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电影是根据女作家严歌芩的小说改编的。严歌芩之所以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她与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有过交往。张纯如曾经给严歌芩讲过魏特琳的故事，因而激发了严歌芩的创作灵感，并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即现在大家所熟知的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文学母本。
1995年的一天，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安静地坐在耶鲁大学图书馆内，她正在认真阅读一部厚厚的档案材料，并且不时用打字机摘录着其中的内容……这位女子便是张纯如。多愁善感的张纯如一边翻着那部陈旧的档案，一边在不停地擦眼泪。是什么让这位东方女子如此感动？原来，张纯如继发现《拉贝日记》后，她又发现了极其重要的《魏特琳日记》。
“当我在耶鲁读完魏特琳的日记和书信时……我既愤怒又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记录没有被编辑成一部书出版呢？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魏特琳却被公众遗忘呢？为什么魏特琳的精神没有成为全世界所共有的遗产呢？”张纯如曾在日记里这样感叹。她的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小时候张纯如听过爷爷讲述当年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幼小的心灵因此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当她第一次阅读到一位女性传教士亲历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时，也就格外声嘶力竭地连喊三个“为什么”。是啊，张纯如的三个“为什么”问出了一个人们不该不做的事。这位美丽如仙的东方女子从此身体力行，一边努力地研究和挖掘包括拉贝在内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重要当事人的资料，一边倾力推动《魏特琳日记》的翻译出版工作。终于，2000年4月，历史学家胡华玲完成了此项任务，并在同年10月将《魏特琳日记》的中文版付梓。
历史竟有如此相同的地方！当年由于在南京目睹日军大屠杀现场及数年间挺身保护身边数以万计难民而耗尽心血的魏特琳，终于在1940年底患上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忧郁症。她不得不回国治疗，但病情仍不能得到控制，次年5月14日人们发现她在家中用煤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63年后的2004年，东方女子张纯如——这位对魏特琳小姐十分崇拜的祖籍南京的姑娘也因患忧郁症在汽车内开枪自杀。
魏特琳与张纯如在不同时期同毕业于伊利诺州大学，且都与“南京大屠杀”有关并患同样的病，后又同样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何曾想到，这两个出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的女人竟然在冥冥之中有着如此相同的命运，不可思议，也非常遗憾。
25. 终身未有孩子的女人从不放弃孩子
我们现在来说说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小姐。这个美国女人一生未要孩子，却从不放弃数以万计的中国孩子的生命。她因此被南京人称作“观音菩萨”。
魏特琳有个中国名字，叫华群。1886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西科尔小镇的她，在26岁时即1912年来到中国合肥办学传教。如此一位具有高等学历且年轻美貌的美国姑娘，甘愿独自一人来到一个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传教办学，一直到耗尽生命的全部能量。魏特琳在中国的贡献，尤其是日本军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挺身保护万余中国妇女和儿童的义举，让人感动且有几分悲切。
这也是这位“洋小姐”生命之花盛开得最艳丽的部分。1919年至1940年5月，魏特琳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并曾两度出任该学院院长之职。可以说，她是位杰出的女性教育家，一位让笔者将其比作“圣母”的传教士。
与所有传教士一样，魏特琳到中国来最初和最根本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教教义，以“拯救落后而愚昧的姐妹们的命运”，但后来残暴的日本军队改变了她的使命，从而使得一个纯粹的传教士变成了南京人民世代不忘的女神、圣母或我们中国人叫的“观音”式人物。
2014年夏天，笔者来到当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旧址，拜谒了魏特琳的雕像——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洋小姐”，面庞慈祥、亲切、和善，而这仅仅是表象。当真正了解她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所为时，笔者才懂得了张纯如女士为何在阅读她的日记时泪流满面……心灵的震撼能改变一个人的信仰。
世上本没有真理，真理是掌握真理的人创造的。世上本没有仁爱，仁爱是仁爱的人酿制的。世上本没有美丽，美丽是美丽的人将真正美丽呈现出来后才有了美丽。
在千差万别的生命中，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献给了别人的人才会拥有最灿烂的生命之花。
魏特琳便是这样的人。
如果说拉贝这个人在南京期间是“以恶治恶”的话——他常常无奈时向日本人炫耀他的“纳粹”袖徽来吓退野蛮暴徒，那么魏特琳是一生都以仁爱和美来对付恶行的人。魏特琳不是一个出身富有家庭的洋人，做铁匠的父亲不能给全家人丝毫的奢侈，12岁那年魏特琳就被送到邻居家干苦活，寒冷的冬天里她为别人家放牛。她的学生时代全靠她自己打零工挣学费。在两年制的大学读书，她只能半工半读，用了4年时间方毕业。后来她为到中国办学传教，甚至不得不与已经订了婚的恋人分手，最后一生未嫁。
魏特琳把一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而最值得我们记忆的便是她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几年中为保护数以万计的难民所做的点点滴滴……
1937年夏，魏特琳已经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工作了19年，这个时候她是这所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此时的院长是中国籍著名女教育家吴贻芳。这个夏天是改变魏特琳命运的一个炎热的季节，原本她计划在这年的夏天回美国休假一年，但她工作的所在城市——南京被日本人改变了命运，因此年过半百的华群小姐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不知是女人的直觉感强于男人的缘故，还是美国人对国际政治有天生的敏感，魏特琳对日本人对中国动武一开始便高度警惕并看穿了其野心。这年北平的七七事变后，魏特琳立即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我们得到消息，7月7日，一名日本兵失踪后，在北平南面数英里的地方出现了麻烦，日本兵是如何失踪的？为什么失踪？没有人知道详情。自那以后战争扩大了，我们不敢说它将如何结束。”这是她在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写给美国朋友的信，魏特琳当时就如此尖锐地指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米尔恩说过：‘1914年在萨拉热窝有两人被打死。对此，欧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杀1100万人。’米尔恩的这个结论还不包括战争造成的个人损失、愤怒和疾病引起的死亡和对经济的破坏，以及日益加深的仇恨。 中国不想打仗，并且知道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我认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战争，但是日本无法控制其战争武器。”
魏特琳是位爱好和平的教育家。一届届毕业生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走向工作岗位，这种年复一年的喜悦，让魏特琳乐不知疲，因为她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全部兴趣和幸福感以及成就感——尽管连她家人都始终不理解。但魏特琳感觉自己很充实。1937年夏季的毕业生令她满意，共有42名青年女生要离开她奔赴工作岗位，其中60%的毕业生将成为教师。
“受过教育的妇女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魏特琳喜形于色，过去的19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职期间，她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因此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日本人又于8月初在上海点燃战火时，魏特琳她们仍在研究这一年的招生计划。讨论的结果是：决定把每年9月初的开学日期推迟至9月20日。实际上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当时也建议在上海和南京等危险地区的学校都将新学年的开学日期推至这个时间，这也从一个角度看出当时的国民政府上上下下对在上海跟日本人拼一场硬仗有些担心，或者就根本没有半点信心。推迟20天开学能说明什么？20天仗是打完了还是永远打不完？20天是打赢的考量还是打输的时间？似乎谁都没说明白。
情况越来越不妙。从青岛度假回到南京，已是7月下旬。途中的情况已经让魏特琳感觉到时局发生了变化：“途中我遇到了5趟敞篷军列，载着士兵、战马和其他装备。在酷热中，这些士兵看起来很可怜，其中一些人还是少年。”女人是敏感的，她们会从细节中看出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军队的频繁调动，比如军人中可怜的少年说明了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和兵力不足所带来的问题，等等。
魏特琳有自己的事，她提前从青岛度假回南京，主要是为了检查新建的教工住宅。这个新公寓是魏特琳非常在意的一项工程，院长吴贻芳对此做了很大努力，造房的预算总在超额，这让一心想有个美国式公寓房子的魏特琳有几分着急——她期待自己在中国有一个理想的住处。但日本军队开进中国后一切都改变了，包括魏特琳个人的这么一点小愿望。
“校园熄灯后，在校园外的马路上，士兵和马匹的前进声、枪支碰撞的叮当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战争的准备仍在进行着。难道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两个国家间的战争？的确，当战争的狂热被释放后，情况就像是没有牧羊人的羊群。然而，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相当多的反战人士来阻止战争。”
魏特琳是爱好和平人士，她对战争脚步声感到愤怒。可那是日本人逼迫中国的后果，因为日本的军事机器正快速地开着。魏特琳回到南京后记下了七八月城内的战争气氛。
当局很快下达了一项让人无法接受、但又迅速被民众接受的命令：把所有的房顶涂成黑色或者灰色——屋檐下的红柱子也要涂改掉颜色。“否则将成为日本飞机扔炸弹的目标。”当局这样说。谁都怕死，于是这项计划很快得到响应和实施。“可怜的鼓楼也穿上了灰衣。”魏特琳不能接受这般惨状。她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例外地没“穿灰衣”，吴贻芳院长和魏特琳等爱美的女性教授们和学校董事会成员坚决反对。
“难道日本飞机对你们例外？”当局有人批评魏特琳她们。才不管哩！她们独行其道。这也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出了名的风格。
8月13日，上海大战拉开序幕，所有从那边到南京的通讯全部被切断，交通情况也如此。首都南京从此开始恐慌。
接下去的日子，魏特琳与所有南京人一样，除了坚持自己的正常工作之外就是挖防空洞。11日，传教士马吉和安娜来找魏特琳，三人在办公室里讨论了一个多小时有关基督教目前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没有结论，只有忧虑。
“我个人现在开始抵制日货。”魏特琳告诉教友，但她指出，“我还会努力地争取与日本民间取得联系，让日本的工人、农民了解他们的军队在中国做了些什么事。”
接下去的日子令魏特琳和同事们极其烦心，因为只要天气好一些，日本飞机就会在她们的头顶上扔炸弹。可怕的警报声和乏味的洞穴生活，让女人们非常痛苦和焦虑。而这期间还不停有伤感的消息传来：不是在上海日本人又炸死了多少人，就是南京城内又有多少房屋被毁、多少人死伤……
“必须走了！凡是女人都应该离开，所有不是必须留下的男人们也要走。”美国使馆一次次来人对魏特琳她们说。
“我已经说我不走了，因为我要是走了，正在承受巨大压力的吴贻芳博士和中国同事们将要承担更多工作，我是文理学院的教学负责人，我尤其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这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到中国几十年来的使命，就像危险之中，男子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魏特琳对自己的使馆外交官们说。
“我们充分理解魏特琳小姐您的态度，选择留与走是您个人的意志，使馆尊重您。”使馆的态度让魏特琳感到愉快。
她没有了其他准备，唯有的准备就是与所有南京人一样：准备“迎接”日本人的任何行为——无奈的“迎接”。
形势越来越不好。别说是推迟开学的事了，学校本身都面临着马上搬迁的问题。这已经是政府的命令了，留下的人员只有少量的看守者，学生和教师都得往内地搬迁。南京城从8月份开始，整个城内都处在大搬迁的乱象之中。大人忙、孩子哭；军人忙，流氓笑；车马忙，鸡狗闲……总之，堂堂中国首都，此刻已是一片战前乱局。金陵女子学院现在有三个人最忙碌：院长吴贻芳和舍监及非常委员会成员程瑞芳，还有一个就是魏特琳。
9月1日，往年开学的日子。但这一年这个日子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完全是另一番样子。这天晚上，魏特琳与院长吴贻芳和另一位同事住在山顶防空的宿舍内，讨论着如何计划没有学生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一步的工作。两位中国女性在谈论她们国家的时局时说的一句话令魏特琳印象深刻：“如果我们国家被日本人打败的话，那不是因为我们的人民缺乏勇气，而是我们队伍里有汉奸！”
