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女儿和其他人不一样。她长大后会问我：“为什么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她出生时不是婴儿，而是一个小袋子，除了眼睛之外，没有任何开口。病历卡上写着：“女孩，多重先天异常。肛门发育不全，阴道发育不全，左肾发育不全。”
那是医学上的说法，简单地说，就是没有尿尿的地方，没有屁股，只有一个肾。第二天，她在人世的第二天，我看着她动手术，我以为她会哭，她却睁开眼睛微笑。天啊，她笑了！
其他和她一样的婴儿都没有存活，那些婴儿很快就死了，但是她没有死，因为我爱她。
四年中，她动了四次手术，她是全白俄罗斯唯一出生时有如此复杂的病症，却存活下来的孩子。我好爱她。（沉默）我没办法再生小孩了，我不敢。
从产房回来后，只要我的丈夫晚上吻我，我就躺在那里发抖——我们不能，那是罪过，我很害怕。我听到医生说：“那女孩生来不是要穿衣裳，而是穿盔甲。如果我们让她上电视，没有一个妈妈敢生小孩。”他们讲的就是我们的女儿。经历过这种事，我们如何相爱？
我到教堂告诉牧师这件事，他要我为我的罪孽祈祷，但是我们家又没杀过人，我犯了什么罪？一开始他们计划疏散我们的村子，然后又说因为政府经费不够，于是把我们的村子从名单中剔除。就在那时，我谈恋爱、结婚，我不知道我们那里的人不能谈恋爱。
很多年前，我的祖母看到《圣经》里描述说，世界上会有一段时间，万物都欣欣向荣、开花结果，河里有很多鱼，森林有很多动物，但是人类无法使用那些资源，无法繁衍后代，不能传宗接代。古老的预言就像可怕的童话，我当时不相信有那种事。
你写下来，告诉大家我女儿的故事。她今年四岁，会唱歌、跳舞，还会背诗。她的智力发育很正常，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可是她玩的游戏不一样，她不玩“商店”或“学校”，她玩“医院”。她替娃娃打针、量体温、吊点滴，娃娃死了，她帮娃娃盖上白色床单。
我们陪她在医院住了四年，我们不能把她单独留在那里，所以她不知道人应该住在家里。我们如果回家一两个月，她会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医院？”她的朋友都在那里，她从小在那里长大。
他们为她做了人工肛门和人工尿道。最后一次手术后，她的泌尿功能完全受损，无法插入导管，他们说她必须动更多手术，建议我们到国外寻求医疗帮助。我的先生每个月只赚一百二十美元，哪里凑得到几万块？
一名教授私下告诉我们：“她的情况这么特别，科学家会很感兴趣，你们可以写信给其他国家的医院，他们应该有兴趣。”
所以我开始写信。（努力忍住不哭）我写：每半个小时，我们必须帮她从人工尿道开口处挤出尿液。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有孩子每半个小时要把尿挤出来？她可以这样过多久？没有人知道低剂量的辐射对儿童的身体有什么影响，拿我的女儿做实验吧，我不要她死掉，她成为实验室青蛙、兔子都没关系，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哭）我已经写了好几十封信。上帝啊！
她现在还不明白，但是总有一天她会问：为什么她和其他人不一样？为什么她不能爱人？为什么她不能生孩子？为什么发生在蝴蝶和小鸟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她身上？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只有她不行？
我想……我应该能证明……所以……我要拿到证明文件……她就知道……等她长大后……那不是我们的错，我先生和我，不是我们相爱的错（又拼命忍住眼泪）。我和医生、官僚争取了四年，见了很多重要人物。
我花了四年时间，终于从医生那里拿到一份文件，证实游离辐射（低剂量）和她的情况的关联。他们拒绝了我四年，一直说：“你们的孩子是先天性残疾。”
什么？先天性残疾？她是切尔诺贝利受害者！我研究过族谱，我们家从没发生过这种事，每个人都活到八九十岁，我的祖父活到九十四岁。
医生说：“我们得到的指令，是把这种情况称为一般疾病，二三十年过后，等搜集到和切尔诺贝利相关的数据，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疾病和游离辐射关联起来，但是现在科学方面的了解还不够。”
但是我不能再等二三十年，我要告他们，告政府。他们说我疯了，还嘲笑我，说古希腊也有这种孩子。一个政府官员骂我：“你想得到切尔诺贝利特权！你想得到切尔诺贝利受害者基金！”我不知道我怎么没在他办公室昏倒。
有一件事他们不了解─他们不想了解，我要知道那不是我们的错，不是因为我们相爱……（失声痛哭）我们的女儿一天天长大，她还是女生，你不要写出我们的名字，我们的邻居和其他同楼层的人都不知道，我替她穿裙子、绑头巾，他们说：“你的卡佳好漂亮。”
我看孕妇的眼神很奇怪，我不直接看她们，而是很快地瞄她们一眼，各种情绪同时涌现：惊恐、嫉妒、喜悦，甚至是报复。有一次我发现自己用同样的眼神看邻居怀孕的狗、鸟巢里的鸟……
我的女儿……
——拉里莎，母亲
月光下的风景
我突然开始思考，到底是记得还是遗忘比较好？我问我的朋友，有些人忘记了，有些人不想记得。反正我们也无力改变什么，连离开都做不到。
我记得事故发生后没几天，图书馆所有关于辐射、广岛或长崎，甚至关于X光的书都消失了。有些人说那是上级的指示，这样民众才不会惊慌。还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切尔诺贝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爆炸，全世界的人都会很担心，只有巴布亚人不会害怕。
没有医疗公告，什么信息都没有。一些有办法拿到碘化钾的人（这里的药房买不到，得通过人脉），用酒吞下一大堆碘片，得上医院洗胃。后来我们发现一个准则：只要是有麻雀和鸽子的地方，人类就可以生活。有一次我搭出租车，司机不明白鸟儿为什么不停朝车窗撞来，好像瞎掉一样。那些鸟不是疯了，就是打算自杀。
有一次我从外地出差回来，看到路的两侧都覆盖着白云石，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最远处，月光照在上面。他们移除、掩埋含有辐射的表土，铺上白云石砂，那不像地球上的景观。那个画面折磨了我很久，我写了一篇小说，想象这里一百年后的模样：一个人，或是一个东西，用四只脚奔跑，它弯着膝盖，踢着修长的后腿前进，到了晚上可以用第三只眼睛看，唯一的耳朵长在头顶，连蚂蚁走路的声音都听得到。只剩下蚂蚁，其他飞禽走兽都死光了。
我把小说寄到杂志社，他们回信说这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描述了一场噩梦。也许我的才华不够，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刊登还有另一个原因。
为什么每个人都对切尔诺贝利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不书写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事？他们描述战争和集中营，但是对于这里，他们很沉默。为什么？你觉得那是意外吗？如果我们战胜切尔诺贝利或了解切尔诺贝利，人们就会谈论、书写它，但是我们不了解其中的意义，无法把它放入人类的经验或时间的框架中。
所以怎样比较好？记得还是遗忘？
——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夫金，戈梅利州立大学讲师
耶稣死亡时牙痛的人
我当时在想别的事，你也许觉得奇怪，不过当时我和我的妻子正准备离婚。
他们突然拿着一张通知单出现，说一辆车在楼下等我。就像一九三七年，他们晚上到你家，把你带离温暖的被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方法就不管用了，男人的妻子不是拒绝应门，就是撒谎说丈夫出差、出远门或和父母待在度假小屋。士兵给她们通知单，妻子拒收。于是他们开始到大街上或趁午休时到工厂食堂抓上班的人。
不过当时我几乎已经失去理智，我的妻子背叛了我，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上了他们的车，便衣军人走在两侧，显然担心我会逃跑。上车后，我突然想到登陆月球的美国航天员，其中一个后来去当牧师，另一个发疯了，他们以为他们在那里看到城市和人类的残骸。我记得我看过报纸说，我们的核电厂绝对安全，安全到可以在红场上盖一座，比茶壶还安全。就像星星一样，我们用它们“点亮”地球。但是我的妻子离我而去，我满脑子都是那件事。我自杀过几次。我们上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中学、同一所大学。（沉默，抽烟）
我告诉你，这里没有英雄，没什么值得书写。有时我想，这又不是战争，我为什么在这里冒生命危险，别人却和我的妻子睡觉？为什么是我，不是他？老实说，我在这里没有看过英雄，只有疯子，都是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我已经够疯狂了。我得到奖章和奖金，但那是因为我不怕死，我根本不在乎！对我来说那也是结束生命的方法，政府会出钱把我当成烈士埋葬。
到了那里，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怪诞的世界，像是世界末日遇上石器时代。对我来说又更清晰，更赤裸。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的森林搭帐篷，就像被征召接受军事训练的游击队。我们都介于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有些人有大学文凭或技术学院的文凭，像我就是历史老师。他们不是给我们机关枪，而是铲子，我们掩埋垃圾堆和菜园。村里的妇女盯着我们看，在胸前画十字架。
我们戴着手套和防毒面具，穿着手术袍，艳阳高照，我们像恶魔般出现在他们的院子，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埋他们的菜园，撕碎看起来很寻常的大蒜和白菜。老妇人边画十字边问我们：“年轻人，这是怎么回事？世界末日来了吗？”
屋里的灶台在炸猪油，你用辐射探测仪一量，发现那不是炉子，而是一座小反应炉。
男人说：“来坐啊。”他们想表示友善，我们婉拒了。
他们说：“来喝几杯，坐啊，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
我们能告诉他们什么？消防员在反应炉用双脚踩熄燃烧的燃料，反应炉在发光，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一组都有辐射探测仪，不同地方的辐射强度不一样。有些人在有两伦琴辐射的地方工作，另一批人在十伦琴的地方工作。我们什么权利也没有，和囚犯没什么两样。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我不会，我觉得自己像旁观者。
一组科学家搭直升机前来，穿着特制的橡胶服、高筒靴，还戴防护眼罩，像准备登陆月球。
一名老妇人走过去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科学家。”
“哦，科学家。你看他打扮成什么德行！你看那个面罩！那我们呢？”她拿棍子追他。
我有时候想，他们有一天可能会追杀科学家，就像中世纪时有人把医生捉起来淹死一样。
一个男人看着我们掩埋他的房子。（沉默）我们埋房屋、水井、树木、土地，把东西切成小块，用大塑料布卷起……我告诉过你，这里没有英雄。
有一天深夜，我们坐装甲运兵车回去休息─我们一次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任何假期，只有晚上能休息。在途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行走，我们接近他，发现是一个背着地毯的年轻小伙子。
附近停了一辆日古利小轿车，我们停下来检查，发现后车厢塞满电视机和电话。装甲运兵车调过头，“砰”一声就把日古利压烂了，好像压扁汽水罐。大家都静默不语。
我们埋葬森林，把树锯成一米半大小，用玻璃纸包起来，丢进洞穴。我晚上睡不着，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黑色的东西在移动、翻转，好像土地是活的─里面有虫、蜘蛛、蚯蚓，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是虫、蜘蛛、蚂蚁，有小有大，有黄有黑，各种颜色都有。一个诗人说过，在某个世界里，动物是另一种人。我杀了它们，一次杀十只、一百只、一千只，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我摧毁它们的房子、它们的秘密，埋葬它们。
我很喜欢一个作家，叫作安德烈耶夫。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死而复活，但从此后就与世人格格不入，永远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虽然耶稣基督让他复活。
