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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大门重新关上之后，一切都恢复了先前的景象。柏树木然挺立，桐叶沙沙作响，三角形地带依旧一片空旷。人们各自走进自己的胡同，推开沉甸甸的门窗。正午之前，端出绿色的大瓷盆；黄昏之后，躺在大通铺固定的位置上。
然而，现在毕竟到了开花的时节。功德林后幢花园里的那株名贵的梅树，就在国民党将军们参观归来的当天上午9点钟，绽出了第一朵梅花。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这朵梅花像开在国民党战犯的心头，辉映着他们的灵魂，刺激着他们的情绪。
于是，冷清只能是（或者必须是）这个监狱的外壳，人们在规定范围内蓄意发出最大的声响。走廊上走动的不再是犯人的迟钝的脚步，是军人的坚定的步伐；屋檐下出现的不再是犯人的黯淡神色，是将军的矜持的容光。他们从时代的脚步获得了节拍，从民族的光辉获得了色彩，他们的身躯虽然未能离开一座监狱，他们的思想却已冲出一座牢笼。
其实，并不是每一个面对世界睁开眼睛的人都可以发现这个世界的容貌，“心目中没有生气的人所看到的宇宙是枯萎的宇宙”。从黑暗王国来到光明人世的国民党战犯，历史的演变赋予了他们每一个人以天生的追魂摄魄的本领，从而在整个功德林的生涯之中又揭开新的一页。
在这页纸的上方，有一首抒情诗：
祸国殃民近廿秋，滔天罪恶往事稠。
得施宽大沐教化，盛世顽石竟点头。
写诗人是杨伯涛。这位国民党5大主力之一的18军军长，素来把个人的修身养性当做维持自己生命的支柱。这位农民的后裔，他的父辈没有给他留下一个铜板，却给他留下一句格言：人不正派，死为下鬼。杨伯涛把这8个字分作两行，镶嵌在青天白日帽徽下的领章之上，走遍人生战场，自诩常胜将军。淮海战役被俘之时，几位解放军士兵问他有几个老婆，杨伯涛答曰：“只有一个。”他以此自豪。
杨伯涛在参观之前，偶然拜读了卢梭的《忏悔录》——在这位法国启蒙主义者的笔下，生活中哪怕是芝麻大小的违背道德良心的丑事也被坦白得那样动人心弦，正因为如此，杨伯涛自信：此生与忏悔无缘。参观之后，杨伯涛在非意识的状态下，取缔了交罪和忏悔之间的界线。这个当年的放牛娃如梦方醒，回首往事，叫苦连连：历史的因素也好，个人的因素也好，穷人不为穷人打江山，反为四大家族流血汗，纵然一身洁骨、满腹经纶，又有何面目回见乡亲父老，缅怀守寡多年的母亲艰辛清淡的一生？
在这页纸的下端，有一幅写生画：
一位大腹便便的50岁模样的父亲手里捏着一封儿子写来的信。由于儿子在信中对父亲直呼其名，父亲勃然大怒道：“这哪像我的儿子！六亲不认，五雷轰顶！”——这是画的右边，上面写着“参观之前”。同样是这位父亲，双手捧着儿子另一封来信。由于儿子在信中依旧对父亲直呼其名，父亲喜形于色道：“这才像我的儿子！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是画的左边，上面写着“参观之后”。
画中人是牟中珩。这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在功德林的舞台上演出了这样一幕悲喜剧。他并不是一个滑稽演员，他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典型。在个人的事业沉沦之后，他把他的全部心思和希望寄托在儿女的前途的开拓上。为了不给他们丢丑，他甚至冒了一次风险。还是在他被俘未久的时候，从青岛来的爱国民主人士访问了山东解放军官教导团高级组。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王芸生、郑振铎、金满城等与国民党战犯合影留念。牟中珩身材不高，却站在最后一排。拍照之时，他突然蹲了下去，结果被人看见。一位共产党干部事后问他：“为什么不愿与爱国人士合影？”牟中珩支吾半天，最终回话说：“我怕登在报上连累儿女。”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情。父亲不用担心儿子，儿子正在担心父亲。牟中珩看到满纸“彻底交代罪恶，争取从宽处理”的话语，不觉失声长叹：好好改造吧，只有这样，才不枉为人父！
杨伯涛的诗情、牟中珩的画意，只不过是国民党将军们现实生活镜框上的两道金边。在功德林这张宣纸上，我们将看到他们心底新的文字和新的画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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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感性世界里，人类之所以成为最高级的存在物，恐怕在于每个人的心底建树着最神圣的精神支柱。人们凭借不倒的意念去崇拜各自的偶像，寻觅人生的意蕴，获取生命的价值。倘若我们没有理由把国民党战犯排除在人的概念之外，那么他们凭借什么与共产党军队长期作战呢？
