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即使在今天的日本，真正敢于否认日本在二战时在中国和亚洲诸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并企图重新复活军国主义的也就那些个别的右翼执政者，比如像安倍晋三，他的身体里所流淌的本来就有二战“准战犯”的血。问题是像安倍晋三这样的领导人，他不仅自己是狂热的军国主义复辟者，更可怕的是他借“爱国”“强国”之名，将亿万日本国民拉回到二战前的军国主义旧轨道上，这才是最危险的。
国民是无辜的。然而当无辜的国民被右翼势力强拉到如二战那样的战争犯罪的轨道上时，国民也会变成当年屠杀南京市民的魔鬼，这是根本性的危险和错误，所以我们重新审视和认识日本侵华史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其意义便在于此。
中国人在不断重提南京大屠杀一事，是因为几十年来，日本没有对这场灭绝人性的事件真正认罪过，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和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不该缺少的是那份真正的认识与认知。
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不该缺少的是那份认罪态度和彻底告别战争的诚心。
中日之间的漫长而深刻的对立，既是对历史问题的分歧，更是对现实和未来的相互不信任，我们认为责任当然是在犯罪的日方。然而日本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尤其是近一二十年里，他们对中国一次次蓄意挑衅并否认其历史罪行的态度，不能不让世人感到严重担忧，这一点连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都很忧虑。因为其实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所以日本老兵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与忏悔，从另一方面更加证实了我们重新提及此事的意义所在。
曾根一夫，是一位于1915年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战时老兵，他1937年应征入伍，参加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当时是一名上等兵，直接参加了淞沪战役和南京大屠杀全过程，后来又在侵华的另外一些战场上作战过。曾根一夫对战争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忏悔，在笔者看来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是位具有深刻反省意识的日本人。他对战争和大屠杀的种种剖析式的反思，不仅对当今的日本全社会具有教育意义，而且对我们中国人认识日本这个国家和他们的军队及他们的士兵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73岁时，曾根一夫写了一本叫作《南京屠杀和战争》的书，于1988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这位日本老兵对日本为什么发动侵华战争和日本兵在中国特别是在南京进行屠杀、奸淫中国妇女等等罪行作了比较客观的自我剖析与反省，笔者认为值得尊重。因为曾根一夫说了很多人话，同时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鬼事。这是笔者在众多历史资料中，尤其是日本人写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文章中，所看到的最有价值的内容。
在日本投降之后，当时负责处理战败事务的日本政府的东久迩宫内阁在国际压力下，曾公开承认日本国对中国和亚洲诸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错误的，并使用了“一亿人的总忏悔”这样的词。由于当时日本国民反省了战争的犯罪行为，所以很多日本人也有一定的共识：其国家的罪恶也有全体国民的责任，因此大家必须一起来为战争的罪行进行忏悔。与此同时，在当时的日本民众中也掀起了一阵搞清战争真相的活动。这样一来，认为“战争是罪恶”的声音突然一度变得高涨起来。由于来自各种立场的人从各种角度对战争罪行进行阐明，于是侵略战争这一怪物的真面目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曾根一夫所言：一直被神秘面纱所笼罩的日本对华战争，一下在公众面前变得很丑陋。让日本国民从此认识到：本来以为是为了东亚和平的“圣战”，其实原来是一场以侵略为目的的罪恶之战。而日本之所以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其目的就是想将势力范围从狭窄的岛国扩展到广阔的大陆，即侵略他国领土。
“战争结束后，我从自主的立场上回顾了一下，发现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胜算的。”曾根一夫说，“战争期间，我们被‘打倒敌人’的口号所驱使，鲁莽地进行战斗，无暇去思考，但后来想想，这是一场欠考虑的战争。明明连中国这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战胜，却把同盟国这一世界上的强国集团作为对手而战……因为进行了这样的战争，所以败北是很正常的。”
在中国战场，战场上的日本军人有以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众多残暴行为。曾根一夫忏悔说：“我也奔赴了中国战场，并乘势乱来，做了残忍的事情。首先是杀了人。虽然作为士兵在战斗中杀人是没办法的事，但我毫无理由地杀害了平民。我还从当地居民那里掠夺了粮食和其他物品，发现女性后作为战利品强奸了她们，还放火烧了民房。作为人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应该做的。我有时会想起曾经做过的这些残忍的事情，并想，中国人那时受到的伤痛现在已经消失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渐渐明白了。”
曾根一夫的认识是正确的。有一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某一年吧，当时有一群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由中日友好团体组织访华，日本老兵走访中国的不少地方，其中也到了上海的吴淞一带。当这些日本老兵沿着当年战争时他们所走过的路线走访上海和南京等地时，途中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一群日本老兵在一个他们与中国军队曾激烈战斗的村庄“重游故地”时，当地好奇的中国百姓纷纷围拢过来，结果一听是噼里啪啦日本话后，有人连喊“东洋鬼子来了”！这让日本老兵极为吃惊和害怕，因为他们看到中国百姓中有一批与日本老兵年龄相仿的人用异常仇视的目光愤怒地盯着他们，就像当年中国的丈夫们听说自己的女人被日本兵强奸和霸占了一样做出憎恨与欲杀不能之状。
“老兵们看见这种情形时感到中国人受的伤痛还没有消失，并想起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惭愧得无地自容……我听到这些，心中的旧伤隐隐作痛。”曾根一夫以此例告诉他的日本同胞，“曾经有现代日本的政治家说过：‘就算战争中日军官兵做了过分的事，40年之后也过了时效了。中国把战时的事情拿出来对日本的行动说三道四属于内政干涉。’这肯定是错误的。”
曾根一夫认为，中国的“领土被日本军队蹂躏，很多人被屠杀，东西被掠夺，房屋被烧毁，妇女被强奸，遭受了以上种种巨大伤害的中国人民的伤痛是不容易消失的。日本人必须铭记，他们到现在还怀有怨恨。持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人，很多去过中国战场的人都这么认为”。他以自己亲身的参战经历告诉世人：“在去过中国战场的人当中，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断言‘我完全没做坏事’，如果有的话，那是在说谎。即使没有干屠杀、掠夺、放火、强奸等穷凶极恶的事情，应该也干过偷田里的蔬菜和家畜之类的事。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官兵的罪行就是如此之多。”
1987年6月20日，在日本《朝日新闻》的“战争”主题访谈中，有一位与曾根一夫经历相似的日本老兵也曾经对自己为什么敢于面对世人承认自己参加侵华战争时所犯的罪行，以掏心窝的语气，说了如下的“重话”：“苦闷于所犯罪行的重大，鞭策上了年纪的自己，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但是只能哀叹自己有气无力。……如果有人断言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就是衣冠禽兽……即使老伤疤里有污血涌出，我也要揭露可怕的恶魔的真面目，并祈祷尽早有更多的人下定不战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曾经在彼此的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出现了少有的友好与和睦，也正是这种和睦，使得一些曾经在当年侵华战争中受过巨大心灵创伤的日本老兵和反战人士纷纷起来讨伐战争。“因为他们透彻骨髓地知道战争的全部。”曾根一夫这样认为，“日本的国民中最憎恨战争的是曾经在军队的底层经历过战斗的下级官兵，这么说也不为过。”他进而指出：“处于战场底层的下级官兵就是这么讨厌战争，他们已经受够了。”
关于战争的罪恶和可怕，曾根一夫自己说，他在各种场合都听过不同立场的人说起过，而关于战争给予别国人民所带去的罪恶，作为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他毫无疑问是最有亲身感受的。“去过中国战场的人会举出杀戮、掠夺、放火、强奸等事情。可怕的则是在炮击、机关枪和步枪子弹横飞的环境中战斗的恐怖感。我作为士兵在战争期间可以说罪恶的事情全都干过，也知道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回到国内以后，怯于美军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的威力，有了不亚于战场的可怕体验。战争所带来的恐惧除了原子弹爆炸以外，我全部体验过。但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对于中国人的残忍行为。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漠了，但罪恶感则一直留在心底。因此，我觉得这是战争真正可怕之处。”
