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告诫人们：任何侵略者和侵略罪行都将受到良心和法律的清算，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更是如此，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日本作为侵略国所无法逃避的，即使一百年、一千年过后，这桩灭绝人性的罪行依旧不会轻易被抹杀，更不用说有人妄图掩饰和否定。
对日本这样有侵略本性的军国主义国家，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一定要时常拿出来晒晒的，因为制造这场悲剧的人和他们的后代一直并不甘愿承认其罪恶。就像二战的最后时刻，当同盟国的领袖们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宣布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轴心国发起全面反击并责令其投降之后，日本人无动于衷，继续疯狂地与和平世界作斗争，而随后由美、英、中首脑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发表的公告明确指出“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终归全部残毁”。如此严厉的警告，穷凶极恶的日本人竟然我行我素，拒不投降，并且不仅在中国等亚洲战场继续顽抗，屠杀平民，而且制定了“本土决战”和“一亿玉碎”计划，即准备付出一亿日本人的生命来换取最后的挣扎。
在这种情形下，1945年8月6日清早，美国出动B—29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将整个广岛化为火海。然而即便如此，日本人依然拒不投降。
1945年8月8日下午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通知他：由于日本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因此苏联履行对联合国的义务，宣布自远东时间9日凌晨起，苏联将认为自己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莫斯科和远东的时差恰好有数小时，莫洛托夫通告日本大使时，其实在远东已经接近9日凌晨，莫洛托夫向日本大使宣布通知后不到半小时，即8月9日零点十分，苏联远东部队150万大军闪电般地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最后一击。日本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的王牌军便已经土崩瓦解了。
同日，美国对日本本土的长崎岛再投一颗原子弹，同时又对日本首都东京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惩罚性大轰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不得不宣布投降，显然日本是在强压下宣布停战和投降的，并没有甘心举起双手并对自己的侵略罪行作起码的自省，这也为日后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对侵华历史与罪行不能正确对待留下了祸根。贼心未泯，罪名当然可轻之、略之。
我们今天在与日本方面发生历史和领土争论的时候，常常提到著名的《波茨坦公告》，是因为该公告的条款中有两条规定得十分明确而坚定：一是重申了《开罗宣言》中所指出的战后“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二是“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当今亚洲地区的乱象不少，尤其是中国与日本之间的问题，大都是因为美国和日本方面刻意忽略了上面这两条极其重要的内容，由此才引发了种种国与国之间的纠纷和矛盾。祸根在何处，世人应当清楚。
我们先来说说二战结束之初的情形。
应该说，同盟国和当时新成立的联合国机构对清算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政府所犯罪行，是非常及时和积极的。1945年下半年，二战胜利国们除了忙于各自医治战争创伤外，便开始实施具体行动“收拾”战败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欧洲诸国负责“收拾”德国和意大利；美国和中国等重点“收拾”日本。
1946年1月19日，正在日本东京执行“全面改造日本”任务的盟军总司令和占领军最高指挥官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将军，签署了一份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声明”：
鉴于反对轴心国非法侵略战争的美国及其同盟国曾屡次声明要对战犯加以审判；
鉴于对日作战的各盟国政府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宣布，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之一，必须对所有战犯包括虐待同盟国俘虏的战犯予以严厉的审判；
鉴于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签订的投降文书，作为签约国的日本已奉天皇及该国政府之命并代表天皇及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中所规定的此项投降条件；
鉴于统治日本国的天皇及政府根据投降文书必须接受盟军最高统帅的支配，盟军最高统帅有权采取适当的措施落实投降书条款；
鉴于本声明的签名者被盟国指派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日本武装力量的投降；
鉴于美、英、俄政府于1945年12月26日在莫斯科达成落实日本投降条件的共识，中国也同意由盟军最高统帅发布一切落实投降条件的命令。
因此，作为盟军最高统帅，本人麦克阿瑟为落实投降条件中关于严惩战犯的要求，现在根据授权，特发布命令和规定如下：
第一条 为对犯有包括破坏和平罪在内的个人、团体以及兼具此双重身份而被起诉者加以审理起见，特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第二条 关于本法庭的组成、司法权限和功能，均依本日由本统帅批准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解释之。
第三条 本命令所规定之任何事项，均不得妨碍为审理战犯而在日本或曾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之联合国成员国所已设置或行将设置之任何国际、国内或占领地法庭或委员会以及其他法庭行使司法权。
以上由我亲自发布，1946年1月19日于东京。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盟军最高统帅 麦克阿瑟
这位1919年就担任美国西点军校校长、领导战胜日本的太平洋西南战区总司令、代表联合国与日本代表签署日本投降协议的二战名将，在此次的声明中，充满了法律文本的严谨词汇，三条声明内容，明确而坚定。事实上，麦克阿瑟还可以称得上是个作家，他的《往事的回忆》曾被世界诸国著名军校列为指定的教材。他更是位激情澎湃的演说家，会法、德、意、西班牙和英语等5种语言。他所作演说——《责任—荣誉—国家》，曾经激励过多少代美国军人和年轻人——
责任—荣誉—国家。
这三个神圣的名词庄严地提醒你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可能成为怎样的人，一定要成为怎样的人。它们将使你精神振奋，在你似乎丧失勇气时鼓起勇气，似乎没有理由相信时重建信念，几乎绝望时产生希望。遗憾得很，我既没有雄辩的词令、诗意的想象，也没有华丽的隐喻向你们说明它们的意义。怀疑者一定要说它们只不过是几个名词，一句口号，一个浮夸的短语。每一个迂腐的学究，每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每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每一个伪君子，每一个惹是生非之徒，很遗憾，还有其他个性不甚正常的人，一定企图贬低它们，甚至对它们进行愚弄和嘲笑。但这些名词确能做到：塑造你的基本特性，使你将来成为国防卫士；使你坚强起来，认清自己的懦弱，并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胆怯。它们教导你在失败时要自尊，要不屈不挠；胜利时要谦和，不要以言语代替行动，不要贪图舒适；要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要学会巍然屹立于风浪之中，但对遇难者要寄予同情；要先律己而后律人；要有纯洁的心灵和崇高的目标；要学会笑，但不要忘记怎么哭；要向往未来，但不可忽略过去；要为人持重，但不可过于严肃；要谦虚，铭记真正伟大的纯朴，真正智慧的虚心，真正强大的温顺。它们赋予你意志的韧性，想象的质量，感情的活力，从生命的深处焕发精神，以勇敢的姿态克服胆怯，甘于冒险而不贪图安逸。它们在你们心中创造奇妙的意想不到的希望，以及生命的灵感与欢乐。它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教导你们成为军人和君子。
你所率领的是哪一类士兵？他可靠吗？勇敢吗？他有能力赢得胜利吗？他的故事你全都熟悉，那是一个美国士兵的故事。我对他的估价是多年前在战场上形成的，至今没有改变。那时，我把他看作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现在，我仍然这样看他。他不仅是一个军事品德最优秀的人，而且也是一个最纯洁的人。他的名字与威望是每一个美国公民的骄傲。在青壮年时期，他献出了一切人类所赋予的爱情与忠贞。他不需要我及其他人的颂扬，因为他已用自己的鲜血在敌人的胸前谱写了自传。可是，当我想到他在灾难中的坚忍，在战火里的勇气，在胜利时的谦虚，我满怀的赞美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在历史上已成为一位成功爱国者的伟大典范；他在未来将成为子孙认识解放与自由的教导者；现在，他把美德与成就献给我们。在数十次战役中，在上百个战场上，在成千堆营火旁，我目睹他坚韧不拔的不朽精神，热爱祖国的自我克制以及不可战胜的坚定决心，这些已经把他的形象铭刻在他的人民心中。从世界的这一端到另一端，他已经深深地为那勇敢的美酒所陶醉。
当我听到合唱队唱的这些歌曲，我记忆的目光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步履蹒跚的小分队，从湿淋淋的黄昏到细雨蒙蒙的黎明，在透湿的背包的重负下疲惫不堪地行军，沉重的脚踝深深地踏在炮弹轰震过的泥泞路上，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他们嘴唇发青，浑身污泥，在风雨中战抖着，从家里被赶到敌人面前，许多人还被赶到上帝的审判席上。我不了解他们生得高贵，可我知道他们死得光荣。他们从不犹豫，毫无怨恨，满怀信心，嘴边叨念着继续战斗，直到看到胜利的希望才合上双眼。这一切都是为了它们——责任—荣誉—国家。当我们蹒跚在寻找光明与真理的道路上时，他们一直在流血、挥汗、洒泪。
20年以后，在世界的另一边，他们又面对着黑黝黝肮脏的散兵坑、阴森森恶臭的战壕、湿淋淋污浊的坑道，还有那酷热的火辣辣的阳光、疾风狂暴的倾盆大雨、荒无人烟的丛林小道。他们忍受着与亲人长期分离的痛苦煎熬、热带疾病的猖獗蔓延、兵燹地区的恐怖情景。他们坚定果敢的防御，他们迅速准确的攻击，他们不屈不挠的目的，他们全面彻底的胜利——永恒的胜利——永远伴随着他们最后在血泊中的战斗。在战斗中，那些苍白憔悴的人们的目光始终庄严地跟随着责任—荣誉—国家的口号。
这几个名词包含着最高的道德准则，并将经受任何为提高人类道德水准而传播的伦理或哲学的检验。它所提倡的是正确的事物，它所制止的是谬误的东西。高于众人之上的战士要履行宗教修炼的最伟大行为——牺牲。在战斗中，面对着危险与死亡，他显示出造物主按照自己意愿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品质。只有神明能帮助他、支持他，这是任何肉体的勇敢与动物的本能都代替不了的。无论战争如何恐怖，招之即来的战士准备为国捐躯是人类最崇高的进化。
现在，你们面临着一个新世界——一个变革中的世界。人造卫星进入星际空间。卫星与导弹标志着人类漫长的历史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太空时代。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在50亿年或更长的时期中，地球形成了；300万年或更长的时期中，人类形成了；人类历史还不曾有过一次更巨大、更令人惊讶的进化。我们不单要从现在这个世界，而且要从无法估算的距离，从神秘莫测的宇宙来论述事物。我们正在认识一个崭新的无边无际的世界。我们谈论着不可思议的话题：控制宇宙的能源；让风力与潮汐为我们所用；创造空前的合成物质以补充甚至代替古老的基本物质；净化海水以供我们饮用；开发海底以作为财富与食品的新基地；预防疾病以使寿命延长几百岁；调节空气以使冷热、晴雨分布均衡；登月宇宙飞船；战争中的主要目标不仅限于敌人的武装力量，也包括其平民；团结起来的人类与某些星系行星的恶势力的最根本矛盾；使生命成为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的那些梦境与幻想。
为了迎接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与发展，你们的任务将变得更加坚定而不可侵犯，那就是赢得我们战争的胜利。你们的职业要求你们在这个生死关头勇于献身，此外别无所求。其余的一切公共目的、公共计划、公共需求，无论大小，都可以寻找其他办法去完成；而你们就是受训参加战斗的，你们的职业就是战斗——决心取胜。在战争中最明确的目标就是为了胜利，这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假如你失败了，国家就要遭到破坏，因此，你的职业唯一要遵循的就是责任—荣誉—国家。其他人将纠缠于分散人们思想的国内外问题的争论，可是你将安详、宁静地屹立在远处，作为国家的卫士，作为国际矛盾怒潮中的救生员，作为硝烟弥漫的竞技场上的格斗士。一个半世纪以来，你们曾经防御、守卫、保护着解放与自由、权利与正义的神圣传统。让平民百姓去辩论我们政府的功过：我们的国力是否因长期财政赤字而衰竭，联邦的家长式传统是否势力过大，权力集团是否过于骄横自大，政治是否过于腐败，犯罪是否过于猖獗，道德标准是否降得太低，捐税是否提得太高，极端分子是否过于偏激，我们个人的自由是否像应有的那样完全彻底。这些重大的国家问题与你们的职业毫不相干，也无须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你们的路标——责任—荣誉—国家，比夜里的灯塔要亮十倍。
你们是联系我国防御系统全部机构的纽带。当战争警钟敲响时，从你们的队伍中将涌现出手操国家命运的伟大军官。还从来没有人打败过我们。假如你也是这样，上百万身穿橄榄色、棕色、蓝色和灰色制服的灵魂将从他们的白色十字架下站起来，以雷霆般的声音喊出那神奇的口号——责任—荣誉—国家。
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是战争贩子。相反，高于众人之上的战士祈求和平，因为他忍受着战争最深刻的伤痛与疮疤。可是，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那位大智大慧的哲学之父柏拉图的警世之言：“只有死者才能看到战争的终结。”
我的生命已近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昔日的风采和荣誉已经消失。它们随着对昔日事业的憧憬，带着那余晖消失了。昔日的记忆奇妙而美好，浸透了眼泪和昨日微笑的安慰和抚爱。我尽力但徒然地倾听，渴望听到军号吹奏起床号和那微弱而迷人的旋律，以及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
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了大炮在轰鸣，又听到了滑膛枪在鸣放，又听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愁的呻吟。然而，晚年的回忆经常将我带回到西点军校。我的耳旁回响着，反复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法律是严峻和冷酷的，而对曾经造成他国无数生命毁灭与痛苦的战争罪犯，这样的严峻与冷酷是必需的，这关乎所有无辜的受害者与主权国家的尊严。
在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刽子手们放下武器的那一刻，曾经饱受战争之苦的战胜国都没有忘记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抓捕战犯——那些领导和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头目们。
