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记得

    你决定写那件事？关于那件事？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那里的经历。我很想敞开心胸说出一切，却又担心我会变得赤裸裸，我不希望变成那样。

    记得托尔斯泰怎么写的吗？皮埃尔经历过战争，觉得很震撼，他以为自己和全世界永远为之改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告诉自己：“我还是像从前一样对巴士司机大叫、咆哮，就像从前一样。”

    如果是这样，人又为什么要记得？为了确定真相，还是为了公平？所以他们可以释放自己，然后遗忘？是不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或者他们想把自己隐藏在过去里？而记忆又如此脆弱短暂，那种知识实在太不精确，只能说是臆测，显露出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甚至算不上知识，更像是各种情绪。

    我的情绪……我努力从记忆深处挖掘，然后我想起来了。

    童年时，最可怕的就是战争。

    我记得我们几个男生会玩“爸爸妈妈”的游戏，我们脱掉年纪较小的小孩的衣服，把它们叠在一起。他们是战后第一批出生的小孩，因为战争期间大人管不到孩子。我们玩“爸爸妈妈”，想知道生命如何出现，我们当时才八九岁。

    我看过一个女人自杀。她在河边的树丛里，用砖块敲自己的头，她怀了占领军的孩子，整个村子都讨厌她。我小时候看过一窝小猫诞生，帮妈妈从母牛身体里拉出小牛，也曾经带家里的猪和野猪交配。我记得……我记得他们带来父亲的遗体。父亲被机枪射死，穿着妈妈亲手织的毛衣，血淋淋的东西从毛衣里跑出来。我们把他放在家里唯一的床上，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放，后来我们把他葬在屋子前面，不是用软绵绵的土，而是从甜菜菜圃挖来的沉重的黏土。到处都在打仗，街上随处可见死掉的人或马。

    对我来说，那些记忆都很私密，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

    那个时候，生和死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看到母牛生小牛或小猫诞生的过程，感觉就和看到在草丛中用砖块自杀的女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出生和死亡给我同样的感觉。

    我记得小时候，野猪被宰杀时屋里弥漫的气味。你只要轻轻触碰，我就落入那个噩梦，跌进那种恐怖的感觉里。我还记得小时候，女人带我们去桑拿浴池，我看到她们的子宫都掉出来（即使还是小孩，我们也知道那是什么），用碎布捆绑。子宫掉出来是因为女人做太多粗活，男人不是在前线打仗就是加入游击队，再加上没有马，女人都得搬运重物，耕种自家菜园和集体农场的田地。我长大后，每次和女人有亲密接触，都会想起我在桑拿浴池看到的画面。

    我想遗忘一切，也的确忘记了。我以为最可怕的事情─战争─已经过去，我以为我安全了。

    但是去切尔诺贝利很多次之后，我发现自己有多无能为力。所有事物开始瓦解，我的过去再也不能保护我，我找不到答案。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是未来在摧毁我，不是过去。

    ——彼得，心理学家

    和活人、死人聊些什么

    有一天晚上，一只狼跑进院子。我看到它站在窗外，眼睛闪闪发亮，好像汽车的大灯。我习惯了，我独居七年。大家离开了七年，有时我晚上就坐在这里想啊想，直到天又转亮。那天我坐在床上，一整晚没睡，后来就去外面看太阳。我要讲什么？死亡是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没有人逃得掉。地球带走每一个人─好人、坏人、罪人，除此之外，世界上就没有公平的事了。我这辈子对人都很诚实，工作也很努力，可是老天爷对我一点也不公平。上帝在上面分东西，轮到我的时候什么也不剩。年轻人会死，老人一定要死……一开始我等大家回来。我以为他们会回来，没人说自己打算永远离开，但是我现在只等待死亡，死亡不难，只是很可怕。这里没有教堂，牧师不来这里，没有人听我告解。

    他们刚开始说村子里有辐射，我们还以为那是一种病，得病的人会马上死掉。他们说不是，是一种在地上和土里的东西，动物也许看得到或听得到，但是人看不到。可是我看到了！我的院子有铯，后来下了一场雨才消失。铯好黑，黑得像墨水，就在那边，一块一块的。我从集体农场跑回家，跑到菜园时又看到另一块，蓝色的，两百米外又有一块，大小和我的头巾差不多。我跑去叫邻居，大家都出来找，结果在大约两公顷范围的菜园和田地一共发现大概四块，其中一块是红色的。第二天一早下了雨，到了中午都不见了。警察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东西给他们看，只能描述给他们听，像这样（她用手表示大小），像我的头巾，有蓝色也有红色……

    我们不怕那种叫作辐射的东西，我们看不到、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时候也许有点怕，但是看到以后就没那么害怕了。警察和军人在屋旁和路边插了几块牌子，上面写七十居里或六十居里。我们一直靠种马铃薯为生，突然就不能种了，有些人很伤心，有些人觉得很可笑。他们建议我们在菜园做事要戴口罩和橡胶手套，还找了一个大科学家来市政厅，教我们洗院子。别闹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他们命令我们洗床单、毯子、窗帘，但是那些东西都收在壁橱或箱子里，怎么会有辐射？在玻璃后？在紧闭的门后？别闹了！辐射是在森林和田地里。他们把水井关起来，还上了锁，用玻璃纸包着，说水“脏了”。看起来那么干净，怎么可能脏了？他们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你们会死掉，你们要离开，要疏散。

    大家都吓到了，夜里开始打包。我也把衣服拿出来叠，还拿了我诚实劳动的红色肩章和幸运钱币。我觉得好难过！如果我说谎，就遭天打雷劈。后来我听说士兵疏散另一座村庄时，几个老人留了下来。他们在其他人被叫醒去搭巴士的时候，把牛牵进森林里等，就像打仗遇到敌人放火烧村子一样。我们的士兵为什么要追我们？（哭了起来）我们的生活一点也不安稳。我不想哭。

    啊！你看那里，一只乌鸦，我不会赶它走。虽然乌鸦会到谷仓偷蛋，我还是不赶，我什么都不赶！昨天来了一只小白兔。附近村子也有一个女人没走，我说来找我吧，至少有人可以说说话。到了晚上我全身都疼，好像有蚂蚁在腿里爬，那是我的神经。我捡东西的时候就像有人在打麦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然后神经才渐渐安定下来。我这辈子已经够辛苦、够伤心了，什么都够了，我不要更多。

    我的女儿和儿子都住在城里，但是我哪里也不去！上帝给了我好多年，但是对我很不公平。我知道老人很麻烦，年轻人会失去耐性。我从来没有从孩子身上得到太多喜悦。搬到城里的女人都会哭，不是媳妇让她们伤心，就是女儿害她们难过，她们都想回来。我的丈夫葬在这里，如果他不是躺在这里，就是在其他地方，那我也会和他在一起。（顿时开心起来）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很好！万物欣欣向荣，从小苍蝇到动物，所有东西都生意盎然。

    我替你们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每天都有飞机在飞，飞得很低，就在我们头上。一架接一架地飞往核电厂的反应炉，但是他们却要我们疏散，叫我们搬走。他们闯入民宅，大家四处躲藏，牲畜发出哀鸣，小孩号啕大哭，那是战争！太阳出来了……我坐在家里，没有走出小屋，不过也没上锁。

    士兵敲门问：“太太，收拾好了吗？”

    我说：“你们要把我的手脚绑起来吗？”

    他们什么也没说就离开了，那些士兵很年轻，根本还是小孩！老妇人跪在房屋前苦苦哀求，士兵把她抬进车里。但是我说，谁碰我我就给他好看，我大声骂他们！骂得很难听。那天我没哭，只坐在房子里，一开始还听得到叫嚷声，后来就渐渐安静下来，然后是一片死寂。那天─第一天，我没有离开屋子。

    他们后来告诉我，那天人排成一列在走，牲畜在旁边走，也排成一列。那是战争！我的先生常说开枪的是人，提供子弹的却是上帝。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有些离开这里的年轻人已经在新家死掉，我却还在这里走来走去，当然走得比以前慢。有时我太无聊了，还会哭，整座村子都空荡荡的。这里有各种小鸟飞来飞去，还有麋鹿，应有尽有。（哭了起来）

    我什么都记得，大家都离开了，却没有把猫和狗带走。刚开始我到处替猫倒牛奶，喂狗吃面包，它们站在院子里等主人回来，等了好久。猫肚子饿了会吃黄瓜和西红柿。直到秋天我都替邻居照顾草坪和围栏，她的栅栏倒了，我替她钉回去。我一直在等回来的人。邻居有一只叫作柴求克的狗，我说：“柴求克，如果你先看到人，要通知我。”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在疏散，军官对我大吼：“我们要把所有东西都烧掉、埋起来。快点出来！”他们把我运到不知名的地方，不是城市也不是村庄，甚至不在地球上。

    有一阵子我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维斯卡。一年冬天，老鼠肆虐，到处都是，我把粮食放在木桶里，它们把木桶咬破，是维斯卡救了我，没有它我会死掉。我们一起聊天，吃晚餐，可是后来维斯卡不见了，很可能是被狗吃掉了。我不知道，它们都饿着肚子跑来跑去，直到死掉。猫在冬天如果太饿会吃小猫，夏天不会。上帝，原谅我吧！

    现在我有时连房子的另一头都走不过去，对老太太来说，即使夏天，炉子都是冷的。警察偶尔来巡视，替我送面包，但是他们要巡视什么？

    这里只有我和猫，这是另一只猫。我们听到警察的声音都好高兴。我们跑过去，他们给它一根骨头，问我：“强盗来了怎么办？”我说：“他们能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们想拿什么？我的灵魂？因为我只剩下灵魂了。”他们都笑了。他们是好孩子，替我带收音机的电池，我现在会听收音机。我喜欢柳德米拉·泽金娜，但是她没那么经常唱了，可能她也老了，就像我一样。从前我的先生常说：“舞跳完了，把小提琴收回去吧。”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找到现在这只猫的。维斯卡不见之后，我等了一天、两天，然后是一个月。我知道它不会回来了，只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连交谈的对象都没有。我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到别人的院子喊：“维斯卡！猫咪！”一开始有很多猫，后来愈来愈少。死亡很公平，带走所有生命。我一直走，走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我看到它躲在一间店里。我们四目交会，它和我都很开心，但是它什么也没说。

