客房比厨房距离我还要近些。之所以迟到许久，那是他的步履艰难得多，动作也笨拙得多。他双手拿着我的帆布挎包，递给我之前，他是通过结实的背带空悬在自己的胸部的。挎包里装着我的笔记本、钢笔，以及牙刷牙膏洗脸毛巾之类的几件小东西。我来时挎包是扁瘪的，现在还是扁瘪的，黄维似乎什么东西也没有给我。可是我知道，只有我才知道，这位满头霜雪的老人，已经把他储蓄在心底的最大的偿还，连本带利地交付给我了！
我把挎包挎在肩头，转身欲走，这时候，有一种来自肩头的重量，不是固体的重量，也不是液体的重量，却迫使我朝他鞠了一躬，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回去了。回到四川，回到内江师专。唉唉，我离开黄维寓所以后是沿着马路对面的永定河走的呀，虽说方向朝西，目标也是106路电车的永定门站呀，永定，永定，可走进我的寝室，伏在案头，心神竟是这样不定！是黄维那滴泪水，化成了蒸腾在沱江之滨的晨雾，让我抬起头来就可以看见梦的残丝么？是黄维那颗黑痣，加重了降落在远山之下的暮色，让我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魂的星光么？不知怎的。我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尤其是在我铺开的500字的稿纸上，哪怕是他的一根白发，也可以覆盖掉方方正正的全部格子！
我决定动笔。我决心写他。据说写作之前，要的就是这种动荡的情绪。可是，3天过去了，我没有能够落下一个字来；我能够落下来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了解他么？我理解他么？他之存在，他之存在的形态，我拿得出必须拿出的依据么？
倒是大自然孕育着社会的奥妙与秘密。窗外水的流动、帆的运行，是通过山之不动得以呈现的。那么我的参照物是谁？是我的舅父？不是。他作为国民党战犯，虽然曾经和黄维关押在一起，但不是一起被释放的。他获赦是最先的一批，而黄维是最后的一批，其间整整相距15年，相距了一个婴儿成长为少年的全部时间……最后一批获赦人员当中，我想起了文强。他是我在离开北京那天见到的。
作为一种依据的补充，我需要说明的是，当年他曾以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总参谋长之身，与黄维一起被俘于淮海战役。那天他坐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沙发上，红光满面地接受了我的采访。“您老高寿几何呀？”我问。“我是1975年3月19日出生的，”他笑眯眯地说，“今年还未满5岁呢！”我也笑了，虽然笑得有些苦涩，因为我在理解到了文强的心情的同时，蓦地想起了黄维……这就是说，倘若我的参照物是黄维，那么文强便是欢腾的水；倘若我的参照物是文强，那么黄维便是光秃秃的山。而把这光秃秃的生命和那未满5岁的年龄连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真要感激造物的神明，把这个世界安排得如此合情合理、应有尽有了！
欠缺的是我用来写黄维的文字，这正如同他秃光腮部的胡须，我也许找得到稀稀疏疏的茬儿，但是我不忍心拔下来，那样会带下血、连下肉。他还未满5岁，那些稀疏的胡须看上去虽不是绒绒的、软软的、淡黄淡黄的，但是它是树的根，水的源，山的魂，只要树长出叶子，水变成河流，山成了峰颠，他就可以发现一个属于他的世界。太阳是属于他的，月亮是属于他的。正因为都是属于他的，也许他才会更加冷峻、更加矜持地宣称：太阳也有黑点，月亮也有泪滴……可是眼下，我还是写了他。在我那页被窗外的阳光和月光映照得雪白透亮的稿纸上，不能没有黑点与泪滴。写他，当然是写他的过去。那时候，他不仅没有生命，还欠着别人的生命，所以与现在光秃秃的腮部相反，他蓄着浓黑的长长的胡须，用以牢牢系住奈何桥的桥墩。他想死，可是共产党要他活，这就是发生在战犯管理所里的死与活之间的斗争。既然这场斗争的经过我已从我舅父、文强那里获悉，那么要写黄维，索性就从他的胡须写起罢。
——黄维的须发又长又黑。医书云：“发是血之余。”黄维不能不为他那心脏之外的躯壳——保卫灵魂的碉堡——的强大的抗力，常常发出掩蔽在胡须里的微笑。黄维曾像农民关注禾苗一样关注着自己的胡须的生长，进入战犯管理所以后，他的一切都像他那颗黑痣那样固定，唯有浓黑的胡须越长越多。
——黄维的黑痣，倒没有惹出什么麻烦，可是他的胡须，已引起他人的注意和警惕。宋希濂分析说，开始他仅以为胡须意味颓唐，现在看来情况比预料的严重10倍；胡须是连结国民党的纽带，是对抗共产党改造的长矛上的红缨。
辛亥革命之所以要剪掉辫子，就在于去除旧时代的赘疣，因此宋希濂认为，国民党战犯在脱胎换骨之前，必须先把皮肉打扫干净……有关黄维的文字，我远远不止写下这些，也许开始就写胡须的缘故，等我完成作品初稿以后，我发现我用蓝墨水写下的稿纸，居然要比别人用炭素墨水写下的稿纸还黑！黑，在人们的眼里，并不是好颜色，尤其是在红颜色已经被传统心理上升到了庄严的地位的时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我下一步必须接受的挑战是：有关黄维的文字，统统让他过目。
万水千山之外，过目的方式自然是这样进行的：我把稿子邮寄给他，挂号寄，他不会收不到；收到的时间早几天迟几天倒无所谓，反正是在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里。春天里面，永定河畔的垂柳绿映长堤，这是可以想见的；西三楼前的阳台霞染窗纱，这是可以想见的；202号房间客房里，黄维坐在他那把垫有线毯的凉椅上，拆阅着我的稿子。不待看完，他脸色一沉，甚至恶吼一声，这是可以想见的；他离开凉椅，双手剪背，来回踱步，起初快，尔后慢，最终伫立在阳台正中。垂柳摇摇曳曳地解开了他额前的眉结，窗纱飘飘逸逸地松开了他身后的拳头，于是乎，他眼睛一闭，两手合十，宽大为怀，普渡众生……这也不是不可以想见的呵！
然而，我绝对没有想到，我竟是用我那个帆布挎包，装着我的稿子，连同我的牙刷牙膏洗脸毛巾，以及我的幸运和我那莫名的欢愉，乘坐十次特别快车再度北上，然后顺着东流的永定河水，疾行200米，重登西三楼，然后双手取出稿子，双手捧送到黄维的眼底——他躺在凉椅上看。春寒料峭，那垫在凉椅上的线毯却早早地被拆除了，阳台的衣杆上不见晾晒，想必已被塞进柜子里去了。他看得这样认真，身体一动不动，凉椅一响不响，哦哦，他已经把有关他的页码翻过去了，身体还是一动不动，凉椅还是一响不响，唉唉，莫非他就是那床陈旧的线毯的化身，被塞进这间柜子似的客房里来了！而我成了什么？我成了那把凉椅，只有我才看见了我的心跳，听见了来自我的骨骼里的“吱吱”的呻吟。
“黄伯伯，我在纸头上骂你了……”“骂我？你没有骂我。”黄维从一种漠然的情态中回过神，反而朝我笑了笑，“你写的事情是真的。真的，就不叫骂，就算骂了，也是活该骂的……”
黄维难得的笑容倏然消失了，就在那冷漠的神色重新浮现的一瞬间，他突然从凉椅上坐立起来，左手拿着我的稿子，右手指着一段文字，迟迟疑疑地问：“你写的这件事情，也是真的么？”
我从他写字台前的座位上弯下腰，侧过面，顺着他那开始颤抖的指头看去。这段文字是写我舅父的。舅父洛阳战役被俘以后，关押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战俘营。战俘营里，他碰见了一个俘前担任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副司令官的江苏溧阳老乡。老乡表现很好，关了几个月便光荣参加解放军，调华北军政大学工作。临行之夜，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乡悄悄把舅父唤醒，把自己几件衣物送给他，并要他也积极要求进步，争取早日出狱。此等时刻，舅父凝视着窗前明月，对老乡只说了一句话：“你若有机会回溧阳，请代我看一眼我的老娘，若身上还有零钱，拜托你给她买几块饼干……”
此事是舅父亲口告诉我的，我照实写来，不会有假。于是，顾不得黄维指头的颤抖，以及那双腿的痉挛，那腰身的摇晃，那胸膛的起伏，那脸颊的抽搐，那喉结的滑动……我朝他点了点头。
“我相信，我相信呵……”黄维的声音是从牙缝里出来的，却是沙哑的而不是尖利的，仿佛气流刚刚进入口腔就立即中断了，而有一股神经，一股牵动全身的力，却使他突然睁大眼睛，射出一束烂红的火苗之后，又突然紧紧地闭上了，闭上了……剩下的唯一的动作是靠他的右手来完成的。右手临近右眼了，是去为关闭上了的大门插闩的吧？那么为什么手心朝上，仿佛托着一个水碗？哦哦，手心已经贴在眼角上了，眼角旁的黑痣也就包在手心里了，那么开始慢慢揉罢，把湿的揉干，把干的揉湿。究竟泪滴是黑痣的溶化，还是黑痣是泪滴的凝固？今天非要把它们揉出一个结果来！
我这样看着，这样想着，看着黄维的手心，想着黄维的内心，当然，为了一种真正的了解和理解，我等待着他自己的表白。
他说了，虽然失之风马牛，然而他是停止了全部动作之后使用着满腹心力说出来的：
“你不是在上大学吗？又来干什么！”
……
-3-
现在，我需要从物体的含义上去区别固体与液体。
惊愕之余，我在心里笑了，他手里还拿着我的稿子，却问我是干什么来的。
而且如此大声武气，这般如梦方醒。
至于这个问题的细节，本来我一进门就想告诉他，非常想告诉他，结果由于他接过稿子便躺了下去的缘故，我现在只好慢慢退回到他对面的沙发上去，补叙一番。
我是从写完这部稿子说起的。那时候，我自然在四川，在内江师专。写完稿子以后的事情，通常说来，就是在众多的刊物编辑部或者出版社当中，找准一家，然后将稿子直接投寄出去。我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写的是发生在战犯管理所的真人真事。常识告诉我，这样的作品需要审核，需要主管部门的审核，所以我虽然也将稿子投寄出去了，邮件的地址却不是哪家编辑部，而是只此一家的公安部。
这自然不是投稿，可是我比任何一个投稿者都更焦急地等待着对方的复函。道理是简单的投稿者若是收到一家编辑部的退稿，还可以将稿子寄去另一家编辑部碰碰运气，而我呢？我没有余地，没有退路，只要公安部摇一摇头，我的几盆几十盆心血顷刻之间就会付之东流——沱江畔，那漫长的迷茫的沙滩上面，我手搭凉棚呵，翘首以望呵！编辑部处理稿子的期限是3个月，公安部处理稿子的期限又是几个月呢？且慢，且慢，公安部是处理公文的地方吧，我的稿子连“私文”也算不上呀！
奇迹发生了。仅仅15天！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收到了公安部所属的一个单位的通知，通知要我立即动身去北京改稿。就是这件事情么？哦，不止，远远不止，这份通知的本身又是一个关于速度的信息。关于沱江的流动的速度，关于沙滩的运转的速度，关于春天的到来的速度……比起这些速度来，我乘坐的特别快车显然是太慢了。好在我以待分配毕业生的身份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公安部3位副部长在他们办公大楼的客厅里接见了我。我当时的心跳却是太快了。这一快一慢，有效地抵消了一种反差，让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和宁谧。若不是这样，即令我不会忘掉永定门，恐怕到了那里还会忘掉东西南北哩！
我端端正正地坐在黄维面前，讲了以上内容的话，算是回答了他提出来的问题。诚然，如同他的问题的提出一样，我的话里也带着自己的情绪。如果说他与我的反差是冷与热，那么我的目的正是抵消它。
抵消的结果，出现在这间客房里的温度是多少，我不知道。挂在门侧墙壁上的那支室内温度计距我太远，我看不真切。我看得真切的是黄维的脸。黄维的脸是测量他的体温的温度计，由此我知道，出现在他内心的温度现在是摄氏36度左右，正常。
“你说的那几位副部长，我都认识……”黄维的声音也偏低（他总是这样表里如一），“我想，问题不在他们都看你写的文章，问题在于你写的文章并不是只给他们几个人看的……你懂得我这句话的意思吗？”
我摇摇头。其实我听懂了一些。“他们了解情况……我说的是有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黄维显得有些急躁，声音因此而有所升高，“这些人看了你的文章，看到我们过去的样子，会拿来开心，拿来取乐的！比如，你舅父托人给老母亲捎几块饼干，那本是辛酸的事情，可是，这些人会觉得辛酸么？不会的，不会的，只会让他们在酒醉饭饱之余，多打几个饱嗝，多打几个哈哈……你说，你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偏偏要做这种事情呢？”
“黄伯伯，”他的话我完全听懂了，我需要立即回答他，“如果我写舅父只去写这一件事情，那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是无聊的。但是——在黄伯伯没有看完稿子之前，我想说明一下——我写的是包括舅父和黄伯伯在内的一大批国民党战犯监狱生活的全过程。您老不是说有很多人不了解情况么？我的目的正是让他们了解情况，了解你们。至于了解以后能不能理解，有什么感觉，那就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我不知道我的话是否有一点儿说服力，反正说话说到这里，我发现黄维的嘴角在嚅动，在微微上翘！沉默，默默无言，这是不奇怪的，任何一种转变都需要安静的时间。可是，在这个时间里，为什么他的鼻子不安静呢？唉，唉，“哼”的一声，竟把他的微笑变成了冷笑，变成了讪笑，变成了令我乍暖还寒的连珠炮：
“仁者见仁，能够见到什么仁？智者见智，能够见到什么智？仁智这些东西，只能够和什么人连在一起？你学的是中文，大概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不知道开宗明义就有这么一句话：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我过去是将，是将军，你说见仁也罢，见智也罢，见什么都行。可是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什么？你不会不知道‘成王败寇’这4个字吧！”
我知道这4个字，但是我不知道这4个字会像一枚燃烧弹爆炸以后的四面火光，把我的惊诧、我的怔愣、我的恐惧、我的绝望，全部暴露在对方的视野之中。
黄维显然是看见了我的窘态才站起来的。他离开凉椅走近沙发，一手把沉甸甸的稿子递还给我，一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头：
“既然公安部的领导人支持你写，你就写去吧。只是请你不要写我。我的经历不过是一个旧军人的普通经历，监狱生活也不过是一个战犯的一般生活，加之我与世为忤，饱经忧患，实在不值得为他人道也……古话说，献拙不如藏拙，就请你遂我藏拙之愿罢……”
我接过稿子，一句话没说，或者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慢慢掉头走了。走出房门的时候，我回首瞥了黄维一眼。他依然站在那里。因为老太太不在家的缘故，他显得有些孤独。而我的目光却是告别性的，如果不是永别性的话。因为我相信，至少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我不会再看到他了……我开始了以另外的老人为对象的采访。去年来北京，时间仓促，行色匆匆，未能一一走到。走到的也形同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没有能够深谈得上。现在，我需要把工作的战线全面铺开来，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占领。如前所叙，我是从黄维的阵地上败退下来的，虽然不能说阵地与阵地之间沟壑相通，但是一次占领总是另一次占领的前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等待着一块石头的出现，为了确保石头棱角的锋利，我希望“他山”之他的脑袋，曾经是一块花岗岩。
用不着勘探，更毋须开花，花岗岩很快就在崇文门菜市场背后的西河沿一号楼703号房间找到了。他的名字叫做杜聿明。正如同703号房间比202号房间居于更高的楼房层次一样，在淮海战役国民党战场指挥官的人事序列中，担任着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是12兵团司令官黄维的上级。下级被俘以后不几天，上级也被俘了。杜聿明临时被关在距离他“剿总”前进指挥所所在地陈官庄不远的张老庄村口的一间砖房子里面。他趁人不备，搞到一块砖头，然后砸破头皮，把血涂了一脸……“我这个花岗岩脑袋，砖头怎么砸得破呀——”杜聿明坐在他那间宽敞的贴有蓝底白花墙纸的客房里，笑呵呵地对我说。我顺着他举过肩头的手臂看去，脸上的涂血显然是没有了，陈留在额头上的，也不过是一道浅浅的伤痕。“那么手榴弹呢？爆破筒呢？反坦克用的手雷呢……我看都不行。我是一个军人，军人的武器是用来征服别人的。别人要征服我当然也得靠武器，但不会是战场上用的这些武器……”
“那么究竟是什么？”我忍不住打断杜聿明的话问。他说话要曲一些，尤其是相对黄维的直而言。也许他是对的，因为他正在表达一种曲折的心理历程，怎么样从站在最顽固的立场开始，又怎么样走进了第一批获赦人员的行列。而其间的转折之处，正是我的未解之谜呵。
“是真理。”杜聿明将手臂贴依在胸部，“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讲过，我们这些人，连死都不怕，就是害怕真理！”“那么真理又是什么？”我追问道。老实说，我已经不能满足这样的回答了，我需要看得见的东西，摸得着的物体，不管是液体还是固体，只要不是烟雾那样的气体。
杜聿明掐灭手上的香烟，将长长的烟头平放在烟灰缸上，然后斜靠沙发，抬起手臂，信手拈来似的开了口：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大概是50年代中期，那时我当然还在战犯管理所。管理所当时规定我们每一个人要交一份《自传》。战犯的《自传》嘛，当然就是认罪材料，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也就这样写了。
“我交出认罪材料不几天，却被李科长通知到管理所办公室去。李科长是监狱预审科科长，是负责审核我们的材料的，一般说来，只有在认罪材料里有所隐瞒的人，才有可能碰到我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跟在李科长后面，缓步走出铁栏栅的时候，我把唯一的疏忽也给想出来了。
“果然，一走进办公室，李科长就从办公桌上拿起我的《自传》对我说：‘你遗漏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赶忙点头说：‘是的，是的！淮海战役当中，我是叫过文强枪毙掉两个共军便衣的，但是由于当时我们要撤到陈庄，他并没有来得及执行命令……你若不相信，请把文强叫来好了！’