抓逮战时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的“一号逮捕令”于1945年9月11日，由麦克阿瑟将军签发。当天下午4点，盟军少校劳斯带着一群美国宪兵赶到东条英机住处。
“你们来敝处有何贵干？”二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一个已经失去光泽的秃头探出窗口，颇为生硬地责问美国宪兵们。
“你就是东条英机大将吧？”劳斯少校很客气地说，“我们奉麦克阿瑟将军之命，请你到盟军司令部报到。”
“对不起，没有我国政府的命令，我不与任何人见面！”东条英机说着，将脑袋往里一缩，又将窗户紧闭。就在劳斯等宪兵们有些不知所措时，突然楼上传来“砰”的一声枪响……
“坏了！”劳斯知道不妙，立即带兵冲进屋子，上了二楼，找到东条英机的房间。只见此时身穿短袖运动衫的东条英机，仰躺在书桌前的摇椅上，左胸前一团鲜血正往外涌……
“快快！救护车！”劳斯命令手下，并同几个宪兵一起将东条英机抬下楼去。
“我……没有错，大东亚……战是……是正义的……”东条英机没有死，只是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仍不停地念叨着这句话。一个月后，他的伤势明显好转，并被正式关押起来。
与此同时，美国宪兵和武装人员每天在东京及日本各地忙着抓捕被盟军确定的战犯，此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南京大屠杀要犯松井石根是9 月19日被捕的。此前一星期，他还大言不惭地对美国记者说：“至于敝人，二次大战期间虽曾奉命出任上海派遣军和华中方面军负责长官，指挥过淞沪会战与南京会战，但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这不能视为犯了‘战争罪行’，因此敝人问心无愧。”可惜的是松井石根对《波茨坦公告》理解得极为有限，难怪盟军到他家抓捕时，这位瘦小的老家伙浑身抖动不止，显然他始料不及。
审判日本战犯的罪行必须是无情和严肃的。而如此重大的“世纪审判”艰巨而艰难，尽管战犯的罪行有目共睹，但一切程序和法律条文的运用必须严格且严谨，不能有失误之处，这既是使战争罪犯获得最严厉的审判之需要，更是对人类正义的伸张。
关于如何审判世界大战的战争罪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审判日本战犯之前，已经有机会看到一个先例，即欧洲方面对德国法西斯的纽伦堡大审判。这个审判早于东京审判，在1945年11月20日便正式开庭了。
纽伦堡这个“忧郁的庄严”的法庭，历时近一年时间，最后判决了12名纳粹头目绞刑，数十人重刑。后来又陆续审判了800多名纳粹重要分子死刑，而追寻那些逃避纽伦堡审判的在二战期间犯有罪行的纳粹分子的特殊司法战斗则持续了几十年。
希特勒自杀了，他因此没有被审判，但纽伦堡的判决书对其作了最彻底和公正的道义审判。
由于日本投降比德国晚些时间，所以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相对也晚了一些。纽伦堡的开庭经验则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和帮助了东京大审判。东京大审判开庭次数818次、法庭记录4.8万页，出庭作证人数达419人，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判决书长达1213页，其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为人类历史上真正的一次“世纪大审判”。
对于东京审判，从一开始，日本方面就放出很多话，似乎有人一直在置疑它的合理合法性。
1946年5月3日，东京国际法庭首次开庭，作为起诉方的总检察官、美国的基南先生一上来就对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合理性”，向包括在场的日本战犯在内的整个法庭作了陈述。这位著名的法学家，以洪亮而激情的声音告诉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全世界人——
庭长先生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先生们：
作为起诉方的总检察官，我向各位提供一个法律理论的概述，根据它，我们将进行此次起诉并提供事实，这些事实将证明每一位被告犯下了起诉书所指的罪行，这些是我根据法庭宪章应尽的责任……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此次审判是有史以来的最重要审判之一。它对在此参加审判的11个国家非常重要，而这11个国家建立了有序政府，包括了占地球1/2的人口；它对其他的国家和所有国家的未出生的数代人同样重要，因为这些诉讼可能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诉讼一开始，检察方清楚表明其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总的目的是有序地落实法律程序；我们具体的目的是尽我们所能最终为预防侵略战争的灾祸做出贡献。
庭长先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审判，因为我们正在此进行一场文明社会坚定不移地防止整个世界被摧毁的战斗，此次审判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世界的威胁不是来自自然的力量，而是来自个体及小团体故意策划，这伙人为了他们疯狂的主宰世界的野心似乎愿意让这个世界过早地毁灭。
这是一个强烈的论断，但有如此多的事实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无法用更和缓的语言来描述它。
整个世界有一小撮人，包括被告，决定擅自处理（世界事务）并将他们的邪恶愿望强加于整个人类。他们向文明宣战。他们制定规则，决定问题。他们决心要摧毁民主及其基础——自由和人格尊严。他们决心要除掉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而建立他们所说的“新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与希特勒集团联手。他们以条约的形式，正式地联合，并对此感到自豪。正如起诉书所列举，他们一道策划、准备、发动了对民主国家的侵略战争。
他们愿意将人当作奴隶和人质来处理。这意味着对数以百万计人的谋杀、征服和奴役对他们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包括了在全世界各地屠杀老人和儿童的计划和图谋，以及将整个社团灭绝对他们来说都是不重要的。它将引起世界的年轻的花朵过早凋谢，包括他们自己的，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在他们的头脑里条约、协定和保证只是单词和纸片，对他们的企图并不构成威慑的影响。他们的目的是将武力施加于这个世界。他们以武力和征服来思考，完全忽视正义的目的。在这一事业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可以死去；国家的资源可以被摧毁。在他们的疯狂的征服和控制东亚的计划中，以及随着计划的实现，最终控制整个世界的目标里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这就是他们的阴谋的主旨。
我们现在面对这一问题：现实残酷地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文明的存在是否正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头，它被迫袖手旁观，并允许这些暴行而不加以阻止？
我们的时代与过去的不一样，这一点任何人都不需要被提醒。今天，更重要的是明天，以及从此往后，战争必将是全面战争。今天或是明天战争都不会有领土的限制。受害者会是年轻人和老人；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无论是大都市还是最偏远的小村庄，不会有任何家庭可以免遭它的破坏。未来战争将威胁到的不仅是文明的延续，而且是任何生物的生存，这点变得具有如此的真实性，以致反复强调显得多余和陈腐。人类一直渴望的和平问题现在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破坏能力，即使是在很原始的阶段已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但只有我们人类想象这种破坏能力的最发达阶段，我们才能应对现实。在这十字路口的我们，实际上现在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活着还是死去。”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无穷的耐心、宽容和最诚实地达成理解和协定的努力。我们只考虑到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法庭里我们能用所赋予我们的权利以公正和高效的方式为防止未来的战争做出什么贡献？
我们的目的是一种预防或是威慑。它与复仇和报复这种渺小、低劣的目标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的确希望在这些诉讼中，那些对人类造成如此灾祸的个人，作为普通的重罪犯人被烙上罪犯的标记，并得到相应的惩罚。这可能对未来的以他们为原型的类似的侵略战争产生威慑效果，这一愿望并非不可能实现。
因此在这些审判中我们具体的目的是确认已经被广泛承认的原则：一个国家里身居官方职务或在其他位置的个人，策划侵略战争，特别是违反条约、保证和协定的战争是普通的罪犯。应该，并将受到数世纪以来所有国家对谋杀者、土匪、海盗和抢劫犯所进行的惩罚。
我们主张发动（战争造成）的谋杀与公正和法律永远是不相容的。我们在此主张，策划、发动战争因而摧毁数百万生命的犯罪与策划、发起谋杀一个个体生命的行为同样是犯罪。
我们进一步主张对一国法律和宪法宣誓效忠并不能对惩罚产生豁免权；也不能因将夺取数百万性命的战争描述为“事件”而产生豁免权；同样，声称是为促进本民族的愿望，因而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此种解释也不能产生豁免权。
我们认为，在本法庭引证并提交的事实和详情将表明，控制政府或影响其行为的这些被告违反了有效的法律和日本国的条约义务。
我们将毋庸置疑地进一步显示这些被告中的每一个人完全知道他们在策划、准备、发动的战争将导致人的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在战场，而且在家庭、医院和孤儿院，在工厂和田地；受害者将是年轻人和老人，健康者和病人，男子、妇女和儿童……
这些被告发动了宣战和未经宣战的侵略战争，或发动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保证的战争。在纽伦堡正在进行着类似的诉讼！其他一些被告正坐在被告席上。除了向本法庭表明这些被告与纽伦堡的被告的目标一致，并与他们在征服世界的企图中结成了盟友外，我们并不关注他们。
那么，从字面意思上看，如果我们的观察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可能决定人类得以延续或是终结。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我们怀疑任何善于思考的人会认为这是夸大其词——无疑我们是在一个新的且至关重要的时代。对于那些要求有精确的已经确立的先例来指导行动的人，我们会指出这（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审判）完全不是什么全新的观念。从史前和原始社会开始，并经过中世纪直到当代，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惩罚侵略战争组织者的诉讼程序。
“成立一个国际法定的法庭，并允许这样的战争罪犯拥有为自己辩护和声称自己是无辜的特权，这是文化和宽容的现代文明理想的顶点，它已被固化、结晶。”基南说到这里，目光落在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战犯身上，他发现他们的头轻轻地抬了一下，目光在碰撞，似乎重重地缓了口气，但很快松缓的胸口又被压上了重重的石头，因为这些战犯们看到了在场中国法官目光里从没有改变过的严峻……
基南的语气变得稍有些舒缓和低沉：
“今天，我们心怀谦卑，但十分诚实地开始我们的任务，着手从事我们的工作。因为为了这样关键的目的，我们必须采取公正的行动。正如我们检察方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能做出诚实的努力，做出我们的贡献，如果战胜国不能做出所有正确的事情来阻止毁灭世界的力量，这本身将构成一个不可原谅的犯罪。我们唯一的恐惧是缺少做好我们工作的才智和能力，因为这个责任本身是非常苛刻的。”
“谢谢庭长先生。”基南结束了他的第一部分“审判的意义”的陈述。毫无疑问，他的这番陈述实在太出彩了！它让战胜国和战败国、受害方与加害方的控辩双方都无话可说。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
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
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
也是如此
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
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
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你敲响
这是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堂恩的诗段，美国作家海明威将其放置在他的《丧钟为谁而鸣》的扉页上。现在，这首诗则在松井石根等这些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的脑海里回荡着、震撼着，死神的哀鸣搅动着他们的每一根神经。强作镇静的松井石根，嘴角边轻轻地抽动了一下，虽然极其细微，却依然没有逃过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尤其是中国法官们的锐利目光。
“庭长先生，现在我陈述下面的内容……”基南总检察长用了两天时间在法庭上陈述了对日本战犯进行起诉的首个综述报告，除“审判的意义”外，还有“被告罪行要旨”、“审判的法理概述”、“被告所违反的法律条款”等五个方面，可谓字字点穴，句句见血。针对当时少数人认为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责任、个别区域的战场犯罪与战犯个人责任之间的不同观点，从法理和事实根据上作了有力的驳斥。他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可剥夺的自卫的权利。但是侵略战争在该理由之外。战争是一个罪恶的东西。将1937年的战争描述成降临人类的最大的灾难之一并非夸张。因此发动一场战争不仅是犯罪，而且是战争犯罪之首恶。就其全球性的规模而言，它不同于违反某一战争法规的具体的战争犯罪。它是所有罪恶之总积累。如果有可能想象出一个以最人道方式和骑士精神进行的战争，发动这一战争，如果它是非正义的战争，仍然是一种犯罪。它是破坏和平罪。”基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日本军队“系统、无情地屠杀、强奸、拷打成千上万名战俘、平民、妇女和儿童以及肆意、大规模地摧毁家庭和财产完全超出了任何可能的军事需要，是日军占领南京的特征。通常被称为‘南京的浩劫’的这一行动在现代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基南进而指出：“南京只是众多城市中的一座。作为它们侵略计划的一部分，日本通过犯下在特点和规模上几乎难以置信的、严重的暴行，在占领中国城市时寻求摧毁（中国）人民抵抗意志。”显然，“南京的浩劫”，是名副其实的反人类罪。
审判战犯的法理定性和依据，从心理上给了当时的日本和日本战犯们重重的一击。接下去的是漫长而艰难的法庭审理，历时两年有余，可谓“旷世之战”。而这场法庭上的“旷世之战”，又一次让南京人民心口上的伤疤流血……
30. 将谁押上审判台？
一个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军队犯下那么多罪行，谁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本是无可置疑的事，然而在堂堂国际军事法庭审议的台前幕后却出现了一系列怪现象，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美英主导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留下的一些问题。我们慢慢来细述——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事实与受害者皆在——尽管日本人也曾千方百计在占领南京后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粉饰和销毁所犯重罪的证据，几十万被害者的尸骨也被埋在深深的泥土里开始腐烂，但中国人民随手可拾身边的和记忆里的累累血债……人们在等待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一水之隔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给了中国人机会。