可以肯定一点：他们并不盲目。
1946年年底，蒋介石在《剿匪手本》上写道：“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事建设，以完成抗战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8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死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所系……”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求和声明中写道：“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
蒋介石的战旗上，分明写着“人民”两个金光灿灿的大字，而且愈到后来这两个大字愈被涂抹得鲜艳夺目。正如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也毫无愧色地宣告“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支军队的战旗都写着“人民”。属于人民的军队是无敌的，因为人民是无敌的。即令是最低能的军事家也完全懂得，人民对于战争是非的裁判与评论从根本上决定了战场的结局。
在当年的昆仑关血战中，杜聿明面前曾出现如此悲壮的一幕：在荒无人烟的千山万壑里，他的军队从哪里向日寇攻击，哪里就出现人民的队伍。骨瘦如柴的农民送来蔬菜，面黄如蜡的百姓送来鸡蛋，双目失明、四肢瘫痪的老人让人送来自己的独生子……从这里，杜聿明奠定了“攻必克，守必固”的信念；在这里，杜聿明发现了战争的全部秘密。所以，杜聿明从昆仑关走下来之后，他以肃穆的表情对记者强调：“本军是民众的武力，民众是本军的父老，所以诸位要是记载这一次胜利，千万要带一笔，本军的胜利其实也就是民众的胜利啊！”
在当年的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面前曾出现这般凄楚的一幕：在雨雪交加的三冬严寒中，他的军队宰杀了上万匹用来驰骋疆场的战马，当疆场上的树皮、野草全部吃光以后，最终沦到人吃人的境地。甚至连吃进去的一切都是在生吞活剥的情态下完成的。尽管把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掏挖一空，可是怎么也点不燃半根木屑。杜聿明坐在司令部里的木凳上，两眼昏黑。他以为这是10多天未食新鲜蔬菜的缘故，遂交代身旁的文强，设法搞点绿叶见青的东西来。文强如杜聿明所愿，终于满载而归。他刨开一块霜冻的泥土，见褐色的麦种上已长出米粒长短的绿色的麦芽，即令士兵挖地半亩，采摘一篮，清水煮之，盛满一碗，捧送司令部。杜聿明大口而入，大口而出——茸毛如针，岂能下咽……只缘身在炮火中，不识战场真面目。杜聿明直到此间，方才把发现的秘密又重新发现。中间自然不乏怀疑和否定，但是一条在空间上可以任意扩大、在时间上可以任意延长的思路，把他的怀疑和否定引向坟墓，把他的坚信和肯定引向摇篮。他甚至发现了他的父亲杜良奎为什么要以举人之身在老家吕家，杜家与民团聚众，他的表哥李鼎铭（他二姑之子）为什么要以绅士之躯在陕甘边区与民众为伍……中国名将杜聿明减少了将军的风度，却增加了平民的尊严。他在座谈观感的小组会上，穿一身蓝布制服，操一口关中乡音，发出了人生的慨叹：“败在敌人手里可以挽回，败在老百姓手里就再也挽不回来了！”
是的，国民党最终败在人民手里。如果说老百姓也曾经站在蒋介石的像前虔诚祈祷，那么他们又依据什么将放在胸上的右手变作舞在头上的拳头？
可以肯定一点，人民并不盲目。
1949年1月，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宣告“引退”之后，国民党代理总统李宗仁发表文告曰：“在8年抗战之后，继之以3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的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李宗仁在这里实际上是承认了国民党政府应负战争的责任的。
挺进在蒋介石的战旗下的国民党将军们不难发现这面战旗背后的文字。打响内战第一枪的傅作义系暂三军副军长刘万春，近日来只要在大通铺上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当年率部沿平绥路进犯的情景。他没有忘记那封致其内部的电报：“自我军东进以来，部队骚扰地方，甚至奸淫抢掠，纪律荡然，以致民怨沸腾。”他把它当做一个真理的反证。