    “好了，”我说，“我们回家吧。”但是它只坐在那里喵喵叫，于是我说：“你自己待在这里做什么？狼会把你撕成碎片，我们走吧。我有鸡蛋和猪油。”

    但是我怎么向它解释？猫听不懂人话，它怎么知道我说什么？我走在前面，它跑在我后面喵喵叫。

    “我分你一些猪油。”喵。“我们住在一起。”喵。“我也叫你维斯卡。”喵。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个冬天了。

    晚上我梦到邻居叫我：“季娜！”接着安静下来，然后又一次：“季娜！”

    有时候我太无聊，还会哭出来。

    我会去墓园，我的妈妈在那里，还有我的小女儿，她在战争时得了斑疹伤寒。我们把她葬墓园后，太阳马上从云层里露出脸，不停地照耀，好像在说：“你们应该把她挖出来。”我的先生费佳也在那里。我坐在墓园里叹气，你可以和死者交谈，就像和活人聊天一样，对我来说没有差别。我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当你觉得孤单或难过，在你非常伤心的时候。

    依凡·普罗霍维奇·加夫里连科以前是老师，他住在墓园旁边，后来搬到克里米亚和他的儿子住在一起。他旁边是驾驶牵引机的彼得·伊万诺维奇·穆斯基，他是斯达汉诺夫工人①。那时人人都想成为斯达汉诺夫工人。他的手很巧，可以把木头做成蕾丝。他的房子大得像一座村庄。他们拆掉他的房屋，把房子埋起来，我好生气。

    醉醺醺的军官大声说：“不要想了，婆婆！那里辐射很强！”我走过去，看到彼得在哭，他说：“走吧，婆婆，没关系。”

    下一家是米沙·米哈廖夫，他在农场煮水，死得很快，离开这里马上就死了。隔壁住的是动物学家斯乔帕·贝霍夫，他的房子被烧掉了！坏人在晚上烧掉了他的房子。斯乔帕也活不长，葬在莫吉廖夫。战争期间我们失去好多人！瓦西里·马卡罗维奇·科瓦廖夫、马克辛·尼高佛伦哥。他们以前都好开心，遇到节日会唱歌跳舞，吹口琴，现在这里就像监狱。有时我闭着眼睛走过村子，我对他们说，什么辐射？到处都是蝴蝶在飞，还有嗡嗡作响的蜜蜂，我的维斯卡捉老鼠。（哭了起来）

    亲爱的，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了不了解我的悲哀？替我告诉大家，也许我不会在这里了，而是在地下，在树根下……

    ——季娜伊达·依夫德奇瓦那·科瓦连科，撤离区居民

    ①[ Stakhanovite，苏联时期工作勤奋受政府嘉奖的工人。]

    一生写在门上的人

    我要作证……

    那件事发生在十年前，现在也每天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住在普利彼特，就是那座小镇。

    我不是作家，所以不太会描述。我无法理解，连我的大学文凭都帮不上忙。你本来只是平凡渺小的人，和所有人一样─每天上班、回家，薪水不多也不少，每年度假一次。你是很平凡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变成切尔诺贝利人，变成某种特殊生物，大家都对你感兴趣，却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很想和其他人一样，可是你再也做不到。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问你：可不可怕？核电厂怎么燃烧？你看到什么？还有……你可以生小孩吗？你的妻子有没有离开你？我们变成某种生物，“切尔诺贝利”就像一个暗号，听到的人都转头盯着你看，心想：他从那里来！

    刚开始就是这样，我们不只失去一座小镇，还失去所有生活。我们第三天离开时，反应炉还在燃烧。我记得一个朋友说：“闻起来就像反应炉的味道。”那种气味很难描述。报纸已经出现报道，把切尔诺贝利形容得像鬼屋，虽然实际上他们描述得像卡通一样。我要告诉你我真正的回忆，我所知道的真相。

    事情的经过是：他们用收音机宣布“不能带猫”，所以我们把猫放进行李箱。但是它不想走，一直爬出来，还把我们抓伤。“不能带家当！”好吧，我不带所有家当，只带一个东西！我要拆掉公寓的门，带着门一起走。我一定得把门带走，我可以用木板把门口遮起来。大门是我们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纪念物，我的爸爸躺过这扇门，因为妈妈说我们必须把过世的人放在门上。我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传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做。我的父亲躺在门上，直到他们把棺木运来。我整夜坐在父亲身旁，他就躺在这扇门上，整个晚上家门都是敞开的。门上的小刻痕是我成长的标记：一年级、二年级、七年级和当兵前，旁边是我儿子和女儿成长的过程。我的一辈子都写在这扇门上，怎么可以丢下它不管？

    我请有车的邻居帮忙，他朝脑袋指了指，好像在说：“你脑袋有问题？”但我后来还是趁着晚上骑摩托车穿越树林，把门带了出来。那是两年后的事了，我们的公寓已经被洗劫一空。警察以为我是小偷，在后面追赶，大声说：“我们要开枪了！”我就是那样偷出了自家的大门。

    我带妻子和女儿到医院检查，她们的身上出现铜板大小的黑斑，过一阵子就消失，不过不会痛。他们帮她们做了一些检查，我要求看报告，他们说：“那不是你的东西。”我问：“不然是谁的？”

    当时大家都说：“我们要死了，我们要死了。到了公元两千年，所有白俄罗斯人都死光了。”我的女儿六岁，我陪她入睡时，她在我耳边轻声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还很小。”我以为她什么都不懂。

    你能想象一个房间躺了七个剃光头的小女孩吗？七个小女生躺在医院病房里……够了！好了！我跟你讲这些的时候，心底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背叛了她们。因为我得从陌生人的角度描述这一切。我的妻子从医院回来，说她无法忍受了，她说：“她那么痛苦，死了还比较好，不然就让我先死，就不用眼睁睁看着她受苦。”好了！够了！我不能再讲了。

    我们把她放在门上……我父亲躺过的那扇门，直到他们带来一只小棺材，很小，就像摆大洋娃娃的盒子。

    我要作证：我的女儿死于切尔诺贝利核灾，他们希望我们忘掉这件事。

    ——尼古拉·福米奇·卡卢金，父亲

    回来的人

    戈梅利那诺夫连斯克区别雷贝拉格村

    访谈对象：

    安娜·帕夫洛那·阿尔秋舍科

    叶娃·艾登夫娜·阿尔秋舍科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阿尔秋舍科

    索菲娅·尼古拉耶芙娜·莫罗兹

    娜杰日达·波里夫那·尼古连科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尼古连科

    米哈伊尔·马丁诺维奇·李斯

    “我们经历过一切，熬过一切……”

    “我根本不想记住，太可怕了。士兵把我们赶出去，他们开那种越野大军车进来。一个老人躺在地上，他都快死了，能上哪儿去？‘我自己站起来，’他哭着说，‘走到墓园，我自己来。’他们怎么赔偿我们的家园？什么？你看看这里有多美！谁能赔我们这么美的地方？这里是度假区！”

    “有飞机和直升机，吵得要死，还有士兵和后面挂着拖车的大卡车。我心想，我们要和美国人打仗了。”

    “我的先生去集体农场开会，回来说：‘我们明天要疏散。’我说：‘那马铃薯怎么办？我们还没挖出来。’邻居来敲门，我们坐下来喝酒，咒骂集体农场的主席。‘说不走就不走，我们经历过战争，现在是辐射。’即使把自己埋起来，我们也不离开！”

    “一开始我们以为自己两三个月后会死掉，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拼命宣传、恐吓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还活着。”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没有人知道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这里比较好，我们比较熟悉。”

    “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从母亲的墓地挖了一些土，放进小袋子，跪下来说：‘请原谅我们离开你。’我晚上去那里挖，我不害怕。很多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房屋、木头、栅栏或沥青上。”

    “士兵开枪射死小狗，砰砰！从此之后我就受不了动物的尖叫了。”

    “我四十五岁时，担任集体农场的分队长。我觉得大家好可怜。以前集体农场派我们带鹿去莫斯科展览，我们拿到一枚徽章和红色证书，人们都很尊敬我，称我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尼古拉耶维奇。而我在这里是什么？只是住在小屋里的老头。我会死在这里，女人带水给我喝，帮我把房子弄暖。我觉得大家好可怜，我看到妇女晚上唱着歌从田地走回来，知道她们什么报酬都没有，但是她们在唱歌……”

    “即使有辐射，这里依然是我的家，其他地方不需要我们，连鸟都爱自己的巢……”

    “我告诉你，我住儿子家的时候─他家在七楼，有一天，我用手画十字，走到窗前探头往下看，因为我好像听到马和公鸡的声音。我好难过。有时候我梦到我的院子，梦到我把牛绑起来，不停挤奶，然后我就醒了。我不想醒，只要我人没醒，就还在那里。有时我在这里，有时我在那里。”

    “我们白天住新房子，晚上住家里─在梦中。”

    “这里的冬夜好漫长，我们时常坐在那里算：谁谁谁又死了。”

    “我的先生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他疯了，一个字都不说，也不回我的话。我到院子里散步，回来后问他：‘老头子，你还好吧？’他抬起头，朝我声音的方向望过来。我们已经算幸运了，至少他还在家里。人死的时候你不能哭，一哭就会打断他，他得继续挣扎。我从柜子里拿出一根蜡烛，放在他手里，他接过去，还在呼吸，不过他的眼睛渐渐失去光芒。我没有哭，我只有一个要求：‘替我向女儿和我亲爱的妈妈问好。’我祈祷上天让我们一起走，有些神会这么做，但是他不让我死，我还活着……”

    “小姐，不要哭！我们都站在最前线，我们是斯达汉诺夫工人，我们经历过斯大林时代，经历过战争！如果没有笑着安慰自己，我早就上吊自杀了。”

    “我妈妈教我拿一尊圣像，上下颠倒挂三天，这样无论你人在哪里，最后都能回家。我有两头母牛、两头小牛、五头猪、鹅、鸡，还有一只狗。我用手扶着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还有苹果，好多苹果！所有东西都消失了，就这样消失了！”

    “我清洗房屋、漂白炉子。你要在餐桌上留面包、盐、小盘子和三根汤匙，屋里住多少人就放多少根汤匙，这样你才能回家。”