晚年时的曾根一夫，对“战争犯罪”这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认识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并且不再像一些日本人那样遮遮掩掩。他剖析道：“我奔赴战场的时候是一个23岁的单纯青年，犯法的事情一次也没干过，性格比一般人还要胆小，杀个虫子都很难。这样的我当兵到了战场上之后，变得可以满不在乎地杀人了。干了在国内需要蹲好几年牢的坏事，却不觉得这是罪过。这不仅是我一个人，去过战场的人都大同小异。”
这位曾经的“鬼子”，他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比起在战场上官兵面临的危险来，战争的可怕更体现在单纯的年轻人在战争中趋于疯狂，做出残暴的事情这点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拿出勇气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和现代人一起反省过去的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了日本国投降的诏书，当时在战场上的曾根一夫与其他侵华日军的将士一样，当他们听到天皇的“诏书”内容后，第一个直接的反应是：为战争结束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那天也在沿岸防卫队听了天皇的广播。也许是因为把灵敏度不高的收音机音量开得太大，所以杂音很厉害，没怎么听清楚，但当判断出是战争结束了之后，我想：‘太好了，这下战争结束了！’……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国民即使没有人教，但每个人都会自发地说：‘受够战争了，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必须让孙子和曾孙都知道这件事。’并倡导今后不再有战争。”
日本在二战投降后，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是在日本国内民众中，普遍也都有了憎恨战争的反省，而且形成了在社会里厌恶战争的风气，那些曾经被当成活神仙崇拜的特攻队员也成为“落魄特攻队”。1946年，日本国正式制定了《和平宪法》，宣布日本永远放弃战争，并且不能拥有军队。
大和民族因此也进入了反战的和平重建岁月。然而随着远离战争的时间变长，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渐渐抬头。又过了10年、20年，战败时憎恨战争的国民心理又开始淡薄起来。如今不时出现一些颂扬战争的人，尤其是某些本来就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想方设法开始企图掩盖其在侵略战场中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断公开地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文部省对教科书的修改——“侵略”改为“进入”等等由此成为一种新的军国主义复活的趋势。
为何如此，曾根一夫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掌权的人凭借这些法律随心所欲地操纵国民。这些法律的力量强大到让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士兵因为有《兵役法》等而另当别论，对一般人来说，如果国家觉得进行战争是必要的，可以根据法律强制征发人、物资和土地、建筑物。不管国民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法拒绝，而且连申辩都不允许。这些法律剥夺了国民生存、知情、收听、说话等所有的权利。”
据说，日本国内有为数不少的人在曾根一夫出版《南京屠杀和战争》一书后，攻击他是“胡说八道”，或称内容是“虚构”的。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曾劝笔者“慎用”这类材料。对此，笔者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我相信曾根一夫是个有悔悟的日本老兵，这比起那些在中国和亚洲土地上犯下大罪又不愿或不敢承认和忏悔的“鬼子”来说，不知好多少倍！其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单靠“编”是编不出那些血淋淋的现场犯罪事实的。相反，掩盖罪行的人才是真正地在虚构历史，在胡说八道，在有意睁眼说瞎话。今天日本人中说中国“编造”南京大屠杀的人还少吗？
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不怀好意地颠倒和篡改历史事实才是最可憎、可恶的。在曾根一夫等广大日本国民看来，这好比“曾经有一个捕鱼的人和船一起被征发，并被派去太平洋上进行监视活动。他乘着树叶一样的小船，来到美军潜艇乱窜的大洋上进行监视。这就等于成了舰载飞机的攻击目标，和去死没什么两样。法律可以强制一个普通的渔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同样饱受战争之苦的像曾根一夫这样的人终于忍受不了被少数掌握国家机器的军国主义者“强奸”的耻辱，尤其是一部所谓的《国家秘密法》的出台，让曾根一夫这些经历过战争前后日本国情变化的老兵，不由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黑暗一幕——“现在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和平最安全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危险的《国家秘密法》呢？国民们满足于和平自由的生活，并希望它永远持续下去，但国家高层为什么要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呢？难道他们想再次走上危险的道路吗？”
曾根一夫的想法，绝非是杞人忧天。再看一看又过了一二十年的今日之日本现状，难道不是曾根一夫等那些讨厌战争的日本国民所担忧的吗？
从根子上认识和反思战争，才能对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恶之源进行彻底的清算。曾根一夫为此做了如下的大屠杀反思——他说他的这种心灵忏悔式的“坦白”有时在回忆起战争期间干过的坏事时“很羞愧”，但说出来后又“异常解脱”。这是一个受过战争之伤又彻底厌恶战争的“鬼子”所说的人话，我们对此表示敬意。
下面是侵华老兵曾根一夫晚年时的“心灵独白”（小标题是笔者加的）——
34. “小鬼子”是这样炼成的
我在支那事变（即1937年淞沪战役）前就被应征入伍，从20岁到30岁多一点这段时间都耗费在了战场上。我到了战场之后作为一线人员在最前线进行战斗。
最前线士兵的任务就是直接和敌人战斗并获胜。因为要做胜利之军必须不断积累战斗经验，所以最前线的官兵作为一线人员，专门活动在战场上。虽然作为一线人员的官兵有相应的优越感，但也有很多讨厌的事情。
首先是杀人。因为是战场上的士兵，所以在战斗中杀人是没办法的事，但有时会杀一些无辜的平民。不仅如此，还干了掠夺、放火、强奸等作为人类来说不应该干的事情。当我回到正常的社会后，曾感叹自己居然能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来。
我有时会想，如果我早或晚15年出生的话，就可以不用在战场上干残忍的事情了。虽然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了，但对我来说战场就是如此的令人讨厌。
……
（体检完成后，曾根一夫便被指定到日军的联队，从这一天起，他开始了大约两年的现役军人生涯——而且都是在侵华的战场上的“鬼子”生涯。）
从这时开始就是士兵了。我对未知的世界怀着不安和担心进入了军营，军队比我想象的还要严格。我们入营的第二天就在中队礼堂集合，中队长对我们进行了关于今后军队生活的训话。训话中说道：“日本的军队是靠上下级之间的爱和信赖联系在一起的。上官怜部下如子，部下敬上官如父。要知道你们被编入的中队是军人的家庭，要把中队长当成父亲。班长是母亲。先入伍的二年兵是会和蔼地指导你们日常起居的兄长。”
（所谓的“二年兵”用中国话说，便是入伍第二年的老兵。）
我在入伍前曾听当过兵的人说过军队的生活，所以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松了一口气。然而进入军队实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中队长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中队长因为身处高位，所以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始终接触的内务班长和二年兵就像是可怕的魔鬼。刚入营的初年兵就像被魔鬼驱使的奴隶一样。
二年兵和初年兵虽然都是通过征兵而入伍的，身份一样，但上下的差别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初年兵就像二年兵的仆人一样，二年兵的武器检修、衣服的洗涤和鞋子的擦拭等，这些事都由初年兵做。因为这些事情只能在日课（军队中白天的军事训练和授课）以外的时间做，所以初年兵每天都很忙。
初年兵一天的生活是从起床号开始的。起床的同时要整理床铺，把毛毯叠好，然后快速跑步去清晨点名场。因为是按到达的顺序排队，所以是一场竞争。清晨点名结束后，初年兵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去参加刺刀术的晨练……
因为早饭前后要做这么多事，所以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在事情还没做完的情况下迎来日课的召集准备。一旦发出了召集准备，按规定就必须停下所有的事情，等待召集。如果那时还在手忙脚乱的话，值班的下士官会巡回过来怒吼道：“喂！不知道召集准备是什么意思吗？你这个笨蛋！”然后用木头枪敲打。
一旦进行召集，士兵的本业——军事训练就开始了。原本军队教育就很严格，我们入伍的时候正好受到满洲事变的影响，军队的教育方针是建成一支能够适应实战的军队，所以特别严格。因为上层人士的教育方针是“像敲打并锻造铁一样，士兵也要敲打并锻炼”，所以下层的军官也遵照该方针进行教育。
直接进行士兵教育的下级军官用“与其用语言教，不如敲打进身体”这样的话来激励作为助教的下士官和作为助手的上等兵，所以初年兵很辛苦。
因为对初年兵进行实战技术辅导的助教、助手是根据上述宗旨来进行指导的，所以比起语言来暴力先行。初年兵在军训中一旦动作没做好，他们就会怒吼：“喂！不会按照我教的做吗？”同时施以拳脚。
