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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色彩的世界。
满山的枫叶下面，是满沟的晨雾。当太阳升高的时候，枫叶显得更红，溪水显得更绿，而晨雾散去之后，代替清亮的白色的是一条坦荡的大路。生活在五云山下的将军们，他们需要等待的东西就这样悄悄来到了。1959年9月下旬的一个上午，秦城农场的学习会上，战犯们正在听取其中一位关于学习《为人民服务》的发言，“无言君子”李科长匆匆走进宿舍，笑眯眯地把一张当天的报纸送到会议主持人王耀武手里，然后高声地说：“发言暂停，先读报纸。”
王耀武的泰安话现在被同僚们当做全世界最激动人心的语言。可是情况正在变化。当他读完报纸以后，他的话又被同僚们当做全世界最难以置信的语言。100多名将军把王耀武团团围住——与其说包围，倒不如说保护，倘若他手里的一张薄纸果然承受着他们10个春夏秋冬的重托。
幸福的袭击最终打垮了这支队伍。他们轰然散去，蜂拥而出。康泽站在宿舍门口，不管是徐远举这样的好友，还是邱行湘这样的敌仇，逢人便握手。尽管他喃喃作语，一句也说不出，可是他重重握手，一握就不丢。这无疑是件很劳累的工作，他几番摇摇欲坠，最终高血压复发，当晚被送入医院急救。
宋希濂站在地坝中间，整顿着这支混乱的队伍。他的口令失去了昔日的威严，他的身体也失去了往日的稳力，虽然额头渗出了热汗，阵阵山风吹来，禁不住打了一个冷战。就在他刚刚集合好队伍的时候，一个早在混乱的人流中脱去衬衫、毛衣以及外套的大汉打着赤膊冲出队伍，然后从山腰登上山头，在柿林里狂奔乱跑，大喊大叫：“这下子好啦，我可以和老婆儿女在一起啦！”
李科长慌忙唤过身边的文强，用手指了指柿林：“他不冷吗？你快去叫他回来穿衣服，不然会受凉的！”文强飞奔而去，边跑边笑，眼见赤膊大汉迎面而来，猛然喝道：“报纸是假的！”对方停下步来，一阵开怀大笑：“你不要骗我，我亲眼见！”
这位大汉是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中将司令宋清轩。在宋希濂瞪了他几眼之后，回到宿舍，宋清轩对着报纸又一次睁大了双眼。
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效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是的，这不是假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建议，上面还有毛主席签署的名字！尽管是白纸黑字，宋清轩和包括文强在内的其他战犯，还是在自己蓝色或红色封面的笔记本上全文抄录了这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连蹦带跳的文字。
数天以后，报纸同样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十年英勇奋斗，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国民党战犯们现在学习讨论的当然是特赦令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题为“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可是，他们全不顾及社论所阐述的政策的规定性，而把注意力集中到特赦令第一条当中的“关押已满十年”这6个老5号仿宋体铅字上。由于他们把这一条规定提到判断能否获得特赦的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来，所以此时此刻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计算着从被俘之日，到特赦令下达之时的全部时间。超过10年的显然有一种自豪感，他们大声武气地交谈着关于莱芜战役、洛阳战役、临汾战役、襄阳战役、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结束时间；刚满10年的自然有一种侥幸感，他们态度温和地交换着自己在渡江战役中被俘的准确时日；不足10年的是西南战役、广西战役、海南战役的失败者，他们则有一种自卑感，他们团聚在宿舍一角，起初是愁眉苦脸、相视无言，尔后则是面对众人齐声呐喊：“就是10年满了，也不见得统统出去！”
北京城内开来的大小汽车的喇叭声，统一了先前秦城农场的全部音响，各种各样的摄影器械分散了此间文武百官的所有精力。第二天上午9时开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们展开于宿舍里外、工地前后，与之配合的则是这些曾在历史的镜头下充任过清一色反面角色的国民党将军们。
