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问题在于谁该负起责任。然后，当我们懂得更多时，我们会开始想，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自从知道这一事件的影响不只是一两年，而是好几代人时，我们便开始回顾过去。
事情发生在周五晚上。当天早上，没人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带着儿子去上学，我丈夫去理发。丈夫回家时，我正在准备午餐。
“核电厂好像起火了，”他说，“他们说要大家随时开着收音机。”
我忘了说，我们住在皮里亚特，就在反应炉附近。我还记得那耀眼的深红色光芒，反应炉看起来像在发光一般。那光芒太过耀眼，并不是一般的火灾。那景象看起来很美，就算在电影里也看不到这样的画面。
当晚，所有人都跑到阳台上，家里没有阳台的，也去了朋友家里的阳台。我们家在九楼，视野很好。人们带着孩子出来，把孩子抱起来说：“看啊！要记住这景象！”
那些在反应炉工作的人─工程师、工人、核能技术指导，他们就站在黑色的烟雾中谈话、呼吸，对眼前的景象感到讶异。人们开着车，或骑着脚踏车，从各处蜂拥而来围观。我们并不知道死亡能有多美，不过味道却不怎么好闻─那并不是春天或秋天的气息，也不是泥土的味道，而是另一种东西，让我们的喉咙发痒、眼睛流泪。
我整晚没睡，听到楼上的邻居在踱步，他们也睡不着。他们似乎在搬东西，不时发出碰撞声，也许他们在打包行李。我吃了一些止痛药来抑制头痛。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环顾四周，我还记得当时的感觉─这不是我添油加醋，当时我真的感到有所不同─我感到有些不对劲，某些东西已经永远改变了。
早上八点，街上已满是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当我们看到这些士兵和军车时，我们并不感到害怕─相反的，还更为安心了。既然已派出军队来支援我们，那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们当时还不知道，看似无害的原子能置人于死地，人类在物理定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收音机一整天都在告知大家要准备撤离：他们会把我们带走三天，清洗所有物品，并且仔细检查。小孩们则需要带着他们的课本。即使如此，我丈夫仍然将我们的一些文件和结婚照放到行李箱里。我只带了一条纱布手巾，以防天气变糟。
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我们变成了切尔诺贝利人，我们已经成为了另一种人。晚上，载着我们的巴士停在一个小镇上。人们就睡在学校地板上或集会场所，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
一个女人邀请我们去她家休息。“来吧，”她说，“我铺床给你们睡，你们的孩子这样好可怜。”
她的朋友却把她拉到一旁：“你疯了吗？他们都被污染了！”
我们在莫吉廖夫停留时，我的孩子开始去上学，他第一天从学校回来时满脸泪水。他们要他坐在一个女孩旁边，那女孩却不愿意，说他有辐射。我的孩子读四年级，他是班上唯一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其他孩子惧怕他，他们都叫他“亮晶晶”。他的童年就这样提早结束了。
当我们离开皮里亚特时，有一列军队与我们反方向而行。我看到来了那么多军车，这才开始感到害怕。但我心里却忍不住想，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眼里满是泪水，四处寻找食物。我抱着孩子入睡，使他安静，但身为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到基辅时，我们都领到了一些钱，但我们什么都买不到：有数十万人离开了家乡，他们早已把所有东西买光吃光了。在火车站和巴士上，很多人当场就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我母亲曾经救过我一命。她现在年事已高，好几次都变得一无所有。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的牛、马和房子都被人夺走了。第二次是一把火，她从火场里唯一救出的就是我。现在她说：“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一切都会熬过去的。”
我还记得一件事。在巴士上，大家都在哭。一个坐在前面的男人对着他妻子大吼：“我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蠢！其他人都带了该带的东西，而我们却只带了这些三升的空罐子！”
那位妻子说，既然要搭巴士，不如顺道带一些空罐子给住在途中的母亲。他们的座位旁摆着装得满满的大袋子。一路上，我们不时被这些袋子给绊倒，他们就带着这些空罐子来到了基辅。
现在我参加了教堂的唱诗班。我开始读经，上教堂─只有在这里能听到人们谈论永恒的生命，这样的言语可以安抚人心。你会很渴望听到这样的话语，这是在其他地方听不到的。
我时常梦想着，能在皮里亚特的阳光下和我儿子一同骑马。那里现在是一座空城了，但我们仍骑着马欣赏着玫瑰。皮里亚特有很多种玫瑰，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玫瑰。我还年轻，我的孩子也还年幼。我深爱着他。在我的梦想里，我已经忘却了一切恐惧，从头到尾我都只是一个旁观者。
——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维戈夫斯卡雅，从皮里亚特撤离的居民
铲子和原子
我尽可能牢牢记住那些日子。我当时有许多新感受─像来到了未知领域所感受的恐惧，像我登上火星了一样。我来自库斯克。一九六九年时，库尔恰托夫镇附近建起了一座核电厂。我们常去那里购买食物─供应给核电厂工作人员的食物质量是最好的。我们以前常去附近的池塘钓鱼，就在反应炉旁边。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后，我常常想起这些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接到一则通知，我是一个守法的人，因此第二天我就去军方的募集办公室报到。他们看了我的资料，对我说：“你从来没跟我们一起出过任务。现在我们正需要化学家。你想去明斯克附近的营地待二十五天吗？”我心想：为什么不暂时放下家庭和工作，去走一趟呢？我可以去走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午十一点，我带着一大包行李，还有一支牙刷，来到了集合点。和平时期的任务，来了那么多人，我感到很讶异。我开始想起那些战争电影的画面─六月二十二日，多么特别的一天啊，这一天正是德国人入侵的日子。一整天我们都在重复着集合、解散的动作，终于在天黑时搭上了巴士。
有个人在车上宣布：“如果你带了酒，现在就打开来喝。今晚我们就会搭上火车，明天一早就要编入部队。我希望大家明天都能如同早晨的黄瓜一般新鲜有力，不要带着多余的行李。”好的，没问题，我们狂欢了一整夜。
早上，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单位在森林里。我们又排好队形，然后按字母顺序点名出列。每个人都拿到了防护装备。他们给了我们每人一套，又发了一套，然后再发一套。我心想，这事应该非同小可。他们还给了我们大衣、帽子、床垫和枕头─全都是冬天用的配备。可当时是夏天，而且他们说过我们二十五天后就能回家了。
“你在开玩笑吗？”与我们一起前来的上尉笑着说，“二十五天？你们要被派去切尔诺贝利六个月。”
我真不敢相信，然后开始感到愤怒。他们开始说服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工作，可以拿到两倍的薪水，十公里外可以拿到三倍，而在反应炉周围工作的人可以拿到六倍的钱。
有一个人开始估算，半年后他就可以开着新车回家了，另一个人想要离开，但他已经身在军中不由己了。辐射是什么？没人知道。尽管我刚上过民防教育课程，但他们教的是三十年前的旧东西，例如五十伦琴是致死的剂量。他们教导如何在核爆时扑倒在地，以避开冲击波。他们还教有关放射线和辐射热能的知识，但最危险的辐射污染，他们却只字未提。
带领我们前往切尔诺贝利的长官也不太机灵。他们只知道一件事：多喝伏特加可以抵抗辐射。我们在明斯克附近住了六天，这六天里每天都喝酒。我观察着酒瓶上的标签，起初我们喝的是伏特加，后来开始喝一些古怪的东西，像是各类玻璃清洁剂。身为一个化学家，我对此很感兴趣。喝了清洁剂之后，你会觉得脚软，但头脑很清醒，你告诉自己要“站起来”，却会跌倒在地。
我是个有硕士学位的化学工程师，我在一家大工厂担任实验室的主管。而他们竟然叫我做什么呢？他们拿了一把铲子给我─这是我唯一的工具。我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口号：“用铲子对抗原子！”
我们的防护装备包括口罩和防毒面具，但外面的温度是三十摄氏度，没人会戴上这些东西，不然会热死。我们都签收了这些物品，就像领取备用弹药一样，随后就置之不理。
他们带着我们从巴士转搭火车。车厢里只有四十五个座位，而我们有七十人，所以我们轮流休息。
到底有什么在切尔诺贝利等着我们？一大堆军事装备和士兵，还有清洁站。这是真正的军事行动。我们被安置在帐篷内，十个人一间。我们当中有些人家里有孩子要照顾，有待产的妻子，还有已缴了房租没住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如果这是我们应做的事，我们义无反顾。祖国需要我们，我们就挺身而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
帐篷周围有堆积如山的空罐子。战争时，军方后勤单位会提供特别的补给。有肉罐头、荞麦薏仁，还有鲱鱼罐头吃剩后的空罐。到处都有成群结队的猫，像苍蝇一样。村庄里空无一人─当你听到开门声，转头一看，出来的不会是人，而是一只猫。
我们负责挖起受污染的表层泥土，将挖起的泥土放上车，然后载到废物掩埋场。我以为废物掩埋场会是一个复杂且经过精心设计的建筑物，实际上却仅是一个大坑。我们将挖起的土地表层卷起来，像一张大地毯。整片绿色的大地都被我们挖了起来，上面有花草和根须，还有小虫、蜘蛛和蚯蚓。
这份工作真不是正常人做得来的。你没有办法只挖起表层泥土且将活物分离开来。若不是我们每晚疯狂喝酒，我们可能会无法承受这一切，大概会崩溃吧。我们将方圆好几百公里的地都翻了过来。房屋、谷仓、树木、道路，还有水井，仍赤裸裸地留在原地。
早上起床时，你知道该刮胡子了，但你却不敢去看镜中自己的面貌，因为这会使你胡思乱想。很难想象这里的居民会回来居住，但我们仍然更换了房屋的瓦片和屋顶。我们有上千人，大家都知道这么做徒劳无功，但我们仍然每天起床做着同样的事。
有一天，一位不识字的老人对我们说：“啊呀，年轻人，不要再做这些蠢事了。来这里坐，跟我们一起吃饭。”
风不停地吹，云也跟着流动，反应炉没有关闭。我们挖起一层泥土，下周回来又得重新来过。但已经没什么可挖了─只剩被风吹来的沙土。这些任务里，只有一件我觉得有意义：有一次，直升机洒下了一些特殊混合物，在松动的底层土地上制造出一层聚合物薄膜，让土地不再松动。这我可以理解。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不停地一挖再挖……
虽然村民都要求被撤离，但还是有一些老人留了下来。走进老农民的小屋坐下来吃饭─这只是一种仪式而已，让我在这半小时内，能重新感受到正常的生活。你不能吃那里的任何东西，那是不被允许的。但我还是很渴望能走到老农民的小屋中，在餐桌旁坐下。
我们的工作结束后，唯一剩下要处理的，便是那些大坑。他们大概打算用混凝土将坑封住，然后再用铁丝网围起来。他们将那些使用过的倾卸车、货车，还有挖土机留在原地，因为金属也会吸收辐射。我听说这些工程用具全都消失了，换句话说，是被偷了。我相信这个说法。这里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我们都惊慌起来：辐射检测人员发现，我们餐厅的辐射量比我们工作的地点还高。我们当时已经在那里用餐两个月了，但别无他法。所谓的餐厅，不过是由一些柱子和胸口高的板子组成的。我们站着用餐，在水桶里洗澡，厕所是空地里挖出的大坑。我们手里都拿着铲子，反应炉就在不远处。
过了两个月，我们开始有点清楚情况了。大家开始说：“这不是自杀任务。我们已经来了两个月了─已经够了。他们现在应该换其他人来。”
安托什金少将来和我们谈，他很诚实：“对我们来说，带新的人员换班并没有好处。我们已经发了三套衣服给你们，而且你们对这里也很习惯了。带新人来，不但花钱，还很麻烦。”他一直强调我们是英雄。他们会在众人瞩目下，颁发奖状给每一周挖地挖得特别努力的人。被封为苏联最佳的掘墓人，这真是疯狂。
这里的村庄空无一人─只剩下猫和鸡。走进一间谷仓，你会发现里面堆满了鸡蛋。我们会把蛋煎来吃。身在军中，什么都要能吃得下肚。我们还会抓鸡烤来吃，一边喝着自制的伏特加。
每晚我们在帐篷内都要喝掉三升酒。有人下西洋棋，有人弹吉他。待久了就习惯了。有人醉倒在床上，还有人大吵大闹。有两个喝醉酒的人开车出去兜风，结果翻车了。用了液压救生工具，才把两人从压扁的车下救出来。
我会写日记，以及写很长的信给家人，我一直平安无事。政治部部长注意到这一点，他不断问我都写些什么，还问我日记放在哪里。他指使我的邻床监视我，但那个人却跑来警告我：“你在写什么？”
“我的博士论文。”
他大笑：“好，我就跟上校这么说，但你应该把写的东西藏好。”
我的同伴都是好人。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当中没人有怨言，没一个是懦夫。相信我，没人能够打倒我们，绝对没有！那些长官成天待在帐篷里。他们穿着拖鞋走来走去，饮酒度日。谁会在乎呢？我们做好该做的工作，就让那些长官的肩膀上再多一颗星吧。谁会在乎呢？这就是我国人民的风格。
辐射检测人员就像神一样。村民会围绕在他们身边：“小子，告诉我，我的辐射指数是多少？”
一位大胆的士兵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拿了根普通的棍子，捆上一些电线，敲了敲某位老太太的家门，然后拿起棍子，对着墙壁挥动。
“嗯，孩子，跟我说说结果如何。”
“这位婆婆，这是军方机密。”
“孩子，你可以跟我说，我会给你一杯伏特加酒。”
“好吧，”他喝下了酒，“啊，婆婆，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不用担心。”然后就离开了。
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他们才终于给我们发了个人用的辐射剂量计。这东西是个小盒子，里面装着水晶。有些人想到一个主意，他们每天早上把这东西带到废物掩埋场，让剂量计整天吸收辐射，这样他们就能提早离开，也许还能拿到更多薪水。
有人把剂量计绑在靴子上，以便靠近地面的辐射。这真是一场闹剧。剂量计上面的指针根本不会动，这东西必须先接触到一定的起始辐射剂量，才会开始运作。换句话说，这是仓库里五十年前的小玩具。这样做只是为了让我们安心而已。在我们完成工作后，我们的医疗纪录卡上写的数据都一样：他们将我们工作的天数乘以每天平均的辐射量，而每天平均的辐射量是在帐篷处测量的，不是在我们的工作地点。
我们的休息时间有两小时。我会躺在草地上，看着盛开的樱桃树，上面长满了又大又多汁的樱桃，擦一下就可以吃。还有桑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物。
我们不用工作时，他们会带我们列队四处走动。我们会看印度爱情电影，看到凌晨三四点。有时厨师会因此睡过头，导致荞麦都没煮熟。他们会带报纸给我们看─在报纸里，我们都被写成英雄，写成志愿者！报上还有一些照片。我们都很想见见那位摄影师……
联邦支援部队也在附近。有来自喀山的鞑靼人。我目睹了他们国家的军法审判。一个人跑在部队前方，如果他停下脚步或走偏了，就会遭到一阵拳打脚踢。这个人负责清洁房屋，而他身上被搜出一大袋偷来的物品。立陶宛人也在附近。才过了两个月，他们就开始反抗，要求回国。
有一次，我们接到特殊的命令：立刻去空无一人的城镇，清洁某栋房子。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
“明天要在那里拍摄婚礼。”
我们拿着水管喷洒屋顶、树木，冲洗地面。我们还把马铃薯园、花园和庭院的草都收拾干净，一处不漏。第二天，来了新郎和新娘，还有一整车的宴客。他们放起了音乐。这一对是真的新郎新娘，并不是演员─他们已经被撤离了，住在其他地方，但是有人说服他们回来举行婚礼，过程将被拍摄下来作为历史纪录。这是我国政治宣传活生生的实例，这里成为专门制造白日梦的工厂。我出现在这里，也算是证明了关于我们的神话：看吧，我们能在各种环境下生存，就算是去过死亡之地也一样。
就在我快要回家时，指挥官把我叫去：“你在写些什么？”
“写信给我年轻的妻子。”
“好吧。自己小心点。”
过去那段日子，留给我怎样的回忆？这一切真是疯狂。我们挖了又挖，铲了又铲。我曾在日记里写下我的感悟，我刚来的前几天就领悟到了这一点─回归尘土竟是如此简单。
——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萨柯夫，化学工程师
测量
到五月底，差不多是意外发生的一个月后，我们收到周围三十公里处生产的产品，开始按照要求检验。我们这个研究所全天运作，就像军事单位一样。当时我们是白俄罗斯唯一有专家和设备来做检验工作的地方。
我们收到了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内脏器官。我们检查了乳汁。经过首次检验，这些送来的东西显然不能称为肉类，而应该说是辐射的副产品。隔离区的牲畜都在轮班管理之中─畜牧人来来去去，挤奶工人只有需要挤奶时才会来。乳制品工厂依照政府的计划运作。
我们检验了牛奶。那些东西不是牛奶，是辐射的副产品。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使用罗加契夫乳制品工厂的炼乳和浓缩牛奶，来作为课堂上使用的标准辐射源。与此同时，这些产品还在市面上售卖。当人们开始拒绝购买罗加契夫的乳制品时，市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堆没有标识的牛奶。我不认为是他们忽然缺包装纸了。
第一次去隔离区时，我测出森林的环境辐射值，是道路和田地的五六倍。各地的辐射量都偏高，但牵引机没有停止运作，农夫们也继续种田。