中国内部的汉奸是谁？主战的蒋介石先生不可能是吧？汪精卫？魏特琳弄不明白中国的内部，只是有一点她是知道的：每当日本飞机夜间袭击南京城时，全城早已命令不准在重要公共场所或重要机构及军事设施开灯照明，然而总有一些坏蛋在黑暗中举起火把，给日本军机指引方向。这很可怕，也十分气人。
这就是吴院长她们所痛恨的汉奸吧？！
城内传来另一个消息：为了不给可能进攻南京的日本人留下任何宝贵资源与财富，当局传出要百姓和所有机构配合进行“焦土政策”，即中国宁愿把南京和其他大城市变成焦土，也不让日本人占领后得到任何好处。
真是疯了，战争的发起者和胜利者是疯子，战争的受害者也疯了！魏特琳看着她曾经如此迷恋的中国六朝古都与秦淮河美景，心中无数次呐喊，但似乎没有人理解和听她的。她唯一庆幸的是：她们的院长吴贻芳女士是位开明而有独立信仰的“头儿”，吴院长既没有执行“涂黑”，更没有执行“焦土”，她认为即使日本人的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亮出中国人的豪气与美丽”。魏特琳非常敬佩吴贻芳博士，说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灵魂和象征。吴是该校首届毕业生，后赴美国读博士，回来接任院长之职，是位真正的教育家。因为吴贻芳的存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首都南京也是所名声非常好的学校，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经常光临并不时赠送些礼物与纪念品。
上海战役越打越惨烈，前线的伤病员大批大批地转运到南京地区的医院。魏特琳和程瑞芳还奉院长之命，接受了给大量的伤病员分送慰问品的任务。
女人走上街头搞捐助，发动妇女给伤员缝洗衣服甚至代为家人写信等等，魏特琳感觉自己完全融入了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甚至连自己的肤色都忘了，而中国人也完全把她当作了“自己人”。开始人们叫她“洋小姐”，后来知道了她的中文名叫华群，于是就叫她“华小姐”。
其实“华小姐”已经51岁，早已不是姑娘年龄了。“外国人称没有结婚的女人都为小姐。”后来一些不明白此事的中国人也都知道为何如此称呼人到中年的魏特琳了。
战争把人的聪明逼至极致。有一天魏特琳来到美国大使馆办事，发现外交官们忙着将一面巨大的星条旗（美国国旗）张掩在房顶上。“这样日本飞机扔炸弹时就不会朝我们头顶上扔了！”使馆人员这么说。
“那么整个城市的百姓怎么办？”魏特琳看着这一幕，内心很为南京市民和中国人伤痛——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张自己的国旗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倒是外国人能用自己的国旗保命。
她为此也更恨日本人：你们凭什么跑到中国来害人家嘛！
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把南京城炸得遍体鳞伤、鸡犬不宁。“这是谁家的鹅？”突然有一天，学校里来了两位警察，指着满地悠闲地摆动着身体的几只公鹅责问魏特琳。
“难道它对战争还有危害吗？”魏特琳十分不解地反问警察。
“华小姐你有所不知，这日本飞机一来，这鹅大爷‘哇哇’地乱叫，日本人就会朝下面扔炸弹，所以政府要求你们把它们宰了！”警察说。
“这是我们的实验生物，宰它们不公平！”魏特琳分辩说，“再说，如果日本人知道是鹅在叫，还以为是农村了，他们的驾驶员可能就放弃了对我们的轰炸呢！”
“这个……”警察真没想到魏特琳能说出这层意思来。但他们坚持说“这是上司的命令”，必须执行。
“你们还有几条狗吧！”警察追问。
魏特琳点点头，但她说：“它们很听话的，我们什么时候进洞，它们就跟着进洞，而且从不乱叫。”
警察似乎相信了魏特琳，临走时说：“那你们也得管住它们。”
魏特琳看着警察远去的身影，无奈而自嘲地摇摇头，真的都患上了“战争病”。
南京城和所有居住在这儿的人们，越来越严重地患上了“战争病”。
9月16日这一天魏特琳特别痛苦。晚上8点多她从防空洞出来，发现了她的“皮特勒”——那只捡来的与她相依为命的小狗趴在地上不动弹，唯有两个小眼睛可怜地盯着主人，泪汪汪的。原来它被一条毒蛇咬伤了。
“小可怜！我的小宝贝呵！”魏特琳抱起小家伙，直奔医务室，给它上药，然而已经太晚了。皮特勒不久便永远地“解脱了痛苦”，魏特琳好伤心，与程瑞芳等几人用白布将小家伙包起来后，埋在一棵小树下。
魏特琳特意为它默默祈祷。这是日本人犯下的一个间接罪行！她这样认为。
在埋葬皮特勒之后，魏特琳又一心投入到为她的学生们筹备新学年开学的事宜上。在许多人看来，中日军队在上海打得血肉模糊，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开学的可能性吗？魏特琳听了这样的话显然很生气，说：“战争是战争，孩子是孩子。我们无法制止两个国家的战争，却要尽一切可能让无辜的孩子上学。”
9月18日，金陵大学作出决定，欲在10月4日在南京开学，这消息让魏特琳受到极大鼓舞。这一天，魏特琳与程瑞芳等同事一起，通知了所有生物专业的学生们到武昌去上课，因为那里已经有6名她的学生重新获得了上课的机会。“我个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带着孩子的母亲应该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如果身体能够承受目前压力的话，我们其他人应该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最大的感情投资是与年轻的教会成员保持友好合作的关系，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了，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了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好机会……在我的传教生涯中，一个长期期待着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担负特别责任的妇女得到了与担任同样责任的男子相同的待遇，没有要求我们与带有孩子的母亲同时离开。”当天的日记里，魏特琳为自己能留在南京继续她的神圣工作而自豪。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
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第二天是中秋节，魏特琳心情愉快，因为这一天下了一场雨——雨天日本飞机是不会来轰炸的。而雨后的天空特别晴朗、清新、凉爽。这是自8月份以来南京人很少度过的难得的一天。白天，魏特琳挨家挨户去学生的家里做家访。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南京市民在无望的压抑日子里，竟然开门看到一位慈母般的“洋小姐”来家问寒问暖，怎不感动和激动？
“坐坐，华小姐，吃个月饼吧！”
“来来，华老师，我孩子今年还能去上学吗？”
家长们对魏特琳的到来，纷纷给予最热忱的接待和问候。“下午，下午我们就有一个地方的学校要开学聚会，我们一起去参加吧！”魏特琳以非常肯定和无限热情的态度告诉她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们。
下午2点30分。魏特琳与几位老师特意在她们的邻里学校布置了一个特别聚会，30多个孩子和18名成人参加，她和孩子们与宾客一起唱着熟悉的歌曲，心头充满着希望与期待。
“轰隆——”歌声尚未停止，突然，近处传来炸弹爆炸的巨响。令人生厌的日本飞机又在扰乱和破坏，这让魏特琳和孩子们更加蔑视与憎恨日本人。
“滚！滚滚！孩子们想上学有什么错？有什么妨碍你们的？”魏特琳仰头朝天怒骂从头顶掠过的日本轰炸机。
“华小姐！快到防空洞躲躲！快！”程瑞芳等使劲拉她进防空洞，而魏特琳仍然胸部剧烈起伏着在不停地咒骂扔炸弹的日本飞机。
9月20日，美国大使馆帕克斯顿参赞来找魏特琳，向她宣读了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的一份声明，“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毁灭南京所有的军事设施、机场和通讯中心”，从明天开始，日军将要对南京进行真正的攻击，换句话说，就是要真打南京了！
“我们奉政府之命，希望你们立即撤离南京去躲一躲吧！”帕克斯顿说。
“我怎么能放得下孩子和学校呢？”魏特琳还是那句老话。
“魏特琳小姐，你应该清楚，日本军队可不像你们基督教徒那么善良，他们的声明就是一个通牒令。如果再不走，他们的意思是炸死和打死概不负责。”
“难道连孩子和学校都不例外？”
“还用说！炸弹并不长眼。”
“那就更要留下来，我倒想看看日本人的炸弹真的敢往我们孩子身上和学校里扔！”
“唉！都到这个时候你还不信！”帕克斯顿缠不过魏特琳，甩甩手走了。“如果你还有需要可以给我和使馆写信……”他留下一句友好和关切的话。
“听说你们使馆的国旗还要下降？”魏特琳追出几步问道。
“是。国务院批准的。”帕克斯顿的声音。
魏特琳依偎在石栏上，看着远去的帕克斯顿的背影，两眼充满了忧虑。“我认为，如果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这是魏特琳找来女伴凯瑟琳小姐一起商量后给使馆的正式回复。
这一天里，魏特琳连续参加了几个她所认识的中国女孩的婚礼。开始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多女孩子突然结婚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女孩子的家长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趁日本人还未打进南京，给自己的女儿找个婆家结婚，兴许仗打过来后女孩还有个保护。
“悲剧！”魏特琳听后，直痛到心尖尖儿。可，你有什么办法呢？魏特琳站在耶稣像面前，觉得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现在，她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保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块地方。她心想：这里既是她的工作岗位，更是孩子们的理想家园。如果她们的家园都被日本人破坏或毁灭了，孩子的理想必定成为泡沫。
她决意留下，也是为这。
“既然他们都要走，大使馆里也没有人了，能不能让他们把旗帜给我们用用。”凯瑟琳说。
魏特琳一听，眼睛猛然一亮：“这是个好主意。听说西门子的拉贝先生就已经在自己住的院子里放了好几面他们德国的旗子，日本飞机还真不敢往他院子里扔炸弹呢！”
“他放的是纳粹旗，日本人害怕。”凯瑟琳说。
“我们的星条旗至少也能让日本人有所顾忌。”魏特琳来了精神，说，“我马上给使馆打电话，趁他们还没有走。”
“喂，使馆吗？我是魏特琳。我想向你们借样东西……”
“什么呢？魏特琳小姐，我们很愿意为您效劳。”
“国旗。就是像你们撑在屋顶上的那种大国旗。”
“噢——明白了。请稍等……”
使馆那边让魏特琳她们听消息。“有希望。”魏特琳朝凯瑟琳做了个鬼脸。
“魏特琳小姐，非常荣幸地告诉您，我们的大使已经同意了您的要求。”电话铃响，对方说。
“太谢谢了！谢谢你们！”魏特琳和凯瑟琳高兴地抱在一起欢呼。她们把这件事报告了吴贻芳院长。
吴贻芳也十分满意，说：“你们马上去拿回来吧！”
“好！”
魏特琳等把一面崭新的，有9英尺大的美国国旗拿回学校后，平展安放在校园的方草坪中间。“小了一点。恐怕日本飞机上投炸弹的人不一定看得清楚。”程瑞芳过来瞅了几眼，如此说。
“也是，太小了点。”凯瑟琳感觉也不满意。
魏特琳寻思了一下，说：“明天我们再去买点布，想法做一面比这大三倍的美国国旗！”
“好点子！”程瑞芳和凯瑟琳迎合道。
“轰隆隆！”
“轰隆隆！轰隆隆！”
日本人真的“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开始在南京实施绝对的破坏性大轰炸。“实业部今天被当场炸死41个人。”吴贻芳院长以沉重的心情向魏特琳等通报了这一消息。
大轰炸过后的夜色下，月亮探出头来。魏特琳从防空洞出来，回到实验室，当她推开窗户，一眼就看到了平展在草坪上的那面星条旗，忍不住走了出去。
月光下，魏特琳站在自己国家的国旗前，思绪万千。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伊利诺州，也想起了自己有病的父亲以及对她一肚子埋怨的弟弟……然而魏特琳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国家。她心头默默地说道：这些年来，如果我的国家不是那么自私、不是那么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完全可以有巨大的能力使得日本人不敢为所欲为的！然而现在不是。他们都走了，连大使馆的门都要关了，他们的正义感到哪儿去了？
魏特琳的内心感到异常痛苦。为这，她对自己的祖国渐失信任，这也是她甘愿以生命的代价换取留在南京的原因。“我宁可为了几个中国孩子，也要站在日本人炸弹飞得到的地方，这样我的心会安宁些。请上帝相信我、理解我，也请我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父亲能理解我……”
她在胸前画着十字祈祷着。
26. 顶住头上的炸弹——开学！
真的怪了，南京人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天气。
“我很难过，今天早上朝霞很美，似乎将是一个好天气。我在凝视窗外的时候，玫瑰色的绚丽朝阳已悄悄顺着我东面窗外长长的垂柳枝溜了进来。我在想：白天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多少痛苦、悲哀和破坏，多少残缺不全的尸体，正像最近的空袭所造成的那样……”这是9月25日早上魏特琳起床后写的一段日记。天气如此之美，她和她的学校与学生们却将要接受日军飞机的一次次大轰炸。
没有比这更可怕的现实了。
9月26日那天，魏特琳应鼓楼医院的美国医生威尔逊邀请，与吴贻芳院长等一起参观了中央医院被炸后的境况。
“他们是蓄谋已久的。”威尔逊指着院子内的一个宽约30英尺、深达15至20英尺的巨大弹坑，愤怒极了，“这儿距我们的防空洞这么近，如果稍稍偏离一点儿，昨天我和里面的100多名医生、护士和工人将全部葬身于此！”
魏特琳看着弹坑四周溅起的泥土，有的甚至飞到了周边的屋顶上。网球场东面的礼堂西墙已经倒塌，显然是被炸弹震塌的。再看看医院内的其他建筑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多座房子被炸毁，其中有护士楼，还有乒乓球室。“显然是精心安排的一次大袭击。”威尔逊说，“日本人就像一位技术娴熟的外科医生一样，用炸弹给我们的医院动了一次外科手术……”
“医院里的伤员将搬到哪里去呢？”魏特琳担心地问威尔逊。
“政府已经安排了另一所军队医院。”
“百姓病人怎么办？”
“他们被要求尽量回家。”
但魏特琳看到许多病人在家属的搀扶下，往防空洞内转移。一位年长的病人显然没有家属帮助，他很吃力地朝防空洞走的时候，摔倒在地。魏特琳赶紧上前一步扶起他，并问家人到哪儿去了。
“他们上一个月就离开南京了，到乡下的亲戚家安顿过日子。你是华小姐吗？我们都认识你。你是好人。”老人竟然能认出魏特琳，这让她感到惊喜和幸福。
“大爷，你害怕日本人吗？恨他们吗？”魏特琳关切地问。
