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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监狱的一条门坎，把国民党将军的人生截为两段；共产党监狱的一条胡同，又把国民党将军的命运紧紧相连。现在，虽然他们已经在五云山下安居乐业，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毕竟发生过和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迁。
王陵基是从水中回到地上的，情形有些类似生物的进化。这位刘神仙的大徒弟，与邓锡侯、杨森、刘湘、刘文辉并称为四川5大军阀“金木水火土”。即使按照刘神仙的谶言，王陵基也应该与“土”建立眷恋之情，奈何秉性的矜持迫使他偏偏与“水”结下不解之缘：1950年2月6日，在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下，王陵基戴着等同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桂冠的礼帽，架着意味智深莫测的眼镜，穿着象征宅心仁厚的长衫，逃至江安，混上永利号轮船，以期春江放舟，再起东山。不料开船之前，王陵基被发现就捕，从而得以返回故“土”。
王陵基的人生过渡中，白公馆的楼梯、功德林的胡同、以及秦城农场的山路，都是他由罪恶的深渊通往天国的大门的跳板，只不过初入异地，他有些水土不服——不知道他的青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只知道他在那时漱口用牙粉，等到他开始用牙膏的时候，身旁已站有愿意代劳的姨太太。这种生活维持到了他年老体衰的花甲之年，当王陵基开始恢复青春的时候，第一次挤牙膏，竟挤出整整一尺来！这便是“省主席”在白公馆出的洋相。也不知道王陵基青年时代长没长胡须，只知道他在需要修面的时候，身旁就站有专门侍候他的勤务兵。当王陵基决意振作精神的时候，每次使用保险刀，保险每次都得划破脸皮。铺位相邻的杜聿明闻不得血腥，某日睡觉之前，特意为王陵基刮了胡须。这便是“王上将”在功德林留下的笑柄。不过这不是人类的悲剧，人们往往需要危机作为动力。王陵基在古稀之年突然发现，原来世界是由事业和生活组成的。如果他现在只能得到世界的一半，那么他情愿得到生活。
生活是美丽的。王陵基即便由于深度近视看不见这个世界的色彩，他也凭借曾经伸出去的双手摸到了这个世界的坚实。现在，既然他获得了秦城的土地，而且又适应了北京的气候，那么，他决定脱去矜持的外衣——用不易觉察的姿势——裸露了属于内在的东西。过去若有人问他年岁几何，王曰：“和蒋介石同年”。现在若有人问他高寿多少，王曰：“和朱德同年”。和朱德、蒋介石同年的王陵基，此间正在秦城农场开拓自己的岁月，开创自己的事业。虽然由于身体的缘故，他不可能像邱行湘、杨伯涛那样拥有惊人的力气，同时由于爱好的缘故，他不可能像杜聿明、梁培璜那样具有非凡的手艺，但是他至少在第五队所从事的象征性的劳动中，以一种创造性的努力来表露自己对生活的追求。那是在剥葵花籽的时候，他第一个像执盾牌那样，一手举起一盘葵花，两盘葵花相向而擦，掠起刀光剑影，葵花籽儿纷纷而落，如同天女散花，撒在山前崎岖道路，撒在山后坦荡生涯……廖耀湘走在山间的小路上。10年之前，辽西战役结束的当天，落荒而逃的这位战场指挥官正是沿着一条山间小路投奔尚在国民党控制之中的葫芦岛，不料行至黑山以西终被解放军查获。10年以后，又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这实在是廖耀湘命运的回归！他在两条相反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相同的恩遇。这位留学法国的黄埔六期生，凭借他在东北战场上曾经有过的胜利，深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青睐，深受杜聿明的器重，以至平步青云，脚踏着第5军参谋长、新6军军长的阶梯，登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第9兵团司令官的宝座。在他看来，他昔日的戎马生涯简直比凡尔赛宫还要辉煌；这位佩戴着青天白日勋章的将军毕竟走进了共产党的监狱，他凭借曾经在功德林显示过的智力受到北京战犯管理处的鼓励，把陈长捷折服，以至捷足先登，攀援着马列经典的书山，摘取了理论权威的星辰。在他看来，他今日的改造生活简直比漫天的星光还要灿烂。
事情远非如此。
廖耀湘过去在山后到山前的行军中，诚然由于背道而驰，使他陷入进退维谷之境。现在，他虽然开始了由山前到山后的转移，却由于来自本身的障碍，他的脚步并没有踏进一马平川之地。廖耀湘当年在通往死岛的小路上，等候了一位独自出门的老百姓，不惜重金买下食物，也就是说，他在结束寄生生涯的前一天仍然需要依赖别人生活。廖耀湘此时在走向活路的小道上，当他准备自食其力的前一天，正等待着一位别无用心的管理员关于辨认食物的测验。