在少数几个村庄，我们测量了当地成人与孩童的甲状腺机能。得出的结果是：超出正常范围的一百倍，甚至超出两三百倍。我们一行人中，有位女性放射学者，看到儿童在沙地里玩耍，顿时变得歇斯底里。
我们检验了母乳，同样具有放射性。我们到店里，正如大部分小镇商店一般，衣服和食物摆放在一起，西装和洋装摆在萨拉米香肠和牛油旁边。这些商品就这样暴露在外，都没用玻璃纸盖起来。我们测量了萨拉米香肠和蛋─我们拍了X光照片─这些东西不是食物，是辐射的副产品。
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在她家门口的长椅上哺乳，她就像切尔诺贝利的圣母，但她的母乳里却含有铯元素。
我们向主管询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是好？”
他们说：“做好检验工作，然后回家看电视。”
戈尔巴乔夫在电视里安抚民众：“我们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
我相信了。我当了二十年工程师，我熟知物理定律。我知道所有生物都必须离开那个地方，就算只是短期离开也好。
我们尽职尽责地检验，然后守着电视。我们已经习惯笃信不疑了。我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带着信心和信仰成长。这些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那场可怕的战争中获胜了。当时全世界都对我们心怀感激。
所以这就是你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们知道实情，却保持沉默？为什么我们不去广场上大声说出来？我们汇编了检测报告，写好附注，但我们却保守秘密，默不作声地执行命令，因为我们遵守党的纪律。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记得有任何同志拒绝前往隔离区工作，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党员身份，而是因为我们对党有信心。我们有信心健康幸福地活下去，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准则。在失去这种信心后，很多人得了心脏病，甚至自杀，就像列加索夫教授一样，朝自己的心脏开枪。一旦你失去对党的信心，你就不再是党的一部分了，只是一个失败者，失去了活着的目的。这是我对他自杀行为的理解，他的行为是一种征兆。
——马拉特·菲利波维奇·科哈诺夫，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前首席工程师
可怕的事总是悄悄发生
我们听说在某地发生了事件，最初我连地名都没听清楚，不过我知道那里离我们所在的莫吉廖夫很远。然后我弟弟从学校急忙跑回家，他说孩子们都领取了药物，所以很明显，真的有事件发生了。
然而我们五月一日时仍在享乐。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家，风吹开了家里的窗户。我是后来才想起这件事的。
我在环保部门的检验中心工作。我们还在等待上头的指示，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我们的成员里有环保专长的并不多，尤其是上头的主管。他们多是退伍的军官、前党工、退休人士等麻烦人物。如果你在某处搞砸了事情，就会被送来这里，然后你就会在这里整理文件度日。
直到我们的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阿达莫维奇到莫斯科抗议之后，这种情况才引起重视，这些人才开始知道要站出来说话。
他们恨透了那个作家！这真是不可思议。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就住在这里，但他们却不作声，而是由一位作家向世界呼喊：“救救我们！”
你可能认为他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产生作用，其实不然，每次党内集会或休息抽烟时，他们总是不断地数落“这些作家”：
“他们为什么要多管闲事？他们真是为所欲为！我们有接到指示！我们需要遵从命令！他懂些什么？他又不是物理学家！中央委员会和党书记都站在我们这边！”
到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稍微懂了，生活在一九三七年大整肃时期会是怎样的感觉。
当时，我对核电厂全是美好的观感。中学和大学教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可以“无中生有”制造能源的魔法工厂，只要那些穿着白袍的工作人员按下按钮即可。
切尔诺贝利的爆炸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我们拿到一大沓标记着“最高机密”“意外调查报告：机密”“治疗观察结果：机密”“清理人辐射污染调查报告：机密”等诸如此类的文件。
当时谣言四起：有人在书上读到，有人听说，有人宣布……有一部分人相信西方的说法，只有这些人会讨论吃药的种类和服药的方法。但大多数人的反应是：虽然我们的敌人在幸灾乐祸，但我们仍占上风。五月九日，老兵们仍然会上街举行胜利游行。直到后来才发现，就连那些在反应炉灭火的人员，也活在谣言中。“我认为空手拿石墨是很危险的举动。我认为……”
突然出现了一位疯女人。她在市场里喃喃自语地走着：“我看得到辐射，是蓝色的，辐射把一切都毁了。”
人们不敢再买市场里的牛奶和奶酪。一位老太太手里拿着卖不出去的牛奶。“别担心，”她说，“我没让我的牛去草地吃草，我是自己拿草给牛吃的。”
如果开车到镇外，你会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稻草人：包着玻璃纸的老农妇站在包着玻璃纸的奶牛旁。你会哭笑不得。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接到检验的任务。我被派到了木料处理工厂。这里收到的木材量依然不减─营运计划没有改变，他们和往常一样。我在仓库里启动了测量器材，辐射剂量高得吓人。木板其实没有问题，但当我测量扫帚时，剂量马上爆表。
“这些扫帚是从哪里来的？”
“克拉斯诺波尔。”
后来我们才知道，克拉斯诺波尔是全莫吉廖夫辐射污染最严重的地方。
“我们还有一批货没出，其他的已经运出去了。”
你要怎么去各城镇找回这些东西呢？
还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我怕我忘了……
噢，对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之后，你会突然有了新的感受，每个人都必须面临一种个体的生活，我们很不习惯。之前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必须思考：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可以给小孩吃？什么是危险的？什么不是危险的？你应该搬家还是留在这里？
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但我们已经习惯以前的生活方式了，整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包括工厂、集体农场。我们是苏联人民，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是一个苏联人，彻头彻尾的苏联人。我读大学时，每个暑假都会随着共产党学生青年团行动。我们在暑假工作，把收入捐给南美的共产国家。我当时在单位的部分收入，是要分配给乌拉圭的。
然后，我们改变了。一切都变了。要接受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更何况我们没有表达意见的能力。
我是生物学家。我的论文是研究蜜蜂的行为。我曾在无人岛住了两个月，在那里培育蜂巢。我和蜜蜂相处了一个礼拜，它们才接受我进入它们的家庭。它们不会让任何人接近至三米的范围，却愿意让我接近。我把蘸着果酱的火柴伸进蜂巢喂食。
我的老师曾说：“千万不要破坏蜂窝，这是一个很好的异种生态类型。”
蜂巢和整座森林息息相关，而我也渐渐融入这片大地。一只小老鼠跑到我的球鞋上─它是一只野生的老鼠，但它已经认为我是这环境的一部分了。我昨天就在这里，明天也不例外。
切尔诺贝利事件过后，人们举行了一场儿童画展。其中一张画着一只鹳经过田野，然后消失在田野，上面写着“没有人跟鹳说发生了什么事”。我的感受也是如此，但我有工作在身。我们在各地采集水和泥土的样本，然后带到明斯克。我们的助理抱怨说：“这真是烫手山芋。”我们没有防护措施，没有特殊衣物。人坐在车子前座，后座放的都是会发亮的样本。
我们有掩埋辐射土的指定程序。用土埋土─这真是古怪的行为。根据指示，在掩埋任何东西之前，首先得进行地理勘查，确认掩埋地四到六公里处没有地下水，而且掩埋的坑不能太深，坑的周围和底部都必须铺上塑料袋。
虽然程序这样写，但实际操作时当然会有所不同。不出所料，地理勘查这个步骤被省略了。那些人只是随手指向一块地，说：“挖这里。”挖土机便开挖了。
“你要挖多深？”
“谁知道？等我挖到水再停。”
他们就这样朝着水源挖。
他们总是说：“人民是神圣的，错都错在政府。那就让我来告诉你，我对人民还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出过最长的任务，是在克拉斯诺波斯克区域，这里的情况最糟。为了避免把放射性物质从地里冲入河流，我们需要按照指示行动。
我必须挖双倍深度的犁沟，间隔一段距离，然后再挖犁沟，保持同样的间隔。因此我需要开车巡视每一条小河。我搭着巴士来到地方行政中心，我需要一台车来执行这项任务。
我见到了地方行政议长，他坐在办公室里，正在抱头苦恼：没人下令改变政策，没人对收割作业流程做出更改。豌豆和多数豆类一样，会吸收大量辐射，但他们既然已经种了豌豆，就得采收。这里部分地区的辐射量已经超过了四十居里。
所以他没时间理会我。幼儿园的厨师和保姆都逃跑了，孩子们正在挨饿。所有外科医师也离开了─现在要动个切除盲肠的手术，都必须搭救护车去邻近的行政区，路程长达六十公里，一路上颠簸不堪。还谈什么挖犁沟的车子？他完全没时间理会我。
所以我找到军方。这里的部队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此停留了半年，都已病得不轻。他们给了我一台装甲运兵车，还附带人员─不，等等，是更精良的装甲侦察车才对，上面还装了一门机枪。真可惜我没跟这台车一起合影。我认为这真是男人的浪漫。负责指挥这台车的少尉会不时向基地汇报：“呼叫老鹰！呼叫老鹰！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我们行驶在同样的森林，同样的道路上，开的却是一台装甲车。路上的妇女们躲在篱笆后哭泣─自从战争结束后，她们就没见过这样的车。她们害怕另一场战争要开始了。
根据指示，负责挖犁沟的牵引机驾驶座必须密封且有辐射保护措施，但驾驶员竟然把牵引机停在一旁，躺在草地上休息。
“你疯了吗？没人警告过你吗？”
“但是我已经把上衣垫在头下了啊。”他说。
人们还搞不清状况。他们长久以来生活在核战的恐惧中，却不惧怕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件。
这里的风景很美，那些古老的森林还在。弯曲的河流有茶水一般的颜色，溪流清澈，草地绿意盎然。人们在森林中喊着彼此的名字。对他们而言，这一切这么自然，就像早上起床来到家中庭园一样。只有你心里知道，这里的一切都被污染了。
我们遇见了一位老妇人。
“孩子，告诉我，我可以喝我的奶牛产的奶吗？”
我们低下了头，我们都收到了命令─只收集资料，不许与当地人互动。
最后驾驶员终于开口了。
“婆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噢，我年过八十了。说不定还更老，我的资料在战争中被烧掉了。”
“那您尽量喝吧。”
那些村庄里的居民最让我感到不舍─他们天真无知，像孩童一样，却要受苦受难。那些农夫与切尔诺贝利无关，他们与大自然是一种信任的关系，并非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千百年来一向如此。他们不能理解发生的事情，只好选择相信那些科学家或受过教育的人，把这些人当神父一样。但他们得到的信息却是：“一切都很正常，没什么好害怕的，只要记得吃饭前洗手就好。”我当时还不明白，但过了数年后我才终于知道，我们都是这项罪行的共犯，一同参与了这个阴谋。（她沉默不语）
你无法想象，有多少送入隔离区的补助品被走私出来：咖啡、牛肉罐头、火腿、柳橙。这些东西装箱后用货车运出，因为其他地方都买不到。当地的商人、督察，低阶和中阶官僚都赖此为生。人们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恶劣，我也是其中之一。现在我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了。（她停顿了一下）当然，重要的是我愿意承认我是这样的人。
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集体农场中大约有五座村庄，其中三座是“干净的”，两座是“被污染的”。两者之间，只隔两三公里的距离。被污染的村庄可以领到“坟墓”金，干净的村庄没有。现在“干净的”村庄正要建造牲畜圈舍，需要使用干净的饲料。但是干净的饲料要去哪儿找呢？风吹过一片又一片的田地，这些田地全在同一块土地上。为了要建造圈舍，有些文件需要签名，需要经过委员会签署同意，而我正是委员会的一员。大家都知道我们不应该签署这些文件，这根本就是犯罪。但最后我还是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就跟其他人一样。我心想：干净饲料的问题与环保稽查人员无关。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自己找到借口。我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发现可怕的事情总是悄悄发生在生活中。
——卓娅·达尼洛芙娜·布鲁克，环保稽查人员
答案
难道你没注意到我们之间并不会去谈论这件事吗？再过几十年、几百年，这些年发生的事将会成为传说。
我害怕雨水。这就是切尔诺贝利。我害怕雪，也害怕森林。这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心理作用，而是真实的感受。切尔诺贝利就在我的家里，在我最宝贵的东西身上，在我的儿子身上。
他出生于一九八六年的春天。现在他病了。动物们知道何时该生育，要生多少，就连蟑螂也一样。但是人类却不知道怎么做，上帝并没有赐予我们预知的能力。不久前，一份报道显示，单是一九九三年的白俄罗斯，就有二十万件堕胎案例。因为切尔诺贝利，我们现在全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的天性似乎被封闭了起来，在静静地等待着。
查拉图斯特拉大概会说：“噢，我真不幸！时间到哪里去了？”
我想了很多。我试图寻找其中的意义。你想过吗？切尔诺贝利给俄国人的思维模式带来了一场大灾难。有人说爆炸的不仅是反应炉，而是整个价值体系，我很同意这一点，但这样的解释还不够。
我是历史学家。我曾学习语言学，也就是语言的哲学。我们不仅用语言思考，语言也会思考我们。当我十八岁，也许更小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地下刊物，因而认识了沙拉莫夫和索尔仁尼琴，我才忽然明白我的童年充斥着集中营的语言。即便我是生长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我祖父是部长，父亲是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称呼自己的父母为老大哥和老大姐①也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①[ 原文为PakhanandMakhan，多用于帮派头目的尊称。]
“小心卑鄙的浑蛋身旁一定有个拿扁钻的家伙。”─我九岁时就知道这个俚语了。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讲文雅的话。我们玩的游戏、讲的谚语和谜语都是从集中营里学来的。因为集中营可不是位于遥远禁地里的另一个世界，集中营就在我们身边。阿赫玛托娃曾写过：“一半国人被处理，一半国人在狱中。”我想这种被监禁的自觉将不可避免地对文化造成冲击，也会冲击社会。
我们是在一种苏联式的特殊信仰里成长起来的，我们相信人是所有创造物之王，有权随心所欲地对这个世界做出任何事情。米丘林曾说过：“我们不能等待大地之母的恩赐，我们必须向她索取。”这是在试图教导人民去追求他们本来并不具备的物质。
我们长期受到压迫，而现在每个人却都开始谈论上帝。在古拉格集中营，一九三七年的牢狱之灾，一九四八年党部在会议上谴责世界主义，还有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拆毁古老教堂等时期，为什么人们当时并不信奉上帝？俄国当代信仰的内涵是阴险又虚假的。他们轰炸车臣的平民住宅，消灭那些稀少又自豪的民族。这就是我们做事的唯一方法，用剑而不用言语─用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来解决问题。当我们用铲子将灼伤的坦克驾驶员救出来时，邻近的人们正手持蜡烛站在教堂里，庆祝着圣诞节。
现在呢？我们要试试看，我们是否有能力重新审视过去的所有历史，就像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一样。我们有足够的智识和勇气吗？人们很少谈论这一点，只懂得谈论开放市场、谈论票券和支票。我们再次存活了下来，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但我们的灵魂却被遗弃了。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你写的书？为了我失眠的夜晚？如果人生只是如同火柴般短暂，这些问题也许都有答案，可用单纯的宿命论来解释，也可能有着伟大的答案。俄国人总是需要有可以相信的东西：从铁路、青蛙（巴扎罗夫）①、拜占庭到原子。现在人们则相信开放市场。