摄影师的镜头正摇向范汉杰。按照战犯们的说法，范汉杰扮演着令人嫉妒的主角。这位林则徐的孙女婿，由于能够在银幕上通过自己的表演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从而比他的祖辈幸运得多。然而，范汉杰恰恰败在自己手里：他双手捧着昨日的报纸激动得浑身颤抖，两眼死死盯住文字半天念不出一句话来。于是，报纸只好从他手上拿走，镜头只好从他面前摇开……直到摄影师离开宿舍，范汉杰才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同僚们争相发问：“你怎么一高兴，连报纸都读不出来？”他淡淡地说：“我估计特赦的人员中不会有我。所以我应该让贤，让名单上有的读。”范汉杰的幽默感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他们的思路不仅绕回了原来的草地，而且还陷入了现在的沼泽：彼此不再自信，相互多有猜疑。既然范汉杰有了镜头都在摇头，那么谁又敢拍着胸膛不顾脸膛？于是国民党战犯们此间的全部内心综合着全部学问，最终变作“人人都有份，个个都无准”的被他们称作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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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农场并没有平静下来。
具有职业性敏感的徐远举，不仅通过镜头摇动的次数判断了特赦的人数，而且结合“主角”的条件总结了特赦的条件。事情的起缘自然来自他个人的发现——虽然他鼓起巨眼对准了镜头，可是镜头从来没有对准他的巨眼，于是天性暴躁的徐远举重新开始了大庭广众之中的呐喊：“我流汗水、写材料，哪一件落人后头？到今天配角轮不上，连跑龙套的都不是……”同属军统高干却具有职业性冷静的文强一把拉住徐远举，引他去墙角好言开导：“共产党明明公布的是特赦，而不是大赦，更何况又在反右斗争结束不久，采取谨慎的措施是可以想见的。至于我们嘛，有一句俚俗之言叫做‘将军额上能行马，宰相肚里能撑船’……”徐远举红着眼丝说：“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有些不服气是真的。好吧，我听你的，牢骚就暂时发到这里为止。”
事情未得到更好的结论之前，战犯们的内心就是这样乍暖乍寒。恢复先前的平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战犯管理处能够做到的则是突然命令将军们整队出发参观。
他们离开共产党的秦城农场，来到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尽管他们的心境一时适应不了定陵的环境，但是一个小时的行车竟走完了500年的路程，单凭这一点，他们的心理亦很快地承受着另外的负担——几百年以前，这个世界上没有共产党，也没有国民党，有一个叫做朱元璋的乞丐，先当小和尚，后当大将军，结果平定群雄，开创帝业。殊不料明王朝到了万历年代早已腐朽不堪，日趋灭亡，最终留下了这座记录着封建王朝全部罪恶的陵墓。历史就这样裸露在人们面前：倘若阴森的殿堂里站着翻身的劳动人民，他们一定会想到共产党的胜利而百倍珍惜幸福的时光，眼下辉煌的宫室中站着旧时的帝王将相，他们会不会想到国民党的失败而百般追溯痛苦的岁月？也许恰恰是他们的全部经历无声地解说着历代的灭亡、当代的兴起，所以他们看见木俑就会嘲笑殉葬品的命运，看见棺棂就会建立幸存者的希望。
当国民党将军们登上东长安街的观礼台（临时修在天安门斜对面国家公安部的灰色围墙内）与首都人民共同欢庆新中国诞生十周年的时候，他们完全脱离了参观的性质。他们置身于金光闪耀的大海之中，望着人类的洪流滚滚东去；他们倾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领悟了雄壮、深邃的旋律。直到这时礼炮长鸣，军乐高奏，12架战斗机从天安门上空掠过，彭德怀元帅军容威严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向三军敬礼——国民党将军们才恢复了军人的气质，在没有任何口令的指挥下，他们在观礼台上起立、立正、向前看齐，看着彭德怀的背影，直到在玫瑰色的地平线上消失……秦城农场的100多位将军，横跨着历史和现实，携带着悲哀与欢乐，现在又回到了功德林。虽然因为管理处没有通知带回行李而引起他们的种种怀疑，但是一种愈加强烈的欲望、一种愈加急迫的等待，促成了功德林200多位将军统一的平静的心理，从而产生了由宋希濂起草、由邱行湘缮写的功德林全体国民党战犯呈献给共产党领袖的第三封感恩信。
敬爱的毛主席：
当此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之际，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颁布特赦令，对确实改恶从善的给予释放，这是无产阶级崇高的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是中外历史上对于罪犯从来未曾有过的深恩厚德，使我们深深的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无限的感激。
我们过去都是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内战的实际执行者，破坏民族民主革命，用各种手段残酷地压榨和残害人民，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国家拖到了绝境，论罪真是死有余辜。十年来在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下，使我们逐渐恢复了人性，明辨了是非，从而树立了认罪服法、改恶从善的思想基础。党不仅宽恕了我们的罪行，而且把我们的灵魂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使我们得有今天的新生，党之于我们，真是恩同再造！
……