教训过之后他们会说：“怎么样，疼吧？”因为是尽全力殴打的，所以肯定是疼的，于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疼。”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这样就疼了？”又是一顿敲打。下次硬撑着说“不疼”，他们又会说：“什么？不疼？”然后就一阵脚踢。
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会找碴打个痛快，所以除了让他们打个尽兴以外别无他法。士兵中位于最底层的初年兵只能是对方说什么都对。
在军训中被严酷地训练，筋疲力尽地结束上午的日课后，回到班内来不及歇口气就要开始准备午饭了。吃完午饭也和上午一样，饭后整理、打扫，像小白鼠一样运动着。
下午的日课召集一开始，又要去军营广场和练兵场等地进行军训。
到了傍晚，军训结束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擦鞋，当然还必须准备晚饭。晚饭在家里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但初年兵是没有时间去品味饭菜的。在饭盒里的饭上浇上豆酱汤，然后就只是嚼。如果慢慢地咀嚼品味的话，二年兵就会瞪着你，那样子就好像要说“你这家伙，太松懈了”！
晚饭后到晚间点名这段时间必须进行班内的清扫，步枪和刺刀等兵器的检修。如果稍微浪费了点时间的话，仅仅做这些事都来不及。
衣服都是晚间点名结束后等熄灯了再洗。如果像现在这样用洗衣机洗就太简单了，那时是用手洗的。熄灯后在室外的洗衣处，在小雪纷飞的环境中洗衣服，自来水仿佛要把手冻住，很疼。 洗衣结束后一天的事情就干完了，终于可以睡到床上去了。
“五尺的床铺加草垫，这就是我们做梦的地方。”正如军歌里唱的那样，这张床对初年兵来说是无上的乐园。想念家乡和流泪也在这个时候。
以上就是初年兵在受教育期间的一天。这在一般的社会中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军队里如果你说做不到的话，会受到暴力惩罚。
军队中长官和上级对下级加以暴力惩罚的事到了战后，在电影和电视中被表现出来，成了众所周知的事。以军队为主题的故事片中可以说必定会出现上官用暴力虐待下级士兵的场面。
有人说这是“为了宣传旧军队的罪恶而故意捏造出来给人看的”，但绝对不是如此。虽然根据年代和时期的不同而多少有点差异，但日本军队的暴力惩罚自从明治时建军以来，一直延续不断。
有过军营生活经历的人会有很多无法忘怀的回忆。虽然回忆的事情因人而异，但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同样都受到过暴力惩罚。有过部队经历的人中有人会说：“进入军队的第一年会毫无理由地被乱打一顿。在部队中生活过的人不管是谁肯定都经历过。即使没有打过人，也不会没被打过。如果有人说一次也没被打过，那是在说谎。”
我也可以肯定这点。日本军队中的暴力惩罚就是这么多。
暴力惩罚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最多的是打脸，军队用语叫做“扇耳光”。“扇耳光”的方法有：用手掌打、用拳头打、用拖鞋皮带等皮革类制品打等等。因为是一个年轻男子用力打的，就算是用手掌打也很疼，如果用皮革制品打的话，一击之下疼得几乎站都站不住。到了第二天早上，脸就肿成了暗紫色，样子像个妖怪。这样一来不仅是外表，嘴里也肿了，连咀嚼食物都不行，真的是脸都变形了。虽然受到了那么残忍的暴力惩罚，但是去医务室治疗的时候却说谎道：“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受伤了。”
因为如果如实地说“被打了”的话，打人者就会受到处罚，作为报复，他会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军医虽然知道这是暴力惩罚的结果，但都默不作声。军队里暴力惩罚的结果只能是被打者吃亏，然后哭着入睡。我当然也被扇过耳光。
那时在军队里有这样的传言：“初年兵入营后的最初五天是客人，接下来的五天是寄人篱下，过了十天就要被打耳光了。”说是传言有点夸张，但这是二年兵对待初年兵的规则。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最初对他们好点。过五天左右就不要给他们好脸色看。过了十天就可以严酷对待他们了”。
我挨耳光也是入伍十天左右的时候。在我入伍前就听说过，知道军队里有暴力惩罚这回事，但那时的想法还比较天真，认为“再怎么样也是军队，不会乱拳殴打没有过错的人吧”。
那天晚上晚间点名结束后，前任上等兵宣布解散，我正想着“今天好像也平安结束了”，然后松了口气，这时一个二年兵走过来说：“初年兵们，等等。”暂停了解散。
那个二年兵在所有二年兵中是最低劣的那种人。他很了不起似的让全体初年兵排成一横排，然后站在队列前说：“我说初年兵们，知道你们入伍多少天了吗？你们准备当客人当到什么时候啊？军队可是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服穿，还给你们发薪俸的啊。你们可不能一直这么不知好歹。我来给你们鼓鼓劲。大家都咬紧牙关！戴眼镜的把眼镜摘掉！”
要我们咬紧牙关是为了打脸颊之后不至于让口腔内部受伤，让把眼镜摘掉是为了防止镜片被打碎。这样一来就是被扇耳光的前兆了。我心想“终于要被扇耳光了”，并以直立的姿势站着，从右边开始响起了拳头打在肉上的啪啪声。那声音很刺耳，让人很难过，感觉就好像是打在自己身上。正这么想着的时候，轮到我挨打了。在脸颊被打的“啪”的声音响起的同时，眼里金星乱冒，仿佛被烧灼的疼痛直冲脑门，让人头晕目眩。即便如此，我还是勉强用力站稳了没倒下。
此前我一直在想“岂能因为这点事就气馁”而努力让自己振作，但一想到“终于结束了”，热泪就突然涌了出来。那眼泪一直到就寝都没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后来想来，是因为毫无理由就被打的委屈。
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挨耳光。就像这样，在军队的集体生活中，即使自己没有过错也会被打。此后也经常会有因为一名初年兵闯了祸而导致全体初年兵附上连带责任而被扇耳光的事发生。军队里把这叫做“总耳光”。
士兵之间除了这种靠暴力进行肉体上的伤害之外，还有给初年兵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的私刑，它是以一种对于施刑者来说嗜虐成性的方式进行的。私刑的做法根据兵种差异多少有点不同，但各个联队都大同小异。其中最常用的是“举枪”。当时部队用的步枪上刻有十六瓣菊花的徽章，被看成是天皇陛下赐予的。所以大家都很珍惜，晚间点名结束后要对检修情况进行检查。该私刑的对象就是检查时发现的那些检修不力的人。其做法是让在步枪的检修检查中被评为不良的人举起枪，并对着步枪道歉说：“我向三八式步枪大人道歉。陆军步兵二等兵某某因为偷懒没有做好步枪大人的检修工作，受到了二年兵大人的训斥。以后，不仅是在现役中，而且到了预备役和后备役都不会再偷懒。谨此发誓，请您原谅。”
如果这样就完了也没什么，但对于被迫举枪道歉的初年兵来说，接下来的事才叫痛苦。在步枪说出原谅之前，无论多少小时都要举着枪，不能改变姿势。但就算是道一百万次歉，不会说话的步枪也不可能说出“原谅你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步枪越来越重，举枪的手臂开始累了。举了一个小时以后，手臂就麻木得没有感觉了。即使如此也不允许把枪放下来。
光是这样肉体上就已经很痛苦了，再加上精神上的痛苦，让一个大男人觉得想哭。这样折磨之后，在放了他之前，还要扇一记几乎使脸扭曲的耳光。
对于检修步枪不力的人所处的私刑还有一种叫做“喂，哥哥”。其方法是把位于班内和中央走廊交界处的枪架当成妓院的窗格，把往来于走廊的其他班的士兵当成来来往往的客人，让检修不力的人模仿拉客的妓女边说“喂，哥哥，过来嘛”，边招徕客人。
因为往来的士兵知道这种私刑，所以不管对方怎么叫都不会有人过来。受刑者没办法只好出去拉人，这时过路人怒吼一声“开什么玩笑”，一巴掌打过来后就扬长而去。于是行刑的二年兵就会骂道“让贵客跑掉了”。行刑的二年兵只是半开玩笑，而受刑的初年兵却是很认真的。一个大男人被迫做了这种无聊的事情，所以懊悔也好，可耻也罢，最后会泣不成声。
像性质恶劣的游戏一样的私刑另外还有几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赛自行车”和“黄莺渡谷”。所谓“赛自行车”，就是让受刑者来到班内并排摆放的床铺之间，用双手支撑身体，然后两脚在空中转动，做出蹬自行车的动作。
虽然所做动作不难，但却是相当耗费体力的私刑。开始不到五分钟，手臂就会因为承受体重而很累，几乎不能忍受，脚的转动也会随之减慢，然后旁观的二年兵就会骂道“不许趴下。到上坡了，喂，好好踏车”，并嘲笑之。长时间做这种动作之后，即使是在冬天的寒夜，也会汗流浃背。不管体力多好的人都会叫苦不迭。
“黄莺渡谷”和“赛自行车”一样，也是利用床进行的。让受刑者趴到班内排列着的数十张床下面，每爬过一张床就抬起头来模仿黄莺的叫声。二年兵们这时就打趣他说：“喂，叫得好听点嘛。今年的黄莺叫声很难听啊。”“再叫得好听点给我们听听嘛。难道觉得无聊做不到吗？”
这种私刑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但是精神上却都很难受。不知道这么无聊的事情是谁想出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私刑。要是一一列举的话就没个完了，下面举最后一个据说在每个联队都上演过的“各班巡回”的例子。
这种私刑是用来惩罚擦鞋检查中被评为不良的人的。军队中规定，白天穿过的鞋子到了晚上必须把泥土和灰尘擦干净，再涂上保养油。擦鞋的检查在晚间点名后进行，如果马虎应付的话就会不合格。对于不合格的人施以的私刑就是“各班巡回”。
其做法是把检查中被评为不良的鞋用鞋带挂在脖子上，模仿狗的样子用四肢在走廊里爬行，把中队里的各班都转一遍，在各班门口停下来先“汪、汪”地学狗叫，然后再广而告之“陆军某部二等兵某某偷懒没有好好擦鞋，受到了二年兵大人的训斥。谨此报告”。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还好，但是在所去过的各班总有坏心眼的人在等待着。那些坏心眼的家伙就像是找到了耍弄的对象，责难道：“你这家伙，说什么没好好擦鞋？竟然还有脸来别的班。是不是饭吃多了，烟抽得烟油都快从屁眼里流出来了，所以没空擦鞋啊？或者是觉得无聊，不想擦鞋吧。如果你有那种混账想法的话，我来再敲打敲打你，让你学会擦鞋。”然后打耳光打得对方摇摇晃晃。这不仅是一个班，去哪个班都一样，所以等转完中队所有的班回来的时候，流出的鼻血把整个脸都染红了，容貌都看不清了。
以上所讲的不是特别的事情，而是军队里普遍存在的暴力惩罚。
35. 士兵——肉体武器
（曾根一夫当兵之前所接受的对自己国家的军队的认识，只有一个，即日本的军队是天皇陛下亲自统率的，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皇军，但为什么会进行野蛮的暴力惩罚呢？后来他才明白。）