酣憩在蒋介石的战旗下的国民党将军们，不易发现“人民”二字的含义。邱行湘曾经缅怀过陈诚的恩德，因为这位司令长官当年在恩施省府门口的石狮子旁兴办了“民享社”食堂和宿舍，在各地报馆记者的相机镜头之下迎来了一群衣着褴褛的乞丐。这就是邱行湘憧憬的三民主义的宏图，以为可以和延安共产党的办法媲美。可是自从他从北京四季青农业合作社幼儿园和沈阳大青农业合作社敬老院出来以后，他把陈诚的惨淡经营说成是靠收人头税来装饰骷髅的下流的表演。
邱行湘在说话时是挺着胸脯的——国民党战犯之中，有人跛脚，有人瞎眼，可是没有人驼背。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主体里，人们各自寻回了神圣的精神支柱，滋生着一条健康的生命所需要的全部钙质。邱行湘说完话后，想起陈诚军事集团的末路：日寇投降后，陈诚即命六战区孙连仲的主力马法五部到华北抢夺胜利果实，从此役失败算起，宋瑞珂之羊山集被歼、戴之奇之宿迁覆灭、邱行湘之洛阳失守，……直到徐淮之黄维兵团完蛋，凡此种种，都是陈诚集团向人民的笨拙的挑衅的结局。邱行湘从陈诚集团又想到何应钦集团，想到傅作义集团，想到李宗仁集团，想到胡宗南集团，想到阎锡山集团，想到冯玉祥集团。由冯玉祥的50万兵马，深沟高垒，雄处中原，最终想到他在井陉河畔曾求教于张岚峰的答案。冯玉祥失败的原因，不，任何军事集团失败的原因，张岚峰没有找到，他找到了，在离开一种精神寄托之后必然产生的另一种（或另几种）精神寄托之中找到了。他眼睛一亮，深凹的眼眶发出反射的光芒：王陵基身前坐着刘神仙，唐生智身后坐着顾和尚，而威震海内的“基督将军”冯玉祥则站在一座灰色教堂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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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若干个朝代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发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警告。然而国民党人无视历史上的前车之鉴，他们需要的是亲历的事实的教训。有了这种教训，不仅可以完成他们由历史到现实的过渡，而且可以发生他们从客观到主观的演变。即令在监视者眼里，被监视者也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视”。
张淦依旧像京剧中的蒋干一样，走路跷着脚，一摇一晃地过来了。可是人们立刻发现，他出场的方位出现了方向性的变化。他走得那样自然，不会在演戏，他走得那样从容，不会忘了对罗盘。而他的罗盘随身放在裤袋里，他手插袋底，曾经悄悄将指针拨弄了两次。第一次在讨论《矛盾论》之后，由于他最终将《易经》变为“玄学”，搅得众人头晕目眩、天旋地转，学习委员会请求管理处“遏止妖言，杜绝诡辩”，结果，张淦被弄进庚字胡同的一个单间里软禁了7天。某日下午，杜聿明率廖耀湘、卢泉等几个兵团司令奉学习委员会之命前往单间说项，张淦坐等黄昏，闭门不纳，而最终在裤袋里将罗盘指针反拨为零，以“从此不论《易经》”为保证赎回其身。第二次在大参观之后，一纸保证墨迹未干，满眼韶华重染铅版。张淦万不谙共产党的立体的哲学竟占据了他的《易经》的空间！譬如说，中国人历代相传，都以谦让为美德，共产党一本此旨，变对抗为谦让，化戈矛为镐锄，变腐朽为神奇，化沧海为桑田，这岂不正是“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之正说？张淦用自己的双手推开自己的门窗，迎来了他的通变之学的早晨。这时他在戊字胡同走廊上站下来，就站在当时参加讨论《矛盾论》的位置上开始了新的演讲：“《易经》与《辩证唯物主义》是相通的。《易经》是中国的哲学，古代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是外国的哲学，近代的真理。《易经》是高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马、恩、列、斯都死了，他们又不懂《易经》。毛主席是懂《易经》的，不然他写不出《矛盾论》。我的问题只有请教毛主席才能解决。”
尽管他的推论不免荒谬，但是人们不难发现，他的罗盘上的指针总算在顺时针的方向上拨动了几个刻度。
