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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火车站的钟楼，时针正指着“2”。下午的阳光虽然不十分耀眼，但是照在邱行湘的金表上，却也闪闪发光。
这块金表在共产党监狱的保管室里，静悄悄地躺了10年。10年前，邱行湘戴着这块金表，走进黄埔村；10年后，邱行湘戴着这块金表，走出功德林。此时，他站在钟楼底下，慢慢抬起左腕，朝上望了一眼，迅速拨准时间。一部旧的机器，就这样开始了新的运转。
在人生的道路上，邱行湘走了5万里；在岁月的长河中，邱行湘度了50年。直到离开北京的这一步，直到返回南京的这一天，他才隐隐约约地感到，他的全部生命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他希望得到财产——两个帆布旅行包内的东西当然有限；特赦时发放的一套新衣服、100元零用钱的剩余部分——当他想到了折成4叠放在内衣口袋里的那张8开大小的特赦证，他终于获得了人生和岁月的价值，从而携带着他的全部财产满载而归。
邱行湘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充满了感激之情。当周恩来的秘书替他们买好车票，帮他们运完行李，一直到送他们进入车厢，为他们找到座位，然后在站台上与同车南下的邱行湘和陈长捷握别的时候，邱行湘当着众多的旅客的面又一次滚下泪珠。他后悔为什么要离开北京，他渴望见到江南的老母，这种交织的情绪维持了他整整一夜的行程，而滚动的车轮却搅扰了他整整一天的思路……邱行湘想到国家公安部的大门。就在他临行前一天，公安部办公室席主任在办公室里约见了邱行湘。席主任的办公桌上，3部电话机不断作响。这位当年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老干部，曾在黄埔村后的窑洞里与康泽有过一整天的谈话，而今在百忙之中又与邱行湘谈了一个小时。邱行湘不能忘记的，是席主任这样一段话：“你的老家有5间大瓦房吧？土改的时候，被政府没收了，现在当地生产队已经用做了食堂。你的老母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只不过房屋比较窄小，也比较破旧，你如果有想不通的地方，可以提出来和我们商量。我们希望你正确对待，支持生产队，和当地农民搞好关系。这件事情处理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你自己，也关系到党的改造政策。你需要得到人民的承认，党的改造政策也需要得到人民的理解。”对于这次谈话，邱行湘深感意外的，不是谈话的内容，而是谈话的时机。不过他毕竟熟悉了共产党人改造他们的规律：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不遗漏任何一个环节，总是把可能产生的后果消灭在后果产生之前……邱行湘此间倚在车窗旁，望着铁路旁侧的里程碑一个一个地从眼底闪过。一个压倒车轮轰响的声音在他心里说：知我者，共产党也；爱我者，共产党也。
邱行湘想到西单鸿宾楼的圆桌。就在他启程前两天，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这里宴请了来自功德林的10位朋友。这位当年以华北“剿总”总司令之身率领了北平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现在虽置身席间，谈话却回到先前的国民党阵营。傅作义没有忘记天津战役前的情景，他似乎听见了陈长捷在天津战役后的骂语，所以他把第一杯白兰地递给他的这位保定军校六期同学，连同他怀揣了10年之久的一杯苦酒：“天津战事，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平津全局动向，已趋和平解放之势，结果由于我的犹豫，造成一战一和，给天津人民带来重大灾难，也给天津各位带来不幸……”促成傅作义回到谈判桌旁的因素自然很多，傅作义认为他能安定情绪也算其中一个，所以他把第二杯白兰地递给当年被印成传单从北平上空落下的那篇文章的作者郑庭笈，连同他足以表达心意的一片烤鸭：“我正在动摇不定的时候，看见了你的广播搞，特别是你对国民党时局的比喻，对我很有启发……”邱行湘听到傅作义本人的谦词，突然想到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对他的赞语：“宜生（傅作义的字）参加水利工作，一个方案，争论不止，这是高尚的政治生活。”