其源头是明治初期建军的时候，军官中有很多武士出身的人，为了锻炼应征进入军队的农民兵和市民士兵而使用了暴力。听说自那以来这就成了惯例，像传达事项一样，一直延续到了昭和时期。这可能不是使用暴力的全部理由，但这里仅作为理由之一列出来。
以前的明治、大正时期我不知道，但在我当兵的时候，使用暴力被认为是培养勇猛士兵的手段。我们这些作为士兵的人不认为自己是靠暴力成为了勇猛的士兵，但高层的领导们好像觉得士兵是要靠敲打才会变坚强的。把野蛮说成性格粗野，把性格粗野作为尚武精神，当成了教育士兵的基础。为了锻炼士兵而使用暴力好像就源于此。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我退伍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受了县知事的委托而担任了青年学校的教员。该校军事教育的成果每年要接受一次联队司令部军官的检阅。有一次作为检阅军官的少佐评价学生军训的成果时说：“青年学校的军训从表面上来看有进步，但是内在气概还不行。你们所进行的军训只不过是在模仿军队，简直就是军队游戏。要想同时掌握技术和军人精神，必须要和军队做同样的事情。”这名少佐想说的是，不像军队那样进行彻底而严格的训练是不行的。
后来少佐和我进行了谈话，关于军队教育，他说了下面这番话：“青年学校军事教育的目的是获得军队的预备知识，所以要求他们具有军人精神是不可能的。学校教育中只要表演有进步就行了，但军队教育必须要把普通人培养成军队所期望的士兵。为此需要暴力手段。”下面要讲的是以该少佐的话为主旨，我自己进行了加工润色的东西。所谓军队所期望的士兵，大体来讲有三个条件。第一，因为军队本来的任务在于战斗，所以必须掌握比交战国军队更好的战斗技能。第二，要培养不管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也要克服它并一定要获胜的信念。第三，要做绝对服从长官命令的士兵。以上三点是军队所期望的士兵的绝对条件。第一点和第二点靠军训和演习来练就，关于第三点，主要是在内务教育期间使其牢记。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服从问题，因为在养成服从习惯期间使用暴力最多。
军队所要求的服从，与其用“服从”这个词，也许不如说“盲从”更合适。位于军队底层的士兵严格按照长官的命令行动，被命令“向右转”时就转向右边，听到“前进”的号令就向前进，听到“停”时就停下来。只要这样做就行了。一味盲从长官的命令，专心做上面吩咐的事的人被看成是好兵。
“为了什么目的而前进呢？”“为什么必须停下来呢？”想要知道这些理由的人不是军队所期望的好兵。
先说点后话，当战争开始时前往战场的下级官兵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就参加了战斗。之所以能够像机器人那样忠实按照上司的命令“去！前进！战斗！”而行动，在看不到战争何时结束的情况下在战场上忍受了长达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他们被培养成了军队要求的盲从的士兵。
下面回到原来的话题。要求征兵检查中获得甲种合格的人作为现役兵服役一定的时间，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军队所期望的士兵。
被大家称为士兵的人因为是通过征兵检查在全体国民中征召的，所以入伍之前在地方上从事各种职业。国家和地方公务员、一般的工薪阶层、农夫渔夫、工商业者、演艺界人士、打短工者等，职业多种多样。
根据在地方上职业和成长环境的不同，贫富差异非常大，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也极大，上至读过最高学府大学的人，下至义务教育都没有修完的人。各人的差异不仅如此，性格也是各不相同。其中有极端的叛逆者、思想上的左倾者、性格极其乖僻者等不容于军队的人。
就像这样，军队集中了有教养的人、没受过教育的人、性格健康或扭曲的人、温顺和不温顺的人等等各不相同、千姿百态的人。把这些人一律培养成军队要求的士兵就是军队的工作。
要做到这点，首先第一阶段，把入伍的全体初年兵一律降到最低水准，使大家整齐划一。为此必须剥夺各人在社会上所获得的教养、人格等。与此相反，对于达不到一定水准和没有干劲的人，则采取将其拔高的做法。为此使用暴力是最有效的。
初年兵一入伍，就被分配到各内务班，在内务班长手下和二年兵一起进行日常起居活动。这个内务班就是让初年兵整齐划一地达到某一水准的车间。内部班长和二年兵瞪大眼睛监视着初年兵的日常态度，并进行督导。对以学历为傲而摆架子的人，他们说：“士兵不需要过多的学问。你这家伙，狂什么狂！”然后使用暴力进行压制。看见叛逆者就施以暴力彻底打击之。对于那些落后的人则用暴力将其往上赶。这种暴力就是前面讲到的二年兵进行的暴力惩罚、私刑。军官们将其作为士兵间的私人惩罚，虽然表面上禁止，但暗地里是加以利用的。他们认为作为培养军队要求的士兵的一种手段，这是必要的。
入伍之后，不管是谁在第一年都会作为初年兵受到暴力惩罚，到了第二年则对下一批初年兵施加暴力惩罚。这作为每年的惯例在士兵间进行。看上去好像是单纯的报复，但在培养军队期望的士兵这点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这很残酷，但进入军队组织内部后就只有服从。下层士兵不管多么懊恼，多么不满，都不能反抗。如果反抗长官和上级的话，有时会被判抗命罪而受到处罚。如果那样的话就是一次很大的事故。士兵入伍时被很多人欢送，并在大家面前豪言说“一心一意勤勉于军务，出色地工作”。既然说了这种话，就必须平安无事地期满退伍。为此只有成为糊涂兵。所以大部分人在现役期间都会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而考虑处世方法，不管遭遇了多么委屈的事，都认为最好还是忍气吞声、不露锋芒。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士兵就和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一样，在长官的操纵下行动了。在此基础上如果学会了战斗技能并具有了军人精神的话，就成长为军队所期望的士兵了。
锻炼士兵的军营就是把普通人改造成为战争武器的肉体武器制造厂。花两年时间进行制造，一般的成品定为一等品（一等兵），比一般的要好的成品定为上等品（上等兵）。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士兵的等级。
我当兵的时候，士兵分为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三个级别。在支那事变过程中制定了伍长这一级别，位于上等兵之上，在这里略去不谈。我们那时候一入伍就全被定为二等兵。其后从成绩好的人开始依次选拔，升为一等兵，一年之内大部分都成为了一等兵。其中成绩特别优秀的人升为上等兵。因为上等兵是士兵的最高级别，所以士兵中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能成为上等兵。不光要成绩优秀，还必须操守坚定，其日常态度也是士兵们的模范。因此，当时成为上等兵是件光荣的事。因为不管哪个士兵都想升到上等兵这个级别，所以对于领导层来说，这是一个驯服士兵的诱饵。作为士兵来说，之所以能够在初年兵期间忍受屈辱，也是因为有想被选拔为上等兵的欲望。大部分士兵都能忍受初年兵期间的痛苦，但其中也有忍受不了而开小差和自杀的人。有一个和我一起入伍并被分入同一中队的初年兵，因为无法忍受暴力惩罚的痛苦而开小差，然后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最后自杀了。在此暂且称他为A。
A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头脑聪明，而且态度认真，所以被认为是初年兵里的尖子。长官对他的印象也不错，这样下去就可以成为干部候补生，被任命为预备役少尉。虽然说不上是缺点，但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所以说话的态度和一般士兵有点不一样。一般来说这在社会上没什么问题，但在军队中却被没学问的二年兵所厌恶。仅仅因为这点，A就被一部分二年兵所憎恨，不管做什么都会被说成“狂妄”，挨的耳光是一般初年兵的好几倍。如果是像杂草般长大的人的话还能忍受，但是A因为成长环境比较好，所以有点懦弱，于是无法忍受而决定开小差。即使是像A这样的知识分子，想法也太过天真。虽然在熄灯后成功逃出了军营，但在他要去的各个地方都布有宪兵和警察的网，无处可逃。好不容易从网眼中逃了出来，来到了老家的村庄附近，但那里有一层更严密的网在等着他。于是A明白了即使逃了出来，在整个日本也没有他能够安居的地方了，然后就在海边渔夫住的小屋里上吊自杀了，以死来逃避。在被发现后，他的尸体被运回了军营，一直到化为白骨之后才交到他家属手里。那时我看到了来接收遗骨的他父亲的身影，知道了军队的无情。A即使化为了白骨，开小差自杀的罪名也没有消失。他父亲就好像背负着那罪名一样耷拉着肩膀远去的情景，让人感到格外凄惨……
36. 杀中国人的“快感”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作为现役兵入伍了。
得知事变发生时，我们正在爱知县丰桥市外的高师原演习场进行夜间演习。那时我正在离东海道线二川站较近的岩屋观音附近露营，等待着第二天早上拂晓战的开始。
看着奔驰的夜行列车的窗口亮着灯，我想“再忍一阵子就可以退伍了。到了那时，就可以坐着那火车回家了。好想早点回到地方上，成为自由之身啊”，并感到很伤感。这时，前往中队本部进行联络的士兵回来了，并带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他说：“据车站前面的杂货店老板说，日中两军在北京附近发生了武装冲突，现在仍在交战中。”
日中两军正在交战这一消息对士兵来说是很感兴趣的，但那时我没觉得是什么重大事件。只不过是想，“充其量不过是以清国奴为对手的小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一阵子就解决了”。
不仅是我，那个时候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战场。我们觉得“就算战斗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满洲有很多关东军的精锐，所以国内的军队大概没有必要特地过去吧”，认为这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根据演习计划，我们跑步穿越了高师原，结束了持续数日的演习回到了兵营。这时才知道我们“国内大概不会派军队去”的预想落空了，国内正在陆续出动军队。
此后，我因公外出前往丰桥的途中，在镇子和村庄里看到上面写着“祝为国效力之君出征”几个大字的旗帜。在车站前的广场上，送别出征士兵的小日章旗像波浪一样挥动着，呼喊万岁的声音和助阵的军歌声如怒涛一般。
这样，城镇和村庄里的战时色彩日渐浓厚，但我们这些军营里的现役士兵却没有要打仗的心情。被召集去的官兵都是些需要特殊技术的部队人员，以及部队行动所需要的运输能力的补充，我们想都没想过竟然要进行以师团为单位的大动员。