“这是什么菜？”“芫荽。这个菜我吃过，香喷喷的！”“错了，这是胡萝卜，叶子用来喂猪。”“胡萝卜？我怎么不晓得。我们湖南宝庆没有胡萝卜。”
说真的，倘若国民党将军连吃进去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们又怎么去评判他们长得魁梧结实的身躯的价值？不过，廖耀湘以及和这位“书呆子”一起交白卷的将军们用不着多作解释，剥削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差别本来就不可思议。现在，既然旧时代带给他们的灾难已经来临，将军们的作战目标也就有了明确的规定，从而在人生的战役中将有一次胜利的挺进。我们不必嘲笑他们在望远镜底下认识了芫荽，认识了稗子，而认识一个战场，认识一个世界，也许从一片树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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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附近的那株千年古槐，而今绿了新枝；秦城遗址上的那片百年柿林，而今红了树梢。大自然的使命是呈献生命的果实，全人类的宗旨是建立人性的完整。如果从灭绝了的人性谈起，那么关于共产党监狱对于国民党战犯的意义就进入一个实质性的主题。
在所有的国民党战犯当中，他们的罪恶的性质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不同的职业手段所产生的行为特征的差异，人民对他们的罪恶的仇恨色彩却有些不同。不是公开地出现在碉堡战壕，而是隐蔽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历来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在善良的人民的心目中，理所当然地把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恶行当做这柄匕首特有的寒光。在这束寒光沐浴下得以成长的特务头子沈醉，不仅身体力行，虐杀无辜，而且恶种流传，广收弟子，大陆人民乃至海外同胞均以“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称之。
在由人到鬼的进程中，沈醉意外地遇到一堵墙。那是他在昆明担任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时候。他的小洋楼对面正是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陆军大学校长的爱国将领杨杰的寓所。一个春光融融的时刻，沈醉悄悄关上了房门，与4个彪形大汉挤在一起，密谋着一个罪恶的勾当。他宣布了蒋介石以参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活动的罪名暗杀杨杰的密令，策划了行动员于前花园下手以便分头离去的方案。待彪形大汉领命而去，沈醉拉开窗帘忍不住一声狞笑。儿子的笑声引起了母亲的哭语，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的沈母罗氏打着冷噤走进屋来：“……你的儿子叫他杨伯伯，今天下午他的杨伯伯就要死在院子里，你的儿子会问你，哪个坏人杀死了杨伯伯？你怎样回答你的儿子。我又怎样回答我的儿子！你要杀杨杰，先把你的儿子和母亲杀掉罢……”沈醉愁肠百转，行前三思，哀叹之余，收回成命。其实这仅仅是“杨杰事件”发生地点的改变；1949年，杨杰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19日由云南绕道赴北平途中在香港最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沈醉在业已完成由人到鬼的全部演变之后，并不准备效法《聊斋》里的罗祖，放下刀子，立地成佛。他之所以顿收邪念只因为母教的感化力。今古圣贤大都把自己的美德归功天然的母教，却不料恶棍的儿时也一样为母所训。原来情理的感化只能制约一时的心机，真理的感召方能促成一世的意向。
沈醉的母亲罗裙是一位诗人（南社成员），她认为可以传颂千古的旧词首推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沈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这里的“沈”应为“沉”，“沉”、“沈”相通，于是罗裙为自己心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沈醉”。