我说够了吧？我知道你很好奇，没去过那里的人都很好奇，但那里依然是人的世界，同样的世界。人不可能持续生活在恐惧中，不可能那样生活，所以时间一久，你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又继续说）男人喝伏特加、打牌，想办法交女朋友或生小孩。他们时常提到钱，但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至少大多数人不是。我们工作，是因为我们必须工作，他们叫我们做事，你不会多问。有些人希望因此获得升迁，有些人曾经作奸犯科，大家都希望得到当初承诺他们的特殊待遇：马上有公寓可住，搬出军营，让孩子上幼儿园，得到一辆轿车，等等。
有一个家伙不肯离开帐篷，穿着塑胶衣睡觉。胆小鬼！他后来被开除党籍时大喊：“我还想活命！”什么人都有，我遇过自愿来的女人，他们不让她们来，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驾驶员、水管工和消防员，不过她们还是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在夜里看守仓库，包括学生，也有人捐款到受害者基金会，好几百人捐赠血液和骨髓。
同时，你可以用一瓶伏特加买到任何东西─奖章或病假。集体农场主席带了一箱伏特加给辐射专家，请他们把他的村子从疏散名单里剔除；另一个集体农场的主席也带来同样的箱子，请他们在名单里列上他的村子，因为有人答应在明斯克给他三套公寓。
没有人检查辐射报告，俄罗斯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物品被注销之后仍然出售，你一方面觉得恶心，另一方面……妈的，你们为什么不都去死？
他们派学生拉田里的藜草、收集麦秆，一对年轻夫妻牵着手走来走去，你几乎看不下去，可是这个地方真的好美！美到不可思议，这让恐怖显得更加恐怖，真的太美了。居民却得像畏罪潜逃的犯人逃离这个地方。
他们每天带来报纸。我只看头条，“切尔诺贝利─成就之地”，“反应炉被打败”，“我们要继续生活”。党部官员举办政治研讨会，说我们一定要胜利，可对手是谁？原子？物理？还是宇宙？胜利对我们来说不是事件，而是过程。人生是不停奋斗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水灾或火灾等灾难，我们需要机会证明我们有多“英勇”。
官员念着报上的声明，说我们因为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精心策划”，所以灾变后仅仅四天，红旗已经在四号反应炉上飘扬。那面红旗一个月后就被辐射吞噬，于是他们又派人插上另一面旗，一个月后又得再插一面。
我想象那些士兵走上屋顶换旗子时的感受，那是自杀任务。是信奉苏联，还是奋勇牺牲？不过老实说，如果他们给我那面旗，叫我爬上去，我也会那么做。为什么？我说不上来，也许我当时不怕死，我的妻子连一封信都没写给我，六个月，一封信都没有。（沉默）
想听一个笑话吗？一个囚犯逃出监狱，跑到切尔诺贝利方圆三十公里内的地方。他们抓住他，把他带到辐射探测仪旁测量，结果他的辐射剂量高到根本不可能把他关回监狱，也不能带他去医院或放到人群中。
你为什么不笑？
（笑）我到那里的时候，鸟在巢穴里；我离开时，苹果都在雪地上。我们没机会埋葬所有东西，我们把土埋在土里，连同昆虫、蜘蛛、水蛭，那是和人不一样的世界，那些虫子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我其实什么都没告诉你，只是零碎的回忆。安德烈耶夫也写过一篇寓言，描述一个男人住在耶路撒冷，耶稣被带去处死时经过他家，耶稣背着十字架倒地大叫，他本来都可以看到，但是他的牙齿痛，所以他没有跑到外面。两天后他的牙齿不痛了，别人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想：“我本来可以亲眼见证，可是我牙痛。”
是不是都像这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很多年后他才从书本和电影里发现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拿着步枪射击，后来发生爆炸，我被埋住，他们把半死不活的我挖出来。”就那样。
当时，我的妻子离我而去。
——阿尔卡迪·菲林，清理人
关于一颗子弹的三段独白
访谈对象：
维克托·约瑟福维奇·韦尔日霍夫斯基─霍伊尼基猎人暨渔夫志工协会会长，还有不希望列出全名的两名猎人，安德烈和弗拉基米尔。
我第一次杀狐狸时还是小孩，后来我杀了一头母鹿。我发誓，后来我再也没有杀动物了，它们的眼睛里有好多感情。
明白事理的是人类，动物只想生存，鸟也一样。
秋天的野山羊非常敏锐，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跑走，不让你接近；至于狐狸，它们非常聪明……
那里曾经出现一个家伙，每天四处晃荡，一喝醉就发表长篇大论。那个人以前在大学念过哲学，后来被关进监狱。你在隔离区遇到的人不会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故事，至少很少人那么做。不过这个人很聪明，他说：“切尔诺贝利发生事故，是为了制造哲学家。”他说动物是“会走动的骨灰”，人是“会说话的土地”，土地说话，因为土地供应我们食物，也就是说，我们由土地孕育而成。
隔离区深深吸引你，你想念那里，去过的人都想念它。
好啦，年轻人，我们要照顺序讲。
好，好，会长。你讲，我们去抽根烟。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他们把我叫到地方行政局，告诉我：“会长，隔离区还有很多宠物，像是猫啊狗啊之类的。为了避免疫情散播，我们需要消灭它们，去处理一下吧！”
第二天，我召集所有猎人，说明情况，可是没人愿意去，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防护装备。我问民防局，他们也没有，连防毒面具都没有。我只好去水泥厂，帮他们拿那种防水泥粉尘的薄口罩。没有防毒面具。
我们在那里遇到戴面罩和手套、开装甲运兵车的军人，而我们只穿衬衫，用手帕遮着鼻子，穿一样的衬衫和靴子回到家人身边。
我召集到两队人马，一队有二十人。每一队都有一名兽医和疫情中心的人，还配备一辆有大铲子的牵引机和卡车。他们真的很糟糕，没有给我们任何保护装备，不为人民着想。
不过他们给我们每个人三十卢布奖金，当时一瓶伏特加要三卢布。我们解散时，有人说了一个食谱：一瓶伏特加加入一汤匙鹅屎，连续喝两天，这样就可以……你知道的……有男性雄风。
我们有很多类似的打油诗，记得吗？“札波罗结车跟不上，基辅男人起不来。如果你想当爸爸，就用保暖铅袋包住你的蛋蛋。”哈哈……
我们在隔离区待了两个月，那一带大部分村子都疏散了。一共几十座村子：巴布契、特果维契……我们第一次进去的时候，狗都绕着房子跑，守护房子，等待主人回家。它们看到我们很高兴，朝我们的声音跑过来。
我们到房屋、谷仓、院子射杀它们，然后拖到路边，丢上卡车，实在不是很愉快的工作。它们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要杀它们。那些动物很容易杀，它们是宠物，不怕枪也不怕人，它们听到我们的声音会跑过来。
有一次我看到一只乌龟在那里爬……老天！它在一间空房子里爬，有些房子有鱼缸，里面养了鱼。
我们没有杀死乌龟。如果你用吉普车压乌龟，它的壳不会裂开。当然，我们只有喝醉了才会做这种事。庭院有敞开的笼子，兔子跑来跑去。我们放走被关着的水獭，如果附近有湖泊或河流，它们就会游走。人们暂时抛弃所有家当，因为命令是什么？三天。
他们骗小孩：“我们要去马戏团。”他们都在哭，大家以为自己会回来。我告诉你，那里真的是战区。猫看着人的眼睛，狗儿哀嚎，无论混血狗或牧羊犬都想上巴士，士兵把它们踢走，它们跟在巴士后面跑了好久。疏散……是很可怕的事。
日本人有广岛，现在他们超越全球，所以意思是……
那是射击的好机会，射杀移动的生物是人类的本能，很有趣，不过我们都喝了酒才去。报酬还不错，三十卢布，在当时，共产党执政的时候，你可以……
一开始房屋都是密封的，我们没有撕掉封条。如果你从窗户看到屋里有一只猫，你怎么杀它？我们没有碰它们。后来劫匪出现，打破门窗，破坏窗条，偷走所有东西。他们刚开始只拿走录音机、电视机、皮草，接着什么都拿，只剩铝汤匙散落一地。
还活着的狗住在屋里，你走进屋子，狗会攻击你，它们已经不信任人类了。我有一次走进一栋房子，看到母狗趴在中间，几只小狗围在旁边，我会不会同情它？当然。做那种事很不愉快，但是我只能当成在打仗，就像军事行动。我们包围村庄，惩罚对方。
听到第一声枪响，狗就跑进森林，猫比较聪明，也比较会躲。一只猫钻进陶壶，我把它摇出来。或者从炉子下面拉出一只猫。你觉得很不好受。你走进屋子，猫像子弹般从你脚边飞过，你拿着步枪在后面追。它们又瘦又脏，毛都纠结在一起。
一开始有很多蛋，鸡还在那里孵蛋，所以狗和猫会吃鸡蛋，蛋吃完后它们吃鸡，狐狸也吃鸡，狐狸已经和狗一起住在村子里。没有鸡之后，狗开始吃猫。有几次我们发现谷仓有猪，就把它们放出去，还把在地窖找到的食物，例如黄瓜、西红柿丢进饲料槽，我们没有杀猪。
一个老太太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她有五只猫和三只狗，老太太不肯交出它们，不停咒骂。我们强行带走这些动物，留下一只猫和一只狗给她。她骂我们：“土匪！狱卒！”
空荡荡的村庄只剩下炉子，卡特尼村剩下两个老太太，她们不害怕，换作别人可能都疯掉了。
是啊，哈哈哈。“你在山丘旁开牵引机，路的另一边也是牵引机。如果瑞典人没说，我们很可能坐在牵引机上变老。”①哈哈哈。
①[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后，苏联当局一直隐瞒消息，直到辐射尘飘散，瑞典的福斯马克核电站侦测到异常辐射量，这起灾难才为世人所知。]
离反应炉六公里的马萨里村有一种气味，我不明白那个味道是从哪里来的，感觉像辐射中心，闻起来有碘的味道，有点酸酸的。你要近距离射杀它们，和小狗一起趴在地上的母狗扑向我，我马上开枪；小狗舔自己的爪子，摇尾巴，我得从近距离把它们射死。我到今天还时常想起一只黑色的贵宾狗，它真的好可怜。
当时我们把卡车装得很满，连顶端都放满了，然后开到我们所谓的“坟墓”。老实说只是一个很深的洞，虽然规定不能在地下水源附近挖洞，必须用玻璃纸隔离，还要找地势较高的地方，不过那些规定当然都被忽视了。我们没有用玻璃纸，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寻找合适的地点。要是它们没死，只是受伤，就会发出哀鸣。我们把它们从卡车里倒进坑洞，那只黑色的小贵宾狗想爬出来，大家都没有子弹，没办法解决它，一颗子弹都没有。我们把它推回洞里，就那样把它埋起来。我到现在还觉得它很可怜。
那里的猫没有狗多，也许它们跟在人后面离开了，或是躲起来了？那只小小的贵宾狗是宠物，被宠坏的贵宾狗。
最好从远处射杀，眼神才不会和它们交会。
你要瞄得很准，才不必事后补一枪。
明白事理的是人，它们只想生存，“会走动的骨灰”。
马─你把马带去杀掉的时候，它们会哭。
我要再加一句─任何生物都有灵魂，即使是昆虫。受伤的母鹿躺在那里，希望你可怜它，但是你补上一枪。它在最后一刻恍然大悟，看起来几乎像人类。它恨你，也对你恳求：“我也想活！我要活下去！”
学会射击很重要！打它们比杀它们更糟，狩猎是一种运动。为什么没有人去烦渔民，却老觉得猎人残忍，真不公平！
狩猎和战争都是真正男子汉做的事。
我不能告诉儿子，我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他还是小孩，他以为自己的父亲在前线保卫人民和国家！电视上播出军事装备和大批军人的画面，儿子问我：“爸爸，你就像军人一样吗？”
一个电视台的摄影师跟着我们，还记得吗？他哭了。他是男人，但是他哭了，他本来想看三头野猪。
哈哈哈。狐狸看到姜饼人滚过森林，问：“姜饼人，你要滚去哪里？”“我不是姜饼人，我是切尔诺贝利的刺猬。”哈哈哈。就像他们说的，让我们把和平的原子带到每个家庭吧！
每个人死的时候都和动物没什么两样，我在阿富汗看过很多次。我就是在那里被射到肚子，我躺在阳光下，热气逼人，口干舌燥。“好啦，”我想，“我要死在这里了，像狗一样死掉。”人流血的方式就和狗一样，疼痛也一样。
和我们一起去的警察疯了，他觉得暹罗猫很可怜，说它们很贵，很漂亮，而他是男人……
一头母牛和小牛走在一起，我们没有开枪。我们也不射马，它们怕狼，不怕人。但是马能自卫，狼先攻击牛。那是丛林法则。
他们把白俄罗斯的牛运到俄罗斯出售，小母牛有白血病，不过他们会打折。
我最同情的是老人。他们朝我们的车子走来说：“年轻人，可不可以去看我的房子？”或是给我钥匙说：“能不能帮我拿西装和帽子？”再不然就是塞几枚硬币给我，问：“我的狗还好吧？”
狗被射死，房子被洗劫一空，他们永远回不去了。你怎么告诉他们？我没有拿钥匙，因为我不想骗人，其他人会拿，还问：“你把伏特加藏在哪里？”老人告诉他们之后，他们就去找出装满伏特加的牛奶罐。
他们准备办一场婚礼，要求我们替他们杀野猪。肝脏在我们手中溶化，但是他们不在乎，为了婚礼，为了洗礼。
我们也为科学开枪，有一次我们射死两只兔子、两只狐狸、两只野生山羊。它们都生病了，但是我们仍然把肉弄嫩、吃掉。一开始我们不敢，但是后来也就习惯了，你总得吃东西，我们不可能全部搬到月球上去。
有人在市场买了一顶狐狸皮草帽子，后来头秃掉；一个亚美尼亚人用很便宜的价钱向隔离区的人买了一把机关枪，后来死了。我们彼此吓唬对方。
至于我，如果说我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那是胡说八道。
我和负责把房子运出去的司机聊天，当然那些东西已经不是房子、学校或幼儿园了，只是编上号码准备去除辐射的物品，但是他们把那些东西运出去了！我忘了是在澡堂还是啤酒摊遇到他，他告诉我他们把卡车开进去，在三小时内把房子拆掉，放上卡车，隔离区边缘会有人和他们碰头。他们把隔离区的东西卖到度假小屋，给司机一些钱，让他们吃东西，把他们灌醉。