但到了8月，华北的战火烧到了华东，上海方面燃起了战火。到了8月中旬，我所属的师团开始进行动员。从这时起，战争开始接近我们现役兵，并确定要出动了。
我们所属的师团完成了紧急动员，开始向上海方面进发。即使到了这时，我们这些下层的士兵也不认为会是一场大规模战争。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上海是海军担任警备的地区，所以主角是海军，陆军只是配角。大概也就是在海军陆战队应付不了的时候去援助一下吧。”
就算是以陆军为主角进行战斗，我们现役兵在演习中也一直是以世界强国苏联为假想敌的，所以认为“清国奴还没资格作为对手”。因为有这种自负，所以觉得要去不擅陆战的海军陆战队就能应付的战场有点不太满足。
离开国内的时候，很多士兵都天真地预计“昭和七年的上海事变30多天就解决了，所以这次最多也就一个月左右吧。就算要多花点时间，也不会超过两个月”。但是，这种预计几天后就落空了。上海附近中国军队的守备森严，日军遭到了预料之外的反击，陷入了苦战。
作为师团的第一批人员，比我们还要早两天从名古屋港乘海军驱逐舰急驶的部队用一昼夜就到了黄浦江岸边，在吴淞毅然登陆后遭受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损失。
在这支友军部队的苦战后，我们紧接着作为第二批登陆了。
我本来的性格是连一只虫子都不想杀死的，在剧里看到杀人的场面心里都会很难过。但这不是因为我正义感强或者充满了同情心，而是因为我比一般人都要胆小。
就是我这样的胆小鬼在征兵检查中被评为甲等合格，入伍当了兵。
军队这一组织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以杀人为目的而设立的集团。因此，给士兵的任务就是杀人。和平时期的士兵为了备战，要练习开枪杀人，要掌握用刺刀刺人的技能，要进行将上述两者综合起来的战术动作的演习，藉此掌握杀人的技术。
我也成了士兵，服现役的时候整天刻苦练习杀人，而且我的进步得到了认可，比其他士兵更出色，成了第一批被选拔的上等兵。也就是说作为士兵，我被认为比其他人更优秀。但是这只是在国内军队中进行模拟战斗时的情况，一旦面临实战，不仅不是优秀士兵，甚至连二等兵都不如，简直就是一个无能的兵。刚到战场就胆怯了。
我们部队登陆的地点和第一批部队进行敌前登陆战的地点一样，是吴淞铁路栈桥。自从第一批部队成功登陆以来，迟迟无法前进，所以与前线的距离很近。
当我们在码头进行登陆的时候，前线传来了很响的敌我互相射击的枪声。流弹不断飞来，呼啸着从上空掠过。因为是初经战场，光是这样就感到很恐怖了，其中还有子弹擦过身边打在附近的地面上冒起一阵烟。要是这个打中自己，一下子就完蛋了。每当这时我就变得很胆小，觉得“也许马上就完蛋了”，无法平静下来。
不知何处飘来一阵怪味。据士兵们说，在登陆地点附近黄浦江岸的广场上，友军的士兵正在火化阵亡者的尸体。
在其他人登陆期间我去看了一下，与其说是火化，不如说是将整个人体进行烧烤。在国内时，一具尸体也会让我感到可怕，但那一带好几百具尸体堆成了小山，从其中拽出几具投入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只捡了些先烧好的部分骨头，剩下的大部分则在烧焦的状态下扔进了黄浦江里。
我茫然地看着这幅骇人的场景，这时烧尸体的士兵说：“因为我们中队全军覆没了，剩下的不到十人，怎么也处理不完。这么做已经尽力了。”在这里我知道了战场的可怕。放眼向周围看去，又发现了敌人遗弃的累累尸体。
在登陆战中，和我方遭受的损失一样，敌方的死尸也很多。越看尸体越多，是几十、几百具地堆放着，被酷热蒸得已经半腐烂了。不知是否体内充满了气体，全身像是快要胀破了一样，看上去稍微捅一下就会破裂。眼、鼻、口等处都生了蛆，密密麻麻地在蠕动着。
那时我看到这些就觉得很可怕，但是真正可怕的还在后面。既然作为士兵来到了战场，就不是模拟战争那么简单了。战场是决定到底是杀死对手还是自己被杀死的地方。说自己天生胆小或者是懦夫之类是行不通的。我想“我也没办法逃避杀人这件事了”，就开始担心起来。
我在吴淞登陆时亲眼看见了战场的残酷，被吓破了胆。然而第二天则看见了友军士兵刺死中国人的场景。
是用刺刀刺的。那时的军队中，一般被称为士兵的人用的武器主要是三八式步枪和刺刀。步枪是用来射击并杀伤对手的，刺刀是装在枪头，在接近敌人后再刺杀对方的。士兵在受教育期间被迫练习射击和刺刀术，都练得腻了。我也在现役期间接受过教育，清楚地知道要在战场上使用这两种技术，但是看到刺死人的现场，还是觉得非常残酷。
在吴淞登陆后，我所属的中队早早地行动起来，集结在同济大学校园的一角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士兵正在集合待命，突然听到附近其他部队的士兵说“抓住间谍了”，接着开始喧闹起来。
我是第一次看敌国的人，所以出于好奇去看了，被说成间谍的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太婆。一看之下，老太婆步履蹒跚，怎么也想不到她能当间谍。她用莫名其妙的语言不停地说着什么，并低下了头，好像是在哀求说：“我没干过间谍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是良民。放过我吧。”
看见老太婆那样，我觉得很可怜，想去救她。本来想说“我说，这样的老大妈是不可能当间谍的，放了她吧”，但是被杀气腾腾的士兵镇住了，没说出话来。士兵们围住了老太婆，开始商量杀她的事情。这时一名上等兵出现了，他说：“我来刺死她。”
上等兵看上去还年轻，大概和我差不多年纪，好像是在境遇比较好的家庭出生长大的，外表很斯文。光看外表，根本不像是杀人恶魔。因为他说了句“我来刺死她”，我吃了一惊。他不仅说了，而且还端起刺刀对着老太婆大喊一声：“呀，嘿！”刺刀随着呐喊声刺进了心脏，连刀尖都从背部穿了出来。
老太婆“啊”地大叫了一声，然后就翻着白眼倒了下去。那白眼和旁观的我的眼睛对上了，我在老太婆的目光中感到了怨恨，于是慌忙将视线移开。
只是旁观的我都感到很难受，但是下手的上等兵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把奄奄一息的老太婆踢进沟里，从口袋里拿出了香烟。我当时想：“这个上等兵是什么样的人品呢？”但后来想来，这不是人品的问题。他比我先来到战场，通过战斗成为了战场上的士兵，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概念。
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如果杀了人的话，会作为穷凶极恶的罪犯而受到刑法很重的处罚。不仅如此，在社会上也会被加上“杀人的恶魔”这一臭名。这是在普通社会中生活的普通人的常识。与此相反，战场是人与人互相杀戮的场所。但是前往战场的士兵在成为士兵之前是普通社会中的普通人。虽说成了士兵来到了战场，要杀人也不是很容易的。
要杀人就需要经历战斗，使人的正常心理失常。士兵们将其称作“从普通人变成了战场的士兵”。
在上等兵刺杀老太婆的那天晚上，我来到前线首次参加了战斗，第二天杀了敌兵，终于成了战场上的士兵。这么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从抵达最前线到杀一名敌兵这段时间里做的事，想起来都令人羞愧。那天决定要夜袭敌人的阵地，后来回想起在等待夜袭那段时间的心情，发现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复杂心境。
我试着分析了一下那种复杂的心情。突入敌军阵地后就成了白刃战，必须要杀死敌兵。有一种恐惧心理。虽然平时觉得中国兵很弱，看不起他们，但是一旦要战斗就害怕起来了。想到也许自己会被杀死，就有一种不想死的念头。虽然如此，但如果要是做出没出息的举动的话，又担心会被其他士兵嘲笑。
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记不清了。这些念头在心里错综复杂地闪来闪去，让人心神不宁。以那样的心情等待前进命令期间很是难过。我那时想，死刑犯在被宣布行刑后等待处刑的那一刻可能就是这种心情吧。
前进的命令下达了，从同济大学校园来到广阔的田野，飞来的敌人子弹越来越密集。有“枪林弹雨”这样一个形容词，完全如此。
因为前线就在附近，所以有子弹从低处掠过。我们匍匐着，但是子弹还是像骤雨一般擦着头顶飞过。子弹打到不足一米高的棉枝上，棉花被弹得飞起来后落到地上，更低的子弹则打进了身旁的土里。我要是中了这么一枪，人生就完蛋了。这时的心境是：哪怕去的地方是地狱般的地方也好，一心就想着早点到达。
到了目的地，来不及松口气休息一下就对敌人阵地展开了突击。到了这个阶段，我做出了丢脸的事。虽然突入了敌军阵地，但是没有要刺死敌兵的想法。我像闹着玩一样四下里挥着刺刀小跑着。当意识到“这里是战场，现在在交战中”时，突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起来。为了在其他士兵面前保住面子，我耍起了滑头，心想“为了体面，得先在刺刀上涂上血”。
我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五六具敌兵尸体。当我准备刺其中一具，用刺刀对准他并摆好刺杀的姿势时，看上去是尸体的人突然起身，并用跳跃一样的姿势跑起来。从那样子来判断，好像是没来得及逃走所以装死，当我用刺刀对准他时，他吓了一跳，才开始逃跑。和敌兵一样，我也吓了一跳。当我吃惊于被认为是尸体的东西突然跑了起来而发愣的时候，敌兵逃走了，我的滑头没有耍成。
我在现役期间刺杀技术进步很快，水平在中队里屈指可数。以那样的技术，刺死一两个敌兵应该毫不困难，然而却失败了。后来想来，是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成为战场上的士兵。我心中正常心理和士兵心理共存，正常心理对士兵心理想要做的事感到害怕，从而妨碍了行动。
虽然我做了丢脸的事，但突击成功了，并夺取了敌人的阵地。那天晚上我们停止了追击，在占领的敌人战壕内过了一晚。
早晨的阳光照了进来，战壕中的情况映入了眼帘。可能是因为敌兵慌忙退却，所以步枪、弹药等武器装备都被遗弃了。在到处散乱着的武器中，能看到敌方丢弃的尸体。从尸体来看，部署在这个阵地上的中国军队不是正规兵。好像是拼凑起来的人，年龄不一，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穿着卡其、深蓝等颜色的衣服。
四下里看了一下尸体，里面有人看样子是有两三个小孩的父亲，已经年过40了，露出的牙齿看上去很可怕，让人背部阵阵发凉。其中还有十五六岁的少年兵。看到孩子一般的脸，感到他们在天真无邪地睡觉，令人觉得可怜。
我想：“这些人大概是把妻儿、兄弟留在家乡而来到战场的吧，临死前一定也想着他们，把心留在这世上而死去的吧。”并开始起了同情死去敌兵的念头。想起昨晚放跑的敌兵，心里想“幸好放跑了他”，于是松了一口气。
用随身携带的饭盒里的饭解决了早饭后，攻击前进的命令下达了。这不是对整个部队，而是对昨晚为打扫小型的敌军阵地而留下来的我所属的中队。虽然是小小的战斗，但对我来说却是重要的战斗。
昨晚的失态因为黑暗的缘故没被人看到，这次是大白天，如果再做出丢脸的举动的话，以后会一直被别人当成笑柄。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把反复练习的本领发挥出来”。
