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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历代帝王近畿卫戍的重镇，坐落在燕山东西横断山脉南麓的五云山下，东临怀柔，西连明陵（十三陵），北对万里长城，南近汤山温泉，属昌平县治，距北京城40公里。建造在一座古刹遗址邻近荒坡上的秦城农场，本是国务院机关绿化队所在地，现在，一山两堡，隔溪而断，来自功德林的100多名国民党将军就驻扎在溪流以东的营房里。
率领这支将军队伍的统帅是木匠出身的北京战犯管理处李科长。他在功德林宣布“到秦城去”之前，尽管反复强调“本着劳动与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为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等话语，但是在宣布管理处的决定之后，他还是补了一句“希望大家不要背包袱”。
“包袱”——国民党将军们曾经对此二字不解其意。还是在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的时候，有一次在解放军押送一批国民党将军到团部报到之后，政委集合讲话，当面交代说：“诸位放下武器就是朋友，务请安心学习，有何困难，尽可吩咐，一定要放下包袱。”话音刚落，队伍中一位将军举手“报告”，哭丧着脸说：“请贵军体察：我是战场火线上被俘的，除了一件大衣，别无行李，实在没有包袱可放啊！”
“包袱”——国民党将军们至今对此二字不解其意。功德林的胡同虽说全部都是放射形的，但眼光射不出高墙；目下秦城农场的一半已是广袤无垠的天地。当然，既然作为一个关押犯人的所在，规定活动范围是必须的。管理员在荒坡周围每隔30米插一面小红旗，宣布了“不要走出警戒线”的新狱规。不过，小红旗迎风招展不到一周便被插旗者连杆拔去，连站在山顶上的警戒人员亦最终消失在犯人的视野之中。不苟言笑的迂夫子曾扩情手舞足蹈地对人说：“共产党对我们连画地为牢、桐叶为牢也不用了，我们改造得与人民之间只隔着一张纸了。”——一张纸是不能称作包袱的。
国民党将军们分乘3辆大卡车，由功德林来到秦城农场。他们带来了成吨行李，却没有带来一两包袱。长期的理论学习不仅使他们对共产党的任何措施很容易作出最能适应心理的合理解释，而且为了表示理解，他们正在等待一个具有考验意义的时机。至于他们对于劳动本身的理解，恐怕目前还停留在狭隘的心理状态之中。不错，他们已经懂得了稼穑之艰，可是这种情感并没有和生存（生命）发生过直接联系而有别于劳动人民。实际上，功德林的劳动基本上是在以下意义之中得到国民党将军们的承认的：劳动是一种权利的享受、一种信任的表达。譬如说挑水送饭，食堂隔高墙仅有几米的距离，而且那里从来不设警戒；反之，不劳动是一种惩罚的手段、一种危险的信号。譬如说关在单间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仅与高墙外的生活水火不容，亦与高墙内的生活格格不入。然而，生活在召唤，时代在召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此项对他们依然适用，因为在服从的后面已经加上了真理的前提。
这是一支经过整编的军队。国民党将军们在登上大卡车之前接受了一次体格检查，按照身体健康状况，管理处将他们分别组成4个生产小队。以下是分队名单：
第一队：
队长：邱行湘
队员：杨伯涛、刘镇湘、黄淑、徐远举……
第二队：
队长：陈金诚队员：罗历戎、沈醉、周振强、庞镜塘………第三队：
队长：韩队员：宋希濂、陈长捷、陈林达、杨文……第四队：
队长：李益智队员：杜聿明、王耀武、廖耀湘、文强……国民党军队讲究扩编。4支部队方才整编就绪，却由于几个老将军不甘解甲而在五云山下的阵地上最终出现5支兵马。
第五队：
队长：李仙洲队员：范汉杰、曾扩情、王陵基、孙楚……秦城农场以外数十公里的功德林现在被国民党将军们称作“大本营”，留守在这里的是黄维、康泽、杨光钰、汤尧、孔庆桂等诸位将军。他们并非不愿驰骋疆场，只因身体的缘故，他们需要养精蓄锐。