今天当我们将要走向新生活的前夕，我们谨向您庄严地保证，今后在思想上、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工作和劳动中诚恳踏实，力争上游，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生命。
最后，我们谨以无限感恩图报的心情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9年10月2日
功德林的平静维持到这一天：管理员通知了20多位战犯去大礼堂打扫卫生。擦窗、扫地只用了半个小时，可是这件事立刻成为8条胡同整整一天的议论的中心。直到第二天清晨，廖耀湘还对邱行湘说：“真不知道怎么搞的，人睡不着，连小便也多起来。我一夜起床六七次。其他人，来来往往，同我差不多。连你这个从不起夜的人，我也晓得出了两次门。特赦，特赦，关系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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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59年12月4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执行的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在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功德林大礼堂里隆重举行。
会场的布置显然带有喜庆的色彩，高悬在礼堂上方的横幅是用富有光泽的大红绸做的。只有剪贴在上面的白色的仿宋体字表露着这个会场气氛的严肃。主席台正中，坐着面容端正的首席法官；台前两侧，分坐着中央统战部、国家公安部的衣着整齐的高级干部。
来自8条胡同的200多名国民党战犯排成两路纵队，步调混乱地走进往日出出进进看电影的地方。尽管他们完全明白今天为什么要通知换上新衣服，可是直到走进了功德林大礼堂才完全相信这里即将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蹑手蹑脚地依次在条凳上坐下来，然后前倾着身体观察主席台上的动静。郑庭笈和杨伯涛突然睁大了眼睛，因为他们分别看见了坐在台侧的女儿和儿子。除此而外的战犯们突然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因为他们看见了坐在台上的姚处长。说来奇怪，与国民党战犯朝夕相处长达10年之久的这位共产党干部，倘若在平时，几乎每一位战犯见着他都总要迎上前去说几句话、谈几句心，然后目送他走出房门，走出胡同。可是在今日的会场上，在众多的陌生人当中，凝固的气氛像一座玻璃的大山隔断了他们和他的关联，甚至不敢对着如此熟悉的身影偷偷地看上一眼……法官终于唱名了！“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法官这时换了一口气。“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泉……”法官这时又换了一口气。
“以上人员，改造10年期满，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一阵爆炸性的沉默之后，全场骚动。
将军们的外部情态发生着判然两别的变化：先前闭上眼睛的现在睁开眼睛，先前睁开眼睛的现在闭上眼睛；先前垂着脑袋的现在抬起头来，先前抬起头的现在垂着脑袋……邱行湘的眼睛随着他抬起头来而突然睁开，他像被什么刺伤了神经，耳朵嗡嗡作响，大脑含混不清。起初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尔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他的思维既从这里停止又从这里开始。他奇怪为什么一个人的名字，直到一个人的全部生命的某一个时刻才能显示出它那美妙的音韵和它那神奇的含义——他把“邱”与“秋”完全等同起来，只觉得人生耕耘50载，直到今日他才走进了收获的时节。邱行湘开镰之前，想起了与收获紧紧相连的土地——他没有注视脚下，他把他的用作报答知遇之恩的全部热情通过他的目光传递送到台上。
姚处长站起身来，他招呼获赦人员走到台前。
200多名国民党战犯中的10位离开先前的座位，走出先前的队伍，按照唱名的顺序依次在大礼堂第一排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代表获赦人员家属讲话的是杨伯涛的儿子杨健华（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和郑庭笈的女儿郑心楠（北京十二中学学生）。他们从新一代的角度对父亲提出忠告：“回家以后，我们要继续监督爸爸的思想改造。”代表获赦人员讲话的是杜聿明。他从新生者的角度对政府表示感激：“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我们对毛主席才能感恩图报。”代表改造机关讲话的是姚处长，他从实业家的角度对全场国民党将军发表谈话：“我们祝贺第一批获赦人员，希望你们以人民为榜样；我们等待第二批获赦人员，希望你们以新生者为榜样。过去常对你们说‘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现在应该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全场国民党将军们来不及领悟共产党的这位知识分子语言的诗意，因为特赦大会的高潮即将在他们心底形成澎湃之势，从而冲去了在正常心理支配下对享受的追求。