莫道千古绝唱，沈醉已知归路。
在由鬼到人的进程中，沈醉意外地遇见一道光，那是他此间在秦城农场从事劳动的时候。随着管理处干部家属的陆续到来，秦城农场大门西侧的坡地上出现了一座托儿所。无论从什么角度去讲，托儿所与战犯宿舍之间是应该有一条界线的，所以沈醉与另两位战犯这天的任务是建造一条篱笆。沈醉蹲在这边，聚精会神地编；一个小男孩站在那边，全神贯注地看。出现在篱笆两侧的性灵几乎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极端。然而，世界上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这位小男孩勇敢地披露了自己的观点：“天快黑了，你还不回去，你妈妈在家里等你呢。”透过篱笆间隙的柔软的神光，竟如同子弹一样射进了沈醉的胸膛。他没有想过一只擒魔的大手为什么不去指画鬼的所在，更没有想到一个稚嫩的生命也能为他指明人的去处。他在隔着一道篱笆的宿舍里，在与托儿所的小床一般高低的大通铺上，想到的是如何为自己插上一个起码表明是人的标记。
沈醉在黄色的后脖和蓝色的衣领之间插上了一把黑色的梳子，每当烈日当空的正午或是屋檐滴水的时日，他便在宿舍台阶上昂然挺立——替人理发是需要弯腰的，沈醉把它当做人在站立之前的姿势。至于维持这种姿势所需要的心理当然还是他自己写下的日记。
1958年11月20日星期日晴
旧社会的剃头匠是最下贱的，可是重新做人，我情愿从下贱的事情做起。我这句话也许不对，因为新社会的劳动没有贵贱之分，剃头匠被称为理发员。今天上午为王陵基补了一件衣服，还为十几位同学理了发，当看到自己的手理出一个个漂亮的头来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呵！
在这以前，替国民党将军理发的是一位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管理员。理发自然不能算作什么高档的享受，可是每当管理员把凉爽的剃须膏轻轻地抹在他们的脸腮，敏感的国民党将军竟会突然想起旧生活的一幕。尽管不倒虎威者依然进行着无端的挑剔，自惭形秽者却能承受无限的惆怅。就在学习委员会坐商抗击“过去可耻的寄生生活”（王耀武语）之际，帐下站出南北两员大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和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副司令官牟中珩。
沈醉手中的令箭，对于他人来说，没有什么广告的色彩；对于本人来说，却有一些商业的性质。他用情感换得了行为，又用行为换得了情感，当行为与情感的交换发生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它们便并列地出现在同一条传送带上，输入人的血管，开始血的循环。于是，存在决定着意识，意识支配着行动。沈醉在一则日记中披露的他们的心路历程，证实着他们被迫接受的人类世界的一个最伟大的理论。
1959年9月1日星期二晴
昨晚入夜时分，一阵大风刮来，竟把快要成熟的葡萄全部刮落。今晨起床，看见同学们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葡萄糟踏成这个样子，真教人痛心不已！李科长捡回一些葡萄分给大家吃，我和同学们都吃不下。我到现在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地主掠走农民的劳动果实，农民会起来反抗，我要是一个农民，相信也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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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出身的邱行湘从事着农民的劳作。
秦城农场有20余亩田土——恰恰与他父亲当年购置的面积相同，昔日的东家少爷自然不必过问季节、风雨、收获，今日的生产队长必须讲究精耕细作。他在稻田里想到了邱仁才，他在麦地中想到了沈锁斌，他想到了当年他家的这两位长工在土地上的全部工作。他像他们那样犁田，像他们那样播种，像他们那样薅秧……可是他希望不像他们那样仅仅得到半温半饱的收获。
邱行湘此生希望的建立只有这一次得到成功。
如果说杨伯涛挑断一根扁担而走在将军队伍的前列，那么邱行湘则挖断两根锄把而登上军官学校的讲坛。那是从绿化工地回来的时候，学习委员会指定他在劳动阶段总结会上介绍挖树坑的经验。邱行湘从未领受过此种类型的荣誉，他甚至第一次为讲话而红脸：“惭愧，惭愧……现在有一句话叫做苦干加巧干，苦干我不敢和同学们领教，巧干我倒愿意琢磨琢磨。挖树坑可以取用切大饼的方法，一块一块地挖，一块一块地刨，挖一点刨一点，又省力又省事。