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是必然的。对日本人的犯罪清算也是必然的事。
不过，对日本国的战争犯罪的清算，时间是从他们策划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开始至1945年9月2日宣布正式投降那一天，此间日本军队在中国所犯罪行可谓罄竹难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为对日本战犯的重点清算罪行之一，并且确定了以基南为总检察长的起诉团队，这中间也包括几名中国的法官。但由于当时中国政府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采用的英美法系不甚了解——这个法系重视证据和证人的作用，尤其是关键证人的证词往往能影响到最终的法庭审判结果。而我们中国一向采用的是大陆法系，这个法系的特点是偏重法官作用而忽视证据的收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其罪行世界有目共睹，因此认为东京审判仅仅是走走形式而已，判日本战犯死刑是十拿九稳的事。于是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求我方派人去参加时，也仅仅派了一个人数极少的法官团队。连中国派遣法官倪征燠也说：“国民政府满以为是战胜者惩罚战败者，审判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哪里还需要什么犯罪证据，更没有料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
但中国人估计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非如此审判，他们有他们的一套英美法系做法。整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主导权在美国人手里，同时还有一批英国法学家配合。
判处罪犯，证据和起诉书无疑特别关键。担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此项任务的是美国的基南先生，他既是检察局的总检察长，同时又是美国派遣来东京的重要法庭成员。在麦克阿瑟签发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前的一个多月——1945年12月6日，基南就抵达东京了。
57岁的基南，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1933年便担任联邦司法部部长特别助理，两年后被任命为司法部刑事局局长。此人办案果断且无情，故有“魔鬼检察官”的诨号。
日本侵略军是魔鬼，魔鬼的罪行由“魔鬼检察官”来审判，非常合适。但基南到达东京后，麦克阿瑟就对他明确指出：“关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提出三点意见请你考虑：一是要尽快审判；二是将起诉日本战犯的理由简单化，可集中到屠杀这一点上来；三是珍珠港事件应为重点……”
基南听盟军总司令如此一说，心里有些嘀咕，但也只能点头示意赞同：“同是美国人，我会把将军的话牢记的……”
什么意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为他们美国人开设的？那么我们中国作为胜利国之一，作为抗日主战场，我们死伤了3500万人就可以撇到一边吗？或许是，或许不是。反正后来出现了许多怪事：
首先对亚洲的公敌——日本的起诉书，起草者竟是英国人。法庭检察局和主审官基本是美英人士。
中国检察团是1946年2月抵达日本的，领队的是著名法学家梅汝璈博士、向哲浚检察官。
2月底，11国参审代表聚集在一起，对起诉书内容作出定调与安排。担任起诉书起草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英国检察官卡尔居高临下地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鉴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影响大，工作量浩瀚，因此应从简从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该把被告人数限定在15人以内，至多不得超过20人。
20人？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中国政府提供的日本甲级战犯名单就有33人之多，如果按卡尔先生的意见，那些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犯就可以这样轻而易举地逃避惩罚了？
“对呀，我们如何向国人与政府交待？”
“不行！20人绝对不行！”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表示强烈不满。
33人？你们中国人的胃口也太大了！知道纽伦堡法庭起诉德国纳粹战犯是多少人吗？是22人！这回是坐在基南和卡尔身边的国际检察局的卡本德很武断地插话了，瞧他那副高傲的样子，似乎根本就没把中国的检察官放在眼里。
向哲浚没买他的账，反驳道：阁下是否清楚一个基本事实：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和亚洲所犯罪行比纳粹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难道我们的审判一定要按某一个法庭的先例来确定自己所要起诉的人数而不是按照战犯们所犯的罪行审判吗？
卡本德沉默了。只见卡尔双手一摊，朝身边的基南耸耸肩，意思是：还请阁下定夺吧！
会议出现了暂时的冷场。
现在又轮到美国人上场了：太平洋战争是因珍珠港事件而爆发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毫无疑问应当把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战犯作为严厉惩罚的对象，而其他的日本战犯都可以从轻发落。
如此奇谈怪论！中国检察官一听，更加愤怒：日本侵略者在亚洲犯下的罪行，在时间上远远超过德国纳粹对欧洲疯狂犯罪的时间，而犯罪的严重程度更是远远超过偷袭珍珠港，因此所有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犯下罪行的日本战犯，都应严惩！
“你们的严重，难道他们偷袭珍珠港就不严重了？”美国人从椅子上站立了起来。
“那也不能以偷袭珍珠港事件作为起诉主体嘛！”中国检察官绝不让步。
“好了！好了！先生们说的都有理，然而整个案子过于庞大复杂，且时间不能拖得太长，起诉的人数应适当限制，至于第一案没有来得及起诉与审理的战犯，第二批或第三批起诉也可以。另外，相关国家也可以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授权设独立的战犯审判法庭。这样就可以解决诸位和各国提出的要求，你们认为此建议如何？”老道的基南最后提出平衡性建议。
“OK，我们同意这个方案。”
“那——我们也不反对。”中国检察官虽觉无奈，但还是对这一折中方案举了手。
那么，谁该成为押上历史审判台的罪犯呢？一场新的激烈争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前开始了——1946年3月11日，东京明治生命大厦议事厅再次召开由国际检察局执行委员会主持的全体检察官会议，11国检察官围成一圈，讨论决定对日战犯第一批起诉的被告名单。
东条英机——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被全票推举为受审的首位战犯。能获得此份“荣誉”，是因为美国检察官列举了一批铁证如山的证据和证人。
其他亚洲国家的检察官跃跃欲试，都在期待自己国家的意志获得所有检察官的支持。
中国怎么啦？中国检察官向哲浚这一天就坐在总检察官基南右边的第三个位子上，很醒目之处，但会场上他却有些焦虑不安，时常走神。
“现在讨论松井石根，请中国的向检察官宣读你们的起诉内容吧。”基南点名向哲浚。
“谢谢总检察官。”向哲浚似乎有些慌乱地拿起起诉书，开始宣读。
读毕。基南扫了全体检察官一眼，然后喊了一声：“请中国的证人提供证言。”
此刻，早已等在休息厅的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以军人的严整姿态，大步进入会场，出现在众国际检察官面前。秦的一个标准军礼，又加之早有所闻的“南京浩劫”事件，立即让会场格外兴奋起来。
秦德纯胸有成竹地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提前拟好的证词，像小学生朗诵似的读了起来，那内容中频频出现诸如“日军到处烧杀抢奸”、“罪恶滔天”等词汇，洋洋洒洒，十几分钟过去……
“不不不，亲爱的中国检察官先生，这是法庭，不是你们的课堂！请你们出示日军杀人放火的实证！明白吗？我们要实证，而不是空洞的文字！”突然，一位美国检察官打断秦德纯的话。
会场顿时“叽叽喳喳”地窃窃私语起来，众检察官纷纷附和美国检察官。向哲浚等中国检察官的脸全都涨红了——我们政府怎么会派这等笨人出庭？中国怎么会让这样的人当军政部次长？
唉！向哲浚的手有些抖动，事先他曾与秦次长交流过，哪知这位次长一副高傲姿态，说“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凭我一说即可将那些大战犯送上断头台！”“也怪我太相信他了……”向哲浚暗暗自责，可为时已晚矣。
“秦德纯先生，你带实证或者具体的案子了吗？”主持会议的基南说话了。
“这个、这个……”秦德纯不知如何回答，竟然一下连说了好几个“这个”。好家伙，这下引来其他国家的检察官的一片嘲笑。
“证人无实证，来东京是观赏我们美军的炸弹威力？”美国检察官得意忘形道。
“你们中国人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没有证人和证据，我们的法庭不成了你们的戏台了吗？”
“……”还有更难听的话，尽在众检察官嘴里频频说出。会场气氛又一次破坏。
“诸位安静！安静！”基南有些不满了，双手示意大家。然后他将脸侧向右边的向哲浚：“向检察官先生，真是遗憾，贵国没能提出足够的实证，我们无法将南京大屠杀罪犯松井石根列入第一案审理。请你尽快向贵国政府转达现在的法庭准备情况，我充分理解你们深受日本侵略之苦，作为胜利国的代表，相信你们知道如何行事。”
向哲浚频频点头，就是不敢把头抬起来。他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太丢脸了。这何止是丢脸！日本侵略者在南京杀了那么多人，却没能拿出实证将罪犯押上审判台，这不是奇耻大辱吗？“作为一国之代表，我们这些人不要被四万万国民骂死吗？”
向哲浚不知自己是如何从这一天的会场里走出来的。
晚上，中国代表聚集帝国饭店的梅汝璈房间，你一言、我一语，个个既生气又愤怒。“国弱受人欺啊！”梅大法官数度长叹。
“现在有啥办法弥补？得赶紧想办法呀！”
“啥办法？赶紧回国找实证呗！”
“对啊，这边我们向国际检察局申请重议，另外必须马上派人回国去取证！”
“向检察官，你说呢？”梅汝璈征求向哲浚意见。
“我也是这个意见——得有人马上回去取实证！”向哲浚说。
“我回去吧！”33岁的裘劭恒主动请缨。
“好！劭恒啊，你的担子重如泰山，我们在东京等着你回来！”梅汝璈和向哲浚拉着裘劭恒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裘劭恒说。
说干就干！身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官们开始兵分两路：一路是裘劭恒回国取实证，一路是以向哲浚为首在东京找证据——盟军攻克日本首都东京后截获诸多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机密文件！向哲浚他们收获颇丰。
再说裘劭恒回国后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后，受到重视。听说要为“南京大屠杀”举证，首都南京人民立即自觉自愿地站了出来。所以裘劭恒这次是带着许多实证回到东京的。
另一方面，国际检察局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也感觉不能轻视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否则有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声誉，所以决定由基南亲自到中国走一趟，尽管这位总检察官忙得不可开交，但为了把日本战犯送上法庭，他必须亲自出马。
基南到中国的时间是1946年3月16日，仅距开庭一个半月时间。基南带着霍克斯、赫斯特、洛克、李佛等几名国际检察局成员，匆忙而行，他们乘坐盟军飞机先到了上海，一路又转至南京。在中国检察官向哲浚陪同下，他们先后见了十几位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同时获取了一些实物，便回到东京。虽然短暂而仓促，但基南一行所获证据仍被国际检察局认定为“做得最有成绩的”。
4月1日，国际检察局召开最后一次关于确定起诉战犯名单的会议。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被列入第一批起诉的战犯之列。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等总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现在距计划中的5月初开庭还有一个来月。基南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有一场持久的大审判，时间会很长，因此在向法庭列名的战犯提出起诉后，各国仍可根据情况继续收集实证，以便在法庭上更有效地审判战犯。据此，国际检察局也再次向中国派出了他们的检察官劳莱。
美籍检察官劳莱到中国走一趟后，带回不少新证。然而基南看后，仍觉不满，便再度派出自己得力助手萨顿。就这样，萨顿于5月31日下午，带着助手卢克·李上尉、乔·亚历山大少尉和随员道格拉斯一行4人抵达上海，重点调查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在中国推行鸦片等罪行。
6月3日，萨顿到达南京。
“有一个人你们能够找到他，对法庭审判必定特别重要。他叫菲奇，日军占领南京时，他一直在这座城市。现在菲奇先生还在中国工作呢！”在联合国救灾总署驻中国总部，有美国朋友给萨顿提供了一个令他兴奋的线索。
“请中国政府帮忙，马上约见菲奇先生，最好让他跟我们到东京去。”第二天，萨顿立即约见中国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希望他帮助将菲奇从河南开封调回南京。
“虽然这事有些难，但我们会积极配合。”翁文灏抿抿嘴，用英文回答萨顿。菲奇此时是联合国救灾署驻中国河南地区办事处主任，他的岗位显然如果不是特别的需要，是不可能离开的。
萨顿听了翁文灏的话，便立即通过美军驻中国司令部调一架飞机，专程将菲奇从开封找到并带回南京。
“去东京法庭作证？没问题！日本人在南京干的事太可恶了！我义不容辞！”菲奇与萨顿见面后，当即表态。
“本人早听说教授先生在当年南京大浩劫时与一批美国教授和医生及传教士们，为中国人做了大量救助工作，现在你能再出庭控诉战犯们的罪行，我代表美利坚和远东法庭感谢教授先生！”萨顿给了菲奇一个热烈的拥抱。
“你还应该找到一个人，他很重要。我们当时建立南京安全区时，他是我们的秘书，负责所有日军犯罪事实的调查与材料整理……”菲奇说。
“他是谁？”
“斯迈思教授。”
萨顿大喜：“听说过此人的大名！这位教授现在在哪？”
“就在南京。”
“太好了！马上去找他。”萨顿如获至宝。
萨顿与斯迈思见面后，满怀信心请他与菲奇一起到东京时，斯迈思则泼了他一盆冷水：“我与菲奇先生同是金陵大学的教授，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俩同时离开岗位是不可能的事。”
“你？！”对日战犯审判牵动全世界的每一根神经，却在中国受到冷遇，这是萨顿所想不到的，他的脸一下涨红了，可在教授面前他强压心头怒火，平静几分后，说：“日本发动战争，不仅对中国和亚洲，而且对我们美国也造成巨大伤害，珍珠港事件就是一例。教授先生应当清楚，基于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去法庭当证人，清算他们的罪行。”
“检察官先生的话没错，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工作脱不开身。”“智多星”斯迈思以他一向的作风对来访者说，“这样吧，我一定写一份详细的证明材料，记录所知的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为你们所要的证据之一，检察官先生看可否？”