布尔加科夫在《伪善者的奴隶》中写道：“我的一生充满罪恶。我是一个演员。”他意识到戏剧艺术有其罪恶的一面，因为探索他人的人生是不道德的。但或许这就像生了一场小病，使人对他人的过错有了免疫力。切尔诺贝利是个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的主题，可以试图为人类的行为辩护。
这一事件的寓意也可能比想象中的简单：你悄悄来到世上，你该在门口止步吗，还是进入这个神奇的世界……
——亚历山大·雷瓦尔斯奇，历史学家
①[ 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的角色，他认为人跟青蛙没有不同，权力、宗教等抽象的概念本来就不存在。]
回忆
我不想谈起这件事。我不要。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他从那里回来了。他去了好几年，这就像一场噩梦。“尼娜，”他说，“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活下去。”
他说了很多故事给我听。村庄的中央有一个红色的水池，鸭与鹅就在一旁绕来绕去。那些士兵都还是孩子，他们脱下上衣和鞋子，躺在草地上晒太阳。
“起来！快起来！你们这些笨蛋，不然你们都会死！”
他们说：“啊，不用你担心。”
死亡已经无处不在，却没有人当一回事。
在撤离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手拿画像，跪在她老房子的门前。她说：“年轻人，我不会走的。我不会离开这里。你可以拿走他们给我的一丁点钱。这些钱是他们拿来补偿我的屋子和奶牛的。但谁会来补偿我的生命呢？我的人生是黑暗的。我在战争中失去了两个儿子，他们就埋在这个小坟墓里。你说现在是战争时期，这是战争吗？白云在天空飘着，苹果花也开得茂盛。没人攻击我们，也没人开枪。只有我们住在这里。这是战争吗？”
负责撤离人民的上校当时在场，还有地方党部的委员和当地的官员，但没人可以回答她的问题。没人知道这是一场战争，一场名为切尔诺贝利的战争。
我从来没有开口问过。我用心去理解他，我们对彼此有着更深的感受。我们都了解对方，也同样感到寂寞。这种寂寞啊……
他知道自己会死。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他向自己保证要凭着爱与善意活下去。我身兼两份工作，只领一份薪水，加上他的补偿金是不够的。他说：“我们把车卖了吧。车也不新了，但还可以卖点钱。这样你在家里的时间才会多一点，我才能多看看你。”
他会邀请朋友前来。他的父母也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日。他似乎懂了些什么。在那里的日子里，他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他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尼娜，”他说，“还好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活下去。”
我会问他：“你想念我们吗？你在那里都想些什么？”
“我看到一个孩子─他是在爆炸后两个月出生的。他被取名叫安东，但是大家都叫他原子人。”
“你认为……”
“你会为那里的所有东西都感到难过，就连苍蝇和鸽子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应该活下去。苍蝇和蜜蜂应该飞，蟑螂应该在地上爬，这样才对。你会连蟑螂都舍不得打。”
“你……”
“孩子们画着切尔诺贝利的涂鸦。画里的树是上下颠倒的。河里的水不是红色就是黄色。他们画着画着就哭了。”
我到底想要弄清楚……什么呢？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了。（她露出了微笑）他的一位朋友向我求婚。这位朋友很久以前就喜欢我了，从学生时代开始。然后他娶了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之后两人离婚了。他向我保证：“你会过着皇后般的生活。”
这位朋友拥有一家商店，在市内有公寓，还有一栋别墅。我反复思考了很久。有一天他喝醉了来找我：“你就是忘不了你的英雄，是吗？他去了切尔诺贝利，但是我拒绝了。所以我还活着，而他只是个回忆。”
哈哈。我将他撵出了门，当场赶了出去！有时候我会有奇怪的想法，我会觉得是切尔诺贝利帮助了我，强迫我思考，拓展了我的心灵。
有些事我丈夫对我说了又说，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漫天的灰尘，田里的牵引机，拿着干草叉的女人们，还有嘀嗒响的辐射剂量计，这一切都被围在铁丝网之后。隔离区杳无人烟，时间却不曾停止。每一天都感觉很长，像是童年时光一样。
演艺人员到场慰问他们，诗人对着他们读诗，阿拉·普加乔娃在田野里开起了演唱会。“如果你们睡不着的话，年轻人，我可以整晚唱歌给你们听。”她称他们为英雄。
大家都称他们为英雄。（她哭了）我无法毫无意义地承受这痛苦，无法从古老的格言中得到慰藉。我甚至连他获得的勋章都没有。勋章放在家里，他给了我们的儿子。我只知道一件事：我再也开心不起来了。
——尼娜·普罗霍罗芙娜·科瓦列娃，清理人的妻子
对物理学的热爱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写东西。斯大林过世时，我把街道上发生的事和人们说的话全部写了下来。我从第一天就开始记录切尔诺贝利事件了，我知道随着时间过去，很多事会慢慢被遗忘，最后永远消失。事实上正是如此。我的朋友中有核物理学家，他们几乎参与了所有事件，却忘了自己的感受和说过的话。不过我全写下来了。
那一天，我来到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上班。我是研究室主任，研究所位于城镇外的林间。这一天天气真好！当时是春天。我开了窗，空气干净又清新，整个冬天我都在窗外挂着萨拉米香肠，喂给外面的蓝橿鸟吃。我很诧异，它们竟不在附近，难道它们在别处找到更好的食物了吗？
与此同时，研究所的反应炉处起了一阵骚动：辐射剂量计测出辐射在不断升高，空气过滤器上的读数高出平时的两百倍。大门的辐射量约为每小时三毫伦琴。这是很严重的事，这种程度的辐射是在辐射危险区工作的最大容许值，最多只能在此环境下工作六小时。
起初推断是某个热源装置的密封发生了破损。检查之后，发现没有问题。然后又想到，或许是放射化学实验室里的容器在运送过程中受损，进而污染了整块区域。但是走道上应该会发现污渍才对─这可是洗不掉的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此时，内部广播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外出。各建筑物之间看不到任何人影，这景象既可怕又古怪。
辐射检测人员检查了我的办公室─我的桌子会“发光”，我的衣服也是，还有墙壁也会“发光”。我站了起来，连椅子都不想坐。我在洗手台洗了洗头，再看辐射剂量计─辐射变低了。难道我们的研究所发生了紧急状况？辐射外漏？我们该怎么清理接送的巴士才好？就算想破脑袋，也得想出办法来。我以我们的反应炉为自豪，我对反应炉了如指掌。
我们打电话给邻近的伊格那林斯克核电厂。他们的设备也出了状况，他们同样也很慌张。然后我们打给切尔诺贝利，但无人回应。中午，我们发现辐射云已经笼罩了整个明斯克。我们确定这是碘外泄的状况。这意味着某个反应炉发生了意外。
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给妻子，警告她。但研究所的所有电话都被监听了。噢，这恐怖统治早已行之有年，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可是家里人仍一无所知。我女儿上完音乐课后，还跟朋友在校园里散步，她还吃了冰激凌。我要打这个电话吗？这会给我带来许多麻烦，我将无法参与机密的计划。但我忍不下去了，我还是拿起了电话。
“仔细听我说。”
“你说什么？”我妻子大声问。
“小声一点。关上窗，把所有食物用保鲜膜包起来。戴着橡皮手套，拿湿抹布把所有的东西擦干净。把地毯装在垃圾袋里丢掉。如果阳台上有晒干的衣物，要拿去再洗一次。”
“发生什么事了？”
“小声一点。滴两滴碘酒到一杯水里，然后用水洗头。”
“发……”我没让她把话说完，就挂了电话。她会懂的，她也在研究所工作。
下午三点半，我们得知意外发生在切尔诺贝利反应炉。
晚上我们搭巴士从研究所回到明斯克时，半小时的车程安静无声，没人说话。大家都不敢谈论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想保住口袋里的党证。
我家公寓的外面摆着一条湿地毯，看来我妻子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回到家里，脱下外套、衬衫、裤子，只剩一条内裤。突然，我怒火中烧。我才不管什么保密了！我不怕！我拿着市内电话簿，还有我女儿和妻子的电话簿，开始打给每一个人。我说“我是在核能研究所工作的，明斯克的天上有辐射云”，然后我告诉他们该做些什么：洗头发，关窗户，晒在阳台的衣服要重新洗过。我告诉他们喝碘水还有正确的饮用方式。
人们的反应是“感谢你”，他们没有怀疑我的话，也没有感到害怕。我想他们应该是不相信我，或者不了解事情的严重性。没人感到害怕，这样的反应真是出人意料。
当晚我的朋友来电。他是核物理学家，他怎么会如此漫不经心！我们竟然抱着如此的信念过日子！直到如今你才看得出来，这是怎样的信念。
他顺道打电话来说，他打算与亲人一同去戈梅利度过五月的假期。那地方离切尔诺贝利只是一箭之地，他竟然还打算带小孩过去。
“好主意！”我对他大吼，“你真是疯了！”
这就是我们的专业以及信念的假象，但我仍对他大吼大叫。他大概不记得是我救了他的孩子。（他停了一下）
我们─我指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没有忘记切尔诺贝利，我们只是从未真正了解过。野蛮人怎能理解闪电是什么呢？
在亚列斯·阿达莫维奇的书中写道，当他跟安德烈·萨哈罗夫谈起原子弹时，这位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对他说：“你知道核爆后空气里臭氧的味道是多么好闻吗？”
对我，还有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话听起来多么浪漫─抱歉，我看到了你的反应，你觉得我并不喜欢这位天才，而是为可怕的事情感到高兴。但核能是时至今日才变得如此低下与可耻的。在我们这一代─一九四五年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时，我才十七岁，我热爱科幻小说，时常梦想能到其他星球旅行，而我知道核能可以带我们上宇宙。
我申请进入莫斯科能源研究所时，得知最高机密的学系是核能学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核物理学家是精英，是最杰出聪明的一群人，人文学科并不被重视。以前学校的老师说，只要三个硬币大小的燃料，就能供整个发电厂使用。听得我真是心花怒放！
我读过美国科学家的书，叙述了他们怎样发明、实验原子弹，形容核爆的样子。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机密。物理学者有高额薪水，神秘感更增添了浪漫的感觉。那是一个迷信物理的年代，那是一个属于物理的年代！
就算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人们仍花了很长时间才从这种迷信里走出来。他们联络科学家，用专机把这些科学家载到切尔诺贝利，其中多数人甚至没带盥洗用具，他们以为只是去几个小时而已。他们就算知道反应炉爆炸了，仍然认为是几小时就能解决的事。他们对所学的物理深信不疑，他们都是相信物理的一代。但这个属于物理的时代，在切尔诺贝利结束了。
你们这一代人看世界的眼光已经不同了。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曾写过，若人类不断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终将导致更高的势力前来干涉俗世的生活。但是对于在斯大林统治下长大的人来说，我们无法想象超自然力量的可能性。
我很晚才读到《圣经》。我与同一个女人结了两次婚。我离开以后，再次回到这里─然后我们再次相遇。人生真是充满惊喜！真是神奇！现在我相信了。你问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三维空间的世界，对人类来说已经变得拥挤。为什么科幻小说会如此受欢迎？因为人试图脱离地球，试图掌控时间的多样性，掌控地球之外的各种星球。
西方文学早已多次提及有关核子冬天的末日启示，就像在为未来做准备一样。大量的核弹头爆炸会产生大火，浓烟将笼罩大气层，阳光因此无法照射到地表。这将引发连锁反应─气候会愈来愈冷。人为世界末日的说法，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起便广为流传。就算人类销毁了所有核弹头，核弹也不会就此消失，制造核弹的知识将依旧存在。
你问的不多，但我却不断与你争辩。这是不同世代之间的矛盾。你注意到了吗？从原子的发展史来看─原子并不仅仅是军事机密和祸端，原子也代表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年代，我们的信仰。五十年过去了，恰好五十年。现在我会不时想象这世界已换人来统治，我们用炮火武力支配世界，而航天飞机就像孩子一样，是我们的未来。不过连我自己都不愿相信这个观点。
人生真是充满惊喜！我热爱物理学，我曾认为除了物理我别无所求，但现在我想试着写作。举例来说，我想写一个不怎么喜欢科学的人，他会妨碍科学发展，或者写有关少数物理学家改变世界的故事，或者是一个由物理和数学独裁统治国家的故事。我的人生从此打开了新的一页。
——瓦连京·阿列克谢耶维奇·鲍里谢维奇，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
昂贵的萨拉米香肠
刚开始的几天，那种感觉是五味杂陈的。有两件事我还记得：害怕与受辱。发生了那么多事，却没有任何通知，政府默不作声，医生也一样。地方单位等省政府的指示，省政府等明斯克，明斯克等莫斯科。这是一段又臭又长的连锁关系，只有少数人在顶端下达命令，结果使我们毫无防备。这是那些日子里最主要的感受。极少数人掌控着我们的命运，掌控着上千万人的命运。
与此同时，极少数人也足以害死我们所有人。这些人不是疯子，也不是罪犯，他们只是核电厂的普通员工。当我得知这个真相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切尔诺贝利开启了一个无底深渊，就连科雷马集中营、奥斯威辛集中营，还有犹太人大屠杀都比不上。一个人用斧头、弓箭，或者用手榴弹和毒气室，也杀不了所有人，但是用原子的话……
我不是一个哲学家，我不会讲大道理。我只会告诉你我记得的事。开始的几天，大家都很恐慌：有些人去药店，把所有碘液都买光了，有些人不敢再买市场上的肉类和牛奶，尤其是羊肉。我们家不打算省钱，买了最贵的萨拉米香肠，期望这些萨拉米香肠用的肉会比较好。后来我们才知道，只有贵的萨拉米香肠才会混入受污染的肉，因为比较贵所以买的人比较少。我们毫无防范之力，这点我已经说过了。我想说说别的事，有关苏联时期的我们这一代。
我的朋友多半是医生和教师，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小团体，常在我家聚会、喝咖啡。其中有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一位是医生，她们都有小孩了。
“我明天要搬去跟我父母住，”那位医生说，“我会带孩子一起走。如果他们生病了，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但是报纸上说几天内状况就会稳定下来，”另一个朋友说，“军队来了，还有直升机和装甲车。广播里也说着同样的话。”
医生说：“你应该带孩子一起走，带他们离开这里！把他们藏起来！这不是战争。我们无法想象发生了什么事。”
忽然间，她们彼此抬高了音调，最后演变成互相责难与指控。
“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怎么办？我们还会赢得战争吗？”
“你在出卖你的孩子！你的母性本能跑哪里去了？真是不可理喻！”
当时大家的感觉，包括我在内，都觉得我的医生朋友在大惊小怪。我们需要等待有人前来通知，等待有人宣布。但她是个医生，她懂得比较多：“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难道他们没有受到威胁吗？反正你们心里都在害怕！”
我们当时真的很讨厌她，她搞砸了我们的聚会。第二天她就离开了，我们则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劳动节游行。我们可以选择去或不去，没有人强迫我们，也没有人要求我们参加。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日子，大家都应该走到街上。我们涌入充满人潮的街上。
地方党支部委员会的所有书记都来到看台上，就站在第一书记的身旁。他的小女儿也来了，站在台上，让大家都能看见。虽然是晴天，但是她穿着雨衣，戴着帽子，而第一书记则穿着军大衣。然而他们仍旧现身了，我记得很清楚。被污染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心。长久以来一直如此。
——摘自从切尔诺贝利撤离的小镇教师，柳德米拉·德米特芙娜·波连卡雅的信
自由与梦想平凡地死去
那是一种自由的感觉。在那里你会觉得自己是自由之身。这种感受你是无法理解的，只有经历过战事的人才会懂。我亲眼见过那些人─他们一喝醉就会开始喋喋不休地提及往事，他们很怀念自由奔放的感觉。这些特种部队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从不退缩！你会去打仗，你会活下来，然后领到一百克廉价烟草。你也可能会有上千种不同的死法，被炸得支离破碎。但是如果你够努力，你可以骗过所有人─死神、长官、战争、伤员，甚至是全能的神─你可以骗过他们然后活下来！