    “鸡冠不是红色，是黑色的，因为辐射的关系。你也不能做奶酪，我们一个月没有奶酪和干酪可吃。牛奶没有酸掉，而是凝结成白色粉末，也是因为辐射。”

    “我的菜园里有辐射，整座园子变得好白，上面覆盖着一块一块的东西，也许是有人把辐射从森林里带出来了。”

    “我们不想离开，男人都喝醉了，跳到汽车前面。那些官员挨家挨户恳求我们离开。下令：‘什么都不要带！’”

    “牛三天没水喝，也没有饲料，没错！一个报社记者来这里，差点被喝醉的挤奶女工杀死。”

    “主席带士兵在我家旁边走来走去，吓唬我：‘出来，否则我们要把房子烧掉！给我瓦斯罐。’我在家里跑来跑去，抓一张毯子，拿一个枕头。”

    “打仗的时候你整晚都听得到枪声，砰砰……我们在森林里挖坑，他们不停轰炸，烧掉所有东西，除了房子，还有菜园、樱桃树。真希望这里没有战争，我好怕战争。”

    “他们问亚美尼亚电视台的播报员：‘会不会有切尔诺贝利苹果？’‘当然，不过你要把果核埋到很深的地方。’”

    “他们给我们一栋石头盖的新房子，可是我们七年没敲钉子了，那不是我们的房子，是陌生人的。我的先生老是哭，他平常都去集体农场开牵引机，等待星期天来临，到了星期天又躺在墙边大哭……”

    “没有人可以蒙骗我们了，我们哪儿也不去。这里没有商店、医院，也没有电。我们坐在月光下点煤油灯，我们很喜欢这样！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家里。”

    “住在市区公寓的时候，媳妇跟在我后面拼命擦门把和椅子。那些家具是用我的钱买的，日古利车也是，都是用政府赔偿我房屋和牛的钱买的。钱花完之后，我这个老妈也没用了。”

    “孩子拿走我们的钱，通货膨胀拿走剩下的。你可以用他们赔偿我们家园的钱买到一公斤漂亮糖果，不过现在可能也买不到了。”

    “我带着我的牛走了两个礼拜，他们不让我进屋子，我就睡在森林里。”

    “他们怕我们，说我们会传染。上帝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他生气了吗？我们的生活不像人类，不再按照他的规矩生活，所以人类才互相厮杀。”

    “我的侄子夏天来这里，第一年夏天没来，因为他们很害怕，不过现在他们又会来，也拿食物，给什么他们都拿。‘婆婆，’他们说，‘你有没有看过《鲁滨逊漂流记》？’他和我们一样自己一个人生活，周围没有其他人。我身上带着半包火柴、斧头和铲子，我有猪油、鸡蛋、牛奶─都是我的，只有糖没办法自己种，不过我们想要多少地都有！你可以犁一百公顷的田地，这里没有政府或上级，没人来管你。”

    “猫和狗也和我们一起回来，我们都一起回来，士兵不让我们进来，还派驻防暴部队。所以我们像游击队，趁着晚上从森林里溜进来。”

    “我们不需要政府给我们任何东西，只希望他们不要管我们。我们不需要商店或公交车，我们步行二十公里买面包，只要别来管我们就好，我们可以照顾自己。”

    “我们三家人一起回来，所有东西都被偷光了。炉子被砸坏，窗户也是，连大门都被拆掉。台灯，电灯，开关，插座，他们什么都拿，所有东西都被拿走了。我靠自己的双手把东西恢复原状，不然能怎么办！”

    “野雁叫就代表春天来临，该播种了，我们却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还好屋顶还很牢。”

    “警察开车来，对我们大叫，我们躲进森林里，就像躲德国人一样。有一次他们带检察官来恐吓我们，说要用第十条把我们关起来。我说：‘让他们关我一年，我服完刑再回来。’他们的工作是高声吼叫，我们则是保持安静。我是集体农场最会收割的人，还得过奖，他们居然想用第十条吓唬我。”

    “我每天都梦到我的房子，梦到我回家，在菜园里挖土或整理床铺。我每次都能找到东西，不是一只鞋就是一只小鸡，每次都好棒，好开心，我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我们晚上向上帝祷告，白天向警察乞求。如果你问：‘你为什么哭？’我也回答不出来，我很高兴能住自己的房子。”

    “我们经历过一切，也熬过一切……”

    “我去看医生。我说：‘医生啊，我的腿不能动，关节好痛。’‘婆婆，你不能再养牛了，牛奶有毒。’我说：‘不可能啊，我的腿好痛，膝盖好痛，但我不会抛弃我的牛，它供给我食物。’”

    “我的七个小孩都住在城里，我一个人在这里，很寂寞，我坐在他们的照片下自言自语。我什么都自己来，房子也是自己漆的，用了六罐油漆，那就是我的生活。我养大四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我的丈夫很早就过世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

    “有一次我看到一匹狼。它站在那里，我站在这里，我们对看。后来它走到路边，我拔腿就跑。吓死我了。”

    “动物都怕人，只要不碰它，它就会避开。以前在森林里听到人声，你会朝声音跑过去，但是现在人与人互相躲避，只求上帝保佑不要让我在森林里遇到其他人。”

    “《圣经》描述的情况都发生了，关于我们的集体农场和戈尔巴乔夫，《圣经》说会出现一个有胎记的领导人，一个伟大的帝国瓦解，然后世界末日来临，所有住在城里的人都死光，只有一个住在村子里的人活下来。那个人看到人的脚印好开心！不是看到人，只是人的脚印。”

    “我们有一盏煤油灯，哈哈，女人已经告诉你了。我们杀了野猪，会把野猪放到地下室或埋在地下，肉可以在地下埋三天。我们还自己酿伏特加。”

    “我有两袋盐，没有政府我们也活得很好！我们有很多木柴，周围就有一大片森林。房子很温暖，煤油灯在燃烧，我们过得很好！我有山羊、小羊，三只猪，十四只鸡。土地要多少有多少，草也要多少有多少，水井里有水，我们有自由！我们很快乐。现在不是集体农场了，而是公社，我们还要买一匹马，然后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只要再买一匹马。”

    “一个记者说：我们不只是回到家，还回到一百年前。我们用锤子收割，拿镰刀割草，在柏油路上打麦子。”

    “打仗的时候他们放火烧我们，我们躲到地堡里。他们杀了我的弟弟和两个侄子，我们家一共失去十七个人。我妈妈一直哭，村里捡破烂的老妇人看到了，就问：‘你在为死去的亲人哭泣？’又说，‘不要哭，为别人牺牲性命的人是圣人。’我可以为祖国做任何事，只有杀人我办不到。我是老师，我教孩子要爱别人。我告诉他们‘邪不胜正’，孩子很小，他们的灵魂还很纯洁。”

    “切尔诺贝利是最可怕的战争，你无处可躲，地下、水里、空中都躲不掉。”

    “我们没过多久就把收音机关掉，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生活很平静，也不会难过。来这里的人告诉我们一些消息─到处都在打仗，社会主义结束了，我们现在过的是资本主义的生活，而且沙皇要回来了，是真的吗？”

    “野猪或狐狸有时会来菜园，但是很少有人来，除了警察之外。”

    “你也应该来看我的房子。”

    “还有我的，我好久没客人上门了。”

    “我画十字向上帝祷告！警察来了两次，他们打坏我的炉子，还开牵引机把我带走。可是我回来了！他们应该让大家进来─就算爬，大家都会爬回来。他们把我们的悲伤分散到世界各地。现在只有死人才能回这里，活人只能趁晚上从森林里溜进来。”

    “大家都想着收成，想回来，所有人都想。警察列出一些可以回来的人，不满十八岁的人不能进来。大家回来之后，只要站在自家院子的苹果树旁就很开心。他们先到墓园哭，再到自己的院子哭泣和祈祷。他们把蜡烛挂在围栏上，就像挂在墓园围栏的蜡烛，有些人在房子前面留下花圈，或在大门上挂一条白色毛巾，老妇人念祈祷文：‘兄弟姐妹，要有耐心！’”

    “有人带鸡蛋和面包到墓地，大家都坐在亲人旁边呼唤：‘姐姐，我来看你了，来吃午餐。’‘妈妈，亲爱的妈妈。爸爸，我死去的爸爸。’他们召唤在天堂的灵魂。亲人在今年过世的人会哭，之前过世的不会。人们聊天或回忆，大家都在祈祷，不会祷告的人也跟着祷告。”

    “我只有晚上不哭，你不能在夜里为过世的人哭泣，所以太阳下山我就不哭了。主啊，记住他们的灵魂，愿你的国降临。”

    “如果你不和他们一起玩，你就输了。一个乌克兰女人在市场叫卖大红苹果：‘来买苹果哟！切尔诺贝利的苹果！’有人劝她不要这样叫卖，没有人会买。‘别担心！’她说，‘还是有人买的，有些人要买给丈母娘，有些买给老板。’”

    “一个人被大赦，出狱后回到这里，住在隔壁村。他妈妈过世了，房子被掩埋，他来找我们，说：‘太太，给我一些猪油和面包，我帮你们砍木柴。’他这样也还过得去。”

    “国家乱成一团，很多人回到这里是为了逃离人群和法律，独自生活，连陌生人也是。他们很强悍，眼里看不到一丝友善，喝醉之后很可能放火烧东西。我们睡觉时都把斧头和干草叉放在床底，厨房门边也放了一把锤子。”

    “去年春天，这里出现了一只得狂犬病的狐狸。狐狸得狂犬病会变得很友善，不过它们不能看到水，只要在院子里放一桶水就没问题了，它会跑走。”

    “没有电视和电影，不过有一件事可做─看窗户，当然还有祈祷。以前这里只有共产主义，没有上帝；现在这里只有上帝，所以我们祈祷。”

    “我们为国家效过力了，我参加过一年游击队，击退德国人的时候我就站在最前线。我把名字写在德国的国会大厦上：阿尔秋舍科。我流血流汗，建立了共产主义，现在共产主义在哪儿？”

    “我们这里有共产主义，我们就像兄弟姐妹……”