尽管邱行湘一字不漏地记下了这段文字，可是直到现在，他才明白了周恩来这番谈话的深意。他高举杯盏，举目环顾，不待与众人碰杯，独自一饮而尽，然后立地而起，大吼一声：“傅长官，你就带领我们好好干吧！”邱行湘一语，四座皆惊。王耀武连连摆手：“行湘兄醉了，醉了……”邱行湘此间倚在车窗旁，望着田野上的劳动者，一排一排地从眼前闪过。一个压倒汽笛长鸣的声音在他心里说：识迷途其未远，知来者之可追……邱行湘对面坐着陈长捷。他望着这位比自己年长10岁却比自己苍老一倍的功德林同学，不觉顿生一股怜惜之情。还是在秦城农场的时候，陈长捷因为破窑倒塌而休克在砖堆之下，李科长将他背了出来却又被邱行湘接了过去。邱行湘把他背到大通铺上，陈长捷苏醒之后，第一眼便看见邱行湘：“我是怎样回来的？”“是我背你回来的。”“是你救了我。”“是共产党救了你。”这样的对话虽然不再出现在他们之间，但是，看得出来，陈长捷此间思虑的，是如何感恩图报。心思可以变作焦愁，焦愁可以催人苍老。直到邱行湘在南京下车，陈长捷在站台上与他握别，这位先前的天津警备司令才重新按照对话的方式，在先前的洛阳警备司令面前解除了耿耿于怀的烦恼：“回去有何打算？“”当然是好好劳动。”“我要向你挑战。”“我坚决应战。第一仗怎么打？”“周先生说了：过好家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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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长途客车行驶在宁杭公路上。
旧历年年终的前两天，在江苏省民政厅的安排之下，邱行湘开始了他15年后的省亲之行。江南的隆冬也是绿色的，可是他全无依山恋水的雅兴。他坐在临窗的座位上闭目养神，能够披露他的情绪的是脸上慢慢泛起的红晕。汽车在公路上颠簸，心潮在胸膛里起伏，然而连他本人也不知道他在此时陷入了什么样的心境。是衣锦还乡的惬意？是建设桑梓的雄心？还是愧见江东父老的难言之情……有一点是可以知道的，那就是邱行湘的孝心。1936年6月，陈诚联粤反桂期间，他正率590团与李宗仁的秦霖旅对峙于独山附近的六寨，大战一触即发。适逢邱行湘之母病危。电文如针，归心似箭，他竟冒着生命危险，借道广西入粤，经香港南归。邱行湘在广州逗留时，曾去东山罗卓英寓，罗卓英对他说：“广西问题不解决，西南局势难以稳定，贵州方面的任务很重，望你探母之余早日回防。”果然，他那年在母亲病榻旁仅仅呆了3天。多年来，邱行湘常常为此事懊悔，特别是他以为此生与老母不复一见的时候，甚至遥望南天声泪俱下：“娘，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天下孩儿，唯我不孝。”
邱行湘在依稀可辨的溧阳县城住了一夜。按照他事前的计划，他无须坐等第二天清早的班船，当夜即可步行30里地回家。但是不行。县委书记要设晚宴款待，加之翌日多人来访，所以邱行湘直到除夕之夜才回到南渡公社邱家桥村。当这位归来的游子走上南渡镇的石拱桥头，来不及停步瞥一眼运河中的落霞，就急忙跨过邱家桥的石板桥面，大步流星直奔家门。
85岁高龄的邱母黄氏，躺在里屋的旧式木床上。由于年迈的缘故，她冬天不能下床，因为眼睛被孙子撞坏一只而时犯眼病，她几乎双目失明。邱行湘扑到老母的床头大声叫喊：“娘，娘！”见老母没有什么反应，他上前抱着老母，轻声呼唤：“娘，我是行湘。我回来啦！”白发老母嚅动着满是皱纹的嘴角，喃喃作语：“行湘？行湘在哪里？”邱行湘握住老母的手：“娘，我在这里，在你跟前！”邱母黄氏战战抖抖地伸出双手，抚摸着儿子的头发和脸颊，“哦，哦”两声之后，再也没有说出话来……邱行湘全家当夜睡得很晚，第二天却起得很早。令人吃惊的是，邱行湘的老母3年之后，第一次在腊月天里起身下床。大年初一的清晨，按照此地佛教徒的清规戒律，她需要席地而坐，手捻佛珠，静悄悄地做两个小时的祈祷。但是此时的情况与昔日大有异样，在窄小的房子外面，她任凭邻居的孩子把爆竹放得震天价响，在破旧的屋子里面，她率领全家老小站在毛主席的像前。这位家庭的长者，命令全家面朝墙壁磕头礼拜，这位经历了3个朝代的虔诚的佛教徒，站在一排儿孙的前面，开始了新的祷告：“阿弥陀佛，毛主席大恩大德，阿弥陀佛，共产党大功大业……”