自由总伴随着寂寞。我明白这一点，所有去过反应炉的人也同样明白，就好比战场前线的壕沟一般。恐惧和自由！无论如何都得活下去，这不是过着平凡生活的人可以理解的。还记得他们是怎么训练我们，让我们随时备战的吗？结果我们仍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没准备好。两位军方人士到工厂里叫我出来：“你可以分辨汽油和柴油吗？”
我问：“你们要派我去哪里？”
“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是自愿去切尔诺贝利的。”
我的军事专长是火箭燃料，这是一项机密的专长。他们从工厂直接带我过去，我身上只穿着T恤，他们甚至不让我回家。
我说：“我要先告诉我妻子。”
“我们会告诉她。”
不算军官，巴士上约有十五人。我很欣赏这些人。如果要我们去，我们就去；要我们做工，我们就做；如果他们要我们去反应炉，我们就会爬上反应炉的屋顶。
在已撤离的村庄外，他们立起了守望台，士兵们拿着来复枪驻守其中。周围有障碍物，还有标示写着：“这条路已受到污染，严禁通过及停留。”
四周都是灰色的树木，上面洒着辐射去污液。这简直让人发疯！刚开始几天，我们都不敢坐在地上或草地上，我们都是快步跑动，而不是走。如果有车经过，我们会立刻戴上防毒面具来抵挡尘土。轮班结束后，我们会坐在帐篷内。哈！几个月过后，一切都正常了，就像平常生活一样。我们从树上摘梅子，去抓鱼，那里的梭子鱼大得惊人。还有鲷鱼─晒干后可以拿来下酒。大概有人跟你说过这些了吧？我们还踢足球，我们还下水游泳！哈。（又笑了起来）我们相信命运，我们的内心只相信宿命，我们不懂医学，我们并不理性，这就是苏联人的心态。我只相信自己的命运！哈哈！
现在我是二级伤兵。我很快就病倒了，是辐射污染。我去看门诊的时候，甚至没有医疗卡。啊，不管这么多了，反正我也不是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心态。
我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把别人的空房子封起来。这是什么感受呢……看着那些不能播种的田，奶牛用头不断撞门，但是闸门和房屋都被封了起来，任凭牛奶滴到地上。就是这样的感受！
在尚未撤离的村庄里，农民们会酿制伏特加卖给我们。我们有很多钱可以用：工作的薪水是之前的三倍，军队每天发放的补贴也是之前的三倍。后来我们接到一项命令：平时喝酒的人，第二期任务时可以选择留下。
喝伏特加到底有没有效呢？至少有心理作用。我们选择相信，正如我们对其他事也深信不疑一样。
农民的生活过得很顺利：他们播种，等作物成熟，然后收割，听任一切自然发展。他们不需要跟沙皇，或是政府交涉─航天飞机与核电厂也与他们无关，首都的会谈也一样，不关他们什么事。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生活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这就是切尔诺贝利。他们从未离开此地。
开始有人中风死亡了，他们静静地打包种子和西红柿。
炉子上的玻璃杯炸开了，他们就再摆一个回去。
你说应该要销毁、掩埋所有东西？我们的确这么做了。我们禁止他们劳动，剥夺了他们生活的传统意义。我们成了他们的敌人。
我想要自愿去反应炉。“别担心，”其他人对我说，“每个人在解除动员前的最后一个月，都会被派去反应炉屋顶。”
我们会在这里待六个月。和预先指定的一样，在居民撤离五个月后，我们便被派到反应炉了。知道我们将去反应炉屋顶工作后，有人开着玩笑，也有人严肃地讨论着。在那之后，我们也许还有五年可活，说不定还有七到十年可活。但是不知为何，大多数人都说只有五年。这数字怎么来的？而且他们很冷静地说着这样的话，没有一丝恐慌。
“志愿者，向前走一步！”
我们整队人都向前走了一步。
指挥官有一台监视器，他打开屏幕，把反应炉的屋顶展示给我们看：上面散落着石墨碎片和熔化的沥青。
“小伙子们，看清楚那些碎片了吗？你们要把这些碎片清理干净。然后到这里，你们要在这个区域挖洞。”
根据指示，上去作业的时间应该是四十到五十五秒。不过这是不可能的，至少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段时间里，要上到屋顶，再下来，然后再爬上去，把东西丢下来─一个人负责把手推车装满，其他人负责把东西扔到坑里。你必须把东西丢了就走，不能往下看，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大家还是看了。
报纸上写着：“反应炉周围的空气很干净。”我们读了之后都笑了，还咒骂了几句。空气很干净，没错，但上面的辐射剂量很高。他们给了我们一些辐射剂量计，有的上限是五伦琴，一用就立刻到达极限了。有的上限较高，可以测量至两百伦琴，同样也达到上限。
他们说，你还可以活五年，而且不能生育。如果五年后你还没死的话……（笑了起来）当时流传着各种笑话。我们都很平静，没有惊慌失措。五年啊……我已经活过十年了。看吧！（笑了起来）他们还颁发奖章给我们。我得到了两个。奖章上有各种图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红旗。
有个人消失了。我们以为他逃命去了，但两天后发现他在树林上吊自杀了。每个人都曾这样想过，你懂吗……但我们的长官却说，这个人收到一封信，信里说他妻子对他不忠。谁知道是真是假，再过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解除动员了，他竟然还去树林里上吊。
我们当中有一位厨师，他很害怕，不敢睡在帐篷里。他住在仓库，在奶油桶和肉罐头底下挖了个坑，带着自备的床单、枕头睡在地底下。这时我们接到命令：“再召集一批人上屋顶。”
大家都去过了，但他们还是很缺人！最后他被挑上了。他只上过一次屋顶，现在他也是二级伤兵了。他常常打电话给我，我们一直有联络，我们互相扶持，有着共同的回忆，这些回忆一生难忘。这才是你应该要写的东西。
报纸上写的东西都是骗人的。我们自己缝补防护用具、铅衣、内裤，这些都没有写到。我们穿着含铅的橡皮衣服，但我们另外还做了含铅的内裤。我们很注重这一点。
在一个村庄，他们带我们来到两家妓院。我们这群男人六个月没回家了，六个月没碰女人了。我们统统进去了，反正当地的女孩也会在路边站街卖淫，虽然她们的脸上还挂着泪水，哭着说自己快要死了。我们就这样穿着铅制内裤，就穿在裤子外面。把这个写下来。
我们之间还流传着一些笑话。比如说这个：一个美国机器人上屋顶作业五分钟，然后就发生故障了。日本机器人也上去作业了五分钟，然后也发生故障了。俄罗斯机器人来了，一上去就是两个小时！这时扩音器里传来了命令：“二等兵伊凡诺夫！再过两个小时，你就可以下来休息，抽根烟了。”哈哈！（大笑）
在我们上屋顶之前，指挥官会下达指令，我们这些人都站在一起，有几个人提出抗议：“我们已经去过了，应该让我们回家才对。”
就我而言，我的专长是燃料，但他们还是派我上屋顶。我什么话都没说，是我想要上去的，我没有抗议。指挥官说：“只有志愿者需要上屋顶。其他人可以到一旁去，军事检察官会找你们谈话。”
大家站着交谈了一会儿，然后都同意了。我们都立过誓了，就必须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我们都不太相信抗命真的会被关进牢里。他们放出风声，说可能会关一到两年。但如果有士兵受到超过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他的上级长官将会因为使部属中毒而被送去坐牢，所以没人受到二十五伦琴的辐射量。每个人的辐射量都会低于这个值。这样讲你懂吗？
这些士兵都是好孩子。其中有两个人生病了，另一个人便说：“让我来。”他当天已经上过一次屋顶了。他的行为受到大家的尊重，而他也领到了奖金：五百卢布。
另一个人在上面挖洞，他的时间到了。我们都对他挥手：“快下来。”但他仍跪着不停地挖。他必须在上头挖出一个洞，好让我们丢废弃物下去。等到洞挖好了，他才肯起来。他的奖金是一千卢布，当时这笔钱可以买两部摩托车。现在他是一级伤兵。冒险的代价就是能马上领到很多钱。
解除动员的时候到了，我们都上了车。
在离开隔离区的路上，警铃一直响着。
每当回想起这段日子，我都有某种感觉，奇妙的感觉。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史诗般的”，“神奇的”，这类字眼都不足以形容。这样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连在爱情里也找不到相似的感受。
——亚历山大·库卓亚金，清理人
死亡的阴影
你想知道有关那些日子的事实与细节，还是只想听听我的故事？我并不是摄影师，我在那里摄影是因为刚好有照相机在手里。我本来是拍给自己看的，但现在这已经变成我的职业了。我总是忘不了那里带给我的崭新感受。这样讲你懂吗？
（他边说边将照片在桌上摊开：有椅子、窗台、车轮般大小的向日葵、无人村庄里的鸟巢；空荡墓园里的告示牌，上面写着“高度辐射，禁止进入”，废弃空屋庭院中的婴儿车，窗户被封了起来，一只乌鸦站在婴儿车上，似乎在保护鸟巢；常见的鹤群，飞越荒地。）
人们问我：“你怎么不拍彩色照片？要有颜色的！”但切尔诺贝利是个黑暗的事件，这里不应该有其他颜色。而我的故事呢？我只能为这些作注解（指着照片）。但是没关系，我尽量试试看，其实故事就在里面了。（再次指向照片）
当时我在工厂里工作，同时函授进修大学历史学位。我在工厂的职位是二级水电工。他们将我们召集起来，急忙派我们出发，像是要送去战场前线一样。
“我们要到哪里？”
“他们告诉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我们要做什么？”
“他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可是我们只是建筑工人。”
“那就去四处盖东西吧。”
我们盖了许多辅助用的建筑：洗衣间、仓库、帐篷。我负责卸载水泥。没人知道这些水泥是哪种水泥，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运过来，我们就将水泥卸下。一整天都在卸这个，到最后全身都包裹在灰色的水泥里，连身上穿的特殊防护衣也不例外，只看得到牙齿。晚上我们把水泥清理干净，第二天又沾了一身。
他们为我们举办了政治会谈─他们称我们为英雄，在前线立功，用的都是军用语言。但到底什么是贝克？什么是居里？什么是毫伦琴？我们向指挥官发问，他也无法回答，军校里没有教过。毫、微之类的用语，听来就像中文一样难懂。
“你们知道那么多做什么？奉命行事就对了。在这里你们都是军人。”
没错，我们是军人，但不是囚犯。
一位委员前来巡视。“听好，”他对我们说，“这里一切都很正常。环境辐射值是正常的。大约离这里四公里处是有危险的，那边的居民将会被撤离。但这里是安全的。”
他们当中有辐射检测人员，他肩上挂着小盒子一样的仪器，然后拿着一根长杆子在我们的靴子附近挥动，然后他吓得往旁边一跳─这是他不由自主的反射动作，他不是故意的。
接下来就是像你这样的作家会感兴趣的地方了。你觉得，这件事我们会记得多久？过不了几天就忘了。我们俄国人是不会为自己着想的，不会只为自己的生命考虑，不会有这种想法。我们的政治家不会把个体的生命价值考虑在内，因此我们也不会。这样讲你明白吗？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和你们不同。
在隔离区，我们的确喝了很多酒，真的喝了很多。一到晚上，没人是清醒的。前几杯时，会有人开始感到寂寞，想起他们的老婆小孩，谈起之前的工作，抱怨以前的老板。没多久，喝了一两瓶之后─我们唯一的话题，只剩下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法则。我们会谈起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还有斯大林。俄国是不是伟大的国家？我们会不会胜过美国人？当时是一九八六年─我们比的是谁的飞机更好，谁的航天飞机更可靠。
好吧，虽然切尔诺贝利爆炸了，但是我们有第一位上太空的人！你能理解吗？我们重复着这些话题，直到喉咙沙哑，直到天亮。为什么我们没有辐射剂量计，也没有领到任何药粉以防万一？为什么我们没有洗衣机可以每天洗防护衣，只能一个月洗两次？这些话题总是最后才被提起，或是穿插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该死，我们就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
伏特加比黄金还珍贵，想买也买不到。村里所有东西都被喝干了：伏特加、私酿酒、化妆水、指甲油和喷雾剂。
你可以想象这个画面，我们拿着三升装的私酿酒，或是一罐古龙水，就开始没天没地地聊起来。我们当中有教师和工程师，有完整的联邦团队：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和乌克兰人。
我们开始辩论哲理，谈起我们都是物质的奴隶，使得我们成为这世上众多物件之一，而切尔诺贝利为我们开启了进入永恒的大门。我还记得我们讨论到俄国文化的命运，结论总是悲观的。没有活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就无法理解这些事。只有在俄国文化的背景下，这场灾难才有意义，也只有俄国文化做好了准备。我们长久以来都在害怕核弹，害怕蘑菇云，但结果发生的却是这种事；我们知道火柴或保险丝走火可以烧掉一间房子，但这次的事件却不是这么回事。我们都听过切尔诺贝利的传言，听说那里的火焰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甚至不能称之为火焰。那是一道光，是闪亮的，不是蓝色，和天空的颜色很相近，也没有冒出烟雾。
那些科学家本来都是神，现在却成了堕落的天使，甚至是恶魔。他们没有能力探索自然的奥秘，至今仍然如此。我是来自布兰特金的俄罗斯人。我们那里有个老头喜欢坐在门廊前，他的房子朝一边倾斜，就快倒了，但他仍不停地谈着世界的命运。每个工厂，每间啤酒屋里都会有亚里士多德。而现在我们就坐在反应炉旁，你可以想象一下这里大谈哲学的人会有多少。
报社的人来找我们拍照。他们会制造出虚构的场景：他们要拍废弃空屋的窗户，就拿了一架小提琴摆在窗前，然后将照片命名为“切尔诺贝利交响曲”。但其实你不用虚构任何事，你只需要回忆就可以了：学校里的地球仪被牵引机压碎；阳台上晒干的衣服挂了一年，变成黑色；废弃的军人公墓里，草长得和军人雕像一样高，雕像手里的自动步枪上筑起了鸟窝；房屋的门被破坏了，里面被洗劫一空，但窗帘仍旧是拉上的状态；人们离去了，屋内仍摆有他们的照片，就好像是他们留下的灵魂一样。
没有什么是不重要的，没有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我想要清楚详细地记住每件事：当时的时间，天空的颜色，我的感受。你懂吗？人类永远遗弃了这片土地，而我们是第一批能体验这种“永远”的人。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那些老农夫的面孔─他们看起来仿佛雕像。他们是最不能理解发生了什么事的人。他们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园。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长大、恋爱，用汗水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期待孙子孙女的到来。在结束了一生之后，他们将离开人世，入土为安，成为土地的一部分。这一切都发生在白俄罗斯的农舍中！对我们这些住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家只是一种居住的工具；对他们而言，家就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所以，每当经过这些空荡荡的村庄时，你总希望能看见人影。地方教堂早被洗劫一空─里面满是蜡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祈祷。
我想要牢记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开始摄影。这就是我的故事。不久前我们安葬了一个去过那里的朋友。他死于血癌。我们为他守夜，按苏联的传统喝酒，然后又滔滔不绝地聊到午夜。
刚开始，我们谈论这位往生的朋友。但是后来呢？我们又谈起了国家的命运和宇宙的法则。
俄国军队会不会离开车臣？
会不会有第二次高加索战争，还是这场战争已经开始了？
日里诺夫斯基有没有可能当上总理？叶利钦会不会再次连任？
我们还谈起了英国皇室的戴安娜王妃、俄国的君主政体，谈起了切尔诺贝利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推测。有人声称外星人知道发生灾难后，会前来帮助；有人说这其实是一场实验，接下来出生的小孩会有过人的天分；有人说白俄罗斯人或许会灭绝，就像斯基泰人一样。
我们都是玄学家，早已脱离这个俗世。我们只生活在梦中，活在高谈阔论里。你一定要在这平凡的生命里增添些什么，才能使一切变得合理，就算在死亡的边缘也一样。
——维克多·拉图，摄影师
畸形的婴儿
有一天，女儿对我说：“妈妈，如果我生下了一个残缺的孩子，我还是会很爱他。”
你可以想象吗？她才读十年级，却已经在想这种事了。她的朋友们也一样，他们都会思考这样的事。
我们的朋友最近生了一个儿子，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这对夫妻既年轻又俊美，他们的小孩竟有一张裂到耳朵位置的大嘴，而且没有耳朵。
我不再像过去那样时常拜访他们了，但我女儿不介意，她常顺道过去看看。她很喜欢去那里，也许是想多看一眼，或者只是想捣捣乱而已。
我们本可以离开这里，但我跟我丈夫考虑之后决定留下来。我们不敢离开。在这里，我们都是切尔诺贝利人，我们不会害怕彼此；在这里，如果有人拿家里种的苹果或小黄瓜给你吃，你会欣然接受，不会遮遮掩掩地把东西藏到口袋或皮包里，然后拿出去丢掉。
我们有同样的回忆、同样的命运。到了其他地方，我们就会变成外地人，像麻风病人一样不受欢迎。人们嘴里常常这么说：“切尔诺贝利人”，“切尔诺贝利孩子”，“切尔诺贝利难民”。人们不了解我们，害怕我们。他们如果有权力的话，大概会在我们周围拉一条警戒线，把我们封锁起来，不让任何人离开，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停止说话）不要跟我说事情不会这样，我都亲身经历过。刚开始那几天……我带着女儿逃到明斯克，去找我妹妹。我的亲妹妹不让我进门，说她家里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你能想象这种事吗？我们后来只能在火车站里过夜。