    “开始打仗那年，蘑菇和莓子都不见了，你相信吗？连地球都感受得到灾难，那是一九四一年，我记得很清楚！我从来不会忘记战争。有一次我们听说他们要把战俘带来，只要你认识就可以带回家，所有女人都跑来了！那天晚上，有些人把她们的男人带回家，有些人带回别的男人。但是有一个流氓……他像其他人一样，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他告诉指挥官我们会接纳乌克兰人，瓦西科，萨什科。第二天德国人骑摩托车来，我们跪下来哀求，但是他们把那些人带出村子，用自动步枪射死。一共九个，都好年轻，都是好人！瓦西科，萨什科……”

    “有一次，一个大官员来这里大吼大叫，但是我们装聋作哑。我们经历过一切，也熬过一切……”

    “可是我要说另一件事，我时常想到的事：在墓园，有人大声祈祷，有人静静祈求。有些人说：‘打开，黄沙；打开，黑夜。’森林可能做得到，但沙子不能。我轻声问：‘伊凡，伊凡，我要怎么活下去？’但是他都没有回答。”

    “我没有过世的亲人，所以我替所有人哭，替陌生人哭泣，我会去墓园和他们聊天。”

    “我什么都不怕─不怕死人、动物，什么都不怕。我的儿子从城里来，他生气地问我：‘你为什么坐在这里？强盗把你杀掉怎么办？’但是强盗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我有几个枕头，在家徒四壁的房子里，枕头是最重要的家具。只要小偷的头一探进窗户，我就用斧头砍掉。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也许没有上帝，也许有别的神祇，不过举头三尺绝对有神明，而且我还活着。”

    “切尔诺贝利电厂为什么发生故障？有人说是科学家的错。他们抓上帝的胡子，现在他笑了，却是我们付出代价。”

    “我们从来没享受过好日子，生活老是不平静，永远活在恐惧里。打仗之前他们到处抓人，他们开黑色的车来，从田里抓走三个男人，那些人到现在都没回来。我们永远生活在恐惧中。”

    “不过我们现在自由了，农作物大丰收，我们像贵族一样。”

    “我只有一头牛，我可以把它交出来，只希望他们不要再打仗，我讨厌战争！”

    “我们这里有最可怕的战争─切尔诺贝利。”

    “杜鹃啼叫，喜鹊叽喳，小鹿奔跑，它们会不会繁衍后代，谁知道？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菜园里有几头野猪在挖土。你可以把人安置到其他地方，却不能安置麋鹿或野猪，水也不管界限，只沿着土流动或流到土里。”

    “好痛！我们要安静一点，他们会静悄悄抬来你的棺材。小心！不要敲到门或床，不要碰到或撞倒任何东西，否则你必须等下一个死掉的人。主啊，记得他们的灵魂，愿你的国降临。让我们在埋葬他们的土地上为他们祈祷。我们这里什么都有，到处都是坟墓。大卡车和推土机不停运转，房子倒塌，掘墓工奋命挖掘，埋葬学校、总部、浴室。世界仍然一样，但是人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人究竟有没有灵魂，如果有，又是什么样？另一个世界怎么容纳得下所有灵魂？我的爷爷临终前在床上躺了两天，我躲在炉子后面等，想看灵魂怎么从他的身体飞出去。我去挤牛奶，回来之后叫他，只见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灵魂已经飞走了，或者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将来又要如何见面？”

    “有一个老太太向我们保证，说我们永远不会死。我们祈祷：主啊，赐予我们力量，让我们熬过疲惫的生活。”

    辐射长什么样

    有几天早上，我们在菜园和院子里发现窒息的鼹鼠。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害怕，谁把它们闷死的？它们通常不会从地底爬出来，一定是某种不知名的东西把它们赶出来的。我对十字架发誓！

    我的儿子从戈梅利打电话来问：“金龟子出来了吗？”

    “没有，连蛆都没有，都躲起来了。”

    “蚯蚓呢？”

    “如果雨后可以找到蚯蚓，鸡会很开心，但是一条都没有。”

    “这是第一个迹象，没有金龟子和蚯蚓就表示有强烈辐射。”

    “辐射是什么？”

    “妈妈，那是会害死人的东西。告诉奶奶你要离开，来和我们一起住。”

    “但是我们的菜园还没种好。”

    如果每个人都很聪明，又有谁是笨蛋？只不过是失火，火灾是暂时的，当时没有人害怕，他们不知道有原子。我对十字架发誓！我们住在核电厂旁，鸟儿飞三十公里，高速公路开四十公里。我们很满意，你可以买票进去，那里什么都有。就像莫斯科，商店贩售便宜的萨拉米香肠，肉一定买得到，什么都有。那真是美好的时光！

    我有时听收音机，他们老用辐射吓唬我们，但是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了辐射变得更好。我发誓！你到处看看就知道，他们带来柳橙，三种萨拉米香肠，应有尽有，而且还带到村子里！我的孙儿去过世界各地，最小的刚从法国回来，拿破仑有一次就从那里发动攻击。他说：“奶奶，我看到凤梨！”他们带我的侄子到柏林看医生，那是希特勒开坦克来的地方。这是全新的世界，一切都不一样了。难道是辐射的错？

    辐射长什么样？也许电影里有。你看过吗？是不是白色的？还是其他颜色？有人说辐射无色无味，也有人说黑得像土。但是辐射如果没有颜色，那不就像上帝？上帝无所不在，可是你看不到。他们吓唬我们！园子里苹果垂挂，树上长着叶子，田里有马铃薯。我不认为有切尔诺贝利，根本是他们编出来骗我们的。我的姐姐和她的丈夫一起离开，搬到离这里大概二十公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住了两个月，邻居跑去跟他们说：“你们的牛把辐射传染给我的牛！我的牛倒在地上。”“它怎么传染的？”“透过空气，辐射和灰尘一样会飞。”就像神话！一堆神话。

    真正的经过是：我的爷爷养了五个蜂箱，蜜蜂整整两天没出来，一只都没有，它们在蜂窝里等。我的爷爷不知道发生了爆炸，他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说：“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大自然出问题了。”我们的邻居是老师，他说蜜蜂比我们敏锐，因为它们听得见。广播什么也没报，报纸什么消息也没有，但是蜜蜂知道，它们过了三天才出来。黄蜂─我们家的门廊上有一个黄蜂巢，没有人碰它，可是那天早上黄蜂都不见了，一直到六年后才出现。人怕辐射，动物也怕，鸟类和树木也一样，但是它们很安静，它们不说话。这对万物来说都是可怕的浩劫，不过科罗拉多甲虫还是像平常一样到处出没，狼吞虎咽地吃我们的马铃薯，吃到只剩叶子，它们习惯毒物，和人一样。

    不过仔细想想，每一家好像都有人死。河的另一头的那条街，所有女人都没有男人，男人都死光了。我们这条街只剩我的爷爷和另一个男人还活着。上帝为什么先带走男人？没有人知道答案。不过世上如果只剩男人，没有我们女人，的确没什么好处。他们会因为悲伤过度而拼命喝酒！这里的女人都很空虚，据说有三分之一的女人的生殖器官受损，无论老少都是，不是所有人都来得及生小孩。仔细想想，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好像从来没发生。

    我还能说什么？你总得活下去。

    还有，以前我们自己做牛油、奶油、干酪和奶酪，还煮牛奶面团。城里的人吃这个吗？你把水倒进面粉里混合，再把面团撕成一块一块，放进沸水里煮，煮沸后倒一点牛奶。我的妈妈做给我看，她说：“孩子，你以后也会做，我也是跟妈妈学的。”我们喝桦树和枫树的汁液，在炉子上蒸豆子，做糖渍蔓越莓。打仗的时候我们四处搜集刺荨麻和藜草，我们没有死掉，还因为饥饿而变胖。那时森林里找得到浆果和香菇，现在都没有了。

    我还以为锅里煮的东西永远不会变，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你不能喝牛奶、吃豆子，他们不让你吃蘑菇和浆果，还叫我们把肉泡在水里三小时，煮马铃薯要把水倒掉两次。你不能和上帝作对，你得活下去。他们吓唬我们，说我们连水都不能喝。但是没有水怎么活？每个人身体里都有水，连石头都有。所以也许水是永恒的？所有生命都来自于水。你能问谁？没有人知道答案。人们向上帝祈祷，但是他们不会问他。你只能活下去。

    ——安娜·彼得罗夫娜·巴达耶瓦，撤离区居民

    没有歌词的歌

    我跪下来求你，拜托你帮我们找安娜·苏什科。她以前住在我们村子，高瑟许基村。她叫安娜·苏什科。我告诉你她长什么样，你记下来。她驼背，一出生就是哑巴，自己一个人住，今年六十岁。疏散时他们把她放上救护车，运到不知名的地方。她不识字，所以我们没有收过她的信。独居和生病的人都被安置到特别的地方，他们被藏起来，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你记下来……

    村子里所有人都同情她，把她当成小女孩照顾。有人替她砍木柴，有人帮她带牛奶，有人到她家陪她过夜，替她把炉子弄暖。我们在别的地方住了两年才回来。告诉她，她的房子还在，屋顶和窗户都好好的，所有坏掉或被偷走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帮她修。只要告诉我们她的地址，告诉我们她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受苦，我们就可以接她回来，那样她才不会悲伤至死。我求求你，无辜的灵魂在陌生的地方受苦……

    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说，只要难过，她就会唱一首没有歌词的歌，她不会说话，痛苦的时候就唱：啊─啊─啊。你听了也会替她难过。

    ——玛丽亚·沃尔乔克，邻居

    三段关于家园的独白

    受访人：

    K家庭─母亲和女儿，加上一言不发的男人（女儿的丈夫）

    女儿：

    刚开始我白天晚上都哭，我只想哭泣和讲话。我们来自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那里在打仗。

    我不应该讲这件事，我怀孕了，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有一天，他们上巴士检查我们的护照，那些人都是普通人，只不过有自动步枪。他们检查文件，把几个男人推下车，然后当场在门外开枪，甚至没把他们带到旁边。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我亲眼看到了。我看到他们带走两个人，其中一个很年轻，很英俊，他大声用塔吉克语和俄语跟他们讲话，说他的妻子刚生小孩，家里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可是他们只站在那里笑，那些人也很年轻，非常年轻，只是普通人，只不过拿着自动步枪。他倒下，亲吻他们的运动鞋，整辆巴士一片死寂。巴士开走时，我们听到嗒嗒嗒的声音，我不敢回头看。（开始哭）