但是这么下决心只是在行动之前，突击进入敌人阵地后和昨晚一样。等我意识到的时候，敌兵已经几乎全部撤退了，战斗即将结束。我漫无目标地瞎挥着刺刀前进。
在我意识到“又失败了”，并想着“得想办法挣点面子”而四下里观察的时候，发现正好有一名敌兵连滚带爬地在逃跑。我想“这是武运之神赐予我的良机”，终于起了杀心。
“岂能让好猎物跑掉”，我这么想着并追上去做出了刺杀动作，但是又一次失败了。要是平时的话是不会失败的，但是因为焦急和用力过猛，时机没抓好，刺出的刺刀没扎到敌兵，刺空了。即便如此，如果下一刀能把对方刺死的话也行，但是我因为用力太猛而扭了腰，腰腿瘫软。在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的时候，敌兵逃走了。
这时又有一名敌兵跑到了我跌倒的地方。敌兵可能是因为逃跑落后了而发慌，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走近到快要踩到我的地方。我一惊之下看去，敌兵也注意到了我，用闪闪发亮的眼睛瞪着我。我被他的目光盯着，不由得移开了视线。与此同时我想“危险”，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将刺刀向前刺去。
然后，下意识刺出的刺刀有了刺中人的反应，在一声奇妙的声音响起后，我终于神志清醒了起来。定睛一看，敌兵简直就像自杀一样，扎在我刺出的刺刀上。那时虽然是下意识的动作，但后来想来，好像是在觉得“危险”的同时，保护身体的意识自然启动，并化为了行动。正好我刺出刺刀和敌兵跑过来的时机一致，所以刺中了。
在我吃了一惊而行动缓慢的当口，敌兵倒了下来，我被压在了下面。我想挣扎着推开他，但是力量不够，无法动弹。
就是那个时候，敌兵流出的鲜血洒到了我身上。我的皮肤一感触到微温的血，就有一阵来历不明的战栗像电流一样流经了我的体内。在这种麻痹感消失的同时，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了出来。我觉得突然变强了，踢开倒在我身上的敌兵，岿然站立，很有气势地大喊了一声“太好了”。后来回想起那时的感觉，好像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移到了我身上，使得迷乱的情绪消失了。喊“太好了”的时候，和战国乱世的年轻武士高呼胜利是一样的感觉。
我在战场上经历初次杀人可以说是受伤的功劳，但是以这次杀人经历为契机，我快速成为了战场的士兵。刚来到战场上时曾害怕过敌人的子弹，现在这种恐惧心理没有了，与此相反，涌起了一阵冒险的快乐。杀人也一样，开始觉得有一种快感了。发生这种变化之后，就从普通人变成了战场的士兵。其实此时已经失去了人的正常心理，成为了战争狂人。
37. 杀人越多表扬越多
“干士兵这行的好处是杀了人还会被表扬”，这是在战场上的时候士兵间流传的话。士兵说这话的时候也许是有些自嘲的意味。但不管怎样，在上司的眼里，前往战场的士兵的任务主要就是杀人。士兵只要去了战场，即使不直接杀人，也会以某种方式间接杀人。但是，就像前面讲到的那样，一般被称为士兵的人是通过征兵检查被征召的。虽然名称和外表是士兵，但和普通国民一样都是人。这样的人就算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也不能立刻成为可以直接杀人的士兵……但是到了战场上，就必须尽快消除这种犹豫。
为此，在以前线战斗为专职的部队中，一旦有新兵补充进来，为了使其早点成为战场上的士兵，会以活人为靶子让其试刺刀。作为活靶子使用的主要是投降的中国士兵，有时也会抓当地居民。就这样让士兵刺活人的身体，将其作为成为战场上的士兵的捷径。对于当活靶子的人来说当然是很残忍的，对于刺人的新兵来说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我们这些在吴淞登陆的士兵从登陆那天起就投入了实战，没空去试刺活人，但是上海战役结束后从国内补充来的新兵曾经用这种方式体验杀人。我在往来于战场期间，曾经见过几次新兵试刺活人的现场。我记得第一次看见这种场面是在向南京进击的路上，在从无锡前往常州的途中。
我所属的部队在上海战役中始终处于第一线，失去了半数以上的士兵，武器损耗也很大，所以在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是作为第二线前进的。但是，第二线也不悠闲，总是和第一线部队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间隔，要能够根据需要参加到第一线中去。
早上从无锡出发，在向下一个目的地前进的途中，为了好好休整而进入了一个村庄，发现有一群先到的不知是哪支部队的士兵。那群士兵好像很忙碌地在做着什么。一看之下，他们在广场上竖起了木桩，把十几个看样子像是当地居民的人并排绑在上面。看到这里，我就知道是要让新兵进行试刺活人了。被当成活靶子的人看上去像是没来得及逃走的村民，其中还有老人、妇女和十四五岁的小孩。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犯了需要抓起来处刑的罪人。不问也知道这是新兵试刺活靶。在活靶旁边是一群年轻的士兵在待命。虽然外表和其他士兵一样，但仔细一看，是刚孵化出来的雏兵。怎么看都是刚当兵不久就来到前线的补充兵。好像还没上过战场，从国内穿来的军服和新的一样。同样，心也和普通人一样。从那样子看来，我判断这些新兵一到前线就跟着所属部队前往南京。接纳了半是士兵半是普通人的新兵的部队为了使他们早日成为战场上的士兵，正在让他们试刺活人。几分钟之后，事情如我所料地开始了。
新兵们在上等兵的指挥下上了刺刀，和被刺的人面对而立。他们虽然在国内受教育时学过刺杀术，并为了适应实战刺过稻草人，但面对真人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和活靶子面对面并端好了刺刀，但没有刺下去的意思。身体因为紧张而显得僵硬。看他们的脸色，似乎比被刺的人还要苍白。
负责指挥的上等兵下令“刺！”后，新兵们没办法，鼓起精神“呀！”地叫了一声，但身体没有随着声音动起来。就像靠近一个可怕的东西一样，他们畏畏缩缩地跑上去，战战兢兢地伸出了刺刀尖。
这样的动作是无法直刺心脏，一击致命的。不要说致命了，仅仅只是伤到了皮肉。对于被刺的人来说，就和被折磨死没什么两样。每被刺一刀都疼痛难耐而痛苦地叫唤。被刺的地方流出了鲜血，全身染成了暗红色，那样子就是个血人。这样一来，刺人的新兵们看上去有点动摇了。他们对被刺者的叫唤声和鲜血的红色害怕起来，刺出刺刀的力量开始减弱。于是上等兵怒吼道：“喂！干什么那么软绵绵的，会被清国奴们笑话的。快点结果他们的性命！”他们没办法，只好拿出勇气，用刺刀乱刺一气。如果要推测一下这时新兵们的心理的话，似乎他们不仅是怕被上等兵斥骂，而且为了逃避叫唤声和血红色，也想早点结果了活靶子。新兵们对着活靶胡乱地瞎刺一通，看到对方的身体突然无力地垂了下去，便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到了这时，他们脸上才总算有了血色。
以上就是我在前往南京途中第一次看到新兵试刺人体的情景。新兵中也有以沉稳的动作按照刺杀术中学到的那样刺的，但这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不成体统。但是，通过这种杀人体验，他们快速地成长为合格的士兵了。虽然很残酷，但是因为士兵在战场上的任务就是杀人，所以才做了这种事。因此士兵一旦前往战场，首先要放在心上的就是学会杀人。能够杀人之后，其他士兵就会承认你是合格的，你就可以昂首挺胸了。
前往战场的士兵开始杀人的理由有很多，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士兵在战斗中杀人会被当成功劳而受到赞赏，这也会影响到授勋，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前面讲的“干士兵这行的好处”指的就是这点。
士兵就是这样成长为战场上的士兵的。刚到前线时，大部分士兵都害怕子弹的声音，都是对血红色感到恐惧的人。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多，并经历过杀人，就变得能够若无其事地杀人了。士兵们把这种情况叫做“有了战场的胆量”。
一旦有了战场的胆量，就变得对杀人感兴趣起来。这样一来，对士兵来说战场就成了一个好地方，没有人伦、道德等麻烦的东西，是国家的法律都管不到的特殊地区。即使捅死了丧失斗志而投降的人，即使用子弹打死了无辜的民众，也没有人会有意见。杀人者赚，被杀者亏，如此而已。这就使得正常心理变得麻木，对杀人没有了罪恶意识，反倒引以为豪，开始吹嘘“干掉了两三个清国奴”。
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也是刚从普通人变成战场士兵的官兵们。我在前往南京途中遇到的新兵肯定也是通过试刺活靶而有了战场的胆量，在数日后占领南京时和老兵一样进行了屠杀。
南京屠杀是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日军占领南京时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
那时作为士兵正在当地的我们将该事件称为“南京残暴事件”。这不是官方的名称，只是一部分士兵起的称呼。之所以起这样的名称，不仅是因为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而且在从上海附近出发到抵达南京的路上，发生了抢夺当地居民财物、放火烧民房、强奸妇女等残暴行为。
……
下面我想讲一下屠杀。前面讲到我所属的部队是作为第二线前进的，在翻越了磨盘山脉后进入第一线并加入到战斗行列，但没经历什么大的战斗南京就陷落了。然后我们就在一片混乱的南京附近徘徊，最后在南京城外的小镇上安顿了下来。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没有直接参与大屠杀，但是看到了其他部队的官兵进行屠杀的现场。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没有进行明显的屠杀，可能有人会认为只有我们是比较特别的好士兵。但绝非如此。我们也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杀过百姓、抢过东西、烧过民房、强奸过妇女。从士兵们说的残暴事件的角度来讲，我们不逊色于其他部队。之所以没有在南京进行屠杀，是因为我们所到地方的居民已经被其他部队在进攻南京时全部杀死了，一个人影也没有。因为地形原因也没有残兵，即使想屠杀也没有杀的对象。当时虽然闲得无聊而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但后来想想这是万幸。
在南京城内外进行的大屠杀即使少算点，在占领后也持续了十天以上。我所属的部队于12月20日移防江阴，到那个时候为止屠杀肯定是一直在进行的。我到附近去走动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大规模屠杀留下的痕迹。很多尸体层层叠叠地堆在那里。有时还会碰到无数尸体像山一样堆积起来的场景。