康泽没有走动的习惯，更没有游说的才能。总统府里阴森昏暗的殿堂气息、军统局中恐怖诡秘的心理习性，铸造了康泽深居简出、多思寡言的性格。四川南部山区农民那种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传统道德，更赋予他不屈不挠、顽强固拗的秉性。“铁石”自有铁石的存在形态，如若提及康泽其人，或褒或贬，有一句评判是绝然相同的，那就是“3天不说两句话”。参观归来，3天之内康泽竟然只说了两句话。不过，这两句话，一不同于与陈长捷过路之争，二不同于与邱行湘盛饭之辩，这两句话是康泽内心的燃烧与爆炸！第一句话是对曾扩情说的：“谁愿吹捧共产党为共产党说话呀，在真理面前谁又能否定呀！”曾扩情与康泽是军统早期同僚，又是川南同乡，康泽在极为秘密的场合下公开了他的秘密，情形完全如像前时忠告杜聿明“要坚持我们的气节”一样；第二句话是对孙楚说的：“我们两家的亲事就算说妥了呀！”孙楚是阎锡山旧部，康泽是蒋介石亲信，二人在功德林从不同日而语。孙楚有一孙女，家居山西故里，年方二八，尚未婚许。康泽有一儿子，在美国海军学校，半读半工，赡养家母。适逢孙楚、康泽血压陡升，同在复兴医院养病，攀谈之中，康泽当场许下这门婚事。正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复兴医院的美言换得了戊字胡同的恶语。众人指摘康泽说，“这是包办婚姻”，“这是门当户对”，“这是继续犯罪”。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愿意为寡言的康泽多说一句：他没有见过他人的孙女的面容，可是他见过自己的祖国的面容，他不愿离开自己的土地，但是他愿意自己的儿子离开他人的土地……黄维依旧在胡同走廊上走来走去。他的手臂不再放在背上，而是自然垂直，然后随意摆动，教人容易想起“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古句。是的，黄维很像孔雀，主体的容光如同喻体的羽毛，黑色的囚服反倒映衬着黄维脸面的色彩。与他的预言相反，共产党世界没有给共产党丢丑；与我们的揣测相反，共产党世界同样没有给他丢丑。黄维也是中国人啊！他曾希望国民党世界繁荣昌盛，可是报答他的意愿的现实却是相反。黄维当年苦心积累的公积金，他在升任军长之时有权带走而一文不拿，结果接任师长傅仲芳到职之后，无权动用而尽纳私囊。虽说陈诚秉公执正、明察秋毫，傅仲芳却安然无恙、官运亨通，由此可见国民党黑暗王国之一斑。乃至黄维每遇知己，少不了一声“国民党不亡没有天理”的长叹！只不过叹声虽然远远消失，欢声偏偏迟迟未起。黄维正在徘徊，徘徊在碎石路上，徘徊在胡同之间。这里不存在两条道路的选择，黄维思考的是怎样渡过人生的江河湖汊。他不愿扬起风帆，也不愿鸣响汽笛，他愿意孤舟独桨、力挽狂澜，偷袭性地占领生命之岸。虽然黄维一身病患，但是我们不要怀疑他饱满的精力——“黄维永动机”不再是填补空虚的物件，他要以他的全部能量推动这个社会迅猛向前。黄维此间的心迹虽然直到20多年（获赦）以后才肯披露，但是我们不忍捧着一颗发热的心让它在自己手中冷却。“我的发明可以成功。这是我的想法。有了这个想法，当然要进行下去，直到老死为止。所以特别是在大参观之后，我不顾死活地干。在世界性的能源危机中，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只要解决了动力问题，很快就能赶上西方。我们的农村落后，但是只要在犁田、插秧的工具后面，加上一个小小的装置……”
我们这里不去研究理想的实现，因为它至少不是功德林现在的主题。对于国民党战犯来说，重要的依旧是理想的建立。在埋葬着蒋家王朝连同金陵春梦的土地上，凡是生长出来的东西，他们都在刻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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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在关外参观的时候悄悄摘下一片枫叶，夹在他那本封面题有“得心应手”4个字的学习笔记中间，带进功德林（18年之后，文强获赦释放，他将这片枫叶带出功德林，至今保存完好，视若金银，深藏于寓）。毫无疑问，这片枫叶上面也是题有文字的。能题多少字呢？就算一人4字吧，10人40字，100人400字……区区一张树叶，岂能容下功德林200多位国民党将军的隆情厚意！
学习委员会第二次发起致毛主席的感恩信，推宋希濂、曾扩情、梁培璜、文强为起草人。四稿择优录用，文强文之为强。缮写者未经荐举，邱行湘当仁不让。
毛主席：