    我不该讲这件事的，我快生了，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只是不要写我的姓就好。我叫斯韦特兰娜，我们还有亲戚在那里，他们会被杀掉。以前我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再打仗，我亲爱的祖国那么辽阔，是最大的国家！苏联时期，他们说我们的生活贫穷卑贱，是因为发生过很大的战争，人民深受其害。可是现在我们军力强大，再也没有人敢侵犯我们，没有人能击败我们！但是我们开始自相残杀。那和以前的战争不一样，不是我那个曾经行军到德国的爷爷记得的那种。现在是邻居射死邻居，昔日一起上学的男孩杀死对方，强奸从前上学时坐在隔壁的女孩，所有人都疯了。

    我们的丈夫不讲话，这里的男人都很沉默，他们不会跟你说什么。离开时他们被指责，说他们像女人一样逃跑，是背叛祖国的懦夫。但那样做又有什么不对？

    不能开枪杀人是坏事？我的丈夫是塔吉克人，他应该去杀人，但是他说：“我们离开吧，我不想打仗，我不需要自动步枪。”那里是他的家乡，但是他选择离开，只因为他不想杀死另一个和他一样的塔吉克人。他在这里很寂寞，他的兄弟都还在那里奋战，其中一个已经丧生，他的母亲和姐妹都住在那里。我们从杜尚别搭火车来的时候，窗户破了，里面好冷，没有暖气。他们没有朝火车开枪，可是他们丢石头，打破了窗户。“俄罗斯人，滚出去！侵占别人土地的人！不要再来抢我们的东西！”他是塔吉克人，也得听那些话，我们的孩子也听到了。我们念一年级的女儿爱上一个塔吉克男孩，她放学回家问我：“妈妈，我是塔吉克人还是俄罗斯人？”你怎么跟她解释？

    我不应该讲这些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帕米尔的塔吉克人和库利亚布的塔吉克人打来打去，他们都是塔吉克人，有相同的《可兰经》和信仰，但是库利亚布人杀帕米尔人，帕米尔人杀库利亚布人。他们一开始是到城市广场叫嚷、祈祷，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也去了广场。我问一个老人：“你们在抗议什么？”他说：“抗议国会。他们说国会都是很坏的人。”接着广场空了，有人开了第一枪，转眼间整个国家就变得面目全非，变成东欧国家！在此之前，我们以为我们遵循苏联法律，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那里有很多俄罗斯人的坟墓，可是没有人为他们哭泣，有人在俄罗斯人的墓园放牧，俄罗斯老人四处流浪，翻找垃圾桶……

    我以前是产房的护士，有一天值夜班，遇到一名难产的产妇，她一直尖叫。突然间，有个没戴手套，没穿手术袍的勤务工冲进来。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可以那样冲进产房？”

    “小姐，戴面罩、拿枪的人闯进来了。”

    接着就看到那些人跑进来说：“给我们药和酒精！”

    “我们没有药和酒精。”

    他们把医生架在墙上，说：“交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分娩的女人发出开心的叫声，接着就听到宝宝的哭声。我弯身看了一下那个连名字都还没取的宝宝，甚至不记得是男孩还是女孩。那些人问：“是库利亚布人还是帕米尔人？”

    他们不是问男孩或女孩，而是库利亚布人还是帕米尔人！没有人回答。他们大喊：“到底是哪里人？”

    还是没有人说话。只见他们抓住小宝宝─刚出世五分钟，也许才十分钟的婴儿，一把扔出窗户。我是护士，从来没有看过婴儿死掉，现在……我不应该记得这种事的（开始哭）。遇到这种事，你以后怎么生活？怎么生小孩？（哭泣）

    后来我只要到了产科病房，手上的皮肤就开始剥落，静脉肿胀。我对所有事都漠不关心，根本不想下床。（哭泣）我走到医院又转身离开，那时我也怀孕了，我不能在那种地方生小孩，所以我们来白俄罗斯，搬到那诺亚这座安静的小镇。不要再问我了，我已经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哭泣）。等一下，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怕上帝，我怕的是人。起初我们问别人：“辐射在哪里？”“看到你站的地方了没？就在那里。”难道到处都是？（哭泣）有很多空房子，大家都离开了，他们很害怕。

    但是我在这里不像在那里时那么害怕，我们失去家园和祖国。德国人都回德国，鞑靼人回克里米亚，没有人需要俄罗斯人，我们能有什么希望？能等待什么？俄罗斯不会拯救俄罗斯人，因为它太大了，无边无际。而且老实说，我不认为俄罗斯是我的祖国。我们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我们的祖国是苏联，你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生存。至少这里没有人拿枪，这点真的很棒。在这里，他们给我们房子，给我丈夫工作。我们写信给家乡的朋友，他们昨天来了，而且不打算回去。他们晚上抵达，不敢走出火车站，只好在车站待了一晚。他们坐在行李箱上，不让孩子出去。后来他们看到街上有人在走路、聊天、抽烟，几个人替他们指引方向，还把他们带到我们家门口。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们在老家过的不是正常的生活。他们说，他们早上起床后去商店，看到牛油和鲜乳油，马上买了五瓶鲜乳油，当场喝掉。大家都盯着他们看，觉得他们疯了，但是他们已经整整两年没见过鲜乳油和牛油了。你在塔吉克斯坦买不到面包，那里有战争。你无法跟没看过的人解释。

    我的灵魂在那里死了，我会生出没有灵魂的东西。这里的人比较少，房子是空的，我们家旁边就是森林。我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像是火车站，或是战争。（失声痛哭，不再说话）

    母亲：

    战争，我只能谈战争。我们为什么来切尔诺贝利？因为这里没有人赶我们走，没有人把我们踢出去，这里不是任何人的土地了，上帝收回这里，住在这里的人都离开了。

    我在杜尚别是火车站的副站长，另一个副站长是塔吉克人，我们的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每逢元旦假期或五一劳动节，两家人都聚在一起喝啤酒，吃塔吉克焖饭。他叫我：“姐姐，我的俄罗斯姐姐。”我们共享一间办公室。突然有一天，他走进办公室，在我的桌前对我破口大骂：“你什么时候回俄罗斯？这里是我们的地盘！”我气疯了，跳起来问他：“你的大衣是哪里来的？”

    “列宁格勒。”他惊讶地说。

    “脱掉你的俄罗斯大衣，你这个王八蛋！”我扒掉他的大衣。“你的帽子从哪里来？你跟我说是西伯利亚寄来的！拿掉！还有衬衫！裤子！都是莫斯科做的！也是俄罗斯的！”我剥到他只剩内衣。他很高大，我只到他的肩膀，但是我脱掉他全身上下的衣物。人群开始聚集，他哭着说：“滚开，你疯了！”

    “不，把东西还我，那些都是俄罗斯人的！我全部要拿走！”

    我几乎失去理智。

    “给我你的袜子！你的鞋子！”

    我们日夜加班，列车满载乘客离开，人们四处奔跑，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离开，那些人至少还有地方可去。有一天，凌晨两点钟，我送走开往莫斯科的列车后，发现大厅还有几个库尔干秋别镇的孩子没赶上火车。我掩护他们，把他们藏起来。两名拿着自动步枪的男子朝我走来。

    “年轻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我的心跳得很快。

    “谁叫你不关门，门是开着的。”

    “我刚送走一列火车，还没机会关。”

    “那些孩子是什么人？”

    “都是自己人，杜尚别来的。”

    “他们是不是库尔干过来的？是库利亚布人？”

    “不是，是我们自己人。”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如果当时他们打开厅门，会有什么后果？他们会……我一定也会挨子弹，那里有枪的人最大。到了早上，我把那些孩子送上开往阿斯特拉罕的火车，请列车长把他们当成西瓜运送，不要开门。（沉默，接着哭了很久）什么东西比人还可怕？（又沉默）

    有一天我走在街上，不断回头张望，我以为有人跟踪我。当时我已经在这里。我每天都想到死亡，离家时一定穿上干净的上衣、裙子和内衣，随时为死亡做准备。现在我独自在森林里散步，什么也不怕，森林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一边走，一边想那些事是不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我有时遇到带枪、狗和辐射探测仪的猎人，他们也有枪，不过他们不会杀人，如果听到枪声，我知道他们射的是乌鸦，不然就是赶兔子。（沉默）所以我不害怕，我不可能害怕土地和水，我怕人，在那里，你只要上市场花一百块就能买到自动步枪。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塔吉克人在追另一个人，从他跑步和呼吸的样子，我可以感觉到他打算杀了那个人，还好那个人躲起来了。塔吉克人回来时经过我身边，问：“太太，哪里有水可以喝？”

    他神色自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车站有一桶水，我指给他看，然后我看着他的眼睛问：“你们为什么互相追逐？为什么要杀人？”

    他好像很不好意思地说：“好啦，不用那么大声。”

    但是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如果有三个，甚至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会把我逼到墙角。一对一的时候你还可以和那些人好好说话。

    我们离开杜尚别，到了塔什干，但是我们得走更远，像是到明斯克之类的地方。没有票了，一张也不剩！他们安排得很巧妙，要是没拿钱贿赂，你在上飞机前就会遇到数不清的问题：东西太重或太多，不能有这个，那个要拿走。他们要我把所有东西放到秤上称了两次，直到我恍然大悟，给了他们一点钱。

    “早该这样嘛，不要一直和我们争论。”就那么简单！我们的货柜重达两吨，他们要我们拿出所有东西。

    “你们来自战区，也许里面藏有枪支，或是大麻。”他们把我们扣留了两晚，我去找站长，在候车室遇到一个好心的太太，她解释给我听：“你们这样不会有结果，你要求公平，他们会把货柜丢到田里，拿走你所有的东西。”

    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花了一整晚挑选：衣服、几张床垫、一台旧冰箱、两袋书。

    “你们要运送珍贵的书？”我们看了看，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我们该怎么办》和肖洛霍夫的《新垦地》，我们都笑了。

    “你们有几台冰箱？”

    “只有一台，而且坏了。”

    “你们为什么没带申报单？”

