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舱里不久，项立山被叫去舵楼值班，他的心再次被提到嗓子眼上。
“船长，让老项来掌舵。”刘贵夺说。
“看，今儿个不又叫船长了吗？”正在掌舵的李承权调侃说，“还是我来吧。”
项立山站在旁边，看着窗外漆黑的太平洋，心里忐忑不安。
“我们要去日本，你跟大副能不能把船开回家？”刘贵夺问道。
“没有航线我不能找到回家的道。”项立山回答。
“那还不简单，让船长把航线存到卫星导航里不就完事了。”刘贵夺说。
站了一会儿，刘贵夺让项立山回去睡觉。“其实我知道他是在骗我，他们根本去不了日本，我也会被弄死的。”活着上岸后，项立山回忆他当时的心理，“我认为下一个就是杀我。因为其余的人都是刘贵夺一伙的，剩下付义忠和船长关系好，段志芳和崔勇关系好，宋国春是管机舱的，所以我就有可能是下一个被杀的。我就想我怎么能活命。”
稍微安静了一会儿，刘贵夺让黄金波、姜晓龙把所有的人全部召集到舵楼。“该扔的都扔了，该剩下的都剩下了，你们放心，不会把你们扔下去。”执掌全船生杀大权的刘贵夺，看着面前这些惶恐不安的面孔，对他们做了一个安抚。
刘贵夺原本也是一个普通的船员，跟其他人一样，冲着每年保底45000元的收入，上了“鲁荣渔2682”号。而现在，他却掌握着船上每一个人的命运，生杀予夺，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全在他的一念之间。
一群怀着海上淘金梦想的船员，几乎是在一夜间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把屠刀挥向了跟他们同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船员。这个身材瘦小，其貌不扬的农民，取代李承权后，成为船上绝对的领头人物，无人敢对他的地位发起挑战。
刘贵夺的家乡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的龙江县，与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安盟交界，从他家杏山乡再往西走200公里左右，便是兴安盟首府乌兰浩特市。
“八零后”的刘贵夺就是在乌兰浩特市打工时认识了妻子，结婚后住在岳父母家。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便以离婚而告终，那时，女儿还不满周岁。离婚后，年幼的孩子跟着妈妈生活，刘贵夺走上了打工生涯。
“为啥离婚，也不知道，我想还不是因为钱，他们在城里，在那里哪能买起楼？”刘贵夺的母亲冯国兰一边抽着自己做的旱烟，一边说，“儿子回来不说，他知道家里没钱，也没开口要，真开口也得想办法找。他们闹离婚的时候，老大在齐齐哈尔，都28岁了，还没对象。”
刘贵夺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是老三。姐姐嫁到了相邻的内蒙古扎赉特旗。
乌兰浩特市离杏山并不远，结婚后刘贵夺经常回来，农忙时帮着种地。冯国兰隐约记得，有一次刘贵夺回家时说过，媳妇要求买房子，房产证上必须写她的名字。“我问，他就说，我知道一点儿，他说，你别管了。”冯国兰说。
从刘贵夺的只言片语中，冯国兰至今不知道小儿子离婚的真正原因，她能想到的是穷，如果买了房子，或许就不会离婚。
乌兰浩特虽然是个地级市，但在这个半牧半农的地方，经济相对落后，想赚钱并不容易。离婚后，杏山的家对刘贵夺也不过是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在外打工时偶尔回来一趟。
地处齐齐哈尔西南部的杏山乡，属于大兴安岭与松嫩平原（松花江、嫩江）的过渡带，明显的丘陵地区特征，在土地辽阔的东北，当地的自然条件并不算好。当初全家五口人共有近60亩土地，1998年遭遇洪涝，次年大旱，一半的土地被政府要求退耕还林，最后剩下26亩耕地。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刘贵夺就断断续续地跟村里很多人一起，开始出去打工。
“这地方经常干旱，今年一冬都没下雨，下雪也不大，一天都化了，干冷。”刘贵夺的父亲刘吉文说，“这里不怕涝，山坡上打多深都没水。大旱是1999年，一年都没下雨，颗粒无收，当年都走了，都出去打工。”
在这次去南太平洋之前，刘贵夺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出海经历，只不过他的父母也说不清楚。“上过一次船，回来听他叨咕，说他不晕船，我说别去，他说不去能干啥呢？”冯国兰坐在炕沿上，熟练地把烟叶卷起来，慢慢吸着，絮叨着，“这一带上船干活的人有的是。我说他，危险的活别干了，有老婆孩子。”
说起刘贵夺这个人，“俺家那孩子，你说他坏他也不坏，他也不偷不摸不抢。他长得挺大，有他爹高，也有他那样。”冯国兰说，“反正他这个人，虽然野点儿吧，也不是那么坏，整急眼了吧……”