“不怕。才不怕小东洋人呢！”老人回答得干脆，并说，“我让家里人离开南京，就是为了让他们有机会等日本人来了后多杀他几个！不然他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太好欺了。我要活着，活着看他们到了南京干什么！”
魏特琳被这位老者的话感动了。这次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话：“日本人正在让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得更紧密，他们要是明白这一点就好了！以往我从未见过中国人的这种勇气、信心和决心。”
入夜，魏特琳独自走在街头，发现竟然空无一人。走到学校附近，却意外看到这些平时她不太注意的房屋，此刻都被人租住了，而且连一些放杂物的空置房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居住着。
“挨着你们学校安全。”
“小日本人不敢向孩子们动粗动武。”
魏特琳听到新搬到这儿住的市民们这样说，这让她既满足又担忧：日本军队真的能像南京市民们想的那么文明吗？
不可能！几乎不太可能。鼓楼医院被炸就已经说明，他们连病人和伤员都不放过，还能放过孩子和妇女？魏特琳这样认为，但她没有说出，因为实在不想破坏那些可怜的租居在她学校旁边的那些百姓的愿望。
10月10日，是民国政府时期的中国国庆节。这一天一早就开始下雨。老天为南京城提供了一层天然保护伞——炸弹不可能在这一天从天上落下。魏特琳一上午都在为教会忙着祈祷仪式，后来带着一群孩子到医院去慰问伤病员。下午她走在大街上，发现整个南京城竟然每家每户，更不用说政府机构了，他们的门口和屋顶上都升起了青天白日旗。
魏特琳仿佛在那一瞬间消除了内心的全部积怨——来到中国和留在南京是多么有意义！那一刻，她是幸福的。然而，日本人的飞机，很快在第二天又出现了，魏特琳的这份幸福心情也随之荡然无存……
现在，魏特琳最关心的事还是她的学生能不能在10月下旬开学。从友校金陵大学获得的信息：他们的新生目前已有100多人注册，是往年的1/10。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已经迁移到武汉和上海等地，总部的魏特琳她们则主要是协调这些分校招生、开学和全校的基本预算等事务，尽管南京母校的教学职能基本丧失，但所有分校的每一个工作安排和学生的情况，仍在魏特琳与院长吴贻芳她们的关切和掌握之下。
10月30日，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必须举办的“创始者节”。魏特琳忙碌了一天代吴贻芳院长向每一个分校和每一位学生写信致意，并以母校的名义，向各分校发出如下电文：
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全体成员通过不懈的自我修炼，无私地承担起民族的危难，使自己无愧于学院创始者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理想。
——1937年10月30日，你们的母校
这一天令魏特琳特别高兴的是她收到了武汉分校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文如此写道：“虽被分开，但不沮丧，依靠信念，不久又会欢聚一堂。母校久长！”
“我爱你们！”魏特琳拿着电报，久久地吻着不放。她仿佛在日本人的炸弹声中听到了她的学生们的琅琅的读书声。
“魏特琳小姐，今天我们也该庆祝一下创始者节了！晚上我们在母校也应该有个聚会。”吴贻芳在下午对魏特琳说，她那轻盈的身姿在魏特琳面前飘过，留下一句特别温馨的话，“叫上所有的教职员工，一起聚一聚。”
“OK！”魏特琳愉快地领取了任务，并与程瑞芳等投入了紧张的准备。
当晚，学校教学楼的大客厅内，热闹异常。这是自日本人大轰炸以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少有的欢乐气氛。参加人员共有36人，男士女士各18人，分为6桌。美丽的菊花使大厅大放异彩。
节目并非是载歌载舞，因为能跳跳唱唱的人都不在学校。但魏特琳等依然感到欢欣鼓舞。在喜忧参半的聚会后半段，有院长吴贻芳博士的演讲《面对当前危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魏特琳的演讲《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而最有趣的节目是传教士马吉先生的《让我们别忘了笑》，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说话风趣而幽默，虽然讲的是关于上帝的话题，折射的却是当代中国和中国妇女的信仰问题。他的观点是：当下日本军队气势汹汹地进犯首都南京，对中国之命运的信念，其实也是对中国妇女的信念，而对中国妇女的信念，更重要的就是对上帝的信念，这样才有了中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在南京遭遇大屠杀的每一天、每一时，当地的民众所感受到的洋传教士们的仁爱之心是实实在在的，甚至是超凡的和伟大的。
魏特琳当然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0月的最后一天，魏特琳步行来到鼓楼做完礼拜，而后她跟几十位中国教会成员一起高唱“上帝，拯救我们的国家”时，魏特琳竟然热泪盈眶，她事后对程瑞芳说：“我好像自己就是中国人一样，看到自己苦难的母亲受难，心里特别难受，很想为她做点事，哪怕是为正在上课的孩子挡一挡头顶上掉落下来的弹片和泥尘。”
仅仅10月31日这一天，魏特琳为了满足留在南京城内的孩子们的需要，她一个下午就去了3所学校，为那些被炸弹吓坏了的孩子们唱歌、讲课，让一颗颗幼小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安宁与愉悦。当看到孩子们仰着天真无邪的笑容望着她时，魏特琳感觉那一刻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
离开孩子，回到校舍，站在圣母玛丽亚像前，魏特琳的心一下又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武汉、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学生们连在了一起……“孩子们，我听到你们在读书，听到你们在歌唱，听到你们在夜幕下脸上露出的甘甜微笑，还有你们一天比一天隆起的少女胸脯。我在母校为你们祈祷，上帝保佑你们！”这是她怦怦跳动的心声，似一泓清泉潺潺而流，似一道霞光普照。
“孩子们，你们听到我的心声了吗？”魏特琳每天都在对着苍穹倾诉着。
她在成都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华群小姐，我们有20人参加了“创始者节”庆祝活动。今年的庆祝活动主题是“植物”。查普曼先生和夫人以及我们全体分校的学生都参加了。我们的节目是：画一只手，中间有一个学院的校徽——这意味着我们想念您和校长她们……
她在武汉分校的学生们来信了：这是一封航空信。66位校友与学生、教师在圣·希尔达教堂的庆祝活动热闹而庄严。孩子们告诉魏特琳小姐：外面的天在下雨，可我们的庆祝活动欢声笑语不停，大家十分高兴。我们的活动主题是“有巢的鸟”。这主题意味的是我们这些在外飞翔的鸟儿，向往早日回到我们可爱的巢——母校。
上海分校的学生们也来信了：尽管日本飞机的轰炸声和中国军队的高射炮的回击声伴随着庆祝活动，可鲁丝小姐和纽夫人依旧毫不逊色地照旧高声朗诵了她们的赞美诗。
“留在母校的我们，就像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同一天收到来自三个分校的信，我不得不说这是最幸福的一天。”魏特琳在当晚的日记里写下这句话。
新一天醒来的时候，魏特琳与所有南京城里的人一样关心天气。她的一个中国女教徒说：“很奇怪，我们的变化多大呀！现在我们坚持认为：坏天气好，而好天气坏。在下雨的星期天，我们肯定要去教堂。”
那么南京的普通百姓怎么办？下雨时，他们肯定要去街头忙着买些东西回家；而太阳出来的日子，他们一定早早地躲进了自己的或别人家的防空洞内……
无奈而忧愁的日子这样过着。
11月18日，魏特琳第一次正式听到她的朋友们正在组织一个“难民安全区”，并且得到了政府的首肯，美国使馆也表示赞赏。斯迈思是这个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担任秘书职务。当他把这个安全区的情况介绍给魏特琳听后，她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串问题：日本人真的那么快就打进南京城了？南京城会被彻底摧毁吗？中国军队会被迫撤退而不是被困在城内？会发生抢劫或者更严重的杀人放火？恶战会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该怎么办？
“使馆为你们准备了舰船，你们必须在这几天撤离，否则就不可能再有多少机会了！”使馆似乎在暗示日本军队马上就要打到南京城了。
魏特琳还是原来的那句话：我不会走，除非日本人的炸弹将我炸飞了！
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始终彬彬有礼地说：“我们尊重魏特琳小姐的决定。”这让魏特琳感到自己国家的外交官很有修养，他们尊重别人的意愿。
忧郁的日子来了，
是一年中最凄楚的。
树叶凋零北风号，
草地变黄人亦凉。
这是魏特琳小时候在家乡替人放牛时唱的歌。现在，她哼着它，平添几分凄凉。
11月21日，星期天。这一天，魏特琳的日记这样写道：
我们发现伤员们一群一群地聚集在火车站的各个地方，也许有200人，但我不能肯定。没有医生护士，有些伤员处在极大的痛苦之中。由于没有足够的被褥，普通的麻袋也被当做被子。那里还有其他像我们这样的志愿者。我们尽自己所能安慰他们。有一个眼睛和鼻子都严重受伤的士兵在痛苦地呻吟，但我们只能用这样的话安慰他：我们会尽快将他送到医院。另一个伤兵从腿到臀部都被炸掉了，他的伤口已有数天没有得到医治。我永远也忘不了腐肉所发出的气味。当我回到家时，首先用来苏尔水，然后用肥皂洗手，但手上还是有气味。后来我用了面霜，然后又用了香水，但今天一整天，我都能感觉到那种气味。
我希望所有在7月和8月份认为有必要进行战争的人，要是能先看一看昨晚大批重伤员的痛苦情形就好了。我肯定他们会向我承认，当战争导致了这样的结果时，战争就是一种犯罪。这些士兵只是些普普通通的青年和孩子，就像我们在我们邻里中所看见的人一样。面对现代战争，他们看来缺少训练，缺乏装备。
我不会轻易忘记一个可怜的人，当我从他担架旁经过时，他请求我不要在今晚就把他送进医院。他说他太累了，已经在火车上待了两天，并且很疼。当我帮他调整一下位置，使他舒适些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被子已经湿透了。我试图找一条被子，但只找到了一些麻袋，于是我只好用麻袋当被子。他说早先的外国医生对他很好，每天为他换药。他还说：“你知道吗，在那里的最后一天，我对那名医生说，如果我年轻一些的话，我想让他做我的教父。”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在想，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谁来照顾这些伤员和穷人？他们不可能到西部去，他们会被留下，并成为鸦片馆的牺牲品吗？
次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吴贻芳院长的建议和支持下，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以便处理日益严重的即将发生的难民问题——日本人进攻南京和早晚要占领南京的事实似乎不言而喻了。因此“紧急委员会”的成立是一种应对措施，当吴贻芳院长征求魏特琳的意见时，她坚定地支持校长的这个主张。这天下午3点，第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召开，讨论和得出了4个阶段必须做好的准备工作：1.战斗阶段；2.中国军队撤退后；3.城里没有军队，很可能没有警察，不法分子可能要利用这一机会；4.日本军队进城。委员会由5个人组成，3位男性，2位女性，程瑞芳和魏特琳便是这两个女性成员。
“金陵大学也有一个紧急委员会，共有30多人留下。”程瑞芳对魏特琳说。
“太好了！这样我们也有相互支持的机构和队友了！”魏特琳为程瑞芳带来的消息而高兴。
学校已经在为一旦日军进城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作准备了。自然，首要的问题是处置学校的那些宝贵的设备和财产，转移是首选，其次是隐藏，而这些都让力气有限的魏特琳她们累得几乎每天都快要窒息。魏特琳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需要做，那就是了解学校到底能安置多少难民，而南京市整体将会有多少难民。拉贝任主席的南京安全区认为将有20余万难民，他们已经与尚未撤离的政府机构统筹了一个计划，其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将安置约200到1000难民。即使是这个数目，魏特琳和吴贻芳认为已经超出极限。
“200人是最大量了，1000人就是灾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方面这样认为，因为她们的估计并非保守。事实上到11月，留在学校且能干些活的人总数不足二三十人，按1个照顾10人计算，200多个难民进驻就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最大限度了。
“谁也不能保证将来的难民是否那么理智，或许是500人，或许是1000人，或许更多……”拉贝主席对魏特琳这样说。
不可控是关键问题。所以魏特琳在紧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后，便把一部分精力放在调查学校周围到底还有多少孩子和妇女将留在南京的工作上。安全区成立后的分工明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旦接待难民，其主要对象是妇女和孩子。魏特琳因此认为有必要先把周边的难民情况做一调查。
11月25日是感恩节。1937年的感恩节对魏特琳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她在用自己的行动酬谢上帝对她的哺育：装扮校园。
这是一份非常细致而特殊的工作，由吴贻芳她们几个女士提出的：要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装扮成全美式的基督教领地，并以此作为保护难民的“生命孤岛”，不准日本军队在此横行霸道。
按照学校地形，魏特琳和程瑞芳选择了学校4个醒目的高地和要口，插上4根旗杆，以示以后难民一旦进入后的不可侵犯的范围。第一根旗杆插在西山顶上；第二根插在两栋男教师住宅的中间；第三根旗杆在门房的拐角处；第四根插在南山两栋男教师宿舍的中间。另在实验学校里也插了一根。
旗杆上将挂上美国国旗。这是魏特琳的主意，她希望吴贻芳院长给予支持，因为金陵女子文理学校的前身和目前的办学资金仍然是以美国基督教等传教机构为主。“这没有问题，金陵女子学院就是美国教会组织办的学校。应当让日本人了解和知道这一点。”吴贻芳非常肯定和明确地说。
“以前我们学校门口挂的两块牌子应该找出来。”吴贻芳是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她建议魏特琳和程瑞芳找到当年用中英文写的“大美国女子学院”两块老牌子。
“它会在什么地方呢？”魏特琳有些为难了，尽管她到学校也有19年了，但19年前的事她却一无所知。
“我记得阁楼上还放了些老东西。”程瑞芳说。
于是两人便到布满灰尘的阁楼上翻箱倒柜。结果发现国民政府注册前使用的一块“金陵学院”的老牌子，却没有找到她们想要的那块。