3辆车于公元1958年10月抵达秦城。古刹废墟烈焰熊熊。高墙冰冷，高炉火热。国民党将军们置身于大跃进年代的炽烈的包围之中。他们的脸膛被映红了，他们的胸膛被映红了。更见那满山红叶，朝云暮霭，各路兵马，麇集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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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行湘在秦城农场集体宿舍的第一个晚上辗转反侧，彻夜未眠，情形与他在功德林戊字胡同的第一个夜晚完全相反。
他在离开功德林时，虽然也扭过头去深情地瞥了八角楼一眼，但是总觉得在走廊上丢掉了什么东西——按照邱行湘的心理习惯，他把一切应该得到而结果没有得到的东西统统归咎于遗失——这种东西是在五云山下他才找到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实质的现象是：陈长捷带来了《资本论》，廖耀湘带来了《哥达纲领批判》，杜建时带来了《政治经济学》……而邱行湘只带来两袖清风。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在功德林众多的国民党将军将马列经典视为思想武器的情况下，他的第二生命却反常地与武器失去关联。就在他离开功德林的前一天，他依旧对共产党的理论著作不感兴趣，在形势的压迫之中，他虽然连续3日手不离卷，读的却是丁玲女士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然而这并不影响他的立场——大凡提到共产党领袖的名字，他总是充满极大的敬意，使用美好的语言，而且在管理处举行的观感座谈分组会上作了长达两小时的发言以后，他暗自决定采取进一步的立场；有所影响的是他的学习组长的地位和巩固地位所必需的威信，得到它们曾经是这样的不容易！
这正是邱行湘在功德林丢掉的东西，尽管他为了保存它而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两小时的发言中，在谈到战争与人民的关系时他举出一个最机智的例子：日本投降后，《和平日报》登有指摘共军为何赖在苏南不走的文章，可是他在苏南溧阳老家的五弟写信告诉他，日本投降不到一月，苏南的共产党军队即着手复员，撤往苏北。苏南老百姓依依不舍，沿江送行。当共产党士兵唱着“倘和我们过不去，不要伤害老百姓”的歌子，要求国民党军队刀下留情时，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眼望江水，哭声恸天！发言人邱行湘此间也掉下泪水，他把他讲述的场面称为国共两军一次规模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作战。邱行湘讲得痛苦，廖耀湘听得难受。他对邱行湘的发言的评价是：缺乏理论的高度，因而缺乏认识的深度。
泪水不能帮助邱行湘战胜不幸，汗水却能浇灌他枯萎的人生。从学习组长到生产队长——从掌管地位尤高者的言谈到支配体格最壮者的举止，邱行湘在他的汗水里看到一条属于他的阳关道。这条道路同样是放射形的，可是它不同于功德林的戊字胡同。走廊尽管本身就是一条跑道，可是那里只有心照不宣的比赛；秦城农场的荒坡并无灰撒的白线，可是这里已经开始了明火执仗的竞争。
战场摆在秦城至小汤山15华里蜿蜒起伏的公路上。按照预定的远景规划，这里将出现槐杨相间的防风林带。植树之前先挖坑，树坑的规格像板上钉钉一样固定：坑沿直径60厘米，坑底直径60厘米，坑深60厘米。挖坑之前定指标，数字的规定却像绳子系在弹簧上一样可松可紧：每人每天挖6个左右。
参战的是4个队的近100名将军，抗衡的则分别是两个队的近50名将领。
就体格而言，第一队与第二队势均力敌，第三队与第四队旗鼓相当，而前两个队与后两个队则实力悬殊。虽然如此，初春的冻土、路边的砂石对每一把十字镐的威胁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一边是“是否完成”的争夺，那么另一边就是“超额多少”的搏斗。我们现在把镜头摇向一个短兵相接的高地吧：邱行湘快如流星，周振强疾如闪电，杨伯涛挥汗如雨，罗历戎大汗淋漓。此四人分别以每小时挖完8个树坑的最高速度，共创每天48个树坑的最高纪录（按照管理处规定，每天作业6个小时）。不仅他们的攻坚久久相持，而整个一、二两队在“鱼鳞坑战役”（由于树坑栉次鳞比，他们以鱼鳞坑称之）中最终打成平局——这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的结果。