邱行湘归来的消息，很快成为南渡镇和邱家桥村的重要新闻。人们甚至临时改变了串门的计划，纷纷前往这个先前的地主之家。邱行湘搬出一张八仙桌，放在院前的地坝中间，再提来一壶乌龙茶，倒进桌上的土碗里面。他在喷着雾气、烟气甚至汗气的乡亲中间大口地呼吸，他向相识的、陌生的哥兄老伯们点头致意。躲在人群背后的几个黄花闺秀，显然出自一种恐惧，她们居然不敢对着“战犯”的面部抬抬眼皮。邱行湘发现了这一点。无疑出自一种善意，他准备过去与她们握手言欢，殊不料未待他径直而来，姑娘早已抱头而去……邱行湘依旧充任着快乐王子，他追逐从未有过的欢乐，追逐从未有过的情趣。本村的乡亲们还记得他儿时的字墨，所以他们随身带来了红纸。邱行湘在八仙桌上即兴挥毫，墨落之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一副春联赢得百声称赞，此时此刻，他甚至自己开始佩服自己。
邱行湘情绪的稳定，需要外部的力量。当他刚刚进入共产党监狱的时候，遇见了国民党同僚蒋铁雄，他的这位同乡同学告诉他关于人生的哲理；当他刚刚踏上社会主义土地的时候，遇见了新中国农民邱仁才和沈锁斌，他家过去的这两位长工教给他关于做人的道理。邱仁才是邱行湘的同房本家，住在邻村，沈锁斌则与邱行湘非亲非故，住在对河。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邱家桥村，为了一个不谋而合的目的：请邱行湘到自己家里吃饭。农民的心意是不能辜负的，也许是邱行湘在接受邀请时多少有一点犹豫，所以他们当着邱行湘的面说出了这样的话：“过去我们在你家吃饭，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你到我们家吃饭，我们高兴啊！”邱行湘是敏感的，听着这番朴实平淡的话语，他看见了当年邱仁才脸上的憔悴，连同沈锁斌身上的补丁。10年改造生涯所换得的东西，顿时变作驮在他背上的千斤负荷，从而迫使他在一秒钟之内走完了从认罪到忏悔的全部历程。邱行湘当着众多的乡亲的面，跪倒在10年前的两个长工面前，邱仁才和沈锁斌慌忙将他扶起。邱行湘红着脸膛，乌着嘴唇，对他们拱手作揖：“过去的事情，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
邱家桥村在外村请客之前，以生产队的名义，为邱行湘举行了一次有全队社员参加的会餐。会餐在公共食堂——他家原来的5间大瓦房里进行。邱行湘被生产队邀请到属于贵宾的席位。这样的宴会自然没有正规的司仪，所以他的发言竟抢到队长的“祝酒词”之前：“这几间旧房子建成生产队的食堂，我很高兴。你看，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吃杯水也是甜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大家庭嘛。”乡亲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年轻的生产队长讲话了，他也姓邱：“四伯（邱行湘六弟兄，他行四）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表示欢迎……”邱行湘打断他的话说：“不是欢迎，应该是欢送——生产队放假3天，我不能休息4天。我明天就回南京去……”乡亲们又报以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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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行湘被分配到南京跃进制盒厂当工人。这是一家新兴的街道工厂，厂址在白下区洪武路。他的新居也就设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巷子里。他的月薪是60元，除每月寄回溧阳20元外，剩余部分便是他油盐柴米、衣食住行的来源。