“先用它对付！”魏特琳觉得“金陵学院”也能管点用。但就在她们往外搬的时候，老牌子被翻过去的一瞬间，奇迹出现了——那“金陵学院”老牌子的背后，竟然清晰地有一行大字：大美国女子学院。
“哈哈，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平时不苟言笑的程瑞芳这回大笑了起来。
魏特琳更不用说有多高兴！她轻轻地抚摸着那几个大字，发现它们皆被一层厚厚的红油漆覆盖住了，而字形却仍然醒目可见。
“我们用白字黑底一描，‘大美国女子学院’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了！”程瑞芳出主意道。
“太好了！上帝保护了它，我们就让它保佑我们吧！”魏特琳抱住“大美国女子学院”的牌子，用脸颊紧紧贴一下，十分激动地说。
吴贻芳知道后，用了5个字形容这失而复得的老校牌子：人间悲喜剧。
吴贻芳院长要走了，她是政府官员，并应蒋介石夫人之请，必须要离开南京。这是政府的命令，所有中方重要人物和重要机构都必须离开南京。魏特琳对此很难过，但又一想觉得吴贻芳院长离开南京比留在南京更好，因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所有分校和绝大多数学生现在都不在南京，她们需要校长，校长的存在就是全体金陵女子学院的灵魂所在。她应该走。
现在，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区内，她魏特琳就是最高领导者了。
“我们家庭手工学校现在还有5个学生，这可能是南京唯一还在开学的学校。学生们要求继续上学……”魏特琳为此感到骄傲。
南京城不倒。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不会倒！
27. 生命孤岛
日历已经翻到1937年11月末。这个日子几乎是和平的南京城的末日了——来势凶猛的日本军队已将南京城团团包围。
南京已成孤岛。城内城外，人心一片恐慌。那些曾经在这个皇皇中华民国政府首都作威作福、有模有样的人，如今都走了，留下的都是些穷人和与这个城市没有多大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传教士及他们的信徒和一些医生、志愿者等。守城军队当然占有总人数的很大比例，但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所有的乱象，魏特琳看得清楚，也看得伤感：
现在悲哀的气氛在南京占主导地位，一些人认为，日本人3天后就要到了；还有一些人说要几个星期。今天一些城门关闭了，目的是防止散兵游勇进来。伤员现在不再送进城里。
上午10时。我到大使馆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神学院的哈伯特·索恩、基督教男青年会的菲奇、金陵大学的贝德士、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帕克斯顿先生谈到士兵抢劫的可能性和对外国人产生的危险。他说，外国人应该尽可能多地立刻撤离南京，现在不能立刻走的人应该做好撤离准备，当大使馆撤离到美国军舰“帕奈号”上去的时候，这些人也一道走。如果城门关闭了，大使馆选定了两个地方作为用绳索爬出城的聚集地。然后要我们每个人代表自己或是所在的单位表态。贝茨和我认为，我们的责任使我们有必要待在这里。我们的解释被接受，并受到尊重。
今天，去鼓楼教堂做礼拜的不到20人。
今天有90多人参加了我们邻里学校的礼拜，原因你们可以猜到，不是为了面包和鱼，而是为了了解在危急时他们能否到我们校园来。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将尽我们所能保护妇女和儿童，但只有当情况变得非常危急的时候你们再来。只带被褥和食物，不允许带箱子。”
2时30分。我从上海路步行到明德中学。我的心情很沉重。我不断碰到一群群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她们依稀听说了安全区的事情，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我不得不停下和她们交谈。我告诉她们，安全区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但是，一旦定下来后，市政府会通知她们的。她们多么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
我去参加了礼拜，沿着中山路步行。中山路是南京的主干道，它看起来也很凄凉，实际上所有的商店都关了门。我只看到四种运输工具：拖着战争物资如高射炮的军用卡车呼啸而过；坐着军官的救护车呼啸而过；北方的骡车和拉着穷人及行李的人力车……
今天，除了下关邮局外，所有的邮局都关门了。安全区还没有确定。路透社的记者向我建议，在安全区计划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允许妇女和儿童到我们学院避难的话，我们应该让美国大使馆把这一情况通报日本指挥官。虽然，我并不对自己是在场的唯一女性感到高兴，但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这是魏特琳11月28日所写的日记。是夜，南京城内不时响起巨雷般的声音，随处可见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际。几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凄惨地嚎叫，听来令人心颤。
第二天一早，程瑞芳给魏特琳送来一包热腾腾的豆腐干，说：“今天的南京城，除了你和海因兹小姐、鲍尔小姐外，再没有第4个外国女士了。”
魏特琳苦笑道：“我想说的是：现在的南京城内，除了我们在为家庭手工学校的5个学生开课外，可能也不会有其他一个学校在上课了。”
程瑞芳说：“那么上帝应该给我们颁发勋章了！”
魏特琳转身，站在耶稣像前，十分虔诚地问道：“上帝会吗？”
“上帝还要看我们日后的表现呢！”程瑞芳抿嘴一笑。
女人们对战事的敏感程度有限，但她们对身边的弱者则格外在意。
跨进1937年最后一个月的门槛，南京城的寒气已经十分逼人，而战争的硝烟似乎也已呛到了每个人的嗓子眼上。“在我们刚要去鼓楼教堂时，紧急警报响了起来（现在已不再发两次警报了，因为日本的战线离我们太近了），很快就传来了轰炸的声音。后来，威尔逊医生告诉我，空袭发生在清朝修建的“西华门”。我很难过地说，空袭造成的灾难都落在了穷人身上。他说，有一户人家母亲和女儿被当场炸死。当威尔逊发现那个已麻木的父亲时，他仍然抱着他的孩子，小孩头的上半部被炸掉了……我的心为中国士兵痛楚，我得知有50名伤员从20英里外的地方跋涉到南京。他们说，许多受伤的同伴倒在了路边。”12月5日是星期天，一清早，城里就听得几声巨响。不用说，肯定又是日本飞机作的孽。
用三头六臂来形容现在的魏特琳似乎很贴切。为了做好接待难民的工作，在她带领下，学校已经把所有的宿舍和科学楼、艺术楼、中央楼等可能腾出的房子全部搬空了。
“一定不要让难民们睡在地上，哪怕是给铺一层稻草或木板什么的，不然会冻坏孩子们的……”魏特琳细心指导着大家。
“好好，就这样。每个人把人带进学校后，就要告诉她们应该在哪儿住下，然后告诉她们应该如何注意卫生，而且一家人必须待在一起。对了，不要把进来的人随便引到楼里，要一栋楼安排满后再安排下一栋楼……”校门口的小草坪上，魏特琳举着小旗，正在指导她的“引导员”如何接待和安排即至的难民。
她的队伍很可怜，除了程瑞芳和几名工人外，其余的都是留校教职员的孩子。不过，他们都很认真，似乎都像刚入伍的新兵，练得一丝不苟。
“华小姐，我们能搬进来吗？”就在这时，校门口已经聚集了一群拖着铺盖、拎着包的女人和孩子，她们在门外喊着魏特琳的名字，乞求着。显然这些人的家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不远，所以她们都认识魏特琳。
“来了就请进吧！”魏特琳一边招呼着门外的人，一边指挥门内的人，“把先来的人带到实验学校去，那边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快把这第一批的人安顿好，让她们先有口水喝……”
第一天接待难民，人数并不多，但却让魏特琳感到工作的艰辛。刚把一个80岁的老人安置稳当，身边的3岁娃儿一泡屎就拉在楼道里……
“今晚，我看起来有60岁，感觉像是80岁。”深夜，魏特琳筋疲力尽地回到宿舍。合眼时，她在镜子面前照了照，不由得吓了一跳。
12月9日，城内各种传说和谣言四起，但有一句话大家并不怀疑：日本人马上就要进城了。
“为什么城西北那边火光冲天？是不是日本飞机又扔炸弹了？”早上起来，魏特琳就见城西北方向，浓烟滚滚，数条火龙直蹿天际。
程瑞芳告诉她，是中国守城军队点的火，军队正在采取“焦土战术”——把靠近城墙的外城建筑都烧掉，以免日军借此作为攻城的掩护屏障。
“能解决问题吗？”魏特琳觉得中国军队的战术有些愚昧。
“我们也搞不清，但这造成了大批没有房子住的难民们往城里涌……估计今天会有更多的人到我们这儿来。”程瑞芳说。
果不其然。当天，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下接待了300多名难民，其中有一些人还是从无锡来的。这些难民告诉他们：日本人一路杀过来，他们只得往首都逃亡。“南京是蒋总统待的地方，总比我们家安全些。我们想，要死也要跟这些当大官的一起死在皇城里。”有难民对魏特琳她们这样说。
可怜的人啊，他们哪里知道，首都南京其实还不如小城和乡下更安全，这里的大官们早已跑的跑、逃的逃，哪还等着与你们这些穷苦人一起死嘛！魏特琳一下感觉中国的穷人又可怜又可悲。
每晚一会的“记者招待会”，魏特琳也是必到的代表之一。这一天晚上，记者招待会照常进行，但魏特琳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官方人士参加了，中方人员除了2名记者外，只有2名政府的低职官员，其余的全是拉贝和贝德士、斯迈思等外国人了。
“轰隆——！”招待会刚刚开始十来分钟，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将所有在场的人从座位上震了起来。
“炸弹！炸弹马上要轰到我们头上啦！快散吧！”有人大喊起来。
拉贝对他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说：“估计明天开始不会再有这样的会了。”
魏特琳从会场回到自己的家，发现窗台上的一盆花也被爆炸的震波震落了。在看望新进来的难民时，她听到的都是哭哭啼啼的悲惨经历。一个妇女说，她是有事到南京来的，结果她12岁的女儿进不了城，现在她自己又出不了城。“我女儿就在光华门那边，那里打得死去活来，我女儿真出事了！可怜可怜我吧，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女儿呀！”那妇女坐在地上痛哭流涕，但似乎谁也帮不了她。
魏特琳心酸得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位来自三汊河的妇女，则发疯似的说要找她母亲。魏特琳问她母亲到底到哪儿去了，那妇女自己也说不清，只说是刚刚在校门口走失的。魏特琳与程瑞芳商议了一下，估计会不会在附近的圣经师资培训学校那边。“走吧，我带你去那边找找。”魏特琳便拉着那妇女快步来到圣经师资培训学校。结果还真找到那人的母亲，母女俩见了面抱在一起就大哭。
魏特琳一了解，圣经师资培训学校已经接待了1500多个难民。天，这还得了！魏特琳一想，估计明天她的学校也会有难民潮涌进来。这可怎么办？她和吴贻芳院长最初计划安置的最大限度是1000来名难民，现在才不到两天时间呀！想到这儿，魏特琳飞步就往回走……她想着明天，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呢？
明天，明天是12月10日。1937年12月10日的南京城，显然已经在日军重兵的包围之中。这座古老的皇城此刻已经完全陷入敌我双方的重炮密弹和硝烟弥漫的激战之中。大街上已经看不到人，偶尔见到的一定是流浪的难民，他们不是被炮弹或子弹打死，就是抱头在寻找避难的场所……
“快进来！进吧！”魏特琳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门前与后院门口，都挤满了难民。很快，旧的教师宿舍住满了人，中央楼也开始进人。有些滞留在校门外的难民，则在自己想办法：他们自发行动搬砖砌房，转眼间，砖变成了一间间小房子——不需要瓦匠，只要用一两张芦席盖顶，这便成了自己的房子！
“华小姐，你看看，我的房子行吗？”有位男人非常自豪地把魏特琳拉到他的杰作前，一定让其进去参观。魏特琳看了几眼，很是佩服。但她心想：这安全吗？
不过，学校场地有限，又只能安排妇女和孩子，有人特别是男人能通过自己的办法解决避难处，这不失为一个选项。魏特琳还是对此表示赞赏。
“轰隆！”
“轰隆隆！”
就在魏特琳踏进校门的那一瞬，突然连续几声巨响，她顿时感觉地动山摇，身体站不稳，连连摇晃了几下……没有倒下，是旁边的一块墙石帮了她的忙。待她再回头四周一瞅：妈呀，几颗炸弹估计就落在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几百米的神学院等地。炸弹落下后腾起的烟雾和燃烧的火光，似乎要将她的学校与外界隔绝——“我们马上要成生命的孤岛了！”那一刻，魏特琳想到了一个凶多吉少的词。
校门口，那位丢失12岁女儿的母亲站在那里，焦急地在街头来来往往的逃难人流里寻找着——也不知什么地方一下拥出了那么多人！魏特琳也觉得奇怪。
10日这一天，魏特琳的助手——作为安全区第4区卫生组组长的程瑞芳在她日记里记下这样的细节：
……今日七百号（校楼名称）也住满了，搬至安全区的人路上不断，涌到学校的也是如此。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新住宅区的房子都住了难民，有的租，有的不管，搬进去住。金男大（金陵大学）已住了好几栋房子，新的图书馆也住了，院子里也搭棚子，他们比我们人多，因男女都住。我们只住妇女、小孩，也不许烧锅弄饭，有的自己家里送饭，没有饭吃的不多，我们给她们吃，早上给她们水洗面，给她们三次水喝。有一千多人，忙极了，预备水、开水，一日送两次。现在预备在大门外对面开一粥厂，过两天就有粥吃了。吃进去的是小事，出来的是大事。有的人逃出来没有带马桶来，虽然院子外面四处有粪桶，是为小孩子的，她们不到那里去就随便，所以到处都是尿和屎。皇宫式的房子现在加上了一些彩色，窗上挂的晒的破衣服、破被和尿布，树上挂的也是……一百号这边的水塘成了洗马桶、洗尿布的了，图书馆这边的水塘成了洗衣的地方，有人也在那里洗碗。
啥叫难民区，这就是！两个字：脏、乱。可谁还顾得了这些，保命在此刻最重要。
让魏特琳多了一份着急和担心的是：难民中有些妇女刚刚生下孩子，11日早上起来，她便听到有两个妇女在哭，原来她们的婴儿死了，一个是闷死的，一个是病死的。从程瑞芳那里获悉：已经进来的妇女中还有五六个已近临产……
苦命的孩子！“重点保护好产妇和刚出生的婴儿。”魏特琳特别吩咐程瑞芳，从没有生过孩子的魏特琳像自己失去了亲生孩子一样。母性让她格外关注小生命。
12月12日，是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是南京最混乱的日子。从中国守军总司令到街头的一条小狗、小猫，似乎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唐生智将军从早晨开始就忙着执行蒋介石下达的撤离“手谕”，后来他当晚就在一帮警卫人员护卫下非常狼狈地从下关的长江边撤走了，而他一走，十多万守城的中国军队几乎全乱套了。
被日本军队的机枪子弹和重击炮轰得找不到东南西北的流浪狗、流浪猫只能傻呆呆地在大街小巷看着那些与它们同样傻呆呆的人群四处逃窜……
12日的魏特琳，用她的日记来记述，也许是最准确的“当时”——
12月12日，星期天。