“很好。教授能这样做我们就很满意了。”几天后，斯迈思的一份很有分量的证词交给了萨顿。
“你们为什么不去找德国的拉贝先生，在日本进入南京前后的时间里，他可是个大人物，领导我们国际委员会开展了卓越的工作，他也是一位重要的见证人。”斯迈思对萨顿说。
“这个人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国际检察局曾经通过纽伦堡法庭的检察机构向德国有关方面要过此人，但据说因为他有纳粹党员的身份，后来取消了他的证人资格。”萨顿回答。
“原来如此。”斯迈思听后长叹一声，“遗憾的事。”
遗憾的事还很多。萨顿离开东京时，基南给他的时间也仅为一周左右，谈何容易！
也不知是中国人的习惯，还是东方人的性格，萨顿实在弄不明白一件事：明明日本人的罪行滔天，人人对其咬牙切齿，可一说让其到东京出庭作证，又有那么多顾虑和躲闪！难道你们忘却了痛苦？难道不是你们失去的亲人？还是你们生来就没有正义感与责任感？面对血迹斑斑的中华门，萨顿多次感叹，无从回答。
他没有多想。东京在等着他带回证人。
6月5日，萨顿通过中国军队参谋总长陈诚先生找到王冷斋。5日萨与许传音相见，许是金陵大学教授，许愿意出庭。陈福宝和尚德义是6月7日才找到的。8日，萨与市长马超俊见面，又找到梁庭芳上尉。
10日，经过做工作，这些人才同意去东京。官方代表秦德纯有了第一次出丑的经历，表示不愿再去东京。但萨顿按基南之意，还是想请他出庭，于是让陈诚参谋总长出面劝说秦，最后秦勉强同意。
12日10时15分，萨顿带着许传音、梁庭芳、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王冷斋和贝德士、秦德纯等15名证人，乘坐盟军军用飞机，从上海江湾机场离开中国，于当日下午4时20分抵达日本厚木机场。他们与由国际检察局找到的马吉牧师等其他证人一起汇合，组成了中国的证人团。
此时的东京，已是炎热之季，海风吹拂着这个城市，一切令人心烦意乱。然而只有一个地方保持着异常庄严而肃穆的气氛，它就是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在地……
31. 绞死松井石根
毫无疑问，按照英美法系，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犯的罪行实证多与少，将直接对整个审判结果产生影响。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吃亏的窝囊事不止一两件，现在有，过去更多，审判日本战犯中我们先说说证据问题，其实不是中国没证据，而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本身重视不够，政府出力远不如一个菲律宾。比如收集罪证，菲律宾从一开始就以“国家力量”来统筹安排，而且由美国人帮着定调定规，所以东京审判中菲律宾部分的审判结果，令人满意。我们呢？差一点连唯一的一个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也放了，但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审前中国方面收集实证之仓促与简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很多方面很差劲。
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看到，其实在1946年之前的数年间，南京市民间反映日本侵略者犯下大屠杀罪行的证据就留下很多。那个时候不是日本统治时期吗？南京为何有百姓敢揭露日本人所犯的暴行呢？
是的。这是因为日本人统治期间，在日本军方的摆布下，南京于1938年初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开始是“自治委员会”，后来便是大汉奸汪精卫的伪政府。饥寒交迫、求生不得的百姓才不管你是谁当政，他们只乞求能有一丝生的希望，因此在这些年里，出现了许多自发的民间“呈文”，而这些民间“呈文”恰恰为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时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留下了铁的证据。下面是笔者从当时留下的数以千计民间“呈文档案”里找出的几份原文，虽然由于当时仍处在日伪统治时期，百姓也只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救济而呈文，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掌握日本军队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证据——
呈文选一：
南京市警察厅为刘志才母被害事
致督办南京市政公署呈文
（1938年5月11日）
呈为呈报事。窃据第四警察局呈称：本月九日上午六时，据东门街十五号之二居民刘志才报称：于八日午十二时有一日兵穿白衬衫制服裤，闯入民披房内，意图强奸，幸民嫂外出未归，该日兵遂去。至夜十时，复来由窗迳入民嫂居室，因未寻获复出，由后门入民母卧室，肆行殴打民母，畏而逃避，该日兵仍尾追不止。民因深夜未敢外出，迄今晨民母仍未见归，当出寻找，行至本街十二号旁，见民母僵卧草地，血污满身，气绝多时，所带钞洋百余元亦竟一无所有。请求申雪缉凶等情，前来当即率同官警一面报告颐和路宪兵分所，一面驰赴出事地点，查勘查得死者面胸两处各有刀伤，惟胸部伤口约长三寸宽寸半。旋宪兵亦到场，并由新街口宪兵队派来官兵三人，通译一人，会同查勘。当查出凶手系田上部队佐波队兵士，并在该兵身上搜出钞洋五十四元及长约七寸之尖刀一把，除人赃由宪兵带该队讯办，并饬刘志才候讯外，理合将本案经过备文呈报，仰祈鉴核。等情；据此。除指令外，理合备文转呈钧署鉴核。谨呈
督办南京市政公署
南京市警察厅厅长 王春生
呈文选二：
南京市社会处朱寿之调查
田周氏之夫被日军刺死事呈文
（1938年6月9日）
为报告事。职奉派调查大油坊巷十四号难民田周氏，年二十七岁，南京人。其夫前在学兵队充排字，于去岁在难民区内被刺殒命。遗有一子，名惠龙，年九岁，长女惠凤年七岁，次女惠虎，年四岁，且有生母周谢氏，年六十五岁，向依该氏生活。一家五口生计，确系困难万分，兼之戚友又系贫乏，毫无援助。兹经详查！确如上述情形，状极至惨，其情尤怜。
用特具实呈请科长鉴核。转呈
处长 王
职朱寿之 谨呈［印］呈文选三：
朱杜氏呈
（1939年6月26日）
具呈孀妇：朱杜氏，年四十岁，本京人，现住中华门内糖坊廊八号。
呈为孀居无倚，两子尚幼，生计频［濒］于绝境，恳求收容救济事。窃氏夫向营竹货业，不幸前年事变时误为毙命，所遗两子尚幼，家道素贫。两年以来时有断炊，借贷无着，乞讨无门。迫不得已邀求保甲长证明苦情具实上陈，伏乞市长赐鉴体恤下情，施恩格外准予收容留养，得能苟全延长蚁命，实属再造恩同，实为德便，临颖迫切待命之至。谨呈
南京特别市政府市长 高
具呈人：朱杜氏
偕长子，八岁
次子，三岁 同叩
第二区十四坊第二保长：呙敬先
八甲甲长：刘义才
呈文选四：
蔡元康呈
（1940年11月6日）
呈为呈请收容救济以全蚁命事。窃残疾难民蔡元康，年六十一岁，本京人，向在京经营小贩。不幸于事变时，祸起萧墙，缘当战事方殷之际，民子老妻儿媳等均相继惨遭炸弹炮火身亡，而家资什物复被掳一空，房屋则被焚为灰烬。民于虎口仅以身免，日前孤苦伶仃，谋生乏术，兼因年迈之人，悲痛操劳过度，已染成个疾，终日饥寒交迫，行将流为饿莩，特具文哀恳矜鉴苦情，即赐收容救济以全蚁命。实为德便。谨呈
赈务委员会 慈鉴
暂借栖门东转龙巷十七号
残疾难民：蔡元康 叩呈这样的呈文，从文字上看虽很简单，但它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是来自民间的，没有丝毫的“强迫作证”痕迹，是百姓因日本侵略者暴行造成生活所迫而发出的心声。这些呈文，读后令人泪下。
抗战结束后，也不能说国民政府在严惩和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问题上一点没作为。特别是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差不多同时成立的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工作开始启动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即着手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杀罪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这也是中国作为战胜国第一次启动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全民性的社会调查。政府非常重视，1945年11月7日，南京市政府受中央政府的指令，组织了市政府、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首都地方法院、首都警察厅暨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14个机关团体代表，在首都地方法院召开联集会议，即席成立了“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并决议由南京市政府推动区、乡、镇、坊、保、甲等当时的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地组织进行此项工作。消息一传出，整个南京市各界反响强烈，甚至有无数百姓主动跑到市政府要求自愿加入该调查委员会，他们大多数是受难者的亲属，也有亲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存积了多年的悲痛，如决坝的洪流倾泻而出，连铁石心肠的法警们都时常流下同情的泪水……
“放心吧，同胞们，你们只要有线索，随时可以来找我们——血债要用血来还！”即日，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议长陈裕光、副议长陈耀东出任调查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委员，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秘书长肖若虚任总干事。除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全体委员为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外，南京市各区长及相关机关团体、市民代表也被聘请为委员。各区、乡、镇的调查员人数更多。为了调查的正确和一丝不苟，市区都由政府首长负责，并派遣督导委员，赴各区镇行指导与督促之责。
不日，南京市参议会和南京大屠杀调查委员会共同发布公告：“民国二十六年南京沦陷时，敌人对我市民曾大屠杀。现在我们正调查确证，提供给远东法庭参考，把那些刽子手引渡到南京来审判，并执行判决。希望全市市民给予我们以最大的合作。”
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是严谨和细致的，而且非常专业，不仅对调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且要求严格，每人都要向政府和法律保证其调查的对象和结果具有绝对的准确性。
接下来的调查广泛而深入，虽然那时没有计算机，统计不方便，而且战争给南京市带来的巨大创伤尚未弥合，基层组织和市民的情况也十分混乱，但调查是地毯式的，一条条街、一户户地入室进行。该工作从1946年6月起，一直进行了整整6个月，除对过去若干机关已经调查的事实进行复查外，重点是对沦陷时期滞留南京的市民进行个案调查。据说当时调查的有万户以上，计有确实人证的2784案，有的一个个案就有数人、数十人被害，这些调查得来的材料和表格还要经过调查委员会一一审核，以防差错。然后再提交远东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
笔者在现在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看到了当时的调查表原件，这是证明日本大屠杀的铁证，我以为距大屠杀时间越近，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也会越可靠真实，因而我觉得当时的南京市参议会做了一件功行无量的事，那些至今仍在怀疑和企图否定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人，有机会该看一看。
我看到的调查表，是以“保”为单位的调查结果。“保”在国民政府时属于最基层的行政组织，等于现在的街道一级或联村一级单位。南京市参议会调查委员会派出了至少40个“保”级调查组对全市进行调访和填表。
显然，我们可以从抗日刚刚胜利时的社会调查中看出，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时的罪行铁证如山，只是这些宝贵的实证，没能及时送达东京，后来主要用于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这是后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开庭之后，法庭审理进入紧张而激烈的控辩阶段，即战胜国的起诉方与日本战犯们的申辩。虽然像松井石根这样的刽子手已经关押多时，但一旦到了法庭上，他们罪恶的本性与侥幸心理和无赖伎俩，丝毫不减，将其押上历史的断头台的斗争依然充满刀光剑影——
起诉甲级战犯、南京大屠杀主要责任者松井石根的法律文件送达其本人后，国际军事法庭对松井石根在监狱里进行了面对面的庭审核实，这个瘦小的老狐狸，竟然来个全盘否定。下面是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史料：
问：中国的战争罪行委员会称，13日南京城被占领后，几十万居民被杀，南京城被焚烧、掠夺。除了你陈述南京在被占领时（居民）受到虐待外，还有其他证据吗？
答：这完全不属实。如此指控毫无事实根据。我敢以我的名誉担保。
问：在此之前，你是否听说过朝香宫被指控让手下在南京城放纵自己？
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
……
好吧，让事实来证明你的罪行吧！
1946年7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法庭立证对质开始，这是审判过程中最精彩也是控辩双方斗争最激烈的一幕——
审判法庭庭长韦勃亲自出场并主持。
韦勃庭长：松井石根，起诉中列举你所犯的罪行事实，你认罪吗？
法庭上所有的目光集中到被告席上的那个瘦老头松井石根身上，只见他并不慌张地拿起事先备好的申辩材料，然后抬起头，说：起诉书的内容纯系主观推断，与事实不符，而对那些超过军事行动需要的破坏行为的指责也过分夸大。
法庭内顿时一阵窃窃私语声。
韦勃庭长敲着法槌：安静！安静！
控方检察官萨顿立即举手：庭长，我请求我们的证人出庭。
韦勃庭长：同意。
萨顿朝证人席中的一位文质彬彬的美国人示意：请罗伯特·威尔逊先生作证。
（威尔逊出庭，站好。）
萨顿问：你是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加的罗伯特·威尔逊吗？
威尔逊答：是的。
（下面由萨顿提问，证人威尔逊答。）
问：威尔逊(Wilson)医生，你出生在何时何地？
答：我1906年10月5日出生在中国南京。
问：你的职业是什么？在哪里接受教育的？
答：我是名外科医生，曾在普林斯顿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就读。
问：医学院毕业后，你就回到了中国？如果是，什么时候你开始在中国行医的？
答：1936年1月我回到中国，从那时到1940年8月一直在南京的（金陵）大学医院行医。
问：你和大学医院有密切联系吗？如果是的，是以什么身份？
答：当时我是南京的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
问：1937年南京陷落后，医院的中国医生和护士都离开医院了吗？
法庭上，辩护方律师麦克马纳斯（McManus）突然打断检察官萨顿与威尔逊间的对话：如果阁下允许，我反对这样问话的形式。因为这种问话导向性太强。我请求庭长指示律师不要问一些具有导向性的问题，而应该用恰当的方式来进行提问。
韦勃庭长轻轻地摇头道：这只是介绍性的问题，他有权在此基础上引导问题。
威尔逊继续答：1937年11月末，上海陷落后，日军向南京挺进。医院的医护人员到我们这里，要求在日军占领南京前离开南京。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他们听说了很多在上海和南京之间的城市里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城市有苏州、无锡、镇江、丹阳等。我们的工作人员担心生命受到威胁，纷纷希望离开南京。我们努力安慰他们，告诉他们在某种法律的保护下，陷落后的南京也没什么危险。然而我们无法说服他们，很多人离开，去了长江上游地区，医院里只剩下特里默(Trimmer)医生——另一个美国医生，我和5名护士，以及一些选择留下来陪伴我们的清扫工。在此之前，我们医院总共有20名中国医生，大约40到50个护士和实习护士。他们是在12月1日离开南京的。