对于职业的选择，邱行湘并没有什么主见。他之所以缺少固有的目标，在于对生活的本身他还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周恩来曾经在中南海西花厅就工作问题，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溥仪说：“我要求派到工厂去当工人。”溥仪的理想实际上并没有实现，按照周恩来当众宣布的“力所能及”的原则，他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当园丁。而与邱行湘同样没有主见的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6人则被分配到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果木生产队当农民。正因为如此，邱行湘对他能够当一名工人是心满意足的，这曾经是一个皇帝企图担任而结果没有得到的职务。
邱行湘的工种是烫金制本，就像同行们知道的那样，这是一桩具有工艺性质的工作，它不仅要求完整的技术，而且要求充分的细心。这和由于对职业的满足业已构成邱行湘安心工作的基础并不是一件事情。对于一个生性粗犷的军人来说，他目前的危机是关于人与环境的适应性。如果说邱行湘情绪的稳定，需要外部的力量，那么他性情的纤细，则需要别人的启迪。他在走进车间的时候想到这样一件不能忘怀的事情：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周恩来的秘书专程赶到崇内旅馆。他第一句话是：“大家有没有肥皂用？”和其他被问者一样，邱行湘感到奇怪，总理秘书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好在对方的解释消除了众人的疑惑：“这是总理想到的事情。他今日凌晨两点打电话给我，叫我来问问你们，而且希望大家多买一点带回去用。”邱行湘的奇怪由此达到惊诧的程度，他不知道像肥皂之类的东西，天下究竟有几个大丈夫会去留神。总理秘书的第二句话是：“请大家随我上街再买点衣物，总理希望你们每人能够添置一件大衣。”因为这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凌晨两点想到的事情，所以他们一起走进王府井百货大楼。邱行湘是穿着一件派克带风帽大衣离开北京的，而他到了南京才明白了周恩来为什么要他们买肥皂、买大衣：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物资供应开始试用票证。不过，邱行湘仍然不理解，利利落落地用一块肥皂，顺顺当当地制一件大衣，这种近乎家庭主妇的心计竟然来自堂堂中国的总理！他能够意识到的是，人类的伟大原来在于从一点一滴做起……邱行湘享受着4级工的待遇，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学徒，所以他在进厂的第一天，就拜了一位姓傅的老师傅。其实按照邱行湘的条件，有文化水平，有书法功夫，也有致力学艺的态度，本应成为有培养前途的工人，可是由于他的年龄比他的师傅还要大的缘故，傅师傅把他介绍到工厂办公室当秘书。尽管邱行湘不甘在烫金制本车间里与众多的女工为伍，但是他现在在画图制表、统计进度之余，也觉得不够满足。如果看报需要力气，那么他会看报；如果看书需要力气，那么他会看书。这位身经百战的职业军人，从来就把他的力气当做赢得人生的源源不断的财富。越是想到感恩图报的时候，他越是强烈地感到，他的一生虽然没有一根金丝串起每一个年华的珍珠，但是他要追求后半生的那截红线，挂在上面的珍珠，就是他的汗滴。出于邱行湘的生活的逻辑，他甚至把制盒厂的用木板钉成的办公室看作一个水泥碉堡，把各车间送来的报表看作数张军用地图，每到寂寞的时候他总要看看被他当做枪眼的窗口。外面虽然不时弥漫着烟雾，却是炊烟，不是硝烟。
生活意外地为邱行湘提供了一个炽热的战场。
那是在“粮食引路菜当家，细水长流度荒年”的时节。南京各个机关、各家工厂都需要建立自己的蔬菜基地。白下区地处闹市，没有空土可划，制盒厂领到了近郊明故宫旧机场的10亩水泥跑道，从而开始了又一场人民战争。邱行湘身穿深蓝色的劳保服，肩扛10斤重的鹤嘴镐，迈着军人的步伐，挺着将军的胸脯，跟随着制盒厂的大军走进了战斗的队伍。
这场硬战的硬度是由跑道的厚度决定的。明故宫旧机场跑道由3层水泥3层砂石相间铺成，一镐挖下去，眼冒金星，10镐挖下去，手起血泡。但是不管怎么说，数日之后，制盒厂的战区结束了攻坚战斗。这次战役的战术，是由战场的势态决定的。10亩荒地需要开垦，需要经营；整个工厂需要生产，需要转动。既然不能得此失彼，那么只能分进合击。于是制盒厂的统帅开始整顿人马，兵分两路。