晚上8时30分。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城市西南部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窗户被震得摇撼。为慎重起见，我离开了窗户。一整天轰炸不断，有人说，日军已进城了，但我无法证实。一个士兵告诉我们的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我们还听说，87师正在接替88师。但很遗憾，整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
在今晚的新闻发布会上，听说卫戍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除了安全区以外，城里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抢劫（从可怕的爆炸声来看，我想那古老而美丽的城墙恐怕所剩无几了）。现在日本飞机可以自由出入，投下大批炸弹，他们既没有遇到高射炮火的阻挡，也没有中国飞机的拦截。
我认为，把城墙外面所有的房屋以及城墙内的部分房屋烧毁是个严重的错误，这种牺牲没有多少价值。谁遭受破坏的痛苦？还不是中国的穷人！为什么不把城市完好地交出？
今天上午10时30分，我去了鼓楼教堂，那儿大约有60人。教会紧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做了很好的布道。教堂院落里住了许多难民（现在枪炮声实际上已经停了下来，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城墙已被突破，日军进了城）。
难民继续涌入校园，三幢大楼已住满了难民，现在，艺术楼也开始接纳难民。不幸的是，由红十字会管理的粥厂仍未开张，因此，对没有带食物的难民来说，日子非常艰难。在我们的一再催促下，粥厂可能明天上午9时开张，但如果今夜城市陷落，恐怕连这也做不到了。
在危难和恐怖之际，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我们东门街对面的那个姓管的裁缝，傻乎乎地让“新生活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撤离南京前，将他们的一些物品存放在他家的一间屋子里。随着日军的临近，他开始担心起来。今天，我打电话叫来了菲奇先生，我俩叫他把所有的文字材料都销毁，并由我们来承担销毁的责任。整个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所有的亲戚，把一堆堆材料搬到我们的焚化炉里烧掉。他们一趟趟地搬着，累得满头大汗，及时销毁了所有的材料（从枪声可以听出，日本人已经进城了）。
一向精干的中央楼林管理员，由于竭力要这些难民保持地面整洁，今晚嗓子都喊哑了。下午他对看门人说，要孩子不在地板上小便比登天还难。看门人说：“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叫他们不要随地小便？”林用沙哑的声音说：“我哪能不说？！但我一回头，他们又尿了。”
今天下午5时。在我去英语部时，看见紫金山上有一条着火带，环绕在山顶部的1/3处。我不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但这意味着许多松树被毁了。
今晚9时～10时。我和陈先生巡视了校园，洗衣房姓胡的工人和他的邻居都来了。他们担心今晚有撤退的士兵过来，因为他们家有年轻的姑娘。今晚，城里是不会有多少人睡觉的。从南山公寓，我们可以看见城南仍在燃烧，下关也一样。今夜我得和衣而睡，以便在需要时随时起床。但愿黑夜快点结束。
刚好一年前的今天，蒋将军在西安事变中被拘留。
魏特琳的记性真好。她在如此混乱和紧张的时刻，竟然还能记得一年前蒋介石被困西安的事？一年前的“蒋将军”是因为不真心抗日，让他部下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给逮了起来，于是有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迫之下，中国最高领袖才不得已开始主张抗日。如今才一年，抗日之烽火燃遍东半边的中国，却是节节失败的惨景！
魏特琳显然是有所感思。这位深深爱着中国、视中国为自己第二故乡的美国传教士，她在为中国的苦难和不幸落泪、哀叹。
13日，是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一天。这一天在南京城内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呆怵的，他们不知道举着屠刀进城的日本人会如何处置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还能做些什么？逃命？命在别人手里，如何逃？逃往何处？何处安全？
城内有个“安全区”，十几个洋人能抵挡得了几万占领军？但无论如何，“安全区”总比自家要保险些吧！大家都这么想，于是不管是百姓，还是原先的守城军，他们或拖家带口，或弃枪改装，纷纷逃进安全区……包括魏特琳她们的金陵女子学校。
“这是女子学校，男人们是不能进来的！”开始程瑞芳她们还用这样的话拦住了不少男人，后来根本拦不住。那些当兵的似乎更害怕日本兵，所以不少国民党兵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脱掉便翻墙往学校内跳。
“喂喂，你们这样进来，一会儿日本兵进来看到你们的话，在我们这儿的妇女和孩子们咋办？大家不是都不安全了吗？”一个校舍工人拉住两个当兵的男人，吆喝起来。
“求求大叔了！我们实在没地方藏了，要是回到街上，肯定被日本人砍掉脑袋的。求求你们了！求求……”当兵的中国人跪在地上，好可怜。
“让他们进吧！赶快把身上的军装脱了！”魏特琳路过，示意自己的工人放了这两个当兵的。
“谢谢，谢谢菩萨！谢谢观音菩萨！”当兵的立即给魏特琳磕头。
魏特琳直摇头。她摇头是因为这一天里她不知处理了多少类似的事。这一天南京人只做一件事：逃命。而魏特琳她们则要做几十件甚至上百件事。
这一天，她这样记录：
听说凌晨4时，日本人已从光华门入城了。重炮彻夜轰击着城门，据说是在城南，而我听起来却像在城西。城内枪声也很激烈。一夜我都没怎么睡。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我感到日军似乎在追逐撤退的中国士兵，并向他们射击。由于担心出事，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脱了衣服睡觉的。
5时过后，我起床到学校前门，那儿一切都很平静，但看门人说，大批撤退的士兵从门前经过，有些人还乞求给他们一些老百姓的衣服。今晨，在校园里也发现了不少军装，我们的邻居也想进来，但我们试图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在安全区内就和我们一样安全，安全区任何地方应该都一样安全。
今天早上，我们学校门前的那个粥厂终于开张了，我们根据难民们到校园来的先后次序，依次向各幢宿舍楼发送早饭。这顿饭到10时30分结束。下午我们将再开一次饭。
……下午4点，有人告诉我们，西面山头上有好几个日本兵。我去南山公寓察看，在我们的“西山”顶上果然站着几个日本兵。不久，另一名工人叫我，说有一个日本兵进了我们的家禽实验场，索要鸡和鹅。我立即赶过去，用手势告诉他：这里的鸡不是出售的。
在经历了猛烈的炮击与轰炸后，城市异常平静。三种危险已经过去——士兵的抢劫、飞机的轰炸和大炮的轰击，但我们还面临第四种危险——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取得胜利的军队手中。今晚，人们都十分焦虑，因为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晚上7点30分。食堂负责人报告说，日本兵正在强占我们校门对面有大米的房子。我试图同这批日本兵的头目取得联系，但没有结果。门口的卫兵凶神恶煞，我真不愿意看到他。后来，我为此事见了拉贝主席，他们说明天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必须谨慎从事。
今晚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不通电话和电报，更没有报纸、广播。我们所有的人确实被一个无法穿透的区域隔开了……
这便是生命孤岛。
12月14日，南京城内的日本兵到处在抓人杀人，主要是针对那些没有逃出城的放下了武器并躲藏在各处的中国守城军人。大街上已经到处血流成河，而日军制定的“扫荡”计划才刚刚开始，且直指拉贝领导的“安全区”内……
“安全区”内的人此时并不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事，更不知道日本兵已经举着屠刀往他们这边冲杀过来。
魏特琳只知道做她们能做的事。
今日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来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抢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今日五百号三楼也住满了。中午有七个兵从三百号后边的竹篱笆跳过来，华小姐不在，只好随他们吧……魏师傅今早送信到鼓楼医院，今晚未回来，恐被日军拖走了。街上有许多人被拖走了，不知死活。金女大现有四五千人了。
这是程瑞芳记的日记。她告诉我们到14日这一天，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经接收难民有四五千人了！“忙死了！累死了！”程瑞芳用这六个字，向魏特琳汇报了当天校园内的工作状态。
但这时的魏特琳，似乎更关心校园外正在发生的大事——日本人正在下关一带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实施大屠杀！
“天亮前似乎又有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也许是在轰掉那些阻碍日军主力入城的路障，不时还夹有枪声，也许是日军士兵在向撤退的中国士兵开枪，或者是向抢劫者开枪。我还能听见下关方向的枪声。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子弹是射向坐在拥挤的舢板上、拼命向江北划去的中国士兵们的。可怜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脱这些无情的子弹。”魏特琳对下关等地的大屠杀如此清晰的记录，这绝非是她的“想象”，显然是不止一个亲历者向她讲述后才会如此准确地记录在她的日记里。
以一个讨厌战争的异国传教士的身份，魏特琳谈到战争中女人的作用时，如此说：“在我看来，如果人人都应对战争尽责的话，所有主张宣战的人们都应该志愿参战。妇女们可以在医院服务，为伤员提供衣物和安慰。在装备和维持一支部队所需的无数工作中，甚至女中学生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在中学或大学里可以参加军队或是红十字会，或者是去社会服务部门工作。当战争结束时，妇女或青年们将面临更繁重的任务，照顾阵亡将士的孤儿寡妇，更不用说帮助伤残士兵这一光荣的任务了。”她继而指出：“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国家犯罪，是违背上帝创世精神的一种罪恶。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者是在战争时期被飞机大炮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魏特琳作为心存仁爱与慈悲的女教师，她更不愿看到日本军队对中国妇女所施行的兽行。
城里其他地方已经传来不少关于日本兵到处抓“花姑娘”强奸和轮奸的事。为这，魏特琳愤怒地告诉程瑞芳等：“在我们这儿，决不允许日本人干这样的勾当！”
从安全委员会总部开会回校，魏特琳发现自己学校门口把守的竟是日本兵时，便立即亲自站在门口，准备随时在日本兵企图抓走女难民时进行坚决的斗争。
“你的不用站在这儿！”一个日本兵持着枪，用刺刀头挑挑魏特琳的裙子，示意她走开。
魏特琳毫不退让，说：“这是我的学校，我有义务把好大门。”
日本兵无可奈何，只得退至一旁。但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得出，他们一定是在想着法子，如何对付这个不好惹的美国女人。
15日，又是一个难民潮涌进校园的日子。为了防止意外，从早晨一直到天黑的十多小时里，除了吃饭时间，魏特琳一直亲自站在大门口，看着源源不断的难民往校园内走。日本兵来了几批，但当他们看到这个臂袖上别着红十字标徽的美国女人时，只得灰溜溜地走开了。
校园内已经人满为患，魏特琳跟程瑞芳初估，至少新进来了3000余人！“有人只求在草坪上有个坐的地方就行，可即使这样的请求，我们都难以满足。”魏特琳说。
最让她不能接受的是，无数难民向她诉说自己和家人的不幸，她们或丈夫被日本兵所杀，或儿子被杀，或自己及女儿被日本兵强奸、轮奸……
“如果上帝赋予我权力，我真想亲手杀了那些强奸我姐妹的日本兵！”魏特琳气得双手紧握，对天发誓。
“今天简直是地狱，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16日，魏特琳的朋友菲奇先生过来对她诉说怨气。魏特琳回答道：“我也有同感。”
16日的日记里，魏特琳这样记录：
……上午10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历了一次官方视察——彻底地搜查中国士兵。一百多名日本兵来到校园，首先搜查了一幢大楼。他们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如一时找不到钥匙，日本人就很不耐烦，其中一人备有一把斧头，以便强行劈门。当彻底搜查开始时，我的心便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在楼上地理系办公室里放着数百件为伤兵做的棉衣，这些棉衣是妇救会做的。我们还来不及处理这些棉衣，我们不想把它烧掉，因为我们知道，今冬许多穷人非常需要棉衣。我把日本兵带到那个危险房间的西面房间，日本人想从一个相邻的门进去，但我没有钥匙。幸运的是我把他们带到阁楼上，阁楼里有二百多名妇女和儿童，这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天黑后，我们把这些衣物全部烧掉了，陈先生也把他的一支枪扔到塘里去了）。
有两次，日本兵抓住我们的工人，说他们是士兵，要把他们带走。但我说：“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他们才得以逃脱被枪杀或是被刺死的命运。他们搜查了我们所有住有难民的大楼。4个日本兵，其中还有一个低级军官想要点喝的，我们把他们带到程夫人的宿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校园里架着6挺机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并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如果有人逃跑就开枪。当那个级别最高的军官离开时，我给他写了一个证明，说我们这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我们在今天其余的时间里，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