萨顿继续问：南京陷落前，医院里病人的数目减到了多少呢？
答：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时，我们不得不把病人的数目减到不能再减的地步，把所有可能回家的都送回家了，医院里只留下大约50个无处可去，或虚弱得无法走动的病人。
问：1937年12月13日之后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有，以何种形式？
答：日军于12月13日清晨进了城，12日晚上所有的抵抗就停止了。就在几天之内，医院里挤满了各个年龄段的男女老少，伤势不一。
布鲁克斯（Brooks）又举手抗议：如果法庭允许，我反对这种提问。我认为法庭……
韦勃庭长打断插话者：我听不见你说的话，用扩音器再说一遍。
布鲁克斯拿起扩音器，大声说：如果法庭允许，我认为这种提问不可取。这样会影响法庭法官的判断力，我认为法庭会公正地注意到，辩方也会同意战争中必然会有平民的伤亡，妇女、儿童和其他人的伤亡。如果这一点没有表明的话，我提议不要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
韦勃庭长：反对无效，继续进行。
布鲁克斯再度抗议：我再次提出反对，理由是这与我们想显示的问题毫无关系——谁引起的战争？假如这个问题与此有关的话，我看不出体现在何处。
韦勃庭长重重地敲击法槌：反对无效。
法庭寂静。
萨顿继续问：医生，你能不能讲一下你医院病人的伤情呢？
威尔逊继续答：我只能讲一下南京刚陷落后我救治的一些病人伤情，但除了在座的一两个证人外，我记不起其他人的名字了。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一位40多岁的妇女，送到医院来的时候，她脖子后有个巨大的伤口，切断了脖子周围所有的肌肉。
另一位辩护方律师马蒂斯（Mattice）先生举手：我想打断证人的陈述。首先，证人讲的是道听途说；其次，这和被问及的内容没有关系。他被要求描述所见的伤情，而他现在说的是那位妇女告诉他的话。
韦勃庭长：反对无效。关于你所说的“道听途说”再次宣布无效。
威尔逊继续答：通过对病人的询问，以及对送她到医院来的人的询问，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是日本兵的所作所为。
韦勃庭长示意萨顿：他应该讲述那位妇女告诉他的内容。
萨顿向威尔逊示意。
威尔逊又说：一个8岁的小男孩被带到了医院，肚子上有条深深的伤口使肚皮外翻。医院还收容了另一个病人，右肩有伤，显然是子弹造成的伤害，而且——假如许可，我将把他告诉我的内容讲给大家听： 他是一群人中的唯一的幸存者——这些人被带到长江边被日本兵一个个开枪打死，尸体被投入江里，因此实际伤亡的人数不能确定。他假装已死，趁着夜色逃到医院。他姓梁。另一人是中国警察，送到医院时背部中间有一道深深的伤口。他也是一群被带出城的中国人中的唯一幸存者。首先，他被机枪扫射受了伤，又被刺刀刺伤——这是日军确保不留活口的又一种方法。这人的名字是（伍）长德。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房间里吃饭，突然邻居们跑来说几名日本士兵正在他们房间的桌子上强奸妇女。我们立刻冲过去，在这些人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他们家。院子里的人指着紧闭着的房门。此时，三个日本士兵持枪站在院子里。我们冲进了房间，发现两名日本士兵正在强奸两名妇女。我们立即救下她们，并把她们送到了金陵大学的难民营——校园里挤满了大批的难民，这些难民在这儿受到国际安全委员会的保护。
后来又有一个人被送进医院，他的下巴被子弹击穿，几乎说不出话，而他三分之二的身体都被严重烧伤。他讲述了他的遭遇——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明白他的意思——他被日本兵抓住，并被浇上汽油放火点着。两天后，他就死了。
还有一个人被送入医院，整个头上、肩上都是严重烧伤。所幸他还能讲话，告诉我们他是一大批人中的唯一的幸存者，这些人被捆在一起，浇上汽油，然后被放火烧死。
上述提到的案例我们还有照片。
医院收治的还有一个60岁的老人，他胸部有刺刀留下的伤口。他告诉我们从难民营出来后，他到南京城的另一个地方去找一个亲戚。半路上碰到了日本兵，被刺刀刺伤后被当成死人扔进了排水沟里。六个小时后，他才恢复知觉并被送进了医院。
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这样的事实就层出不穷。医院的床位是180张，在这段时期，床位天天爆满……
此刻的法庭已经完全沉浸在一种悲怆的情绪之中，也许除了被告之外，所有的人都被美国医生威尔逊的陈述感染了，而且深深地震撼了！
萨顿问：医生，在这段时期有没有其他孩子被送进医院呢？
威尔逊答：我还记得另外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肘部严重受伤，肘关节的骨头都清晰可见。她告诉我们日本兵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的父母亲，并将她砍伤。另一个是被约翰·马吉牧师带到医院的15岁的姑娘，她说自己被强奸了，检查之后证实了她所说的。两个月之后，这个姑娘又被送回医院，被诊断出得了二期梅毒。
问：这些病人有没有告诉你是谁使他们受伤的呢？
答：他们只说——他们无一例外地说他们是被日军所伤。
问：医生，这两个病人——梁上尉和伍长德在日本吗？
答：称为梁上尉的这个人我认识，当时他是中国军队的担架手。现在他就在日本，我们是一起到这儿来作证的。还有伍长德先生——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警察他也来了……
法庭的情绪一下又被推到高潮。就在人们都在期待威尔逊医生提到的两位中国受害人出庭时，韦勃庭长看看手表，将法槌重重一敲：那么，让我们暂时休庭到明早9点30分。
真是精彩！首场证人出庭，就把松井石根的气焰给压了下去。人们看到，此刻退庭的这位瘦老头，跟刚出庭时的神情完全变了个样。
第二天，庭审继续。中方今天出场的证人是金陵大学教授许传音。
出庭的程序一样：先由起诉方检察官将证人的文字证据材料交验，再当庭宣誓，以确保作证的法律责任。由于许传音是大学教授，通晓英文，故日方律师麦克马纳斯一开始就对法庭说：假如许可，我想提出异议，这位证人受过大学教育，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他学识渊博。毫无疑问，我们反对用他的宣誓证词，法庭应该从证人那里直接获取证词。
韦勃庭长：麦克马纳斯先生，我想多了解一下此人。我们还没有听他的陈述。萨顿先生，你最好开始发问，这样我们才可以作出判断。
麦克马纳斯突然扬了扬手中的文件，颇有怒色地问韦勃庭长：阁下同意接受这份文件吗？
其实，每位证人出庭前，他们每人都有一份事先向法庭提交的证词文件，而且该文件都会送达控辩双方手中，在庭审时给控辩双方质问所用。为何日方律师对许传音所提交的证词有如此强烈的责问，是因为这位证人的证词太“硬碰硬了”。我们看一看许传音当时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证词：
许传音书面证词
本人许传音，哲学博士，现住中国南京高楼门峨眉路7号，作证如下：
我是一名中国人，现年62岁。1917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长期在中国多所大学任教，并在中国交通部工作了25年。从1928年起，我家一直住在南京。
1937年日军围攻南京时，我在这座城市。南京落入日本人手中后，我留了下来。我是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负责其下属的住房委员会的工作，还曾担任过国际救济委员会总干事。南京沦陷后不久担任红卍字会主席。
我对日军占领南京后这里发生的一切非常清楚。日军从南门入城。日军突破城墙入城后，中国军队未作任何真正的抵抗。随着（日本）军队进入城内，他们明目张胆地枪杀平民。有的平民就因为出现在大街上而遭杀害。
日本士兵随后对房屋展开系统的搜查，把他们看到的食物和其他东西全部抢走；日本兵还抓走其找到的所有青壮年男子，认定这些人有当过兵的嫌疑，将他们押解（到城外）或就地枪杀。我得到确信的消息称，绝大部分被押走的人后来均被枪杀或以集体屠杀的方式被屠杀。
他们要求有权进入安全区搜查，并从中带走许多在那里找到的男子——我曾亲眼看见他们押走一批大约1 500人。根据我得到的消息，这些人被机关枪打死，尸体被扔进池塘。后来红卍字会将这些人的尸体捞出掩埋。
日军以发放良民证为借口，命令老百姓全部排好队。如果对日军所提问题的回答不能令他们满意，或者日本兵认定某人以前曾当过兵，尽管这种判断事实上毫无根据，那么这个人要么被就地枪决，要么随着成群的队伍被押走后再枪杀。
城里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抵抗。（日军）以曾当过兵为借口将男人们押走或枪毙。在这些人被清理掉之后，（日军）开始疯狂屠杀平民，强奸少女和妇女，掠夺和焚烧财物。从13岁的少女到70岁的老妪均遭日本兵强奸，有些遭到多次强奸。数以千计的妇女在被强奸、躯体被亵渎后又遭日本兵杀害。日军的这种暴行在城内和周边地区到处都有，屡见不鲜。我引用一个发生在城南新开路7号一户人家的悲惨遭遇为例。这家有11人被杀害。
日本兵来到这家敲门，老爷爷出来开门。他当场就挨了一枪，被杀死了。他年逾七旬的老伴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结果也被枪杀在距离丈夫几步远的地方。他们的女儿怀抱婴儿走过来，日本兵把她们母子都杀害了。家中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4岁、尚未结婚的女儿被日本兵强奸后遭杀害。一位倒在桌上，身边有一摊血，阴道里插了一根棍子；另一位倒在床上，阴道里插着一个花露水瓶。这家的另外五个女人也被杀害，也就是日本人在那里发现的所有人。家中其他人都被杀害后，一个小孩在附近躲了一天一夜才逃走。
南京沦陷后，这种暴行持续了将近三个月之久。此后，强奸和杀人就不像以前那么常见了。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因为日本人要与我们协商尸体掩埋事宜，我驱车到外面查看实际情况。我看到，无论是大街上，还是房门口、屋子内，到处都可以见到平民的尸体。死者的躯体状况表明，他们都是遭到残忍的杀害，有的人的躯体被肢解。
红卍字会掩埋了40000多具平民的尸体。这些人都是南京沦陷后被日军杀害于城内或城市周边地带的。也有其他一些组织参加了掩埋尸体的工作，但许多尸体后来是由死者幸存的家人或亲友掩埋的。日军占领南京后第二天，此时城里已没有任何形式的抵抗。日本兵开始有系统地纵火。日本人将军车开到商店门口，偷走里面所有的商品，然后放火烧毁店铺。住宅也经常在被抢劫后付之一炬。偷来的私人财物，只要能拿得动的，日本士兵将其全部掳走。
大约25万名难民挤在安全区里。日本士兵对安全区不断进行侵扰，时多时少地抓走成批的少女和妇女。她们通常是在被日本士兵强奸后遭杀害。
全城共有25所难民营，因外国公民人手不够，无法照顾到所有难民。最残忍的暴行发生在离金陵大学和传教士寓所较远的难民营中。
我协助马吉拍摄过电影。这些胶片被菲奇带出南京，这个情况我清楚。
按我最乐观的估计，日军占领南京，一切抵抗停止以后，南京城区和周边地区被日军杀害的平民人数达20万左右。而要准确统计有多少妇女和少女遭强奸，多少人受伤，多少建筑被无情地破坏和焚毁，多少财物被日本兵抢夺则是件不可能的事。
我们屡次抗议均为日军当局和领事馆断然拒绝。在递交抗议书时我们被喝令滚开。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纠正这种状况。绝对找不出任何借口或理由为日军的疯狂暴行辩护，这种暴行自南京陷落以来一直延续了差不多三个月，之后才慢慢停止。
在日军占领期间，为了逐步败坏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日本人坏事干尽。他们提倡赌博、嫖妓，公然出售和吸食鸦片和麻醉品，把城市最丑陋的东西强加到老百姓头上。
他们毫不留情地破坏教育机构、教堂、教会建筑，还有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俄罗斯使馆建筑以及中国非常著名的人士的住宅。
日本人还实施经济战，掠夺自然资源。日本人对各行各业进行垄断，尽一切努力扶持日本人以及那些与他们勾结的人的生意，并且不允许中国人做生意。这一点，小城镇比大城市表现得更明显。
不管占领一个镇，还是一座城市，有时甚至是一个小村庄，日本兵到那里都同样实施杀人和强奸。小地方的处境往往更糟，因为当地没有国际委员会为平民提供保护，制止日本兵的暴行。这就是他们的战争模式。南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在江西，在我的家乡贵池所在的安徽省，据我所知，日本士兵犯下了同样的暴行。
日本人及其傀儡政府开设鸦片烟馆，允许公开出售鸦片及麻醉品。
日本人实施心理战恐吓中国百姓，割断他们与自己曾经拥有的一切美好、神圣事物的联系。就算是一名小孩写了点反对日本的东西，全家都要承担责任，都会被处决。即便有人说了一些稍微有些冒犯日本人的话，整个村子都会被彻底摧毁，村民被杀害。这样的事情我知道很多。发生在长江江北离南京不远的一个名叫天王树的村子里的惨剧就是这样的。
中国人无论何时，只要碰到日本士兵都必须鞠躬。如果他们做得不合日本士兵的意就会马上受到严惩，甚至会被杀掉。
我愿对以上陈述签名盖章，1946年4月6日。
以上证词由许传音当面向我陈述，然后由他写成书面材料并于1946年4月6日在南京当着我的面签名。
东京国际起诉部助理检察官 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
许传音首先起誓，于1946年4月6日提供上述陈述作为宣誓证词，并以其学识和信仰保证所述事实真实可信。
许传音和威尔逊这“一中一外”两位证人出庭作证的表现应该是基本完胜，这给向哲浚等中国法官和律师团以极大鼓舞。
紧接着出庭的是伍长德、陈福宝、梁庭芳等中国证人以及贝德士、约翰·马吉牧师。没有到庭的证人斯迈思、程瑞芳等十几份书面证据也被法庭采纳。
在证据确凿的前提下，最后韦勃庭长又用两天时间直接与松井石根进行了庭上质证。像所有的日本战犯一样，松井能推卸的推卸、能抵赖的就抵赖，但法庭是公正和代表正义的，最终法庭判处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绞刑。
法庭对他的判决词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松井石根是日本陆军的高级将领，1933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他在军队中有丰富的经历，包括曾服役于关东军和任职于参谋本部。虽然他与设计和执行阴谋者的密切关系表明他可能已意识到阴谋者的目的和政策，但是提交法庭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他就是个阴谋者。
他1937年和1938年确在军队服役，但这本身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在从事侵略战争。为了证明根据第27项指控的罪名成立，诉讼方有责任提供能推断出他知道在进行战争犯罪的证据。但是目前还未做到。
1935年，松井石根被列入退役名单中，但1937年又被重新召回统领上海派遣军。当时他被任命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包括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他指挥着这些军队，1937年12月13日占领了南京市。
南京在陷落前，中国军队已撤退，日军占领的只是一座未设防的城市。接下来就是日本军队对无助的平民实施的长时间的最恐怖的暴行。日本士兵犯下了集体屠杀、个人谋杀、强奸、抢劫和纵火等罪行。虽然日本目击者否认暴行的规模，但是来自不同国籍的中立目击者提供的相反的证据与不容置疑的谁应承担责任的证据却是压倒性的。这种无节制的犯罪开始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城，直到1938年2月初才停止。在长达6～7周的时间里，数以千计的妇女被强奸，10万人以上被屠杀，难以计数的财产被抢劫和焚毁。在这些可怕事件的高潮期间，12月17日松井石根举行入城仪式并在城内住了5～7天。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属下的报告，他一定已经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承认他曾从宪兵和领事馆官员那里听说了他的军队的某种程度的非法行为。有关这些暴行的每日报告被递交给日本在南京的外交代表，并被转呈东京。法庭认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松井石根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些能抑制这些暴行的措施。在占领南京城前，他确实曾发布命令吩咐他的军队要检点自己的行为，而且后来出于同样的目的进一步发布了命令。但是众所周知这些命令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他自己一定也知道这一点。辩护方为其辩护说，那时他正在生病。但是在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他的疾病既没有阻止他履行军事指挥权，也没有阻碍他在城内发生这类暴行时访问该市达数天之久。他指挥着那支应对所发生事件负责的军队。况且他知道这些暴行，他既有权力，也有义务控制住他的军队和保护不幸的南京市民。他必须为他的渎职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在东京的巢鸭监狱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对于判处松井石根这样的甲级战犯绞刑，庭长韦勃当时在法庭上还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委员会作了独立的长篇说明，指出：如果一个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一场战争是侵略性的，而又推动或参与这场战争，不论他的职务或地位的高低，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则可以减轻他们的战争责任。韦勃还特别强调：我们有理由认为，对那些挑起或发动战争的罪犯，以及由此积累的罪恶而言，死刑只是最低的惩罚。