“整急眼谁都不好办。”刘贵夺的父亲打断妻子的话说，“内蒙古那几个要杀俺家小子，杀了三次，没整死，第四次，把他们杀了。”
刘贵夺的父亲刘吉文中等个，不到一米七，黑红的脸膛，身体很壮实。
“他也不跟人家打仗，看啥都心软，会说话，会来事，搁哪儿干活人家都得意，不懒，眼睛里有活，看着活就干。”冯国兰说，“要不人家挣不来钱，他能挣到，他会干。”
冯国兰对儿子刘贵夺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得到印证——在船上钓鱼的时候，刘贵夺的产量最高，几乎超过黄金波等船员的一倍。
或许就因为刘贵夺“会说话，会来事”，他成了船上的新领袖，船员们也都认可他的地位。
论相貌，刘贵夺又矮又瘦，貌不惊人，他能在这艘船上说一不二，显然不是靠他的拳头。“会说话，会来事”，虽然是父母对儿子的正面评价，但这其实正是刘贵夺的过人之处。他说话条理分明，处事果断，很容易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局面。
在刘贵夺准备偷渡日本后，他逼着船员们向家里要钱，打到韩某的账户上。韩某是辽宁抚顺人，在大连的一个女澡堂做搓澡工，跟刘贵夺年龄相仿。韩某描述的两人认识的过程如同电影情节，颇有些浪漫——
“2009年9月份的一天，我新办了一张手机卡，号码记不住，我就用我自己的手机拨自己的号码，我想如果通话中就打对了，如果通了就打错了，结果我一打拨错了，将后面的几个号码给颠倒了，我就立即挂掉。”
“过了一会儿，对方打过来了，是个男的，我就说我打错了，之后就挂掉了。后来，这个号码就给我发来信息，大体意思是说我们挺有缘的，交个朋友。于是，我们就有了联系。后来我们就在大连星海公园见面，他叫刘振宇，在大纺附近干电工，黑龙江人，我看他人挺好的，就想在外地交个朋友，我们就又见了几次面。最后，刘振宇提出想和我发展恋爱关系，我当时就告诉他不可能，就再也没有见面。”
所以，“会说话，会来事”，既能反映刘贵夺的为人处世手段，也表明他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
“我看他跟我身高差不多，我一米六五，他不会超过一米七，有点黑。”开庭的时候，王永波的妻子张岳林在法庭上近距离见到了刘贵夺，“看着长相也不凶，很普通的人，跟他所做的那些事不是一个人，不相信他能做出那些凶残的事。”
就是这么一个人，却无人敢挑战他的地位，在他除掉包德的势力后，船上更是没有任何人对他构成威胁。
返航的途中，这条船上一度还出现了对刘贵夺的个人崇拜和神化。“说是刘贵夺当过兵，捅人有经验，一刀捅不死人。”王鹏还记得当时吹牛时说的话，“刘贵夺说，要是换了包德捅的话，那一定就没命了。”
说刘贵夺“捅人有经验”，是指劫船时刘贵夺把李承权捅伤，而不是一刀捅死。刘贵夺也乐意大家对他进行神化，其实他根本没当过兵，之前他说在济南军区认识很大的官，都是凭空编造，用于提升自己地位的谎话。
“刘贵夺是头儿，平时说话我都挺害怕的，他说的话我不敢不听，我害怕被他杀死。他说杀谁，我们就杀谁。”冯兴艳的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船员们对刘贵夺的态度，至于“为什么要听刘贵夺的”，他的那些行为就是最好的答案。
后来，在回答“你们为什么同意向家里要钱给刘贵夺？刘贵夺是否威胁过你们”的问题时，段志芳回答说：“刘贵夺用不着威胁我们，他杀了那么多人，我们不向家里要钱，刘贵夺可能直接就把我们扔海里了。”
在计划劫船之前，劳资矛盾的尖锐对立是一个公开的事实，很多船员心怀不满，强迫船长把船开回国的呼声得到了不少船员的支持。但是，杀了夏琦勇，由此引发局面失控，导致船上发生大屠杀，显然不是大多数人所希望的结果，只是无可奈何，被动地跟着刘贵夺，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第一次刘贵夺让打钱的时候，他说让我们都打些钱，等回家到岸上用得着。第二次，他又说要去日本，给我也整蒙了，我都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又不敢问他。”紧紧跟随刘贵夺的姜晓龙说，“因为刘贵夺这时候疑心挺重的，什么事都喜欢自己做主，像‘当皇帝’那感觉，不喜欢别人问东问西的。我知道就算我问，他也不一定会告诉我，说不定还呲我一顿。所以，他说什么，我就干什么，也不多问。”
但是，从刘贵夺的父母身上，从这个家庭的背景上，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突然变得极端嗜血的基因。
初春的阳光温暖而宁静，一群鸟儿从屋前的田野上飞过。
刘贵夺的父母亲把我送到院子的门口，他的母亲冯国兰伤感地说：“只有两间屋，下雨到处都漏水，如果孩子有个那啥，俺们就去找闺女，这家里也没啥了。”
院子里，一条黄狗被绳子拴着，狂吠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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