我们蒙受党和政府的教养，深深地体会到，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两大革命的基本上完成，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国家建设日益繁荣，国内民族大家庭的空前团结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这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伟大成就。我们虽仍处加速改造中，无时无刻不以重做新人、在毛主席教导下而感到自豪。
然而，发生在大参观前的匈牙利右派暴乱和中国大陆上的反右斗争，毕竟冲淡了此刻功德林的气氛。八角楼上空升起的红霞转眼化作降落在人们头上的黑云。柏树兀立霜晨，桐叶飘落黄昏，冬天提前叩响了胡同的门窗。
国民党将军们在讨论通过感恩信的前几天，确也坐卧不安，心神不定。高墙内外的空气是相通的。军人的命运与文人的命运本应不同，但是他们担心共产党因为同一个“敌人”的概念而把反击的炸弹再一次投掷到他们的头顶。他们忧虑了几天，也思考了几天。可是情形完全不同于另一件事情的发生。美国侵朝战争爆发之日，国民党战犯们在这里隔岸观火，幸灾乐祸，唯愿天下从此大乱。虽有冷静者三思尔后行，更有冲动者屈指而先算：朝鲜3000里，南北各一半；中国一条江，南北重开战。这样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右派提出要轮流坐庄，共产党不得独占江山。
国民党战犯虽有冲动者窃以为喜，更有冷静者拍案而起：国民党800万正规军队且败在共产党之下，几个文人又如何坐在共产党之上？再说打仗也要讲究师出有名，“秀才造反”岂能如此出言不逊！于是，这封感恩信继续写道：
我们最能明辨和愤慨的，是右派分子对肃反成绩的诬蔑中伤，由于我们都是反动派中的罪大恶极者，早已死有余辜，而竟蒙受改造，在教养中受到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不但个人身受其惠，连同家属亦无不在党和政府的照顾之下，从无歧视地随着整个社会的改造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大门。因而我们不但是身受其惠的人，也是驳斥右派分子有意诬蔑中伤的见证人。
国民党将军们被动地退出了军事战场，却主动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并不存在通过踩在右派分子头上而去翻越没有电网的高墙的恶劣心计，他们怀揣的只是站稳脚跟才能走路的谨慎心理。多年来为真理所感召的东西，不仅不容易产生动摇而招致毁灭，反而出于改造生活的职业习惯，他们善于将自己日积月累起来的精神资本，最大限度地投入到意识再生产当中去。也许新的产品未必符合整个社会的要求，但是至少满足了他们新的希望的需要。譬如说，既然生活已经展示了化友为敌与化敌为友的辩证逻辑，那么在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刻正是他们跳出“敌人”的范畴的时机。鉴此，这封感恩信最后写道：
我们敢以热烈的心情、坚定的意志，向党和政府及你提出三项保证：第一，我们要和一切右派分子划清敌我界限，严格地检查和批判我们在整风运动中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来自觉自动地争取改造好，成为新人；第二，在反右派斗争的行动中，我们抱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来写述右派分子的材料，提供作参考；第三，我们认识到，右派分子的立场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立场，它的复辟思想就是拥美拥蒋、反共反人民的思想根源，因而我们早具决心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解放台湾的伟大事业尽一份力量。
谨致崇高的革命敬礼！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
1957年8月7日于北京功德林1号
国民党将军们从讨论通过感恩信的当天起终究恢复了心理的平静。柏树本有霜色，梧桐正该落叶，功德林依旧是功德林，坐落在北京德胜门外。取型于日本改良监狱的功德林，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这座监狱的全部建造。大门口守卫线以内，树有一块石碑，上面记录着国民党将军们饱蘸心血写下的全部文字。他们在这里完成了人生的战略突破，他们从这里开始了生活的战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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