庭长韦勃最后说：“尽管我不能说我支持已决定的所有判决最有可能达到惩罚的主要目的，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而我自己不能说任何的判决是过重的或是过轻。”
中国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大法官梅汝璈先生在庭审后也直截了当地指出：“南京大屠杀无疑是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件，它的残酷程度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并对判决书作了自己的读解，他说：“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估计是保守的。”然而仅此“可以看出日本兽军是怎样的穷凶极恶、无法无天，以及我数十万呻吟于敌寇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其命运是何等的黑暗悲惨！判决书上的这寥寥数语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历史早已在近70年前就为侵略中国、残害我无数人民的战犯下了不可更改的结论。今天的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在内，怎可忘却与无视？
松井石根被绞死并没有为审判画上句号。此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也在进行一场影响空前的大审判——
32. 紫金山在哭泣中欢呼
1937年至1947年的10年间，在南京，有两个人的命运分别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他来了，后来走了；再后来他又回来了，后来又走了，走了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便是蒋介石先生。蒋1927年进南京城，次年任“国民政府”主席，1937年12月日本人打进南京时他走了；抗战结束后他又回到南京当“总统”，完成了对曾经将他赶出“总统府”的日本战犯的审判。
第二个人，他来了，又走了；走了后又回来，便再也没有走了——他便是日本人谷寿夫。谷是日本侵略军的第6师团长，是日军南京大屠杀主力部队指挥官，血债累累。他1937年12月13日清晨指挥部队开进南京，之后放纵部队在城内烧杀抢奸，罪孽滔天。谷后来回到日本。1946年10月16日，谷寿夫被押回南京受审，同时被中国宪兵押回的有32位乙、丙级日本战犯。
谷寿夫这回没能离开南京，他被蒋介石的政府和中国人民判处了死刑。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谷寿夫被押回南京审判，既是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延伸审判，同时也是中国人民独立清算日本南京大屠杀罪行的一次极其轰动的事件。
其实，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根据《波茨坦公约》，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战胜国都在着手进行对法西斯战犯的清算准备，中国政府比当时的苏联和美国等国家对战犯的清算要软弱得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蒋介石为报日本统治时与汪精卫之间的恩仇，他在抗战结束后第一件最上心的事，就是对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们的大清算，差点误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大事。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政府不站出来清算日本战犯的罪行，肯定是行不通的。因此，蒋介石必须在“收拾”汪精卫等汉奸的同时，配合国际形势，着手开展对日本战犯的清算。
1945年底，中国政府的战犯处理委员会即对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战犯进行了调查，并列出近60人的战犯名单，报送到联合国战罪审查委员会审核。这份战犯名单中，包括了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王、柳川、谷寿夫、中岛今朝吾、牛岛贞雄、藤田进等进犯和占领南京时的部队主要指挥官，其中的朝香宫鸠彦王，因为是“皇叔”身份，故逃过了战争罪的审判；柳川和中岛今朝吾已死亡，所以未受审判。松井石根被列入甲级战犯，在东京受审。剩下的名单中，谷寿夫是南京大屠杀首当其冲和名副其实的最大要犯，他被中国政府引渡到南京接受中国人民的审判。
1946年8月1日，谷寿夫被引渡到上海，后被押到南京，关在小营拘留所。《中央日报》记者在谷寿夫到南京的当天下午，就获得了到监狱采访的机会。这位记者即日写下如下报道：
罪大恶极并不亚于戈林、里宾特罗甫等纳粹巨犯的两个日本的元凶巨憝——谷寿夫和矶谷廉介（后者为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香港总督——笔者注）。在百万市民天天的期望当中，终于在昨晨七时，从上海押来了南京。把杀人的人，交给被害的人民去审判；要杀人的人，在当年逞恶行凶的地方来忏悔，这是最应该而合理的处置。
为了把这些魔鬼的情形介绍给读者，记者昨午四时后身到小营拘留所去访探了一回监。恰好正当他们“放风”的时候。感谢翻译官岑先生的帮助，我在“群魔乱舞”的草场上，加入了谷寿夫等几位“中将”的小组里，坐在草地上谈了将近半个小时的天，他们一边扯着小小的青草，一边畅快地回答我所有问题。
他们在东京被捕时，谷寿夫正做广岛军管的司令。他们由东京坐飞机被引渡来沪，关在上海杨浦监狱，到今天解来南京时，恰恰已经坐了60天的牢了。
问他们的监狱生活时，谷寿夫说：与普通囚犯是一样的，不过有时得到些便利。问他家庭情形时，从那露着满脸胡子根鹅蛋形的肥脸上，浮现了一阵苦笑。他说：“我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都出嫁了，两个女婿都是军人，现在都没有了职业。我自己的太太也在东京。两个月了，我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信息，经济情形一定是很困难的！”
“酒井隆被判处死刑了，知道吗？”
“不知道。”
“ 戈林、里宾特罗甫、季德尔等一群德国战犯前天被宣判绞刑了，知道吗？”
“不知道，我们都没有报纸看的。”
“对他们的判决，有何感想？”
“我是在一个‘无我梦’中，对他们没有什么感想。”接着又是一个苦笑。
“那么，在审判时你们想请律师替你们辩护吗？”
“如果可能，我很希望。”
“你们自己有了答辩的准备吗？”
“有了准备了。不过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被捕的。我从去年六月以前的六年中，完全没有做过一件犯罪的事。我只准备在法庭上把过去的事，坦白地陈述一下。”谷寿夫这一来，使人禁不住“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位师团长天真得可以，他那秃光的脑袋，可真健忘得惊人了。他简直不知道他何以会被捕的？那么，听着罢，不久法官就会告诉你的。
突然，我转了一个弯问他：“请问，阁下最初是怎样到南京来的？”
“二十六年（民国）八月一日，我还是第六师团长，当时奉命从熊本出发，经过朝鲜。到八月下旬，集合了三个师团，由香月中将指挥，参加永定河作战。随后向保定、正定、石家庄前进。九月下旬在石家庄受密令进至大沽后，经海道到八口浦集中做登陆作战演习，随后又奉密令，与牛岛师团、末松师团共同进攻杭州湾，最后在金山卫登陆成功。接着就进攻松江、昆山，目的在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此后又同末松部队经太湖的南部前进，我的部下便在十二月十三日完全进入南京城。”他一口气说下去，每当说到一次战役成功时，他左脸那蚕豆般大的黑疤，都涨起一阵光彩，很容易使人想到当年他那杀人不眨眼的凶相。
“现在阁下，又再度地光临我们南京城了，请问有何感想？”
“——”他低下头，没有回答。
……“收风了。”我转向军事法庭，在张主任书记官的手里，我看到了一幅图画：
新街口、上海路、下关等地，东一堆西一堆地躺着男女老少的死尸。最大一个场合，九千个同胞被机枪扫射得血肉横飞，惨叫连天。金陵大学的难民收容所里，一队日本兵在宣布，是军人的站在一边，由皇军发遣散费送回家去；是商人的站在一边，好放出去做生意。结果那被称做军人的一大群，给机枪押出去，扫射、戳刺、淋洋油火烧，其中只有11个人留下了生命，不久就要在法庭上拿他们身上的创伤来做铁的证据。而这一群吃人的魔鬼里，谷寿夫，血涂红了眼，坐在高头骏马上，高擎着指挥刀，好似在说：“杀呀！杀！杀！”……
谷寿夫，以及其他屠杀南京人的罪犯们，你们该到了接受中国人民审判的时候了吧！
当残害几十万市民的大屠夫被押回南京的消息传出后，整个南京市震动和振奋了！人们纷纷奔走相告，尤其是那些遇害者的家属和大屠杀的亲历者们，他们哭泣着、激动着，携老带幼地跑到检察部门和法庭，以血和泪的事实，接受法庭的调查和取证——检察官：你是来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吗？
证人：是。
检察官：你知道做假证是要判七年以下徒刑的吗？
证人：我知道。
检察官：那好，现在你可以举证了。
证人：好的。
……
那些日子里，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审判官和检察官们，天天接待人山人海的申诉者，他们都是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受害者，其证言极其珍贵而有力，为审判战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有的证人都要事先回答上述问题，并被告知如果作伪证，必须接受七年以下的徒刑。明白法律规定后，在最后的证言记录上盖章按手印。
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所有人几乎都是一句话：日本人害死了我的亲人，几乎也要了我的命，我们是来作证的。
……
这样的调查和市民们自呈所获得的有关谷寿夫及其日本军队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证人，据法庭统计，达2784件之多！
人们期待已久的公审大屠杀凶手谷寿夫终于在1947年的2月3日开庭——
上午11时，第一位证人上场。
威风凛凛的审判长石美瑜一声令下：传证人周一渔。
（书记官施泳）
法警引一老者入庭。
审判长亲自向证人提问：姓名、年龄、籍贯？
证人答：我叫周一渔，年60岁，南京人，住中华路金沙井32号。
问：本庭听说南京沦陷时你在崇善堂做过收埋尸体工作吗？
答：崇善堂是大家办的，我当时是董事长，经手收埋尸首112266具。我们印有统计表，容我明日送来给庭上参考，尚有未掩埋者为数尚多。
问：本庭现定于2月6日起，在励志社公审战犯谷寿夫，届时仍请你出庭作证陈述关于南京沦陷时日军之暴行。
答：可以的。
问：日军何时进城呢？
答：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进城。
问：是哪支部队进城呢？
答：谷寿夫部队先进城，到14日中岛部队始进城。
问：你在南京沦陷时有离开没有？
答：未离开。
问：你家有人被害没有？
答：没有。
问：你曾亲眼看到日军暴行吗？
答：屠杀者我目睹有七八次。
问：大约怎样被害呢？
答：当收尸时看到有用刺刀由前向后刺入的。
问：你在何处收尸呢？
答：随处收的，当时遍地皆是尸体。
问：还有怎样被害呢？
答：亦有日军在地下室外面，用枪打进地下室去。
问：当收埋时有工人在场？
答：有的。
问：现在尚可以找到当时工人吗？
答：可以的。容我找到后于2月6日带来出庭作证。
问：当收尸时，所收的尸体有军人在内没有？
答：均是穿老百姓衣服，没有穿军装的，男女老幼均有。
问：你曾看到最惨的被害吗？
答：我亲见在内桥菜市斗姆宫地方，有一卖鸡女人，约有50余岁光景，被日军3人轮奸后，用破布等件塞入阴户，致该妇腹胀而死。时间是在这年12月16日。
问：南京沦陷时，屠杀最多的是在什么时候呢？
答：进城第一星期杀的顶多，亦有烧的。
……
紧接下的2月6、7、8三日，法庭上证人与被告谷寿夫面对面地进行了辩论。1947年2月9日的《中央日报》如此报道庭上的盛况——
（本报讯）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昨（八）日下午在励志社开辩论庭，续审当年大屠杀案罪魁祸首谷寿夫。出席旁听者约千余人，座无虚席，沈市长亦在场旁听。二时零五分，被告举步蹒跚，由一宪兵扶持入庭。法官宣布继续调查罪行证据后，谷犯举手请求发言。略谓：两日来根据证人所述，罪行大多发生于中华门一带，实际上十二、十三两日战争进行猛烈，该区已无平民，假使有居民留住，被告亦绝对不允许有杀害行为。在调查文件中，被告发现许多罪行都为中岛部队所为，不在其防区内发生。以上陈述，请庭上加以注意。审判长旋即列举三件集体屠杀事件：（一）廿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被俘麇集幕府山下之中国军队及难民五万七千人，被日军驱至下关江边，用机枪扫射及刺刀戮杀，弃尸江中，为被屠杀事件中人数最多之一次。（二）二十五日，难民九千余，亦于下关被屠杀。（三）十六日晚上，难民五千余从华侨招待所被押至下关中山码头，机枪扫射，弃尸江中。以上三次，均有死里逃生之受害者出庭具结作证。法官另附述南京会战时，《东京日日新闻》所登载关于两日兵作杀人竞赛之新闻，三天之内一杀一百零五人，一杀一百零六人，问被告对上述诸事有闻否？谷犯狡辩称：法官所述，被告尚属初次听见，下关集体屠杀乃海军或其他部队所为，与被告无关。余防区内，又如无人之境，诉诸神明，全没此事。庭上认被告为大屠杀主犯，实属错误，倘能将当日最高指挥官传讯至庭，则屠杀暴行，当能明了。
至此，续传被害人梁廷芳、向振荣、陈福保、刘振汉、定惠等证人出庭。其中有孤苦伶仃的寡妇，失去儿子的慈母，身披道衣的僧尼，白发秃顶的老翁，虎口余生的受害者，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年龄，众口同声，痛述当年日军暴行及目击惨状。惟被告仍矢口否认，推诿责任于中国便衣队及乘机抢劫之汉奸。
提及被告在石家庄、保定等地纵容部属抢劫居民陈嗣哲衣服、古玩及强迫妇女做肉体慰劳时，谷犯供称：当时在香月司令官指挥下，忙于准备南下，进军之际，抢劫绝无可能，亦不会有，所言既不详细，而又为前所未闻之事。
休息十分钟后，四时二十分，辩论庭开始。首由陈检察官光虞起立发言，加以论断。陈氏有条不紊，语气坚决，态度严肃，略谓：在第一日开始公审时，检察官曾简述屠杀情形，经三天来之审判及男女老幼暨中外人士之出庭作证，均足说明日军在南京犯有屠杀、放火、破坏财产、抢劫、强奸等等无人道之残忍罪行。根据红卍字会及其他慈善团体掩埋尸体统计调查，南京市遭惨杀人数达四十万人。此种旷古未有暴行，实为人类文明史上耻辱，虽处分千百个谷寿夫，亦不足以洗此耻辱，雪此深恨。又根据两千多份调查表及程洁女士所述，因中华门离难民区较远，故此区内受害人最多，此种证据确实之罪行，非被告一言两语所能推诿抹煞。
其次，南京大屠杀是一种整个行为，全国各大城市，以南京所受摧残最惨烈，究其原因，无非在企图摧毁我民族意识，打击我抗战情怀。盖南京乃完成中国统一之首都，准备抗战之首都，指挥抗战之首都，革命情绪最高，民族意识最浓。此一整个屠杀行为，凡是参与者不论驻区何在，都应负起屠杀责任。谷寿夫十二日率部抵中华门，十三日进城，此两日中城内只有被告部队，被告实为发动大屠杀罪魁，不能逃避责任。
最后，谈及证据问题，陈氏称：三天之审讯，市参议会及地方法庭调查表，红卍字会掩埋尸体统计表，欧美人士报告书中所提述之罪行，安全区中档案，美籍牧师所拍电影及日军自摄影片等等，都证据确实，被告倘不能提出有力反证，仅以狡赖不负责任言词搪塞推诿，实不能摆脱应负责任。
陈氏又称，被告态度蛮横，言语无理，责任不容其胡乱推诿。以此种旷古未闻之大惨案，虽十万个谷寿夫，以千万种刑罚加于其身，亦不能洗刷此种耻辱及惨痛，此种穷凶极恶之罪魁应予判处极刑。