中午刚过，一小股日本兵从原医务室的边门进来，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们将会把唐的兄弟抓走。后来他们沿路而上，要求从洗衣房的门进来，我也及时赶到了。如果日本人怀疑哪个人，那么其命运将与在他们身后被捆着的4个中国人一样。日本人把那4个人带到西山，我听到那儿响起了枪声。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李先生被抢去55美元。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并被反复抢劫。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上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一些人的悲惨命运，而且他们很可能不是中国士兵。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今晚，我们南山公寓的工人程师傅过来说，房子里的灯都亮着。我的心一沉，我想一定是被日本兵占据了。我上去后发现，瑟尔·贝茨和里格斯先生昨晚忘记关灯了。
科学楼管理员蒋师傅的儿子今天早上被抓走了，还有一个姓魏的也至今未归。我们想做点什么，但不知如何做。因为城里没有秩序，我不能离开学校。
……南京今夜成了一个可悲而破碎的空壳，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满了恐怖。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这将破坏未来与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而且将永远失去今天居住在南京的居民的尊敬。
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噢，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漫漫长夜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吧！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到来！正如你在天国所为，你也一定会恩泽芸芸众生。
漫漫的长夜里，魏特琳连续数次起来在耶稣像前为她热爱的南京城和留在她校园内的数以千计的妇女孩子们祈祷……同时，她真的很恨日本占领军了。
12月17日这一天，对日本占领军来说，是个“喜庆”日子，他们的最高司令长官松井石根要来了，几万日军在中华门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然而这一天，对南京市民来说，也是最耻辱的一天。
对魏特琳来说，则是永远耻辱的一天——这一天，她为了保护校园内的姐妹兄弟和孩子们，与日本兵对峙，日本兵打了她耳光，并且不止一次用肢体动作和谩骂来污辱她……
这一天她的日记写得很长，字字句句都是对日本人一直想抵赖的大屠杀罪行最直接和最有力的控诉：
我7时30分到校门口，给与F.陈在一起的索恩先生捎了个信，红十字会的粥厂必须有煤和米。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但愿这里有人有时间写下每一件可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抹黑脸庞、剪掉头发的年轻女子的遭遇。看门人说，她们从早上6时30分就开始进来了。
整个上午我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时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3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
整个下午都在校门口，管理交通，阻止难民的父亲、兄弟和其他携带了食物和日用品的人进入校园。
校园内原有四千多名难民，现在又来了四千多人，食物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进来的人必须谨慎选择。
人群不断拥入，我们简直无法应付。即使有房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我们与金陵大学联系，开放了他们的一个宿舍，他们将派一名外国人在那儿整夜守卫。下午4时～6时，我接受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我很高兴我和她们一道走，因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他们身上背着各种各样抢来的东西。
好在玛丽·特威纳姆在校园里，因此，我认为我能够离开一会儿。我返回时她告诉我，下午5时，两个日本兵进来，看见草坪中央那面很大的美国国旗，他们把它从旗杆上扯了下来，企图把它带走，但旗帜太重，放在自行车上太累赘，于是就把旗帜扔在科学楼前的一个土堆上。玛丽在配电房找到了他们。当她与他们交涉时，他们脸红了，因为知道自己干了坏事。
我们吃完晚饭时，中央楼的那个男孩跑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侧门，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看，似乎在找中国士兵，当我们出来时，看到另外两个日本兵绑着我们的3个工人出来。他们说：“中国士兵。”我说：“不是士兵，是工人和花匠。”他们确实是工人和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我也跟着去了。当我到前门时，看到一大批中国人被迫跪在路旁，包括陈先生、夏先生以及我们的一些工人在内。一名日军中士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在那儿。很快，在日军的押送下，程夫人和玛丽也来了。他们问谁是学校的负责人，我说我是，然后他们让我来指认每一个人。不幸的是，有些新人是最近刚雇来帮忙的，其中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士兵，他被粗暴地带到路的左边，并被仔细地审查。当我来指认工人时，陈先生开口说话，想帮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带到路的右边，强迫他跪在那里。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真诚地祈祷，求主保佑。这时一辆车开来，上面坐着菲奇、斯迈思和米尔斯。后来，米尔斯留下来和我们待了一夜。日本兵强迫他们下车站成一排，脱下他们的帽子，并且搜身，检查他们有没有手枪。幸好菲奇和那个中士能说一点法语，那位中士同他手下的人讨论了好几次。起先，他们坚持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以及程夫人和玛丽离开，当我说这是我的家不能离开时，他们终于改变了主意。随后，他们让男性外国人坐车离开。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我们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并看见有人从侧门出来，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帮工带走了。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当这一勾当干完后，日本兵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走后，我们还不敢肯定日本兵确已离开，而是以为他们还守在外面，并准备向任何敢动的人开枪。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当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时，“大王”过来说，有两名在东院的妇女被抓走了。我们叫他赶快回去。我们为陈先生和其他被抓走的人祈祷，希望他们能够获释，我肯定以前从来没做过祈祷的人，那一夜也做了祈祷。
时间似乎凝固了，在恐惧中我们长时间没敢动，到10时45分，我们才决定离开。看门的杜偷偷地向门外看了看，没有人在那里。他悄悄走到边门，边门似乎也关上了。我们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离开了那里。程夫人、玛丽和我到东南宿舍，那里没有人，程夫人的儿媳及所有的孙子都不在了。我被吓坏了，但程夫人平静地说，他们一定和难民们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她的房间里，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显然是被抢劫过了。接着，我们到了中央楼，程夫人的一家、王小姐、何小姐和布兰奇·邬都在那里。后来，我和玛丽到实验学校，令我吃惊的是，陈先生和罗小姐正静静地坐在我的客厅里。当陈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经历后，我想真是奇迹救了他的命……
这一天，程瑞芳亲眼看到魏特琳被日本兵打耳光，也亲自看到日本兵如何欺负魏特琳的助手陈先生等一幕幕场景。程瑞芳这样写道：“华小姐她是一个美国人，竟然跟我们受一样的罪……”“这种亡国奴的苦真难受，若不是为民族争生存，我要自杀。”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呐喊与愤慨。而此刻，我们的“圣母”——魏特琳女士则仍在默默地承受，更加忙碌地安置难民和处理一件件棘手的事。
“一大早，神情惊恐的妇女、年轻姑娘和孩子就潮水般涌了进来。我们只能让她们进来，但没有地方安置她们。我们告诉她们只能睡在露天草地上，不幸的是天气现在冷多了，她们又得忍受另一种折磨和新的痛苦……”魏特琳对拉贝等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诉说，她本希望几个男士能帮助她，可人家告诉她：金陵大学等其他地方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拉贝主席的家里，就那么一块手掌大的地方，已经挤了600多人！”有人悄悄对魏特琳说。
魏特琳再无怨言了。只能如此：各管各的事，大家全力以赴，能救多少人就救多少人吧！可怜的中国人！还有可憎的日本人！
“你的，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魏特琳觉得现在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些蛮横而粗暴的日本兵。他们时不时地端着枪，跑到学校里来找“花姑娘”。17日晚，就在魏特琳忙于对付一个上楼的日本兵时，另几个日本兵强行从程瑞芳等眼皮底下抢走了11个年轻妇女。
“我的上帝！她们不该去呀！”魏特琳一听就火了。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这11个人只回来了10人，她们个个都低着头，不好意思见人。其中有一个妇女告诉魏特琳，她们全被日本兵奸了一夜，有的人被日本兵轮奸了20多次……“野兽！狗都不如！”魏特琳气得尽量想用最脏的话臭骂这些日本兵。
大概日本兵也知道，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的“花姑娘”最多、最漂亮，因此他们想尽办法、以各种方式进来找“花姑娘”，这让魏特琳忙得不可开交。学校连她只有3个外国女人，日本人除了她们3个外国女的，任何人都别想拦住他们。有一次程瑞芳想挡住一队日本人拖走一名妇女，结果日本兵立即用刺刀顶着她的胸部说：“你的敢挡，将你一起的带走！”
“这是美国学校！你们不能如此无理！”只有魏特琳出现时，日本兵才不敢为所欲为。
“我的就要花姑娘！你的走开！”日本兵有时也在魏特琳面前发狠。一次，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用枪刺顶着魏特琳，坚持要带走人和拿走抢劫的东西。
“你们谁敢？！”魏特琳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双愤怒的大眼睛透过镜片，死死地盯着威胁她的日本兵。
“你的——死啦死啦的！”气急败坏的日本兵举起军刀，直朝魏特琳当头劈下……他们想吓唬她退却，但失败的却是日本兵自己。
魏特琳冷冷地从鼻子里透出一声：“哼！”面不改色地依旧岿然不动。
倒是有一次几个日本兵趁魏特琳她们忙不过来，偷偷翻墙进来，欲对两名妇女实施强暴时，被匆匆赶来的魏特琳喝住后一顿臭骂，骂得那几个日本兵红着脸溜走了。
“不能让日本兵如此无法无天！”18日，魏特琳带着秘书一起跑到日本使馆，向日方外交官提交了日本兵在校园内所犯的暴行记录，并要求日本使馆出面制止日军的劣迹。
魏特琳的一身正气，令日本外交官田中先生也大为感慨道：“使中国人免遭彻底毁灭的唯一原因，就是南京有为数不多的十几位外国人啊！”
可不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要忘了一些普通的美国人为我们做了许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好事。
逃难的妇女和姑娘仍如潮水般地涌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压在魏特琳和她团队肩上的担子重如泰山。难民们已经不再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作一个简单的避难场所了，而是唯一能保护她们贞操与生命的圣地！
她们和她们的家人，为了进这里，宁可长时间地跪在地上乞求魏特琳她们。“起来！姐妹们起来吧！”魏特琳的心尖阵阵发痛，她甚至一边抹眼泪，一边扶着这些弱女子和她们的孩子，一步一步地引他们走进校园——尽管这个地方她们也只能用自己的肉体抵御日本军队的刺刀和枪炮。
女人伟大。女人不易。天下的女人都有一颗同情的爱心。当她们看到野兽向自己的姐妹施暴时，她们绝对是站在同一战壕的，即使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女人。
昨晚又是一个恐怖之夜。许多人跪下请求让她们进来。我们让她们进来了，但不知今夜她们将在何处睡觉。
8时，一个日本人同日本使馆的一位官员一起来了。由于我们已经知道难民的米不够了，我要求他把我带到安全区总部，他同意了。在总部，一辆德国车送我去见索恩先生，他负责大米的分配。他许诺9时把大米送到学校。随后，我坐这辆车回宁海路5号。现在唯一能保护汽车的办法就是有外国人在场。在我走回学校的路上，许多父母亲和兄弟们一再请求我，要我把他们的女儿、姐妹带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一位母亲，她的女儿是中华中学的学生，她说，昨天她家被反复抢劫，她已无法保护自己的女儿了。
上午其余的时间，我都从校园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把一批批的日本人赶走。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在楼上538房间里，我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强奸一名姑娘。我的出现和我手上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在我内心深处，我真希望自己有力量把他们揍扁。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接着，我又被叫到西北宿舍，发现两个日本兵正在偷吃饼干。看到我时，他们匆忙离开了……——12月19日的日记里，魏特琳这样写。