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掠食动物，其他人只想在森林里散步，猎捕鸟儿一类的小动物。
那么多人受苦，却没有人负责。他们把核电厂厂长关起来，后来又放他出去，在那种制度下，很难说谁有罪。报纸说他们在那里研究用于军事的钚，打算制造原子弹，所以才会爆炸。但如果那是爆炸的原因，为什么是在切尔诺贝利？为什么不是法国或德国？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大家都没子弹了，没办法射死那只小贵宾狗，二十个人，一天下来一颗子弹也不剩，一颗也没有。
生活中为何不能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我祈祷什么？问我，我祈祷什么？我不上教堂祷告。我自己祈祷，我想要爱情！我有能力爱人，我为我的爱祷告！但是我……（突然不说话，可以感觉到她不想讲）我该记得吗？也许我应该把那些事抛在脑后？
我没看过相关的书籍或电影，电影里描述的是战争，我的爷爷奶奶说他们没有童年，只有战争。他们的童年是战争，我的童年是切尔诺贝利，我就是来自那个地方。你是作家，但没有一本书可以帮助我理解，剧场不行，电影也没办法。但是我自己理解了，全靠我自己，我们都靠自己活下去，我们别无他法，我无法用头脑去理解。
我母亲尤其困惑，她教俄罗斯文学，总是告诉我要从书里学习，但是没有任何一本关于这种事的书，所以她很困惑。
没有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我们该怎么办？我应该记住吗？我想记住，却也不想。（她仿佛在听自己说话，也像是和自己争辩）如果科学家什么都不知道，作家什么都不知道，就让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和死亡帮助他们。我妈妈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不想思考这个问题。我要快乐，我为什么不能快乐？
我们住在核电厂附近的小镇普利彼特，那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我们住在一栋大型组合建筑的五楼，窗户望出去就是核电厂。四月二十六日─那座城市的倒数第二天，那里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不是我们的城市。邻居坐在阳台上用望远镜看火，我们几个小孩骑脚踏车冲到电厂，没有脚踏车的人都很嫉妒。没有人骂我们，没有人叫我们不要去。我们的父母、老师都没说。
吃午餐时，河里已经没有渔夫，他们回来时全身漆黑，你在索奇晒一个月也不会变得那么黑，那是辐射！核电厂上方的烟雾不是黑色或黄色，而是蓝色的，但是没有人骂我们。我们习惯听到这里或那里爆炸，可那只是普通的火灾，被普通的消防员扑灭。
男孩子开玩笑说：“去墓园排队，最高的人先死。”我还很小，不记得我当时害不害怕，只记得很多奇怪的事─朋友告诉我，她和她妈妈花了一整晚把钱和金子埋起来，一直担心她们忘记埋在什么地方；我奶奶退休时拿到一只图拉的茶壶，不知道为什么，她最担心的就是那只茶壶、爷爷的奖牌，还有一台很旧的胜家牌缝纫机。
父亲下班回家，说我们要“撤离”，就像战争书籍里描述的。我们上了巴士后，父亲突然想到他忘了一个东西，连忙跑回家，回来时手里拿着还挂在衣架上的两件新衬衫。当时的感觉很奇怪，军人穿防护衣、戴面罩在街上行走，好像外星人。有人问他们：“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干吗问我们？”他们不耐烦地说，“看到白色的伏尔加车了吗？老板都在那里，去问他们。”
我们坐上巴士，天空好蓝，我们要去哪儿？我们的袋子和篮子里装着复活节的彩蛋和蛋糕。如果这是战争，那和我在书里看到的很不一样，应该到处可以看到爆炸。
巴士移动得很慢，因为不时有牲畜挡在路中央，几个人把牛和马赶开，空气中弥漫着尘埃和牛奶的味道。司机对牧羊人大叫：“你为什么让这些东西走在路上？辐射尘都踢起来了！为什么不带它们从田里走？”他们回骂说，践踏黑麦和草太浪费了。没有人想到我们永远不会回来，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我的头有点昏，喉咙发痒。老妇人没有哭，但是年轻女人在哭，我的母亲哭了。
我们用原价三倍的钱买火车票到明斯克。列车长替大家端茶，却对我们说：“给我你们的杯子。”
我们没有马上拿出来，他们的杯子不够吗？不！因为他们怕我们。
“你们从哪里来？”
“切尔诺贝利。”
一听到这个答案，人们就纷纷走开。
一个月后，我的父母获准进入公寓，他们拿了毛毯、我的薄外套和契诃夫的书信集─我妈妈的最爱。奶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拿她自制的草莓果酱，毕竟果酱是装在罐子里，还是密封的。
他们在毯子上发现一个“污点”，我的母亲拿去清洗、用吸尘器吸，都没用。他们送去干洗，结果那个点竟然“发光”，他们只好用剪刀剪掉。那是同一张毛毯，同一件外套，但是我不能盖那张毛毯，也不能穿那件外套了。我不怕那些东西，我恨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可能害死我！我心里有一股自己也不是很了解的恨意。
每个人都在谈论那起意外：在家里、学校、公交车、大街上。人们拿它和广岛比较，但是没人相信，你如何相信你无法理解的事物？无论多努力都无法理解。我记得我们离开时，天空好蓝好蓝。奶奶无法适应新家，总是想念我们的老家，临终前她说：“我想吃酸模！”我们好几年不能吃酸模，那种植物最能吸收辐射。
我们把她葬在她的老家杜布洛尼，那座村子在隔离区，以铁丝网围着，还有军人拿机关枪看守，他们只让大人进去─我的父母和其他亲戚，可是我不能进去，他们说：“小孩子不可以进去。”我马上就明白，我以后永远无法探望奶奶了。我明白。
什么书会告诉你这种事？什么地方发生过这种事？妈妈也承认：“我开始讨厌花草树木了。”她连自己也怕。他们在墓园的草地上铺桌巾，放上食物和伏特加，准备守灵。士兵拿辐射探测仪测量，接着就扔掉所有东西。花啊草啊，所有东西都哒哒作响，我们把我们的奶奶安葬在什么地方？
我很害怕，不敢谈恋爱。我有未婚夫，我们已经注册了。你有没有听过日本广岛的“被爆者”？他们是原子弹生还者，只能彼此通婚。这里没有人写这件事，没有人谈论，但是我们存在─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被爆者”。
他带我回家见他的妈妈，她是很好的妈妈，在工厂担任经济学家，十分活跃，经常参加不同政见者会议。这位人很好的妈妈发现我是切尔诺贝利的难民，她问我：“但是亲爱的，你可以生孩子吗？”
我们已经注册了！他求我：“我可以离开家，我们租房子住。”
但是他妈妈对我说：“亲爱的，对某些人来说，生孩子是一种罪孽。”
爱人也是一种罪孽。
在他之前我有另一个男友，他是艺术家，我们也打算结婚。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直到有一天我走进他的工作室，看到他朝着电话大喊：“你好幸运！你不知道你有多幸运！”
他平常是很冷静的人，不轻易流露感情，讲话几乎不带惊叹号。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他的朋友住在学生宿舍，看到隔壁房的女孩用裤袜上吊，他把她解下来了。我的男友异常兴奋，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你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把她抱在怀里，摸她的脸，看到她唇上的白色泡沫，我们动作快一点可能还来得及。”
他完全没有提到那个死掉的女孩，丝毫不同情她，他只想去看，去记住，当成以后画画的灵感。我想起他曾经问我：核电厂的火是什么颜色？有没有看到被射死的猫和狗？它们是不是躺在街上？有没有人哭？有没有看到它们是怎么死的？
从此以后……我没办法和他在一起了，我无法回答他。（停顿片刻）我不知道我想不想再见到你，我觉得你也用同样的眼神看我，和他一样，只想观察我，然后记下来，就像在做实验。我无法摆脱那种感觉，永远无法摆脱那种感觉。
你知道生小孩可能是一种罪吗？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种事。
——卡佳
战争电影
这是我的秘密，没有人知道，我只和一个朋友说过。
我是摄影师，我带着我学会的所有技巧去了那里。战争时，你成为真正的作家。《战地春梦》是我最喜欢的书，可是我到了那里，看到居民挖掘菜园，田里有牵引机和播种机。我要拍什么？没有任何东西爆炸。
我拍摄的第一个场景是农会。他们召集所有人，在舞台上摆了一台电视机，播放戈尔巴乔夫的演说─“一切顺利，都控制下来了”。
我们拍摄的村子在“去除辐射”，也就是清洗屋顶，但是你如何清洗老太太漏水的屋顶？至于土壤，你必须挖掉肥沃层，只留下黄沙。一位老妇人遵照命令把土丢掉，却刮下粪肥，说留下来以后可以用，可惜我没拍下来。
我们到哪里都有人说：“啊，拍电影的人，等一等，我们去帮你找几个英雄。”
他们带来一个老人和他的孙子，说他们花了两天赶走了切尔诺贝利附近的牛。拍摄后，牲畜专家带我去看一个大坑，他们用推土机把坑里的牛埋起来，但是我没有拍下来。我转身背对那个坑，拍摄爱国纪录片的传统画面─推土机司机在看《真理报》，报上的标题写着：“国家不会抛弃遭遇困难的人民！”
我甚至幸运地看到一只鹳降落在田地中央，象征无论遇到什么灾难，我们最后都能胜利！日子会继续过下去！
乡间小路灰尘飘扬，我知道那不是单纯的灰尘，而是辐射尘。为了保护光学镜头，我把相机藏起来，那是非常干燥的五月，我不知道我们吞了多少辐射尘。一星期后，我的淋巴结就肿起来了。
我们把胶卷当成弹药般节省，因为白俄罗斯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斯柳尼科夫要来。没有人告诉我们他计划去哪里，不过我们自己发现了。有一天我们开车经过一条路，灰尘厚得像墙壁。第二天，我们发现他们开始铺那条路，铺得很卖力，至少铺了两三层，我们就知道那是大老板会出现的地方。我拍摄他们笔直地走在崭新的柏油路上的场景，一公分也没偏，可是我没有放进影片里。
没有人明白发生了什么事，那是最可怕的部分。辐射探测仪给的数字是一组，报纸给的是另一组。所以我渐渐明白一件事：我家里有年幼的孩子，还有我亲爱的妻子……我怎么会笨到来这种地方？好吧，也许他们会颁一枚奖章给我，但是我的妻子会离开我。
在那里，唯一的救赎是幽默，所以出现了各种笑话：村子只剩下一个无赖和四个女人，她们问对方：“你先生现在怎么样？”“哦，那个瘪三啊？他也跑到其他村子了。”
如果你太严肃……切尔诺贝利……他们铺路……溪水仍然流动，但是那件事的确发生了，我身边有人过世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太阳升起，燕子飞翔，可是天开始下雨，燕子死了。你明白吗？我想用几个字解释另一个层面，解释我当时的感觉。
我拍摄开花的苹果树，看到大黄蜂嗡嗡作响，苹果花白得像新娘的白纱。人们还在工作，花园里花朵绽放。我拿着摄影机，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曝光正常，画面漂亮，但就是不对劲，过了一阵子，我恍然大悟─我闻不到任何气味。花朵盛开，可是没有味道！
后来我才知道，有时身体对高剂量辐射的反应是阻断某些器官的功能。我当时想到，我七十四岁的母亲也闻不到任何气味，我以为我和她一样。
我问同行的另外两个人：“苹果树闻起来是什么味道？”
“没什么味道。”
发生怪事了，紫丁香也没有味道。紫丁香！我觉得身边一切事物都是假的，好像置身于电影场景。我无法理解，我没有看过任何和这种事有关的资料。
小时候，隔壁一个在战争期间参加过游击队的女人，告诉我他们的部队被包围，后来成功脱逃的故事。当时她带着一个月大的宝宝，和部队一起沿着沼泽前进，四处都是德国人。这时婴儿突然哭了起来，因为担心哭声泄露部队的行踪，她就把婴儿掐死了。
她告诉我这件事时很冷静，好像事情不是发生在她身上，孩子也不是她的。我不记得她为什么告诉我这种事，只记得我感觉很可怕……如果是我经历了那种事，一定不想活下去。我当时还很小，但是得知那件事之后，每次看到那个女人，我都觉得很不舒服。
她又如何看我？（沉默）所以我才不想记住隔离区的日子。我想出各种解释，但我就是不想打开那扇门，我想了解在那里关于我的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些不是。
一天晚上，我在旅馆醒来，听到窗外传来单调的声音，还出现奇怪的蓝灯。我拉开窗帘，看到几十辆有红十字和警报器的卡车安静地行驶在街上。我觉得很震撼，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电影。战后长大的人很喜欢看战争片，有时候我想，如果所有人都离开，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该怎么办？假装自己死掉了？还是有更好的方法？
霍伊尼基市中心有一块“功勋匾额”，这一带优秀人士的名字都刻在上面。
但开车进入辐射区幼儿园接小孩的，是酒鬼出租车司机，不是名字刻在匾额上的人。在那种时候，每个人都露出真面目。我也拍摄了疏散过程，他们先撤离小孩，让他们坐上大巴士。
我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拍摄战争电影常见的场景，人们的举止也很像电影的画面，如同很多人喜欢的《雁南飞》里的场景─一滴眼泪，简短的告别。原来我们都在寻找熟悉的行为模式，希望呈现出那个时刻该有的样子，符合我们记忆中的模样。女孩对妈妈挥手的方式就像在说：“一切都很好，我很勇敢，我们会胜利！”