法官开始颁发特赦证。
那是一张8开大小的白纸，上方用毛笔写着获赦人员的姓名，下面盖着最高人民法院的红印，中间则是铅印的有关特赦的其他说明。10张特赦证依照了方才的顺序一张一张地重叠在褐色的讲台上面。法官伸出双手迅速地递交，10人伸出双手缓慢地承接。陈长捷颤抖着手指，特赦证差一点没有接稳；邱行湘接稳了特赦证，却一下子被泪水浸湿……发生在这里的外部情态的变化，明显地来自他们的内心世界；他们今日的泪水，原来源于今日以前……还是在国民党战犯们参观北京建筑物的时候，他们进入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记录着国民党军队的历史罪恶的图片上，邱行湘看见了洛阳牡丹古国的废墟，陈长捷看见了天津宜兴埠的烟火，王耀武看见了济南城垣上的大炮，杜聿明看见了徐淮战场上堆积如山的放毒的化学武器……他们的名字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的身躯却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他们不敢仰视，倒不一定为着牺牲在他们枪口之下的忠魂致哀；他们潸然泪下，却是为了偿还一点他们在这块土地上欠下的血债……请相信这样的事实吧，他们不管像袋鼠、像熊猫，还是像大雁、像小鱼，总之不再像老虎；请相信他们双手的颤抖吧，特赦证上的全部文字记录着人民解放战争又结束了一个伟大的战役；请相信他们泪水的晶莹吧，从他们的泪水里，我们看到一个世界的屹立，像喜马拉雅山那样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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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特赦大会的第二天，即1959年12月5日，全国各大报纸均以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我国首批特赦33名战争罪犯的消息。除北京而外，抚顺、济南、西安等地也于同一天举行了特赦典礼。报纸所公布的33名获赦人员中，尤以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名字惹人注目。
北京的10名战犯，是在宣布特赦后的第三天离开功德林的。当他们集体住进北京崇内旅馆的时候，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溥仪风尘仆仆地赶到这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这11人专门组成一个小组，由总理秘书负责这个小组的生活和学习。在新中国的阳光底下，不同时代的皇帝和将军就这样历史性地团聚在一起。
一个谈笑风生的时刻，旅馆服务员把溥仪叫了出去，站在楼梯过道，把一个一尺多长的大红纸信封交给他，请他下楼会客。溥仪接过信封，竟勃然大怒，对服务员说：“叫他们滚！现在就滚！我不见他们！”10位将军闻声而来，面面相觑，不得其解。服务员虽已下楼，溥仪余怒未息，一把将大红纸信封塞到王耀武手里，众人定睛看时，“恭叩年安”4个大字赫然在目，落款则是臣某某顿首。10位将军围在皇帝身旁好言相劝，却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楼下的两个身穿马褂长袍的前清遗老，不顾服务员的百般阻止，冲锋一般地跑上楼来，眼见皇帝高高在上，便止步立地，双手一揖，在楼梯上跪了下去。溥仪见状，更是怒火中烧，趁来人向他叩头之际，一步抢先，抬起脚来向下踢去。幸亏10位将军眼尖手快，膀大腰圆，猛一伸手，反把皇帝拉了个趔趄。溥仪站稳身子之前，倒先伸直了手指，指着两个老头的后背大声斥道：“我自己都认为过去太可耻了，你们今天还要存心来这里给我丢丑！还不赶快给我滚！”两个老头待溥仪骂完，慌忙从楼梯上爬起来，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弯着身子退了回去。10位将军大笑不已，眼望皇帝躲在楼角出大气……邱行湘住在溥仪隔壁。每当他走进溥仪的房间，面对着这位瘦高的、戴着黄边眼镜的清朝末代皇帝时，他总有一股不可言状的情思：溥仪这样的人，不仅是共产党的敌人，也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军人身上还有程度不同的两面性，而清朝末代皇帝则是一个完整的封建君主，他的身上几乎毫无爱国情绪可言。然而这样的人也最终被共产党改造过来、释放出去，邱行湘是颇为溥仪的命运庆幸的。历朝的末代皇帝非杀即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明末的崇祯吊死在煤山古槐上，元朝的顺帝则被驱逐到塞北荒漠，颠沛而死，可是面前的这位清末皇帝却因祸得福、安然无恙。
溥仪在北京的亲属很多，他（她）们每到周末，总是扶老携幼前往崇内旅馆探亲；其余10人在北京的亲属很少，若有空暇，他们总想回一趟“娘家”。“娘家”，这个功德林的别称，是他们自己取的；其实，他们回“娘家”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探亲。