我有一些疯狂的想法。我们该何去何从？也许我们该自我了结，结束这些苦难？刚开始我会这么想。大家脑子里都开始想象，会发生一些可怕的疾病，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病症。连身为医生的我都难免如此，我可以猜到其他人大概会瞎想些什么。
现在我观察着我的孩子，她们不论去哪里都像外人。我女儿暑假时参加了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其他小孩都不敢碰她。
“她是切尔诺贝利来的兔子，晚上会发光。”
他们要她晚上走到庭院里去，看她是不是真的会发光。
人们会谈论战争，还有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我们常被拿来作比较。但那些人是快乐的！他们赢了战争！现在人常说，胜利给了他们很强大的生命能量，也就是说，给了他们很强的动机继续活下去。他们无所畏惧，他们想要活下去，想要读书，想要生孩子。而我们呢？
所有的事情都让我们担心害怕。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担心还没出生的孙子，他们还没出生，而我们已经在担心了。我们的笑容变少了，在节日里也不再高歌。土地变了，田地变成了森林。人们的性情也改变了，大家都很郁闷，感觉末日即将来临。切尔诺贝利是一个预兆，是一个象征。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模式都因此改变了。
有时我会想，你不要写有关我们的事会比较好。这样人们就不会害怕了。在癌症病人家里，是不会有人提起癌症的。如果有人被终身监禁，他也同样不会再被家人谈论。
——娜杰日达·阿法纳西耶芙娜·布拉科娃，霍伊尼基镇的居民
政策
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深信共产主义。现在对我们做出批评是很安全的，这是一种趋势。那些人都是罪人。现在我们需要对一切做出解释，就连物理定律也不例外。
我当时是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你知道的，报纸上说这都是那些人的错：是他们造了这么一个粗劣又廉价的核电厂，他们只想省钱，不顾人民死活。人民对他们而言就像砂土，只是历史的肥料。那些人都该下地狱！那里是最适合他们的地方！该死的问题就在于：谁该负责，又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总是挥之不去。大家都失去了耐心，只想复仇，想要见血。那些人才应该下地狱！
其他人保持沉默，让我来告诉你事实。你们会这样写─我不是指你，但是报纸会写，是那些人欺骗了人民，对人民隐瞒事实。然而我们不得不这么做。我们收到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电报，里面说，你们必须阻止民众发生恐慌。这是事实，恐慌是最可怕的。人们关注切尔诺贝利事件的程度，就像战时一样。当时充斥着恐惧和谣言，人们并非因辐射而死，而是因为发生的各种状况。我们必须阻止恐慌的发生。
你不能怪我们当时隐瞒了实情，我们也不知道事态的进展，只是依照上头的政策行事。如果我们把个人情绪和政治放到一边，你必须承认，当时没人相信发生了这种事情。连那些科学家都不敢相信！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不只在这里，全世界都一样。
科学家们在核电厂调查了情况，然后立刻做出决策。我最近看了一个叫《关键时刻》的电视节目，他们访问了政治局的成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他是戈尔巴乔夫手下的主要思想家。他记得些什么呢？就连这些上头的人也不知道整体情况。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一位将军作了如下说明：“辐射算什么？在核弹试爆场里，他们只要等核爆结束后喝瓶酒就没事了。”
切尔诺贝利在他们嘴里像是一场意外，一场普通的意外。万一我宣布禁止人民外出，会怎样呢？他们会说：“你打算破坏劳动节？”这可是个政治议题。他们会因此收回我的党证！（冷静了一点）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认为不是虚构的。政府委员会主席谢尔本在爆炸后几天内来到核电厂，要求他们带他去看反应炉。他们说：“不行，那里有一大堆石墨，辐射量高得惊人，温度又高，根据物理定律，不能让你去。”
“管他什么物理定律！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切。今晚我就要向政治局交报告了。”
这就是军人处理事情的方法，他们不会用其他方式。他们不知道物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将会发生连锁反应。连锁反应可不是上头的指令，或政府的决议所能改变的。这世界是按照物理的定律在运行，而不是按某些人的思想。但我当时能这么说吗？我能试图取消劳动节游行吗？（又难过了起来）
报纸上说，当人们在街上游行时，我们躲在地下碉堡里。我可是顶着太阳，在看台上站了两个小时，没戴帽子，也没穿雨衣。在五月九日，也就是胜利之日，我和老兵们一起走在街上。他们吹着口琴，人们跳着舞、喝着酒。我们都是体制下的一分子。我们都坚信不疑！我们都相信崇高的理想，相信胜利！我们将战胜切尔诺贝利！我们都读过那些关闭失控反应炉的英勇战役。万一俄国人失去崇高的信念、失去伟大的梦想呢？这种想法很可怕。
然而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一切都崩解了，不再有政府、斯大林、古拉格群岛。人们批判过去，批判我们的人生。但是想想那些杰出的电影！想想那些欢乐的歌曲！有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再有那样的电影和歌曲了？人们需要受到激励和鼓舞，人们需要理想。只有如此，国家才会强大。我们拥有的东西，就是发光发热的理想！
报纸、广播，还有电视，都不断怒吼，要求真相！我们要真相！每一场会议里，人们也要求知道真相！好吧，状况很糟，糟透了。我们都死定了！谁会想听这种真相呢？当暴民涌入修道院，要求将罗伯斯庇尔处以极刑的时候，这样做正确吗？你不能听暴民的话，你不能变成暴民的一员。你看看，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沉默）
如果我是罪人，为什么连我的外孙女，我那可怜的孩子也病了？我女儿那年春天怀了她，她来到斯拉夫戈罗德，裹着尿布的小孩放在一辆婴儿车里。当时是核电厂爆炸后数周，天空有直升机飞行，路上有军车。
我妻子说：“她们应该去找我们的亲戚，她们应该离开这里。”
身为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我说：“绝对不行。要是我带着女儿和外孙女离开，人们会怎么想？孩子非得留下来。”
有些人想离开，想保护自己的亲人，我会把这些人叫到地方委员会来：“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这是对他们的测试。如果我是罪人，为什么我要害死自己的外孙女？（他继续喃喃地说着，但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你要我叙述事情刚发生时的情况。乌克兰那边收到了警报，但白俄罗斯却一片风平浪静。当时是播种季节。我没有隐瞒，我也不在办公室里，我在田地和牧场间奔波。人们忙着播种、挖土。大家都忘了，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前，人们将原子称为“宁静的工人”，大家都很自豪能活在原子时代。我不记得当时对原子有任何恐惧。
说到底，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该是个怎样的人呢？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拥有普通的大学学位，大半是主修工程学或农艺学的。我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来自高级党校。我对原子的认识，最多就是从民防教育课堂上听来的。我从未听说牛奶中会有铯元素，也不知道什么是锶。我们把含有铯的牛奶运到牛奶厂，我们把肉送到肉厂，我们照常收割小麦。一切按计划进行。我没有强迫任何人，没人下令要我们停止做这些事。
刚开始那几天，人们感到害怕，但也很兴奋。我是个不懂自保的人。（思考了一下）而且人们有很强的责任感，那些要求前往切尔诺贝利的信，堆满了我的桌子，都是志愿者。不管别人现在怎么写，当时的苏联人可是有强烈民族性的。不管他们现在是怎么写。
科学家来了，他们互相辩论，吼到喉咙都哑了。我对其中一个说：“孩子们玩的沙堆有辐射吗？”
他说：“那是别人在危言耸听！一知半解！你懂什么是辐射？我是核物理学家，我亲眼见过核爆。核爆二十分钟后，我就敢坐卡车在烧焦的土地上，到爆炸中心点去。你们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
我相信他们的话。我把大家叫到办公室：“同志们！如果我跑了，你们也跑了，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说共产党员都是擅离职守的人。”
如果我的言语和表情不足以说服人，我就会用另一种方法：“你到底爱不爱国？不爱国的话，就把党证拿出来放到桌上，拿出来啊！”有些人真的这么做了。
然而我却开始起了疑心。核能研究所和我们订下合约，要检验我们送去的泥土样本。他们采集了草皮和一层层黑色的泥土，带回明斯克化验。
他们打电话给我：“麻烦你安排交通工具，把这些泥土运回去。”
“你在开玩笑吗？这里离明斯克有四百公里远。”我差点拿不住手中的话筒，“要我把泥土运回来？”
他们回答说：“对，我们不是在开玩笑。根据指示，这些样本要埋在特殊容器里，埋在由水泥和金属制成的地下碉堡里。白俄罗斯各地都送来这样的样本，我们一个月内就已经没地方存放了。”
你听清楚了吗？我们竟然还要在这样的土地上耕种，任凭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土地上玩耍。我们必须完成牛奶和肉类的产量指标。伏特加要用小麦制作，苹果、梨子和樱桃则用来做成果汁。
撤离人民─如果有人从空中俯瞰的话，他们可能会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他们撤离一个村庄，然后通知另一个村庄在下周撤离。在这一周，人们堆麦秆、割草皮、铲土砍树，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周之后，所有人都被带上军车运走了。对我来说，我要开会、出差，压力大得失眠，有好多事要处理。我还记得，有个人站在明斯克的共产党委员会门口，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人民需要碘”。天气很热，但他身上穿着雨衣。
你忘了吗？人们曾经认为核电厂是我们的未来。我时常这样倡导。我曾去过一个核电厂─那里安静、整洁，又令人愉快。红旗在角落里飘扬，写着“社会主义竞争优胜”的标语，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我不是罪人。
——弗拉基米尔·马特伊维奇·伊凡诺夫，前斯塔夫哥罗德共产党地方委员会第一书记
苏联政府护卫者的独白
你在写什么？谁允许你写的？谁准许你拍照的？东西拿走。把相机拿走，不然我就把相机弄坏。你怎么可以这样，来这里乱写一通。我们就住在这里，你敢来这里散布思想、胡言乱语？你讲的东西都是错的。现在是不是没人管了？你怎么可以拿着麦克风到处跑？
没错，我就是在为苏联政府辩护！我们的政府！人民的政府！在苏联政府的统治下，我们很强大，所有人都对我们感到惧怕。全世界都关注着我们的举动！有些人怕得屁滚尿流，有些人对我们羡慕不已。真该死！然而现在呢？民主政权下我们得到了什么？等着别人送巧克力棒、黄奶油和旧牛仔裤过来，好像我们是刚从树上爬下来的野人一样，还是棵棕榈树。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帝国，现在却任凭你这样乱跑！伟大的帝国！我呸！
戈尔巴乔夫来了，他是个人模人样的恶魔。这个老戈，他是为中情局工作的。你还想说什么啊？是他们搞的，就是他们炸了切尔诺贝利，那些中情局特工和民主分子。伟大的帝国！我呸！现在他们来了。以前在共产党时代，一条面包只要二十戈比，现在要两百卢布了。民主人士做了什么事？他们廉价出售一切！只会用钱赎物！我们的子孙将一无所有！
我可没喝醉，我是共产党员！像我们这样单纯的人适合成为共产党。不要跟我说那些民主自由的天方夜谭。我呸！一个自由的人死了，连下葬的东西都没有。有个老太太过世的时候，孤零零的，没有子女，在老家，她穿着便服，在自己的画像下躺了两天，连棺材都没有。她是个辛勤的劳工，是斯达汉诺夫工人。
我们连着两天都不肯去田里工作，我们聚在一起。该死！我们集会，直到集体农场的主席出面保证，每个在集体农场过世的人都会发一头小牛或一头猪，还有两箱伏特加来举办追悼会。而在民主统治下─怎么可能会有两箱免费的伏特加！顶多发半瓶，当作治疗辐射的药物。至少要每人发一瓶伏特加，才算得上是聚会。
你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写下来呢？你只把自己顺耳的话写下来。散布不实思想、谣言。你需要政治资金，对吧？想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满美金？我们住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生活。我们都是无辜的！你来告诉我是谁有罪啊！我支持共产党。他们总有一天会回来的，会找到罪魁祸首。该死！过来，到这里来，把我的话写下来。
——无名氏
指示
我可以提供很多材料，我已经收集了七年─有剪报，还有我自己的评论，我也有各种数据，这些全都可以给你采用。我已经离不开这个议题了，可是我无法写作。我知道如何抗争─组织游行、监督、取得药物、探望病童─但我无法写作。我有太多感受，我无法承担这一切，这会让我无所适从。你应该把这些写下来。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已经有许多狂热分子和专属作家写了。我不想成为另一个滥用此题材的人。
如果要我据实记录？（思考着）那温暖的四月雨，七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场雨。雨滴像水银般汇集在一起。人们说辐射是没有颜色的，但是那天的积水却是绿色和亮黄色的。
我的邻居悄悄告诉我，自由电台报道了有关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意外。我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我相信，如果发生了严重的事件，我们一定会收到通知。他们有各式各样特殊的器材─比如特殊的警示灯、防空洞─他们一定会警告我们的。我们非常肯定！我们都上过民防教育课程，我甚至还当过民防课程的教师。
那天晚上，另一个邻居带了些药粉给我。那些粉末是她亲戚给的，她还讲解了使用方法。她亲戚在核能研究所上班，叮咛她一定要保密，要她守口如瓶！要她像块不会说话的石头！那位亲戚还特别担心电话被窃听。
我侄子当时和我住在一起，他还很小，而我呢，我依然不信。我们家没有任何人喝下这些粉末。我们对国家都充满信心─不只是老一辈人，年轻人也一样。
现在我回想那些第一印象，还有那些初次听到的传言，我回想从当时到现在形势的转变，我曾这样想，以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令人煎熬的，就像我体内住着两个人，一个活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前，另一个活在之后。现在要确切地回忆那个之前的我很不容易，我的观念已经改变了。
最初几天，我开始往隔离区跑。我还记得，在一些村庄停留时，让我感到很诧异的是，那里竟然如此安静。没有鸟儿，什么都没有。走在路上，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寂静无声。我的意思是说，房子空了，人也都走了，所有东西都像是被按下了开关，连只鸟儿都没有。
我们来到朱迪亚尼村─这里的辐射量是一百四十九居里。马林诺夫卡村─五十九居里。这里的居民受到的辐射剂量，是巡逻核弹试爆地的士兵的一百多倍，也是核弹试爆地的一百多倍！
辐射剂量计在摇晃着，早已达到极限，而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却立起了告示牌，声称：当地辐射学者表示，可以安全食用沙拉─生菜、洋葱、西红柿、小黄瓜─统统可以吃。地里种的东西，大家全都吃了。看看现在辐射学者是怎么说的？地方党支部书记又是怎么说的？他们怎么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我们在村里遇到不少喝醉的人。他们随处都能喝起酒来，连女人也不例外，尤其是那些挤牛奶的女工。
我们在一个村庄参观了幼儿园。小孩们跑来跑去，在沙堆里玩耍。主任告诉我们，这些沙每个月都会换新的，沙子是从别处运来的。你大概可以猜得到是哪里来的了。孩子们都很悲伤，我们讲笑话，他们却没有一丝笑容。孩子们的老师说：“别再试了，这些孩子不会笑的。”孩子们睡着时却会哭泣。
我们在街上遇到了一位刚生产完的妇人。“谁允许你在这里生产的？”我说，“外面有五十居里的辐射量。”
“是放射诊断科的医生，她叫我不要把孩子的衣物晾在外面。”
他们试图说服人民留下来。就算他们把村里的人撤离，他们还是会带人回来种田，采收那些马铃薯。那些地方委员会的书记，他们现在又怎么说？他们是怎么为自己辩解的？他们把过错归给谁了？
我留下了很多指令─最高机密的指令，这些全部都给你，你一定要写一本诚实的书。这里有如何处理受污染的鸡的指令。你需要穿戴防护装备，橡皮手套、橡皮外套、靴子等，就像处理其他辐射物品一样。如果居里数达到一定程度，你就要把鸡放在盐水中煮沸，用过的水要倒进马桶，肉拿来做成馅饼或萨拉米香肠。如果居里数太高的话，就把鸡裹上骨粉，拿去喂牲畜。这就是他们对肉类生产的规划。这些肉从“污染区”廉价地卖到“干净区”。负责运送的驾驶员告诉我，这些小牛很古怪，它们的皮都拖到地上了，而且饿得什么都吃，包括破布和纸。它们很好养，全都是要卖到集体农场的。如果驾驶员想要的话，也可以带一头回去。这真是罪恶！罪恶！