我以为明斯克也会疏散。我怎样和我的妻儿道别？我想象自己摆出相同的表情：我们会胜利！我们是勇士！我从小就记得父亲穿军装的模样，虽然他根本不是军人。为金钱而烦恼是资产阶级才做的事，为自己的生活烦恼代表不爱国，饥饿才是正常的。我们的父母经历过大灾难，我们也要熬过这一关，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背景，如果我们只是每天工作、酒足饭饱，那就太奇怪了，我们怎么能过那种生活！
我们和清理人一起住在技术学院的宿舍。那些清理人都很年轻，他们送了我们一皮箱伏特加，说对消除辐射有帮助。
有一天，我们听说宿舍有一群女护士。那些家伙说：“啊，好玩了。”两个人跑去看，回来时眼睛差点弹出来。
那些女孩在走廊上，穿着睡衣和有绑绳的卫生裤，绳子拖在地上，衣服松垮垮的，可她们都不在乎。所有衣物都很旧，也不合身，就像挂在衣架上似的挂在她们身上。有些人穿拖鞋，有些人穿着快散开的旧靴子。她们也穿经过化学处理的半身橡胶衣，有些人连睡觉都不脱，那是很可怕的景象。
她们其实不是护士，只是军事研究部的人。他们把她们拉出来，告诉她们只需要待一个周末，但是我们到那里时，她们已经在隔离区待了一个月。她们说，她们被带到反应炉旁检视烧伤的人，只有她们和我们提过和烧伤有关的事。我仿佛还看得到那些如梦游般在宿舍走动的女孩。
报纸说还好风是往另一边吹，不是朝基辅吹。好吧，但是风朝着白俄罗斯吹，吹向我和我的尤厘克。我们在森林里择白菜，老天，当时怎么没人警告我们？我们离开森林，回到明斯克后，有一天我搭公交车上班，无意间听到一群人在聊天，说一个到切尔诺贝利拍片的摄影师在那里被烧死。我心想，那个人是谁，不知道我认不认识。然后他们说他“很年轻，有两个小孩”，名字叫“维佳·古列维奇”。
我们的确有一个年轻摄影师叫那个名字，但是两个小孩，他怎么没告诉我们？快到工作室时，有人更正：“不是古列维奇，是谢尔盖·古林。”天啊，那是我的名字！现在讲起来很好笑，但是我走向工作室时，一路上都担心我打开门会看到他们在举办告别仪式，墙上挂着我的照片，然后又荒谬地想：“他们从哪里找来我的照片？人力资源部？”
传言是怎么出现的？我想是因为事件规模和受害人数不成正比。例如库尔斯克会战，死了好几千人，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里，一开始只死了大概七名消防队员，后来又多了几个，但是之后的说法就太抽象了，我们无法理解─“几代人后”“永远”“没事”，所以传闻就出现了：三头鸟，鸡啄死狐狸，无毛刺猬，等等。
后来他们又要派人去隔离区，一名摄影师拿了医师证明，说他有溃疡，不能去，另一个在度假。他们把我叫去，说：“你得再去一次。”
“但是我才刚回来。”
“你已经去过了，所以对你来说没什么差别，而且你已经有小孩，其他人都还年轻。”
搞什么，也许我想生五六个小孩！他们开始对我施压，例如说：“我们马上要重新评估薪水，你有这个资历就可以加薪。”
那是既悲哀又可笑的故事，我几乎记不得了。
我曾拍摄待过集中营的人，他们都尽量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了解那种感觉，聚在一起回想战争，会有些不自在。共同经历过那种屈辱，目睹过人在最恶劣情况下是什么模样的人，会避免和对方见面。我不太想讲我在切尔诺贝利感受到的一些事，例如所有人道主义的概念都是相对的，在极端状态下，人的表现不会像书里描述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不是英雄。
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有大有小。我的心里有一些画面：集体农场的主席要两辆车，因为他得运送家人和所有衣服家具，所以党部也要一辆车，这样才公平。而同时，他们好几天都找不到汽车运送托儿所的一群小孩。
两辆车都塞不下主席的所有家当，包括三升果酱和泡菜罐，我看着他们打包，却没有拍下来。（突然笑了起来）我们到店里买了香肠和罐头，却不敢吃，又不想扔掉，就一直放在车上。（变得严肃）我发现世界末日时，邪恶的机制也照样运作，人们仍然说三道四，拍大官马屁，大官带着他的电视机和丑陋的皮草，一直到世界末日都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很难过，因为我无法替拍摄团队争取到任何好处。其中一个人需要公寓，我去找工会委员会：“帮帮忙吧，我们在隔离区待了六个月，应该给我们补贴。”
他们说：“好吧，把你们的证书带来，我需要证书，上面要有印章。”
我们去隔离区的区域委员会，里面只剩一名叫作娜斯佳的女人，拿着拖把走来走去，所有人都跑了。一个导演有一大沓证书，证明他去过哪里，拍摄过什么影片。他是英雄！
我的脑海里有一部很长很长的电影，那是我没有制作的影片，有很多集。（沉默）我们都是传播世界末日的人。
有一次我们随同士兵去一间小屋，一名老太太住在里面。
“好了，婆婆，我们走吧。”
“没问题。”
“好，婆婆，那就收拾一下行李。”
我们在外面抽烟等待。老太太抱着一尊圣像、一只猫和一个小包袱走出来，她只带那些东西。
“婆婆，规定不能带猫，它的毛有辐射。”
“不行，没有猫我不走。我怎么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留下来，它是我的家人。”
影片就从这里开始─老太太，还有那棵没有味道的苹果树。现在我只拍摄动物。有一次，我把切尔诺贝利的影片放给小孩看，大家都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不需要看那些东西。”孩子生活在恐惧中，因为大家都在谈论。他们的血液在改变，免疫系统遭到破坏。
我原本估计只有五到十个人会来，结果戏院爆满。他们问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名红着脸，结结巴巴的男孩─平常应该很安静的那种小孩─问：“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帮助动物？”他是未来的主人公，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们的艺术都是关于苦难和爱情的，但不包括所有生物，只有人类。我们不愿降贵纡尊，动物和植物是另一个世界。在切尔诺贝利，人类不在乎其他生物。
我四处打听，得知事故刚发生后的几个月，有人提出让动物随人一起疏散的计划。但是怎么实行？你怎么安置它们？好吧，也许你可以迁走地上的动物，但是在土里的虫子和蚯蚓呢？天空的动物呢？你如何撤离鸽子或麻雀？你怎么安置它们？我们没办法提供它们必要的信息，那也是哲学上的难题，我们的思想在那里发生了变革。
我想拍摄一部叫《人质》的影片，和动物有关。奇妙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和动物、树木、鸟类变得更亲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些年来，我到隔离区，看到野猪或麋鹿跳出废弃的房子，那就是我拍摄的画面。我要拍一部影片，从动物的角度检视一切。
“你在拍什么？”有人对我说，“看看你周围吧，车臣在打仗。”但是圣方济各对鸟儿讲道，平等地和它们说话。如果鸟儿用鸟语和他交谈，会不会感到委屈，因为自己是鸟儿，不是他？
——谢尔盖·古林，摄影师
大叫
不要再问了，你行行好！我们还要住这里！你说完话就离开，可是我们还得住这里！
这些就是医疗卡，我每天都拿在手上，每一天！
安尼娅·布达，一九八五年出生，三百八十贝克①。
维佳·格林克维奇，一九八六年出生，七百八十五贝克。
娜斯佳·夏布洛斯卡亚，一九八六年出生，五百七十贝克。
阿廖沙·普列宁，一九八五年出生，五百七十贝克。
安德烈·克琴科，一九八七年出生，四百五十贝克。
他们说怎么可能？甲状腺有这种东西怎么活得下去？但有人做过类似的实验吗？我每天都读，都看。你能帮忙吗？不能！
那你为什么来这里？想问我们问题？摸我们？我拒绝出卖他们的悲剧或谈论肤浅的哲理。不要来烦我们了，拜托。我们还得住在这里。
——阿尔卡第·帕夫洛维奇·波登克维奇，农村医疗服务员
新国度
访谈对象：
尼娜·康斯坦丁诺芙娜
尼古拉·普罗霍罗维奇·扎尔科夫
两人皆为教师。尼古拉教劳工研究，尼娜教文学。
尼娜：
我对于谈论死亡的话题已经习以为常了。你听过孩童们谈论死亡吗？我的七年级学生在辩论死亡是不是一件可怕的事。
以前的孩子总是会问：我们是怎么出生的？婴儿是怎么来的？现在他们却在担心核战后会发生什么事。孩子们不再喜欢那些古典文学，我背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却只看到他们冷漠、空洞的眼神。
他们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喜欢阅读科幻小说，读着人们脱离地球，以太空时间计时，到达另一个世界。他们对此很感兴趣。他们跟大人不同，不会害怕死亡，他们对死亡充满着幻想。
①[Becquerel，测量辐射的单位。]
我时常思考─当死亡近在咫尺，你很难不去想这些事。现在俄国文学班上的孩子，跟我十年前所教过的孩子不一样。这些孩子成天看着人或物品被埋入土中，被安置在地下。不论是房子或是树木，无一幸免。
如果让这些孩子排队等十五至二十分钟，其中一部分就会开始头晕，流鼻血。你没有办法给他们一个惊喜或是让他们感到开心。他们总是疲惫又困倦，脸色灰白。他们不会玩耍、嬉闹。
如果这些孩子打架或是不小心弄破了玻璃，老师们反而会感到很庆幸。我们不会对他们大声责骂，因为他们的表现并不像小孩。他们学得很慢。在课堂上，你请一个孩子跟着朗读，但那个孩子就是做不到，到最后你仅仅要他跟着你念一个句子，但他还是做不到。你会情不不禁想要问他：“你人在哪里？你人还在吗？”
我时常思考这些事。好像用水洒在墙上作画，没人知道我在画什么，没人猜得到，也没人有任何头绪。我们的生活中总是离不开切尔诺贝利。事情发生时，你人在哪里？反应炉离你的住处有多远？你看到什么了吗？有谁过世了？他们去哪里了？
我还记得刚开始几个月，街上的餐厅里又热闹起来了─人们说着“人生只有一次”，“如果我们会死，也要听着音乐死去”，接着军队跟官员们开始来来去去。现在，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切尔诺贝利。一个年轻的孕妇突然死去，死因不明。法医也没有诊断原因。一个小女孩上吊自杀了，她才五年级。就这样……不知缘由地自杀。她还是个小女孩啊。
所有事只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切尔诺贝利。不论发生什么事，每个人都归咎于切尔诺贝利。人们对我发脾气说：“你身体不舒服，是因为你感到害怕。你因为恐惧而身体不适，这叫辐射恐惧症。”但为什么小孩子也生病死亡呢？他们不知道该害怕什么，他们还不懂。
我还记得那些日子。我的喉咙刺痛，全身沉重。
“你只是患了虑病症，”医生这样跟我说，“因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现在每个人都会这样。”
“什么是虑病症？我觉得很虚弱，全身都在痛。”
我跟我丈夫的腿都开始麻痹，没有感觉了，但我们都不太好意思跟对方说。每个人都在抱怨，包括我们的朋友，每一个人。当你走在街上时，你会想要就地躺下来休息。上课时，学生们趴在教室的桌子上失去了意识。每一个人都变得不快乐，变得阴沉，一整天看不到一张友善的面孔。人们的脸上看不到微笑，什么表情都没有。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孩子们必须待在学校，严禁外出或四处走动。
孩子们都领取了派发的衣物：女孩拿到的是裙子跟衬衫，男孩领到西装。但当他们把衣服穿回家后，接下来怎么处理，我们却一无所知。根据官方指示，母亲们需要每天清洗这些衣物，这样孩子才能穿着干净的衣物上学。但是这些孩子只领到一套衣服，每人只有一件裙子跟一件衬衫。其次，处理牲畜等家事，早已让母亲们忙不过来，她们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这些衣服非得每天清洗不可。对这些母亲而言，衣服上该洗的污垢是墨水、泥土或是油渍，而非短半衰期的同位素。
我试着向家长们解释，但是对他们来说，我就像非洲来的巫医一样难以理解。一个母亲不理会我的劝告：“到底什么是辐射？听不到又看不见……好吧，让我告诉你辐射是什么：辐射让我们总是入不敷出。过去三天，我们只靠牛奶跟马铃薯过日子。你懂吗？”但人们不应该喝牛奶，也不应该吃马铃薯。政府带来了中式炒菜罐头和荞麦，在商店里销售，可这些人要去哪里赚钱来买呢？
我们这里的居民可以得到一些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这点钱不算什么，只够买两罐食物罐头。每日洗衣的指示只适用于特定人士，只适用于特定的家庭。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家庭，没有这样的人！话说回来，要解释伦琴和贝克这些辐射单位有什么不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我看来─我认为这是宿命，人们微不足道的命运。举例来说，人们不应该吃家里后院第一年种出来的东西，但是人们还是照吃不误，照样烹饪食用。他们可真是会种菜啊！假如你告诉他们，这些小黄瓜和西红柿不能吃，他们会问：“你说不能吃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吃起来很美味，吃了也不会肚子痛，更不会在夜里发光。