“李科长没有去叫文强，自己倒先笑了笑，随后他不笑了，他重新提出问题：‘我说的是一件大事！在这件事情当中，你指挥国民党第5军全体将士，艰苦卓绝，浴血奋战，成功地歼灭了在日俄战争中号称钢军的日军第12旅团！
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是被击毙在九塘的吧！是你抽出佩剑，砍断中村正雄的大腿，然后仿效西子湖畔岳飞墓的格局，将这个侵略军头目的尸体跪埋在昆仑关下的吧……这件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写进你的《自传》里呢？’
“听到李科长这番讲话，我哪里还有心思去回答他的问题！我流着泪水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这样回答我，他回答得这样平静……”
我的笔尖在我放在膝盖的笔记本上飞快地移动着。由于手的颤抖，腿的颤抖，出现在笔记本上的字的排列竟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哦哦，这就是出现在我心里的波浪么？波浪是会流动的呀！我毫不怀疑，波浪中的一股水流一定会涌入我正在修改的作品中去。作品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内容，像是一口枯井，又像是一块海绵，正需要吸收和储存这股清亮的水源；而另一股水流呢？它从西河沿渗透出来，却应该汇入春天的永定河，在那垂柳枝条的梳理和抚摸下，缓缓流入一个枯竭的性灵……“杜伯伯！”我一下子站起身，“您知道黄维抗战过吗，我是说，他在抗日战争当中，打得还好吗？”
杜聿明的手臂在胸部停留片刻，随即便在眼前更大的空间里挥动开来。看得出，我的激动中断了他的思绪，但是没有中断他的激动：
“打得好，打得好，从战犯管理所出来的400来个人，没有一个打得不好的……8年抗战打得不好，升不了官，3年内战也当不了战犯……我们很多人不是靠打内战打出名的：我打昆仑关打出了名，宋希濂淞沪抗战打出了名，黄维沪西罗店之役打出了名……”
我的笔记本上，迅速蒸腾起罗店战场上尚未散去的硝烟。硝烟是从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岁月弥漫过来的，显得有些黄烟滚滚，尘土飞扬，但是，那火光，那与太阳一起升起来的火光，却清清楚楚地照耀在当年的国民党第18军67师师长黄维身上：日军主力从两棵松偷渡成功了，日军挺进队打进我集团军总司令部了，日军业已完成包抄态势，即将进行阻截攻击了，而负责掩护沪西守军全线总撤退的第67师，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两个团。一个团长阵亡了，另一个团长双腿被打断，正跪在阵地上指挥……是派员前往督战的时候了，师部还有两个旅长；是派兵前往打援的时候了，师部还有一个工兵营，姑且当做步兵营来用……这时候，黄维派出了自己，他率领一个营的人马赶到前线，伏在罗店这个弹丸之地，战斗了整整4个白天5个夜晚……我关上笔记本，打开了杜聿明寓所的房门，像是在雨滴淅沥的夜里一觉醒来，窗外正是云霞满天的清晨那样，满怀信心地迎接我的新的旅程和使命去了。
-4-
然而，确定了人的概念，不等于存在形态的确定。
翌日，正好是星期三。上午10点半钟光景，我去了全国政协机关。黄维是全国政协常委，平日用不着上班的，但那是名誉职务。吃饭的职务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所以需要在每个礼拜的今天去机关参加政治学习或业务讨论。而我的行踪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能够想到的就是今天不要追到政协去；机关人多，谈话不方便；黄维中午就得回家，谈也谈不了多少时间；何况昨晚我去了公安部大院，与一位主管过战犯管理所工作的副部长谈得太夜深，今晨起床，我的眼睛网满血丝了哩！
但是，一切横在我和黄维之间的障碍都应当排去．我必须尽快地找到他，用我快要蹦出来的心与他对话，与他举行通常标志着进入了纵深阶级的“第三轮会谈”。
时机很好。走到文史专员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里面刚刚散会。我站在这座殿堂式的平房的台阶上，向陆陆续续出来的老人们一一点头。透过窗户玻璃朝里看去，黄维还没出来，他正准备出来，站在沙发前面穿大衣。我顾不得与走出来的老人们寒暄，尽管他们也一一向我点头。我瞅准一个空隙，一步迈进门坎，继而再走两步，直端端地出现在黄维面前。
“黄伯伯！”
我的声音是清脆的，就像突然出现在任何熟人面前，都禁不住带有惊喜的色彩一样。
“你来了！”
有理由认为黄维也是惊喜的。他一下子从大衣衣袖里取出胳膊，与我握了握手，然后朝上轻轻一耸，那披在肩头上的黑色呢大衣便恍若昔时的披风一般，飘飘洒洒地滑落到沙发的靠背上。
“你应当早些来，坐在这里——听听。”黄维一屁股坐回沙发，“我们今天讨论了文史资料修改意见，那么当然，这个意见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提出来的。你的稿子用了一些文史资料选辑上的材料，现在选辑要修改，所以你应当来听听，懂得怎么个改法……”
黄维挥动着手势，那隆满青筋的手背，一会儿遮住了他的白发，一会儿遮住了他的浓眉，但始终未能遮住他闪闪发亮的眼睛。哦哦，莫非他的心也快要蹦出来了么！太好了，两块燧石碰在一起，不仅可以发亮，而且可以发热，虽然不能溶化，但是能够通融……我也一屁股坐下来，坐在黄维的正对面。
“黄伯伯，看得出来，您是赞同修改文史资料的……”“赞不赞同，要看这件事情过去的做法值不值得反对。”黄维迫不及待地说。他平时一言不发，要发言的时候，又总是这样争先恐后，“过去的几十辑文史资料，我都看过，我出监狱的第一个月，就是花费在这上面的。老实不客气地说，选辑里头的文史资料，很多不应该叫文史资料，应该叫认罪材料……比认罪材料都不如！我在监狱是写过认罪材料的，有罪认罪，有功认功，所以我写了。可是出了监狱一看，反而不是那么回事……有人老是要我写文史资料，我一篇也不写，我有什么资格写？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嘛……”
黄维显然激动了，而这种激动又显然是刚才那种激动的结果。他的情绪的趋向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似乎话不应该这样说，要是他家老太太听见了，不又会吓一跳么！哎呀，这里还不是他家，这里正是房门大开、窗户透亮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别的人吗？
正当我四下环顾之时，文强在我右侧5米距离的一张办公桌后抬了头。他不会没有听见黄维的话，也许起先在讨论会上就听见了，所以竟没有一点儿异样的表情。
“小黄，”文强斜视着我，他那淡淡的笑意倒是奉送给我的，“我希望你能够理解黄维，至少不要发生误解。我和他一起在监狱呆了25年，有好些事情我也是最近两年才知道的。就拿抗战的事情来说吧，本来周总理早在1956年1月30日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就讲过这样的话——”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表示理解而不致误解，从而让对方畅所欲言，我抢先背诵道，“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过两次合作关系。在这两次合作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曾经并肩作战，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一字不差，一字不差！”文强一巴掌拍在办公桌上。然后片刻之后，随着他笑容慢慢变作愁容，那掌心也慢慢翻了个个儿，直朝着横在半空里的房梁去了，“以后就差了，差得多了！反右斗争中，报纸上说我们是右派分子的社会基础，我们在监狱着了慌，纷纷表示要和右派划清界限展开斗争，于是我们自认为是左派。文化大革命中，报纸上说我们是继续革命的对象，那时左派就是革命派，绝对的革命派，所以我们又自认为是右派……就这样颠来簸去，年复一年，老眼昏花之时，真连自己都不晓得自己是人是鬼了……”
“是人，当然是人！”我远远地失声叫道。是的，只能是远远的，人微言轻，我说的算不了数。话既出口，我只好将昨晚听到的和盘托出了，“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这样给我讲过，他说，共产党人不会是神，国民党人也不会是鬼，都是人。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敢肯定，那还谈得上什么信奉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理由很简单：神和鬼之间是构不成阶级的……”
文强频频点头道：“你说的这位同志，是主管过战犯管理所的那位副部长吧！”
“他还说了些什么？”黄维木然地坐在沙发上，直愣愣地问。他似乎对语言的本身更感兴趣。
我侧过脸，正对着黄维，正对着那双不眨不瞬的眼睛：“我是为了稿子的事情请教他去的，所以他主要讲了有关改造政策的理解和执行。”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他认为战犯是战争的产物，国民党战犯是国共战争的产物，国民党战犯的罪行是他们在反人民战争中的行动，而这种行动是历史造成的，正如同战争又是历史的产物一样。这就是说，在宣布他们是罪犯的同时，还需要在历史的因素中承认他们个人的因素，这种因素他认为至少应该包括这样三项：他们是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曾经革命……”
说到这里，我突然看见黄维把头低下去了，看不见他的眼睛，只看见他那银白的头发、黑黑的眉毛，这就给我造成一种始料不及的刺激：有知情人告诉过我，黄维除了在双手接过特赦证的那一瞬间，向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低过头外，他几乎没有另外低头的时候。
刺激让我兴奋，让我获得暗示：语言在表达真理时的威力，实在是原子弹不可专美的。既然如此，我自当说下去，直到把对面的黄维的“藏拙之愿”彻底摧毁为止。
“公安部这位负责同志过去看过我的初稿，所以讲话当中，他希望我把改稿变作补缺。所谓补缺，他讲得很清楚，就是把我没有写到的、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国民党人的功绩，补写到作品中来……作为作品的作者，我自己是非常乐意接受这个建议的——”
我趁此机会，挑明来意说：
“现在考虑要补写的内容有：李宗仁的台儿庄大战，杜聿明的昆仑关大战，宋希濂的庙行镇之役，郑庭笈的忻口之役，杨伯涛的石下江之役，邱行湘的武阳之役……以及黄伯伯您老的沪西罗店之战！”
我故意一连串儿说了这许多，目的其实就是一个：不要让黄维独偿“藏拙之愿”，也不要让黄维独享“溢美之辞”，这在他接受起来，我想似乎要容易和乐意一些。
黄维抬起头来了，虽然缓慢，甚至艰涩，却正对着我，正对着我的不眨一瞬的眼睛：“你不要写我什么骡（罗）店马店的，其他人的抗战，我看也不必做什么文章，要是真的打得那么好，还有后来失守上海、沦陷南京、败北武汉、迁都重庆的事情么……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那么当然，你今天到我这里坐坐，我是很高兴的，特别是听了你开先那些话。有人给我‘中国人’这3个字，我就什么都有了！”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与他相反，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知觉：我不知道自己是被陷进沙发去了，还是被弹到茶几上去了；没有了视觉：我依稀发现黄维的头发是墨黑的，而他的眉毛是银白的；没有了味觉；我仿佛记得黄维开始说的话很甜，现在却有些发酸！我唯一有的便是在另一种始料不及的刺激下，从我牙缝里挤出来的冷飕飕的3个字：
“为什么？”黄维笑了，露出一口整齐的假牙，眯缝着他那淹没在皱纹里的眼睛。他启口了，温和的音调，调解的口吻，似乎他从我这3个字和他那3个字上面，意识到有一种需要缓和的气氛。
“你可以问我一千个为什么，一万个为什么，可是我只消告诉你一件事情就行了。你刚才提到的沪西罗店，我去年冬天去过，我是去拜望当地那些古稀之年的老百姓的。他们当然不认得我，我自己说：‘我叫黄维’。他们一下子把我围住了，一位盲人长者拄着拐棍挤到我面前，一把捏住我的手说：‘你就是67师黄师长么！你在我们村口打日本那阵，我眼睛可没有瞎呵！你是卖了力气的，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所以你走以后，虽然我们遭了殃，但是我们不怪你……’”
黄维的笑容完全消失了，闪亮的眸子却从眼角皱纹的波浪里浮现出来。在他身上，得与失、彼与此就这样认真地运行着，交替着。而那颗亘古不得移动的黑痣，则是他忠于职守的神经中枢，分理着、传送着他的不同的情绪，让你看不见层次，看不见脉胳，从而不得不追寻和思索他依据的逻辑。
“我过去卖力气，因为我是中国人。老百姓承认我，因为他们也是中国人……得到老百姓的承认，我感到一种安慰，虽然这种安慰反而使我不得安宁。现在，得到政府人员的承认，我就感到是一种象征了！象征什么呢？大家都是中国人，理应同中容异，异中求同，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国共本是一体，天下哪有什么不能消除的仇恨呵！”
我听懂了他的话，假牙后面的真话，皱纹里面的骨髓，尽管以后我把他的这段话全部用进我的作品里去了，但是当时坐在他的面前，一时又不能用简单的点头或摇头来表示看法，便迅速掏出钢笔，把这段话记录进了我的笔记本。
文强是谨慎的。和黄维一介武夫相反，他在黄埔军校学的是政治，以后多数时间搞的也是政治。他懂得谨慎，至少为了替黄维着想，他懂得立即改变出现在办公地点的话题。
“我说黄维呀！”文强的目光从我的手上移到黄维的嘴上“，你今天倒说了这样的话，记得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行动的哟！”
“那当然，那当然。”黄维笑呵呵地看着文强，一边搓手，一边嗡声嗡气地说，“特别是刚刚进监狱那段时间，我是有抵触情绪的，我在我的笔记本上写过一句骂人的话：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黄维的笑容依然挂在脸上，可是那声音越来越清脆，越来越宏亮了！呃呃，黄维为什么突然把头掉过来看着我，他那“藏拙之愿”不正是冲着我来的么！他有健忘症？
“小黄，”他说，“你要写我过去在监狱的事情，今天倒是一个采访的机会，你文伯伯见广识多，记性又好，就请他当着我的面，好好‘揭发揭发’我，你说行不行呀？”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虽然没说出那个“行”字来，但是一定有一个比“行”
字更复杂，更深刻的字眼，被我通过我的喉咙强压到心底去了。这个字是“泪”么？只有清晨的霞光投射到荷叶的露滴上去，才有这么晶莹、这么滚烫么……文强早就笑开了：“我‘揭发’的第一条，是黄维的笔记本上除了那句骂人的话，还有两首指桑骂槐的诗，一首借用了太平天国石达开的《答曾国藩》，一首借用了唐朝王维的《西施咏》……”
“你少说了一首，我抄的是三首诗。”黄维认认真真地补充道，“那首诗是明朝于谦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黄维的身躯在沙发上摇晃着，轻轻地、慢慢地。这我知道，老年人早在孩提时代念私塾背古诗的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而我惊异的是，他的笑容被他摇晃掉了，他的声音被他摇晃得低沉而沙哑了，当我搁下钢笔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的眼睛居然也紧紧地闭上了……
-5-
所以，给存在以土地罢，尽管它不一定是合理的。
黄维不会在办公室睡觉的，即使在家里的凉椅上也没有过打盹的习惯，所以他紧紧闭上的，仅仅是面朝过去的眼睛。自从获赦以后，他的眼睛一直是睁得大大的。他在寻找。寻找荣誉？不是，连他昔时中将军阶的领章大放异彩的时候，胸前也没有能够佩戴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现在布衣素色，更没有必要点缀什么了。那他又在寻找什么？
情形的表面倒多少有些像40年前的一个夜晚。那个夜晚，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了一个将54军军长黄维撤职查办的命令，罪名很简单，只有8个字：克扣军饷，贪污中饱；而就在几天前的一个白天，黄维得到了另外8个字：克己奉公，全军楷模。这是他的担任军政部次长的老长官陈诚为了表彰他在升任军长时将师部43万元公积金全部上交而写进军委会嘉奖令的。黄维得到消息，抢在何应钦命令到达之前自己先向委员长写了辞职申请，然后二话不说，卷起铺盖，于当晚夜色茫茫时分挂冠而去。
黄维回到老家江西贵溪县城。家里开有米行，兼做滑石矿买卖。生意不算兴隆，可是他连柜台前稀稀落落的脚步声也嫌太闹杂了，于是他索性在距离县城几十里外的山沟置下几十亩田土，田种稻子，土种果树，雇工3人，购进康拜因一部，再把大儿子送去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学本事，经营起一座古典庄园式的现代化农场来了。
黄维在他的农场生活了一年，这一年他长了10斤肉。盛暑季节，每逢晚风习习、流水潺潺，他便在屋后的桔树底下安放一把凉椅。他一手摇着蒲扇，一手打着节拍，然后对着空山，哼几段《打渔杀家》。他最初哼的是《王佐断臂》，可是张口便是一句“我本是笼中鸟，有翅难飞”的时候，他就佯咳两声，戛然而止了……不过，黄维终究还是被他的委员长召了回去。这就是说，在被他诅咒为“乌烟瘴气”的世界里，他并没有寻到一块真正属于他的净土。也许稻花的芬芳是干净的，桔子的甜蜜是干净的，但终因那重新扎在头上的乌纱所重新点燃起来的派系倾轧的滚滚狼烟，把他对于那块土地的最后的记忆也席卷而去，化作子虚乌有了。
所以，黄维获赦不久，他偕同老伴去南昌参观访问。当老伴建议顺道回贵溪看看，到农场看看的时候，黄维竟然拍响了桌子：
“那有什么好看的！亏你还提到农场呢，老实告诉你说，那个农场旧社会就不是我的！”
老太太眼圈一红，她想到了别的事情：
“不看农场，总得去看看老家母亲坟墓旁边那一小块地方吧。你过去的那个部下不是写信来说，他已经在那里种好了几棵树么？”