我自从在吴淞登陆以来，因为一直在上海激战，见过很多尸体，所以50、100具尸体的话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对于南京附近屠杀后的死尸感到很吃惊。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实在要说的话就是“竟然能杀这么一大批人”。屠杀的现场我也看过几次，我只想讲其中的一次——
那是我们在南京城外安顿下来后过了几天的事情。我在去下关出差后回驻地途中看到了该情景，如果说世上有地狱的话，那么“这就是地狱”。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在哪个地点看到的了，但还记得是在下关往东走大约四五公里的一个广场，广场的北端是流淌的扬子江。在江岸的广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呈现出了这个世界上的地狱。
我不知道进行杀戮的官兵属于哪个师团和他们的部队名，但士兵的话语中带有像是东北地区（指日本的东北地区）的方言。现在我只记得这么点了。但是，只有这个世界上地狱的样子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没有看到开始，但是据从一开始就旁观的士兵们说，屠杀是从上午9时左右开始的。在广场的若干处架设了机关枪，做好射击的准备之后，不知从哪里带来了100个左右的中国人，让他们背朝扬子江排好队。这些中国人看上去像是士兵和平民的混合体，服装、年龄都各不相同。老少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从十五六岁到60岁左右的人都有。让那些人在广场上排好后，随着指挥官的号令，待命的机关枪一起发出轰鸣进行射击。机关枪的射击声和中国人的叫唤声、哀鸣声使广场喧闹了一段时间，但仅仅5分钟不到就安静下来了。即使中国人想逃，后面是惊涛拍岸的扬子江。在没有遮挡的广场上，遭到了机关枪近距离的射击，万分之一的生还可能都没有。他们全都成了尸体，层层叠叠地倒伏着。这一批结束后，又把差不多同样人数的中国人带了过来。这些人进入广场后，就由日本士兵指挥，让他们搬运倒下的尸体，扔到扬子江里去。这项工作结束后，又开枪把他们都杀了。就这样长时间连锁式的反复，杀了大量的中国人。
以上是一开始就旁观的士兵们的话。我看到的是已经基本结束后的场景，广场上中国人流的血像血池一样积着。看了一下扬子江的水流，可以看到不知有几千具尸体浮浮沉沉地漂流而去。
虽然我不知道在这个广场杀了多少人，但是从杀人方法和花费的时间来推测的话，我估计大概近一万人吧。除了这么大规模的杀戮外，一般认为，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广大日军占领地内，以百人、千人为单位的杀戮在各处数不胜数。
我所属的部队从吴淞登陆到占领南京所用的时间是103天。在这期间我知道了战争所带来的若干种可怕之处。在战争期间对这些没怎么在意，但战后回顾自己所经历的战争时我却打起了寒战。
经历过战争的人在说起战场上的可怕之处时，首先第一个举出的似乎是大炮、机关枪和步枪等互相射击的战斗。我经常听别人说，交战时看到自己身边的士兵接二连三地负伤和死亡，就会想“自己不久也会被干掉”，于是因为恐惧而感到焦躁。
这种恐惧我也很清楚。我自吴淞登陆以来到最前线进行战斗，不知道穿越了几万发、几十万发的子弹和炮弹。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竟然没有打到我身上”。和我一起从国内出发的伙伴死了几十人。快的到达前线后仅仅两三天就战死了。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就不会失去很多年轻的生命了。他们就可以享尽天年、寿终正寝了。因为士兵年纪轻轻就死了，所以其遗族会悲伤叹息。这当然也是战争的可怕之处。在考虑这些之前，我首先想到的是战争使正常人扭曲，并做出暴行的心理上的可怕之处。
也就是说，进入军队前是善良市民的人到了前线仅仅100天左右就成了杀人魔王，变得可以进行像南京屠杀这样的大规模杀戮了。在南京进行屠杀的官兵除了一部分骨干军人以外，大部分都是应召入伍的人，这些人在被征召之前都是普通市民。其中有站在法律守护者立场上的警察，有引导少年国民向正确方向前进的教育者，有宣讲佛教思想的僧侣，还有侍奉神灵的神社人员，另外还有很多在地方上起模范作用的人。
像这样在地方上本来是善良市民的人，在战场上却干出了世上最凶残的事情。首先是杀人，其次……还集体屠杀了投降乞命的人，还掠夺居民的财物，杀死无辜的人，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看到年轻女性就进行强奸，犯下了在一般社会上怎么也干不出的重大罪行。
之所以会干出这么残暴的事情，可以说是因为战争的疯狂导致的。对于受害的中国方面来说这当然是令人痛恨的事情，对于作为加害者的日军官兵来说，也是一直都留有悔恨和悲伤的事情。
在不知道战争的现代人中，有人认为南京屠杀是仅此一例的特殊事件，但绝非如此。在中国战场上，在南京进行了屠杀以后，同样性质的事情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尽管它们之间有着规模大小的差异。
随着进攻逐渐深入内地，暴行越来越严重。据说在前往中国战场的部分日军部队中，进行过名为“三光”的作战。所谓“三光”，意思是杀光、抢光、烧光。在进行这种作战的时候，不光是对方军队，而且还不加区别地把百姓也全部杀死。还抢走百姓们珍爱的财物和他们储备的粮食等，最后放火把民房烧毁。日军在作战结束离开之后，原本住在作战区域内的居民都灭绝了，民房也烧完了，成了无法生活的地方。
另外我还听说在某些地区进行过灭绝作战。据参加过这种作战的士兵说，它和“三光”好像是一样的。百姓居住在作战区域内被看作是利敌行为，要彻底杀光。听说在日军行动过后，连老人和婴儿都被杀死了，连一只活的狗和猫都找不到。
进行这种作战的官兵即使平时是很老实的人，也能够面不改色地杀人。这和性格、有无教养是没有关系的。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了解战场上的士兵。那是隶属于都城步兵第23联队，作为上等兵参加过南京攻略战的原宫崎县士兵写的日记（摘自1984年8月5日的《朝日新闻》）：
“最近闲来无事，经常抓来无辜的支那人并将他们活埋或者推入火中或者用木棒殴打致死，并对这样的残杀感到很高兴，这连支那兵都甘拜下风。……今天又推倒和殴打了无辜的一群中国人，将其弄个半死，然后再扔入壕沟中，并在其头上点火，活活折磨致死。因为大家都非常无聊，所以觉得做这种事很有趣，但这要是在国内的话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案件了。简直就像杀一只狗或者猫一样……”
这样的“日记”不可能是捏造出来的，是原士兵将他所经历的、所见的、所想的东西写下来的，所以不可能是谎言。那时确实干了很残忍的事情，我也不例外。我在中国战场待了三年多，参加了很多大小战役，其间做出了在人类社会不被允许的残忍行为。杀了人，也干过掠夺、放火、强奸。后来想想，觉得“竟然能干出那么惨无人道的事情”，不禁对自己心中潜在的恶魔心理感到很害怕……
……
我所属的部队动员组编是在昭和十二年八月中旬。占部队大部分的下级官兵都是在这时被征召的。动员结束后我们于8月下旬开往前线，开始南京攻略战是在约三个月后的12月。也就是说入伍之前在普通社会中过着普通生活的人，到了战场上三个多月就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我想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最初到达上海时并没有做出特别残忍的事情，这与在上海进行的是行动范围狭小的阵地战有关，但主要是因为战斗的目的是保护侨民，维护其权益，并抱有完成任务后事变就结束的希望。
这一希望由于南京攻略战的开始而变成了绝望。南京是蒋介石的大本营，所以预计守备会很坚固，会遇到顽强的抵抗而激战一场，搞不好也许会战死。就算不死，也无法预计什么时候能脱离战场。正因为对事变的早日解决曾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绝望感也很强烈。
做出残忍行为的动机之一就是将这些掺杂在一起的愤懑情绪发泄到了中国人身上。要占领蒋介石政府所在的南京，是为了让蒋介石说出“投降”这两个字，因此率领军队的中级军官的斗志非常高昂。
我认识的一个任大队长一职的少佐煽动手下的官兵说：“要让蒋介石投降，仅仅攻陷南京是不够的，要用一切手段让清国奴们陷入恐怖。看见清国奴就杀死他们，即使是百姓。还可以掠夺，强奸女性也行，放火也可以。”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华北待过，后来调出编入了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据他说，第10军的军官好像也同样如此。据说在向南京进发时，上面下令说：“不允许支那人暴虐。支那人中的农民、工人就不用说了，连女人、小孩都应该全部杀死。”
他说：“因为上司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所以一旦发现清国奴，不管他是士兵还是百姓，见一个杀一个。只要看到女人，不管是姑娘还是已为人妻，全都强奸，而且完事之后肯定杀死。不是用刺刀捅死这么简单，而是用棍棒。用棒子咔嚓一敲，血咕嘟咕嘟冒出来，人就死了。因为支那人穿的是棉衣，所以用铁丝绑住他们点上火可以烧很长时间。”
就这样，南京攻略战从出发时开始就有点疯狂，我认为这也是和大屠杀有联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光是如此，做出残忍行为的原因就已经很充分了，另外还要加上征发粮食。
关于征发再说就重复了，所以这里只是简单地说一下和屠杀有关的原因。一旦以征发的名义去抢夺东西，就和土匪一样了。由此，下级官兵失去了伦理和道德心，心灵也变得和土匪一样了，这也是做出暴行的原因之一。其他还有若干微小的原因。
在上海战役开始之前，我们曾天真地以为“只不过是些清国奴，很容易就能收拾他们”，但和预想相反，我们遭到了顽强的抵抗，陷入苦战。攻陷上海附近的狭小地区就花了70多天时间，死伤者至少有4万人。因此，“只不过是清国奴”就变成了“清国奴这些家伙”。
在日军里，底层的下级士兵常常有不满之处。其一是军队里上下等级的差距太大，身份的差异就像军官是贵族，而士兵是奴隶。不管多么不合理的命令和多么无理的要求，士兵都只能默默服从。此前一直是在最底层忍受着欺压，到了战场上之后，发现了比自己还要弱的人，那就是中国人。于是就对着中国人发泄积蓄在心中的不平和不满。
任何地方的战场都一样，在最前线从事战斗的官兵的生与死只有一纸之隔。今天之后的明天不知会怎样。不要说明天了，刚才还在有说有笑的人几分钟后就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稀奇。身处那种环境中的下级官兵采取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活法。官兵们的愿望是想睡个好觉，想吃美味的食物，想和女人性交。