我的邻居在树林里搭了一间房子，他们测量过了，那里的辐射超标正常范围的一百倍。没有人去拆除那间房子，他们就这样住了下来，不需要配合，也不需要别人的协助，认为一切问题总会迎刃而解。
刚开始，人们会将物品带给辐射检测人员检查─所有东西都严重超标，最后人们便不再去检查了。“反正眼不见为净。谁知道那些科学家又会胡诌些什么。”于是一切就这样继续下去：他们翻土，播种，收割。
虽然发生了难以想象的灾难，人们还是照之前的方式过日子。对他们来说，不能吃自己种的小黄瓜，比切尔诺贝利事件还来得严重。
整个夏天，孩子们都必须待在学校里，士兵们用特殊的粉末清洗校园，还把学校周围的土地铲掉了一层。然后，秋天呢？他们带着学生来采集甜菜根。那些来自技校的学生，被带到田里工作。其他人都被赶走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重要性，还比不上田里未收的马铃薯。
谁要为这一切负责？除了我们之外，谁要负责？
之前，我们并不在意身边的环境。如同天空、空气一般，就在我们身边，像是被永久赐予我们的一样，不受人的影响，永远地存在着。我以前常躺在森林里仰望天空，惬意得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而现在呢？森林依旧美丽，长满了蓝莓，却再也没有人去摘了。
秋季的森林里，已经难以听到人声。恐惧已深入人心，进入了人们的潜意识。我们还是拥有电视、书籍，以及想象的能力。但现在的孩子却是在家里成长，他们不再和树林、河流为伴，只能在远处观望。这些孩子跟以往的孩子大不相同。我念普希金的诗给他们听，我一直认为他的作品是经久不衰的。但我现在却有了一种可怕的想法：万一我们的文化只剩下一个装着古板书籍的老旧箱子，该如何是好？我所热爱的这一切……
尼古拉：
你知道吗，我们都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面对核弹攻击时，我们都很清楚要如何防范及处理。我们都能应付化学战、生化战及核战，但我们从未学过，要如何将放射性物质从我们体内除去。
的确，切尔诺贝利不能与战争相提并论，两者并不相同，但大家仍然将两者互相比较。我童年时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城战，我知道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当我们在列宁格勒时，那里像战场前线一般，时常有人朝我们开枪。当时还有饥荒，持续了好几年，人们沦落到靠动物般的本能行事。但这里却不一样，请到外面的花园看一看，花草树木都还很茂盛呢！这两者根本不能相比。
我还有一件事想说，但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啊，对了，天主保佑！遭到炮火攻击时，你可能活不过下一秒，并不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死去，而是当场死亡。那个冬天，我们断粮了，列宁格勒的人开始烧家具取暖，房里所有木制物品都拿去烧了。我记得，所有书也都烧了，我们甚至把破旧的布丢进火炉。
一个人在街上行走，然后就地坐了下来。第二天经过时，你会看到他仍然坐在原地，因为他被冻住了，而他很可能会继续坐在同样的位置，坐整整一个星期，甚至坐到春天来临，直到天气变暖。没人有力气帮他解冻。
如果有人跌倒在冰地上，有时会有人过去帮忙，但通常人们只是从旁边走过，应该说从旁边爬过才对。我记得当时人们不是在走，而是在爬。那时人们的行动就是这么迟缓。没有任何事可以与这些情况相比！
反应炉爆炸时，我母亲仍然跟我们住在一起。她常说：“儿子，我们都已经从最困难的状况中活下来了。我们从围城战中活下来了。不可能再有比这更糟的状况了。”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做好发生核战的准备，我们建造了核弹避难所。我们想要躲避原子，像躲避炮火一样。但是原子无处不在，在面包里，也在盐巴里。我们呼吸、食用着这些辐射。也许你可以不吃面包和盐巴，也许你可以饥不择食，把皮带煮熟，闻着香味充饥─这些行为我都能理解。但是对于核能，我却无法理解。
所有的东西都有毒？那我们该如何过活？刚开始几个月充满了恐惧。医生、教师，总而言之，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他们抛弃一切，全都离开了这里，简直就是落荒而逃。但是军方命令不准任何人离开─连持有党证也没用。
谁该为这一切负责？为了继续过日子，我们必须知道谁会为此负责。是谁呢？是那些科学家，还是核电厂的员工？是厂长，还是值班的人员？告诉我，为什么人们反对建造反应炉，却不反对建造汽车工厂？我们应该要求立刻关闭所有核电厂，然后再将所有的核能学者关起来吗？我诅咒这些人！但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能算是一种罪恶。那些学者同样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我希望能成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我想要理解这一切。
人们现在有着不同的反应。十年过去了，人们将发生的事看成战争。也就是说，我经历了两次战争。我来告诉你人们的各种反应。他们会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十年过去了，我们再也不害怕了。”“我们都死定了！我们都活不久了！”“我想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应该给予我们援助才对。”“啊，别再说了。日子总是要过的。”
我想，这些已经囊括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我们每天都听到这类话。就我来看─我们都是这个国际实验室里的实验品。一共有一千万白俄罗斯人，还有我们这两百万人住在这块有毒的土地上。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恶魔实验室，你可以记录数据，尽情实验。为了写论文，各地的人来到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有从圣彼得堡来的，还有从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在做提前准备。（谈话中断了一会儿）
我刚才在想些什么？我又想起了战争与切尔诺贝利的不同。我想，我能开口谈论切尔诺贝利，但我不愿多说有关围城战的事。有人发给我邀请函，要我去参加“列宁格勒围城战之子”的聚会，我去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他们只是要我说出害怕的心情吗？这是不够的。我们怕得在家里只字不提围城战的事，我母亲不希望我们记得这些事。但我们却会谈论切尔诺贝利。不对。（他停下了谈话）我们并不会彼此谈起这些事，这个话题只会跟外来的人说起：那些外地人、记者，以及远方的亲戚。
为什么我们要避开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话题？比如，避免在学校跟学生提起。当这里的孩子前往奥地利、法国和德国就医时，他们都会被问到相关的问题。我问过这些孩子：“别人都问你们什么问题？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孩子们通常不记得当时身在哪个城市或小镇，也不记得那些人叫什么名字。但他们都记得他们收到了礼物，得到了美食款待。有些人收到录音机，有些人没有。他们回来的时候，都穿着不属于他们的衣服，像是去巡回演出过一样。
孩子们都很期待有人再带他们离开这里。他们会被送去给人观赏，然后带着礼物回来。孩子们都习惯了，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增长见识的方法。在“出国”旅游之后，在这豪华的巡回演出之后，孩子们终将回到学校。在教室里，我看得出，这些孩子都只敢看不敢动手。我把他们带到我的工作室，那里有许多我的木雕作品。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的木雕。我说：“这些都是用木头做出来的，你们也可以试试看。”醒醒吧！木雕帮我走出了围城战的阴影，我花了好多年才走出来。
我们通常会保持沉默。我们不会大吼大叫，也不会抱怨。我们一直很有耐心，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叙述。我们害怕谈论这些事。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经历，衍生的问题也不寻常。这世界已被一分为二：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人；你们，是其他所有人。有人注意到了吗？在这里，没人会说自己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我们都自称为切尔诺贝利人。
“我们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我是切尔诺贝利人。”
就像另一个种族。就像一个新的国家。
书写切尔诺贝利
蚂蚁们在树干上爬着。这里四处是军事器材，充斥着行军声、哭泣声、哀怨声、咒骂声，还有直升机的螺旋桨声。但蚂蚁们依旧自顾自地爬着。
我刚从隔离区回来，这一天我见到的所有事物中，只有一样让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这些蚂蚁的身影。我们在森林中停下脚步，我站在一棵桦树边抽烟。我离树很近，就靠在树上。出现在我眼前的，便是这些在树皮上爬行的蚂蚁，全然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很快就会离开，蚂蚁们也不会发现。而我呢？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蚂蚁。
起初大家都说：“这是一场大灾难。”然后大家说：“这是一场核战。”我读过有关广岛跟长崎的报道，我也看过那些纪录片。核战争，爆炸的半径范围，这些虽然很可怕，但可以理解。我甚至可以想象当时的状况，但我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你只会知道一些完全看不见的东西来了，然后这个东西会摧毁整个世界，还会爬入你的体内。我还记得一个科学家对我这么说：“这会花上好几千年。”
他解释给我听：“铀的分解，也就是铀-238的半衰期，换算成时间就是十亿年。而钍则需要一百四十亿年。”
五十，一百，两百，这些数字我可以理解，但数字更大的话，就超过我的理解范围了。我什么都搞不清楚了：时间是什么？我又在哪里？
现在才过了十年，却要我写下当时的事，要怎么写？我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你无法解释，你也无法理解。我们曾试着想象现在的生活，但没有办法。
切尔诺贝利的爆炸为我们带来了切尔诺贝利的传说。报纸跟杂志争相要写出最耸人听闻的文章。那些事不关己的人，特别喜欢这种骇人听闻的报道。大家都读过像人头一般大的香菇的描写，却从来没人真正找到过。我们不应该创作，而是记录，记录事实。你听说过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科幻小说吗─根本没有这样的书！但是现实里人们写得更为科幻。
我有一个笔记本，专门用来记录对话、谣言和轶事。这么做很有趣，更可以传给后人。想想希腊古文明至今还剩下什么，就是那些希腊神话。
这就是我的笔记本：
“同样的话已经连续广播了三个月：状况已日趋稳定，状况已日趋稳定，状况已日趋稳定……”
“斯大林时期的话语，又开始老调重弹了：‘西方的特工人员’，‘社会主义的大敌’，‘苏联人民坚固联邦的祸害’。大家都在谈论来这里的间谍和密探，却无人谈论服碘防护，所有非官方信息被视为西方的意识形态。”
“昨天主编删了我的报道，内容是有关当晚前去核电厂救火的消防员的母亲。这位消防员因为急性放射线中毒身亡。把儿子安葬在莫斯科之后，他的父母回到他们的村庄，这个村庄没多久就被疏散了。秋天时，他们暗中穿越森林，回到家中庭院，采收了满袋的西红柿和小黄瓜。这位母亲很满意：‘我们装满了二十个罐子。’他们对土地和农民的传统充满了信心，就连儿子的死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惯。”
“‘你在收听自由欧洲电台？’我的主编问我。我没有回答。‘我们的报纸不需要危言耸听的人，给我写些英雄事迹的报道。’”
“以往我们所认识的敌人，不都被消灭了吗？现在的敌人既看不见又无所不在，是新的邪恶化身。”
“中央委员会派了一些指导员前来。他们的活动范围是：从旅馆搭车到地方党部，然后再搭车回去。他们靠阅读地方报纸的标题来了解情况。他们从明斯克带来一大盒三明治，还用矿泉水煮茶。矿泉水当然也是带来的。这些是旅馆的女服务员告诉我的。人们不相信报纸、电视和广播，而是借观察官员的反应来获得信息，这样的信息较为可靠。”
“隔离区里最热门的传言，就是伏特加可以预防辐射锶跟辐射铯。”
“我的孩子该怎么办？我想要带着我的孩子逃离这里，但我是党员，我做不到。”
“镇上商店里忽然摆满了舶来品。地方党支部的秘书长在演讲中提到：‘我们会将这里变为人间天堂。只要大家留下来继续工作，就会有享用不尽的萨拉米香肠跟荞麦。那些顶级特产店卖的东西，大家通通有份。’事实上，只有在地方党支部才能吃得到这些东西。他们对人民的态度就是：用萨拉米香肠跟伏特加打发他们。但是，真该死！我从没在镇上商店里看过这么多不同种类的萨拉米香肠。最后我买了些进口女用裤袜，给我的老婆穿。”