“那个地方我自然是要去的。”黄维的声音压低了，从而显得凝重和冷峻得多，“可是现在不去，我还没有死呵……”
人活着，旺盛地活着，眼睛睁着，大大地睁着；坐时，腰杆直直的；站时，胸膛挺挺的；走时，脚步重重的。这就是我所见到的黄维，至少是那天从文史专员办公室出来以后黄维给我留下的关于他的肖像的轮廓。
似乎到了动手改稿的时候了，杜聿明的部分我写了。文强的部分我写了。远在南京的舅父的部分我也写了。可是偏偏就是黄维的部分我怎么也写不下去。
我纳闷：是我的笔尖碰上了石头，还是黄维的鞋尖碰上了壁头？而石头和壁头又是不是恰恰处在同一个位置？
当然我相信，正如我不会放下笔一样，黄维是不会停下脚步的。他是那样的执着，又是那样的真诚。就拿那天的采访记录为证罢，文强“揭发”他4条，他自己却补充了5条，也许他是无意的，可是那明明白白地多出的一条，不正是他因为不识大路而误入胡同的佐证么？
这就对了！现在还不是写黄维的时候，现在是研究大路与胡同连接的位置的时候。找准这个位置，不仅有了写黄维的开头，还有了整个作品的结尾，不仅有了黄维的灵魂，还有了我的文章的眼睛。我相信。
我再一次出现在黄维的家里。他的寓所，已经不是那个较为偏僻的所在了。他搬到了复兴门外大街。这条大街实际上是十里长安街向西的延长。新居自然也是楼房，带了电梯，便修到了12层之高，他家住5层，站在阳台上，不用踮脚，可以看见马路斜对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以及大楼顶端的作电波发射用的金属塔。这是一座半新半旧的建筑，而我们的全新的谈话，正是从悬挂在这个金属塔塔身四周的几个喇叭开始的。
“我听隔壁邻居说，‘文化大革命’当中，那几个高音喇叭天天在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可是在它的眼皮子底下，就是些破房子、小胡同，还走马车，近乎一块荒芜之地了……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吗？”
黄维伸出手来，指了指他所面对着的大街。时令正值深秋，他竟不顾我的阻拦，执意将谈话的地点设在阳台上。他还是坐凉椅，没有垫线毯，但安放在两盆深黄色的菊花中间，看来他是惬意的，虽不见永定河水，但可将大街视作河床，而那来往车辆，便是流水潺潺……“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来过北京，怎么回答他呢？“是这样的吧，黄伯伯。”我想了想，“复兴门外大街两侧这么多现代化楼群的落成，便是过去荒芜与愚昧的见证。”
他笑了：“这么说，这条大街倒取了一个好名字！你晓得不？我们这幢房子隔壁的那个燕京饭店，开初是叫做复兴饭店的。听说后来外国人提了意见，说‘复兴’两个字是大病初愈的意思，不吉利。其实外国人懂个屁……”
“黄伯伯！”我打断他的话，接上我终于找到了线头的话题，“您老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夕被释放的，当您结束了25年改造生活，刚刚迈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出现在您面前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从概念上去讲，这个世界既是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来的崭新世界，又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建筑在浩劫之后的黑暗王国。当然，您，包括我，当时也许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的意思是，这毕竟是当时的实际情形，由此我很想知道，你那时有什么感触没有？”
“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黄维扭头看着我，愣愣地说，“我们当军人的，从不过问政治，旧社会如此，新社会更当如此。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连屁都不懂……”
黄维把头掉过去了。他似乎有点儿疲倦，是意志索然的外露？是心力交瘁的外露？不知道。只看见他呆呆地坐立了一会儿，便抬起胳膊，兵分两路似地包抄到自己的脑后．直到双手相叠，十指相连，方才慢慢地闭上眼睛，慢慢地将身子躺了下去。
“……不过，当时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至今不得忘却，所以也不妨说给你听听……”黄维喃喃作语道。为了不惊动他，我连衣袋里的笔记本也没有掏出来。只要他掏出来的是心，我就用心去记！
“那是毛泽东先生逝世不几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去人民大会堂守灵。说来奇怪，第一批放出来的杜聿明、宋希濂等人没有让去，偏偏让我这个最后出来的人去，那个情形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是毛泽东先生下令释放的……“我自然去了。先去了大会堂的休息室。休息室里面人很多。去了才知道要分成几个小组，轮流守灵，每组守两个小时。和我编在一起的，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问了一位，他说他叫陈锡联。陈锡联我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一个军人；另外一位，他说他叫浩亮。浩亮我过去没有听说过，当时也不便问……“以后嘛，当然是知道了。不过想来也是奇怪得很，让我这个人作代表的安排，本身就很不恰当，偏偏又在我这个国民党军人和一个共产党军人中间，夹了一个唱戏的……”
我的心剧烈地颤动着，仿佛有一辆黑咕隆咚的火车，冲撞般地从我的面前呼啸而过。随着那绝望的汽笛的鸣响，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滚滚浓烟，涂抹着天空，涂抹着大地，甚至涂抹着最肃最圣洁的地方，从而最容易让初来乍到的他乡异客，对这个崭新的世界滋生迷茫，产生错觉……历史就是这么运行过来的，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当我把黄维当做一个圆圆的色点，再把这个色点和另外几个圆圆的不同颜色的色点稍加迭合的时候，那复杂得难以想象的人生的色彩，便呈现在黄维的脚下了。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奇迹。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奇迹能够比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国民党战犯，更应当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究其内在的道理，其实也非常单一。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尽管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生活逻辑不同，处世哲学不同，甚至政治信仰不同，阶级范畴不同，但是，热爱脚下即令坎坷不平的国土，忠诚自己即令遭遇不幸的民族，则是一个起码的道德。违背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长江的冲洗；具备了这个道德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应当受到黄河的养育……上面这段用在我的作品的结尾作为文章的眼睛的话，是我当晚回到宿舍写的。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到了黄维的寓所。出发之前，为了表达自己完成了全部案头工作的喜悦心情，我特意穿了一身新买的咖啡色毛料制服。而且破例以步代车，甩手甩脚乃至摇头晃脑地走在长安街上，透过霞光，透过晨露，透过滴翠的松针，远远望着那刚刚拆除脚手架的被翻新得愈发金碧辉煌的天安门的时候，我禁不住在心里喊道：北京的秋天，你好！
黄维正在吃早点。一杯牛奶，一个鸡蛋。
牛奶喝完了，我呈送到杯子侧旁的那页稿纸，也被他看完了。这页稿纸上的，正是我昨晚写的那段话，虽然不敢期冀它能像牛奶那样去滋补黄维的身体，但是至少在味觉上，我希望能够给他留下一丝淡淡的鲜甜。
几分钟过后，我站在他那张小圆桌跟前所能够看见的，却是他突然睁大的眼睛，像是喉咙里吞进了一包钢针，显得那样难受，又那样惶怵，以致动弹不得之余，直愣愣地看着面前那个剥了壳的鸡蛋……黄维毕竟抬起头：“你……你不要脑袋了么？你以为你的脑袋是钢铸的么？不是，不是，你的脑袋是豆腐做的！30出头的人了，这样不晓得天高地厚。不晓得可以去读书呀，懂得一点历史常识呀……我们打败了仗的人，专门有个战犯管理所，你这样乱写文章，也有一个文字狱在等你进去的……”
黄维显然注意到了我的咖啡色毛料制服，他皱着眉头，眨了眨眼睛，叹出一口长长的大气：“就是会写文章，也出不了什么风头。那种风头，出了也是无聊的。你要是不愿意教书，回四川做点其他事情吧，大事情不会做，学学木匠也行呀，实实在在的……那么当然，我过去送过你两句话：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可是你就不懂得，有了前一句才有后一句啊……这样吧，我再送你两句话，你带回老家去。”
黄维一下站起身，绕过小圆桌，径自去了他的客房。我跟在他后面，来到这张依然临窗的写字台前。写字台上，黄维手忙脚乱地铺好了一张宣纸，又去找墨汁和毛笔去了。他没有书法爱好，那张宣纸，还是我前次拿来写剩在他那里的。这可是最后的一张了！
黄维皱眉蹙额，慢慢地提起毛笔，饱蘸浓墨，抖抖索索地落了下去：
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录诸葛武侯教子立身处世名训，请济人同志正之黄维1981年秋
-6-
结果，我看见了一颗本不应从他脸上掉下的泪水。我收下了黄维这幅字。墨迹未干。墨汁里的水分浸湿了皱皱巴巴的宣纸，宣纸就是两年前我初来北京时穿在身上的那件做得过长的深灰色咔叽中山服么？中山服是被瓢泼大雨打湿的，宣纸也是被瓢泼大雨打湿的，有所区别的是，前一场大雨是老天爷在欢迎我，后一场大雨是黄维在欢送我。
我却没有回四川老家去。
作品被解放军文艺社接受了。责任编辑正在审稿。我需要留在北京听取进一步的意见。与此同时，我还有需要补做的事情：我在一家文学刊物协助编辑工作。这是我在北京改稿期间，组织上为了便于我的工作和生活特意安排的。
当时未能顾得上上班，现在总该多少去做点儿事情呀。
尽管如此，这段时间还是比较空闲的。按理说，我仍应该常去黄维那里坐坐，不然的话，岂不成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可是，我不敢。我以后一次也没去。我怕一见面他就会指着我的鼻子说：“光阴都被你糟塌了，再不回去，恐怕连木匠也学不成啦！”
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大概10点半光景，我正在编辑部上班，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我抓过话筒，电话竟是黄维打来的！不过，还好，他的语气还算温和，而且第一句话说的是他自己：“我现在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刚开完会。开会嘛，还不是老一套，大家在家里呆了一个礼拜，闷得慌了，凑到一起磨磨嘴皮子……“我今天跟你商量一件事，”黄维的声音大了一些，“当时不是跟你谈过修改文史资料吗，这种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复杂，光靠我们几个老头子是不行的。上午有两位文史专员建议把你借过来当编辑．文史办公室主任也同意了……”
“那么您的意见呢？黄伯伯。”
我对着话筒问。其实我已经听出他的意思了，故意问一句，是想知道在我的事情上，他怎么突然改变了主意。“我倒无所渭。天下这么多事情要做，很难说哪种事情该做，哪种事情不该做。不过，想到你初入世尘，历史懂得不多，头脑过于简单，性格上又偏于天真浪漫，所以若是从长着计，不虚年华，我以为你还是到政协这边来好……”
“那么我来好了，黄伯伯！”
我肯定地说。我肯定的是他的好心。至于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反正他有他的结论，我有我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的产生，各自又都拥有各自那一块坚实的土地，所以我想，那些相去甚远的地方，不会因为关在同一间房屋的缘故而会缩短它们的距离的。
征得我所在的文学刊物负责人的同意，我很快去了政协机关。连铺盖卷也随着去了。机关宿舍紧张，我的床位就设在文史专员办公室里。办公室是个长长的通间，3道门，4堵墙，大小共有3间屋子。我住在最里面的那一间。那间屋子里面，过去放有沈醉的一张办公桌，现在被沈醉自己抬出来，放到最外边的那间作为客房和会议室的大屋子角落里去了。
我，却被这些老人们放到了办公室的中间位置，尽管我的办公桌紧靠着我的床头，而不在中间的那间屋子里。
这不，原国民党第79军中将军长方靖，拄着拐杖慢慢朝我走来。他的腿被自行车撞伤过，走时吃力，坐时也吃力，更不便轻轻松松地躺下来。但是，他在我的床上躺下来了。当然，只躺了一会，他的目的是与我说话：“你这张铁床弹力还好，就是棕垫厚了一点，不软和，你换成棉褥好了……”
杨伯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的办公桌前，他过去担任国民党第18军军长，与我舅父共事多年：“小黄，你听我说，从现在开始，你每个礼拜天都到我家吃饭，政协食堂那天只开两顿，你怎么受得了，你一点也用不着客气，我和你舅父早在恩施第6战区长官部时就是隔壁邻居，通家之好哩……”
“你来，你来，有人会。”倒是在中间屋子办公的原国民党第5军副军长李以，站在门楣之下朝我招招手，把我给叫出去了。我随他来到客房，随他在沙发坐下。他则笑眯眯地对坐在对面沙发上的来访者说：“你刚才不是问我们过去的军阶么？现在我可以完整地给你介绍了：我本人是中将，站在里面屋子的那位是杨伯涛先生是少将，坐着我旁边的这位黄济人先生是小将……”
在主人和客人的哄堂大笑声中，溥杰推门进来了。他过去属于伪满战犯，既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弟弟，又是宫内的侍从武官。当他昔时大气不敢出地站在太和殿下的时候，大概就对那个戒备森严的世界有所抱怨了罢，所以现在他喜欢大笑，喜欢人人都大笑。而此间只有我一个人胀红着脸的时候，他就拍着我的肩，把我送回里面那间屋子了：“你要的条幅，我写好带来了。你是挂在卧室的，所以我录了我今年夏天去青岛避暑时作的一首即兴诗：面海倚南窗，风融海气香，涛声来枕畔，昼寝梦亦凉……”
溥杰大笑着走了。杨伯涛挥着手走了。李以眨着眼走了。方靖拄着拐杖点着头走了……他们走了还会来的，明天就会来的。可是，明天是星期几呢？不知怎的，我还是等待着星期三。与这些每日上班的老人们朝夕相处，自然不会感到孤独的愁闷，但是，人就是这样，天天呆在一起，往往觉得缺乏新意，而偶得一见者，似乎才能生出浓烈的快乐和意外的惊喜来。等待的日子到了。黄维穿着黑大衣来了，依然是腰杆竖得直直的，胸膛挺得高高的，脚步走得重重的。我透过窗户玻璃，看见他走过院坝、走上台阶、开始步入房门的时候，便慌忙站起身，抓过办公桌上刚刚写好的一封信，跌跌跄跄地走出里屋，迎上前去。这封信里有点儿急事情，所以我准备见过黄维以后，趁着开会之前专程跑一趟离机关大门不远的邮局。“黄伯伯！”我站在他跟前，高声叫道。
“嗯，嗯。”黄维瓮声瓮气地哼了两声。他没有寒暄的本领和习惯。他头也不抬地解开大衣纽扣，直直地从衣袖里取出胳膊，然后将肩头轻轻朝上一耸，那件黑色的呢大衣便又像披风一般，飘飘洒洒地掉落在沙发靠背上。这才是他的本领和习惯哩！
“你给谁写的信？”他坐在沙发上问。显然是随便问问。“给家里。”我站在他面前说，也是随便说说。
“你给家里写信，怎么好去用公家的信封呢！”黄维两团黑眉拧在一起，两只眼睛大大地睁着。他竟认起真来，“这样不好，不好的呵……新社会也罢，旧社会也罢，公私都是应当分开来的……小事情做得不好，大事情你又怎么去做呢……”
我哑口无言，尽管大气粗粗。我自认为倒霉，不怪他的眼睛！他睡，为了他躺；他躺，为了他坐；他坐，为了他站；他站，为了他走，他走，为了他看，为了他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连小小的一个信封也不放过！
我一把将信塞进我的裤袋，掉头走了。我回到里面屋子，回到自己办公桌前，先后撕掉两样东西。先撕掉的是我从裤袋掏出来的那个印有“文史专员办公室”字样的信封。后撕掉的是办公桌上那页翻开着的印有“星期三”字样的台历……我不再等待星期三。星期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哪怕这天红日当头时分，在那窗明几净的文史专员办公室里，我也只能看见一团飘然而降的乌云。当然，这对于“避难”而言，却不失为一种信息。所以自此以后，每到星期三，我就干脆佯称手头有事，独自躲进后院深处的资料室去了。
可是，今天是星期几呢？不是明摆着的一个礼拜天吗！每日上班的人今天都不来了，黄维这天上午8点半钟来干什么？而且走得这样急，这样直，直端端朝着我的床头走过来，以致让我改变一下姿势都来不及——我正斜靠在铺盖卷上看昨天的《北京晚报》哩！
“你快把鞋穿上，去政协礼堂开会！”
“开什么会？我没接到任何通知。”
“我现在不是叫你来了吗！今天军事组开会，临时确定现在开的……你动作快一点好不好，要是打仗，我看你只有当俘虏的命！”
趁着弯腰系鞋带的当儿，我忍俊不禁了：军人离不了打仗，文史专员要算文人了吧，也离不了打仗。可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战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那时候，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正在组织编纂一部有关淮海战役的回忆录，所收篇目都是参加了这个战役的原国民党将领提供的。黄维当然在提供文章者之列，可是他偏偏不肯写，至少不肯重新写，所以作为折衷的办法，最后把他在战犯管理所写的《自传》的一个部分，冠之以《第12兵团被歼纪要》这个标题，编进那部已成初稿的书里了。