日军进城以来，天天都在烧杀抢奸，尤其是一周以后，日军官兵主要犯罪集中在“找花姑娘”过程中的奸杀上。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保护妇女和孩子的主要“安全区”点，因此在一周之后仍有大量妇女拖儿带女地涌进这个校区。原本只准备接待200～1000名难民的校园，此刻的难民人数已达万人之上，几乎可以站立的地方都被人占满了，草坪上、道路上……凡是脚能踩着的地方，全被难民挤占了。程瑞芳带的团队是负责难民吃饭问题，一万人一天只吃碗粥，也得有十几只大锅才能满足，哪来那么多米粥，那么多锅？更何况，这些老百姓哪懂什么规矩，一听说有粥饭来了，就争抢着去盛上一碗两碗，结果许多人一天抢不上一碗粥，于是哭的闹的甚至还有抢的。“排队，排队的人才能有供应！”程瑞芳示意难民这样才能确保不乱，确保分配平均。
吃一顿兴许能对付一下。可吃一天、吃十天如何解决呀？魏特琳必须找拉贝主席去协商，结果是：拉贝主席说他那里还有多出十倍的难民也没有解决哪怕一天一碗的食品供应问题！
“难道只能让我们自行解决？”魏特琳真是急了。
拉贝耸耸肩，说：“或许还有一个办法……”
魏特琳忙问：“什么办法？”
“找日本人去要！”
魏特琳的眼珠子一下睁大了：“他们？他们会给难民们吃的？上帝，这不等于让羊去问狼你饿不饿一样吗？”
拉贝苦笑地说：“大概就是如此。”末后又说：“不过国际法规定：占领军有义务担当起难民和俘虏的基本生活保障。”
魏特琳摇头表示：“我想日本人才不会管这些呢！”
“办法还得自己想：一万多人的吃喝拉还有生病、生孩子都得要我们想办法。”魏特琳知道现在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团队。
然而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现在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妇女们最担心的就是生命得不到保护。日本人每天进来要“花姑娘”，不从者肯定是死亡，顺从者也有不少是去了回不来的。
“华小姐，快！快快！南山公寓那边又来了几个日本兵正在拉着几个妇女施野呢！”
“不得了啦！教师宿舍里怎么也跑进了几个鬼子呀！他们在屋子里就干了起来……”
“哎呀呀，华小姐你快去救救她们吧！日本兵又在干坏事了！”
20日一天里，魏特琳像一名四处灭火的消防员，不时被人一会儿拉到南山，一会儿又叫回中央楼……“滚！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日本兵！快滚！滚！”每一次魏特琳出面，起淫、动奸的日本兵只得被迫停止犯罪和收敛行为，他们又气又恼，却又不得不赶紧逃跑。日本兵不是怕魏特琳，而是怕她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是一个敢于去日本大使馆告状的美国人。也正是因为怕魏特琳的原因，所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四周成百上千的蠢蠢欲动、欲火难抑的日本官兵潜伏在那里，都在伺隙乘虚看着魏特琳不在现场的那一瞬，窜进校园，抓住“花姑娘”就施暴……
“只要我知道，我看见，我就决不会让这帮野兽糟蹋了我的姐妹们！”魏特琳紧握拳头，愤怒地发誓。这也让她每天24小时处在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之中。
“每天要处理和阻止多少起日军奸淫中国妇女的事？我自己也记不清了！”魏特琳对拉贝主席说，她希望他从其他安全区内调些志愿者“警察”过来帮助维持秩序。拉贝真帮了忙，并且同日本使馆方面交涉后，日方另增派了几个宪兵。哪知这些日本宪兵来后，不仅要吃要喝，而且还顺手牵羊多占“花姑娘”便宜！这让魏特琳更愤怒。“我们宁可自己维护秩序，也不要狼来看护羊群！”
软弱的“羊群”，自发组织起对抗的队伍，同残暴的恶狼斗争，谁胜谁负，似乎十分清楚，然而正是魏特琳的无畏、勇敢和智慧，把一群群贪食强淫的恶狼赶走和吓跑了。这也让“华小姐”的名声在日军占领后的南京城里一传百、百传千，“女人想活命，想不被日本人糟蹋，就找华小姐去”。在如此氛围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再度成为妇女和孩子们集结的地方——魏特琳“麾下”的难民人数激剧增至两万余人！
如何照顾和安置如此庞大数量的难民，魏特琳与她的团队超负荷地工作着，现在她们连“忙死、累死”这样的话都没时间顾得上说了。所有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工作20小时以上，剩下的4小时休息时间里，也会至少被打扰几次。而这并非是魏特琳她们所承担的全部责任。
12月24日那天，日军来了一位高级别的军官，还有一名使馆外交官及一名翻译，他们一起来找魏特琳，提出要让她配合从妇女中挑选100名妓女为日军“服务”。
魏特琳对如此赤裸裸地公开侵犯中国妇女人权的行为表示愤慨，她不同意日方的要求。
但来者不善，而且带着威胁的语气告诉她：“如果为日军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我们的这些士兵就可以减少到你们这儿骚扰。”言外之意是：如果不从，你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休想能安宁。
“妓女干她们的本行，这也无可非议嘛！”翻译悄悄跟魏特琳说。
“那也得她们自愿。”魏特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
“给你一个下午的时间考虑。”那位日军军官显得很傲慢和愤怒地甩下一句话，带人走了。
显然这是下的最后通牒。
这事让魏特琳犯大难了：同意吧，妓女们愿意吗？到日本兵那里，可不是闹着玩的，之前早听说也有妓女跟着日本兵走了，但回来的却很少，不是被他们奸死，就是被他们折腾半死后扔到一边杀死。谁还敢在日本兵那里“吃荤饭”？
与程瑞芳等商量的结果，认为只能试试而已。后来的结果，如张艺谋的电影里所描述的那样，有21名过去曾经当过职业妓女的妇女站了出来，她们站出来的行为，没有受到其他妇女们的歧视，恰恰相反倍受尊敬，因为她们每站出来一个，就救了另一个良家妇女。魏特琳感激她们。其他所有的难民也感激她们。
第一车被日军拉走的妓女们临走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难民们表示了对她们的敬意——起立目送。
还有79人怎么办呢？日本人会不会从其他妇女中挑呀？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程瑞芳很担心发生不测，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所有的难民都一下陷入了万分惊恐之中。
“只要我在，她们就是安全的！”就在这时，魏特琳站了出来，像女神一样。难民们尤其是那些良家妇女们向她投来无限信任和期待的目光。
“无论如何，华小姐你要救救我们啊！”妇女们依然心惊肉跳地担忧可能发生的可怕一幕。
“请大家相信我。”魏特琳安慰姐妹们。其实，魏特琳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她区区一个弱女子，能抵挡疯狂的已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日军？
接下去的每一分钟里，魏特琳觉得自己是被扔在火红的铁板上炙烤——她的神经和心脏绷得极度紧张。
果不其然。傍晚前，日军拉人的卡车又来了，说必须要把剩余的“名额”拉走。
“这是不可能的！”魏特琳坚决不同意。
“你敢违抗皇军的命令？”日军蛮横地用枪刺顶着魏特琳的鼻尖。
“不是我敢不敢违抗的问题，而是我们同你们的将军与外交官商定的事——我们只同意你们带走自愿去从事性服务的职业女性。现在这里已经没有这样的人了，我当然不能随意更改同你们长官达成的协议。”魏特琳义正词严道。
日本兵气得不知所措，只得空车而归。
“华小姐太伟大了！”“救命菩萨！”校园内顿时一片欢呼，妇女们围着魏特琳欢呼雀跃，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痛哭流涕，她们感激魏特琳救了她们，也救了她们的家庭。
战争时期被侵略者占领地区的女人，向来都会碰到格外多的麻烦事。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万余名难民中，不断传来一声声婴儿的啼哭——“今天又新生了两个孩子！”程瑞芳又来向魏特琳报告。程是唯一的护士，她主动承担了这些新生孩子的接生任务。在这乱成一团的难民营里，妇女生孩子是件最麻烦和头痛的事。
“一定要千方百计让孩子和母亲都健康地活下来！”魏特琳这样对程瑞芳说，“即使全校只有半碗粥了，也要留给产妇和婴儿喝……”
“我明白。”程瑞芳点点头，事实上她一直在这样做。
魏特琳一生没结婚，可她却有一颗天下最好的母亲之心。只要有空，她一定去看一看新生婴儿及产妇，让工作人员尽量照顾好她们。可惜条件太差，程瑞芳向她报告：十多天里出生婴儿10个，死了3个，另有5名有病的婴儿去世。
“上帝，求求您保佑我们的孩子吧！”魏特琳听后，心头无限悲痛。
现在又一个难题摆在魏特琳面前：越来越多的妇女向她反映她们的困境——如果她们和丈夫在家里待着，日本兵来时就用刺刀将丈夫逼走，她们便遭强奸；如果她们逃到校园来，丈夫留在家里，日军去后她们的丈夫就被当作中国军人抓走并杀害。
“华小姐，你救救我们！想想法子，我们不知怎么办呀！”可怜的妇女们跪在地上哭泣着、乞求着。
这可怎么办？魏特琳听后，感到有些绝望：留住这些妇女，她们的丈夫在家要被杀；让她们回家，等于送自己的姐妹去遭受日军的奸污，弄不好还会被残杀。怎么办？魏特琳觉得自己快被逼疯、逼死啦！
魏特琳快支撑不住了。就在这时，她再次闪出一个念头，尽管这个念头非常危险，但总比没有办法好吧！
这个办法是：魏特琳决定让有上述“两难”的妇女们报名，然后她拿着这些妇女及她们丈夫的名单，去日本大使馆找日方交涉。
“这成吗？”程瑞芳等表示极大怀疑。
“我们还有其他办法吗？”魏特琳反问。
大家都摇头。“那就只能去试试。”魏特琳说。
“这样太危险了。你已经许多次得罪日本人了，华小姐！”程瑞芳提醒道。
魏特琳轻轻一笑：“既然已经惹恼他们多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了。我不怕，因为我是美国人。”
到了日本使馆，当魏特琳代表她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部分女难民找到福田先生时，福田感到惊诧不已：“魏特琳小姐，你真是中国人所说的观音菩萨啊！”
魏特琳则摇头道：“不，我只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本能，帮助这些可怜的有家庭的妻子来保证她们的丈夫的安全而已。阁下，你也是一位有妻子的丈夫，我想你能理解这些身在难民营里的妇女们的那份担心吧！”
“我尽力而为。”面对这样一位坚韧不拔、无私为人的美国女人，福田先生只好这样答应。而这，也使近千名身处困境的妻子的丈夫免遭屠杀——当然仍然有部分妇女的丈夫因为被日军坚持认定为“中国士兵”而杀害。
难民营的问题越来越多，就在魏特琳为那些家有丈夫而身处“走留”两难困境的妻子们实现日方确认身份、争取保命的同时，又有更多的妇女向她提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现在不知在何方，她们急着想寻找丈夫和儿子的下落……“不找到他们，我们活着还有啥意思？”“不如死了算了！”“我的夫啊！”“我的儿啊！”校园里，不时传来一声声如此悲切和绝望的哭喊，让魏特琳心如刀绞。
“这事我们得管！”魏特琳忍不住了，她又要挺身而出。
“可华小姐，咱管得过来吗？这可是几百、几千人哪！”同事们一听就摇头，“现在校园内每天供一人一碗粥、一人一口水就忙死我们了，还要天天防着日本兵偷着来奸污——昨天你去国际委员会总部开会时，两个日本兵就跑到南山公寓楼拉出几位姑娘在走道里强奸了……我们顾不过来呀！”
魏特琳一边听着一边抿着嘴唇，最后说：“我明白大家说的都是事实。但你们想想：到我们学校来躲避的这些妇女和孩子们，她们多么无助，而我们的学校现在就像一座生命孤岛，靠难民们自己是无法做成一件事的，因为她们只要一出门，日本兵肯定不是弄死她们，就是十次、二十次地强奸和轮奸她们。这情形我们谁也不想看到，哪怕是有一个姐妹受这样的罪，我们都不允许。但你们再想：如果你们也不知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的死活，你们会着急吗？会千方百计出去找吗？我想肯定会。所以，将心比心，我们就应当为她们着想，至少力所能及地帮助她们找到丈夫或儿子的下落。难道不是这样吗？”
没有人再开口了。魏特琳便叫校工老王去统计要求寻找丈夫和儿子的妇女名单。第一批名单很快送到魏特琳的手上，560多名妇女提出这样的请求。
此时的南京城，仍然到处是日军在烧杀抢。为了掩盖其大屠杀的罪行，日本军方已经在组织各种力量对大屠杀现场进行“清理”。如果不在此时出去寻找，那么那些失去丈夫或儿子的妇女将永远不知其亲人的下落。然而要让这么多妇女上街满城寻找不知生死的丈夫或儿子，谈何容易！
日本兵让吗？即使让，一旦他们见到大街上突然出现这么多“花姑娘”会怎样？魏特琳再次陷入欲罢不能的处境。
再找日方？
“我的天哪！华小姐，这回我一定要劝你了，你无论如何不能再为这事去找日本人了。”程瑞芳等不让魏特琳行动。
“为什么？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魏特琳知道大家的好意，但她坦言问程瑞芳。
“我们也没有办法。可华小姐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这些人——不，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校园里的一万多名妇女和孩子怎么办？”程瑞芳真是急了。
“放心，日本人不会拿我怎么样的。”魏特琳似乎对自己的命运很有把握。
“如果万一呢？”程瑞芳坚持。
“我亲爱的程夫人，现在是战争时期，所有的万一都有可能。可我们不能因为‘万一’，而不去尝试一下吧？你也是有夫有子的女人，你很爱他们吧？我们的那些不知自己丈夫和儿子下落的女人们难道不也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帮她们呢？”
“我说不过你。可华小姐……”程瑞芳委屈地抹眼泪了。
魏特琳伸开双臂，将其紧紧拥抱，亲昵地说：“谢谢程夫人对我的爱。放心，我会注意保护自己的。”松手后，说：“我去日本使馆了，学校就交给你了！”
程瑞芳点点头：“早点回来。”
“嗯。”魏特琳挥挥手，消失在校门外的大街上。那大街上浓烟滚滚，鬼哭狼嚎……
在魏特琳的力争下，日方同意魏特琳她们自行组织帮助失散的妇女去寻找亲人，但提出条件：学校须派出人力去协助掩埋尸体。
只要是为受难的中国姐妹们做事，魏特琳就必须接受日方提出的任何条件甚至是苛刻与屈辱的。而这件事也让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目睹了日军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它们都记录在《魏特琳日记》之中：
你们曾经在南京住过的人永远也想象不出面前的街道是什么样子！那是我所看到的最悲惨的景象：公共汽车、小汽车翻倒在街上，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1937年12月21日《日记》）
日本使馆想把电厂修好，以便恢复供电。于是拉贝先生找了50名雇员，把他们带到电厂。当天下午，他们中的43人被日本兵枪杀了，理由是他们过去是政府雇员。（1937年12月22日《日记》）
住在我们东院的邻居孙说，昨晚有60~100人，大多数是年轻人，被日本人用卡车运到金陵寺南面的小山谷里，用机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拖入一间房子里，连同草房一起烧掉。（1937年12月23日《日记》）
下午4时30分，我去金陵大学。在这之前，有一批哭哭啼啼的妇女告诉我，她们听说日本人从难民中挑选出一些男子，如果没有人能够证明他们的身份，他们将被杀死。（1937年12月24日《日记》）