战场又摆在秦城农场境内一个叫磨盘山的土堡，这里是蕴藏汉白玉的地方。为了在白色的石头上面长出红色的苹果，汽车载着工具沿盘山公路直抵乱石丛中。国民党将军们守候在公路两旁，未待汽车停稳，便蜂拥而上，肆意争抢。战场的气氛已经达到硝烟弥漫的地步——一镐下去，火星闪烁，青烟缭绕。而正是这个时候，周振强、罗历戎代表第二队向代表第一队的邱行湘、杨伯涛递交了写在红纸上的挑战书。
杨伯涛挥汗如雨，心急如焚：他很会使锄头，就像当年当放牛娃那样，可是他不会挖石头，因为他的老家湖南芷江从来石少土多；江苏溧阳也是土多石少，何况邱行湘不像杨伯涛那样儿时就会使锄头，可是他居然在“苹果坑战役”中快如流星、出奇制胜。
情况很像洛阳战役末期的景象，邱行湘的本领全在临危不惧之中。当年解放军战士突入东门，占领瓮城，核心阵地里的邱行湘却等来了打出第二个四平街的战机；此间国民党将军云集南山，进展缓慢，荒坡乱石前的邱行湘却盼来了打出第二条生命的时机。硬仗、恶战，不仅符合他的个性和心境，更能符合他的萦怀良久的意念。他没有像当年那样命令“升旗”，他自己要变作一面旗帜升在理想的上空。于是他开始咬牙切齿，进而眼泛绿光，最终完成他在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形象——那是以后的一个晚上，国民党将军们在秦城农场看电影《甲午风云》，当银幕上出现日军吉野舰舰长（演员为方化）凶相毕露的镜头时，文强指着银幕忙问：“这人像谁，这人像谁？”众人皆曰：“邱行湘，邱行湘！”
人生有限，进取无量。在苹果坑的规格依然是钉子钉在木板上：坑沿直径1米5，坑底直径1米5，坑深1米5，数字的规定却没有任何绳子系在弹簧上的情况下，在众多的国民党将军一天挖不上一个树坑的情况下，邱行湘以一天4个的战绩刷新了周振强、罗历戎、王泽一天3个的纪录，从而在一、二两队长达7天的竞赛中，第一队以271对264险胜——这仅仅是第二个回合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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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将军们人生决战的第二个回合中，他们经历的生活几乎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尽管贴在秦城农场宿舍墙壁上的作息时间表与功德林生活的规律一样：上午学习，下午劳动（突击性劳动例外），但是这段时间的学习已经起了内容的变化。
变化的内容因队而异。在以后的分工当中，第一队和第二队负责大田作物生产，第三队负责建筑修缮，第四队负责果树栽培，第五队负责家禽饲养。如果这片土地上居住的是100多位土生土长的农民，那么只要在分工之后一声令下，他们挽起袖子就可出发；然而这是一批与农民的本领绝无半点相通的国民党将军，离开了尽可充分发挥才干的战场，在五云山下的百亩荒坡上他们几乎没有一分用武之地。正是基于这种现象的承认，从人类生存的意义讲，他们开始了从猿到人的过渡。
5个生产队当中，劳动量最大的是第一队和第二队，技术性最强的是第三队和第四队。虽然他们的思维都随着生活内容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幅度最大的还是技术性最强的生产队的人们。
杜聿明崭新的事业开始了。从头创建生活，前虑尽可消除，也少后顾之忧，于是这位身负罪孽而又无法摆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潇潇洒洒地来到了天国的大门。
杜聿明手中的启开大门的钥匙是一本《果树栽培技术》，这是他花钱买的。这把钥匙虽然是纸做的，但是异常坚硬，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件代替金属的制品。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准一件值得干的事情他就会把全身散乱的神经，重新编织成结构严谨的意志的钢筋。杜聿明当时创办机械化部队的时候，曾以团长的身份坐在课堂的第一排位置上，听取关于军事机械的讲学；现在，从他分到第四队的那天起，又以学生的姿态坐在荒坡上的人圈之中，听取关于果树栽培的学问。