据我所知，黄维对这个解决办法是满意的，甚至是暗自高兴的。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像开赴“战场”那样，摆开架势向政协礼堂“进军”呢？文史专员办公室距离政协礼堂后门，仅仅只有二三十米之远，也就是走完一条短短的胡同就到了。可是黄维偏偏不走胡同，不走后门，为了走大街，走前门，他竟不惜“迂回前进，正面攻击”。
我跟在黄维身后，走进了政协礼堂南侧的第二会议厅。巨大的闪烁的吊灯，映照着巨大的紫红色地毯，使得地毯上的花纹愈发令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地毯上的沙发倒显得格外整齐，格外对称，因为沙发上的套布统统是清一色的黄咔叽，与泥土同色的黄咔叽。
黄维径自前走，寻了一个边角部位的空座。9点钟光景，长条形会议桌两侧的沙发上基本上坐满了人。而那黄咔叽套布所映照出来的衣服的颜色也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草绿色军装，那是穿在在职的共产党将领们身上的；一类是深色（多为黑色）便服，那是穿在过去的国民党将领们身上的。当然，除去衣服的颜色不论，他们都是军事组的成员。在军事组的会议上，不论衣服的颜色。
“开会了。”军事组组长坐在会议桌的当头，对着放在正中位置的麦克风说。他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战士，不过，与他走过的长长的路程相反，他说话倒总是短短的：“书归正传。今天把大家请来，商量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编纂的那本回忆录有了初稿以后自然留下来的。第一个问题，关于书名。这本书初稿的名字叫做《淮海战役中的蒋军》，现在征求大家的意见。”
沉默。会议中不可能没有的那种沉默。
“我没有意见！”一位穿深蓝色制服的军事组成员说。他坐在会议桌的一侧。
“我同意这个书名！”另一位穿草绿色军装的成员说。他坐在会议桌的另一侧。
又是沉默。不是僵局之后的凝固，而是爆发之前的溶化。至少随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的晃动，让我惴惴不安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反对这个书名。因为他根本不通！”果然是黄维！他坐在那不显眼的位置上，发出了这般惹人注目的声音，“‘淮海战役中的蒋军’这句话，文理通不通我不知道，事理上面，我认为有两点是说不过去的。第一，‘淮海战役’。这本书既然是原国民党作战人员的回忆录，那么按照我们过去的说法，这场战役应该叫做‘徐蚌会战’。第二，‘蒋军’。30年代初期的蒋、阎、冯中原会战，为了区别阎锡山部队和冯玉祥部队，国民党部队有过‘蒋军’的说法。但是这本书记的是40年代末期的事情，那时候我们不叫‘蒋军’。我的意见讲完了，谢谢。”
没有沉默。一分钟也没有。“我不同意黄维同志的这两点意见！”刚才说过话的那位穿草绿色军装的成员又说话了，他坐在黄维的对面，“我们今天写书，虽然写的是过去的事，但是是写给今天的人看的，今天的人恐怕大多数知道的是‘淮海战役’而不是‘徐蚌会战’；至于‘蒋军’的称呼，我认为不应该从年代上去看，应该从军队的本质上去看，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军队，这和我们把国民党政权称作蒋家王朝，实际上是一样的嘛……”
没有停顿，半分钟也没有。“关于书名的意见有争议，我们把它放到下个礼拜天去商量。”军事组组长打断发言人的话说，“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关于这本书的前言。先由我给大家念一遍。”
……
5天以后，也就是下个礼拜天之前，我离开了这个文史专员办公室，离开了那个文学刊物编辑部，离开了北京。我的作品被完全通过了，已送往工厂印刷。我也就回到了四川老家，开始了生命机器的新的运转。
当然，我的运转不会没有停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常想起黄维，想到他那天在政协礼堂的寻找，是不是带有探险的性质？自然，用不着担心他的跌倒，那第二会议厅里，铺着厚厚的紫红色地毯。我担心的是他脸色的下沉，那对浓眉，那颗黑痣，那愈发垂落的皱纹……那天我坐在他的背后，什么都没有看见。
不到两年，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站在他的面前，双手捧上一枚金光灿灿的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奖章，然后告诉他，这就是我那部作品得到的。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慢慢掉过脸去，然后从那倾斜的书架上取出一本书来，双手放到我的面前。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淮海战役亲历记》，书名后面有个副题，叫做“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前言部分，起句有个括号，在那“淮海战役”后面，括上了长长的“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一句……我准备接书。却不料有一颗泪水滴落下来，滴落在这本书的封面。书面上隐隐勾勒着两条交叉的铁路，那是标明昔日战场的势态的。而我分明看见，有一辆绿油油的列车正隆隆地奔驰在一条永不交叉的轨道上。透过那滴本不应从他脸上掉下的泪水，我在列车上看见了他，也看见了我……
补遗之二房子在地球
-1-
青石台阶。琉璃瓦飞檐。重重的木门。厚厚的砖墙。油漆斑剥脱落的柱头。
雕花的由于木质将朽从而日趋松动的窗棂……
这座座落在北京西城白塔寺下的房子，近乎和它所存在的地球一样，实在是太古老了。清王朝时代，它叫做顺承王府；北洋军阀混战年间，它叫做张作霖公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准确的说，这座房子下面的那块土地从沉睡到苏醒，从挣断锁链到缓缓前行，继而随着地球的齿轮吱吱嘎嘎地旋转了10个春秋之后，它才叫做了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
我走进这间办公室的时候，那个有关这座房子的命名的时刻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文史专员”这个创造性职称的发明人和宣布者周恩来总理，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中南海西花厅；当年荣幸地接受了这个职务的获赦战犯，诸如原伪满州国战犯、末代皇帝溥仪，原国民党战犯、国民党第2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原国民党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也远远地离开了文史专员办公室。我所见到的，是经过十年浩劫以后，那刚刚被春风撕掉的大门上的封条，那残存在这个地球上，尔后佝偻着身腰缓步走进这间办公室的老人。
方靖拄着一根竹拐杖，走过会议室，穿过勾通着会议室与中间那间屋子的小门，径自朝着他的办公桌走去。他80多岁了，是文史专员中的长者。每天按时走进这间办公室，完全是他自愿的。和昔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第79军中将军长一样，职务上，他堪称不懈的忠实者。前些年，他的左腿被街上一辆横冲直撞的自行车撞坏了，走起路来，至今仍觉隐隐作痛。他住太平桥，距离全国政协只有两站路，但是他需要走一个小时。走累了，他就坐一坐，坐在街沿坎上。“你就不要来上班啦！”某天一位先到一步的同事在办公室前的台阶上拦住了他，索性转身把大门也给拉上了。他气得抖抖索索地举起竹拐杖，用包着铁皮的拐杖头把大门推开，然后红眉毛绿眼睛地对同事说：“你有种把我这个文史专员撤了……”
此时，我正跟在方靖的身后，趁他已经走拢办公桌，一手扶桌子一手朝墙角放拐杖的当儿，上前搀了他一把。“你不要搀我，”他将胳膊猛力一抬，扭头说，“尤其在这间办公室外面，你不要搀我。那样对你不利。他们会给你提意见的！”他们？他们自然不会是文史专员。可是若是指的是十年动乱的始作俑者，那伙人不是已经垮了台么？这样的国家大事，方靖不会不知道，而且出自一种偶然的联系，他很可能知道，以前关押他们这批国民党战犯的监狱，目下正是那伙人的归宿地。既然如此，这位老先生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托着腮，站在方靖面前，想了一会儿。答案似乎简单得很，依旧是当时流行的话：心有余悸。唉唉，余悸，余年。一则是积重难返，一则是灯油将尽，这一对前世冤家，为何偏偏碰在一块，给我们当今的政治家们出了这样一道世界难题！
我苦苦一笑，转身到最里面的那间屋子去了。我到文史专员办公室是来当编辑的，办公地点便在那间与文史专员们同一个房顶的屋子里。屋子不大，办公桌不少，至少有4张桌子是溥仪、王耀武、范汉杰、廖耀湘用过以后剩在那里的。此外还有没有人使用的桌子：宋希濂到美国子女处定居去了，沈醉患冠心病呆在家中……我随意择定一个案头，缓缓坐下来。侧身之间，透过半掩着的门扉，又看见了端坐在隔壁的文史专员们。他们让我看见了他们褐色的寿斑，霜染的眉须，枯黄的干瘪的口唇，可是，他们之存在，他们那片即令是最薄最薄的生命的绿叶，能让我看见吗？
也许不行了。刚刚坐下的方靖突然抬起头，拖腔拖调地来了一句：“人老气力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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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有一根接力棒在光滑的桌面上传递，又如同有一条纽带在有限的空间里飘绕，方靖话音未落，坐在对面的董益三便张了嘴巴，“屙尿打湿鞋哩——”他抽着烟，烟雾把声音搅得瓮声瓮气的。杨伯涛坐在远离窗户的角落，虽然刚呷了口浓茶，嗓门还是显得有些沙哑：“心想屙远点嘛——”正在看报纸的文强，用不致分散精力的浅唱低吟，结束了这部原本登不得大雅之堂的民谣的轮唱：“——越屙越拢来哟！”
鸦雀无声。看报的看报，喝茶的喝茶，抽烟的抽烟，抬头的抬头……我被这奇异的情景吸引住了。他们不知道隔墙有耳，我却只知道耳听八方。不过听完之后，细细想来，又觉得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我30才出头，若是活到他们的年纪，终究有一天会同等模样地跌进这汪无情岁月的流水之中，而且极有可能不如他们那样平静，那样从容。我会挣扎的，在绝望的挣扎里发出惊嘘和惨叫——呵呵，这是什么声音？尖厉的、凄楚的、撕心裂肺而又肆无忌惮的。莫非此间发生了这样的不幸：我的将来竟被李以的现在代替了？“我们广东人不这样说！”坐在办公室中间位置埋头伏案的这位原国民党第5军中将副军长兼独立第5师师长，蓦地掼落钢笔，“我们说，人老气力衰，打屁屎出来……”我稍觉心安。当然，我不会以为这仅仅是关于那首民谣的第二个版本。“老弟，你又视察到了什么哇？”文强弯下腰杆，从水泥地上拾起钢笔，笑吟吟地递到李以手里。淮海战役中，中等偏矮个头的李以的职务是“总统特派战地视察官”，而瘦高的文强则担任着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所以他们之间的关连，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看看再说罢”的传统的默契。
“昨天中午，我去政协机关食堂吃饭，”李以看见这样一幕，“打完饭，回头见一张餐桌还有个空座，就把饭菜端过去了。哼，我这一过去不打紧，坐在那里的两个机关干部一下子站起来，站起来干什么？端起他们大概刚刨了一口的饭碗，走啦……”
李以摊开双手，“老兄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李某人屁股上有屎，把他们给臭跑了不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者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文强淡淡笑道，“老弟，这该是一个常识性问题的。”“哼！”李以从鼻孔里发出的声音把鼻毛都震歪了，他盯住文强说，“如此说来，倒是我的不是了。也罢，也罢，从今天起，我打饭回办公室吃：讨来的饭嘛，还有当着主人的面吃的么！”“讨饭？哈哈……讨饭的还有办公室！哈哈哈哈……”文强放下报纸，靠着椅背，好一阵仰面大笑。开先笑出了眼泪，尔后笑出了鼻涕……我的心底的颤动却最终在这来自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喧嚣中平定下来。不是么，当他们整日龟缩在“战犯楼”（这是“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居住的楼房的命名）里坐等黄昏的时候，不要说笑声，就连哭声也没有。红卫兵小将用脚踢他们，用鞭子抽他们，他们则因为当过少将或中将的缘故，没有吭一声。以致那些打软了手脚的红卫兵们在怏怏离去之际，要回首骂一声“死楼！”现在他们走进重新打开的办公室里来了，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我所见到的简单的却是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是活人！
呵呵，我是多么愿意再听听隔壁那恍若泉水叮咚、小河哗啦的喧嚣呀，可是正在这时，随着一个缓慢的脚步声的到来，我只听见了自己的呼吸………
-3-
如若依恃昔时国民党中央委员、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的权势，或若凭借现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的地位，便可造成对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情绪的影响，那几乎是荒唐的。杜聿明的力量来自他的自身，那浮着知足常乐的微笑的嘴唇，那嵌着能忍自安的雍容的皱纹，那事必躬亲的职责，连同那无事找事的勤奋……杜聿明从门外走进来了，过去患过脊椎结核，现在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人们没有去看他的脚——只要他比别人晚到一步，人们便会去看他的手，那双昔日沾满鲜血、此时却沾满泥土的手呵！
方才，他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前面的葡萄架下，松了土，浇了水。这两株葡萄是当年在政协机关造反派的监督下，由他亲手栽种的。现在，监督早就撤销了，他也完全知道，可是，不知怎的，每当他站在葡萄架下，身后便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个影子。今天他忍不住了，猛一回头，才发现那是阳光斜射之下他自己的身影。身影也愣愣地看着他，仿佛在问：大好晨光，你不进屋办公，还在这里磨蹭些什么呀？
杜聿明进屋以后，脚步并没有快起来，以致我从最里边那间屋子走出之后，与他没有相遇在他的办公桌前，而在与屋外仅隔着一条门坎的会议室里。
我握了握他的手，他拍了拍我的肩：
“你昨天给我商量的写回忆录的事，我想是想过了，总觉得既然要写，就应该把它写好。”“杜大哥还有什么问题！你那篇《淮海战役始末》，连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都竖了大拇指哩——”杨伯涛不知何时坐在了会议室的一张长沙发上。他在淮海战役中担任着国民党主力部队第18军少将军长，听得出来，他本人对“老长官”那篇文章也是倍加称赞的。
“你知道此事不？”杨伯涛扭头问我。
我摇摇头。
他摇着身子：“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3年，嗯，不会记错，11月10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这些在京的获赦人员及其家属。周总理首先对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从美国回来表示欢迎，他对曹秀清说：‘你丈夫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有贡献的！’……”
杜聿明也在听。厚厚的嘴唇嚅动了一下，沾满泥土的双手却嵌然机械地垂落着。
“周总理说完，陈毅副总理站起来——”杨伯涛的嗓门突然清亮了，“他站起来对杜聿明说，‘你写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上的《淮海战役始末》，我看了好几遍。过去我们只晓得解放军方面的情况，对你们的情况晓得不多，看了你写的东西，才完全了解了你们当时为啥子要那样部署。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动员的兵力有100多万，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战役。这次胜利缩短了全国解放的时间……’
“‘你这位战役最高指挥官写下的这篇东西，不仅在中国战史上是一篇重要文献，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最难得的是由你亲自把它记录了下来，使得研究战史和历史的人，获得了最宝贵的资料！’”
杜聿明听毕，反倒显得平平静静的。稍有沉默，他转过话题，微微笑道：“可是‘文化大革命’当中，它正是我最无法辩解的罪证。当然，我不完全否认这一点。不过，要是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都必须带上交罪认罪的性质，那周总理下达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又如何去完成得了呵……特别是，他已经离开我们，独自去了……”
杜聿明说完，头也不抬，侧身去了这间屋子左角上的厕所兼盥洗间。他在洗手。自来水开得很小，和他回身走到先前的位置一样，几乎听不见什么响动。我知道，他此刻是痛苦的，他的情绪仍在压抑之中，可是，他为什么要重新走过来呢？
“老弟，请你起来一下。”他轻声说。
杨伯涛站起身，愣愣地望着杜聿明。我却从杨伯涛身后那张长沙发上面，看见了一盘刚才被他垫在屁股之下的弹簧。沙发是褐黄色的，裸露在沙发外面从而在不知划破了多少条裤子的过程中被拉得直直的弹簧，像是漫漫荒漠里的一根芨芨草。杜聿明从中山服衣兜里掏出一根针，一根线，一块褐黄色的咔叽布头，然后倚着沙发扶手，慢慢蹲下去……