出于简单的原因，邱行湘又回到功德林。这里的胡同，这里的长廊，他是异常的熟悉，异常的想进去；可是他与黄维的见面，管理处只能安排在功德林大门口的会客厅里。
黄维与邱行湘在功德林、秦城农场两地分别整整一年之后，他们此间并不是第一次见面。早在邱行湘随大兵团由秦城农场开回大本营功德林的当天，他就在留守部队的队伍里找到黄维，与他的上峰握手言欢。也许是久别重逢的缘故，黄维在共产党的监狱里第一次对他的部下露出笑脸。黄维在开始发笑时眉头即开始飞扬。邱行湘熟悉黄维面部表情的连续性，却陌生黄维心潮运行的连续性。他认为在黄维内心的上游和下游之间，至少应该有一块暗礁有待排除，换言之，邱行湘不明白共产党通过什么或者黄维通过什么（根据黄维的性格，这种可能性较小）排除了黄维与共产党之间在感情方面的障碍。好在兴头上，黄维对邱行湘无话不谈——黄维有4个孩子，除老大黄新是黄维送进金陵大学而外，老二黄理进浙江大学、老三黄敏南进复旦大学、老四黄慧南进高中，都是共产党送去的；黄维有5种结核病，倘若仍在旧军队，就得离职回家。黄维家底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也未必能支付医治10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黄维明确地告诉邱行湘，正因为他需要报答共产党给他和他的家庭的恩典，所以他愿意在监狱的菜园里给西红柿捆架、打尖，深冬之晨他甚至主动用草帘子苫盖菜圃……邱行湘显然受了黄维的启发。为了报答共产党的养育之恩，再加上先前与黄维有过一番交心的谈话，邱行湘主动要求重返功德林，希望通过他的唇舌，促使黄维在感情的支配下采取相应的立场。为此，邱行湘站在黄维面前，像当年向上峰禀报军务那样，谦卑地把获赦后的全部优厚待遇一字不漏地告诉了黄维。黄维坐在会客厅的沙发上，双目微闭，一言不发。只有听到邱行湘“你不要抱住过去的东西不放，不要抱住永动机不放”这句话，黄维才猛然起身，像当年斥责部下那样指着邱行湘大声喧哗：“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邱行湘从功德林出来，直奔清华大学。黄维的女儿黄敏南在这里的物理系任教。她见了邱行湘，自然尊称了一声“邱伯伯”，可是她听取了关于黄维要走“独木桥”的故事后，一口否认了邱行湘“争取父亲，是女儿的责任”的说法，黄敏南竖着眉头说：“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地孤立他！”
邱行湘从清华大学出来，又回到功德林。这一次是坐到管理处办公大楼里的餐桌旁。姚处长、孙副处长、李科长等共产党干部为他饯行。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用餐，可是他吃得很少很少。这是邱行湘在功德林的最后一次汇报，所以他讲得很多很多。他从他当年走进黄埔村谈起，谈到漳河训练班的李主任和姚科长（即现在的姚处长）是如何设宴款待他，席间有他的同乡蒋铁雄作陪，甚至谈到黄埔村里难得的佳肴：河北山区的山珍，山东滨海的海味……然后谈到井陉河畔，谈到功德林，谈到秦城，直到姚处长建议邱行湘走进胡同与尚在走廊上座谈的同学们握别时他还感到言犹未尽、难离难分……邱行湘最终走出功德林。
炊事员老晁和老刘送他上车，彼此挥泪而别。邱行湘坐在汽车上回首功德林，独自老泪纵横。他在一派朦胧之中分明记得：北京德胜门外有一座名叫功德林的古老的庙宇。“功德”两字本来是释迦牟尼的佛教用语，可是行善积德和诵经念佛的地方并不在这里。这里是一所意识的学校，这里是一所灵魂的医院。他在一片晚霞之中，分明看见：这座破旧的佛家禅林，经历了满清末年的装璜，北洋时期的粉饰，直到进入人民有了政权的年代才在它的废墟之上完成了一项伟大工程的全部建筑。功德林大门口的守卫线以内依然竖着一块石碑，而原来的碑文早已斑驳脱落。如果有必要在上面重新刻凿什么文字，那么按照邱行湘的意见，它应该为：这里是新生的摇篮，这里有养育的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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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
6亿5000万中国人民当中新增加的11名共和国公民，获得了令人嫉妒的荣誉。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35年前的清末皇帝和10年前的国民党将军。陪同接见的有副总理陈毅、习仲勋，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张执一，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屈武，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治中，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人。
11名公民刚刚走进客厅大门，周恩来第一个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依次握手，一一祝贺：“你们是当标兵的！”唯有走到一位头发花白者面前，周恩来叫了一声“曾扩情”——这位黄埔一期毕业的“扩大哥”曾经在周恩来的政治部当少校科员，跟随他的主任参加第一次大革命。30年来，周恩来不忘他的名字，不忘他的面容。他泪流满面，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了路，对不起你！”在场的11人当中，除溥仪、陈长捷、卢泉而外，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所以他们像曾扩情那样落泪，也像曾扩情那样言语。黄埔师生的情感是容易交融的。周恩来的声音虽然不像他们那样沙哑，也不像他们那样低沉，但是，非常明显地，周恩来红着眼圈对他们说话：“不怪你们，怪我对你们接近得太少……”