我们无法比较军事机械与果树栽培的技术难度，对于杜聿明来说，他花在后者身上的功夫不仅是花在前者身上的若干倍，而且有的时候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如果他吃饭时见到魏技术员，一定得问问梨树什么时候施肥；如果他理发时见到魏技术员，一定得问问桃树什么时候修枝……树木的修枝与衣物的裁剪也许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出于秉性谦和？还是出于雍容镇静？我们不去管它，这里尤显功力从而尤显本领的，还是杜聿明关于果树嫁接的全部学问。有道是隔行隔山，万不谙杜聿明奋力开拓，长此以往，持之以恒，将来学问之造诣、兴事之成功，果然是无可限量者矣。获赦释放以后，杜聿明在他工作所在的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室的阶前空地上又成功地嫁接了几株匈牙利、中国葡萄，如今麦黄时节依然结实累累。莫道风调雨顺，只因五云山下深埋着国民党将军追求生活的种子。
种子的萌芽无声无息，生命的活力有血有肉。第三生产队的陈长捷看来不准备在技术上寻找出路，他的手里照样捧着《资本论》，加上平日文雅的举止、缓慢的脚步，同队的宋希濂几乎把他当做全队的“包袱”。建筑修缮是离不开专业技术的，可是陈长捷却情愿远离技术工种之外做一些打杂的粗活，这除了基于年逾花甲的考虑，恐怕更多的还是鉴于这样一种思维：既然生产力所包括的两个因素之一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那么像他那样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劳动者，如果把全身力气都献给最为粗俗的劳动对象，又是否能够得到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陈长捷是为着一本立体的《资本论》，沿着一条通往人生归宿的道路来到龙泉溪畔的。
龙泉溪畔分布着几座碉堡大小的破窑。窑上堆满了积土，土上长满了野草。在这五云山下最荒凉的地方，将要出现秦城农场第一座圈存数为500头的大型猪舍。在湖南黑毛尖嘴良种猪到来之前的第7天，第三队开始拆除破窑以备砖料。陈长捷穿一身褪色的劳动服，衣袋里揣一双半旧的布手套，由于火门不高，又不得不弯腰进窑。他活像一只虽有包袱却异常敏捷的袋鼠，不停地蹦跳着双腿，顺着窑壁去摸索第一块已经松动的砖头。一缕透进来的阳光斜射在他的脸上，站在窑上的洞口探头望去，可以看见他正在咧嘴憨笑。这实在是陈长捷最圣洁的大业，窑内的另一位将军徐远举比他整整年轻10岁，可是他要力争比对方整整多取一倍的砖块。实际上这是一场遭遇在窑内的炽烈的战争。取砖者大汗淋漓，接砖者淋漓大汗，除了重新享受打仗的欢乐，他们谁也不曾想到战斗的伤亡。然而这样的一瞬间却悄悄地来到了龙泉溪畔：窑外的砖堆越来越厚，窑内的壁层越来越薄，终于轰隆一声巨响……这就是秦城农场长时引以为训的破窑倒塌事故。
当时的情形是十分危急的。李科长与一位炊事员最先冲入滚滚烟尘之中，分头寻觅伤员；各路援军漫山而来，又在层层砖块之下，拖出两位将军：一位尚省人事，一位当场休克。
陈长捷休克了10分钟，从他当天被送进医院算起，他在北京城里休养了半个月。说来奇怪，陈长捷过去在功德林整日看书，从来没有感到心烦意乱，可是他现在在复兴医院哪怕一天看一小时书，也觉得头昏眼花。他不明白：为什么劳动人民会那样热爱劳动？难道仅仅是为了挣钱吃饭、养家活口？如果劳动是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必需，那么他还呆在这里干什么？
是的，他要回去，回到充满情趣、充满欢乐的秦城农场去。那里有音乐，那里有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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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农场的大门里面，正对着一个大操场。大操场以东100米与宿舍区以南50米之间有一个新建的大礼堂。热天，国民党将军在大操场看电影，冷天，他们在大礼堂看电影，依旧是每个星期两场。