-4-
没隔几天，一位河南口音的并非文史专员的两鬓斑白者，不偏不倚地坐在了文史专员办公室那张长沙发的补丁上。他姓董，加上一个竖心，便是懂得的“懂”。他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是学者型的知识分子，当然，他在这里出现，还在于他是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主任。
今天是文史专员们的学习日。
学习组副组长董益三正在用他浓重的湖北话读报，抑扬顿挫地，摇头晃脑地。在参加政治学习方面，这些老人一直保持着过去在战犯管理所养成的高度的自觉性。
董主任知道这一点，懂得这一点，并为此深深地感动着。他曾经在他的办公室，对那些一参加政治学习便像闹山麻雀那样叽叽喳喳的年轻人吼道：“你们去前面屋子看看，看看文史专员们是怎样学习的！”可是今天，他的责任心通知他，需要用相反的办法方才能够表达他对这些老人的更深刻的理解了。“各位专员！”董主任朝四周拱了拱手“，如果你们愿意谈些报纸上没有的话，那么请组长把报纸收起来……”董益三摘下眼镜：“主任的意思——”“什么都可以谈！”董主任跷起二郎腿，嘻嘻一笑，“老婆，孩子，媳妇漂不漂亮，女婿能不能干……”“谈那些有什么意思！”郑庭笈正色道“，反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搞拨乱反正，今天趁主任在场，我还是给文史资料工作提点意见为好——”
我坐在会议室的右角，迅速掏出笔记本，掏出钢笔，去追逐郑庭笈的声音，追思那业已白纸黑字记录在案的事实。是的，他言之有据：过去写文史资料，开篇就需要把自己狗血淋头地痛骂一通，结尾呢？又需要硬着头皮挺起胸膛信誓旦旦地保证一番，仿佛不是这样，便不是文史资料，更不是正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里所容得下的东西！
坐在郑庭笈侧旁的杜聿明频频点头。他没有说话，我从他紧紧闭合着的眼睛里听见了来自他启开的心扉里的叹息：唉唉，过去的事情，真是没得办法，自己那篇《淮海战役始末》的结尾，就是这样写的哩：“我悔恨过去、憧憬将来。我是一个死有余辜的人，党把我拯救过来，再生之德，图报莫由。今后只有进一步加强学习改造，永远听毛主席的话，跟着党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以有生之力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你说的是戴帽穿靴，我的整个身子都移花接木地被换了过去呢！”文强接过郑庭笈的话题，忿忿不平地说，“我在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时候，写过一篇《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的文章，获赦以后才看见，这篇文章登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上，文章没有改，标题也没有动，可是我的名字却换成了‘文彬’两个字！有人要替我改名，甚至替我换姓，我都没得意见，这是个人的事；但是天晓得徐州‘剿总’指挥部哪来一个叫文彬的副参谋长呀？这是历史呀……”
“荒唐！简直荒唐！”董主任放平双腿，将手中的茶杯用力朝茶几上一搁，“这哪里还是文史资料！这是笑料！这是丑闻！这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才惯用的骗局！”
董主任点燃一支烟，缭绕的烟雾平息了他骤起的怒气“，……撰写史料，重要的是依据充分，而不是立场坚定，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把历史自身和用什么观点去评价历史分成了两回事。我今天没有别的话可讲了，让我宣布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吧：凡是‘文革’以前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从现在起，通通进行一次认真的修订！”
掌声。并非爆发性的掌声。握了多少年枪杆子，尔后又握了多少年笔杆子，最后才痛痛快快拍出来的哟！它的旋律应该是热烈的，至少是整齐的。但是，多少有些遗憾，坐在屋子最角落的黄维没有拍——如若这样说不够准确的话，那么我亲眼看见他拍了屁股，然后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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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外一次会议散场时的情景了。
那一次，黄维半句话也没说。他本是一位不多言语的人。可是这天，当文史专员中的一部分提出了撰写计划，会议室里开始荡起几丝晨雾般的蒸腾的气息的时候，他又以他那种很特别的方式，猛地从最角落里站起来，望了一眼正把目光扫视到他面前的董主任，然后不比平常地伸出手臂，像握着挡箭牌那样用力朝前一推：
“我不写！原因很简单：国家现在最需要的东西不是文史资料，我个人也有比写文史资料更重要的工作！”
干干脆脆的声音，清清楚楚的意思。在坐的人没有听不懂他的话的，包括我。我曾严重地怀疑过黄维的科研活动，尽管他在实验报告上开宗明义地写到，他将“由之取得免费的和无穷无尽的机械动力和电力为人类生产服务，首先为我国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服务”，尽管他从淮海战役被俘那天算起，至今已经整整进行了30个春夏秋冬！唉唉，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大项目哟？黄维把它称为“重力发动机”，在我看来，“免费”？“无穷无尽”？这不就是法国科学院早在18世纪便宣布过死刑的“永动机”么！
我自然不懂得什么，我是在中学物理课本上晓得这玩意儿的。但是，黄维是德国军事学院留学生，而且，很难说什么是办不到的事情，重要的是，我完全被这位80高龄老人那种不死的决心征服了！很快地，我成为他的精神的同情者，不，我公开的支持过他。上海《青年一代》杂志上那篇《黄维和他晚年的事业》，便是我一番不大不小的心意呵。
这自然是一对矛盾。作为一个编辑，我有义务和责任动员黄维写文史资料，当时在征集工作方面，已经提出了“抢救”的字眼。我应该全力以赴，我需要刻不容缓，所以，在黄维离开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当天下午，我便赶到了他在永定门东大街的寓所。
叩门。进屋。坐定。久久不见黄维人影。黄维的老伴显然是他事业的支持者，直到我抽完一支烟，她才踮起脚尖走到3间屋子的连结处，轻轻敲了3下那扇紧紧关闭着的房门：“培我，有人会。”“哪一位呀？”从门缝里挤出的显得气鼓鼓的声音。“小王，文史专员办公室那个小王！”老太太是江南人氏，黄王不分。黄维却要分，分得仔仔细细，若是与他事业无关的人他是不乐意见的。现在黄维出来了，唉唉，即便像我这样支持过他的人，他也需要回身把房门重新关得紧紧的哩！
“你找我做什么？不是上午才见过面吗。”黄维穿一件扣得严严实实的衣袋上方印有“劳保用品”字样的工作服，手指头上沾满机油，那种透明的凝固的机油。
“是这样——”我深知，黄维的心扉绝非是我能够打开的，为了好来好去，我只有漫无边际地绕着道儿走，“今天中午，听说组织上给文史专员中的两位全国政协常委分配了新房子，现在杜老已经搬去了，不晓得黄老你什么时候搬，所以赶来问问，以便搭把力气呀。”
“小王你说的就是崇文门菜市场背后那幢大楼吧，”老太太走出厨房，像被烫了似的伸了伸舌头，“我们怎么住得起？乖乖，每月房租就是50多，加上煤气、水电，要花六七十块钱呢！”
我笑道：“黄老和杜老的工资不都是200元么……”“你这就不懂了。”黄维认认真真地说，“杜老每月充其量买几盆花，可是我呢？必须像保证油盐柴米那样保证我的实验经费。老实说，有的材料只要能买到，就是借钱，我也要把它买回来的！”“上月托朋友在外地买了一盘弹簧，不就欠了人家好几十块钱么。”老太太意在证实。“去去去！”黄维却认定老伴出了他的丑，瞪着眼睛，用手背把她挥进厨房里去了。
“这不是个办法呵。”我忍不住叹息道。“在没有其他办法之前，这就是最好的办法！”黄维竟笑起来。能够引起笑声的苦恼虽是无可奈何的，却是从容不迫的。可是，有谁知道，这笑声正掩去了一串气急败坏的脚步，连同那一阵怒不可遏的叩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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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的是文强，他住在黄维楼上。“黄老你还记得和我们一批释放的人当中有个叫做段克文的么？”文强的目光火辣辣的，站在客房中间，像是根亮着大灯泡的电线杆。“记得怎么样？记不得又怎么样！”端坐在凉椅上的黄维头也不抬，如同电线杆旁通常起稳定作用却又不碍交通的石头。文强情绪激烈得有些站不住了：“你怎么会记不得他呢！1975年4月间，他和另外9个愿意去台湾的人离开北京的时候，你和我不是都去机场送了行吗？”
“我只记得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情与我毫不相干！”石头被杆子擦出了火星。
文强狠狠地盯了黄维一眼，掉头走了。我在他转身的当儿，看见一本书，一本装在牛皮纸信袋里面、显然启封不久便被他夹在腋下带来这里的书——黄维的房间里，只容得下《动力机械》之类；文强是唐诗宋词的爱好者，研究者，所以他的案头也不摆别的什么书籍，于是乎，这本分明有别于以上两类读物的书，仅仅在文强的家里呆了一夜，翌日清晨，上班时分，便被主人重新夹在腋下，带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
装帧精美、用纸考究的书，现在平放在会议室简陋的茶几上。封面是这样设计的：两根显然是监狱高墙上的带电的铁丝，缠绕着一面卷成一团的破碎的五星红旗，铁丝和红旗上方，在那如炭似墨的底色上面印着斗大的仿宋体的4个白字：战犯自述。
书是原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少将副厅长沈蕴存寄给文强的。沈蕴存1975年获赦以后去美国定居。书的扉页，写着赠书人的话：“念观兄：段克文小子的狂吠，损害不了中国共产党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和重大影响！”
这个“段克文小子”，便是美国出版的《战犯自述》的作者，也就是那个因此而惹怒了文强的人了。
“里面写些什么？”双手拄着竹拐杖站到茶几跟前的方靖，像望着一枚糜烂性毒瓦斯弹那样直愣愣地望着书。“写我们这些人在战犯管理所的事！”文强斜坐在沙发上，没声没气地说，“写共产党怎么虐待我们，罚我们下跪，逼我们服苦役……”
杨伯涛一巴掌拍在木椅的扶手上：“真他妈的胡说八道！恩将仇报的家伙，这不把我们的良心也给卖了吗……”
“是呀，是呀，一颗耗子屎砸了一锅汤呀！”文强一屁股坐得端端正正的，“现在好啦，人家会说——不，要是换成我，我也会这样说的——这帮老家伙喝足睡够了还整天猪不是狗不是，其实呀，一个二个都是些活不耐烦了的东西……”
李以看了文强一眼：“话也不要说得这样死嘛！依敝人之见，段克文大概因为台湾当局不让他们10人入境，久居香港生计又无着落，才不得不去美国卖文为生的吧。”
“那倒不是。”郑庭笈摇摇头，“宋希濂前次从美国回来说，段克文到哥伦比亚大学发表过义务的反共演讲呢！”
董益三猛地扔掉手中的烟蒂：“那就驳斥他！揭露他……文老，段克文是我们过去军统局的少将专员，如果我没有记错，他那个少将军衔来路有点儿不正吧？我是解放前两年听你秘书说的。”
“哎呀呀，你倒把这事给我提醒了！我在北平当军统局北方区区长那阵，段克文是我的上校科员，有次我回南京，他竟在我的秘书的办公桌上偷盖了我的私章，然后自己填写了一张标明自己是少将军衔的便条，就当夜投奔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那里……”
文强说着说着，眉心隆起一个疙瘩：
“不过，揭露段克文这样的事情，和驳斥他的《战犯自述》又好像没有多大的联系。我在想，如果要针锋相对的话，一是由我们有军统身份的人写文章，二是也写监狱生活。那么，当然，我写是不方便的，比如讲，‘文革’期间，战犯管理所的军管人员确实叫我下过跪，跪在‘林副统帅’的画像面前，理由是，我和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同学……所以想来想去，这篇文章还是由你写为好，要晓得，你是‘文革’以前获赦释放的！”
“我，我……”不知怎的，董益三此时竟面如土色。在他深深陷落的眼眶里，仿佛盛着满肚皮的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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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几天，我都利用出出进进办公室的机会，注目着董益三，看他是否双眼朝下，从而倒尽陈旧的苦汁，看他是否伏案疾书，从而蘸满新鲜的甘露。没有。他两眼平视，对准着拿在手里的报纸。一会儿是《人民日报》，一会儿是《参考消息》。从上午坐到中午，从中午坐到下午，我毫不怀疑，他就是下班回到家中，手里也拿着《北京晚报》，依然半声不吭，一动不动。
可是就在这天清晨，当我从临时安放在我的案头侧旁的小床上刚刚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听见了一种声音，那分明来自隔壁办公室，来自董益三的案头的沙沙作响！
我慌忙趿拉着一双旧布鞋，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背后，轻轻拉开了虚掩着的门扉，然后悄悄地探出去半个脑袋——董益三发觉了！这位美国留学归来，有电讯专家之誉的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真还保持着永不消逝的机警：他麻利地却不动声色地停下笔尖，套上笔帽，插进笔筒，继而回手收起稿纸，拉开抽屉，放了进去……直到偌大的办公桌面像往日那样只剩下右上角的那叠发黄的卷宗，他才扭过身子，笑眯眯地朝我点了点头。
“早上好！”
“早上好。”
我心不在焉地应酬着，双腿不由自主地迈出门槛，大步朝他走去。我多少有些激动：
“董老，你在写驳斥段克文的文章么？”
“没有，没有的事！”他多少有些悲戚，“我的课堂作业还没有完成呢，怎么顾得了别的事情……你说的那篇文章，我同文老商量过了，请他写，那是他的课外作业……”
我惑然不解地望着董益三，索性拖过一把藤椅，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面前。他沉默了，叹息了，然而终于激动了：“我给你看看这个！”他伸出瘦骨嶙峋的手臂，从那叠发黄的卷宗里取出一份布满虫眼的材料，抖抖索索地递到我的手上。
我捧读着。这是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第二批特赦人员时的讲话纪要。当我看到的这份长达12页的材料不是铅印的，不是油印的，而是当时在场的董益三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保存下来的时候，我知道它压在他的案头，不，压在他的心头的重量了……“你看见吧——”董益三垂萎着脑袋，“总理请范汉杰把锦州战役写一写，范汉杰写了；请沈醉把戴笠的事写一写，沈醉也写了；可是陈毅副总理请我把军统电讯方面的情况写一写，我却至今没有动笔！”
“董老你的笔头并不懒呀。”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文史资料选辑》上，他曾经多次以“整理者”的名义替别人写文章。“这不是懒不懒的问题！”董益三一下子抬起头“，陈毅副总理给我说的第一句话你猜是什么？你不要去看讲话纪要，那上面没有，有也不可思议！他说：‘你们军统的电讯工作搞得不错嘛’，说了这句话，他才提出来请我把材料写一写的……”
“你自然不敢写，不敢这样写！”我总算窥见埋藏在他心底的秘密了。
董益三也似乎轻松了许多，仰起脖子，深深地吐出一口气：“上次听了董主任一番话，我再次被历史唯物主义的力量征服了，我懂得，这何尝不是共产党重新改造世界的力量。所以只要出于公心，前不避罪，后不邀功，我这个老头子还有什么不敢豁出来的呢！”
“董老，你刚才写的是什么？”我突然问。他没有立即回答我。凡事做了再说，这是他的习惯。今个儿在写什么，除我而外，看来他暂时还不想有第二个人晓得。“简而言之罢——”董益三抬起左腕看了看表，8点差一刻，“写《我所知道的张蔚林一案》。张蔚林是打入国民党军统电讯部门的地下共产党员，此案包括的张露萍是位女青年，当时延安派来重庆与张蔚林接头的。我那时以军统第四处副处长的名义负责电讯全面工作，所以以后此案10人全数落网，是我一手经办的……”
8点尚差10分，我却猛咳一声，中断了董益三的谈话。因为我透过窗户玻璃，看见一位已经走上了台阶的人，而且如果我没有看错，她也是从延安走到这里来的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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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王定国，谢觉哉夫人，两鬓染霜的老太太。她不是文史专员，却是来上班的——同一个机关大门，同一个园庭小院，同一个台阶上，同一个屋檐下，与文史专员办公室紧紧相连的，还有一间屋子，这便是《谢觉哉文集》编辑室了。编辑组长曾三年事已迈，不便常来，常来常往的是担任着副组长的王定国，老太太步履所至，包括她的邻居，这不，眼见编辑室铁将军把门，掌管钥匙的编辑同志未到，她便径自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
董益三和我站起身，向她点头致意。她微笑着弯了弯腰，正待坐下，身后忽然响起一串气喘嘘嘘的叫喊：
“大姐，大姐，我在追赶你呢！”
王定国扭过头，见是李以。她又微微笑了：这个老头儿身穿蓝色中山服，手里拧着黑提包，显然是上班来的。“你追赶我什么呀？”她故意问。“我要捉你，捉活的！”