若是等到把整块地全部挖松再来取土，那就少慢差费啦。”邱行湘讲得愉快，廖耀湘听得舒适。他对邱行湘的发言的评价是：具有主观的努力，因而具有客观的效果。
邱行湘没有想到，劳动能够创造世界，也能创造人类；土地能够生长失败，也能生长胜利。他完全记得，在功德林的胡同里，有人对他进行的阻击：“谈何争取进步，谈何表现积极，到头来还不是为了早点出去。”失去武器的邱行湘只有凭借口水进行着艰苦的反攻：“我一没有财产，二没有漂亮的老婆在外面等我，共产党要我在监狱呆一辈子，姓邱的没有二话可说！”他完全清楚，在秦城农场的土地上，有人储存着精锐的武器，有人囤积着雄厚的兵力，但是他凭借汗水修筑了比当年洛阳阵地上抗力更大的工事，从而夺回了损失在昔日战场上的东西。
邱行湘以及他的胜利被同僚承认以后，倒果真开始了“早点出去”的等待。他与刘嘉树私下言谈所及算是公开了心底的秘密。刘嘉树被共产党俘获了3次：第一次在北伐时期，他以宪兵营长之身在南昌被俘，押上火车不久，朱培德把他放了；第二次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他以团长之身在江西被俘，解送广东途中也被放了；第三次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以兵团司令之身在广西被俘，先送武汉，后转北京，终至秦城农场在押。邱行湘早就知道刘嘉树这段非凡的经历，可是往日闲聊之中皆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为结束语。直到今日，邱行湘方才由自己的心事引出了明确无误的话题。他以一句“三进三出”宽慰对方，为着对方以一句“早来早去”宽慰自己。他与庞镜塘抵足而眠，更是萦怀着无限的愁思。庞镜塘有个儿子在沈阳工作，年前外出参观，他与儿子见了一面，分手之时，儿子送给父亲10来个锦州苹果。庞镜塘留下了其中最大的两个，用一根布条把它们拴在一起，从沈阳带回北京，从北京带到秦城，然后把它们挂上了窗棂。每到入夜时分，庞镜塘躺在大通铺上，眼望着风干的苹果发愣。邱行湘曾怀疑“老嘿”神经失常，殊不料图书管理员满腹经纶：“我有两个孙子啦，看见我的苹果就等于看见了我的孙子。”邱行湘纵然富有这般涓细的情感，也没有如此浩瀚的思维。他没有一个儿女，更没有两个孙子，窗棂上的可怕的苹果竟使他睁着眼睛走进梦境，闭着眼睛跨入天明。要是无意之中看见它们，而且看清了上面难看的皱纹，他总会伸出右手，摸摸自己脸部的皮肤……“早点出去”——邱行湘在等待，躺在大通铺上的将军们在等待。不管他们在创造什么，在等待什么，反正除了创造就是等待。他们毕竟出去了，虽然带有旅游的色彩。
5个生产队的国民党将军分乘5辆汽车，参观十三陵水库。人类一项伟大的工程的竣工将记录在他们的笔记本上，而随行的摄影师们所拍摄的照片将是正在建造的比前一项更加伟大的工程的历史纪录。
来自100多名国民党将军中的20多名劳动积极分子，此间在水库纪念碑下的石阶上组成了自己的队伍。透过镜头望去，蓝天之下，秋风送爽；白云之上，大雁南飞。他们身后是毛泽东的大字，他们面前是新中国的大道。能够在劳动的丰碑底下领受劳动的奖赏，他们袒露着诚挚的微笑。快门应该在这一瞬间按响，可是摄影师一刹那松了右手。原来排队列的时候，他们谁也不肯站到正中的位置，一种充分的满足所带来的谦卑不适时宜地造就了一个重要的空白。这很快被敏锐的李科长发现了，他朝摄影师一声大吼，径直朝邱行湘走来，把这位中等身材的“邱老虎”从后排拉到前排，为了避免生性好动的邱行湘在首席位置上心神不定，李科长用宣布决定的口吻和音量对他说：“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这一个镜头出现在此后曾在一定范围内上映的关于国民党战犯秦城农场生活的新闻纪录片里。至于银幕上的邱行湘为什么表情那样悲戚，甚至眼角还有泪滴，观众也许不能够理喻。如果说录像师正是看中了邱行湘的表情，那么我们更愿意知道一点他的心理。
有人在高兴的时候总要想往事。邱行湘属于这种人。他透过新社会的镜头看见了旧时代的银幕一角。1943年5月，日军由宜都、曹家畈等地登陆，佯攻石牌，威逼重庆。邱行湘的第5师（时属32军建制）星夜渡江，集结石牌南侧。连日苦战之余，第5师主力在太史桥终与日军隔河对峙。而在这时他却在阵地上看到，长江南岸三斗坪以西的山岭上蜿蜒着漫长的灯火，一直延续到天明——江防总司令吴奇伟逃跑了，18军军长方天逃跑了，连驻守在悬崖峭壁有利地形上的11师师长胡琏也逃跑了。待日军南撤以后，诸路兵马争相上阵。胡琏一回到石牌，马上给他打电话说：“行湘兄，你们辛苦了！”不几天，蒋介石向吴奇伟、方天和胡琏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而邱行湘也得到一个“口头嘉奖”。他跑到恩施长官部见参谋长郭忏，责问战区还有没有是非功过，郭忏拍着他的肩头说：“你是自己人，要识大体，顾大局。18军多年来受何应钦压迫，新装备领不到，兵员补充更困难，再不打个大胜仗，辞公（陈诚）说话就不响了。”