“曾经有一个月，可以买到辐射剂量计，然后就买不到了。你不能写有关的报道，也不能提起这里有大量的辐射尘，更不能提起只有男人留在镇上，女人跟小孩都被疏散了。整个夏天，这些男人都要自己洗衣、养牛、耕种。他们酗酒，当然，还闹事。那是一个没有女人的世界……上级封闭了一切消息。我的主编语带威胁地对我说：‘别忘了我们的敌人，我们还有很多敌人，在大海的另一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能报道好事，对坏事却只字不提。但是私底下，那些官员却在另外准备食物，还有人看到他们在打包行李……”
“一位老妇人在警方管制站旁拦住我：‘可以麻烦你到我家走一趟吗？现在是采收马铃薯的时候，但那些士兵不让我过去。’这些人都被转移，他们与世隔绝，一无所有。他们会偷偷穿过军方封锁回家，在夜间穿越积雪的森林和沼泽，躲避直升机与军车追捕。老一辈的人都说：‘这跟以前德国人入侵时没两样。’”
“我第一次看到的趁火打劫者是个年轻人，他穿着两件毛皮外套。他跟军方巡逻队辩解说，这是他预防辐射的方法。军方制服了他，最后他终于认罪：‘开始时会有点害怕，可是之后就习惯了。只要先打一针碘液，然后就出发了。’自我保护是人类的天性，正常来说，人是不可能违背本能的，但这些人还是做出了许多难以置信的事情，其中也包括犯罪行为。”
“一年之后，我回到镇上。小狗们都恢复了野性。我找到了我家的雷克斯，我喊着它的名字，但是它没有反应。难道它认不出我了吗？还是它不想认我？它一定是在生我们的气。”
“刚开始几个月，大家都很安静。到处是一片死寂。人们都有气无力。你知道应该离开这里，但是到了离开时，你又会不想走。你会变得无法理解周遭发生的事情。我不记得当时有任何严肃的话题，但是我记得那些玩笑：‘现在所有商店都卖微波产品了。’‘阳痿起因可分为两种，有辐射反应跟没有辐射反应。’然后，忽然之间，再也没人开玩笑了。”
我在医院听到有人说：
“这个男孩死了，昨天他曾拿糖果给我吃。”
在市场排队的时候听到人们说：
“噢，真好，今年有好多香菇。”
“这些香菇都有毒。”
“喔，你真奇怪，又没人强迫你吃。你可以把香菇买下来晒干，然后拿去明斯克的市场卖，你就会变成大富翁了。”
“建造教堂的时候，选的地点是需要上帝指示的。教会的神父会看见异象。建造教堂之前，还要举行神秘的仪式。但他们建核电厂像建普通工厂一样，简直跟建猪圈没两样，结果他们用来建屋顶的沥青都融化了。”
“你读过这篇报道吗？他们抓到了在切尔诺贝利附近逃亡的士兵。他在地上挖了一个洞，住在里面，就在反应炉附近。他会去那些废弃的房屋里寻找食物─有时找到猪油，有时找到腌黄瓜。他还会设下陷阱，捕捉野生动物。他当逃兵，是因为有些老兵会把新兵活活打死。他活了下来，就在切尔诺贝利。”
“第一只狼狗出现了，是那些跑到森林里的家犬和狼的后代。这些狼狗体积比狼大，对人的召唤视若无睹，它们也不怕人或光，猎人学狗叫，它们也没反应。野生的猫早已集结成群，开始攻击人类。它们想要复仇。它们的记忆已经消失了，它们不记得自己的地位曾在人类之下，曾被人类驯养。对于我们而言，消失的是现实与虚假之间的界线。”
“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这些古怪的坟墓遗迹。科学家们称这些掩埋动物的地方为生化坟场。这里可以说是现代的神殿。上千只被射杀的狗、猫和马就躺在这里。它们都没有名字。”
“昨天我父亲过了八十岁生日。我们一家人聚在餐桌边。我看着父亲，想起他这一生的许多经历：古拉格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有切尔诺贝利。他这一代人全都碰上了。他很喜欢看养眼的美女。他年轻时，我母亲常常为此发脾气，她会说：‘行政区所有穿短裙的女孩，他一个没放过。’然而现在，每当有年轻漂亮的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时，他却会把头低下来。”
“拜访区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跟外面的世界大不相同。这是科幻小说作家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作品，但科幻小说却变成了现实。”
有传言说：受到大量辐射的人，将被集中在切尔诺贝利后方的集中营。他们将在营地生活一段时间，接受观察，然后被埋葬。
他们用巴士将邻近村落的死者直接运到坟场，一次埋葬上千具尸体，跟列宁格勒围城战时一样。
在爆炸前一晚，有些人看到核电厂上空有奇怪的光芒。还有人拍下照片。底片洗出来后，发现竟然像是外星物体产生的蒸气。
在明斯克，火车跟各类库存都已被仔细清洗过了。所有人都会被移送至西伯利亚。残留在西伯利亚斯大林时代的军营已在整修中。女人和小孩会首先被送去。那些乌克兰人已经被移送过去了。
这并不是意外，而是一场地震，发生在地球的中心，是地质的爆炸现象，是地理运动跟宇宙运动的能量造成的。军方事前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本来可以提前警告人们，但是他们却严格保密。
湖里与河里，现在满是无头无尾的梭子鱼，只剩身体浮在水面。
类似的事情迟早会发生在人类身上，那些白俄罗斯人将会变成另一种人形动物。
辐射使森林里的动物生病了。这些动物无助地四处走动，眼神也充满悲伤。猎人们感到害怕，也舍不得射杀它们。这些动物不再害怕人类。狐狸和狼现在会跑到镇上，跟孩子们一起玩耍。
切尔诺贝利人生下来的孩子身上流的不是血，而是不知名的黄色液体。一些科学家声称，那些住在辐射区的猴子变得更聪明了。接下来三代到四代的小孩，都会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在我们身上进行的是一次伟大的实验……
——阿纳托利·希曼斯基，新闻记者
谎言和真相
人们为此写了许多书。又厚又长，还附有注解，却仍然无法理性地叙述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忘了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我读到的，说切尔诺贝利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自我认识。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我一直在等着某个聪明人向我解释这一切，就像人们解释斯大林、列宁或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或者像鼓吹自由市场的口号般不断重复。然而，我们是在一个没有切尔诺贝利的世界里长大的，现在却要与切尔诺贝利共存。
我是一个太空火箭研究者，专长是火箭燃料的研究。我在拜科努尔（此地为太空研究中心）工作。宇宙号卫星和东欧科学卫星这样的太空计划，占去了我大部分的人生。那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光！你可以带领人们进入天空、极地，无所不及！你可以带领人们到达太空！苏联的全体人民都跟着尤里·加加林，一同进入太空，人们与他一同脱离了地球。我们都到了太空！我至今仍十分敬爱加加林─他是个了不起的俄国人，有着灿烂的微笑，就连他的死亡都很戏剧化。
那段日子真是不可思议！我因为家庭原因搬到白俄罗斯，结束了我在拜科努尔的工作。来到这里，我随即投身于这片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太空，我对事物的认知都必须重新来过。就算我曾经接触过最先进的科技，还有最先进的太空技术，这里发生的事情仍然完全超乎我的想象。这简直难以形容─连想象都没有办法─这……（他思考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刚才还突然觉得，我终于懂了─我还以为我能归纳出一个结论。不论你跟谁谈起切尔诺贝利，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但我宁愿告诉你们我的工作内容。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做的！我们建造了一座教堂─属于切尔诺贝利的教堂，当中供奉着圣母像，这座教堂是为了纪念这次“神的惩罚”。我们收集捐款，慰问病人和垂死的人。我们如实记录事件，还要建造一个博物馆。
我之前认为，以我当时的心态，恐怕无法胜任这样的工作。我接到的第一个指示是：“钱在这里，你要把钱分给三十五个家庭，也就是分给三十五个寡妇。”她们的丈夫都是清理人，所以你必须公平地分配资金。但是该怎么分呢？有一个寡妇要养育生病的小女孩，另一个有两个孩子，第三个寡妇自己也得了病，而且房子还是租来的，还有一个寡妇有四个小孩。我晚上睡不好，满脑子在想：“怎么做，才不会亏待这些人？”我想了又想，算了又算，却找不到方法。最后，我们只能按名单，把钱平分给每个家庭。
我真正的贡献是博物馆：切尔诺贝利博物馆。（他沉默了一会儿）有时我会想，不要建博物馆，改建一座殡仪馆好了，我可以出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今天早上，我还没脱下外套，就有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她哭泣着─与其说是哭泣，不如说是哀号：“把他的奖章给你！把他的奖状也给你！把抚恤金都还给你！把我丈夫还给我！”
她哀号了好一阵，然后留下了她丈夫的奖章和奖状。唉，这些物品会被陈列在博物馆里。人们会看到这些展品，但她的哭泣声却只有我一个人能听见。每当我摆设这些奖状时，我就会想起她的哭声。
亚罗舒克上校已经来日不多了。他是一个放射化学家。他以前壮得像头牛，现在却瘫痪在床。他老婆像翻枕头一样帮他翻身，拿汤匙给他喂食。他有肾结石，需要接受碎石治疗，但我们付不起手术费。我们一贫如洗，只能仰赖人们的救济。政府就像债主一样，我们这些人好像早已被政府遗忘。
当他死的时候，政府可能会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也可能是一座学校，或一项军事武器。但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会发生。亚罗舒克上校走遍了整个隔离区，将高辐射的地点一一标记出来。政府彻头彻尾地利用了他，把他当成机器人。上校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去了。他走遍了反应炉和所有有辐射反应的区域，就凭一双腿和手里的辐射剂量计。他必须“感受”到一个定点，然后绕着定点走，以便能在地图上准确地标示出来。
那些被派去反应炉屋顶工作的士兵，又怎么样了呢？总共有两百一十支部队被派去清理这场大灾难的辐射尘，也就是说，一共有三十四万士兵参与善后。那些清理屋顶的士兵受害最严重。他们穿着铅制上衣，但是辐射却来自下方，他们的下方没有辐射防护，只是穿着普通的廉价迷彩靴子。
这些人每天都要上屋顶作业一分半钟或两分钟，当日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然后能领一份奖状和一百卢布赏金。之后，这些士兵便四散至祖国各地。他们在屋顶上捡拾反应炉的燃料跟石墨，以及混凝土碎片跟金属物品。大约二十秒至三十秒，便可装满一台手推车，然后再花约三十秒的时间，将这些“垃圾”从屋顶上丢下去。这些特制的手推车本身就重达四十公斤。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铅制上衣、防辐射面具、手推车，还有快得惊人的工作速度。
在基辅的博物馆里，展示着军帽大小的石墨模型。如果这是真的石墨，将会重达十六公斤，由此可知石墨密度高又沉重。现场的遥控机器时常不听使唤，因为电路会遭到高辐射的影响。最可靠的“机器”就是士兵，他们被称为“绿色机器人”（以军服的颜色命名）。三千六百名士兵曾在毁坏的反应炉屋顶作业。夜里，这些士兵睡在帐篷里，他们都曾跟我说过，刚开始时他们将麦秆铺在地上睡─这些麦秆都是从反应炉附近取来的。
这些士兵都是年轻人。他们现在也来日不多了，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他们的话……这些人都来自同样的文化背景，这个文化有着伟大的成就，而他们都是牺牲品。
当时很有可能会发生核爆，士兵们必须将冷却用的水从反应炉下取出，以避免铀跟石墨的混合物与水接触。一旦碰到水，将可能达到临界质量的状态。若发生爆炸，威力将可达三百万吨至五百万吨。这意味着不仅基辅与明斯克，连整个欧洲都将有一大部分地区无法居住。
你可以想象吗？一场遍及欧洲的大灾难！所以问题就来了：谁愿意潜下去打开排水管活门？政府保证会提供汽车、公寓、别墅，还有全家人的永久补助金。他们开始在士兵当中寻求志愿者。然后这些人便站了出来！那些年轻人潜入水中好几次，成功地打开了活门。他们所属的部队得到了七千卢布的奖赏，不过当初保证的汽车和公寓都被遗忘了─但这并不是那些士兵潜水的动机！他们不是为了得到物质奖励才这样做的，这些物质保证是他们最不看重的。（他开始难过起来）这些人都过世了，只剩下在我们博物馆里的文件里，还写着他们的名字。如果没有他们挺身而出，又会如何？他们有着做出自我牺牲的准备，这份情操无人能比。