王定国怔愣住了。转身站定，直直地望着对方认真的、甚至凶恶的表情，隔了好一会儿，她才两手一拍，哈哈大笑起来：“李以，我懂你的意思！”我却在王定国的面前怔愣住了：“这是……”“这是一个不打不相交的故事！”老太太拍了拍我的肩头，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那还是我们红军长征走拢雅安附近的百丈关的时候，前面是悬崖峭壁，后头是国民党追兵，他们有33个团，已经追击我们7天7夜了。追得最凶的是国民党第6路总指挥薛岳的卫士连。我那时候是文工团员，身材矮小，正抬着身材高大的红军伤员朝芦山方向转移，身后突然间出现马蹄声，还有，还有你刚才听见的那一串叫喊：‘捉活的，捉活的……’”
董益三朝王定国笑道：“李以当薛岳的卫士连连长的时候，不过20出头，那个叫喊声恐怕比刚才响亮得多哩！”
我也笑了，和王定国，和董益三一起笑了。李以没有笑，非但没有笑，他的鼻孔里仍然气喘嘘嘘的，像堵着粘连的鼻涕。表情似乎比先前更严峻了，额头冒着青筋，腮帮鼓出了齿痕！哦，哦，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上次他在政协机关食堂遭到冷遇以后的表情么？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眼睛，上次是烦躁的发泄，这次是急渴的等待……王定国也在急渴地等待，等待李以哪怕迟迟泛起的笑容。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嘛。可是不成，看见那副老是抹着冬瓜霜的倒霉相，她不觉脸色一沉，真的来了火：
“你这个人没得出息！怎么变成婆婆妈妈的哟？过去的事情还挂在嘴巴上，有必要吗？有时间吗？你就不嫌累吗？现在大家都坐到一起来了，都成了国家的主人……”“不说了，大姐，请你不说了！”李以拱起双手，朝王定国作了一个揖，“有你‘主人’这两个字，我什么都有了！”说完，紧闭双唇，头也不抬地穿过董益三和我之间，也就是穿过上次他发牢骚的地点，像穿过五里云雾，走到自己那张正沐浴着清晨第一缕阳光的办公桌前去了。
望着李以端端正正的坐态，不卑不亢的神色，我忍不住拍打着自己的脑袋，突然想起他前几天的话．他对我说过，鄙弃他的人，未必了解他；相反，不了解他的人，有时还会让他赢得廉价的尊重，诸如公共汽车上常有人给他让座之类。他以为那都是从概念出发的产物，值不得伤悲，亦值不得欣慰。而只有通过了解他底细的人，最好是过去面对面的仇敌的言谈举止，方才能够让他取决往后的生活的态度——唉唉，多么苛刻的要求，多么顽固的意念，他就居然这样做了！
我现在也敢做一件事情：李以不是说过“讨来的饭，还有当着主人的面吃的么”，那么我敢打赌，他会以与此刻完全相同的坐态和神色重新出现在政协机关食堂的，对，就在今天，从今天开始……我的心底闪烁着第一缕阳光的跳动的光点，没有看见王定国出门的背影，也没有看见进屋的人的面庞，以致传达室的老头儿把一件沉甸甸的稿子递到我的手心的时候，我还傻乎乎地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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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信我不傻。
这不，刚刚接到的这份稿件，我只看了一半，便发现5个问题。依我看哪，要是全部看完了，恐怕10个问题、20个问题也下来不了哩！道理很简单：作者当时在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部里的职务仅仅是中将副司令杜聿明的少校副官。此种身份，要想写出如同作者已经写出的有关南京方面制定所谓“徐蚌会战计划”的种种内幕，自然是不可能的。
作者当然也有自己的依据，不过遗憾得很，他的主要依据我很快就在杜聿明的《淮海战役始末》里找到了，而且找得这样准确，连文字、标点符号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把稿子推到一边，虽没看完，也权当读毕，该做下一步的工作了。按照通常的处理稿件的程序，现在应该由编辑提出稿子质量等级，或特，或甲，或乙，或丙。与其他报刊的稿酬规定有所不同的是，文史资料的投稿，不管《文史资料选辑》采用与否，都可按质论价，得到报酬，所以等级标准之末，还有资料费、笔墨费两项。当然，这样的规定也是免不了的：抄袭剽窃之稿件，一律退回。
我决定退稿了，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在将这部稿子装入我已经写好地址的牛皮纸信袋以后，我准备征求一下杜聿明的意见，一则他是军事组副组长，二则稿子的内容与他有关。杜聿明此日却没有来，新近他来得不多，肾结核复发以后，经常有医生去他家为其洗肠子。
于是我需要给他打个电话。尚未抓起话筒，电话铃倒吱吱地响个不停，我把话筒贴近耳朵听时，嘿，正好是杜聿明的声音。“黄编辑吗？我收到过去一个部下的信哇，他说写了一篇文史资料寄来，你收到没有？看了没有呀？”
把我的姓和职务连在一起，杜聿明从来没有这样称呼过我，所以我意识到他今天的谈话是庄重的，部下又怎么着，公事公办嘛。他如此，我亦如此。应当如此。
“杜老，就是曾当过你的副官的那位先生吧，稿子收到了，看过了，我正准备给他退回去！”
“为什么？”杜聿明直端端地问。与他平时的和蔼相反，这句话他竟说得如此生硬。当然，我明白，他现在在工作，他有审查我的工作的权利。
我回答了理由。干干脆脆地。他显然因为出乎意外而有所迟疑：“不会吧？怎么会呢！我那篇东西还不到3万字，可是他的这篇文史资料，据他信里面讲，有整整5万字呀！”“如果这篇文史资料和《淮海战役始末》连字数都是一样的话，那么就不是抄袭而是复印了！”我也说得硬邦邦的，甚至像针那样带眼带刺，“杜老，你的文章，加上同一本《文史资料选辑》里李以的文章，再加上文强的文章，如若不够，恐怕还得加上杨伯涛的文章，这便是那位先生的5万字了！”
“……”话筒里没有声音，只有仓促而艰难的类似哮喘病患者那样的呼吸。
但是，我很快听见，第一次听见杜聿明这般沙哑、这般愠怒的吼叫：“请你不要尊称他什么先生，他本是一个可怜的人！老实说吧，只要你能够为他解决一点具体困难，我看就比称呼他什么都好……”
我惊愕，惶悚，困惑，然而我发现，即令杜聿明在吼叫，在呐喊，那声音也愈来愈低、愈来愈小了。小到我听起来比他讲起来更费力气的时候，我仿佛意识到了什么，于是突然问道：“杜老，你在什么地方打电话？”
沉默。沉默以后的爆发。“首都医院！我们这些人，连腰酸背痛都可以住进最好的医院。可是他们——就说这个寄稿子来的副官吧，他家在农村，凭力气吃饭，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了，有什么力气？子女也穷，历史反革命的后人嘛，能有什么好差事让干的。唉唉，可怜人呵，上个月死了老婆，连棺材钱都是借的哩，所以，所以我想……”
我懂得杜聿明的意思了！尽管这个意思所包括的内容比较复杂，但是简单的、也是起码常识告诉我，我没有理由旁观一个住院病人的心灵疾苦，而最好的举动便是与他合作。
“杜老，看看我的想法与你的想法一不一样吧：稿子我不退，稿酬就按照付笔墨费处理。”
“笔墨费是不计算字数的呀，每篇最多才10块钱！”杜聿明居然记得稿酬规定的具体条款，“我看就算作丙级资料吧，每千字至少也有5元。五五二十五，一共是250元。”
我笑了，苦笑：“杜老，你是知道的，稿酬究竟怎么个算法，我说是算不了数的呵！”
“这我知道。反正我找你，你去找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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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主任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与人谈话。这个机会是我存心等到的。从文史专员办公室出来，绕过房子当头的一棵老槐树，侧身步入铺砖小径，对直走，进得一座雕梁画柱的四合院，斜过院坝，那窗明几净的东房便是主任办公室了。道路曲折，好在来回不过百米，所以我为了寻得成功的机会，走了3趟哩！
这第3趟该不是空走的罢。董主任正聊在兴头上，那只翘起的摇摇晃晃的脚杆，无疑分散着他的注意力，只要他在我双手呈递过去的钉在稿件之上的审稿笺面前，也这么摇晃几下，就不会在意我故意写得既小且歪的“丙”字，从而就会在“领导意见”的栏目之内，匆匆署上他那个值钱的名字啦！
我想得太天真了，正所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不，董主任往日不看稿子的时候多着呢，此刻偏偏相反，他竟收下稿件，拉开抽屉，然后不快不慢地说：“你后天来吧。”
后天？为什么不是明天？杜聿明还等着我的回话哩！回话怎么讲！机关通报？大会批评？停职检查？追究责任？唉唉，天晓得怎么回事！两天之后，上班不久，我垂着脑袋提心吊胆地进了主任办公室。我没有敢坐下。
董主任没有寒暄，却也没有其他异样的表情，他从抽屉里取出稿子递还到我手上的时候，居然只说了一句话，而且连这句话也似乎是多余的：“你拿回去吧。”我有点儿做贼心虚，眼珠子骨碌碌地转，闪电般地扫视过审稿笺。咦，怎么回事情？我揉了眼角，定睛看时，我那个“丙”字没被抹掉，下面反倒添上了他的名字？我愣住了，哦，我不应当发愣，我不应当逗留，他根本没有看过稿件，趁他还蒙在鼓里，我应当拔腿而去！
“你回来一下。”我已经走出房门了，他叫住我，并且在他的办公桌前给我安了藤椅，“昨天我去医院看了杜老，他把情况跟我讲了。”
原来如此！皆大欢喜！
“我请你来，是想跟你说一下——”董主任却愁眉苦脸的，“杜老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已经不允许常有人去探视了。但是，他现在有好些事情要做，你就尽量替他做做吧。”
“什么事情？”
董主任此时才笑道：“你不是已经替杜老做了一件吗。不过，那仅是他的一个副官的问题，何况200来块钱，又解决得了多大的问题哟。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要求在近期内落实好原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的政策……”
“有这样一个文件？就是现在！”我睁大眼睛失口叫道。“现在已经着手办啦！”董主任的手指头轻快地敲打着桌面，看得出来，他的激动并不亚于我，“这段时间，我们的文史专员会收到很多信，他们的部下请他们写写证明材料之类的，杜老的信，你帮他先登记一下，行不行呵？”这还用得着问吗！我回到文史专员办公室。房子外边将要发生的事情，房子里面的老人都知道了。知道的那一瞬间，我不在场，不清楚有没有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的气氛。我见到的场面是静止的、凝重的、从而让我感到是庄严肃穆的：他们各自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抽烟，没有人看报，没有人饮茶。有人紧紧闭目，有人轻轻叹息，有人微微颤抖，有人悄悄撩起衣角，沾一沾滚出了眼窝的泪珠……静止毕竟是暂时的。第二天起，全国政协大门虽不见车水马龙，文史办公室小屋却门庭若市。远道的信没有寄拢，近道的人先来了：皮肤黝黑的城市建筑工、搬运工、自由职业者，衣着破旧的农村庄稼汉、手艺人、劳改农场留用人员……而惹人注目的，还是两位西服革履、大腹便便的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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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客人，一高一矮，都是沈醉的部下。
解放前夕，沈醉以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之身被捕的时候，这两位正化装成平民百姓，烂棉袄里夹着金条，趁夜色逃离昆明，借晨雾潜入缅甸，尔后去了香港，开了公司，现在都成了腰缠万贯的经理、董事。此番回国旅游，他们想见到沈醉，所以到京之日，便以极其恭敬的口吻，给昔时的上司打了电话．沈醉接到电话，倒还多少摆出了过去的架子．大概不是带兵打仗的人的缘故吧，他没有什么“爱兵如子”的初衷，也谈不上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邀情，以致他谢绝了对方“登门拜望”的意愿，而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见面的地点放在了文史专员办公室．客人先到一步。沈醉进屋的时候，他的部下同时起身立定，虽没有举手行礼，口中也没敢吐出“站长”两个字，但那伸颈缩脖、诡诡谲谲的神态，已把他带进过去严加防范、泰然处之的环境气氛里去了。他对此感到放心，甚至满意。
“请坐，请坐！”
客人欠欠身，慢慢坐下去了——正坐在那张缀有补丁的长沙发上。高的那位，胳膊紧贴着摇摇晃晃的扶手，矮的这位，手板紧贴着方方正正的补丁，而且都像抓住了什么把柄似的，这张沙发居然成了他们辞别时分的话题。
“沈先生，听说您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学过裁缝，拿过针线，”矮的这位用指头弹着补丁眯眼笑道：“这块咔叽布头，是您老人家给缝上去的吧？”
沈醉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平平静静地回答说：“我的针线活没有这样好，那是杜聿明杜先生缝的。”“杜先生？杜先生亲手缝的！”高的那位大张其口，一巴掌拍打在沙发扶手上，趁势站起身来，“想不到，想不到，真想不到一代名将和一块布头能够连在一起。这张沙发是太有价值啦！来、来、来，老弟你快坐好，我给你拍张照片做纪念……”
他边说边打开挎在肩头的相机，不一会见，闪光灯的指示信号红了，镜头对准了，他把两腿弯曲了，可是，就在他按下快门之际，他真的没有想到，坐在身后的沈醉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对准他的是那双躲在黑边眼镜里边、曾经叫他不寒而栗的眼睛！
“你们在搞什么名堂？”沈醉的声音也许尖厉得连自己都害怕。来者是客，他的吼叫终于变作了叹息“，这种照片拿回去卖给报馆，又值得几个钱呵……”客人走了，红着脸走的。沈醉没有走，白着脸坐了下来，坐在先前的位置。
对面依旧是那张长沙发，而留在那里的一句话，却如同一块补丁，缝在他的胸口，刺痛了他的心：“您说国家慢慢会变富，这我相信，可是有钱买车票，也不会让您来香港的哟！”
沈醉渴望去香港，那里有他的前妻和儿女，而且要去就要把身边唯一的小女儿带去。但这可能吗？宋希濂可以去美国，因为他的背景是一个单纯的军人；自己不可以去香港，因为自己毕竟有过半生特务生涯，而政治色彩如此浓厚的人如若有去无回，便势必给当今的政治抹黑！唉唉，他实在是心力交瘁，无话可说，明明晓得部下投来的是长矛，他就拿不出自己的盾牌……小女儿来了，叫他回家吃饭，吃完饭后，稍作休息，便去政协礼堂看电影。沈醉走了，跟在小女儿的后边。小女儿过去在内蒙当工人，现在和他同在一个机关……文强也如此哩，小儿子过去在新疆，现在调回北京当演员……沈醉走着想着，忽地感觉到了一种距离的缩短，由此估计到了一种变化的可能，他慌忙叫住小女儿，准备与她商量一下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事，当然，商量这等严峻的大事之先，制造一点轻快的气氛是必要的。
“今天演什么电影呀？”沈醉笑嘻嘻地问。“《解放石家庄》。”小女儿乐呵呵地说。
“……！”如像又一杆长矛横刺过来，沈醉挂在嘴角的笑容倏然消失了，重新发白的脸盘上，顿时浮起抽搐着的肌肉，抖摆着的皱纹，连同那刀刻斧凿般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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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不是寿斑，它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而已。从《解放石家庄》，便可虚幻出一部《进军大西南》，进而臆想到自己的形象，自己在那里曾经有过的不光彩的表演，即将面临着公开再现的肯定要被夸张的威胁，这就是沈醉刚才逆向运行的思想逻辑。
那么他的条件呢？也就是他的依据呢？不用他说，过去看过几部国产战斗故事片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出现在银幕上、出现在青天白日帽徽下的一副副要么阴险狡诈，要么昏庸愚蠢的嘴脸了！沈醉怕得有理。怕得他饭没吃，倒吃了几片镇定药，然后在小女儿紧紧搀扶之下，才硬着头皮进了政协礼堂……看完电影的第二天，又是文史专员们的学习日——从这个学习日开始，他们每到这天都由机关派车接送。小车二辆，分兵两路，一路去和平里接杜建时、杨伯涛、李以、罗历戎，另一路去永定门接文强、黄维、董益三，然后取道东四前厂胡同接郑庭笈。郑庭笈走进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时候，罗历戎已经坐在对着窗户的长沙发上了。前者是原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是何应钦的人，后者是原国民党第3军中将军长，是胡宗南的人，昔日军事集团之间的派系纷争使他们水火不容，今天的同志同事关系却使他们情同手足。唉唉，手足也是冤家，不到时候不得相见，所以他们的目光只要碰在一起，非得劈劈啪啪爆出火花才能了事！
“罗军长！你昨天下午到哪里去了？”郑庭笈一屁股坐到罗历戎身边，声如宏钟，气粗如牛。他知道对方昨天没来看电影，正因为如此，他才故意这样问。
“我在家里看书，哪里也没有去呀！”罗历戎老实巴交地扭过头，莫名其妙地看着郑庭笈：郑庭笈是黄埔五期学生，他是黄埔二期学生，所以素以老大哥称之，今天怎么啦？开口就是什么“军长”、“军长”的！
“我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你了，我都听见你大声武气说话的声音了，哼，你居然还不承认！”
罗历戎急了：“你在哪里看见我？要是我昨天出了门，我情愿不得好死！”“你当然出了门，出了远门哩。告诉我，你是不是到石家庄去了？”“石家庄？”罗历戎皱起眉头。“哎呀，真是贵人多忘事——”郑庭笈依旧一本正经地说，“石家庄不是你的驻防地么？你不是率领第3军主力增防保定，结果途经蒲风店就被晋察冀解放军歼灭了么……”
罗历戎这才恍然大悟，朝着郑庭笈的大腿猛击一拳，咧嘴笑道：“我要建议电影厂再拍一部《解放沈阳》，把你这个躲进大虎山的郑军长，也拖出来亮亮相！”
