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贵夺和包德指挥众人杀得天昏地暗，第二天下午，有人发现马玉超不见了。
马玉超平时住在六人间，大屠杀开始的那天晚上，六人间的空调出了毛病，他就到12人间，睡在双喜的铺位上。这个铺位原本是吴国志的，出事后，双喜把吴国志赶到楼下的前铺，他占了吴国志的铺。
无意中，马玉超撞见了大屠杀的场景，他没有看到楼下温斗两兄弟和从12人间被叫出去的岳朋、刘刚的死亡。但是，他却亲眼目睹了刘贵夺、包德他们残杀王永波的一幕。
在整条渔船上地毯式地搜寻了一遍，仍然没有找到马玉超。
在一层的前铺，崔勇正在跟段志芳商量，准备跟刘贵夺他们一起干，包德提着刀进来。“有没有看到小马？”
“没看到。”崔勇回答。
包德转身走了。崔勇听说马玉超失踪了，说不上吃惊还是紧张，他从前铺出来，坐在舱门前的甲板上。这时，刘贵夺手上拿刀，嘴里叼着烟，光着脚走过来，身后跟着黄金波。看到崔勇在甲板上坐着，刘贵夺劈头就问：“今天有没有看见小马？”
崔勇摇摇头。“今天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啥时候？”刘贵夺又追问道。
“我平时也不去楼上，很少看到他。”崔勇站起来说。
“小马这小子是我的人，没想处理他，难道他自己跳海了？”刘贵夺好像有一种挫败感，站在那里自言自语地说。
“不能吧？”崔勇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跑就跑了，我都扔海里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刘贵夺自我安慰似的说，“我还把他当成自己的人呢，哎呀，人哪，真是看不透。”
崔勇干笑了一下，他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不敢正视刘贵夺的目光，好像马玉超失踪跟他有什么关系。
刘贵夺把刀夹在腋下，掏出一包烟，弹出一支给崔勇，又吐掉嘴里的烟头，再点上一支。他猛吸了一口，抬头看了一眼崔勇，那眼神让崔勇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好吧，跳海了也好，解脱了。”刘贵夺正要走，王鹏跑着过来。
王鹏手里拿着一把刀，还有一个钱包。刘贵夺接过来，是个黑色的折叠钱包，打开，里边有两张百元面额的钞票和一些零钱，还有一张存单和银行卡。
“小马这小子挺有钱的，临走之前，还存了一万块钱。”王鹏说。
“哪里找的？”刘贵夺问道。他拿过银行卡，又看了看写着马玉超名字的存单。这是一张定期存单，金额一万元，9月份到期。
“在他铺位底下翻出来的。”王鹏说。
“那几个呢？找找看，有没有钱啥的。”刘贵夺吩咐道。
王鹏离开后，刘贵夺没有走，崔勇夹着烟的手在抖动，他怕刘贵夺看到，故意将手背到身后。
“包德做的刀就是好用，一捅就能捅进去，”刘贵夺用手摆弄着他的“指挥刀”，向崔勇炫耀说，“杀鱼刀捅了好几下也捅不进去，一捅刀还歪了。”
刘贵夺说了几句无厘头的话，崔勇只是听着，说完就走了。崔勇这才缓过神来，他一看，背在身后的手把烟捏断了。
马玉超是这个船上唯一的大学生，老家在黑龙江海伦县农村，五岁那年，随父母举家搬到赵光农场。位于北安县的黑龙江赵光农场，建于1947年，属于农垦系统，是全国第一个国营机械化农场。
马玉超一家人没有当地户口，从小学开始，他就开始借读，小学每年借读费300元，初中每年700元，高中每年1200元。
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计，同时供养孩子读书，只能依靠两个大人给农场建筑队拉沙子、水泥等建筑材料。家里最值钱的财产是一辆小四轮拖拉机。那里有一条河，叫北河，夏天暴雨的时候冲下来很多沙子，冬天就到河滩上挖沙子。“都冻住了，掏洞子，然后挖出沙子，卖给基建队。比在农村稍微好一点，就是供他读书。”马玉超的母亲说。
马玉超就是从赵光农场的中学考上了山东工业职业学院，大专，机械与自动化专业，2006年入学，2009年7月毕业。
1986年出生的马玉超，是家中独子，毕业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四处奔波，找不到好工作，也被年薪45000元的保底收入吸引，上了这艘“死亡之船”。
尽管在老家黑龙江海伦名义上还有家，但那个家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这一家人就像无根的浮萍，四处漂浮，一无所有，近乎赤贫。马玉超的父母在他上船那年到大连打工，跟别人合租一间房子，每月600元房租。他的母亲在一个小果园帮着锄草，获得一点微薄的报酬；他的父亲在劳务市场站街打零工。
“劳务市场那里，有一群人，穿得破破烂烂，临时有啥活儿他们就去干，就是打零工，有时候十天八天也没接到活儿。”马玉超的母亲边哭边说，语速极快。
出事后，马玉超的母亲赶到荣成，有人让她去找公安局。看到她哭天喊地，有个警察也忍不住落泪，悄悄地安慰她，“你别哭，兴许孩子还活着，船上还丢失了筏子。”
“我也抱着希望，可是现在都五个年头了，孩子还没有回来。”马玉超的母亲泪流满面。
没有人发现马玉超是如何离开渔船的。清理一遍，被刘贵夺下令绑在12人间顶上的救生衣少了一件。当时，渔船在远离陆地的太平洋中部，即使借助一件救生衣，也只能勉强在海上漂浮几个小时。
翻看他留下的日记本，只是写着“很害怕，想平安无事回家”。除此之外，找不到任何与他失踪有关的信息。
船上就那么大地方，无处躲藏，找了一遍，刘贵夺带着姜晓龙、王鹏、黄金波回到舵楼。“那天我问马玉超小发电机坏了是怎么回事，他说不知道。”刘贵夺说，“马玉超应该和温斗、温密是一伙的，可能害怕，自己跳海了。”