    “我们怎么知道要带申报单？我们是第一次逃难。”

    我们一次失去两个家园─塔吉克和苏联。

    我在森林里漫步、思考，别人成天看电视，想知道发生什么事，大家好不好，但是我不想。

    我们曾经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我在旁人眼中是重要人物，我有军衔─列车部队中校。我刚到这里找不到工作，后来才去市议会打扫，洗地板，从前的生活已经过去，我没有力气展开新生活。有人同情我们，也有人讨厌我们，他们说：“那些难民会趁晚上偷挖我们的马铃薯。”

    我的母亲说遇到大战争，人们会更同情彼此。最近他们在森林里发现一匹疯掉的马，后来死了，另一个地方是兔子，没有人杀死它们，但是它们都死了，这让每个人忧心忡忡。要是发现死掉的流浪汉就没有人担心，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习惯看到死人。

    列娜，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她坐在家门口，仿佛摆姿势准备照相。五个孩子坐在她身边，还有他们带来的猫，麦提利萨。

    我们离开家园，就像战争爆发逃难一样。我们带着所有家当，猫跟着我们来到火车站，所以我们也把它带上。我们坐火车坐了十二天，最后两天只剩罐装卷心菜色拉和白开水，我们拿撬杠、斧头和锤子守在门口。有一天晚上几个劫匪攻击我们，差点把我们杀掉。他们会为了一台电视或电冰箱杀了你。我们就像战争爆发了要逃难，虽然他们还没有在吉尔吉斯斯坦开枪。

    在奥什，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发生过大屠杀，即使当时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不过后来平息下来了。可是我们是俄罗斯人，虽然吉尔吉斯人也怕俄罗斯。你排队买面包，他们会大嚷：“俄罗斯人，滚回去！吉尔吉斯斯坦是吉尔吉斯人的土地！”

    他们把你推出去，再讲几句吉尔吉斯话，像是：“我们面包自己吃都不够了，还要养他们？”

    我不是很懂他们的语言，只会讲几个字，买菜时可以讨价还价。

    我们以前有祖国，现在已经消失了。我是哪里人？我的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俄罗斯人，我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生成长，嫁给鞑靼人。我的孩子是哪里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我们的血液都融合在一起。孩子和我的护照上写着“俄罗斯人”，可是我们不是俄罗斯人，我们是苏联人！但是那个国家─我出生的地方─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称为祖国的地方已经消失，那段时间也不存在了。我们好像蝙蝠。我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念八年级，最小的还在读幼儿园。我把他们带来这里，我们的国家已经不存在，但我们还在。

    我在那里出生长大，帮忙盖了一间工厂，在工厂工作。“滚回去，这里是我们的。”他们不让我带任何东西，除了我的孩子。他们说：“这些都是我们的东西。”那我的东西在哪里？所有俄罗斯人、苏联人都逃走了，没有人需要他们，没有人等待他们。

    我以前的生活好快乐，我的孩子都是爱的结晶。我生小孩的顺序是：男孩、男孩、男孩，然后女孩、女孩。我不想讲了，再讲下去我会哭。（还是继续说）我们在切尔诺贝利等待，这里是我们的家了，切尔诺贝利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国。（突然泛起微笑）这里的鸟和其他地方的鸟一样，还有列宁的雕像。（我们已经走到门口，向她道别，她又继续说）一天清晨，我看到邻居在房子外面敲敲打打，取下窗户的木板，我问其中一个女人：“你们从哪里来？”“车臣。”她没有再说话，只是哭了起来……

    有人很惊讶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害死你的孩子？”上帝啊，我怎么有力气面对明天的难关？我不是想害死他们，是要拯救他们。我四十多岁，头发全变白了。他们诧异地问：“你会把孩子带到有霍乱和鼠疫的地方吗？”但那是瘟疫和霍乱，我不了解他们对切尔诺贝利的恐惧，那不在我的记忆里。

    祈祷时才真切展现自己的灵魂

    我逃离这个世界。刚开始我在火车站流连，我喜欢那里，人很多，没有人烦你。然后我来到这里，这里有自由。

    我的生活已被我遗忘，不要问我。我记得书里看过的和别人告诉我的事，但是我已经忘了自己的生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犯过错，不过只要你真心忏悔，上帝会原谅所有罪孽。

    男人不可能快乐，他不应该快乐。上帝看到亚当很孤单，所以给他夏娃，是为了让他快乐，不是让他犯罪。但是人无法快乐。比如我，我不喜欢黄昏和黑暗，就像现在，光明与黑暗的交界。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地方，但是那不重要，我活着或死掉都不重要。人的生命就像草：开花，枯萎，然后被火烧掉。

    我爱上了沉思，在这里你可能被冻死或被动物咬死，方圆几十公里都没有人。你可以通过禁食和祷告驱赶恶魔，你为肉体禁食，为灵魂祈祷，但是我从来不觉得孤单，有信仰的人不会孤独。我在村子里到处乱逛，本来还找得到意大利面和面粉，甚至还有植物油和水果罐头。现在我到墓园找食物，有些人替过世的人留下食物和饮料，但是死人不需要食物，他们不会介意。田里有野生谷物，森林有蘑菇和浆果，这里有自由。

    我在谢尔盖·布尔加科夫神父写的书里读到：“创造世界的必然是上帝，因此世界不可能毁灭。”所以我们必须“勇敢忍受历史，一直到最后”。

    另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思想家说：“邪恶并非实际的物质，而是缺乏良善，就像黑暗仅是缺乏光亮。”

    这里很容易找到书，你找不到陶罐、勺子或叉子，但到处都是书。有一天我发现一册普希金─“想到死亡我的灵魂就觉得甜蜜”。我记得很清楚─“想到死亡”。

    我一个人在这里就时常想到死亡，我变得很喜欢思考。沉默能帮你做准备，人和死亡一起生活，可是一般人都不明白那是什么，但是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昨天我赶走一对住在学校的公狼和母狼。

    我问你，文字描述的世界是真正的世界吗？文字挡在人与人的灵魂之间。

    鸟类、树木、蚂蚁比从前更接近我。我也思考关于它们的事，人类很可怕也很奇怪，但是我在这里不想杀任何生物。我会钓鱼，我有一根鱼竿，但是我不杀动物，也不设陷阱，你在这里不会想杀任何生物。

    梅什金公爵①说：“望着树木，你有可能不快乐吗？”没错……我喜欢思考，一般人都喜欢抱怨，而非思考。

    ①[ Prince Myshkin，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里的主人公。]

    为什么要审视邪恶？邪恶当然重要，罪恶不是物理，你必须承认世上有不存在的事物。《圣经》说：“走在光明大道上是一种方式，其他人需要的是教义。”例如我们无法理解鸟类或其他生物，因为它们是为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别人。简单地说，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改变。

    所有用四条腿走路的动物眼睛都看着地面，只有人是直立的。人类高举双手，面朝天空，向上帝祷告。老妇人在教堂祈祷：“赦免我们的罪。”但是科学家、工程师或军人都不会承认，他们想：“我没什么好忏悔的，为什么要忏悔？”是啊……

    我只是祈祷，为自己祈祷。主啊，请召唤我的心！请听我诉说！人在坦诚说爱时是如此单纯可爱，即使哲学家也只能用近似的字句表达他们的感受，唯有祈祷时说的话才能真切展现一个人的灵魂。我认为那是千真万确的。主啊，请召唤我！请听我诉说！

    还有人。

    我怕人，但也想见人，我想见到好人。这里不是藏匿的盗匪，就是像我一样的战士。

    我叫什么名字？我没有护照，警察拿走了，他们打我，问：“你在这里混什么？”

    “我不是在混，我在忏悔。”

    他们打得更用力，还打我的头。所以你应该这样写：“上帝的仆人尼古拉，现在是自由之身。”

    士兵合唱曲

    阿尔乔姆·巴赫季亚罗夫，二等兵

    奥列格·列昂季耶维奇·维洛比，清理人

    瓦西里·约瑟福维奇·古希诺维奇，司机兼侦察员

    根纳季·维克托罗维奇·德门耶夫，警官

    维塔利·鲍里索维奇·卡博维奇，清理人

    瓦连京·古考夫，司机兼二等兵

    爱德华·鲍里索维奇·科罗特科夫，直升机飞行员

    伊戈尔·利特温，清理人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卢卡舒克，二等兵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米哈列维奇，盖格计数器操作员

    奥列格·列昂诺维奇·帕夫洛夫少校，直升机飞行员

    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雷巴克，警卫团指挥官

    维克托·桑科，二等兵

    格里戈里·尼古拉耶维奇·赫沃罗斯特，清理人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申克维奇，警官

    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施韦德，上尉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亚新斯基，警官

    我们的军团收到紧急通知。可是到了莫斯科的白俄罗斯火车站，他们才告诉我们目的地。其中一个家伙─好像是列宁格勒来的─出声抗议，他们说要把他拖去军事法庭。指挥官当着所有人的面对他说：“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枪毙。”

    我的反应和那个家伙完全相反，我想成为英雄。也许这样很孩子气，但我不是唯一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来自苏联各地：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不知道为什么，我既觉得害怕，又觉得有趣。

    他们直接把我们带到核电厂，给我们白袍、帽子和纱布口罩。我们负责清理，一天清下面，一天清上面，最后是反应炉的屋顶。我们拿铁锹工作，我们都说到屋顶清理的家伙是“鹳”①。机器人无法运作，都出故障了，但我们还可以工作，这点让我们很自豪。

    ①[ 比喻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最终都能克服的人。]

    我们开车进去，看到一面写着“隔离区”的牌子。我从来没打过仗，但是我觉得很熟悉，不知道在哪里看过……在哪里？不知道为什么，那让我联想到死亡。

    我们在路上看到发狂的狗和猫，它们的行为怪异，看到我们就跑走，好像认不出我们是人类。我不明白它们为什么那样，直到他们命令我们射杀它们……所有房屋都被查封，农业机械四处弃置。那是很奇妙的景象，没有别人，只剩我们和负责巡逻的警察。你走进屋子，看到墙上挂着照片，但是一个人也没有，共青团的证件、身份证、奖状四处散落。我们“暂时借用”了一台电视，但是我没看到有人把东西带回家，因为你总觉得这些人随时会回来，而且这里和死亡有某种联结。