我们在路上遇到一辆卡车。这辆车开得很慢，像是装着尸体的丧车。我们把车拦下来，我本来以为驾驶员喝醉了，结果看到是一个年轻人在开车。
“你还好吗？”我问。
“很好，我在运被污染的土。”
在这样的高温下？！在漫天飞尘里？！
“你疯了吗？你还得结婚生子啊！”
“那你让我去哪儿找这种拉一趟赚五十卢布的工作呢？”
当年的五十卢布可以买一套高级西装。这些人竟然只是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冒险。至少跟生命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
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爱列娜·基谢廖瓦，记者
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
我不是文人，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只会向你陈述事实，不会添油加醋。
迟早会有人出来为切尔诺贝利负责。有一天他们会出来承担责任，就像一九三七年一样。也许要等五十年，大家都老了，他们也都过世了。他们这些罪人！（安静下来）我们要让事实流传下去。后人会用得上的。
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我到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尼科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电话，但他们不让我跟他说话。我转而找他的助理，那位助理跟我很熟。
“我从莫斯科打来的，帮我接斯柳尼科夫，我要通知他一些消息，紧急的消息。”
电话是用政府专线打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封锁消息了。你只要一讲起意外，通话马上就会中断。很明显，有人在窃听！我希望能找出是谁在窃听─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是政府里的秘密组织。更何况，我是打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而我呢？我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主任。我是教授，是科学院院士，但就连我的电话也被封锁了。
我花了两小时，终于跟斯柳尼科夫通上话。
我对他说：“据我计算，这是一起很严重的意外。”─我当时有机会和莫斯科某些人士谈话，因此知道部分实情─
“辐射云正朝我们飘过来，朝白俄罗斯飘过来。我们需要马上对人民实施碘剂预防措施，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方圆一百公里内，都不应该有任何人和动物。”
“我已经收到报告了，”斯柳尼科夫说，“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这是谎言！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只要是物理学家都知道，石墨正在某处以一小时五吨的速度在燃烧，你想想这会烧多久？！”
我赶上第一班回明斯克的火车。我整晚没睡。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当时测量辐射量最适合的部位─测出每小时一百八十毫伦琴的剂量。他需要碘化钾，也就是一般的碘。小孩需要两到三滴碘，滴到半杯溶剂里服用，成人则需要三到四滴。
反应炉已经烧了十天，这些事早在十天前就该做了。但是没人愿意听我们的话！没人愿意听科学家和医生的指示！他们把科学、医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环境背景，十年前，当时的我们是怎样的？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在进行秘密实验，所有“西方的消息”都被封锁。当时有上千种禁忌，党和军队都握有机密。和平的苏联境内，原子能就和煤炭一样安全─人们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是被恐惧和偏见束缚的人民，我们的信仰变成了迷信。
然而，好吧，只说发生的事实。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七日，我决定前往位于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州。我去了几座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那罗夫亚，那些地方仅与核电厂相隔二三十公里。我需要更多信息。
我带着整套测量环境辐射的装备去了。环境辐射测出来的结果是：布拉金，每小时三万毫伦琴；那罗夫亚，每小时两万八千。但是人们仍在田里播种和除草，准备庆祝复活节。他们把蛋涂上色彩，烘焙复活节蛋糕。他们会说：什么辐射？那是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上头只对我们说收成如何，进度如何。他们以为我疯了：“教授，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伦琴，毫伦琴─这听来像是外星人说的话。”
然后我们回到明斯克。街上人来人往，人们照常卖着馅饼、冰激凌、三明治、酥皮点心，而辐射云就在他们头顶。
四月二十九日─每件事发生的日期我都记得很清楚─早上八点，我坐在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区。我想见他，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我一直坐到下午五点半。这时，有个知名诗人从斯柳尼科夫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我认识他。他对我说：“我刚才和斯柳尼科夫同志在讨论白俄罗斯文化。”
我气炸了：“如果我们不赶快把民众从切尔诺贝利撤离，如果我们不救他们，以后就没有白俄罗斯文化了！也没有人读你的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最终见到了斯柳尼科夫。我告诉他前天的所见所闻，我们需要救救这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跟他们通过电话─他们早就开始撤离人民了。
他说：“为什么你的人员（研究所员工）拿着辐射剂量计在镇内到处走动，把大家都吓坏了？我已经向莫斯科的伊雷因教授请教过了，他是苏联辐射防护局主席，他表示一切正常。政府委员会也到了核电厂，检察官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我们已派出军队，用上全部的军事装备来处理漏洞。”
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切尔诺贝利使用石墨铀反应炉，这类反应炉可以制造出适用于核弹的钚元素），一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三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或早或晚，一定会有人出来负责。
“你会说你的专长是牵引机，”我对斯柳尼科夫说，他曾是牵引机工厂的主管，“你会说你不懂辐射的影响，但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可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教授，一群物理学家，凭什么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并不是罪犯集团，更应该说是无知和盲从的团体。他们的生活原则，他们从那个大机器那里唯一学来的事，就是不要出风头，大家开心就好。
斯柳尼科夫不久后就被召唤到莫斯科，升官了。这个阴险的家伙！我打赌，戈尔巴乔夫一定亲自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他，大概会说，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人不要恐慌，西方世界正在引起骚动。
如果你不讨好你的长官，那么你就会失去升官的机会，失去出国旅行的机会，也会失去那栋别墅。如果我们仍在封闭的体制内，仍在铁幕之下，人们恐怕至今还住在反应炉旁边。他们会掩盖一切！想想克什特姆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你懂吗？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
依照当时我们的民防教育指导，在可能遭遇核子攻击或发生核子意外的情况下，全民都应实行碘剂预防措施，这是在有危险时就应采取的行动。我们这里每小时有三千毫伦琴的辐射量，但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
这个国家属于当权者，国家永远摆在第一。他们大可以找出别的方法来实行预防─不需要公布，也不会造成恐慌。他们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库里，或加在牛奶里。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付这种状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我的公文包里带着一个辐射剂量计。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让我与重要人士会面，他们已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带着辐射剂量计到接待室，测量那些秘书或私人司机的甲状腺。有时候这样做很有效，他们会感到害怕，然后让我进去。
这时有人对我说：“教授，为什么你要这样到处吓人？你认为你是唯一关心白俄罗斯人民的人吗？更何况，人免不了一死，就像人难免因为吸烟、车祸或自杀而死一样。”
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乌克兰人跪在克里姆林宫前，恳求得到更多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装备（这些装备数量不足）。与此同时，我们的斯柳尼科夫却只花了十五分钟处理这种状况：“一切都没事，我们会自行解决。”
大家都称赞他：“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这么做就对了！”
想想这微不足道的赞美，是用多少生命换来的？
我手里有资料，能证明那些长官都服用过碘剂。我研究所的同事帮他们检查时，他们有干净的甲状腺，不可能没服用过碘。他们还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以防万一。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特制的外衣─这些装备是大家所没有的。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用的家畜，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们中间没人敢出来负责！
当他们不再接见我之后，我就改用信件轰炸他们。我把正式的报告寄到各地，寄给每个名人，寄给整个指挥体系。四份文件夹，每份两百五十页，写的全是实情。所有文件我都备份了，以防万一。一份放在研究所的办公室，另一份放在家里，交给我妻子藏了起来。为什么我要备份呢？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不得不这样做。我总是亲自锁上办公室的门，但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后，那些文件都不见了。
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先是哥萨克人，我也有哥萨克人的个性。我不停地写，我不停地呼吁：“你们要救救这些人！要立刻撤离他们！”
我们不停地在各地游走。我们的研究所率先画出了污染区的地图，整个南边都是红色的。
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一个罪行的历史。
他们把研究所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都拿走了，没有任何说明就没收了装备。我在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教授，不要再使人民恐慌了，你的下场恐怕会很惨。想知道会有多惨吗？我们可以让你见识一下。”他们用恐吓的手段向研究所的科学家施压。
我写信给莫斯科。
随后，国家科学院院长普拉托洛夫接见了我：“你不会被白俄罗斯人民所遗忘，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你不应该写信到莫斯科，这不是个好主意。他们现在要我把你撤职。为什么你要写信？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对抗吗？”
好吧，我手里有地图和数据，而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到精神病院，我曾被他们这样威胁过。他们说可以保证我会发生意外车祸─我也收到过警告。他们可以让我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从事反苏联活动，或者因为研究所里不见了一盒钉子。
然后，我被他们拉上法庭审判了。
他们达到了目的，我心脏病发作了。（沉默不语）
我把一切都写下来了，都装在这个文件夹里。里面写的都是事实，没有添油加醋。
我们检查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有一千五百、两千、三千毫伦琴，还有超过三千毫伦琴的。这些女孩都无法生育了，她们会发生基因突变。
牵引机还在耕地，我问跟我们一起来的人：“至少要让牵引机的驾驶员戴上防毒面具吧？”
“不，他们不用。”
“什么？难道你们没有防毒面具？”
“噢，我们有很多！用到公元两千年才用得完。我们只是不发给他们而已，不然会引起恐慌。大家都会逃跑，他们会离开这里。”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教授，这些事你说起来很简单。如果你丢了饭碗，你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而我该怎么办？”
这是何等的权力！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这已经不仅仅是欺诈和谎言，这是对无辜人民的战争！
我们开车沿皮里亚特河走的时候，看到人们在河边搭起了帐篷，他们与家人在一起露营。他们游泳、晒太阳，全然不知这些天来他们都处于辐射云之下。与他们交谈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我看到了小孩，于是我上前跟他们解释。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电视和广播都没说？”
一个地方党支部的人随时陪同在我们身边─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可以从他的表情猜到他的想法：我应不应该向上级报告呢？
但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正常人。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会做出什么决定。他会向上级汇报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漫长的沉默）
我们知道这些真相又能如何？我们该如何面对？
如果核电厂又发生爆炸了，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
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人们还活在斯大林的统治下。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
我们为什么爱切尔诺贝利
那是一九八六年─当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科技所造成的世界末日是怎么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团体，过着自己的生活，跟周围的一切保持距离。这就是我们抗议的方式。
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我们不看《真理报》，但是会传阅《星火》杂志。他们只要稍稍放松管控，我们就开始全面接受信息。我们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家里摆着沙拉莫夫的书，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我们渴望从生命中获得更多东西。那是什么呢？我们想要像凯瑟琳·德纳芙那些戴着贝雷帽的电影明星一样，我们想要自由。我们当中有些人脱离了团体，终日酗酒；有些则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政治生涯。没人认为这个政权会崩溃。我们会想，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个政权永远屹立不倒，那就别管其他人了，只要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就好。