“亮不到相，亮不到相。”郑庭笈自信地昂起脑袋，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要找我这个模样的演员。那是太难找了。我们广东人的双胞胎都是两个样子。可是演你那个演员，嘿，真是怪事，和你简直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罗历戎频频点头，他似乎被这样的“怪事”感动了：“这倒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很认真，很负责任。编剧本之前，他们就看过我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上的那篇《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灭经过》的文章，选演员的时候，他们又拿起照片来找过我，以后看了《解放石家庄》的样片，更觉得他们一点没有丑化我，不像过去那种搞法……”我坐在与罗历戎成直角方位的位置上，旁听了他与郑庭笈的对话。我承认，我被一种力的渗透征服了，仿佛是那束透过窗户的紫光，开先是投照在这些老人身上的，然后由于折射的缘故，我的肩头也落满了灼灼的光点，呵呵，我是多么唯愿沈醉也在场，也分享只有在那神奇的境界里才能承受到的温柔的抚摸哟！
他却没有来。以后我知道，这天他在家里写申请去香港探亲的报告。写的是时候。他如愿以偿了。他和小女儿的香港之行，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了。他在镁光灯下笑了。然而，正是这种力的渗透，爱的连结，当他从香港回来不久便得悉身旁失去了一双暖和的大手的时候，他伤伤心心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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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文史专员办公室，沉浸在灰蒙蒙的细雨中。远远望去，恍若一只孤零零的帆船，停泊在无风港里一动不动。只有门扉是摇曳着的，那吱吱嘎嘎的声音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杜聿明去世了！
抽泣，哀叹，怔愣，摇头，垂首，旁无目标的来回走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中断了一切，却把一切都聚集到一起来了。电话是杜聿明的大女儿杜致礼打来的，她刚从美国赶回来，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问“各位长辈”
——“家父生前有什么遗嘱没有”？杜建时握起话筒，他的回话是肯定的。杜聿明临终之前，杜建时去首都医院看过他。如果说，文史专员当中，杜聿明担任过国民党最高军事职务的话，那么，最高职务的文官的担任者，便是这位原国民党天津直辖市市长杜建时了。也许正是这样，当杜建时坐到了病床头，杜聿明艰难地从被子里伸出手来与他紧紧相握的时候，他意识到，这就是杜聿明要说最后的话，或者要说最重要的话的时刻！
“杜老，你说，你说！我记得住，我不用笔，我用心……”杜建时声气哽咽了。
杜聿明点点头，点着点着，随着他嘴唇的缓慢的嚅动，几颗老泪从他深陷的眼窝里滚了出来：“昔时战乱连年，祸及东西南北，田园庐舍尽遭摧毁，无辜的人民死伤万千，延续到今天的国家长期分裂，骨肉同胞不能团聚，连写一封信都不允许……这一切，我们都是要负责任的。负不起，也要负，多多少少总是要负的……”杜聿明的眼睛直直地望着杜建时：“所以，我想请你有机会，一定要带句话给台湾的老长官、老同事、老朋友，希望把国家统一大业，在我们这些人的手里完成。这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不能留到下一代人去解决……我们有责任，有责任呵！”
杜建时的眼圈红了。
他红着眼圈，把杜聿明生前留给这个世界的话，一字不漏地转告给了杜致礼。“家父没有给家里说些什么？”
文强接过话筒，他的回话也是肯定的。
那是杜建时从首都医院出来的当天晚上，文强进了杜聿明的病房。床头，坐着杜夫人曹老太太，她在哭，凄凄惨惨的声音：“你先去了，你叫我怎么办呀！我比你大两岁，我为什么不走在你的前面呀……”
杜聿明闭着眼睛，他似乎睡着了。
文强的心却被老太太的哭声震烈了：她是杜聿明获赦以后才从美国回来与丈夫团圆的，先前生活在普林斯顿，和大女儿杜致礼大女婿杨振宁在一起。杨振宁是诺贝尔物理奖金获得者，在美国，她的旗袍也泛着好福气的光泽，但是，她毕竟回来了，为了丈夫，为了大陆上唯一的亲人。而现在，这个“唯一”的位置很快就要让给她这位80高龄的老太太了，是重返美国定居，还是取道美国到台湾与儿子媳妇相聚？设身处境地想想，连文强也没有了主张……正在这时，杜聿明睁开了眼睛。他用模糊的却不混浊的目光，请文强走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文强的耳朵贴拢了他的嘴唇，他才把最后一桩心事，拜托给了他过去的副总参谋长：
“她，哪儿也不要去。就在大陆，就在北京！年岁大了，可以请组织上把她在陕西老家的侄儿调来照料一下……共产党待我不薄，我报不了他们的知遇之恩，也只好算了，哪里还能够让别人钻空子，找借口，说闲话，无端地给他们添麻烦呢……”
文强放下话筒的时候，眼圈也红了。
杜建时，文强，以及文史专员办公室在坐的郑庭笈，在过去的那页历史中，都是与杜聿明有过密切关系的人，或官场厚交，或同一个派系，所以此间在表达悲痛的方式上，虽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在那页历史上与杜聿明兵刃相见你死我活的对手，他们让我看见了一个世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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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邓颖超，方毅，乌兰夫，肖克……和所有参加杜聿明追悼会的人一样，臂上系着黑纱，胸前戴着白花，在那徐徐缓缓的哀乐声中，步出政协礼堂休息室，顺着甬道，依次来到设在礼堂前厅的会场。
邓小平的脚步在会场正中位置停下了。他的两侧，陈放着排列有序的花圈，他的面前，悬挂着杜聿明的遗像。他似乎朝上凝望了一会儿，然后随着肖克将军的司仪，对着杜聿明的遗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直到默哀礼毕，他才慢慢地抬起头来……这时候，出自一种并非好奇的心理，我在他斜对面的人群中悄悄地踮起了脚尖。呵呵，看见了，看见了他花白的头发，宽阔的额头，眉毛下边，我居然看见了他的发红的眼圈！
这是一种发现么？如栗对我来说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当我放下脚尖，侧过身子面朝黄维的时候，我立刻有了另一种发现：黄维的眼眶也红了，在他那身浅灰色中山服的映衬下，红得那么显眼，那么突然！
怪了，且不说过去黄维所属的陈诚集团与杜聿明所属的何应钦集团的无穷的芥蒂，也不说往日黄维本人与杜聿明本人的有限的交往，单凭黄维那个有着“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立冰之冻”说法的个性，在杜聿明的遗像面前，他有可能像我看见的那样红了眼眶么？至少我表示怀疑。而我相信，其间唯一的可能是，他被共产党人的真诚感动了，被由此带来的自己的广阔前景激动了！
我以为我没有猜错。
杜聿明递悼会开过以后，不知哪位老人在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壁头上，在靠近那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部分，贴了一张《人民日报》。这张报纸登了追悼会的消息，发了杜聿明的带黑框的照片。而肖克将军在悼词中的这句话，却不知又被哪位老人用红铅笔画着比黑框还要粗的杠：“20多年来，杜聿明同志力求进步，热爱祖国。做了许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工作。”
工作，成了杜聿留在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影子；他往日那句“活着能够多干就多干，死了好上八宝山”，成了他继续走动的军人气派的脚步：同事们以手代足，追赶他，超越他，则成了这里心照不宣的事情。
这不，事隔不久，黄维双手像抱婴儿那样抱着厚厚的稿子来了！他两肩轻轻一抖，大衣便如同昔时的披风一般飘飘洒洒地落进沙发。此日不开会，他无须入座，他旋风似的进了里屋，直端端地来到我面前，然后慢慢地从怀里取出稿件，抖抖索索地放在我的眼底。
我迫不及待地扫过题目，天啦！我敢打赌，文史资料的题目，恐怕我一辈子也遇不上这么长的：《大家都来关心支持从“地心引力”开发新能源，征服“重力”，创制“重力”发动机的研究实验，帮助把它搞成功，从而把重力（引力）这样的自然力自然能源转变为免费的无穷无尽的机械动力和电力，以根本解决能源问题，以推动和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是文史资料的题目么？我抬起头，望着黄维血红的眼丝，惊讶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黄维说话了。他不管别人的事，他看都没看我一眼：“我来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这份材料有好几万字，你看能不能够找人给我打印出来？当然，最好是不收钱。”
刚好我有个熟人在一家杂志社当打字员，我答应了他，然后，我随便问了一句：“黄老，你怎么不找政协？机关有的是打字机。”
“政协机关哪里会管这个事，文不对题嘛。”黄维将心比己，满脸正色，毫无怨气，“要是换成我，我自然也是管不了这许多的呀！”“那么你需要印多少份？”我这句问话的意思包括：你这份材料印些出来干什么哟！
黄维没说话，他笑了，笑得和小孩一样甜甜的。动作也像小孩：用食指伸进嘴巴沾点口水，然后落到材料扉页的右下角，像撩开什么秘密似的，一页一页地翻呀翻，一直翻到了最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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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藏在宝匣最底层的稀罕玩意儿么？可惜先让杜建时看见了。他是悄悄走到黄维背后，然后一把从我的手里抢过去的。
黄维干愣着，听之任之。我晓得，杜建时也是他的支持者，虽然局限在严格的精神方面的范围之内。我在想，兴许黄维将这份材料打印出来，为的就是分送给那些支持他的人哩！
杜建时居然读出声音来。天津腔，脆生生的：“综上所述，当前要进行的初步实验，只要耗用200多公斤钢材，加工量不大，估计加工费有2000元上下就可以了。至于配套设备，电动机、发电机、变速箱等等，实验用后，仍可以作别用，即使实验要反复修改某些零部件，最后仍然得不到预期的结果以至失败，其损失也是很有限的，但是我有充分的信心取得完全的胜利！”
也许这段话的内容，实在般配不起抑扬顿挫的旋律吧，最后那个惊叹号，杜建时竟当做天大的问号来读了。读了也罢，怎么读都行，可是他将材料还到我手上以后，居然板着面孔质问黄维：“你写这个干什么？”
“要钱呀！”黄维不以为然。“你向谁人要钱？”
“那就要看谁人能够见到这份材料了！”黄维淡淡一笑，朝着我说，“如果只能印一份，我希望邓小平能够见到；印两份，我希望胡耀邦能够见到……”
我的妈呀！黄维说不完，我也帮他印不完，我简直不晓得该怎么办？更何况黄维没说完就走了，杜建时没听完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在肚皮里头打秋千——解铃还须系铃人。几天后，我没有想到，分别伸出手来替我勒住秋千的两根绳索的，正是这两位几天前使我同时感到情绪反常的老人：黄维失之天真无疑；杜建时也明显缺乏耐性，要晓得，他原本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除了美国军事学院留学生的资历，他还获得过加州大学专攻国际政冶的博士学位呢。
这天上午，文史专员们在政协礼堂听刘澜涛的报告，刘澜涛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的讲话历来被他们认为是权威性的。临近中午才散会，他们登车就座准备回家吃饭之际，杜建时慌慌忙忙地穿过庭院，绕过柱头，直奔文史专员办公室而来。我知道他会来的，他家大门上的钥匙还挂在他办公桌的抽屉上呢。
杜建时很快转身回走，却差一点和刚刚进屋的黄维撞个满怀！黄维虽然姗姗来迟，我却也知道他准会来的。今天是我向他交付打印材料的日子，他不来才见鬼呢！至于他为什么要躲在杜建时的屁股后面走，不言而喻，自然是想避免上次那种不必要的麻烦了。
我站起来，拿起早已捆扎好了的纸包，朝他而去。殊不料，他却在杜建时面前毕恭毕敬地站住了，只不过双腿分得开了一点，胳膊也没有紧紧地贴着身腰，竟然是一副我从未见过的把门将军的姿态！
“你晚走一会儿行不行？我已经请司机把车子开走了。”“什么事？”杜建时满面狐疑。“我，我想——”黄维近乎朝后退了半步。真是的，要钱都不怕的人，还有什么不敢启口的呢？“我想请你把你的笔记本，借给我抄一下。就在这里抄……”
“只能在这里抄！”杜建时暗自笑了。出自学者治学的习惯，尤其是国际政治博士研究国内政治的需要，他在文史专员当中最长于记笔记。笔记使用的是英文，他要给英文不如他的黄维当翻译，这就给了他一个与黄维对话的新的适时的机会。
“刘澜涛在文史专员会议上的讲话。”杜建时手拿笔记本，摇头晃脑地读着，依然是天津话，却摹仿了刘澜涛的语气，“我说过，世界可以改造，人可以改造，沙漠可以变作绿洲，荒土可以变作田，只有历史不能改造。那么什么是我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呢？恐怕不能够否定，全面抗战是从西安事变以后开始的，就是说，蒋介石是点了头的，蒋介石对抗战也有功劳，宋子文回去是改组了南京政府的……”
读完了。黄维也记完了。杜建时开始趁热打铁了：“我说黄老先生，这么重要的讲话，你以为只是一位政协副主席的意见么？那才不是呢！刘澜涛后面站着邓小平，站着一批当今世界最富有思想成果的政治家，而思想成果是最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你就不怕把你那份价值‘2000元上下’的材料递上去，影响他们的工作，分散他们的精力，造成国家绝非什么电动机、发电机，变速箱可以比拟的重大损失么？是这个道理不是？我的黄老先生！”
黄维没有直接反应。我把100份打印材料整整齐齐地交到他手上的时候，他只是点点头，没有问一问，也没有数一数。他的目光还对着杜建时，他的心思不晓得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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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涛晓得。
今日上班，刚坐定，他便看出了端绪：黄维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此时却为了这样一句问话，专程来到了邓锡的面前，“你叫我写的那篇东西，再过10天交卷好不好呵？”
“好，好，真是好极了！黄老，现在就差你那篇《第12兵团被歼纪要》了！”身穿解放军干部制服的邓锡，激动得扔下钢笔，霍地一声从办公桌前站起来。他原是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部的幕僚人员，解放后一直在解放军一个院校任教，此时他是被文史办公室借调来北京，专门负责《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这本书的组稿工作的。“其他62篇稿子都送进印刷厂去了，昨天，还送去了政协副主席王首道的题词呢！”邓锡又说。“王首道怎么题的？”黄维追问道。
“这样一句话——”邓锡背得，“《淮海战役亲历记》一书的问世，为研究我国近代史、特别是军事史，又增添了一份重要的参考材料。”
“那，那我5天以后交来！”
黄维说完，掉头便走。看得出来，他不甘落伍，而王首道的题词刺激性地鞭策了他！不是么？他不写，书也照样得出，他不动，地球也照样得转。然而他毕竟在走动了，虽然走下台阶的时候，身子不免趔趄，但是他没有从这个地球上滑落下去……杨伯涛目送着黄维的背影，不觉轻轻叹了一声。他理解黄维，黄维是他的老长官。可是谁能够理解他，理解他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人生有限，进取无量”这两句话呢？
他可是一个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的典型人物了！早在刚进战犯管理所的时候，这位原国民党5大主力之一的18军最后一任军长，虽不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却能够“心切切、情长长，伏在案头上”，写了一篇毛主席曾经亲自过目并予以赞扬的长达6万余字的军事资料《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
尔后，陈诚在台湾出任国民党副总统之际，为了有助人们从历史到现实地了解时事，跟随陈诚将近20年的杨伯涛，又写了洋洋洒洒8万多字、题为《陈诚军事集团发展史纪要》的文史资料。这篇文章在《文史资料选辑》第57辑发表以后，黄维、方靖以及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邱行湘、上海市政协文史专员宋瑞珂曾提出过不同意见，但那不要紧，杨伯涛认真修改，一遍复一遍，直到《人民日报》在报导文史研究工作时例举了这篇文章为止。
还写什么呢？杨伯涛自然是要写的。“文化大革命”初，当他那支笔被红卫兵缴去，缴得他比解放军当年缴他的枪还使他心痛时，他去找过政协的负责人，表示希望能够回湖南芷江老家种蔬菜，卖了菜，他可以再买一支笔。好在他有了更好的办法了，他向红卫兵表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于是完“笔”归赵，于是他写了一篇《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记解放战争国民党军的溃灭》的军事论文，5万来字。