昔日为了陈诚集团的利益，为了蒋家王朝的利益，为了国民党的利益，邱行湘牺牲了自己，现在当他个人的命运正在和共产党的事业发生着使他百感交集的联系的时候，他两手轻合，双目紧闭，以满腹的虔诚连同浑身的力气，在心底说了一句：“士为知己者死。”
邱行湘在十三陵水库的石阶上仅仅站立了几分钟，加上往返用在路上的时间，也不过一天工夫，可是当他刚刚进入秦城农场的大门竟第一次发现了五云山下的美丽。那不是云树葱茏、龙泉清澈，而是稻谷金黄、新居林立。前者固然为他的生活抹上一层色调，后者却能使他的人生饱和着无穷的慰藉。在人类永恒的战场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穿着衬衣走在队伍前头，周恩来扛着大旗统率着千军万马……而在国民党曾经蹂躏过的土地上，尚在大陆的国民党人借其一角，俾能为中华民族这座花园贡献绵薄，增添一草一木，他认为这是他们祭奠孙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的唯一祀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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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于人们虽然发生着同一种联系，但是世界在人们眼里并不是同一种东西。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继续生活在秦城农场的将军们为什么还需要继续功德林的学习。不过，既然世界的变化会带来新的形势，那么这里学习内容的变化也使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新的局面。为着了解这一点，让我们走进他们的宿舍，听取此间的发言吧。
“如果认为历史的进程终究会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那么中国和苏联、印度等等毗邻的国家还有什么国界可划分的呢？”发言人是刘镇湘。他现在被同僚称作“怪人”。他的此番言论，至少由于与讨论会的主题相距十万八千里而被同僚斥为“奇谈”。
五云山下的将军们，雁阵般地追逐着行云，鱼群般地追逐着流水。他们在管理处颁布的以“怎样看待前途”为命题的学习会上，有的表示要当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有的表示要当人民公社的农民，有的表示如果当不上解放军的兵士，也可以回本地当当不穿军装的民兵。总之，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审慎地考虑了自己的归宿，发挥一技之长，愿为社会效力。可是64军军长刘镇湘从不设想个人的前景，从不完成生活的作业。他是登高八仞、心骛八极，不管三七二十一，专管八八六十四——以重温他的军队的番号，高举他的已倒的战旗，从而在奔腾向前的洪流面前，稳住在黯淡的心理和忤逆的情绪支持下的身躯。
刘镇湘是以肯定一种界线的存在来否认一种制度的建立的。可是在这种制度的建立为绝大多数与他的经历和遭遇完全相同的国民党将军承认之后，那种界线也就可以想见地存在于他和他们之间。解决这类没有争论价值的矛盾的方法，是创始于功德林的星期六生活检讨会。
刘镇湘输了，可是他没有像往日打扑克牌那样输了就与人吵架。在惯例的检讨会上，他惯例地跷着二郎腿，用不断摇动的脚尖来代替决不动摇的发言。刘镇湘的沉默自然是一种宣战，可是对于战争的双方来说却能避免另一种战机的出现。于是十天半月之后，只要刘镇湘愿意，他又可以在学习会上端起先前的机关枪发言。
将军们赢了，可是他们没有像往日批评人那样凭借语言的杀伤力，既然外界的充实已经填补了内心的空虚，语言也就不再被他们当做制胜的武器。当然，检讨会上的语言是少不了的。不过，谁说了谁的坏话，谁打了谁的小报告，乃至谁偷了谁的东西，诸如此类的斥责不再成为他们发言的题目，而谁帮谁完成了任务，谁比谁多出了力气，乃至谁帮谁补了袜子，凡此种种的褒奖已经变作他们发言的主题。至于刘镇湘的一两句话，只要他愿意奉献出来，他们非常愿意腾空地窖里的大白菜把它们封存起来，决不让嘴里的热气使它腐坏。由于先进与落后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按照他们的意见，对于刘镇湘的语言，与其大批大评造就一个竞赛的对手，倒不如无声无息创造一个取胜的条件。