    有些人开车到反应炉附近，想照相给家人朋友看。他们既害怕又好奇，想知道反应炉究竟是什么。我没去，我的妻子还很年轻，我不想冒这个险，但是有人喝了几杯就去了，所以……（沉默）

    乡间小路、田地、公路都空无一人，还有废弃的公路，电线杆上也挂着废弃的电线。起初还有几间房子的灯亮着，后来都熄灭了。我们开车到处逛，看到野猪和兔子跳出校舍，到处都是动物，住宅、学校和党部会所都看不到人。墙壁上贴着海报─“我们的目标是促进全人类之幸福”“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终将胜利”“列宁的思想永垂不朽”，感觉好像回到过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有红旗，全新的头巾，还有排列整齐的横幅介绍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墙上挂着领导人的画像，办公桌上是他们的半身像。战争纪念馆，教堂旁的墓园，匆忙时关上门的屋子，水泥砌成的灰色牛棚，牵引机修理厂，公墓和烈士。仿佛交战中的部落仓促离开营地，藏匿起来。

    我们互问：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吗？我们第一次从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觉得很震撼，好像脑袋被重重敲了一下……有一个笑话很好笑：基辅蛋糕的半衰期是三十六小时，所以……那我呢？我是三年，三年后我交出党证，我的小红书。我在隔离区获得自由，切尔诺贝利撼动了我，也释放了我。

    我看到一栋废弃的房子，门关着，一只猫坐在窗台上。我心想，一定是黏土猫，走近一看才发现是真猫。它吃掉屋里所有的天竺葵。那只猫是怎么进去的？或许它被单独留在屋里？

    门上的一张纸条上写着：“亲爱的好心人，请不要在这里寻找贵重物品，我们没有贵重的东西，想用什么尽管用，但是请不要把这里弄得乱七八糟，我们会回来。”

    其他房屋也挂着五颜六色的牌子，比如：“亲爱的房子，原谅我们！”他们向自己的家道别，就像和人说再见。不然就是“我们白天离开”或“我们晚上离开”，上面有日期，甚至时间。

    也有写在学校作业本上的纸条：“不要打猫咪，不然老鼠会吃掉所有东西。”还有童稚的笔迹：“不要杀我们的祖卡，她是好猫咪。”（闭上眼睛）我什么事都忘了，只记得我去过那里，其他的就不记得了，全部忘了。我没办法数钱，记忆力变得很差，医生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去过好几家医院。不过有一件事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你看到一间房子，以为里面是空的，打开门，却看到一只猫和小孩写的纸条。

    我接受征召，任务是不让居民回疏散的村子。我们架路障，盖观察哨，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叫我们“游击队”。那段时期很和平，我们却穿着军服站在那里，农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例如：他们为什么不能从自己的院子拿水桶、陶罐、锯子、斧头？为什么不能收作物？

    你该怎么跟他们解释？真实的情况是─士兵站在道路的一边，阻止居民进入，另一边却可以看到牛在吃草，收割机嗡嗡作响，卡车运载作物。老妇人哭着说：“年轻人，让我们进去，这是我们的土地和房子。”她们给我们鸡蛋、培根和自制的伏特加，为她们被污染的土地、家具和财产哭泣。

    那个地方会颠覆你的想法，事情的条理都被打乱。女人挤牛奶，旁边站着一个士兵，确保她挤完后把牛奶倒在地上；老妇人拿着一篮鸡蛋，旁边一名士兵陪着她走，看着她把蛋埋起来。农民悉心呵护他们宝贵的马铃薯，偷偷摸摸收割，其实他们应该把马铃薯埋起来。最糟糕也最令人费解的是，一切都那么美！那是最糟的部分，你放眼望去，一切事物都好美。所有人的表情都很疯狂，包括我们的在内，我再也不会看到那种表情了。

    我是军人，军人应该奉命行事，不过我也想展示英勇，那是我们应尽的本分。政治人物发表演说，广播、电视都播送相关新闻。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有些人接受采访，是因为想在电视上露脸，有些人只把它当成工作，然后还有第三种人─我遇到的几乎都是这种，我们想英勇助人。我们的待遇还算优渥，但是钱对我们来说好像完全不重要。我平常的薪水是四百卢布，在那里可以领到一千卢布，后来有人说：“他们领了一大堆钱，现在回来可以买他们的第一辆车和添购家具了。”听到那种话你当然难过，因为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

    出发之前我很害怕，不过一到那里就不怕了。我们奉命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和执行任务。我想坐在直升机上观察反应炉，看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禁止我们这么做。我的医疗卡上注明我接受到的辐射剂量是二十一伦琴，不过我不确定那是真的。程序很简单：你飞到省会切尔诺贝利─对了，那座城市很小，和我当初想象的不一样。一个人拿辐射探测仪在离核电厂十到十五公里外的地方测量背景辐射，然后把测量结果乘上我们每天飞行的时数。但是我要从那里飞到反应炉附近，有些地方是八十伦琴，有些是一百二十伦琴。有几天晚上，我得绕着反应炉飞两小时。我们用红外线拍摄，照片里的石墨碎片看起来就像辐射，不过你白天看不到。

    我跟一些科学家聊，一个科学家说：“你用舌头舔直升机也不会怎样。”另一个说：“你飞行时没有保护措施，不想活啦？你要把自己包起来！”

    我们把铅衬在直升机的座位下方，还自己制作铅背心，后来才知道这样能防止一种射线，另一种却不行。我们从早飞到晚，那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努力工作罢了。我们晚上看电视里转播的世界杯，所以聊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事。

    大概三年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这件事。其中一个家伙生病了，然后又有一个，有人死了，另一个发疯自杀。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回想这件事的，但是还要等二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于我来说，阿富汗─我在那里待了两年，还有切尔诺贝利─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都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我的弟弟在《消息报》上看到我的照片，拿去给妈妈看。“你看，”他说，“他是英雄！”我的母亲哭了。

    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愿过去。刚开始，你不会看到漠不关心的人，只有到后来，大家都习惯了，你会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奖牌？想得到好处？狗屁！我什么都不需要。公寓、汽车，还有什么？没错，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里服务有一种魅力，那是男子汉才会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里。有些人的妻子怀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伤，大家都咒骂自己，可是他们还是去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我刚从阿富汗回来，正打算好好享受生活，马上结婚。可是红色的“特别召集令”不到一小时就送到我家，我的妈妈当场就哭了，她以为我又被征召去前线打仗。

    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去？我们一点讯息也没有。他们叫我们到斯卢次克车站换衣服和领取装备，说我们要去霍伊尼基中心。我们到了霍伊尼基，发现当地居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把我们带去一座村子，我们看到有人在举办婚礼，年轻人跳舞，听音乐，喝伏特加，那是很平常的婚礼。他们下达的指令是：挖掉表土，挖到大约一个铲子深。

    五月九日，胜利纪念日，来了一个将军。他们叫我们列队，说要祝我们节日快乐。其中一个家伙鼓起勇气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这里有多少辐射？我们到底接收了多少剂量？”

    将军离开后，旅长把他叫去痛骂一顿：“那是挑衅！你危言耸听！”几天后，他们发防毒面具给我们，不过没有人戴，他们给我们看了几次辐射探测仪，但是从来没交给我们。每三个月他们让我们回家几天，我们的目标是买伏特加。我抬回两大包装满酒瓶的背包，大家都把我举起来。

    回家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找我们约谈。他很明确地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该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讨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状况。我从阿富汗回来时，知道自己可以活下去；而这里正好相反，它在你回家后才把你杀死。

    我记得什么？什么事让我印象最深刻？

    我们开车到不同村庄测量辐射，没有一个女人请我吃苹果；男人不太怕，他们会走过来，请我们喝伏特加或吃猪油。拒绝他们虽然尴尬，但是我们当然不想吃有铯的食物。所以我喝酒，但不吃东西。

    不过在某个村子，他们请我们坐下来吃烤羊肉。主人微醺后，向我们承认那是刚出生的小羊，他说：“我不得不宰了它，我没办法再多看它一眼，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丑到我几乎不想吃。”听到这种事……我马上灌了一整杯伏特加。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感觉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要不是生病，我早就忘了。

    你要报效祖国！那很重要。领到内衣、靴子、帽子、裤子、皮带、衣袋之后，我就动身。他们给我一台卡车，叫我运水泥。讲起来很简单，但又没那么简单。我们很年轻，都还没结婚。我们没戴防毒面具，年纪比较大的人会戴，但是我们没有，指挥交通的人也没戴。我们坐在驾驶座里，指挥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时暴露在放射性尘埃下。大家都领到很多钱，是平常工资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贴。我们都花掉了。伏特加对消除压力很有帮助，难怪战争时他们发给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然后就像在老家一样─醉酒的交通警察开罚单给喝醉酒的司机。

    不要描写苏联的英雄主义有多神奇，虽然那种英雄的确存在，而且真的很神奇……他们派我们飞到那里，就像把沙子丢进反应炉，他们每天宣布“最新行动讯息”─“人们勇敢无私地工作”，“我们熬得过去，我们会胜利”。

    我得到一枚奖章和一千卢布。

    刚开始我们还半信半疑，但那是真正的战争─原子战争。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危险，什么不危险，我们应该提防或忽略什么。没有人知道。

    那种疏散是真正的疏散，居民直接到火车站，离开家园。车站的状况像什么样？我们帮忙把小孩从窗户推进车厢、维持售票窗和药房排队买碘的队伍秩序。排队时很多人争执或打架，不然就是打破商店或售货亭的门，弄坏窗户的金属条。

    还有一些人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他们住在党部会所、学校、幼儿园。大家饿着肚子走来走去，每个人的钱都花得很快，商店所有货品都被一扫而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洗衣服的妇人，没有人带洗衣机，只好用手洗。那些洗衣妇都很老，双手结痂、长满疖子，衣服不只脏，还有几十伦琴的辐射。“年轻人，来吃东西。”“年轻人，去睡一下。”“你们还年轻，要小心。”她们觉得我们很可怜，替我们感到难过。