这就是刘贵夺的个性，他刚才明明还在说马玉超是他的人，就因为他跳海跑了，转身就说他是温斗一伙的。你很难判断，他这样说，是为了给自己挽回面子，还是其他原因，你猜不透他的内心。所以，那些跟着他一起杀人的船员个个都怕他。
对于马玉超失踪的原因，刘贵夺、包德他们都推测，他是因为看到了王永波被杀的过程，在恐惧中选择跳海自杀。后来，法院用宣告死亡的程序，确定马玉超已经死亡。
夏琦勇死后，船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恐慌，但这种恐慌很快便被冲淡，因为劫船和夏琦勇的死跟绝大部分船员无关，无论回去能不能摆平，也不需要他们操心。所以，船上很快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赌博、喝酒、吹牛、说女人，不亦乐乎。
但是，一个月之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屠杀，不仅仅吓坏了马玉超，也使整条船都充满了恐怖的气氛，人人自危。只是，大部分人最后未能上岸，我们再也无法知道他们当时的心情。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少数活着上岸、而且没有参与前期船上大屠杀的船员，他们所描述的场景或许更加真实客观。
“7月20日前后的一天早晨，老陈刚走完岗下来，冯兴艳又过来喊老陈出来走岗。老陈说我刚走完怎么又走啊，冯兴艳说让你出来就出来，之后老陈就跟着出去了，但是从此没再回舱里，人没了。”船员项立山想起当时亲眼目睹的可怕场景，仍觉得不寒而栗，“之后过了两个多小时，又招呼薄福军出来走岗，人出去之后也没了，也没再回来。过了两个多点，又招呼吴国志出去走岗，过了三个小时之后，吴国志回前舱了，并且说了一句话‘这人咋就没了呢’？在刚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听见门口有人叫他出去，之后吴国志就再没回来……”
项立山并没有亲眼目睹杀人场景，他的观察就像电影的“蒙太奇”镜头，画面之外，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和含义，给人毛骨悚然的感觉。
“下午四五点钟，我们出来打饭的时候，我发现船上的人明显少了，打饭都没几个人了。”项立山的眼睛还在继续留意船上反常的迹象，“以前我走岗是接二副王永波的岗，等到那天晚上走岗的时候我发现二副没来，我接的是双喜的班。我把了三小时的舵，就回舱里了，从那之后就没见到二副。二副也没了。”
夏琦勇死后，负责做饭的段志芳又是另一种感受。一天一夜的大屠杀，包括失踪的马玉超在内，船上突然少了十个人吃饭，他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做饭、分饭，谁不见了，哪天之后不见人了，我都知道。”段志芳说，“我害怕，很害怕，怕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刘贵夺他们杀了，也想过跳海，但不敢。王永波被杀的第二天，我害怕，不敢在王永波被杀的房间待着，就从12人间搬到前铺睡觉。”
崔勇此时手上未沾血，他像段志芳一样，被焦虑和恐惧紧紧地包围着。
“一天早上我吃完饭，在前铺门口看到小薄在舵楼开船，冯兴艳在舵楼的窗户口上。”崔勇说，“接着，我就去厨房送饭盒，老吴过来打开水，出来碰到姜晓龙。”
“没什么事别瞎转，回铺里待着！”姜晓龙说。
“怎么了？”崔勇问道。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姜晓龙不耐烦地说。
崔勇不敢多说话，他回到前铺。
不一会儿，舵楼上又有人喊老吴上去开船，他是要去接薄福军的班，可是，崔勇没有看到刚才正在开船的小薄回来。这以后，他一直没看到小薄回来。到了晚上，老吴也没有回到前铺睡觉，姜树涛也不见了。他们都去了哪里？
前铺一下子少了四个人，原来住在前铺的包德、双喜等四个人，自从出事后就没再回到前铺睡觉。这时候，房间里变得很空。
目睹血腥场面的段志芳不敢在二层的12人间睡觉，他到一层的前铺找崔勇。
段志芳躺在冯兴艳的铺上。“我看他脸色不对劲，很害怕。”崔勇说。
“这屋里怎么这么消停？老陈哪去了？”门外突然传出刘贵夺的声音，他探头朝房间看了看，笑着说。
刘贵夺的笑声让崔勇脊背发凉。“我听后很害怕，看到刘贵夺的表情不对，感觉陈国军让他给害了，他这是在吓唬我们。”刘贵夺走后，崔勇问段志芳，“王永波哪去了？”
段志芳朝海里使了个眼神，崔勇顿时明白王永波被扔到海里了。
“是谁把王永波扔海里的？”崔勇问道。
段志芳没有回答。他的皮肤本来就很黑，经过这次惊吓，脸色铁青，看着吓人。头一天晚上的血腥场面实在把他吓坏了，他不敢想，却又没法不想。还有刘贵夺的话，阴阳怪气的，似乎暗藏着杀机。
“姓温的哥俩儿去哪了？”崔勇又问。
段志芳神色茫然地摇摇头。
崔勇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我感觉他俩也被扔到海里了，谁扔的到现在也不知道，马玉超也是那天以后不见的。”
段志芳躺在那里，两眼空洞地看着前方，一句话也不说。
“我们俩咋整？”崔勇得到这些信息后非常惊恐，他说，“跳海逃走也是死，海里有浪，还有海流，救生衣都被收走了，海上好多天也看不到船，没人救我们。”
直到此时，船上还有22人，其中半数人手上已经沾血，一夜醒来，剩下的10来人发现有那么多朝夕相处的同伴人间蒸发，这种莫名的惊悚对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摧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