我们无法听到预料中的国民党将军们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正在为我们预料不到的行动所代替。这就是杜聿明将军称作的不曾有过的“意识革命”。是的，革命改变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切都是在无声的状态下进行的。来自国民党大陆战场800万军队的指挥官们，天涯海角，跻身此列。不管是素昧平生、无一面之雅，还是沆瀣一气、有手足之情，国民党派系中明火执仗的矛盾，在他们彼此的关联上留下了深深的裂痕。国民党官场里勾心斗角的伎俩在他们队列的间隙中投下了宽宽的阴影。而自从进入新中国的大门，阳光与花草便不分春夏秋冬地陪伴着他们。他们饶有兴致地注意到，领导这个国家的是黄埔军校的老师周恩来，管理这个监狱的是黄埔军校的同学罗瑞卿。这就促成他们不仅在昨日的走廊里找到自己的座位，而且在今日的园林中找到通幽的曲径。当然，从先前的时代起，将军们就懂得“静生悟，和生趣”的道理。可是直到现在，他们才懂得应该用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立场以及共同的态度来奠定和统一他们人际关系中最容易通融的东西。当他们那比功德林的围墙更高的矛盾的壁头，被他们比秦城农场的溪河更短的意识的流水冲垮之后，共产党监狱里的国民党将军们的生活又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端绪。
“矛盾都是历史的，争取出去才是现实的！”邱行湘把他近日的心思悄悄地转告或者通知了他在这里的陈诚集团的同僚，而他本人则进行了一次公开的尝试。
生活检讨会又开始了。杜聿明迈着方步走进屋来，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一厘米，当年与右腿比左腿短一公分的熊式辉并称“东北二瘸”。由于人们都坐得端端正正，所以谁也没有发现他走得平平稳稳。然而，按照他的陕西话的说法，“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杜聿明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双手脱去左脚那只棉鞋，伸手摸摸里面究竟有个啥东西。他先摸到一根类似绳子的物体，然后捏住“绳子”往外一拉，竟从棉鞋里拉出一个死老鼠！全场捧腹之中。邱行湘并没有笑，既然何应钦与陈诚结下不解之仇，而且何应钦的大将杜聿明对陈诚一直怀着难忘之恨，那么作为陈诚的老部属，邱行湘决不肯在杜聿明面前俯仰依人。这样的情绪维持到现在。人们的笑声消失之后，邱行湘方才想到了什么，终于携带着九分的诚意、保留着一丝戒心、笑眯眯地扭过头去：“你也是呵，官做大了，踩死老鼠都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现在连踩死蚂蚁都心痛……”
杜聿明扭过头来，望着邱行湘笑了。私人之间的情感，也许就这样开始交融，而他们新型关系的真正建立仍然在严峻的集体性的劳动之中。倘若这里的国民党将军能够意识归结到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正来自于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那么他们每跨出一步都将缩短他们与人民之间的距离。
这里有一步是带有冲刺色彩的。一个晚霞璀璨的时日，荷锄而归的十几位将军，沿着秦城农场独一无二的公路，来到属于必由之路的石桥桥头。横跨两头的一块大石板，现在斜躺在他们的脚底下。情况是明显的，有一个桥墩发生了倒塌。抢修是艰难的，至少需要两支人马：一支扛起石板，一支扶正桥墩。将军们跳到石桥下面，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他们决定分进合击。战场指挥官是邱行湘，他鼓着眼睛，喝令同僚抬起千斤巨石，他咬着牙齿，只身钻到千斤巨石之下。由于力气的缘故，邱行湘未能很快扶正他的桥墩；出于相同的原因，人们的石板慢慢向他落下……这是小说中常见的惊险场面，而且这时候会出现一个人物——适逢管理处姚处长前往秦城农场视察，吉普车正停在断桥桥头。姚处长见状大惊，等不及跳下车来，侧着身子一声大吼：“危险！”
危险出现在将军们的眼前，他们的双腿在那里不停地颤抖，而姚处长此时此地的吼声竟如同催征的战鼓、冲锋的军号——危险被将军们置之脑后，每个人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蹬直腿，昂起头，震天动地，齐声吆吼！
桥墩直了，汗水顺着溪水流。石板平了，小路化作大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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