然后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刚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让有关当局去担心吧，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的责任。那里距离遥远，我们甚至没有看地图。当时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
但是当他们把牛奶贴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标签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这件事离家人又近了一点。好吧，就算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还得在这里生活。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看起来像甜菜一样？”
一打开电视，就能听到他们说：“不要听信西方世界的挑拨！”
这个时候，你才真的能确定发生事情了。
而劳动节游行呢？没人强迫我们参与─没人强迫我们一定要去。我们可以选择，但后来我们错过了这次游行。这次劳动节游行是我看过的最热闹最拥挤的一次。大家都很担心，都希望融入人群─与其他人在一起。人们需要有抱怨的对象，抱怨有关当局、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我回想过去，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之前我们并不想知道真相，我们只想知道萝卜能不能吃而已。
我是奇姆沃罗诺工厂的工程师。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正在安装新装置。我看到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的反应。当他们得知这场意外后，他们立刻要求医疗照顾、辐射剂量计，还要求管理食物来源。他们收听德国广播节目，从中得知该怎么做。当然，他们的要求都被拒绝了。因此他们立刻打包，准备离开。
“帮我们买车票！让我们回去！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就要离开。”
他们群起抗议，发电报回国。他们都带着家人一起过来，他们是为了老婆和小孩在奋斗，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在奋斗！而我们呢？我们又有什么反应？噢，这些德国人日子过得太好了，他们太傲慢了─真是歇斯底里！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竟然还测量罗宋汤和绞肉的辐射量，真是可笑！而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儿！
我们的人不顾一切与反应炉搏斗。我们的人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戴着帆布手套，徒手爬上正在熔解的屋顶（这些我们都在电视里看到了）。我们的孩子手持旗帜，加入游行队伍，那些老兵也来了，他们是过往的守护者。（沉思）但是不懂得为自身感到害怕，也算是一种未开化的习性。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不说“我”。
“我们会让他们见识苏联人的勇气。”
“我们要让他们瞧瞧苏联民族的厉害。”
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但我还是我，我还是我自己。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审视自己的感受，可以看看：我是如何成长与改变的？我发现我开始更多地注意周围的事物。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有这样的反应是很自然的。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伟大的帝国开始崩溃四散。首先是阿富汗，接着是切尔诺贝利。苏联解体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孤立无依。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成为我们苦难的意义，如同战争一样。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人才得知我们的存在，我们才开启了通往欧洲的窗口。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也是切尔诺贝利的信徒。我很不想这么说，但的确如此。
现在，切尔诺贝利变成了我的工作。我会前去视察。在隔离区内，人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中，生活在倒塌的小屋里。他们期盼共产主义来临。每一次投票，他们都投给主张铁腕统治的人，他们梦想回到斯大林年代、军事统治年代。其实他们就生活在军事管理之下：岗哨、穿制服的人、门禁、配给制度，还有分配人道救援物资的官僚。箱子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禁止买卖或交换”。但这些物资的买卖与交换，仍发生在每家每户，发生在每个小摊上。
这就像一场游戏，像一场表演。我跟着一些外国人，开着一辆满载人道救援物资的卡车前来。这些人大概是奉基督之名来的。在外面，浑身泥土，穿戴着大衣和手套，站在水坑里的那些人，就是我的同乡。他们都穿着廉价靴子，眼神似乎在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反正迟早会被拿走。”但是他们又很想拿点什么，不论是一个盒子还是一个箱子，他们想拿一点舶来品。
我们都知道村里老婆婆们的住所。这时，我突然有个异想天开又很可憎的念头。
“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说，“这在非洲可看不到喔！只有这里才看得到。你看，两百居里，三百居里。”
我注意到那些老婆婆改变了表情─她们当中有几个可真会演戏。她们把台词记得一清二楚，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哭泣。这些外国人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些老婆婆都不愿多说什么，只是站在原地流泪。现在她们知道该说什么了，这样也许能拿到额外的糖果给小孩吃，或者拿到一箱衣物。这种行为是深奥的人生哲学─来自她们与死亡和岁月的关系。她们之所以不愿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小屋，绝不是为了这些糖果和德国巧克力。
回程途中，夕阳西下。
我说：“看看这块土地多么美丽！”
太阳照耀着森林和田野，余晖仿佛在与我们道别。
“没错，”一位会说俄语的德国人说，“是很漂亮，但是被污染了。”
他手里正握着一个辐射剂量计。这时我才知道，只有我的眼里才看得到夕阳。这里是我的家乡，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
——娜塔利娅·阿尔谢尼芙娜·罗斯洛瓦，切尔诺贝利受灾儿童莫吉廖夫妇女委员会主席
儿童的声音
阿廖沙·别利斯基，九岁
安尼娅·博古什，十岁
娜塔莎·德沃列茨卡雅，十六岁
列娜·茹德罗，十五岁
尤拉·茹克，十五岁
奥利娅·兹沃纳克，十岁
斯内萨娜·塞内维奇，十六岁
伊拉·库德拉亚恰瓦，十四岁
伊利亚·卡斯科，十一岁
万尼亚·科瓦洛夫，十二岁
瓦迪姆·卡斯诺索尼斯科，九岁
瓦夏·米库利奇，十五岁
安东·那西凡金，十四岁
马拉特·达达兹夫，十六岁
尤利娅·塔拉斯奇那，十五岁
卡佳·舍夫丘克，十五岁
鲍里斯·西克曼科夫，十六岁
云很黑，雨下得很大。积水是黄色和绿色的，就好像有人把染料倒进去一样。他们说是花粉造成的。婆婆要我们待在地窖里，她跪下来祷告，也要我们跟她一起祷告。“祷告吧！世界末日来了。神来惩罚我们了。”我哥哥当时八岁，我才六岁，我们开始回想自己的罪过。他打破了蓝莓果酱的玻璃罐，而我没有跟妈妈说我的新衣服被篱笆勾破了，我把衣服藏在衣橱里。
士兵开着车来找我们。我以为要打仗了。他们说着像是“去活化”或“同位素”这样的字眼。一个士兵追着猫跑，辐射剂量计像自动步枪一样对着猫喀嚓喀嚓响。一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也追着那只猫。男孩没事，女孩却一直哭。“我不会放弃它的！”她尖叫着，“跑啊，小猫，快跑！”那个士兵拿着一个很大的塑料袋。
我听到大人们在谈话，外婆在哭。自从我出生之后（一九八六年），我们村里就没有任何男孩或女孩出生了。我是唯一的一个。医生说不能把我生下来，但我妈妈从医院逃出来，藏在外婆家里。所以我是在外婆家出生的。我听他们说过。
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想要一个。
这位女士，你可以告诉我吗，为什么我不应该被生下来？
那我该去哪里？高高地在天上吗？在别的星球上吗？
意外发生后的第一年，麻雀从我们镇上消失了。它们躺落在四处─庭院里，柏油路上。麻雀与落叶会被一起扫起来，装入容器里。那一年，人们不准烧树叶，因为树叶有辐射，所以只能埋起来。
两年后，麻雀回来了。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对着彼此大喊：“我昨天看到了一只麻雀！它们回来了！”
金龟子也不见了，它们没有再回来。也许再过一百年，或一千年就会回来了，这是我们老师说的。我再也看不到它们了。
九月一日，开学第一天，一朵花都看不到。花都染上了辐射。之前工作的人是水泥工，现在却变了，都是军人。他们铲起了花朵，带着泥土装上货柜车，不知带到哪里去了。
在我们撤离后的一年里，整个村子被他们埋起来了。我爸爸是出租车司机，他回来后告诉我们他看到的全部情形。他们先在地上挖一个大洞，有五米深。然后消防员拿着水管，从屋顶到地基冲洗着房子，这样才不会掀起含有辐射的尘土。他们冲洗窗户、屋顶、大门，不会漏掉任何东西，然后用起重机把房子拉到洞里。洋娃娃、书本和罐子散落一地。接着挖土机将所有东西都挖起来，盖上沙土之后铲平。放眼望去，看不到村子，只能看到一片空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种玉米，我们的房子就在地底下，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村委会。我的盆栽和两本邮册也在地下，我本来还想回去拿的。我还有一台脚踏车也没拿出来。
我今年十二岁，我生病了。邮差每次都会带两份抚恤金来家里─一份给我，另一份给我爷爷。班上女生知道我有血癌之后，都不敢坐在我旁边，她们不想碰到我。
医生说，我生病是因为我是爸爸在切尔诺贝利工作之后出生的。我爱我爸爸。
他们晚上来把我爸爸带走了。我没有听到他打包行李的声音，我当时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妈妈在哭，她说：“爸爸现在在切尔诺贝利。”
我们等待他回来，就像他去打仗了一样。
他回来之后，又回工厂上班了。他什么都没跟我们说。我在学校里，跟大家夸口说，我爸爸刚从切尔诺贝利回来，他是清理人。清理人负责意外发生后的清理工作，这些人都是英雄。所有男生都很羡慕。
一年后，他生病了。
我们一起走在医院的庭院里─他已经动过两次手术了，这时他头一次开口跟我谈起切尔诺贝利。
他们工作的地方离反应炉很近。他说那里很安静，祥和又美丽。他们工作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花园里的花很茂盛地开着，是为了谁呢？人们早已离开了村庄。他们“清理”了那些留下来的东西。他们移除被铯和锶污染的表土，然后清洗屋顶。但是到了第二天，辐射剂量计碰到任何东西，却依然不停地喀喀作响。
“离开的时候，他们与我们握手，还给了我们感谢状，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说个不停。
最后一次从医院回来时，他说：“如果我能活下来，我再也不会碰物理和化学了。我要离开工厂，我要当个牧羊人。”
现在只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虽然妈妈希望我去读理工学院，但我不愿意。我爸爸就是读这所学校的。
我曾经会写诗。我五年级的时候，喜欢上一个女孩。七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了死亡。
我读过加西亚·洛尔迦写的一句话：“尖叫的黑色之根。”我开始学习放风筝，我不喜欢玩这个游戏，但我还能做什么呢？
我有一个朋友叫安德烈。他动了两次手术，然后被送回家了。六个月后，他本来要动第三次手术的，可他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用皮带上吊了，趁大家上体育课的时候。医生说他不可以跑或跳。
先是尤利娅、卡佳、瓦迪姆、奥克萨那、奥列格，现在轮到安德烈了。
“我们都会死，然后变成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安德烈曾这么说过。
卡佳说：“我们都会死，然后被大家遗忘。”
奥克萨那说：“我死的时候，不要把我葬在墓园，那里只有死人和乌鸦，把我葬在田野里。”
尤利娅只会哭泣。现在每当我抬头向上望，天空仿佛活了起来，因为他们都在天上。
孤寂的声音
不久之前我过得很快乐。为什么？我忘记了。现在感觉像是另一场人生的开始。我不懂，我不知道，我怎么能重新生活，怎么能继续活下去？但现在我就在这里有说有笑。我曾经伤心欲绝，曾经不知所措。我想找人谈谈，可是找凡人是不够的。我会去教堂，那里很安静，像是在丘陵上一样，安静得让人忘了自己。但每次我早上醒来，伸手探去─他在哪里呢？只有他的枕头，他的味道。
窗台上有只小鸟在走动，触碰着风铃，使我醒了过来。我没听过这种声音，这样的鸟叫声。他在哪里呢？这一切我讲不清楚，说不明白。我根本不知道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晚上，女儿会来找我说：“妈妈，我的功课做完了。”
这时我才想起我还有小孩。而他在哪里？
“妈妈，我的纽扣掉了，你可以帮我缝上去吗？”
我该怎么去找他，怎样才能再见他一面？
我闭上眼想他，直到沉沉睡去。他会在梦中出现，却总是转瞬即逝。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但是他去哪里了呢？在哪里？他不想死。他看向窗外，看着天空。我放了一个枕头在他身下，然后放了第二个、第三个，这样他才能看得更远。他已经过世很久了，一整年了，但我们却没有分开。（她沉默了很久）
不用担心，我已经不再哭泣了。我想要谈一谈。我无法欺骗我自己忘记一切，就像我的朋友一样。我们的丈夫在同一年过世，他们一同去了切尔诺贝利，但她已经准备好再婚了。我并不是责怪她─这就是人生，日子还是得过，她家里有小孩。
他在我生日那天去了切尔诺贝利。家里那时还有客人在，他向大家致歉。他吻了我，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他了。
那天是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我的生日。他是建筑工人，他的工作地点遍及整个苏联，而我经常在家里等他回来。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么过的─就像爱情鸟一样，不断地分离，然后重聚。
那时候，我们两人的母亲都很害怕，但我们并没有这种感受，至今我也不知道原因。我们都知道他要去哪里。我应该拿邻居高中小孩的物理课本来看一看的。他去的时候甚至没戴帽子。与他同行的男人在一年内头发都掉光了，但他的头发却长得特别浓密，像鬃毛一样。
那些人都没活下来。一整队的人，一共七个，他们都死了。他们都很年轻，却一个接一个走了。第一个人在三年后死去。我们以为只是碰巧而已，我们以为只是命运。但之后第二个人死了，接着是第三个和第四个。然后其他人便开始等待轮到自己的那一天，他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我丈夫是最后一个走的，他在半空中工作。他们将人们已经撤离的村庄的灯关掉，然后爬上路灯的杆子。他总是高高在上，俯视着空房子和无人的街道。他身高将近两米，有九十公斤重─什么东西能杀得了他呢？（她突然露出微笑）
他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举办了派对，每次他回来，我们都会帮他举办派对。我穿上美丽的长睡袍。我喜欢昂贵的内衣，我有很多很美的衣服，但这件睡袍很特别─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我才会穿。是为了纪念我们第一次约会，第一个夜晚。
他的身体早已烙在我心里，所有的部位，我吻遍了他的全身。有时我会梦到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无法分离了。他离去的时候，我很想念他。想念一个人真的很痛苦。当我们分开一阵子之后，我感到失落，有时候我会忘了自己在何处，忘了现在是什么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淋巴结有硬块，硬块很小，我的唇却能感受到硬块的存在。
“去看医生好吗？”我问。
他安抚我：“久了就会消掉。”
“你在切尔诺贝利过得怎样？”
“只是普通的工作而已。”
他没有吹嘘，也没有恐慌。我只从他那里知道了一件事：“在那里跟在这里没什么差别。”
普通工人可以在餐厅一楼吃到面和罐头食物，长官和将军则在餐厅二楼享用水果、红酒和矿泉水。二楼有干净的桌布，每人都有一台辐射剂量计。而一整队的普通工人却连一台辐射剂量计都没有。
噢，我真的很开心！我们当时还去了海边，大海就和天空一样无边无际。我的朋友也跟她丈夫去了海边，但她觉得海很脏：“我们担心会得霍乱。”
是的，没错，报纸也提到了。但我记忆中的海却是不同的，是更为明亮的。我还记得海是如此辽阔，就像天空一样，一片蔚蓝。而他就在我身旁。
