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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杀人案的关注始于2013年年中，我的南方周末老同事方三文、李红平说起此案，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一直磨蹭到次年底，我才开始这项不同寻常的非虚构写作计划。

    此后，我多次前往渔船公司所在的山东省荣成市，奔波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采访，不仅得到了近200万字的全部诉讼资料，而且采访了大部分船员家属。只有船长李承权的家人和鑫发公司拒绝接受我的采访。

    在着手“鲁荣渔2682”号杀人事件的采访时，我读到了美国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纪实小说《冷血》（In Cold Blood）。它被公认为非虚构写作的里程碑、“美国当代文学的分水岭”，其文字之优美，挖掘之深刻，实在是一部令人叫绝的旷世杰作。

    故事发生于1959年，在美国堪萨斯州西部广袤的平原上，威望极高的农场主克拉特和他的妻子、一双儿女惨遭灭门，凶手是两个正在服刑的年轻罪犯，在假释期间图谋抢劫，制造了这起震惊整个美国的血案。卡波特受《纽约客》的邀请，历时六年，通过艰辛的采访，重现和还原了案件发生的过程，并且以冷峻、沉稳而又不失温情的手法，抽丝剥茧，一步一步地“打开了凶手的内心世界”。

    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两个看似冷血的杀手，也不是天生的人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罪犯之一的佩里。他在逃亡的时候，仍然不舍得丢弃两个沉重的箱子——那里面装满了书以及发黄的剪报、书信、诗稿，是他全部的精神寄托。

    其貌不扬的佩里很聪明，会写诗、绘画，拿起口琴，随便就能编一首乐曲吹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但是，他却生在一个极其糟糕的家庭，父母形同陌路，母亲出去跟人家鬼混，父亲自己去创业，他才几岁便被寄养在天主教孤儿院，时常遭到修女的虐待。夜里，他梦见一只大鸟，啄瞎了修女的眼睛。

    长大后，佩里依然没有得到社会和家庭的温暖，他一直在艰难谋生，最后去参军，到了朝鲜战场，还获得过一枚铜质奖章。但是，他的生活境遇并未改善，他退役后去投靠做“猎人旅馆”的父亲。无奈，天不遂人愿，旅馆没有客人，父子两人身无分文，他的父亲甚至为了跟他抢一块饼干险些将他掐死。

    被父亲赶出家门、走投无路的佩里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狱中，他结识了狱友迪克，这便有了后来枪杀、抢劫克拉特一家的血案。

    在杜鲁门·卡波特的笔下，除了令无数人唏嘘动容的克拉特一家，另一面，是在宽广的视角下，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记录了两个小人物在社会底层挣扎、求生、犯罪，直至被送上绞刑架而毁灭的悲惨命运。

    “鲁荣渔2682”号远洋渔船上的33名船员，绝大部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冲着每年保底45000元的微薄收入，甘愿去海上捕鱼，两年不靠岸，这其中的苦，非亲身经历者，难以想象。

    说起来，每年45000元的收入，跟在工厂打工的普通工人的收入差不多。但是，33个男人，拥挤在一艘狭小的渔船上，时间长达两年，环境的恶劣甚至远不如监狱。如果只是劳累、寂寞也就罢了。问题是，写在合同上的年薪45000元保底收入并不是船员们理解的旱涝保收，它是有条件的；条件是什么，合同上的表述却很含糊。

    就因为年薪45000元保底收入的落空，事前并无预谋的一场海上大屠杀瞬间爆发了。于是，人性之恶被推向极端，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种选择——你想活着，就必须杀死他人。残酷的环境，将人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魔鬼。

    船员们最初的劫船，无疑只是针对公司，也未打算杀人。但是，船上没有一个是鑫发公司的人，行使管理权的船长就成了攻击的首要目标，船上的33个人也因此分化成以李承权和刘贵夺为代表的两派。在两种势力对峙的过程中，从刘贵夺一方对李承权一方的攻击，演变为劫船者内讧式的屠杀。

    血光四溅，当所有的人放下屠刀，只剩下11个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原来是一群穷苦船员之间的互相残杀。

    但是，如果你看到的只是杀戮，是人性的极恶，我要说，那不是全部。在这场骇人听闻的悲剧的背后，掩藏着被人们忽视的底层人的命运。33名船员，除了李承权等少数人家庭经济状况还算过得去，绝大部分人一贫如洗，他们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并不奢望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过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