言毕，旁听席上一片掌声。被告在聆听日语翻译官译述时，庭上勤务兵在被告席上点蜡烛一支，烛光摇曳中，谷犯神色已不复如前之自若矣！搔首弄鼻，时而仰首若有所思。
继而答辩开始，被告态度倔强，饰词狡辩图赖，对所有罪行，全加否认。
谷犯首称：检察官论断完全错误，因为渠以被告担负中华门一带罪行责任为出发观点，假造没有事实根据的记录，故意造作，认被告为大屠杀罪行者，马马虎虎，作不正确及单方面之调查，被告对此，绝不能承认。继曰：许多平民，因曾受其他日军部队之残害，所以利用这个不容易得的机会报仇，将罪行都放在被告身上。两天来，在庭上作证的证人所陈述的，都非被告部队所为。
旋又称：以揣测做根据，不能构成犯罪条件，如此审判，可说是世界审判史上无前例。犯罪事实，应将加害者与被害者□□传讯到庭，才能决定犯罪有无，单方陈述，不能成为犯罪事实。被告希望能获得公正没有错误的判决。
最后，谷犯又以种种口实，如中国便衣队破坏，飞机轰炸，及空空洞洞之“军纪严明”与一些数字统计，否认狡赖暴行责任，惟时已六时许，庭论退庭，被告还押，定期再行审讯。
1947年2月25日继续法庭辩论。中方的证人是《陷都血泪录》作者、国防军少将郭岐。郭文字字句句血泪泣。而凶手谷寿夫则百般抵赖，其辩护律师也跟着起哄。法庭上，正方反方，激烈争辩，硝烟似火，牵动着百万南京市民的心……
大刽子手谷寿夫是个非常狡猾的战犯，当年他带领日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罪行至极，在南京市民心目中留下的阴影太深刻、太痛苦，所以市民们听说这样一个大战犯被押到南京审判后，政府当局号召当年的受害者出来举证时，南京市民们的热情和主动可谓空前。其中有一个举证后来被列入作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京字第一号证”，此证颇有传奇色彩，也是揭露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铁证。
“京字第一号证”现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一本相册，里面有16帧照片，皆是日军残暴屠杀平民和强奸妇女的现场实景，说它是“铁证”是因为照片是日本士兵自己拍摄的，而把这份“铁证”保留下来的却是一对中国人，这也使得那些想抵赖却又无法抵赖的日本战犯们不得不在自己犯的罪行面前低头……
这本相册的主人叫罗瑾，从小在南京长大。1937年时的罗瑾才14岁，日军占领时他家因穷苦无力外逃，只得跟着难民躲进了拉贝他们设立的“国际难民安全区”内。因为年幼，罗瑾躲过了日军一次次屠杀。1938年，南京局势稍稍平定后，罗瑾到南京市区的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以养家糊口。当时的日军仍在南京城区到处屠杀平民。1938年1月的一天，一位日军少尉来店里冲两卷“樱花牌”胶卷，照相馆的老板把这活交给了罗瑾。接过胶卷的罗瑾，到暗室里冲洗，在里面他发现其中都是些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侮辱强奸中国妇女的镜头。看到那一张张血淋淋的、赤裸裸的日军暴行，罗瑾愤慨无比，于是他便偷偷利用底片加洗了一套，自己保留了下来。此后，又有不少日军来冲照片，罗瑾便偷偷加洗几张，就这样一共保存了30多张这样的照片。罗瑾年岁不大，可他明白自己的做法一旦被日本人发现，肯定要杀头，然而小小年纪的罗瑾坚信将来终有一天能为惨遭杀害的同胞们讨还血债，于是他决心冒死将这些日军罪证照片保存下来。罗瑾特意自己用硬纸片装订了一个小相册，为表达内心对日军暴行的愤怒，他在封面上画了一把滴着鲜血的尖刀和被尖刀刺透滴血的心，并写下了一个大大的“耻”字。为悼念死去的同胞，他又将心脏、尖刀和“耻”字的四周勾上黑边。罗瑾从收藏的30多张照片中，精选了16张最能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贴在相册上，然后将余下的照片烧毁了。为安全起见，一开始他将相册藏在照相馆的暗室案板下，后来又转移到自己的家中。
1940年，罗瑾因生活所迫，到了汪精卫伪政府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当学员，集训队驻扎在毗卢寺内。他们的教员就是日军教官，常对罗瑾他们拳打脚踢。罗瑾害怕自己的相册放在家里不安全，便悄悄把它带到集训队，藏在宿舍床板下。次年初的一天，日伪宪兵突然在寺内大清查，罗瑾情急之下将相册转藏在毗卢寺厕所墙上的一个洞中。哪知几天后，当他想转移相册时，却发现相册不翼而飞。罗瑾顿感不妙，便赶紧逃离了南京，这一逃直逃到上海、福州等地，最后落脚到了福建大田县。
相册到底是谁拿走了呢？后来罗瑾才知道是被他的集训队学友吴旋拿走并保存了下来。吴旋与罗瑾同岁，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南京沦陷时，他同样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有一天，吴旋上厕所，无意间发现低矮的茅房的一处墙上有新糊的泥巴，觉得奇怪，便伸手一掏，发现了一个相册，再打开一看，吴旋吓了一跳，全是令他心惊胆战的日军暴行照片。怕人看见，吴旋立即将相册藏在身上。放在身上也不是事，吴旋思来想去，便将相册藏在寺庙的大殿内一尊佛像的底座下。本来这事吴旋觉得做得“万无一失”，可哪知，第二天“集训队”的当官者被学员们全部集中起来，说有人藏了一本日本画册，如果不交出来，就“死啦死啦”的。学员们紧张极了，因为有人传：逃跑的罗瑾拿相册给学友们看过，不少人知道这相册。但学员们最后没一个人承认见过，所以此事不了了之。但吴旋心里一直悬着，担心哪一天被日本人发现，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在想如何处理相册之时，集训队结业了，吴旋便将相册转放到自己的皮箱底层，之后与同学们不辞而别，带着相册走出了“集训队”。之后几年，吴旋屡经周折，终将这些照片保存了下来。
抗日战争胜利，南京解放。吴旋所在的“国军”早已解散，正失业在家。一日，他在大街上看到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号召市民提供日军罪行的公告后，立即回家从床底下的箱子里取出了那份令他提心吊胆了6年之久的相册。第二天一早，吴旋郑重其事地将相册呈交给了接待他的一位40来岁的市参议会工作人员。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收到吴旋的呈文及相册后，经过调查核实，认定这些照片确系日军侵占南京期间所拍摄，为日军暴行铁证，并在审判谷寿夫等日军罪犯时将这16张照片列为南京军事法庭“京字第一号证”。
3月3日，法庭再度升堂，继续辩论。谷寿夫虽“面容憔悴，神色颓然”，但依然口若悬河，饰词狡辩，否认其罪，甚至说，南京如此审判“乃世界司法史上无此先例”。遭到石美瑜怒斥：被告不得重复已多次陈述之言！
此日是控辩双方最后一次法庭辩论。一直到下午5时半，由中方陈光虞作最后陈述，他驳斥道：被告在数日辩论中一直以空洞言辞，重复其词，意在规避责任。被告一直讲自己生平主张中日亲善，何以在已经退役的年龄，仍领兵到我中国领土进行侵略战争？你讲法庭上的证人都是捏造，难道南京市参议会的几千名受害者的调查、国际人士所主持的安全区档案，还有你们《东京日日新闻》所载的两日本兵杀人竞赛的报道和照片，及日军入城时所摄影片资料上的画面也是捏造的吗？
“被告犯罪证据确凿，毫无辩解余地，蛮横无理，罪大恶极，侮辱中国政府法律，应判死刑。忆当年40余万同胞被屠杀皆无说话余地时，被告虽年届65高龄，亦该死该杀！”陈检察官说到此处，法庭上掌声雷动。
“嘘！不公正之裁判，将为中日亲善加上一层阴影也！”谷寿夫仍在被告席上喋喋不休。
法庭一直辩论至晚上7点半。
“嘭！”审判长石美瑜重重地敲下法槌，宣布道：“今日休庭。本月10日下午3时在励志社宣判！”
旧南京时代的励志社，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南京人对中山路上的励志社很熟悉，它至今仍保留着三栋宏伟的宫殿建筑，分别是大礼堂、1号楼、3号楼，全为坐北朝南。1号楼前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蒋介石的亲笔题词：
立人立己
革命革心
1947年3月10日下午，苦难的南京市民把励志社的大礼堂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市民们都在期待目睹杀害数十万南京人的刽子手的可耻下场。
法庭大幕拉开——
6名威武的武装宪兵押着罪犯谷寿夫上庭。此时的谷寿夫早已没了初到南京时的那股威风，满头白发的他，步履显然已蹒跚，唯有一双不大的眼睛仍露着狡猾和阴险的光泽。
法庭中央，站立着审判长石美瑜，他的两侧站着审判官宋书同、李元庆、葛召棠、叶在增。首席检察官陈光虞及谷寿夫的辩护律师梅祖芳、张仁德等各站立于法庭左右两侧。另有几位翻译人员和日本籍证人、中方证人代表。
“现在我宣读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石美瑜提高嗓音，开始宣读。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这份“一号”判决书不短，为了让今天的中国年轻一代和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了解整个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因此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调出了判决书的部分内容在此刊出：
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事实：
谷寿夫系日本军阀中剽悍善战之将领，远在日俄战役，即已从军，并著战绩。迨民国二十六年中日战起，充任第六师团长，于是年八月，率部来华，参与侵略战争。先转战于河北永定河及保定、石家庄等处。同年十一月杪，我京沪沿线战事频告失利，转移阵地，扼守南京。日本军阀以我首都为抗战中心，遂纠集其精锐而凶残之第六师团谷寿夫部队，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第十八师团牛岛部队，第一一四师团末松部队等，在松井石根大将指挥之下，合力会攻，并以遭遇我军坚强抵抗，忿恨之余，乃于陷城后，作有计划之屠杀，以示报复。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即农历十一月十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先头部队用绳梯攀垣而入，即开始屠杀。翌晨复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楮所忍形容。如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一时，我军警二千余名，为日军俘获后，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饮弹齐殒，其负伤未死者，悉遭活焚。同月十六日下午六时，麇集华侨招待所之难民五千余人，被日兵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中弹受伤，投身波中，与漂尸同流，得以幸免。同月十八日夜间，复将我被囚幕府山之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以铅丝扎捆，驱集下关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戳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又如十二月十二日，乡妇王徐氏，在中华门外下码头，遭日军枭首焚尸。同月十三日，乡民魏小山，因谷寿夫部队在中华门堆草巷纵火，驰往施救，致被砍死。同日，僧隆敬、隆慧及尼真行、灯高、灯元等，亦于中华门外庙庵内，悉遭屠戮。十四日，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中华门斩龙桥，又遭日军将其妻奸杀，八岁幼儿，三岁幼女，因在哀泣，被用枪尖挑入火中，活焚而毙。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时值严寒，驻中华门外日军，勒令乡民三十余人，入水捞鱼，从则冻毙，违亦遭戮。并将一老叟，绑悬树梢，以枪瞄准，作打靶练习，终至命中，绳断跌毙。又日军官二人，以杀人为竞赛，其一杀达百零五人，一则以杀百零六人获胜。同月十九日，乡妇谢善真，年逾六旬，被日军在中华门外东岳庙用刀刺杀，并以竹竿插入阴户，均属惨无人道。计自十二月十二日至同月二十一日，我首都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而有案可稽者，达八百八十六起。其在中华门一带被害者，除以上列举外，尚有王福和、柯大才、卓吕同、沈有功、刘广松、曾文党、余必福、陈萧氏等三百七十八案。日军陷城后，更四出强奸，一逞淫欲。据外侨所组国际委员会统计，在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十七两日，我妇女遭日军蹂躏者，已越千人。且方式之离奇惨虐，实史乘所未前闻。如十二月十三日，民妇陶汤氏，在中华门东仁厚里五号，被日军轮奸后，剖腹焚尸。怀胎九月之孕妇萧余氏，十六岁少女黄桂英、陈二姑娘，及六十三岁之乡妇，亦同在中华门地区惨遭奸污。乡女丁小姑娘，在中华门堆草巷，经日军十三人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被刀刺小腹致死。同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日军在中华门外，于强奸少女后，复迫令过路僧侣续与行奸，僧拒不从，竟被处宫刑致死。又在中华门外土城头，有少女三人，因遭日军强奸，羞愤投江自尽。凡我留京妇女，莫不岌岌自危，乃相率奔避于国际委员会所划定之安全区。讵日军罔顾国际主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垣入内，不择老幼，摸索强奸。虽经外侨以国际团体名义，迭向日军当局严重抗议，而日将谷寿夫等置若罔闻，任使部属肆虐如故。再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首都为其实行恐怖政策之对象，故焚烧之惨烈，亦无伦比。陷城之初，沿中华门迄下关江边，遍处大火，烈焰烛天，半城几成灰烬。我公私财产之损失，殆不可以数字计。中华门循相里房屋数十幢均遭烧毁，居民何庆森、夏鸿贵、毕张氏等数百人，庐舍成墟，栖息无所。中华门钓鱼巷、湖北路、长乐路、双闸镇各处居民，曾有年、常许氏、冯兆英等房屋数百幢，亦俱焚烧，荡然无存。至十二月二十日，复从事全城有计划之纵火暴行，市中心区之太平路火焰遍布，至夜未熄，且所有消防设备，悉遭劫掠，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日军更贪婪成性，举凡粮食、牲畜、器皿、古玩，莫不劫取。如在石坝街五十号，抢掠国医石筱轩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玩二千余件，木器四百件，衣服三十余箱。又在集庆路、任管巷等处，掠劫民间牲畜、粮食、钱财，不可胜计。即国际红十字会病院内，护士财物、病人被褥、难民食粮，亦遭洗劫一空。美大使职员陶格拉斯晋钦(Douglas Jenkine)、美籍女教士格蕾丝苞尔(Miss Grace Bauer)、德人乌拉比、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 Rabe，Barchardt，Poblo，Jeimssen)等住宅，并经先后搜劫，损失綦重。种种暴行，更仆难数。日本投降后，谷寿夫在东京被捕，经我驻日代表团解送来京，由本庭检察官侦查起诉。
理由：
……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日
在判决书的下方落款处，有审判长、审判官和书记官的签名。
“判得好！”“判得好！”
“该死的日本鬼子早毙了！”
“打死谷寿夫！”
“打倒日本侵略者！”
“为亲人们报仇——！”
当审判长宣读完毕的那一瞬，法庭内外一片欢呼声，而在这雷动海啸般的欢呼声中，人们依然还能听到无数哭泣的怒吼……
是啊，我苦难的南京人，你们失去了多少亲人！流下了多少泪水与血水！现在，你们终于有机会看到仇人的下场了！
金陵在欢呼！钟山在哭泣！
莫愁湖在哭泣！雨花台在欢呼！
中华门在欢呼！光华门在哭泣！
欢呼！哭泣！哭泣！欢呼！
这是这一天南京城内的故事和景象……
33. 大案的终结与遗憾……
1947年4月26日，南京雨花台。
这个被南京人称作“杀头台”的地方，这一天成了万众瞩目的地方——上午11时30分，由军事法庭将罪犯验明正身后，谷寿夫被押至此地，随即由国防部警卫第一团班长洪二根在围观市民的欢呼声中，一枪将谷寿夫毙命于泥草地上……
审判谷寿夫的同时，南京军事法庭对进行“杀人比赛”的向井、野田及其他几十名日本战犯也进行了审判与处决。
至此，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画上了句号。