邱行湘伸出长满厚茧的双手，递交了请战书。其实两路人马都在开赴战场，但是他依据他的逻辑以及他的条件，提出了他的要求。邱行湘的上级显然理解他的一切，不过真正同意把任务和责任交给这位当年的战场指挥官，还是他的下级关于“我在这里留下了罪恶”的理由。由于体格魁梧的原因被批准留在跑道上的是几位年轻人，他们无疑是邱行湘得力的助手，可是出自特殊的心理，邱行湘把他们当做精神上的对手。在他看来，这一条不长不短的跑道上，只能出现他和陈长捷，除此而外的任何一个第三者，都可能干扰一场暗中进行的比赛。最初几天，邱行湘一边板着面孔开垦荒地，一边打着官腔奉劝他们回去，直到后来他们愤然离去，他才露出了一丝诡谲的微笑。
现在几乎是邱行湘一个人在10亩菜地上。由于生活的形式和内容从来没有像这样出现着完全的结合，所以他现在开始的一点一滴进行得非常得心应手：挖水池，挖粪坑，种青菜，种萝卜，甚至还私自联系车辆，打算运一些秦淮河泥……邱行湘在这里坚持了90个白天，除了1万多斤疏菜，他当然还有别的收获。每当他晚上回去，70多岁的共产党员、制盒厂厂长王总要为他准备二两白酒、半碟虾米。有这么一个时日，上午烈日，下午大雨，邱行湘回到工厂，衣服上白霜似的汗渍一点未被雨水冲去，王厂长拍着他的肩膀说：“老邱，你是一个傻瓜。其实，你不傻，我们共产党欢迎你这样的傻瓜……”
当然，每当邱行湘重返明故宫旧机场，望着脚下的土地，他也别有一番心思。当年，他的女友张小倩小姐在这里与他握别，他至今不忘她那银铃般的笑语：“阿拉在石头城下等待将军凯旋归来。”邱行湘每每思之，默默一句：“我已归来，你却离去。”好在路在脚下伸延，无所谓天涯咫尺，邱行湘看了一眼路边的青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他在那里创造生活，他在那里等待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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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春天，邱行湘调到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的职务。与人生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升迁一样，他一旦戴上簇新的桂冠，至少要保持3天的笑容。如果从第4天开始恢复表情的平静，那么此间他在相同的情况下却产生了不同的心情：过去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满足，从见习排长到整编师长，从庶民百姓到警备司令，他甚至以为这仅仅是人生第一步；现在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贪婪，从战争罪犯到普通公民，从车间工人到国家干部，他意想不到他的生命得到如此堂皇的归宿。这中间，邱行湘并没有降低关于生活的价值的标准，相反，正是基于他对这个标准的充分估计，他向同事披露了他在物色对象方面的逻辑：既然张小倩小姐有着十分的美丽，那么未知名的大姐也应该有着十分的美丽。多一分也许对方不嫁，少一分邱行湘绝然不娶。这近乎是件不堪设想的事情。不过，奇迹既然可以在邱行湘身上发生一次，也就未必不能够发生两次。1961年除夕，邱行湘终于举行了结婚典礼。介绍人之一的前国民党74军军长、后南京市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邱维达的贺词说：“行湘兄想娶一位漂亮的妻子，现在他满意地达到目的了！”
1962年3月16日，香港《大公报》在头版位置发表了邱行湘的结婚照片和题为《从“追悼会”到结婚典礼》的该报特稿。
春节的前一天，在南京汉府街的一幢住宅里，朴素而热闹的婚礼将要举行了。新郎是邱行湘，新娘是张玉珍。他们站在客堂门口，迎迓接踵而来的客人。新房里男男女女，谈笑风生。来宾中，有江苏政治协商会议的负责人，有邱行湘旧时军政界的老朋友，有男女双方的亲属。孩子们嬉笑地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分享着喜糖喜饼香甜的滋味……邱行湘在南京的亲属并不多，他的妹夫黄剑夫已于去年从南京军事学院转业到地方，偕同家人回四川去了。参加邱行湘婚礼的有黄剑夫的儿子、一位南京大学学生，有邱行湘的侄子、一位华东电力勘探设计院技术员。邱行湘在南京的朋友却不少，满座之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中将主任杭鸿志、前国民党整编70师中将师长陈颐鼎、前国民党整编318师少将副师长赖畅安、前国民党驻河内总领事馆外交使节洪之珩……他们现在都在江苏省政协工作。婚礼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原黄埔军校教官沈铸东匆匆赶来贺喜，他现任江苏省交通厅副厅长，他说再忙也不能不来吃这杯喜酒。