有人这样对我说，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们将生命的价值看得太低了。这是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个体。他只是想在生命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他也许之前只是个无名小卒，如同背景一般毫不起眼，而现在，忽然间，他当上了主角。这就是对人生意义的渴求。我们的诉求是什么？我们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你得到了一个用死亡换取人生意义的机会，还能够被后人敬仰。你得到了属于自己的角色！这样的死亡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样的死亡能换来不朽。针对他的说法，我与这个人争辩起来。
我不认同他的说法！完全不认同！没错，我们是受军事教育长大的。我们要能随时出动，随时准备执行不可能的任务。当我完成高中学业，打算进普通大学时，我父亲很震惊：“我是一个职业军人，而你竟然打算将来穿西装上班？我们的祖国需要有人来保护！”他好几个月都不肯跟我说话，直到我申请进入军校为止。
我父亲参加过战争，现在已经过世了。他基本上没有留下任何实质的遗物，跟他同一代的人也是如此。在他死后什么都没留下：房子、汽车、土地。他留给我什么遗物呢？一个校官用的背包，是他在芬兰战役开始前得到的，里面装满了他的战争勋章。我还有另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三百封他从前线写来的信，最早一封是一九四一年写的，我母亲把这些信保存起来。这就是我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是无价的。
现在你可以理解我怎么看待这座博物馆了吗？这个骨灰坛里装着切尔诺贝利的泥土，只有一小把土。还有一个矿工的帽子，也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还有一些从隔离区取来的农具。我们这里可没有辐射剂量计─因为我们会发光！这里收藏的所有物品都是真的，没有任何塑胶模型。人们需要相信我们。人们只会相信货真价实的物品，因为有关切尔诺贝利的谎言实在太多了，一直是这样。一些不实的团体甚至成立了基金和商业大楼……
既然你在写这本书，你一定要看看这些难得一见的影片。我们在不断收集这些影片。这不是有关切尔诺贝利的纪录片，不是的，政府不会让任何人录像，录像是被禁止的。只要有人录像被发现，有关当局会立刻取走底片，损毁后才把机器还给你。
我们没有任何纪录片记载他们迁走人们和家畜的过程。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录下这些悲剧，只能录下英雄事迹。现在仍有部分切尔诺贝利的照片残留下来，但当时他们破坏了数不清的录像机和照相机！
人们已饱受官僚体制的摧残。讲出切尔诺贝利的真相，需要很大的勇气。相信我，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你一定要看看这段影片：那些消防员乌黑的脸，像石墨一样。而他们的眼神呢？只有知道自己离死不远的人，才会有这种眼神。还有一个片段是一个女人的腿，她在灾难发生的第二天，仍然去反应炉附近的田里工作，走在满是露水的草地上。她的腿会让你想起铁栅栏，膝盖以下的部分满是坑洞。如果你要写这本书，你一定得看看。
我回家时，还抱不起我的小儿子。我需要先喝五十克至一百克伏特加，才可以抱他。
博物馆里有一个区，是用来纪念那些直升机驾驶员的。这位佛多拉斯基上校是俄罗斯的英雄。他安息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上，葬在一个叫祖柯夫鲁格的村庄。
他在受到超过安全剂量的辐射后，本应该立即离开，但他留下来额外训练了三十三名直升机驾驶员。他一个人就完成了一百二十趟飞行任务，总共运送了两百三十吨货物。平均一天要飞行三到四次，在反应炉上方三百米处飞行，机舱的温度可达六十摄氏度。从高空不断空投沙包下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底下的情形。这样的工作，每小时会受到一千八百伦琴剂量的辐射。驾驶员在空中仍可以感受到辐射。
为了准确空投命中爆炸后的火坑，这些驾驶员必须将头伸出机舱，用肉眼来确认目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那些政府委员每天开会时都讲得很简单：“这个任务会需要牺牲两到三条人命，至于另一个任务则需要牺牲一条。”就是讲得这么简单明了，而且这种事每天都会发生。
佛多拉斯基上校死了。挂牌上标示着他在反应炉上方受到的辐射量，那些医生写着七贝克，而实际上却是六百贝克！
至于那四百名不眠不休、在反应炉底下挖隧道的矿工呢？工程师表示，他们需要一条隧道，在其中灌注液态氮来冷冻地枕带，否则反应炉将会接触到地下水。于是，从莫斯科、基辅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地招来了矿工。
至今我仍没有读过任何有关他们事迹的文章。他们在高达五十摄氏度的地下赤身裸体，一边爬行，一边推着推车。底下的伦琴剂量高达数百。这些人也活不久了。假如没有他们呢？我认为他们都是战争英雄，而不是战争的受害者，这是一场从未发生过的战争。人们称切尔诺贝利是个意外，是一场灾难，但其实这就是场战争。切尔诺贝利纪念碑，看起来跟战争纪念碑没什么不同。
有些事情我们不会说出口，这是我们斯拉夫民族内敛的一面。但是既然你在写这本书，我认为你应该知道这些事。那些在反应炉里，或在周遭工作的人们，他们的─他们─这也是那些火箭工程师常见的症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泌尿生殖系统会失去功能，但是没人会公开谈论这件事。这是不应该的。
我有一次与一位英国记者同行，他常会提出一些很特别的问题，尤其是这方面的问题─他对人性的题材特别感兴趣─比如人们在家里如何生活、如何相处的情形，还有人们的亲密行为。但他总是得不到诚实的回答。
他请我召集一些直升机驾驶员前来接受采访，就当是男人之间的对谈。驾驶员们来了，其中有些三十五岁或四十岁就已经退休了。其中一位驾驶员断了一条腿，因为辐射使他的腿骨软化。其他人扶着他来的。
这位英国记者问道：“你们的家庭情况如何？跟你们年轻的妻子相处得如何？”
直升机驾驶员们都沉默了，他们以为会谈到一天出五次飞行任务，而这个人却在问他们妻子的事情。竟然问这个？
这位英国记者开始个别询问，但大家的回答都一样：“我们很健康，政府很重视我们，我们的家庭充满了爱。”
没有一个人向他敞开心怀。驾驶员们走了，我想这位英国记者一定很受挫。他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吗？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们谈话的地方是一家咖啡馆，两位美丽的女服务员负责招待我们。英国记者问她们：“可以问你们一些问题吗？”然后她们做出了回答。
记者问：“你想结婚吗？”
“想，但不是在这里。我们都梦想能嫁给外国人，这样才能生出健康的小孩。”
记者问得更大胆了：“那你们有对象吗？他们怎么样？他们能满足你们吗？你懂我在说什么吗？”
“看到那些人了吗？”女服务生笑着说，“看到那些直升机驾驶员了吗？身材高大，又戴着闪亮的徽章。这些人出席常务委员会很风光，但在床上却不怎么样。”
英国人拍下女服务员的照片，又对我说了一次：“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没人相信你们了吧？你们在欺骗自己。”
我跟他一起去了隔离区。根据广为人知的统计资料，切尔诺贝利附近有八百个废物掩埋场。他以为会看到精心设计的建筑物，但看到的却是寻常的坑。坑里装满了从反应炉周围一百五十公顷范围内砍下的“橘色的树木”。（在意外发生后的数天里，反应炉周围的松树和常青树渐渐变成了红色，后来转为橘色。）坑里还装着上千吨金属，有钢铁、管线，还有特殊服装与混凝土构造物。
他给我看一张英国杂志刊登的俯瞰照片。照片里有数千个零件，这些零件来自车辆、飞行机具，还有消防车跟救护车。这个规模最大的掩埋场，就在反应炉附近。已经过去十年了，他还想去那里拍照。他如果能拍到这样的照片，就能拿到更多报酬，所以我们四处游走，接连拜访上级官员。一个官员说他没有地图，另一个说他无法批准。
我们跑了许多地方，这时我才忽然发觉：掩埋场已经不存在了。这些多余料件只存在于账目中，实际上早被卖到市场了，到了人们家里或集体农场。所有东西都已被偷窃一空。这位英国记者无法理解这一切。我跟他说明了真相，但他不相信。就连我自己也一样，当我在文章中读到最英勇的行为时，我也不相信。我有时会想：“万一这也是虚构的呢？”这场悲剧中泛滥着谎言，这些谎言就跟人们之间打招呼一样频繁！自欺欺人！（他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任何东西，我都会带去博物馆。我收集了这些收藏品。有时我会想：“算了吧！逃吧！”你懂吗？我真不知该如何承受这一切！
有一次，我跟一位年轻的牧师站在萨沙·贡恰罗夫士官长的坟前谈了起来。这位士官长也在反应炉的屋顶工作过。那一天下着雪，刮着大风，天气非常差，牧师祈祷时却没有戴帽子。
我后来问他：“你好像完全不受天气影响。”
“没错，”他说，“在这样的场合，我会觉得自己充满能量。祈祷时我充满力量，其他教堂仪式都无法与之相比。”
我一直记得这句话─这是一个经常与死亡为伍的人说的话。我常常问那些外国记者为什么来这里，他们中间有些人来了好几次，为什么他们要求进入隔离区？如果把他们的目的想成为了钱或事业，就太愚昧了。
“我们喜欢这里，”他们说，“可以感受这里散发着生命的能量。”
真是出乎意料的回答，不是吗？我想，对他们来说，我们这里的人，这里的感受，这里的环境，都是未知且充满魅力的。不过我并没有问清楚，他们到底对我们有多少好感，他们会写些什么，或是从我们身上理解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在死亡边缘徘徊？
切尔诺贝利就是我们仅有的世界。这场灾难破坏了我们脚下的土地，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痛苦，但我们现在领悟了，这是我们仅有的世界，我们无处可去。很可悲，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这里的人生观与众不同。参与过战争的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我们也同样迷失了。唯一没变的，是人的苦难。苦难是我们的象征，是无价的！
经历过这一切之后，我回到家。妻子听我诉说完之后，静静地说：“我爱你，但我不会把孩子交给你。我不会让任何人碰他。切尔诺贝利人不行，车臣人也不行，谁都不行！”恐惧已在她心里扎下了根。
——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索博列夫，切尔诺贝利防护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人民的声音
克拉夫季亚·格里戈里芙娜·巴尔苏克，清理人的妻子
塔玛拉·瓦西里芙娜·别洛卡雅，医生
叶卡捷琳娜·费多罗芙娜·博布洛娃，从皮里亚特镇撤离的居民
安德烈·巴提斯，记者
伊凡·瑙莫维奇·维吉奇克，小儿科医师
叶连娜·伊利尼契娜·沃罗尼科，布拉金安置中心的居民
斯韦特兰娜·戈沃尔，清理人的妻子
纳塔利娅·马克西莫芙娜·贡恰连科，撤离的居民
塔玛拉·伊利尼契娜·杜比科夫斯卡雅，那罗夫亚安置中心的居民
艾伯特·尼古拉耶维奇·扎里茨基，医生
亚历桑德拉·伊凡诺夫芙娜·克拉夫特索娃，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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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娜·马克西莫芙娜·拉里沃契科，撤离的居民
阿纳托利·伊凡诺维奇·波利修克，水文学家
玛丽娅·雅科夫列娃·萨维列耶娃，母亲
尼娜·汉特斯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我很久没有见过因为怀孕而开心的女人了，也没见过快乐的母亲。一个最近生产的母亲，她刚恢复精神，便马上喊道：“医生，把孩子带来给我看！把他带过来！”她抚摸着婴孩的头、前额、娇小的身体和四肢。她只是想确定：“医生，我生下来的孩子正常吗？一切都没问题吧？”护士帮婴儿喂食。母亲很害怕地说：“切尔诺贝利离我的住处不远。我曾去那里探望我妈妈。我被黑色的雨淋到了。”
她还告诉我们她做的梦，她梦到她生了一头有八只脚的小牛，还有长着刺猬头的小狗。真是古怪的梦。女人们以前不会做这样的梦。至少我从没听说过。我当接生婆已经三十年了。
我是学校老师，我教俄文。这件事发生在……我想想……是在六月初的考试时。校长忽然将我们全部人召集起来，宣布：“明天，所有人都要带铲子来。”
原来，我们必须把学校周围受污染的表层土挖起来，然后军队会前来将地铺平。
教师们提出了问题：“他们会提供什么样的防护装备给我们？他们会带特殊服装或防毒面罩来吗？”
答案是否定的。“拿起你们的铲子挖就对了。”
只有两个年轻老师拒绝这么做，其他人都出去铲土了。虽然觉得受到了压迫，但在我们心中，仍觉得这是非做不可的工作─要勇于面对困难和危险，要能保护我们的祖国，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教导学生的事吗？要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牺牲奉献。我教导的俄国文学作品，可不是在讲人生道理，而是战争，例如肖洛霍夫、绥拉菲莫维奇、富尔马诺夫、法捷耶夫和鲍里斯·波勒沃夫。只有两个年轻教师拒绝参与。他们是新一代的人。这些人已经跟我们大不相同了。