写此书时有一件事始终令笔者不解。如在南京审判谷寿夫时，笔者看到判决书后面的附件中有大量关于日军抢劫财物的案例，如：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凤游寺十一号商民沈秀荣被拉伕至今生死不明。同月十日晚，日军复率多人，将沈秀荣家所有家具及生财抢掠一空。（证人华云喜、沈王氏）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凤游寺抢劫商民王加德所有家具财物等件。（证人方述福、王韩氏）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白下路穆家巷一号抢劫胡廷珍家所有财物，将阖家老幼痛殴后纵火焚烧房屋，并将胡樊氏掳去，至今生死不明。（证人胡廷珍）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间，在大石坝街五十号抢劫国医石筱轩名贵书籍四大箱、字画古董两千余件、木器四百件、衣服三十余箱。（证人石筱轩、张玉麟）
……这些证据证明日军占领南京时，除屠杀市民外，他们犯下的另一个罪行就是对我当时首都的财富的疯狂掠夺。
南京是历史名城，六朝古都，又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且不说“老蒋”的家底有多丰厚，单说民间人士中有多少家藏古玩者？富商豪绅又何止千百家？他们在日本人占领时，几乎都与上面的这些受害者一样，不是家藏被日本人抢劫一空，就是被逼交出宝物后又遭杀戮，连命一起全部送给了这帮强盗。
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了两座中国最富有的城市——上海与南京。在上海到底掠夺走了多少黄金和宝贵财富，只有哭泣的黄浦江说得清。笔者只听自己的舅舅说，当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的一个有生意往来的商家，其家传三代的瓷器藏品300余件（多数是明清官窑珍品），无一例外地被占领军日本人抢走了，留给这户商家的仅有的几件红木家具，解放后还换了数万银圆。
上海有大户，大户人家当时以为逃到法租界可以避难，结果日本人一仗打来，许多人一看不妙，带着“宝贝”往首都南京跑，哪知不到一个月南京又被日本人占领。有些人根本没有再从首都跑出来，成了日本人刀下的亡魂。他们积蓄的宝物都到哪儿去了？莫愁湖无言回应，倒是远在东洋的东京人在日后的笑谈中露出了马脚——是他们的“兵哥”带回了家。
日本人对南京城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作为中国的首都，能够占领它，可为日本国扬威；二是南京乃一国之都，古国六朝王宫在此，有多少人间奇珍异宝？日本人早已贼眼闪光！
向南京开战之时，日皇裕仁便将姑父朝香宫鸠彦王派到前线，任进攻南京的最高前线指挥官。进城后的日本官兵忙着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可人家天皇及其亲信们则忙着另一件比大屠杀更“快乐”的事——那就是抢夺南京政府和南京民间财富！
这一行动是有计划的，名叫“金百合”计划，直接受皇室指挥。执行这一任务的是一支编制人数超过一个联队的宪兵队。该宪兵队进入南京城后，行动十分隐秘，专门负责扣压所有中国政府的财产，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豪和专业人士的家藏之物。“据说，在这一阶段，秘密宪兵队至少收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掠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条、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和古董等也遭抢劫。这些是从私人家里和农村的坟墓里盗取的。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连尸体上镶的金牙也敲下来。”西格雷夫夫妇在《黄金武士》一书中这样记述：“宪兵队忙于洗劫房屋——搬走家具、镜子、地毯，装箱，运往日本。‘金百合’别动队——日本特务机构的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于银行老板、行业协会首领、连锁当铺老板及帮派老大，所有这些人的身份事先都早已弄得一清二楚。特务们就靠敲诈勒索来控制这些富有人，如果不从，死路一条。”这种方法很灵，许多想活命的中国富商与收藏家们，只得把自己的金银财富“献”给日本人。
普通的中国人只能看到大街上血流成河的屠杀景象，他们凭着血肉身躯与日本军人对抗或屈服，他们因此认为日本人就是“鬼子”。然而他们哪里知道，真正的“鬼子”是那些趁着天黑、趁着大火前去抢劫和见了大老板就威胁的“特务别动队”。有个南京老乡告诉笔者，他听爷爷讲，当时日本军队里有几支部队平时并不杀人，但见了好房子、大房子，便会全副武装地封锁包围，然而进去捣鼓好一阵才走。有时看到日本人把这些好房子、大房子包围起来后，又派数辆车子装东西，而且干得非常神秘。“这一定是搬走了值钱的东西。”这位老乡说。
日本人抢夺了中国那么多黄金和宝贝放到哪个地方去了？自然首先是运回到了日本本土，据说麦克阿瑟的盟军占领东京后，美国大兵们开着车子在废墟上行走时，突然会被某种东西卡住车轮，结果下车一看，往往会发现是一些落满灰尘的金银器皿，而且多数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东西。有一次一个美国大兵在一堆废墟上发现了一块亮晶晶的“石块”，拿起来用衣袖擦了擦，嗬，原来是一块价值连城的钻石！
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另一种南京大屠杀”上来吧。
77年前的冬季，对南京人来说，是极端的恐怖岁月，又寒冷又阴潮的天气，更增加了这座古城的惶恐。日本军队无休止的烧杀抢奸，使得整个城市充斥着野蛮和血腥，手无寸铁的百姓甚至是放下武器的军人们，只能抱头逃命，连眼睛都不敢四处张望。就是这个时候，日本军队里，有一大批特殊的日本人进了南京城，他们不进银行，也不进商店，而是专门到图书馆、大学、政府机构以及那些书香气很浓的庭院，他们见书就搬，见寺院内的佛像和经书就运走，他们便是一支日本政府专门派出的抢劫中国珍贵书籍和文物的“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中还混杂着一些好斗的和尚，在占领南京之前，他们就在中国各地游历，与相关大学和学者及收藏者“交流”——其实是为了了解中国现存的珍贵图书和文物的收藏情况，以便能在刺刀的帮助下获得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本军队占领后，这支特别行动队很快悄悄溜进了金陵城。
最初大屠杀的6个星期内，整个南京城都处在血雨腥风之中，不管是再有钱的人或是再有学问的人，他们的心思全都集中在如何保住自己的性命上，故而此时的一切身外之物包括金银财宝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我听南京的一位幸存者说，他家是个收藏世家，他父亲当时带着3个闺女和2个女佣人在家，哪知日军闯入他家，一开口便是要“花姑娘”。其父是旧式教书先生，怎能忍受强盗如此无理，便对日本军人说：“你们如此兽性，猪狗不如！怎可见了女人就想淫事？”日本兵听后哈哈大笑，说：“那你不让我们碰女人，你还有什么比女人更好的东西呀？”其父亲指指房子内摆设的数百件瓶子和挂件，说：“这些东西你们可以换钱后到妓院享用一辈子！”日本兵又笑，说：“我们要玩新鲜的，这些破旧东西有什么好玩的。”说着，举起枪柄和刺刀，“哐哐”一通，将这家收藏了三代的宝物全部砸烂撕碎，然后将老者一脚踢倒在地，一枪击毙。“花姑娘的有！”日本兵随后将这一家的5个女人全部奸淫了……这事被日本文物收集“特别行动队”知道后，非常生气，他们马上赶到这户人家，最后还是搬走了两卡车的书籍和文物。
“这样的事，在当时的南京街头，每天都能看得到。”上年纪的南京老乡告诉我。
更大的行动还在后面。当“特别行动队”对南京城内所拥有的文物和有价值的图书进行清查后，1938年春，日本从国内调集了多达1000人的各方专家、学者，他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南京城，开始从浩如烟海的图书馆和大学内及各个政府机构、寺院等文物所在地，系统地挑选那些珍贵的藏书与文物。尽管从1937年8月开始的日机大轰炸历时数月，蒋介石政府也进行了几个月的大撤离搬迁，但老蒋除了组织故宫文物的大转移外，其他的国家文物和珍贵藏书基本上顾不过来，军队忙着为蒋介石私人搬迁和政府机要部门搬运物品，怎能想到对文物和珍贵图书的保护？因此，日本专家们一看南京，见那么多珍贵的藏书和文物，居然多数完好无损，简直喜出望外。
“要！统统的要！”负责抢运和收集珍宝的皇家亲信竹田宫对手下的“文物强盗”们如此说。
所抢文物和藏书，被分类、编号，再打包，再放入防水的箱子里，最好的被运送到裕仁指定的皇室，与抢来的其他黄金珠宝放在一起。其余的由日本各政府机构和学者机构分藏，甚至分到相关学者和教授手中。
1938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日本方面从南京本地和上海等地征招了2300多名劳工，为这些藏书和文物打包装运，有的从上海港启运，有的则从青岛、天津等港口运往日本本土。400名日本士兵一直负责这一任务。据说仅在上海装运走的南京城抢来的藏书和文物就达300多辆满载的卡车，其量之多，国之巨损也！
战后，中国学者曾向日本方面要求归还这些藏书和文物，但日本方面仗着美国佬撑腰，硬说他们没有“政府行为”，只有士兵和军官的个人行为，借此抵赖。事实上，美国盟军在占领日本后就发现了部分从中国掠夺来的藏书和珍宝，只是麦克阿瑟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从日本人手中分得了一部分中国宝藏。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从中国各地掠夺走的文物和珍贵藏书，分别存放在日本皇宫、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等至少17个地方。美国占领军当局其实公开过部分日本所掠夺的中国文物不计其数，藏书至少有300万册，其中有许多如宋代孤本文稿，其价值连城，为世界顶级文物。
战后的日本学者和大学教授们，一直将这些从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掠夺来的中国图书视为研究中国和亚洲文化与历史的首要史料与标本，为此日本专门在战后建立了“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等专业机构，他们的学者通过研究中国祖先留下的医学、农业、生物、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经验与知识，为战后日本相关行业的发展奠下坚实的基础。
日本人在南京的大屠杀，残害了30余万无辜的生命；日本在南京等地抢夺珍贵藏书和文物，同样残害和吞噬了我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其罪之巨，千秋难敌！
我辈晚生，应牢牢记住。
一位香港的收藏家曾经告诉笔者，他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一直在日本收藏中国瓷器，他看到和见到的日本国家收藏、民间收藏，数量可观。这些宝贵的文物是怎么到了日本的呢？只有一个解释：多数是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时抢夺走的。事实也是如此。
在臭名昭著的“金百合”行动中，有个日本人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便是臭名远扬的日本黑手党顶尖人物儿玉誉义夫。此人受侵华将领土肥原的调派，到中国来专门执行洗劫中国民间艺术品和文物的任务。儿玉相貌平平，矮小结实，却有一副职业打手的特征：满脸横肉、唇厚、眉毛浓，两只眼睛凶狠残忍。
在南京大屠杀还在进行之时，儿玉便带着他的穿着日本军装的“别动队”在江南富饶之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对当地的富豪、士绅进行威逼，要求他们将宝藏献给日本天皇，否则就让他们去见“阎王”。多数富豪、士绅在死亡与交宝两者间选择了后者，于是儿玉大发其财。据说，儿玉还没进南京城，他所抢来的黄金和金银因为太重、太多而把一架飞往日本的军用机给压塌了，从此他改为只收红宝石和蓝宝石及古书画，这样便于运回日本。
进了南京城的儿玉，就像掉进了藏宝洞里，他那双闪着贼光的眼睛一直在流泪——狂喜的眼泪……而我千万家民众却跟着流泪，那是无奈和痛苦的泪、愤怒的泪。
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城，是这座千年古城经受的历史上最严重的文化浩劫，这样的浩劫，从长远看、从本质上看，绝不亚于30万人被屠杀的严重性——因为日本人借此对中国和中国历史及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有了可靠的、全面的、深入的，甚至有些是唯一的了解和掌握，造成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和精神遗产没有了尊严，失去了独有，甚至完全丢失在异国他乡……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大屠杀吗？
日军在南京等地掠夺走的巨额的黄金、珍宝和文物及许多的宝贵藏书，不像人的生命那样会即刻消亡，黄金和珍宝以及文化遗产，由于战后美国和日本私下的肮脏交易而让中国无法要求归还和索赔，这就在客观上间接支持了日本在战后用这些巨额资金与可贵的文化遗产，完成了它战后重建及迅速发展国家经济命脉与文化的梦想。
我们知道，苦难的中国，在日本侵略的十几年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处于国际贫穷标准线以下。直到改革开放我们用了几十年的努力，才实现了今天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到世界第二的地位。这期间，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我们穷，因为我们的国家从甲午战争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的半个世纪里，几经日本等国的掠夺和侵略。相反，日本在二战结束后，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第二强，即使是今天，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也远远超过我们中国。并非日本人生来就比我们聪明，而是他们作为战争发起国、作为战败国，虽遭一定的惩罚，但国家机器尤其是经济命脉没有断。当战后的世界秩序恢复正常后，埋藏在他们国库和皇室里的从我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掠夺来的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他们的经济建设、军事建设、文化与教育、卫生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建设，三井、住友、三菱等在战争中发横财的大型企业，战后不仅没有解体，反而获得了政府重新给予的战争利润，使这些企业再度发挥了日本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即使如今，这些大型日企仍在世界各地为日本源源不断地赚钱……
德国战败后，欧洲战胜国要求它赔偿了500亿美元（1946年的货币价值），而且德国政府后来又对残害犹太人等罪行进行了数百亿美元的赔偿。
日本没有。日本舒舒服服、安安逸逸地在战后继续躺在因战争铸造的黄金温床上和靠血腥抢劫而来的珍宝铺嵌的花园里，享受着阳光与海风赐予的美好生活。在这样富有和舒适的生活下，他们一边从偷来的中国文化中吮吸着营养，一边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下，蔑视、歧视我们，这就是这个国家的可耻。
然而这还不是根本的。根本的最令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是，他们既一次次企图否定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已被历史和国际法庭判定的罪行，又一次次挑衅我们，野心再度膨胀，甚至决意要把属于我们的领土如钓鱼岛等吞为己有。
日本今天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不仅自己跳出来与我国为敌，还拉拢东盟诸国如菲律宾、越南等与我作对，其心险恶！
关于这一点，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了。而一个国家的清醒、一个民族的清醒是最大的幸事，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再受到整体的侵略与奴役，可以使我们更多的人的生命不会像南京大屠杀时那样将长江都染红了。
中华民族需要这样深刻而明了的高度清醒。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甚至有些地方从来就没有做过什么努力。
回忆战争的痛苦，目的在于让我们未来不再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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