我是个为爱而生的人。学校里的女孩都梦想着上大学，或加入共青团的工读旅游，只有我梦想着结婚。我想要去爱，热烈地爱人，像娜塔莎·罗斯托夫①一样，只为了爱。但我不敢跟别人说，因为当时你的梦想应该是参加共青团的建设旅游。他们就是那样教导我们的，他们教育人们前往西伯利亚，去那片无法通行的针叶林。他们会这样唱着：“越过浓雾，还有那针叶林的气味。”
①[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角。]
我第一年没考上大学，分数不够，所以去了通信站工作。我就是在那里遇见他的，而且是我向他求婚的，我对他说：“娶我吧，我好爱你！”
我爱他爱得昏天暗地，他长得真帅，我开心得要飞起来了。是我自己开口对他说的：“娶我吧。”（微笑着）
我会在其他时间想一些事，好让自己开心起来，比如，也许死亡不是尽头，他只是换了形态，在另一个世界生活。我现在在图书馆工作，我看了很多书，认识了不少人。我想要谈论死亡，想要理解死亡，我想要找到慰藉。不论是报纸还是书籍，只要是任何有关死亡的题材，连电影也不放过。没有他真的很痛苦─我没有办法孤零零一个人。
他不想去看医生：“又没发生什么事，也不痛。”
但是他的淋巴结已经肿得像鸡蛋一样大了。
我拉着他上车，带他去诊所。他们把他转给癌症医师诊断。一个医生看到他之后，对另一个医生说：“又来了一个切尔诺贝利人。”
后来他们没让他回家。一周后便动了手术，他们切除了他的甲状腺和喉头，用一些管子代替。没错……（她沉默下来）没错─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也过得很快乐。老天！我忙得四处奔波，跑了一家又一家商店，买礼物给医生，我买了好几盒巧克力，还有进口酒。我把巧克力送给护士，她们都收下了。他却嘲笑我：“听好，他们又不是神。他们有足够的化疗和辐射治疗设备，不送糖果一样会帮我治疗。”
不过我还是跑到镇的另一边，去买蛋奶酥和法国香水。当时没认识的人，是拿不到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都藏在柜台下面。之后他们就让他出院了。
他出院了！医生给了我一种特别的针，还教我如何使用。我需要使用这种针来帮他喂食。所有的事我都要会。一天要下厨四次，烹饪新鲜食物，非得要新鲜的食物不可。我把食物放进绞肉机，绞成条状后放进针筒里。然后把针插到那根最大的管子里，管子直达他的胃。当时他已经失去嗅觉了。
我会问：“味道如何？”他却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仍然去看了几次电影，然后在电影院里接吻。牵连我们的线已经细若游丝，但我们仍在尽情享受生命。我们试着不去提起切尔诺贝利，不去想那些事，这话题对我们来说是个禁忌。我不让他接电话，我会抢着去接，他的那些朋友都一个个死去，这也是个禁忌。
有一天早上，我叫醒他，递给他睡袍，但是他起不来，也说不出话。他再也讲不出话来了，眼睛瞪得老大。这时他才开始感到害怕。没错……（她再次沉默不语）
我们后来又共同生活了一年。他挣扎着活了整整一年。
每过一天，情况就会变得更糟，他不知道他的朋友也在挣扎。我们就凭着这样的想法继续撑下去，但是这也令人难以承受，因为你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人们嘴里说着“切尔诺贝利”，笔下写着“切尔诺贝利”，却没人知道那是什么。
某种可怕的东西在我们面前被释放出来了。我们的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生下来时就有所不同，死的时候也不一样。如果你问我，经历过切尔诺贝利的人是怎么死的……我爱这个人胜过一切，我是这么爱他，就算他是我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我也无法多爱他一点。而他就在我眼前变成了一头怪物。
他们取走了他的甲状腺，所以他的循环系统会受到影响，他的鼻子开始歪向一边，变成之前的三倍大。他的眼睛也不一样了─看起来空洞无神，望向不同的方向。他的眼神也变了，我从没看过他这样的表情，好像他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有另一个人在他体内向外张望。然后他的一只眼睛再也睁不开了。
我害怕什么呢？我只害怕他看到自己的样子。他开始请求我，用手对我示意，要我拿镜子给他。我会跑到厨房，假装忘记这件事，或装作没听到，或找别的借口。我瞒了他两天。
第三天，他在笔记本上写着斗大的字，还有三个惊叹号：“把镜子拿来！！！”我们有笔记本、钢笔和铅笔，这是我们的沟通方式，因为他连轻声说话都没办法，他完全哑了。我跑到厨房，开始敲打锅碗瓢盆，假装没看到他写的字，假装我会错意了。他又写了一次：“把镜子拿来！！！”依然带着那些惊叹号。
我把镜子拿来了，我拿了最小的一个。他看了之后抱住头，不住地摇晃，在床上前后摇摆。
我开始恳求他：“等你好一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别的村庄，去废弃的村庄。如果你不想住在有很多人的大城市，我们可以在那里买一栋房子住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独自生活。”
我是认真的，我愿意跟他到天涯海角，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好。他是我在乎的一切，我是认真的。
不想谈的事情，我也不会记得。发生了很多事。我看得很远，也许比死亡还要远。（停了下来）
认识他的时候我才十六岁，他比我大七岁。我们约会了两年。我很喜欢明斯克邮局总局附近的环境，尤其是沃罗达科佛街，我们会相约在大时钟下见面。
我住在环境最差的工业区，我搭的五号公交车不会停在邮局总局，而是会停在后面一点的童装店。我每次都会迟到一点点，这样才能从公交车上看到他在等我，然后我会想：在等我的他是多么英俊啊！
那两年里，我想的全是他，我忘记了夏天，也忘了冬天。他会带我去听演唱会，听我最喜欢的伊迪丝·派卡。我们不去舞厅，因为他不会跳舞。我们只是吻着对方，吻了又吻。他会叫我“我的小可爱”。还有我的生日，每次都是我的生日，很奇怪，重要的事情总是会发生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很难不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
那一天，我在大时钟下等他，我们约好五点见，但是他没有出现。等到六点时，我开始难过起来，穿过街，哭着走向公交车站。然后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就回头一看─他穿着制服和靴子，背着光向我快步跑来。猎装外套，水手衬衫，我最喜欢他这样的打扮了─他穿什么都好看。我们去了他家，他换了衣服，然后我们决定去餐厅庆祝我的生日。可是晚上已经没有位子了，其他人都塞给领班五块钱十块钱，我们两人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关系，”他说，他依然神采焕发，“我们去买香槟和蛋糕，然后到公园庆祝吧。”
在漫天繁星下过生日！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在高尔基公园的板凳上坐到天亮。这是最难忘的一次生日，我就是在那一天对他说：“娶我吧，我好爱你！”
他笑了：“但是你还小啊。”
我们第二天就登记结婚了。
我当时真的很开心！就算上天告诉我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做别的选择……我们结婚的那一天，他找不到他的身份证，我们找遍了整栋房子。他们只好把我们的结婚证明暂时登记在一张纸上。
“女儿啊，这不是个好兆头。”我妈妈说。
我们后来在顶楼的旧裤子里才找到他的身份证。
爱情！这已经不能算是爱情了，而是历久不衰的真爱。我以前早上常对着镜子跳舞─我年轻又漂亮，而且他深爱着我！现在我已经忘了那个表情，和他在一起时的表情，镜子里再也看不到了。
我不知道这该不该说？该如何形容？我们有一些秘密，我还是不太明白这样做的意义。在我们相处的最后几个月，他晚上还是会找我过去，他仍对我有欲望，他爱我爱得更深了。每当我在白天看着他的时候，总是不敢相信晚上发生的事。我们不想分离。我拥抱着他，抚摸着他。这时我会想起那些快乐的时光，闪亮的日子。
想起当他从卡姆恰卡回来时，留了很长的胡子，他在那里留的。想起我在公园板凳上度过的生日。
“娶我吧。”我真的该说吗？我可以说吗？我像男人对女人一样，主动向他求爱。
除了药物之外，我还能给他什么呢？还有什么希望呢？他并不想死。
我没有告诉我妈妈任何事。她不会懂的，她只会批评我，只会辱骂我们。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癌症，一般的癌症就会使人害怕，何况这是更糟糕的切尔诺贝利癌症。
医生对我说：如果肿瘤在他体内蔓延，他就活不久了，但肿瘤只是慢慢向上移，从身体到脸上。他的身上长出了黑色的东西。他的下巴移位了，脖子不见了，舌头却跑了出来。他的血管开始破裂流血。脖子，脸颊，耳朵，到处都是。我装了冷水，用湿布擦拭他，却一点帮助也没有。
这景象很可怕，枕头上全是血。我从浴室把脸盆拿过来，血流入盆里，像是在用桶接牛奶一样。那种声音听起来很柔和，好像来到了农村。我现在晚上还是会听到这个声音。
在他还有意识的时候，如果他开始拍手，就是示意我要叫救护车了。他不想死，他才四十五岁。
救护人员也知道我们，他们并不想来：“我们帮不了你丈夫了。帮他打针吧！给他麻醉剂！”
我后来学会注射了，但打针会在他的皮肤上留下黑色的淤青，而且不会消失。
有一次，我设法找来了救护人员，当时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医师。他看到之后，吓得倒退了几步：“对不起，他该不会是从切尔诺贝利来的吧？他是从那里回来的人吗？”
我说：“是的。”
然后他，我没有夸大，他大叫着说：“噢，这位女士，让他早点解脱吧！早一点！我看过那些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是怎么死的。”
当时我的丈夫还有意识，他听到了。但是还好，他不知道，他也没有猜到，当时他是他们队里最后一个活着的人。
还有一次，我从附近诊所请来一个护士，她只是站在门口，拒绝进来：“噢，我办不到！”
为什么我就办得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还能想些什么办法呢？我怎样才能救他？他痛苦地大喊着，吼了一整天。最后我才找到方法：我把注射筒装满伏特加注入他体内。他才停了下来，忘记了苦痛。这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其他女人跟我说的，她们也有同样的经历。
他妈妈之前会过来说：“你为什么让他去切尔诺贝利？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根本没想过能阻止他去，他大概也没想过拒绝。当时跟现在不同，是军事统治的时代。
我曾问他：“你后悔去那里吗？”
他摇头表示不会。他在笔记本上写着：“我死掉之后，卖掉车子和备胎，不要嫁给托利克。”
托利克是他弟弟，他也喜欢我。
还有很多事呢─他睡着的时候，我会坐在他身旁，他的头发很美，我拿着剪刀悄悄地剪了一束下来，他睁开眼，看到我手里的头发，露出了微笑。
我留着他的手表，他的军证，还有切尔诺贝利的徽章。（她沉默不语）我以前真的很开心！我还记得我在产科病房里的日子，我会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等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到底怎么了？我对他百看不厌。我还以为迟早有一天我会厌烦。我给他做早餐，然后看着他吃东西的样子。我看着他刮胡子，我看着他走出门外。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图书馆管理员，但我不知道该如何热爱我的工作。我只爱他，只爱他，我不能没有他。我会在晚上大吼，埋在枕头里大吼，这样孩子们才听不到。
我从没想过，他会离开这个家，从没想过，我们会永远分开。我的妈妈，他的弟弟，他们开始告诉我，对我暗示说，医师们在推荐一个地方。你懂吗，简而言之，在明斯克附近有一家特别的医院，是专门让这种无可救药的病患在那里等死的。以前住的是那些从阿富汗回来、四肢不全的士兵─现在则是给从切尔诺贝利回来的人住。
他们恳求我：“那里比较好，随时都有医生照顾。”
我不想，我根本不想听。后来他们说服了他，他也开始请求我：“带我去那里，不要再折磨自己了。”
这时我正在想办法请病假或事假。只有照顾自己生病的孩子才能请病假，而事假最多只能请一个月。
他在笔记本上写得满满的，要我答应带他去那里。最后他弟弟开车载我去看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在一个村庄的边缘，叫格雷本卡，是一栋大木屋，旁边有口破井，厕所在屋外。我看到一些穿黑色衣服的老婆婆─都是修女。
我甚至没有下车，没有离开座位。那天晚上我吻着他：“你怎么可以要我这么做？我绝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绝不！”我吻了又吻。
最后几周是最令人害怕的。我们需要花半个小时，让他排尿到半升的罐子里。他从头到尾都低着头，他觉得很羞愧。
“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我说。我吻了他。
最后一天，有那么一瞬间他坐了起来，睁开了眼睛，笑着说：“瓦莉乌西卡！”他想喊我的名字。他死的时候孤零零的，所有人都是如此。当时他们打电话给还在上班的我：“我们要把他的红色成就证书交给他。”
我问他：“你们的人想过来，他们要拿证书给你。”
他摇头表示不要，但他们还是来了。他们带了些钱，还有装在红色本子里的证书，封面有列宁的照片。
我收下来时心想：“他牺牲性命，就是为了这个吗？报纸上说不单是切尔诺贝利爆炸了，共产主义也跟着爆炸了。但封面上的照片却依旧不变。”
有个人想对他说些好话，他却用毯子盖住自己，只让人看得到头发。他们待了一会儿就离开了。他已经开始害怕见人，我是唯一他不会害怕的人。
安葬他时，我用两条手帕盖住了他的脸。有人向我请求，我才会把手帕掀开。
一个曾经爱过他的女人看到后就昏倒了，我以前还会妒忌她。
“让我再看他最后一眼。”
“好。”
我没有告诉她，他死的时候没人敢靠近，大家都很害怕。
根据我们的习俗，我们是不能为死去的亲人清洗和穿衣的。两个太平间的看护人过来跟我要伏特加喝。
“我们什么都见过了，”他们对我说，“我们见过被压扁的人，我们见过支离破碎的人，我们还见过烧焦的小孩尸体。但是都比不上这个。切尔诺贝利人的死状是最恐怖的。”（压低了音量）他死了，就躺在那里，他全身发烫，没有办法碰触他。他死的时候，我把家里的钟都停了下来。时间是早上七点。
刚开始，在没有他的日子里，我一连睡了两天。没人叫得醒我，我会起来喝一些水，什么都不吃，然后又回到枕头上。现在我才觉得奇怪：我怎能睡得着呢？
我朋友的丈夫临终时，对着我的朋友丢盘子，他不明白，她为什么可以这么年轻漂亮。而我丈夫却只是一直看着我。他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我死了之后，把我的遗体火化。我不想让你害怕。”
有谣言说，那些来自切尔诺贝利的人，死后的尸体也会有辐射。我读过有关那些在莫斯科医院过世的切尔诺贝利消防员的报道，他们被葬在莫斯科近郊的米季诺，他们的坟墓至今仍被视为有放射性。人们路过时会刻意避开，也不会把亲人葬在那里，好像连死者也畏惧这些人的尸体。大家都不明白切尔诺贝利是什么，只好任凭感觉臆测。
他把在切尔诺贝利工作的白色衣服带了回来，一套带裤子的特殊防护衣。这套衣服一直放在我们的储藏室，直到他过世。然后我母亲决定：“我们要把他的东西全部丢掉。”
她也会害怕。但我想留下这套衣服。这是不好的─我们家里还有小孩，所以我们还是把所有东西都带到镇外埋了起来。
我读过很多书，我就生活在书堆之中，但有件事却是无法解释的。他们将骨灰坛交给我时，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用手抚摸他的骨灰，里面有小颗粒，像是沙滩里的贝壳，那是他的臀骨。在此之前，我抚摸他的遗物时都无法听到他的声音或感受到他的存在，但是现在我却感受到了。我想起他死后的那个晚上，我坐在他身旁，忽然间我看到一缕轻烟冒了出来─我在火葬场时又看到了一次─那是他的灵魂。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都没看到。当时我感觉我们又见面了。
我以前过得多么快乐！他去出差，我在家里，数着日子等他回来。我不能没有他。我们曾去看望他住在乡间的妹妹，晚上她妹妹说：“你的床在这个房间，而你的床在另一个房间。”
我们都看着对方笑了─我们无法想象要睡在不同的房间里。我不能没有他，我跟他私奔了。他的弟弟做了同样的事。他们两人个性很像。但是现在如果有人碰我的话，我想，我只会不停地哭。
是谁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谁有这个权力？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九日，他们拿着一张印着红色旗帜的通知前来，像是要征召他从军一样。（我们喝着茶，她给我看她的家庭照片和结婚照片。正当我要起身离开时，她拦住了我。）
我该怎么活下去？我还没有说完，还没讲到最后。我曾经过得很快乐，快乐得跟疯子一样。也许你不应该写出我的姓名，有些秘密─人们只会在私下祈祷，轻声说给自己听。（停了一下）不，还是把我的名字写下来吧，写给神看。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受苦？起初我以为我的世界会就此不同，变得黑暗且不属于我。是谁救了我呢？是什么让我重新找回人生？是我儿子，我和他的儿子。他病了很久，他已经长大了，却还在用五岁小孩的眼光看世界。我想陪着他。
我希望能把房子卖掉，搬到诺文奇附近，那里有精神病院。他就在那里，按医生吩咐住在那里。医生说，如果要活下去，他一定要住院。我会在周末去看望他，他会对我说：“米沙爸爸在哪里？他会来吗？”还有谁会问我这种问题呢？他还在等爸爸。
我会跟他一起等。我会轻声说着我的切尔诺贝利祷言。你知道吗，他是用小孩的眼光在看这个世界。
——瓦莲京娜·季莫费娜·帕纳谢维奇，清理人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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