我们从早到晚都在外头铲土。我们回家时，意外地发现商店仍在营业，女人们开始购买裤袜和香水。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气氛了。尤其是忽然间出现了排队人潮，在购买面包、盐巴和火柴的现象，更加深了这种气氛。大家都忙着把面包脱水，做成饼干。虽然是在战后出生的，但我很熟悉这一切。我已经可以想象我会怎样离开我的家，我跟孩子们会怎么被撤离，我们会带些什么东西走，给母亲的信会写些什么。虽然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日常生活却一如既往，电视上仍播放着喜剧。我们知道如何在恐惧中生活，这是我们的天性。在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我们俄国人。
军队进村后，开始撤离居民。街道上很快便充斥着军事器材：装甲运兵车，盖着绿色帆布的军用卡车，甚至还有坦克车。居民在士兵的注目之下撤离村庄，这样的气氛充满压迫感，特别是对那些参与过战争的人来说。刚开始，人们抱怨俄罗斯人─是他们的反应炉出了问题，所以是他们的错，然后渐渐改口为：“都是政府的错。”
切尔诺贝利事件常被拿来与战争相提并论，但前者严重多了。战争是人们可以理解的。而切尔诺贝利呢？人们对此哑口无言。
这感觉像是我从未离开过此地。我每天的行为一模一样。走在同样的街上，经过同样的房子。这个城镇就是这么宁静。
那一天是星期天，我躺在外头，晒着太阳。我母亲跑了过来：“孩子，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都躲到家里，你竟然还在这里晒太阳！”我笑了：“那罗夫亚离切尔诺贝利有四十公里远。”
当晚，一辆日古利车停在我家门前，我朋友跟她丈夫走了进来。她穿着浴袍，她丈夫穿着运动服和老旧的拖鞋。他们从皮里亚特穿过森林，经过乡间小路才来到这里。
一路上有警察巡逻，还有军队封锁道路，他们不打算让任何人离开。她一进门就大喊：“我们需要牛奶和伏特加！快点！”她不停地喊着。“我们刚买了新家具、新冰箱。我还织了一件毛衣。所有东西都留在那里，我用玻璃纸把东西都包了起来。我们整晚都没睡。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到底会怎么样？”她丈夫试图安抚她，我们一连好几天都坐在电视前，等着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但政府没有做出任何声明。等到节日过后，戈尔巴乔夫才出现在电视上，他说：“同志们不要担心，一切状况都在控制之中。情况并不糟。人们仍在当地生活，工作。”
从村庄撤离的牲畜，被赶到地方行政中心的指定集合点。那些奶牛、小牛和猪群像疯了一样，在街上到处乱跑─人们想牵走就可以牵走。载着罐装肉品的火车从肉类集散场开到卡里诺维奇的车站，再开往莫斯科。莫斯科不接受这些货物，所以火车又开了回来，这些车厢如今已是坟场了。一整批货都被我们埋葬在此。我身上肉类腐烂的味道到了晚上仍消散不去。“这就是核子战争的味道吗？”在我印象中，战争的味道是硝烟味才对。
起初，他们会在夜间把孩子们运出来。他们打算隐瞒这场灾难，但人们还是发现了。人们会带着牛奶罐，来到我们的巴士前要食物，还自己煎派来吃。这情况就跟战争时一模一样。没有比战争更贴切的比喻了。
接着在地方行政官的办公室开了一场会议。这气氛像是在战时一样，所有人都等着民防科科长发言，因为大部分人对辐射一无所知，只有高中物理教过一点。科长走上台，照本宣科地念着核战书的内容，例如：一个士兵受到五十伦琴的辐射，就必须离开前线；如何建造避难所；如何穿戴防毒面具，以及测定爆炸范围的数据；等等。
我们搭着直升机来到污染区。我们全都装备齐全─没穿内衣，穿着看起来像厨师的廉价棉质雨衣，外头罩着防辐射的材质，戴着连指手套和外科用口罩，身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装备。我们降落在某个村庄，那里的小男孩正在沙堆里玩耍，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个孩子嘴里衔着一颗石头，另一个孩子咬着树枝。他们都没穿裤子，裸露着身体。我们收到命令，不能造成民众恐慌。
而现在我要承受这一切。
电视上开始播放这些片段─一个老婆婆正在挤奶，把挤好的奶装到罐子里。一位记者带着军用辐射剂量计前来测量牛奶，然后旁白说：“看吧，一切都没问题，这里离反应炉只有十公里远。”
电视里还播了人们在皮里亚特河畔游泳、晒太阳的画面，远方可以看到反应炉和冉冉烟缕。旁白说：“西方想要制造恐慌，编造和这次意外相关的谎言。”然后，记者会再次拿出辐射剂量计，测量盘子里的鱼、巧克力条，或者小贩卖的松饼。这些全都是假的。当时军用的辐射剂量计，是设计用来测量环境辐射量，而非测量单一物品的。
这些谎言，这些天大的谎言，在我们心中已与切尔诺贝利密不可分。只有在战争时，政府才会说出这样的谎言。
我们正在等待第一个孩子出生。我的丈夫想要男孩，而我想要女孩。医生试图说服我：“你的丈夫去过切尔诺贝利，你必须堕胎。”我丈夫是个卡车司机，他在灾难发生的前几天被叫去运送沙石。但我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
生出来的婴儿是个死胎，少了两根指头。是个女孩。我哭了。“至少也要给她手指啊，”我心想，“她毕竟是个女孩。”
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打电话给军方总部─所有医疗人员都去出任务了─因此我自愿帮忙。有一位少校，我记不起他的名字，对我说：“我们需要年轻人加入。”
我试着说服他：“首先，年轻的医生还没有准备好；其次，他们的危险程度会增加，因为年轻人更容易受到辐射影响。”
他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接到命令了，我们要派年轻人出去。”
患者伤口愈合的速度越来越慢。我还记得第一次下辐射雨的情景─人们后来称之为“黑雨”。我们是世界上最好、最杰出、最强大的国家，但人们并没有准备好应付这种事。
我丈夫是一位工程师，有大学学历，他很严肃地想要说服我，这是一场恐怖攻击，是敌国的牵制行动。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我遇见一位曾参与建筑斯摩棱斯克核子反应炉的人。他告诉我，那些水泥、板材、钉子跟沙石是怎样从工地被偷走带到邻近镇上去卖的。这些建材被偷去换成现金，或换来一罐伏特加。
党中央会派人到城镇来跟工厂与人们商谈，但是来的人却不知道如何去除辐射活性，不知道如何保护孩童，也不知道食物里渗入了多少放射线系数。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射线，也全然不懂放射生物学、离子化辐射，更不用说懂同位素了。对他们而言，这些东西就像从外星来的一样。他们只知道颂扬苏联人民的勇敢，讲述军队的英勇事迹和揭露西方间谍组织的阴谋。当我在党内集会中提出怀疑时，他们却告诉我要取消我的党籍。
我很害怕继续住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给了我一个辐射剂量计，但有了这个又能如何？我洗好衣服，洗得既洁白又干净，辐射剂量计却响了起来。我烹饪食物，制作饼和派，辐射剂量计又响了起来。连我铺床时，它都会响。我要这个东西做什么？我哭着给我的孩子们喂饭。他们会问：“妈妈，你为什么要哭？”
我有两个男孩。他们没去托儿所或幼儿园─他们总是待在医院里。大的从外表上看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他没有头发。我带他去看过医生，也看过传统医者①。在同年级的孩子里，他是最瘦小的。他不能跑步、玩耍。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倒他，他就会开始流血，还有可能会死。他得了一种血液疾病，这个病名我不知道怎么发音。我跟他一起躺在医院，心里想：“他快要死了。”我后来才知道，不应该这么想。我躲在浴室里哭泣。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会在病房里哭，她们都会到浴室或厕所里哭。我回来时，带着满脸笑容：“你的脸颊好红润，你会好起来的。”
“妈妈，带我离开医院。在这里我会死。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死了。”
现在我该去哪里哭呢？去浴室吗？浴室前面已经排起了队─排队的人都跟我有着相同的处境。
①[ 这里指用宗教迷信方式给人治病的人。─编者注]
在五月一日纪念日当天，他们允许我们到墓园去。我们可以去坟墓，但警察不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房子和庭院里，不过至少可以从墓地远望家园。我们在那里为家乡的人们祈福。
我告诉你，什么样的人住在这里。让我来举例说明。刚开始的几年，在那些“肮脏”的区域，政府在商店里摆满了中式牛肉罐头、荞麦等物资，于是人们便说：“噢，住在这里真好，现在你赶不走我们了。”
土地受污染的程度不一─在集体农场里可能有一块田是“干净的”，而旁边的田却是“肮脏的”。在“肮脏”的田里工作的人可以领到更多钱，所以大家都抢着去，而不愿意去“干净”的田里工作。
前不久，我弟弟从东亚回来看我。他说：“你们这里的人都像是黑盒子。”他的意思是飞机上那种记录航空信息的黑盒子。我想，我们这里的人都活得好好的，会说话，会走路，会吃饭，我们热爱彼此，但我们都是记录信息的黑盒子！
我是一个儿科医师。孩子们有不同的观点。举例来说，他们不认为癌症等于死亡─他们还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他们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了如指掌─例如诊断结果，服用的药品，手术的名称。他们懂的比他们的母亲还多。他们过世的时候，脸上有着惊讶的表情。他们就这样带着讶异的表情离开人世。
医生警告说，我的丈夫有可能会死。他得了白血病，也就是血癌。他从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回来后，两个月内便生病了。是工厂的人派他去的。某次夜班结束后，他早上回到家说：“我明天要离开了。”
“你要去做什么？”
“在集体农场工作。”
他们在方圆十五公里的土地用耙子耙起麦秆，采收甜菜，挖马铃薯。
后来他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望他的父母。他跌倒时，正在跟他父亲一起补墙。我们叫了救护车，送他去医院─他的白细胞过高，已达到有生命危险的程度。
回来时他说：“我就要死了。”他变得很安静。我试着说服他不要这样想。我哀求他，但他不相信我。后来我帮他生了一个女儿，他才肯听我的话。有一次我早上醒来，看着一旁熟睡的他，心想：我以后一个人该怎么办？
人不应该一直想着死亡，所以我把脑海中的这些念头赶走。如果我早知道他会因此生病的话，我会把家里的门都锁上，我会站在门口挡着，我会用家里所有的锁，把每一扇门都锁起来，不让他离开。
我跟我儿子这两年来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我不想再听到或读到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事。我什么都见识过了。
医院里的小女孩玩着洋娃娃。她们会合上洋娃娃的眼睛，假装洋娃娃死了。
“洋娃娃为什么死了？”
“因为她们是我们的小孩，小孩子都活不了，生下来以后就会死。”
我的小孩阿尔乔姆七岁了，但是看起来像五岁的孩子一样。我看到他闭上眼睛，以为他睡着了。我哭了起来，以为他不知道，但他却开口说：“妈妈，我要死了吗？”
他会沉沉睡去，几乎没有呼吸。我会跪在他的床边：“阿尔乔姆，睁开你的眼，跟我说话。”我心想，他的身体还是暖的。
他会睁开眼睛，然后又沉沉睡去，像是死了一般。
“阿尔乔姆，睁开你的眼。”
我不会让他死的。
前不久，我们在庆祝新年。各种食物我们应有尽有，而且全是自制的，有猪油、肉类、腌菜，连伏特加都是自制的。只有面包是从商店里买的。当然，“自制”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残留着铯和锶的余味。但我们还能从哪里取得物资呢？镇上的商店都空了，就算有东西买，以我们的薪水和抚恤金也买不起。
家里来了一些客人，是我们的邻居，都是些年轻友善的人。一个是老师，另一个是集体农场的技工，还有他的妻子。我们吃饭喝酒，然后开始唱起歌来。我们都不由自主地唱起那些老歌─革命歌曲和军歌。“柔和的晨曦照亮了古老的克里姆林宫”。那是个美好的夜晚，像是回到了过去。
我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他是学生，住在首府。他回信说：“妈妈，我试着想象这个画面。这很不可思议。在切尔诺贝利的家中，新年枞树被装饰得闪闪发亮，人们围绕着桌子，唱起了革命歌曲和军歌，像是古拉格集中营和切尔诺贝利事件都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感到很害怕─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我儿子。他已无家可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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