周恩来最终微笑着招呼客人入座，在分别问了各人家庭情况后，这位以温和著称的共产党领袖挥着受伤的右手，操着淮安的乡音，开始了严肃的讲话：“你们出来几天了，有问题要首先说了好，所以就叫你们来谈谈。”按照他们在崇内旅馆的荐举，由邱行湘担任周恩来全部讲话的记录。可是在这毕生难忘的时刻，邱行湘的注意力却集中在周恩来宽阔的额头和深邃的目光之间，直到看见杨伯涛摸出了钢笔，他才猛然想起这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事后他们把周恩来的谆谆教诲称为接受“四训”。所谓“四训”，就是周恩来要求他们掌握4大观点：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以下便是出现在邱行湘的笔记本上的这份历史文献中的有关“四训”的部分文字。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将近120年，中国人民翻身的事实连帝国主义也是承认的，溥仪先生，你可以证明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吧。国民党统治20多年也没有搞好。今天6亿5000万人民站起来了，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呢？生于斯，长于斯，不爱这个国家爱谁呢？
……
人民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要去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建立劳动人民的立场。希望你们不断地加强思想改造。就是做共产党员的也有不能善始善终的，大家要经常警惕。你们还要不断革命，过好社会主义关，将来还要过共产主义关，可做的事很多。一个人，一个社会，都要不断革命。
……
不劳动不得食，有机会锻炼，对你们说来还有必要。眷属能劳动是喜事，家属是社会的人，要她们帮助你们。劳动观点出来以后不易巩固，大家要注意。十年所得，不要抛于一旦。十年生活好的一面，有了一定的劳动观点、集体观点，今后不要抛掉。
……群众观点，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问题。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依靠群众，共产党人并非三头六臂，有他的革命性，但离开了群众，就一事无成。毛泽东思想，依靠群众，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推翻了。把群众发动起来，是无敌的力量。
……
周恩来的具有政论色彩的讲话，对于在座的获赦人员来说具有特殊的说服力，这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周恩来出自对他们的全面了解而提出了生活的论点，那么他们的全部经历也就准确无误地成为周恩来的论据。但是，共产党人的魅力岂止在这里？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教育对方，团结对方，往往凭借自身形象的说服力。
在谈到社会与家庭对个人的关联时，周恩来说：“家庭我不回去。我相信党和社会能够改造他们。来信我不复。相信党相信社会能把他们改造得更好。我有个哥哥，有个嫂子，1945年我在南京谈判时，他们来找我。生活腐败不堪。今年嫂子来了，气概不同了。另外有个弟媳，因为我管了她，她到现在还非常保守，这是害了她。而嫂子的好是逼出来的。要相信党相信社会力量……”
陈毅插话说：“我有个哥哥，土改时评为中农，他不满意，写信给我，要把他改评成贫农。我没有理会他。土改的时候，包庇家庭是要受处分的。处分是另外一回事，关键是我们要以身作则。”这里的“我们”两字，显然包含着广泛的意义，所以周恩来最后向11位公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到社会上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影响他；一个是他也要影响你。你们是旧社会来的，旧东西更多，可以帮助社会改造所改造不到的死角。”
走向社会、走向生活之前，新生的公民们需要回到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中去。虽然周恩来挽留他们在共和国的首都工作，但是出于照顾家庭的原因，11人当中的4位决定离开北京：曾扩情去沈阳，陈长捷去上海，卢泉去昆明，邱行湘去南京。当他们特意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向自己的恩师辞行的时候，周恩来再次握着他们的手，送到客厅大门，用一种叮嘱的语气，发布了一条命令：
“你们一定要回家过年，骨肉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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