来宾之中，有两位身穿解放军军装的南京军事学院教官是不能不提的。一位是我们在洛阳战役后的黄河边上认识的赵云飞，一位是我们在黄埔村中认识的蒋铁雄。他们与邱行湘在昔日的旅程中分手，却在今日的归途上重逢，其间的悲欢离合是一时无法尽言的。邱行湘在自己的吉日之中，当然不愿意过多地回忆往事。可是他以后一旦看见临街马路上的风雨，便倍加珍惜房前屋后的阳光。
邱行湘的家庭生活是美满的。他的妻子在南京梅院街道办事处机绣组工作。就经济状况而言，她的收入每月六七十元，虽然带来两个孩子，但邱行湘的月薪现在是100元，所以四口之家的日子倒也过得热热火火。重要的是，张玉珍年方三十，不仅有充沛的精力连同饱满的热忱去照顾邱行湘的生活，而且还将为他生儿育女，了结他一桩心思。还是在北京崇内旅馆的时候，邱行湘跟溥仪开玩笑说，希望他能留下一个“龙种”。现在溥仪成婚之前，他倒得了一个“虎子”。邱行湘为心爱的儿子取名叫“邱泽生”，却不料张玉珍没有同意。最后按照通常的规律那样，他服从了她的意志，取名为“邱晓辉”。这仅仅是一次争论的结果，在邱行湘的日常生活中，也曾经发生过多次口角。起因虽然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内容却涉及到庄严肃穆的正题。张玉珍说：“你这个国民党战犯，简直没有改造得好！”邱行湘说：“我没有改造得好，共产党怎么会放我！”张玉珍感到邱行湘身上还有棱角，根据他的性格来看，这是确实的。不过，更为确实的是，共产党改造的是他的灵魂，而不是他的个性。关于这一点，想必张玉珍同样是可以感到的。
邱行湘的性格特征中，还有一点是相当明显的，那就是机械地讲究形式服从内容。在秦城农场当生产队长的时候，他总是穿一身积满沙土的劳动服，肩上挂一条汗巾，再扛上一把最重的锄头，仿佛若不是这样，他就生不出力气来。现在，邱行湘当了文史专员，他第一件事就是花了60元买回一张楠木桌面的大型写字台，然后穿一身干干净净的干部服，上衣袋上插一支铜套的钢笔，在他的书房里踱来踱去，从而开始了他的正规的生活。
1962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第17辑上，首篇发表了邱行湘的《洛阳战役蒋军就歼纪实》，文章写道：
1947年11月底，我从国民党第94军第5师调任青年军整编第206师师长。奉命之后，即往洛阳到差，着手整顿部队，并积极备战。这时，蒋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各战场连吃败仗，从战略进攻转为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形势逼着蒋介石不得不将所谓“御林军”的青年军拉上第一线，并且调派一批“打手”做青年军的指挥官……我回到洛阳后，首先加强军事控制，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成立党政军联席会议，实行党政军一元化，以便独揽大权，在党政军一元化的措施之下，洛阳附近的专区以及所属各县统归我指挥，我帮助他们组织地方武装，恢复各地方的反动政权，并给他们很多的弹药补充。此外，还成立了洛阳警备司令部，设稽查处、军法处，统一军、警、宪、特的指挥系统，旋即着手调整206师的内部人事，以加强战力……回忆往事是痛苦的，当往事不堪回首的时候。邱行湘的案头挂着一张《牡丹图》，那是在北京崇内旅馆时，溥仪在中国画院当画师的六妹溥韫娱画来送给他的。每当望着这张栩栩如生的画，他便想起当年的牡丹古城，以及埋葬在他的战壕里的断裂的碑碣和衰败的花朵。
展望未来是幸福的，当未来充满欢乐的时候。邱行湘的桌上放着一个马蹄表，那是在他结婚时，与他有着师生之谊的沈铸东特意买来送给他的。每当听见“嘀嘀嗒嗒”的声音，他便想起此刻的北京火车站钟楼上巨大的指针，以及座落在北京远郊和近郊的秦城与功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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