在任何战场上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愿望，但有的地方可以，有的地方则不行。在中国战场上，因为有“对支那人干什么都行”的想法，所以安眠暂且不谈，抢东西吃和强奸女性是可以的。当地居民被抢走了他们饲养的家畜也不敢有怨言，女人被强奸了也觉得是没法子的事情。这助长了我们的气焰，变本加厉地干出残忍事情来。虽然不是所有前线的官兵都是如此，但从整体上来看，用暴力使中国人屈服的行为很多。
我在前线的时候，有一个当翻译的当地人曾对我这样抱怨：“日本人企图用暴力让我们服从，我们很厌恶这样。于是日本人越使用暴力，我们就越加厌恶。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战争永远结束不了，真让人伤心。”就像当地人说的那样，日军将暴力作为了让中国人屈服的手段。
我感到这和军队中上级军官让部下服从的手法有共同之处。南京发生的大屠杀或许也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我是这么认为的。说这些话的我也干了残忍的事情，现在想来，在干那些事的时候，几乎都没有进行是非、善恶的判断，而是冲动行事的。但是进一步追究的话，我之所以能够做出残忍的事情来，是因为我心里轻视中国人，有“对支那人干什么都行”的想法。
开始的时候对干残忍的事情是有点犹豫的，但在战场上生活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时这种心情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国奴们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管他们，干吧”的想法变得强烈起来。那时，不管做什么都不认为是罪恶。我对中国人干出残忍行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想法。
如果要追究日军官兵在中国战场上干出残忍行为的理由，归根结底是日本人有蔑视中国人的心理。这不是这次战争中突发的，可以说是明治时期以来就在日本人心中培养起来的对中国人的蔑视使得我们这么做的。曾根一夫作为一名普通的日本侵华老兵，他在战后几十年后的花甲之年写下了上述这些话，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也是忏悔的。他从日本民族对中国民族的一些基本认识，又从一个普通日本人如何变成战争疯子和杀人魔鬼与强奸淫棍等方面，作出了较为深刻而清醒的剖析，他的回忆值得今天的日本国民用作自我检讨的一面镜子。其实像他这样能够真正认识战争、认识自我的日本老兵还不少。特别是一些侵华日军官兵当年参与了南京大屠杀暴行，后来战争结束，在过上多年的和平生活之后，其人性渐渐复苏，对于侵略战争、战场暴行有所认识，内心长期受到良知的拷问，但在日本国家不敢正视其罪恶的劣根文化的影响下，许多人根本不敢站出来讲真话。他们内心世界中那份兽性与人性的矛盾冲突在其晚年愈加剧烈和严重，故而也就终有像曾根一夫一样勇敢地站出来，以各种形式向世人说真话、讲真相的人。侵华日军官兵在南京大屠杀上表现出的兽性与人性的矛盾，恰恰证实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是战争犯罪，且更具深刻性与说服力。
曾根一夫有一见解很精辟：“我敢断言‘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事实。因为身为军人的我，曾经参加过入侵南京的作战，事实上也犯过暴虐的行为。我曾经目睹、耳闻这个事件。除了我以外，当年参加入侵南京作战的军人，尚有多人生存在世。他们都很了解‘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内幕，但为了避免勾起伤痛的回忆，他们都不想证明它。我推想，有心人的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想抹杀日本战史的污点，因此才刻意歪曲事实。‘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确是日本战史上的一大污点，但它并不能轻易地就被抹杀掉。而且我认为我们不但不可以歪曲事实，我们更应该坦承错误，虚心反省，让后世子孙引以为鉴。因此我打算根据自身的体验来记述这件事。我所要记述的是以身为军人的我，站在当年曾经亲历其境，参加入侵南京目睹、耳闻‘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立场上，本着人类的良知和赎罪的心情作一个忠实的记述。”
当年为日本陆军航空兵军曹的井手纯二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日中两国的几百万人亲眼所见的‘真实’，至今还要说‘有’或是‘没有’，这种愚蠢的争论应该休矣。（南京大屠杀）有人说是几千人，有人说，不，是几十万，这种类似数字游戏的事情，交给那些负责历史记录（研究）的人们去（干）吧！我认为主要的是应该正视人类既可以成为神，也可以成为恶魔，他所具有的两面性。尤其应该知道，只有战争才是引导人类成为恶魔的元凶。从这一意义来说，数年来由于‘南京大屠杀’而引起的骚动，是一部绝好的教材。而且，今后也应该作为活生生的教训和反省而存在，成为一个继续探讨的课题。”
日军士兵冈本健三则更直截了当地认为：“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击了屠杀的现场。”他说到当年在南京机场屠杀中国人的经历：“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被害的人不只是男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10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
日军老兵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南京大屠杀中许许多多“战友”们当年穷凶极恶、厚颜无耻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与揭露。
曾根一夫后来还说过这样的话：上海淞沪战役是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因此大家都认为下一次的攻打南京之战，“可能就没有希望活着回来。于是有了目的的战争后大家就比较提得起劲来，如今不知为何而战，就像要走入黑暗的迷境中一般”。“伤亡的多寡虽然无法预知，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已经有伤亡的命运，因此显得自暴自弃。”“如果远征的地点不超越南京，而且战争的目的也很清楚时，大家就不会如此暴躁。像这样，南京攻略战在作战开始前，下级军官的情绪就很暴躁，而‘征收自活’的命令更是对它火上浇油。纵然没有‘征收自活’的命令，他们也会随心所欲地行动，但是经上级下令去抢夺粮食以谋自活后，他们的罪恶意识就完全消失，而做出和强盗无异的行为，见到妇女就加以凌辱，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成为与盗匪一般无二的军人。”
另一位日本老兵小俣行男这样说：“正因为军首脑有‘中国人是猪’这种想法，就会下令‘不管女人、小孩，是中国人统统要杀，房屋全部烧毁’（平松鹰史《乡土部队奋战记》），下级士兵们形成‘强奸、掠夺、胡作非为’的风气也是必然的结果。既然杀人都毫不在意，掠夺更是家常便饭了。被侵略地方的东西都是侵略者的‘战利品’……”
曾任日军第6师团步兵第23联队分队长的中野忠之寿在反省自己的罪行时说：“当时支配着我的思想是：在中国的首都南京，将抗日爱国的中国人民一人不剩地加以歼灭，这才可以向全世界宣扬‘天皇的神威’；是日本人民最大的利益，也是向全世界显示日本民族的优越性；我这样做才是当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也是为日本人民做师表。”“在这滔天罪行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我的思想中，还主要存在着如此的问题：侵略中国首都南京之后，要给在南京周围的抗日爱国中国人民以决定性的打击，这样蒋介石一定投降于日本侵略者，那么日本就可以任意地统治中国，这对于我自身也是有利益的。由于这种思想起了主要作用，于是在我进行如上述之严重罪行（时），甚至认为是‘神圣的’‘正义的’行为。”
有一个日本老兵在战后当起了画家，他的左胳膊是在一次与中国军队激战时受伤的，这位日本老兵叫关赖平，准尉军衔，在战场上他也算是个“英雄”了——在中方看来他是个标准的刽子手，其军刀在战场上杀得卷了刃，“短了近16厘米”。这位日本老兵在战后将握过血刀的手，改换成拿画笔。关赖平对战争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战争是悲惨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在自己被杀或杀死对方中进行选择。我也杀过人，因为不杀死对方，我也会被对方杀死。”然而关赖平对自己的军人生涯有自己的见解：“我痛恨等级社会这个东西。在我的人生中，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被紧紧地束缚在军队这样的等级组织里。正因为如此，现在的我正充分享受着可贵的自由。在长期的战争中，善良的人们也一定会被大量杀死，这就是战争的宿命。”
分析了日本“鬼子”们参与大屠杀的内心世界后，我们便会得出一个结论：人之所以变成“鬼”，国家的侵略意志和民族扩张的特性总是起着特别的作用。那些把普通人培养成侵略者的统治阶层才是罪魁祸首，他们让普通人成为了野蛮人。
日本民族生于小岛之上，从不甘心于仅在小岛之国上的自我享乐与造福，他们一次次地期待走出自己的领土，去寻求更大的更多的享乐与福祉，侵略他国便成了他们的“天性”。
为什么这个民族尤其是强盛之后总是走不出这样一条“兽性”之道呢？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托兰在谈及日本的国民性时说过：“大和民族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民族都不相同，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与常规相反的。平常人喜欢熟食，而日本人却喜欢生吃；平常人或卧或坐，而日本人却喜欢跪着。因此日本人‘示爱’的方式也与常人迥异，比方说在南京，松井为了显示他对南京人的‘爱怜’，就放纵他的兽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我想，约翰·托兰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从本质上认识日本这个民族是全体中国人今天要认真补上的一课。而我同样认为，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也应当迅速地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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