    她们还活着吗？

    每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一群待过那里的人都会聚在一起。我们只记得自己是军人，而上战场是军人的天职。我们忘记不好的部分，只记得这一点，记得他们不能没有我们。像我们这种以军事体系为主的政府在紧急状况下很管用。你在那里终于获得自由，这点很重要，自由！在那种时候，俄罗斯展现了它有多伟大，有多独特，我们永远不是荷兰或德国，不会有平整的柏油路或整齐的草坪，但是我们永远不缺牺牲奉献的英雄。

    他们征召，我就去了。我一定要去！我是共产党员，前进！当时就是这样。我的头衔是高级陆军中尉，他们答应再给我一颗“星星”，当时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原本应该先做身体检查，但是他们没检查就派我过去了。本来是另一个人要去的，但是他拿了一张医生证明，说他有溃疡，我就代替他去了，那是紧急任务！（笑）我听过一个笑话：男人下班回家告诉妻子：“他们说我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就是交出党证。”“可是你不是党员。”“对啊，所以我在想怎么在明早之前弄到一张党证。”

    我们是军人，不过刚开始他们把我们分派到建筑队，要我们盖一间药房。我马上就觉得浑身无力、昏昏欲睡。我告诉医生我没事，只是太热的关系。食堂供应集体农场的肉、牛奶、酸奶油，我们照单全收，医生也没意见。他们把食物烹调好，医生就拿书对照一下，说食物都没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他从来没有采样化验。当时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后来出现了很多草莓，到处都是蜜蜂。

    有人趁乱打劫，我们把木板钉在门窗上。商店被洗劫一空，窗户的铁条被破坏，面粉、糖、糖果和罐头散落一地。一座村子疏散了，五或十公里外的另一座村子却没有疏散，村民都跑去搬已经疏散的村子里的东西。当时就是这样。我们看守那里，集体农场的前任主席带着已经被重新安置的民众回来收割、播种，载走成捆麦草，我们在里面发现缝纫机和摩托车。他们给你一瓶自制伏特加，你就准许他们运出电视机，一瓶或十瓶酒可以交换牵引机和播种机，没人对钱感兴趣。（笑）就像共产主义，所有东西都要课税：一罐瓦斯─半升伏特加；一件羔羊毛皮草─两升伏特加；摩托车─数量不定。我在那里待了六个月，替换的人才出现。事实上我们多待了一阵子，因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军队拒绝前来。当时就是这样。人们把所有拿得走、抬得动的东西都偷光了，隔离区的物品都被运回这里，你可以在市场、当铺或一般人的度假小屋看到。留在铁丝网里的只有土地和坟墓，还有我们的健康和信仰，或是我的信仰。

    我们到那里领取装备，队长告诉我们：“只是一起意外，很久以前发生的，已经过了三个月，不会有危险。”“很好，”士官长说，“只要记得饭前洗手。”

    我负责测量辐射。天一黑就有人开车来，停在我们的小岗哨旁，给我们钱、香烟、伏特加，要我们让他们进去翻找被没收的物品。他们把背包塞满，带去哪里？也许是基辅或明斯克的二手市场。我们把剩下的东西埋到沟渠里，连同衣裙、靴子、椅子、口琴、缝纫机，埋到我们称为“公墓”的地方。

    回家后我去跳舞，遇到喜欢的女孩，我说：“我们交往吧。”

    “有什么用？你是切尔诺贝利人了，我不敢和你生小孩。”

    我有我自己的回忆。在那里，我的正式职务是驻卫警察队指挥官─世界末日指挥官（笑），没错，就这样写下来。

    我记得我拦过一辆从普利彼特开来的汽车，那座城市已经疏散完毕，空无一人。我说：“请出示文件。”他们没有文件。后座盖了一张帆布，我们拉起来看，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藏了二十组茶具、一个壁橱、一把扶手椅、一台电视、几张地毯和几辆自行车。

    所以我开了一张单子。

    我记得发狂的猪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跑来跑去，集体农场的办公室和党部会所贴着褪色的海报：“我们提供祖国面包！”“苏联工人万岁！”“人民的成就永垂不朽。”

    我记得荒芜的公墓有裂开的墓碑，上面刻着：博洛金队长，高级陆军中尉。另外还有长柱上刻着二等兵的姓名，排列起来像诗一样，周围长满牛蒡、刺荨麻和藜草。

    我记得一座被精心照顾的菜园，主人走出房子，看到我们。

    “年轻人，不要嚷嚷，我们的表格已经交出去了─春天就离开。”

    “那你为什么翻菜园的土？”

    “可是那是秋天的工作。”

    我了解，但是我得开一张单子……

    我的老婆带着孩子离开。那个贱人！不过我不会像万尼亚·科托夫一样上吊自杀，也不会从七楼窗户跳出去。那个贱人！我从那里带回装满钱的皮箱时，什么问题也没有。我们买了一辆车，那个贱人跟我住得很高兴，她当时一点也不害怕。（唱起歌来）

    “一千伽马辐射线，阻挡不了俄国男人的小弟弟快乐一天……”

    很棒的歌，从那里听来的。想不想听一个笑话？一个人去过反应炉之后回家，他的妻子问医生：“我该怎么做？”“你要把他洗干净，拥抱他一下，然后停止使用他。”

    那个贱人！她怕我，她把孩子带走了。（突然变得严肃）我负责开车接送在反应炉附近工作的军人，我和其他人一样，脖子上都挂了一具辐射探测仪。值勤结束后，我把他们载到第一部门，也就是机密部门。他们在那里检视探测仪上的数字，在我们的卡片上写一些东西，但我们接收到多少剂量是军事机密，那些混账！

    一段时间过后，他们突然说：“好了，你不能再接收更多辐射。”他们只告诉你这么点医疗信息，连离开时他们都不说我一共接收了多少辐射。混账！现在他们在争权夺利，搞内阁组合，办选举。你想听另一个笑话吗？切尔诺贝利事故后你什么都可以吃，不过你得用铅把自己的排泄物埋起来。

    我们没有任何证明文件，医生如何诊断？他们到现在还在藏着，不然就是老早就销毁了，因为那些文件太机密。我们如何帮助医生？如果我有证书，证明在那里接收到多少剂量，我就可以拿给那个贱人看，让她知道我们什么都熬得过去，我们可以结婚生子。切尔诺贝利清理人祷告：“上帝啊，既然你让我不行，能不能也让我不想要？”妈的，你们都去死好了！

    他们叫我们签保密合约，所以我什么也没说。退伍后我马上成了二级伤残人士。我当时二十二岁，接收到不少辐射。我们从反应炉搬出一桶桶石墨，那里的辐射是一万伦琴。我们用普通的铲子挖，值勤一个班次要换三十个面罩─我们称那是“嘴套”。我们也负责灌石棺，那是资深操作员瓦列里·格旦霍克的大坟墓，爆炸时他当场就被困在残骸里，好像二十世纪的金字塔。我们还剩三个月。每天工作结束，他们甚至没给我们更换的衣物，就让我们穿着在反应炉穿的裤子和靴子走来走去，直到我们被送回家。

    即使他们准许我讲话，我要跟什么人讲？我在工厂工作，老板说：“不许再生病，不然我们要裁掉你。”

    后来他们真的把我裁掉了。我去找厂长说：“你没有权力这样做，我去过切尔诺贝利，我救了你们，保护你们！”

    他说：“我们又没派你去。”

    我半夜醒来，听到妈妈说：“儿子，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你没睡觉，只是睁着眼躺在那里，连灯都没关。”

    我不说话，因为没有人用我可以回答的方式或用我的语言跟我说话，没有人明白我从什么样的地方回来，而且我什么也不能讲。

    我现在不怕死了，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我的一个朋友临终前肿得像水桶。我的邻居去那里开起重机，他变得像黑炭一样黑，整个人缩水，只好穿童装。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死，只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想在死亡来临时感受它，就像脑袋挨一颗子弹。我也去过阿富汗，那里比较简单，他们直接开枪把你射死。

    我从报纸上剪了一篇关于当晚在核电厂值班的操作员列昂尼德·塔普托诺夫的报道。爆炸前几分钟，他按下红色紧急按钮，可是无济于事。他们把他带到莫斯科的医院，医生说：“我们需要另一个身体才能治疗他。”他全身上下只有背上一个小点没有辐射。他们把他埋在迈汀斯卡亚的公墓，和其他人一样，先用金属薄片把棺材隔绝起来，再倒半米混凝土，加上铅盖。他的父亲站在那里哭，走过他身旁的人说：“都是你的王八蛋儿子害它爆炸的！”

    我们很孤单，我们在这里像陌生人，他们甚至把我们分开埋葬，好像我们是外星人。老实说，我觉得死在阿富汗还比较好，在阿富汗死掉是很正常的事，至少你可以理解。

    我驾驶直升机飞到反应炉附近，可以看到獐和野猪，它们很瘦，昏昏欲睡，像用慢动作前进。它们吃在那里生长的草，它们不明白，不明白它们应该和人一起离开。

    我该不该去，该不该飞？我是共产党员，怎么能不去？

    两个伞兵拒绝去，他们的妻子很年轻，还没生小孩。他们遭到羞辱和惩罚，不会有前途了。去那里也关乎男子气概和荣誉！那是吸引我去的一个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现在我会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件事，经过九次手术，两度心脏病发作，我不会批评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还很年轻。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会去，这点我很肯定。他不能去，我去，那才算男子汉。

    当时的空中装备相当惊人，包括重型直升机、中型直升机和雌鹿战斗直升机。米格二十四或米二直升机在切尔诺贝利能做什么？很多年轻飞行员刚从阿富汗回来，那些人都觉得自己在阿富汗打够了，却还得坐在反应炉附近的森林吸收辐射。那是命令！他们没必要把所有人送到那里吸收辐射，有什么意义？他们需要的是专家，不是大批人力。

    我从空中看到损毁的建筑，一地残瓦碎片，还有很多小小的人形。他们运来一架东德起重机，但是无法正常运作，起重机一开到反应炉附近就发生故障了。卢卡契夫学院为了探索火星设计的机器人和日本的机器人也坏了，所有线路都被辐射摧毁，但是穿橡胶服、戴橡胶手套的军人还在那里跑来跑去……

    回去之前他们警告我们，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最好不要到处告诉别人我们看到的情况。可是除了我们，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什么都不懂，可是我们什么都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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