再写什么哟？邓锡要的那篇《第18军从进攻到被歼》，他早就写好了。而且把他的经历按照顺时针的方向摆一摆，“被歼”以后他被俘，被俘以后进监狱，首批特赦被释放，葡萄架下度时光……虽然不能说灯油将尽，却也是路到尽头，再也没有什么文史资料可写。所以，杜聿明去世以后，他主动担任了文史办公室新设“杜聿明传记写作小组”组长，尽管如此，由于他不是杜聿明系统的人，除了动员别人提供史料而外，他也近乎无事可做。
然而，此时此刻，他分明在写，写得如此酣畅，写得这般动情！涂的是百无聊赖的春山翰墨吧？写的是自我陶醉的秋水文章吧？我想，如果他此间写下的东西，居然与文史资料沾亲带故的话，那么我倒真需要看看，究竟什么是“山重水复”，什么是“柳暗花明”？
哦哦，是一首诗！
唉唉，诗又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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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门万户生野烟，冈头水曲敌垒环。
古城夹道驰倭马，大江天堑泛寇船。
鼍鼓卷地突蛇豕，阱饵擒蛟伏关山。
锻就吴钩备一击，遥指虾夷不复还。
读完杨伯涛的诗句，再看诗前小引：1941年守备宜昌西岸，重九登天台观远眺。标题虽然叫做《感怀诗草》，但他的情绪的流向却是我始料不及的：他似乎在逆转，朝后仰了个趔趄——我突然想起中学物理课本上关于力的运动的常识，常识告诉我，他的这个“趔趄”，正是这个地球飞快旋转，这个社会大步向前的佐证！是这样的么？是自然与社会的迭合，还是历史与现实的交错？我忍不住启口问道：“杨老，刘澜涛一席话，就变成了你的一首诗么？”“不，它应该变成一本书！”杨伯涛双手直直地撑在案头，眼睛微微仰视，“继《淮海战役亲历记》以后，我们还应该编一本《抗日战事亲历记》，当然，和上本书一样，它也应该是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事隔数日，当杨伯涛这段话几乎完全一致地从董主任的口里说出来，当董主任那段话几乎完全一致地被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通过，那冰雪覆盖着的文史专员办公室，便又一次抗衡了时令的羁绊，直朝着绿荫深处，一头栽了进去！
这时候，紧靠窗户的那张长沙发也被另一张长沙发代替了。新，代替了旧。沙发套布上龙飞凤舞的花纹，代替了方方正正的补丁。人穷志短可以有东西代替，马瘦毛长可以有东西补偿，对于一颗绝对充实的心来说，唯一的交换就是那溢出来的山泉般激荡的流露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在方靖的案头上，看见了以后才付之铅锌印在北京《新观察》杂志《回忆淞沪抗战》文章里的跳跃的句子：
“清晨，敌机开始轮番轰炸我军阵地，同时黄浦江中敌舰亦以每小时300发炮弹轰击……怎么办？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利用敌人夜间减弱攻击的机会，集合部队训话：‘蒋委员长在庐山训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现在最后关头到了，我们只有牺牲，牺牲，牺牲！日寇当前，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有卫国守土之责，如有人胆敢退后一步，立杀不赦…’”
呵呵！这就是那位喜欢坐在马路街沿上歇息，然后拄着一根竹拐杖站起来朝前走的老人的力气么？他为什么不坐在松软的新沙发上靠一靠呢？为什么一走拢文史专员办公室就得坐到硬邦邦的桌子跟前，腰杆挺得像台阶上的柱头一样直呢？柱头饱经风霜，黯然失色，他的额头倒是发光锃亮的。那发光的部位，有一绺青丝在晃动么？他本是一根白发也没有的光头呀，那么又是什么？是生命的延长，还是精力的过剩？我不晓得。
我只晓得郑庭笈是精力的输出者。
《抗日战事亲历记》需要的文章《回忆忻口会战》，他已经写好了。阎锡山在山西战场上组织的这场会战，与日军大战28天，郑庭笈只写了一天。这一天，他中了3发子弹，3弹皆入腹部，他却保下老命一条，于是惊喜之中，取了“重生”二字为号。
生者是相对死者而言的，这样想时，他竟平添了一股力气。这股力气是属于他的，他却需要用到他的老长官戴安澜身上去。戴安澜写过3本书，可是自从远征军缅甸抗战以后，就再也不能拿笔了！老长官不能拿，老部下拿，就像当年拿枪打日寇一样，左缺右补，前仆后继，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郑庭笈卷起衣袖，潮湿着眼睛，抖抖索索却又是紧紧地拿起钢笔，待我悄悄走到他的身边，定睛看时，只见那光洁而润滑的稿纸上，已经落下一行遒劲的大字了：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作为郑庭笈文章标题的这句话，是当年戴安澜灵榇运抵广西全州，由李济深主持的香山寺前举行的万人悼念安葬仪式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送来的挽词。这句来自花圈的肺腑之言，显然把郑庭笈带到人世间最凄楚的思念里去了：“……将军自知伤重难起，有葬身异域之虞。在弥留之际，时而手指地图，念念不忘全师能否撤回滇境。并战场托孤，嘱我对其年幼子女诸多关照，以竟父志……”
郑庭笈再也写不下去了，杨伯涛再也写不下去了，方靖再也写不下去了……只有文强的案头还在沙沙作响。
不像流水，不像落叶，像是在那幽深的山谷中，在那朦胧的月光下，有一只翘首枝头低吟浅唱的黄鸟。
文强的脖子很细，喉结颇粗，是一块唱歌的料。唱些什么呢？回首抗战之初，军次武关之时，他也咏过“关前立马阵云开，万里青松正面排”的诗句；侧身抗战之末，收编伪军之时，他也写过《我所知道的孙殿英》的文章。但是，他余言未尽，他碰上了耐人寻味的辩证法：你要说他3年内战有罪么，他就要说他8年抗战有功；你要说他8年抗战有功么，他就要说他3年内战有罪。按照文强的说法，罪就罪在抗战之后，国共合作未能再度实现，霎时九州方圆，兵戈扰攘，兄弟阋墙，生灵涂炭。南辕北辙，陷同室操戈之深渊，牝牡骊黄，纵肝脑涂地而难赦……就这样，文强像黄鸟一般轻捷地转过头来，对着他的云空，那属于他的从满天阴霾到豁然开朗的世界，开始了他的发言，他的总体乐章叫做《新生之路》的弹唱。尽管他在拨响琴弦的时候，耳畔掠过几丝段克文在《战犯自述》里的噪音，但是他不再恼怒，他在“写在前面”的话里，表明了一个充满自信心的中国公民的头脑的成熟：
“我并不想多费笔墨，同极少数人唱什么对台戏。我只是根据个人的回忆，实事求是地把自己的新生过程记述出来，谁是谁非，还是让广大读者评论吧。”
文强笔头很快，文字方面，因为其父担任过蔡锷将军的文案的缘故，他先天不错。但是，他之迟钝，则完全是因为后天、因为发生在其目睹到的“文革”后期的情景把他给懵住了！他不会忘记贴在政协大门上的标语：战犯特不特赦，都是阶级敌人。他不会忘记机关里出身“红五类”的干部，谁都有权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们当中有人搬家，可以喊文史专员替他们装车卸车，搬运打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杜聿明自动背起粪筐到马路上拾马粪；宋希濂无事便搭乘公共汽车，凭着月票出外兜圈子，一旦发现有红卫兵登车大喊大叫，威逼乘客出示证件、自报成分，他便悄悄溜下此车，横穿大街，换乘彼车；文强本人则到处步行，身披一件烂棉袄，缩着脖子，抄着衣袖，从东单走到西单，从天安门走到地安门……文强写不下去，虽然他必须写，就像这样写就成。他不想回避他经历过的每一个细节，他却需要弄清楚每一件事情的起因。这是他一时还办不到的。办不到就不写，写不下去就去看戏。唉唉，是什么好戏看了不说，还非得第二天一大早拿到文史专员办公室来凑凑热闹不可呢？“我昨晚在天桥剧场，碰见李副部长了！”文强笑眯眯地对我说。他说的是公安部的李副部长，我知道，因为我也认识。可是，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文强越发神秘起来：“李副部长坐在我前面好几排哩，不晓得怎么搞起的，他一眼就看到我了。他跟我说，看完戏坐他的车走，就是说，他把我送回家。我一听，这怎么行呢？他住长安街，我住永定门，他得绕好大一圈哟，深更半夜的，不行，不行……”
“既然不行，你不知道中途退场，溜之大吉么？”我不无揶揄地笑道。“我怎么没有溜？”文强瞪着眼珠说，“跟你讲的一样，看了半场戏，我拉起老伴就走，可是……可是李副部长也走了出来，走到我的跟前，把我和老伴扶进他的车子……依旧是，他在前面，我在后面……”我以为他说完了。这本是一个完整但平常的故事。“车子，车子，我一辈子忘不了那架车子！”文强突然闭上眼睛，紧咬牙关，喃喃作语道，“你晓得不呵，‘文革’初期，我在秦城农场坐监狱的时候，李副部长也被当做犯人关进来了。他和我夜晚同睡一个通铺，白天同拉一架板车……他说我年纪比他大，他在前面拉，让我在后面推……”
我沉默了。沉思着。沉浸在一汪苦涩而倾斜的海水里。我几乎需要一根拐杖。
文强却平平稳稳地坐下来，坐在他的办公桌前，铺上稿纸，沙沙作响地写了下去：
“事隔4年，梦想不到我竟被邀请到特别法庭旁听审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和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接到邀请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杜建时、罗历戎、杨伯涛、董益三、沈醉等人。据我所知，880名旁听代表中绝大多数是在十年浩劫中遭受严重迫害的人……”
黄维！我在文强的乐章中找出了这个音符，倘若他也能像文强那样跳跃思想，和谐社会，那么不需要拐杖我也能够站立起来。
黄维平躺着。平躺在他那把垫有棉毯的凉椅上，平躺在他那间位于长安街东头的新居的客房里。窗外已经不是静静的永定河了，他还能够静静地平躺在这里么？
我走进黄维的新居，注视着这里的变化。目光所至，不会是宽敞的过道，雪亮的墙头，以及那台从卧室移到了客房的黑白电视机。世界上最真实的色彩就是黑与白，所以我注视着黄维的脸，哪怕是腮部那颗黑痣随着肌肉的抽搐而移动，额头那绺白发随着眉毛的皱起而弯曲，都将给我带来几缕淡的欣喜。
我失望了！他的老伴在客房门口拦住我，为了不惊动他，老太太踮起脚步尖对我一阵耳语。据她讲，黄维去政协交了那篇《第12兵团被歼纪要》回来，还能直接挺挺地坐在凉椅上，可是自从政协派人送来他作“重力”发动机实验用的1万元专款以后，平时他就只能这样躺着，一动不动的，已经有两个星期了！
我心里一沉，顾不得老太太阻拦，疾步走进客房，慌慌忙忙地站到黄维的面前——他表情安详，眼睛微微闭着，鼻孔里发出均匀的呼吸声；奇怪的是他的姿势，平躺在凉椅上的身子直挺挺的，搁放在扶手上的胳膊直挺挺的，就连垫托在小板凳上的双腿，也是脚跟相连，脚趾直挺挺成60度分开的！唉唉，躺下也像站着的人，此生我还是第一次见过……“他没有睡着，”老太太走到我的跟前，要我在黄维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你给他谈发明机器的事吧，保管你一说，他就会坐起来！”
老太太笑眯眯地走了，我坐沙发却如坐针毡：大概是一个星期前的上午吧，我在文史专员办公室接到黄维打来的电话，他要我下午一定去他家，说是希望我能够目击到他在有了钞票从而更新了全套设备之后的首次实验。同时他预言：当天下午将是一个庄严的时刻，一项由中国人进行的实验，就要取得具有全球意义的重大突破啦！
我是黄维家的常客，听着话筒里那激动得气喘吁吁的声音，我反倒犹豫了。我不相信他能成功，又何必去领教他失败的滋味呢？我终究没有去。我把预约的时间推迟到了现在，而现在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谈“发明机器的事”。和老太太的看法不一样，我要是真的谈了呀，保管黄维不会坐起来，他简直会跳起来的！唉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我该怎么办哟？
“你知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吗？你知道美国发明火箭和太空科学的先驱科学家罗伯特·达戈德吗？”哦，黄维的声音！于他略显得低沉甚至悲壮，于我却胜似交冬之雷鸣。“嗯、嗯”我忽忙含混地应了两声。
“前面一个人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后面一个人说过：很难说什么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昨天的梦想，可以是今天的希望，并且还可以成为明天的现实。你说，他们说得好不好呀？”
“好。好就好在今天存在希望。”我似乎有些断章取义。黄维分明被我的答话感动了，语音虽有所升高，却因之有所梗塞：“谢谢你……那么，当然……你要真正能够理解我，还需要知道更多的东西，譬如说——”
他越说越快，如数家珍，“里根总统能源顾问艾伦为什么要对朗康石油公司总裁菲利普说，中国开发南海油田的投资大，周期长，要很快拿到手用是费力的；中国能源委员会负责人，为什么又要告知日本日中经济协会专务理诸口，老一套大打折扣、不顾实际需要的计划，解决不了我国能源问题……”
我边听边想，不觉暗暗吃惊！前不久他叫我请人打印的那份有关“重力”发动机的材料上，并没有这些内容呀。他从什么地方又弄来这么多的信息呢？他不是静静地平躺在凉椅上的吗……而且他在对我说话的时候，全身几乎就没有动过，只有那根么拇指微微朝上翘了翘，仿佛有意告诉我，他的这一切来得自然，来得顺应，不费吹灰之力。
我却在无意之间看见了垫在他身下的棉毯，斜在他身后的书架，以及窗外来自长安街上的飞驰而过的车轮和人流，在他心上所造成的“重力”。他告诉过我，汽车行驶压过路面，其重量产生的压力是可以用来发电的。
那么，黄维真的触了电吗？话音刚落，他竟突然从凉椅上坐起身来，久久地，久久地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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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不了黄维的眼睛。
回到文史专员办公室已经好几天了，仍然记得他那尖利骇人却又迷茫无光的眼神，连同在这样的眼神之下，他的嚅动的嘴唇，他的颤栗的声音：“你说，我脸上的气色还好吗？”我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他，我记得。而清清楚楚摆在我面前的事实是，他在当天晚上便被送到首都医院去了！
首都医院我去过：那么光洁的青石台阶，那么碧绿的琉璃瓦飞檐，那么鲜红的柱头，那么透亮的地板……我将抽空去探视黄维，虽然我相信，就其环境幽雅舒适而言，他在首都医院住院和在文史专员办公室上班，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自然是现在才能说得出来的话了。几天来，政协拨款鸠工，大兴土木，把位于机关大院偏僻角落的这座古老的房子修整得焕然一新，面目全非。以致下肢瘫痪终日在家，今儿个偏偏在儿子的搀扶下走进文史专员办公室的周振强，久寻办公座位而不得，忍不住伸手乱摸，边摸边骂：“我的桌子哪个龟儿子搬走了？哪个龟孙子给我搬走了？”这位昔时的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早期当过蒋介石的卫队长，自然不会眼瞎，只因为人长得太黑（他的绰号就叫“周老黑”），屋子壁头涂得太白，所以把他的眼睛给照花啦！
周振强坐坐就走了，儿子背走的。他没有给我留下一句话，哪怕一句“再见”，他给我留下一个阴影。阴影不在他消失的院坝尽头，而在黄维的老家，江西贵溪县城30里之外的一条山沟。那还是杜聿明上了八宝山以后的事了，习性孤僻以遂藏拙之愿的黄维，并不指望享有同等的哀荣，他给留居故里的一个同乡部下去信托付了自己的后事：择山沟一块近水洼地，植果木数株围绕其间，尔后挖地成穴见方二尺可矣……阴影在我眼前渐渐扩大着。
视野之内，定居美国的前国民党将领李默庵，紧紧拥抱了杜建时，掉头步出政协大门。中央民革任职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方运周，重重握别了郑庭笈，垂首走下台阶石梯，就连一墙之隔的《谢觉哉文集》编辑组副组长王定国，也站在走廊上，朝着窗户里面的李以久久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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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文史专员办公室，现在就剩下方靖佝偻的身腰了，就剩下董益三松弛的眼眶了，就剩下罗历戎迟钝的目光了——这座房子里的老人，虽然都无比光耀地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但是我相信，他们能够出入这座房子的机会，是愈来愈少了…我不敢抬头，阴影还在我眼前扩大着，让我不时捕捉到沈醉订在医院的病床，杨伯涛锁在抽屉里的药物，连同那一张张无人入座从而积满灰尘的办公桌……好了，好了，我的阴影总算被流动的空气驱散了。门外进来两位报社记者，他们用挂在脖子上的相机，拍下了办公室内灯壁辉煌的情景，然后围住了唯一能够直着腰杆坐在那里的文强。
“您老高寿几何呀？”“我还不满10岁。”“……”
“我是1975年获赦的，从我新生那天起，你们给我算算，现在究竟有几岁呀？”
文强咧嘴笑了。记者开怀笑了。不知怎的，我虽然也昂起了脑袋，却笑不起来。
我缓缓地走出房门，来到院坝中间的葡萄架下。干枯的弯弯曲曲的藤子，不晓得什么时候又冒出了新枝，枝头嫩绿的叶片，厚厚的，毛茸茸的，用手托一托，还沉甸甸的，太阳升得老高了，叶片上不会沾有露水，借着透出枝叶的晶莹的光环，哦哦，我看见渗透到叶肉和筋茎里面的生命的流动了……我终究笑出声来！当我回过头来再去看看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时候。
它还存在吗？恕我直言，当最后一位文史专员也遵循了大自然的规律，这座作为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房子也就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但是，那不要紧，房子在地球上，而重要的是，地球在房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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