今天早上，我和一些在校园里出售热水的人一起出去，目的是帮他们弄一车煤。他们不敢单独外出，怕被抓或车子被抢。我站在煤店门前等着车子装完煤。这时过来一名妇女，她说她来自孝陵卫，在城外国家体育馆附近。她说孝陵卫被彻底烧毁了，先是中国军队烧了一部分，接着被日军彻底烧毁。她家10口人中仅剩下她和丈夫及一个孙子，她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一个儿媳及一个孙子都走散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儿。（1937年12月29日《日记》）
今晚，我们的信使魏对我详细讲述了他的经历：去年12月14日，他去国际委员会和鼓楼医院送信时，在鼓楼医院附近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一个用刺刀顶住他的腹部，另一个用枪顶着他的背。他当时佩戴的美国大使馆的袖标，被日本兵扯了下来。他被押到下关，以后在那里待了10天，每天为日本士兵挑抢来的赃物，然后把赃物装上卡车。他说，他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有士兵，也有平民，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的，到处都是尸体……后来他被押回城内继续干活。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每个水塘都满是人和动物的尸体……（1938年1月3日《日记》）
魏特琳肩负重任，到处在找受难姐妹们的亲人，但通常是没有什么结果。偶然也有喜事：比如早先在校门口寻找12岁女儿的那位母亲，意外地找到了女儿；一位哭得死去活来的妇女在另一个安全区找到了失散十几天的丈夫。然而多数妇女再也没有能与她们的亲人团聚……这便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结果与事实。
“继续找！只要有一线希望，就想法出去找！”魏特琳认为自己必须尽全部力量帮助失散的姐妹们寻找到自己的亲人。然而，每一次出去找人的时候，魏特琳的心灵都受到极大刺激——1月26日那天下午，她在一座废墟前见到一位熟识的妇女，那人问魏特琳知不知道杨家附近的山谷池塘里有大量尸体，并说愿意带魏特琳去看看。于是两人来到池塘前，魏特琳看到了这里的一切。她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写：
我们找到了那个池塘。池塘边有许多具焦黑的尸体，尸体中间还有两个煤油或者油罐。这些人的手被铁丝绑在身后。有多少具尸体？他们是不是先被机枪扫射，再遭焚烧？我不得而知。在西边小一些的池塘里还有20~40具烧焦的尸体。我看到这些人穿的是平民的鞋，而不是军人的鞋。山丘上到处都是尚未掩埋的尸体……
像魏特琳这样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是不会说谎的。我想今天的日本人应该相信这样一位基督教徒在70多年前记录下的南京大屠杀现场不会有假吧！
在帮助妇女们寻找丈夫或儿子期间，魏特琳依然是千万名妇女和孩子的守护神。有许多事连魏特琳自己都记不住了，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在为校园内的难民们挡风遮雨，甚至常常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女人。
程瑞芳与魏特琳在一起时间最长，并且也用日记形式记录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她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情况。我注意到程瑞芳的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魏特琳的文字。其中有几处程这样写：
今天日本兵又来了，有人立即叫我们过去。华小姐总是走在前面。她一出现，日本兵就拎起裤子跑了。
今日中午进来，有一姑娘在外面，日本兵把这姑娘抱到三百号后面竹子处，把姑娘的衣服脱了将要奸，华小姐赶到猛地叫了一声，那兵吓跑了。所幸快，那姑娘没有受害。那个地方顶不干净，尿屎都有，那个姑娘衣服上都是屎，这些日本兵还算是人吗？青天大白日，简直是畜生。
有人在大街上把我们叫住，说日本兵正在强奸他的女人，让我们救。华小姐一听就赶紧跑到小巷里，见几个日本兵正在一个院子里将女人按在地上……华小姐就上前阻止。日本兵很凶的样子，用枪杆撞华，示意她别多管闲事。华不从，大声与日本兵争执。日本兵显得很愤怒地停住了施暴，后来走了。但可以看出，他们很恨华。我劝华要小心，南京城这么大，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事。可她不听……
驻城的日军又出邪招——让难民们登记，说是要发“身份证”。
这是一个大阴谋：除了他们想更严厉地控制和镇压中国人外，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样的难民营里的妇女们则是日军借机寻找的猎物。
魏特琳与程瑞芳商量：要让这些美貌的妇女“有病”，“有病”后日本兵就再不敢碰她们了。
果真，第二天，日本兵又开着车来了，向魏特琳要人。
“她们病了，不能跟你们去。”魏特琳平静而耐心地跟日本兵说。
日本兵不信，抓来几个他们认识的美女，令她们脱裤子。看一眼后，日本兵大皱眉头：那些女人的阴部，又肿又黑，不堪入目。
强盗的欲望被迫遏制。
美女们感激涕零地围住魏特琳，连声“谢谢菩萨”！“谢谢华小姐”！
“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有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
这一段话是魏特琳于1940年3月2日写的日记，这已经是日军占领南京三年多后的时间，她的话，让我们再次见证了日军统治下的南京人民是生活在何等的水深火热之中！而在这三年多的艰难岁月里，魏特琳用她一个女人的纤弱身躯，为数以万计的中国妇女和孩子做了无数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28. 花落泥尘
1938年5月14日，这个日子对一般人来说没有意义，但对魏特琳来说却非常重要。如果这个日子再往后三年——三年后的这一天，是魏特琳告别人世之日。
人们无法想象：一个心地善良、充满热情、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洋溢着活力的人，仅隔三年时间，竟然对生命绝望而启动煤气阀门自尽……
魏特琳去世在自己的家中——美国伊利诺州的老家。她去世时身边没有人，她的葬礼连自己的弟弟也没有出席。如此一位被中国人称为“圣母”和“观音菩萨”的女神，为何走得这般凄凉与孤独？
我们后来知道，魏特琳患了严重的忧郁症。而我们更知道，魏特琳之所以患忧郁症，完全是因为在南京最后的三年里，她每天都要饱受来自日军的种种骚扰与残暴行为，同时要为数以万计的躲避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妇女和孩子的安全与生存操劳。
就在1938年5月14日的前一天，魏特琳正坐在办公室为她保护下来的孩子们安排初、高中秋季学期课程表时，一名姓姜的老太带着女儿来见她。老太告诉魏特琳，她有一个53岁的儿子，患肺病数年，有妻有儿；老太的另一个儿子33岁，在碾米厂开机器，每月挣50美元，这个儿子有妻子和4个孩子。全家9口人都靠这个33岁的儿子养着。去年底，全家逃往江北，用光了所有钱物，在走投无路时，遇上了日本兵，33岁的儿子被当作“中国军人”给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老太求魏特琳能够收留她全家，否则她全家人也将会死光。
魏特琳听后，心如刀绞，又无可奈何——因为这位老太和儿媳已经双双跪在她面前，求她给她们一家人一口饭吃。
刚刚安排好这一家8口人，又一个人前来向魏特琳报告，一位姓刘的老太家出事了。刘老太就住在三牌楼附近，有3个儿子和2个儿媳妇。4天前的晚上，2个日本兵推不开她家门便破窗而入。日本兵要她交出2个儿媳，刘老太拒绝，于是日本兵就在她脸上砍了2刀，随后又补1刀捅在胸口……后来这家2个儿媳妇被日本兵强奸了。
“她们现在想来您这儿避难，不知可否？”原来那人是帮助刘家打听情况来的。
魏特琳没有回答。人满为患的校园虽然不允许再多进一个人了，但魏特琳的良心告诉她无法拒绝。
三年后的5月14日是魏特琳去世的日子。
但在1938年的这一天，我们看到的魏特琳还是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女神。
“我们已经有250多个学生了！这样必须将她们分为6个班，下星期的这一天，孩子们就可以重新返回课堂了！我真为他们高兴！”这一天一早，魏特琳从床上坐起后便在桌子前伏案疾书——她在为孩子们分班，也在为他们安排配置老师。当程瑞芳带着自己的孙子来叫她一起去做礼拜时，魏特琳如此高兴地向自己的好友表达了心情。
8点刚过，她们做完礼拜回到学校时，魏特琳便发现她的“小卫士”胡利病倒了，不多时便断了气。“我的主，它多可怜呵！”魏特琳好伤心。这是她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失去的第三只心爱的小狗了。尤其是小胡利，它虽小，但懂事，每天蹲在门口，守护着魏特琳。遇上陌生人，它一定毫不客气地“汪”上几声，直到魏特琳提出“放行”或其他命令后才停止“战斗”。小胡利的死，让魏特琳发誓再不养狗了。
“它们跟了我没有好的命运。”她如此解释。难道冥冥中她在暗示什么？
魏特琳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内心的所思所想。人们只能看到她的行动——每天为她所收留的那些妇女和孩子们的命运奔波、操劳。
下面这些事都是她日记中零星记载的——
5月19日：今天我们救济了一个带着5个孩子的寡妇，我们给了她5美元现金，她要把两个大女儿暂时留在这里，而将那3个较小的孩子带在身边，她用这微薄的5美元试着去做某种小买卖。她那个负担全家生计的20岁的儿子被抓走了，可能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昨天，一个带着3个孩子的女人也领到了5美元，她丈夫在日本人进城时被杀害了，她也要努力开始新生活……程夫人和我商量，决定到9月1日为止，我们要尽力挑选出100名最需要帮助的妇女和姑娘，并为她们建一所手工学校。
5月23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我们举行了“难民所第三期培训班”的结业典礼，有353名学生出席。33个班都演示了所学的内容。没有分数，不考试，不发毕业证书，但展示了丰富的内容和真正的兴趣。她们唱了许多歌，中文班翻译了经典著作的部分选段，有些人讲故事，还有很多人背诵圣经的章节。一个大约9岁的小女孩生动地讲述了一个故事。她一直生病，不能参加排练，但她还是来了。家禽班已经准备了一段对话，展示了她们所学到的一些重要知识。我完全可以想象，当这些女人们老的时候，她们将会向孙辈们讲述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难民的这些日子。
5月24日：我们在宁海路5号召开了由难民所负责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的会议，重新尝试确定必须得到帮助才能重新开始生活的人的最低数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在有：无家可归且又失去父母的年轻女子32名，无家可归而又没有亲戚的年轻女子672名，无家可归且十分贫穷的年轻女子237名，无家可归的还住在危险地区的年轻妇女127名，无家可归的寡妇16名，还有跛子、盲人和无依无靠的7名。
5月25日：上午，我花了很长时间用于会见来访者。第一批是穷苦的妇女，其中1名妇女失去了3个儿子，另外2名妇女都失去了2个儿子。我确信，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无法像她们现在那样勇敢地面对生活。一名只有1美元做资本的妇女正试图做小生意。没有人能责备她们卖香烟甚至是卖鸦片，因为她们必须生活。我和米尔斯就如何处理这6个难民所关闭时约1000名穷困的难民，商议了很长时间。
5月28日：今天上午，我给3位非常穷困的女人每人发了6美元作为资本，她们有一个或几个儿子被抓走了，现在无依无靠。自从我第一次见到她们之后，她们一直在和自己家里的其他成员计划如何谋生，其中一个人打算去卖扇子、肥皂和蜡烛；另一个人和她女儿要开一家小洗衣店。她们对这一帮助万分感激，并且郑重地保证要将这笔基金作为资本。我用于这一目的的这一小笔钱，是美国的一群人募捐并通过辛普森小姐转来的。
5月31日：今晚6时，程夫人在南山公寓的阳台上，用野餐款待一直在四百号楼吃饭的全体人员。8时，玛丽加入了这群正在举行游戏晚会的人们。为了年轻人，我们必须保持正常的生活，但对我来说，当我不断地想起那些战场和今天正在遭受轰炸的城市时，我很难欢笑和开心。
…………
笔者所能看到的《魏特琳日记》的最后一篇内容是她准备离开南京回美国前的1940年4月14日这一天。这一天的日记里，魏特琳开头就这样写道：“我快要筋疲力尽了。以前，虽然工作进展缓慢，但还能有步骤地制定工作计划，而现在连这些也做不到了，双手也不听使唤。我希望能马上去休假，但是谁来为实验班的事操心呢？有时我想，最好停办实验班，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办一个更强调学生动手能力的班，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上哪儿去找教师呢？”
魏特琳太累了。她终于病倒了——每天睡不着觉，一说话就呕吐……她倒下了，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
1940年5月14日，在美国教会朋友的帮助下，魏特琳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离开中国南京时，程瑞芳和几百名曾经得到她救助的难民们自发地为她送行，为她在教堂里祈祷……
一遍又一遍地祈祷，一遍又一遍地为她祝福，就像为圣母玛利亚——
啊，圣母玛利亚
温柔的母亲
请你听一回少女恳求
在这荒凉的岩石上
我的控诉飞向你的身旁
我睡到明天早晨醒来
而人们仍然是这样残忍
啊，圣母请你将女儿指引
啊，母亲我是个可怜的人
圣洁的母亲
当我们在岩石上沉睡
有你来保护我们
硬的岩石也会变得柔软
在梦里我看见你微笑
我仿佛闻到玫瑰芳香
啊，圣母我要向你倾诉
我一片赤诚的少女的心
纯洁的母亲
世上的一切鬼怪妖魔
纷纷逃走无踪影
我们再也不会受到欺凌
因为你对我们最关心
我们都得到你的爱情
啊，圣母我虔诚的恳请
啊，母亲愿你永爱我们——
在中国人民和南京市民心目中，魏特琳就是这样一位美丽、仁慈和永爱我们的圣母。她的肉体虽然安放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密歇根州雪柏镇的一片草地里，可她的精神和灵魂则永远地留在东方古国——中国。
“假如我能再生一次，仍愿为中国人民服务。”这是魏特琳离开中国时说的一句话。她家乡的人将这句话浓缩成“金陵永生”四个字，镌刻在魏特琳的墓碑上。
华小姐——魏特琳——“观音菩萨”——金陵永生。这四个不同称呼，是南京人给予一位圣母般伟大女性的，而这样的称呼和评价，只有魏特琳才配得上。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恶行，成就了这样一位圣母。
她的离去，也让南京市民在清算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时多了一份血泪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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