秦城农场的大礼堂里有个一年只有一场的晚会——国民党将军们的迎春会演。除夕之夜，尽管你正在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如果有票，还是不应当放弃为好。然而这个晚会毕竟与露天电影不同。看电影，共产党干部连同家属可以与国民党将军坐在同一个大操场上，从同一个角度达到相同或相似的目的；看演出，管理处则不允许共产党干部连同家属与国民党将军在同一个大礼堂里，有的坐在台下，有的站在台上。尽管新社会的演员不再是供人取乐的戏子，但是对于来自旧社会的国民党将军，能够避免的误会还是应当避免。何况大年三十，天下同乐，又怎能不让这户百口之家好生团聚团聚？关于这一点，粗心的国民党将军们没有理解，他们反倒暗地里埋怨管理处为何不再通情达理：辛辛苦苦排练一场，唯一的来宾却是一位为着端茶送水的、绰号叫做“鲁智深”的、肯定不懂艺术的炊事员！
好在有半数以上的国民党将军坐在台下，而且通过晚会主持人宋希濂再三请求，天下独一无二的“鲁智深”终于坐在前排，于是没有扫兴的20位国民党将军威风凛凛地出现在舞台两侧。由于没有幕帷的缘故，报幕员杜建时用清脆的天津官话说了几句“祝诸位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之类的开场白，然后伸出右手，从台左走到台右，象征紫红色绒幕已经徐徐拉开。
第一个节目是湖南花鼓，演唱者是来自湘江之滨的杨伯涛和夏建。夏建祖籍衡阳，这是湖南花鼓的故乡。不过真正唱出味道的还是杨伯涛，他不仅字正腔圆、声音洪亮，而且手到眼到、神情端庄。第二个节目是张淦唱桂戏《王佐断臂》。此乃桂林才子也！张淦背《易经》一字不漏已见气概不凡，全本台词倒背如流更见才华横溢，加之入情时分声泪俱下，戏未唱完，掌声已起。代替这位司令向观众致谢的是张淦兵团副司令张鸿文，唱的是家乡广东调，事前由文强填词：
半岁秦城感慨多，银锄落地启山河。新村楼阁连云树，旧日关山披锦罗。冬睡葡萄春梦觉，南移苹果北山窝。东风召唤彩云归，一坡杏花一路歌。
和发生在其他大礼堂的情形一样，此间端庄大方、无懈可击的表演艺术，往往比不上偶有疏忽、洋相百出所产生的舞台效果。这里指的是最后一个节目：相声《小康人家多幸福》。这是沈蕴存与文强合编的，也由他们两人合说。沈蕴存打扮成一个善良温顺的农家少妇，本来他在深蓝色的棉袄外面罩了件浅灰色的衬衣就有着几分形似，可是他坚持要戴耳环，多寻不得之余，最终在耳朵上吊了两个红辣椒。沈蕴存现在上台了——他在上台时还在含情脉脉的表情的掩饰下默背了前面几句台词，可是刚刚站定，猛一抬头，早把滚瓜烂熟的句子忘得干干净净，以致文强起句发问，沈蕴存毫无反应。“男人”发怒，“女人”
发恨，装聋卖哑的少妇形象栩栩如生！好在廖宗泽躲在台侧递台词，否则真苦煞了小康人家。殊不料廖宗泽心肠太热，张口之时吼声如雷，闭口之余落地有声，台上的“夫妻”欲哭无泪，台下的看客笑破肚皮。宋希濂从“鲁智深”座旁猛然起身，像公公责骂不争气的儿子媳妇那样两手叉腰、捶胸顿足：“你们搞些啥名堂！”
真正的名堂还在演出之后，而且名堂最多就是宋希濂。在管理处筹备春节围棋比赛的会议上，宋希濂提出要给获胜者颁发奖品，待管理处买回钢笔、日记本，宋希濂又建议再买几包水果糖。现在，一包水果糖放在大通铺上的枕头底下，饭桌上面，宋希濂与杜聿明正有一场决战。挤在一块的眼珠，恰像宋希濂搁下的黑子；而杜聿明手上的白子，正如他在淮海大战中不肯举起的小旗。胜利了的宋希濂来不及脱去鞋袜，像一只熊猫在大通铺上打滚，然后用衣角兜着战利品，边走边叫：“吃糖，吃糖！”他特意走到王耀武跟前，用山东泰安话说：“起床，起床！”
天，果然快要亮了，可是另一间宿舍也是灯火辉煌。这里的人们不喜欢在一张棋纸上耗用脑筋，却愿意在无数个谜语中显露智慧的光芒。不过，快事之前是难事，他们竟为着一个短短的字谜整整寂寞了3个小时。这个字谜是陈士章（国民党第25军中将军长）编的，内容是——“狗咬狗”；直到陈士章暗示性地指了指他站的地方，众人才恍然大悟曰：“狱！”
是的，国民党将军们生活的地方正是新中国的监狱，这个监狱究竟给国民党将军们带来了什么？读者也许不会满足于这样的记述：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功德林与秦城农场的劳动，正增大他们的食欲。国民党第47军中将军长严翌早餐可以吃8块油饼外加3碗豆浆；国民党第9军中将军长黄淑午饭可以吃13个糖包子或14个肉包子；而本文的主人公邱行湘晚饭则干脆用中号洗脸盆盛面条……于是除去老弱病残，这里的国民党将军们谁不是心宽体胖、膀大腰粗！
倘若一个躯体的意义仅仅表示一种存在，那么我们将要回答的问题就变成：他们监狱生活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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