    就算鑫发公司的合同能够得到实际履行，每年45000元的微薄报酬，每天长达18个小时的超负荷劳动，两者又是多么的不成比例！

    而他们就是为了这45000元的年收入，才踏上“鲁荣渔2682”号。这些没多少文化的船员万万没想到，本来就微不足道的血汗钱，还存在着“第22条军规”式的陷阱。

    他们的命运就是更多的社会底层人命运的缩影，一如《冷血》中那两个凶手的命运。以我这么多年职业记者的阅历，我对他们的贫穷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身临其境时，一部分船员近乎赤贫的家庭经济状况还是让我感到震惊。

    内蒙古籍的5名船员，除了黄金波年龄尚小，其他4人早就到了结婚年龄，却都是光棍。而其他船员，30来岁打光棍的也不在少数。

    2015年初春，我第一次来到大兴安岭深处的那个小镇库都尔，地上还覆盖着积雪。黄金波的家居然穷到那个样子，一家人居住在20个世纪50年代末搭建的棚户区，每月2000多块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收入。那么，其他的林业工人呢？

    临走的时候，我在库都尔火车站窗口买一张到牙克石的软卧票，90多块钱。因为距离不过三个小时，售票员用吃惊的眼睛看着我，“很近的，你不用买软卧”。

    “啊，没关系，我想要一个软卧。”我笑着说。

    “三个小时就到了，你买软卧干什么？”她瞪着眼睛，简直被我的“土豪”行为所激怒。

    连日奔波太累，我只是想在软卧里躺上片刻，却不经意地伤害了他们。可见，当下这个社会，在无数的人挥金如土时，还有很多生活在底层的人为生计而奔波。

    按照我原来的设想，除非对方拒绝，我要采访到所有33名船员的家人，还有熟悉他们的人。在血案之外，我要呈现一幅中国底层人生存状态和他们命运的现实图景，一个认识中国社会的横断面。

    现在，在本书正式出版之际，我只能遗憾地说，本书的内容与我的原计划相差甚远。一方面，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必须尽快把它写出来，那些没有来得及的采访只好放弃。另一方面，采访之艰难，即便不是难于上青天，也相当于爬雪山过草地。少数船员家人不接受采访，这个影响不大；能够死死卡住脖子的是与此相关的权力部门，一旦他们把门堵住，你就束手无策。

    何况我们要采访的一些国家机关，不公开是常态，公开是例外，很多时候你需要动用私人关系。公事公办想都别想，工作人员能耐心听完你的电话就算有涵养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的配合，尤其是警方，杜鲁门·卡波特纵有盖世的才华，也很难写出《冷血》这种经典的非虚构作品。

    所以，中国的现实很精彩，从好莱坞犯罪大片到“纸牌屋”似的现实主义题材应有尽有，却很少有人涉足非虚构领域的创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采访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荣渔2682”号杀人事件的写作，留下无数的遗憾在所难免。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不少热心人士为我的采访提供方便，使我有幸得到了完整的案卷材料，我要向他们鞠躬致谢！

    要特别感谢我所服务的21世纪传媒党委书记王义军博士、总经理刘健东先生，没有他们给我提供宽松的环境，就不可能完成这项创作计划。

    感谢我在南方周末工作时的老领导江艺平女士，她给了我太多的鼓励和关怀，又专门为本书作序。我怀着感恩之心，永志不忘。

    感谢我的老朋友、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女士，她出面联系相关的电影公司，希望促成本书的改编。

    感谢我的南方报业老同事、原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总编辑程益中先生。他当时正在筹备一个旨在推动非虚构写作的出版项目，“鲁荣渔2682”号事件成为他第一个签下的合同。后来由于其他原因，他的出版项目停止，但正是他当初预付的版税定金，为我的采访提供了物质保障。

    著名导演高群书先生一直关注本书的写作以及与电影改编相关的事宜，我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益于著名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先生的支持，他对本文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对此深表感谢并铭记在心。

    还有那么多船员家属，我的采访再次勾起了他们悲伤的记忆。我对他们失去至爱的亲人感到惋惜。祝愿他们能够走出痛苦，开始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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